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我实际上是一个传播者

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个问题，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我做法拉奇就好了，干嘛非要做奥普拉呢？我崇拜法拉奇，我是记者型的人，喜欢采访。可我做一个企业，千头万绪，把自己弄得这么累，还不一定能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其实当时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我当制片人的心都没有，我就想做记者，而且是调查性的记者。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很好的调查性的记者，我真的为此做过非常多的努力。法拉奇所有的问话我全部进行归类、分析，她的所有的书我都看过。我还专门追到波士顿，去看她所有采访邓小平的那些同期声，然后又跟她的经纪人联系。

那时候做制片人，我就发现，当一个业务人员是需要有非常好的平台的。当这个平台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这个业务员会特别地打折扣，你没办法释放。就像胡舒立说的，当年她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她发现她的主编不行，她就自己做了主编。后来发现出版人不行，她就自己做了《财经》的出版人。又觉得她的大老板不行，她就又自己建了一个平台。她才是一个很高的记者，在中国，我是非常佩服她的。

说老实话，法拉奇最精彩的不是因为她有多少疑问句，她有多少质问，她有多少引经据典。那都是表面的。法拉奇的深刻性在于，她对整个历史文明进程的把握、对真善美的甄别和对社会心理的非常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的认知，这些东西都是在法拉奇的后期闪耀得特别光彩夺目的地方。我前面做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在为一个最好的记者做准备。也许我未来就是做一个非常棒的记者。当我问出来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忽视我，他没有办法塌拉下去了，我一定要让他最后前倾到不能再前倾的地步，就是说他要跳起来。我其实有过这样一次采访。1996年，我做《新闻调查》的时候采访郭广昌，接近两个小时，他自己跳起来了，然后他说没事吧？我说没事，我们没有关机，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们可以不播。他那个时候站出来，说自己所有未来的梦想和狂人式的那种疑问。

我觉得我不是在做商业。我实际上在做一个传播者，记者也是一个传播者。我把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多一点，我利用的手段多一点，然后我会更加深入一些。当我面对一个企业家的时候，我有了创业经历的时候，我问出来的问题和一个没有创业的人那能一样吗？别说这样了，我就看很多我们央视的做社会新闻报道以及仍然在做调查性记者的人，他们见到了经济人物的时候，我跟你说，他们面前的那个墙，我立马能够意识到，非常厚，极其厚，那个门槛很高，他根本就没跨越，当你跨越不了这个门槛的时候，你就到不了距离人家比较近的地方，不能比较近的话，你掏不出真东西，你写的文章就没人看。

过去的2010年是我非常特殊的一个历程。我可以说花了大价钱，公司现在基本打平。打平就是相当于啥也没干，交了很昂贵的学费。我这一年学的东西可能是相当于我这10年学的东西，因为走的都是未知的领域，犯过所有创业者该犯的错误。可能还没犯完，可能还要继续犯，有的错误还要加大。

2010年基本上全年都在找感觉。很多人说优米网的赢利模式不清晰，其实互联网的赢利模式有哪一个是清晰的？这个模式是一点点地找感觉的过程。我在互联网单独上的日播节目《在路上》，从1月1号起，它已经在全国30个电视台播出，这就是在各地的发行。实际上，如果说赢利模式，这一点是清晰的：它是一个产品对应几个不同的传播渠道的方式。但是未来的产品是什么样，还会有很多的探索。

我在这一年里面没有大规模发展优米网，我是非常小规模。因为大规模快速的发展不利于寻找。当有人在找路的时候，你不可能跑得很快，你得试试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所以大家看到，优米网怎么还这样，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因为它已经是七八分的摇晃，才几个月，七八分，我觉得可以了。我现在做的任何的决策都是我要买单的。我要了解更多的事情。现在看到别人创业和自己创业，那根本就是两码事。以前《赢在中国》我以为我懂，实际上很多是不懂的。

我的独特竞争力在哪里？首先，我有一个像原来《赢在中国》的电视制作班底。这个内容制作班底应该说高出中国电视界的平均水平好多。其次，我有一个互动平台，就是优米网。这个就已经和许多主持人，比如说杨澜、李静、鲁豫她们有区别了。她们没有经营平台，而只是经营制作内容，我还有平台。

