九乡新闻网蓝色台风信号严重吗: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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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
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蒋 华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这些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与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方针；教育功能；变革
一、建国初期教育方针变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权的巩固、政治经济基础的重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塑是紧迫的任务。建国初，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上述指导思想转述为教育目的：“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950年5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
将教育指导思想定位于“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建设服务”，此定位与国家政权性质、执政基础和执政任务是相一致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在于：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为新中国教育体制的重建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其历史意义在于：初步形成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等思想成为贯穿我国教育方针实践的重要指南。比如，“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已经体现在建国之初的教育方针中了。因此，有人认为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方针的表述，“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欠准确，不符合历史实际。
二、20世纪5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党和国家对教育方针作了相应变革。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以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都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表述上看，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这与1951―1957年我国教育界所展开的，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分不开。 1951年，《人民教育》从6月号开辟“问题讨论”专栏，其宗旨是“凡对于教育工作上带原则性的重大问题，而在认识上尚有分歧的，就提出公开讨论”。 1956年《人民教育》11月号，专门编发“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讨论文章。当时如潘梓年、张凌光等参与了这场大讨论，甚至毛泽东主席也参与进来。
1957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教育界关于教育方针讨论，提出了他对教育方针的意见：“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疑，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意见对国家教育方针的确立与表述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文字表述看，尽管毛泽东只是对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和途径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与20世纪50年代我国所处的复杂国际国内背景相联系，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综观20世纪5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不难看出，此时段教育方针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但这一时期教育方针不同阶段的表述孕育了我国后来教育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如“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育、智育、体育”等范畴。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方针变革，是我国开始根据自己的国情，探讨和确立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教育发展指导思想的开端，也是我国教育方针开始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理论探索的起点。但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教育方针的歧义性和不稳定性，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教育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也断送了刚刚起步的教育方针的理性探讨。
三、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
“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在表述上虽然坚持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但是在实践上却异化了“两个必须”。将“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实践上异化为“为阶级斗争服务”；将“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上异化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并在实质上将教育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前后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性要求被泛化为抽象性的普遍要求。按此逻辑，教育必然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奴婢。由于教育指导思想与当时国家政治气候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倒退。
四、改革开放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方针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前提下，教育方针也成了反思的对象。潘益大在《关于教育方针问题的探讨》中指出：50年代教育方针“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没有反映教育工作内在的规律，没有反映教育与生产力，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所提出的培养目标没有充分体现现代化建设对人才要求的鲜明特点”。该文也是1980―1982年修宪期间最早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对50年代教育方针提出质疑的文章，并引发了80年代学术界对教育方针探讨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对教育方针以及相关教育问题的探讨，可以说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术界的第一个“百家争鸣”。整个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方针的研讨热潮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1980年 9月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议案中的意见；第二次始于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题词；第三次始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的酝酿；第四次始于1988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文件的酝酿。除此之外，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也将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列入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如国家教育科学“六五”、“七五”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研究列入重点规划课题。
上述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为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为国家教育方针在新历史时期的重新确立与表述创造了条件。80年代国家教育方针在表述上有重大变化的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劳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与50年代教育方针比较，“两个必须”代之以“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教育界影响深远，在实践中起到了教育方针的作用。 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从教育方针的内涵和形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80年代教育方针的理论探讨。从文字表述和实践来看，新的“两个必须”代替了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必须”，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精神和相关理论。这个教育方针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的又一次变革，教育指导思想的又一次转变。
总之，8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结束了文革前后我国教育价值取向在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上所存在的政治化偏差，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创了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但是 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的变革也存在着：“重社会本位，轻个人本位的偏差没有得到纠正”，“从教育的经济职能，从教育与经济、社会生产的角度强调教育为经济服务的重要性和教育的经济价值，而忽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忽视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等历史失误。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方针变革
在吸取80年代教育方针民主讨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这一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对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方针表述进行了重要的修订，表述更加简洁概括，在表述框架和思路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向50年代初和毛泽东表述的回归。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为对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我国教育发展蓝图的总体设想和规划，强调“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教育法》正式颁布，教育方针也明确写入《教育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教育最高法的形式将教育方针固定下来，体现了教育方针的权威性。90年代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和实践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术界的探讨还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表述，都力求教育方针表述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科学性。
六、新教育方针的确立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三步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怎样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此次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报告对目前我国教育的地位、作用、方针、政策，教育的目标、任务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要求。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来讲，都标志着我国教育方针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教育方针的表述，继承了建国以来教育方针变革的积极成果，也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新的总结。“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功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关于教育功能的认识，建国以来历次教育方针的表述都有所反映：从建国初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建设服务”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时期的“为阶级斗争服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90年代和新表述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表述上的变化，表面看上去是文字上的字斟句酌，实质上反映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与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方针表述史上似曾相识的反复反映了我国教育方针在教育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上的左右摇摆。这种不稳定又折射出我国对教育功能缺乏科学、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虽然我们可以将建国初期的“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到教育方针新表述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对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取向认识上的一次辨证否定，但是在文字表述上的辨证否定最终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这也正是我国新教育方针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的关键。同样，教育方针新表述中对教育目的、培养途径（如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人才素质（美的素质在教育方针表述中的最终接纳）等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在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这些认识上的成果需要丰富的和开创性的实践加以贯彻和落实。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J]．人民教育，1950，（5）．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潘益大．关于教育方针问题探讨[N]．文汇报，1980-11-04．
[5]王明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
[6]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7]何光全，廖其发．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成就与失误[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8]何冠男，廖其发．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沿革研究[J]．教育史研究，2002，（3）．
[9]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G]．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0]新华社．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六大报告诞生记[EB／OL]．（2002-11-20）．[2006-10-11]． 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作者：