实际上，我是特别希望在新媒体时代能够构筑一个有电视传播手段、有网络传播手段，同时还有手机传播手段的大本营。我们现在还没有针对手机传播特点做一个非常好的产品释放，就是把优米网上的一些内容在手机上做了24小时的播出，它的点击量每天有300多人，我觉得还可以。未来我们会寻找手机的传播方式，为手机内容制作一个way，探索出一些东西来。

现在，互联网的广告已经慢慢上来了。我们的广告定价系统是我们优米网自己制订的。我们基本上以自制内容为主，但是我这个东西有它独特的社会群体，基本上是上线的年轻人的一个平台，而且媒体特质特别浓，所以我这个广告就是这么一个定价标准。然后我到各个电视台做发行，卖片子，有广告冠名，或者说播广告，这是第二块。至于手机，可能是前端收费，或者还有带广告，或者还有什么样的模式。另外，我们正在制作100集的国学讲座节目，范曾讲的，这又是一笔制作费收入。

元旦那几天，生活真美好啊。我看书，看《连线》创始人凯文。凯利写的《失控》。我看光盘，《非诚勿扰2》。我什么都看，就让时间在各个思维方式里面漂流。我待在我的书房里，一边拿着抹布一边收拾书，一点导向性也没有，特舒服。

读书是我的疗伤方式。我现在的工作日都是一个一个地卡的。像今天，三点半到五点接受采访。接下来有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会议。再接着七点钟又有事。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有一堆这样的事要应付。

从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创业是一个不归路。所谓的不归，这是很符合我的个性的。实际上我回电视台很简单，我随便做点东西养活我自己，也不是太成问题。既然出来了，我特别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它能对接到我的坟墓。实际上，女同志很多是55岁就要退休了，现在女同志55岁其实特别年轻，她就失去了和社会对接的渠道，然后就进入私人的空间。如果你要活85岁，你还有未来的30年，这30年可以改变世界。邓小平70多岁的时候改变了世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干，我想干多久干多久。这对我来说动力非常大，而且你哪怕干得不是太好，好和不好没关系的，只要你能生存下来，不一定要为别人怎么样，就是多了一个人生。

我是一个对钱感觉不大的人。人家说我是商人，我说商人是一个很好的词，不要把商排在最后。为什么做《赢在中国》？实际上商业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里面推动非常大。我本人赞赏那种，但是我天生没有这个。我永远不知道我家里多少钱。我大概过一个月都要问一下我先生：还有多少钱？过几天又忘了。反正我是不管的，就那么放着。

可我看财报，我对公司的财务特别清楚。我发现我是这样的，当我需要成就某件事业的时候，我立马会把它转为兴趣。我要是不喜欢的事情，你打死我也没用。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未来的事业是有帮助的时候，或者是必经之路的时候，我一定攻下。我跟财务说，我现在当半个财务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基本上都是用男性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用能把事情做成的思维方式。这是很残酷的，你这个公司开着，好几十号人，你签签工资单试试，你签签几险一金试试，你看看整个公司的花费，某件事情你要做成你才会有收入，这很现实，这个东西什么男性、女性都得经过。

我原来的“利”是美丽的“丽”，我愣是把它改成胜利的“利”。我说这个美丽要么就是女特务，要么就是花瓶，脑子进水，一看就是不能谈话。以前我们《新闻调查》出镜的时候，我连脸都不洗，绝对不洗，拿着话筒就行了。我一分钟就出门了，披了衣服就出门，现在大概需要五分钟到十分钟，也还是挺快的。

说到底，商界还是男人的天下。你说哪个男的花心思在修饰上的？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你睡觉他也得睡觉，你把时间花在这儿的话，你就落下来了，所以你别在细节上弄，好家伙，那睫毛都还要重新贴。

我有孤独感。包括现在，我都很难找到特别合适的女性朋友。说老实话，我在情感上非常尊敬她们，但是你要找到像我这样的还是蛮难的。你不能沿着同学的脉络去找，甚至博士同学，都不能说满足我目前对她们的愿望和我们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

你说我的动力在哪里？实际上每个人埋在心里的基因不一样，就是你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说我这辈子，我看看我到底到死的时候，我能是个什么样，我就较着这个劲。我就不停地努力，我到死的时候，我到底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否则你一辈子就废了，到了60，我听着这种东西，我都懒得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