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
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蒋 华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这些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与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方针；教育功能；变革
一、建国初期教育方针变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权的巩固、政治经济基础的重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塑是紧迫的任务。建国初，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上述指导思想转述为教育目的：“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950年5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
将教育指导思想定位于“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建设服务”，此定位与国家政权性质、执政基础和执政任务是相一致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在于：为肃清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为新中国教育体制的重建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其历史意义在于：初步形成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等思想成为贯穿我国教育方针实践的重要指南。比如，“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已经体现在建国之初的教育方针中了。因此，有人认为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方针的表述，“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欠准确，不符合历史实际。
二、20世纪5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党和国家对教育方针作了相应变革。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以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都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表述上看，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这与1951―1957年我国教育界所展开的，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分不开。 1951年，《人民教育》从6月号开辟“问题讨论”专栏，其宗旨是“凡对于教育工作上带原则性的重大问题，而在认识上尚有分歧的，就提出公开讨论”。 1956年《人民教育》11月号，专门编发“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讨论文章。当时如潘梓年、张凌光等参与了这场大讨论，甚至毛泽东主席也参与进来。
1957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教育界关于教育方针讨论，提出了他对教育方针的意见：“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疑，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意见对国家教育方针的确立与表述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文字表述看，尽管毛泽东只是对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和途径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与20世纪50年代我国所处的复杂国际国内背景相联系，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综观20世纪5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不难看出，此时段教育方针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但这一时期教育方针不同阶段的表述孕育了我国后来教育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如“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育、智育、体育”等范畴。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方针变革，是我国开始根据自己的国情，探讨和确立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教育发展指导思想的开端，也是我国教育方针开始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理论探索的起点。但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教育方针的歧义性和不稳定性，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教育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也断送了刚刚起步的教育方针的理性探讨。
三、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
“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在表述上虽然坚持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但是在实践上却异化了“两个必须”。将“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实践上异化为“为阶级斗争服务”；将“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上异化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并在实质上将教育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前后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性要求被泛化为抽象性的普遍要求。按此逻辑，教育必然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奴婢。由于教育指导思想与当时国家政治气候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倒退。
四、改革开放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方针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前提下，教育方针也成了反思的对象。潘益大在《关于教育方针问题的探讨》中指出：50年代教育方针“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没有反映教育工作内在的规律，没有反映教育与生产力，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所提出的培养目标没有充分体现现代化建设对人才要求的鲜明特点”。该文也是1980―1982年修宪期间最早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对50年代教育方针提出质疑的文章，并引发了80年代学术界对教育方针探讨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对教育方针以及相关教育问题的探讨，可以说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术界的第一个“百家争鸣”。整个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方针的研讨热潮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1980年 9月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议案中的意见；第二次始于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三个面向”的题词；第三次始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的酝酿；第四次始于1988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文件的酝酿。除此之外，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也将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列入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如国家教育科学“六五”、“七五”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研究列入重点规划课题。
上述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为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为国家教育方针在新历史时期的重新确立与表述创造了条件。80年代国家教育方针在表述上有重大变化的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劳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与50年代教育方针比较，“两个必须”代之以“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教育界影响深远，在实践中起到了教育方针的作用。 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从教育方针的内涵和形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80年代教育方针的理论探讨。从文字表述和实践来看，新的“两个必须”代替了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必须”，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精神和相关理论。这个教育方针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的又一次变革，教育指导思想的又一次转变。
总之，8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结束了文革前后我国教育价值取向在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上所存在的政治化偏差，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创了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但是 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的变革也存在着：“重社会本位，轻个人本位的偏差没有得到纠正”，“从教育的经济职能，从教育与经济、社会生产的角度强调教育为经济服务的重要性和教育的经济价值，而忽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忽视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等历史失误。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方针变革
在吸取80年代教育方针民主讨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这一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对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方针表述进行了重要的修订，表述更加简洁概括，在表述框架和思路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向50年代初和毛泽东表述的回归。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为对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我国教育发展蓝图的总体设想和规划，强调“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教育法》正式颁布，教育方针也明确写入《教育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教育最高法的形式将教育方针固定下来，体现了教育方针的权威性。90年代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和实践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术界的探讨还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表述，都力求教育方针表述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科学性。
六、新教育方针的确立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三步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怎样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此次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报告对目前我国教育的地位、作用、方针、政策，教育的目标、任务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要求。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来讲，都标志着我国教育方针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教育方针的表述，继承了建国以来教育方针变革的积极成果，也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新的总结。“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功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关于教育功能的认识，建国以来历次教育方针的表述都有所反映：从建国初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建设服务”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时期的“为阶级斗争服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90年代和新表述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表述上的变化，表面看上去是文字上的字斟句酌，实质上反映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与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方针表述史上似曾相识的反复反映了我国教育方针在教育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上的左右摇摆。这种不稳定又折射出我国对教育功能缺乏科学、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虽然我们可以将建国初期的“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到教育方针新表述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对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取向认识上的一次辨证否定，但是在文字表述上的辨证否定最终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这也正是我国新教育方针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的关键。同样，教育方针新表述中对教育目的、培养途径（如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人才素质（美的素质在教育方针表述中的最终接纳）等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在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这些认识上的成果需要丰富的和开创性的实践加以贯彻和落实。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J]．人民教育，1950，（5）．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潘益大．关于教育方针问题探讨[N]．文汇报，1980-11-04．
[5]王明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
[6]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7]何光全，廖其发．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成就与失误[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8]何冠男，廖其发．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沿革研究[J]．教育史研究，2002，（3）．
[9]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G]．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0]新华社．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六大报告诞生记[EB／OL]．（2002-11-20）．[2006-10-11]．http://www.sdrt.com/2xinwenzhuanti/quangguo shizheng/16da/jiedu/10.htm．
shizheng/16da/jiedu/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