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龙腾 淘宝店:薄熙来回应“出身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工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6:37:39

6日,人民大会堂重庆厅,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对外开放。境内外110家媒体的18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聚焦重庆发展,其中包括43家海外媒体。

当天下午3点,代表团开始审议。马正其、杨庆育、崔坚、谭栖伟、张国安、王立军等代表发言。为了给中外记者留出更多提问时间,大家自觉地都把时间控制在8分钟之内。

不到4点,主持会议的陈光国代表就说:“海内外很多记者朋友非常关心重庆,为了给大家留足时间,代表发言到此为止,欢迎记者提问。”在场记者立即踊跃举手,争“抢”话筒,就重庆改革探索、两江新区开发、内陆开放、唱红打黑等关注的话题提问,薄熙来、黄奇帆一一作答。

重庆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就问题解决问题,要不断推出一些既改善民生又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人民日报记者:今年重庆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被外界称之为“重庆模式”,请问重庆市领导怎么去理解“重庆模式”的特点和内涵?“十二五”期间,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将在哪些领域改革创新?

黄奇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熙来书记和我,我们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探索建立内陆开放高地,城乡统筹发展以及转变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问题解决问题,从来没有想去搞一个什么“重庆模式”。

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与沿海地区建设开放高地有根本不同。内陆跟沿海相差2000公里,如果内陆要搞开放高地,就不能照搬照抄沿海过去30年的模式,而要根据西部和重庆的特点来搞。比如,最近,重庆采取“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加工贸易模式,成功推动了惠普、宏碁电脑在重庆建立加工基地,今后几年会形成上万亿元的销售值。并且把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高端———结算留在了重庆,现在,惠普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境外搬到了重庆。总之,重庆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西部的实际条件,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推动民生导向的发展。

我们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其核心特征就是:一方面,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民生,同时民生本身也成为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城乡、区域“三大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逐渐缩小。最近几年,重庆推出的很多发展措施,都符合这样的特征。

在民生上使的劲儿越大,花的钱越多,经济生活就越活跃,政府就越有钱,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今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民生目标,而且实现了量化。请问薄书记,您怎么理解这些民生目标?重庆又有哪些具体的民生工程?民生支出占市财政支出的比重有多大?

薄熙来:关于经济发展的思路,黄市长已经做了一个描述。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思考,在西部经济比较薄弱、困难比较多的情况下,怎样来拉动我们的经济?传统的思路是要把经济发展起来,把规模做大,挣了钱然后再去改善民生。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要改变这一思路。不是说先发展经济,有了钱,再改善民生,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就要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攻坚克难。民生不仅是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其本身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要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民生上使的劲儿越大,花的钱越多,经济生活就越活跃,政府就越有钱,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实际操作两三年,我们感觉以民生为动力的发展之路,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走得通,很有效。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干部精力投向民生,不仅促和谐,在经济上也能促消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我们50%以上的财力投向与民生有关的领域,干部50%以上的精力也系于民生。虽然民生的投入增加了,但算大账,2010年财政收入增加了49%,更有后劲。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经济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仅仅追求GDP,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摆在核心位置,要以民生打头,围绕改善民生做好经济工作。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必须在消费上大做文章,以扩大内需促发展。

小平同志曾讲过:“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初期,他又讲过:发展到一定时期,分配的问题比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解决。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而且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重庆去年的市委全会,以民生为核心内容,制定了“民生十条”,计划3年投3000亿,集中财力改善民生。“十条”中的每一条都很具体,都有“含金量”,目前正一一落实。这些投入完成后,城乡群众将直接受益,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会培育起来,并随之表现为对经济的拉动力。总的来说,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牵头的经济要素,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不仅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社会更和谐,从而大大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而且有助于整体塑造重庆的发展环境,增强凝聚力,具有多重优越性。这条民生优先、公平分配之路将会一通百通,越走越宽。

一个城市就是要提倡精神文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树立一些品格高尚的典型,让人学有榜样

光明日报记者:前不久,重庆市委、市政府命名表彰“白求恩精神示范医院”、“雷锋式班集体”和“雷锋式学生”,这是基于什么考虑,要达到什么目标?在社会转型期,又应如何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

薄熙来:重庆不少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高尚,前些时候,市委、市政府对他们给予了表彰。但为什么要授予他们白求恩铜像呢?五六十岁的一代人,都读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当代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他的事迹,现在拿出来也是楷模。他是世界知名的胸外科专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当年,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每月只有5元津贴,毛主席为照顾他,特批了每月100元,但他坚决拒绝;受伤战士要输血,他挽起袖子,“我是O型血,抽我的!”一抽就是300毫升。另一个战士失血过多,他又毫不犹豫献血300毫升。现在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一个城市要发展起来,不仅要靠丰富的物质财富,还要有城市精神,这样才会有后劲。我们让年轻一代重温这篇经典,就是让大家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还很穷,吃饱饭都是个问题,但大家精神振奋,干成了很多大事,也高高兴兴走过来了,就因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劲头儿,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们的精神状态对于建设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困难、复杂的时候,精气神更加重要。

毛主席亲自树立的雷锋这个典型,至今也令人信服。雷锋没有念过大学,牺牲时年仅22岁,却留下了9本雷锋日记,20万字,感动了很多人,教育了一代人。他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你看,一个“有限”,一个“无限”,多么富于哲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用“春夏秋冬”作比喻,很生动,很贴切,还有些诗情画意了。他不但“好事做了一火车”,连日记也写得很有文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需要这些精神楷模,并一代一代传下去。今后我们国家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后劲,就看年轻一代有没有高尚的追求、顽强的意志和深厚的学养。重庆虽地处西部,山高沟深,但只要把年轻人培养好,像白求恩和雷锋那样,善于学习,精益求精,对人民充满热情,对工作敢于负责,就大有希望。最近我就看到听到不少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其中有两位盲人兄弟,自己生活都很艰难,却靠割猪草喂猪赚钱,硬是把一个不满一月的弃婴抚养成人,家里有点细粮、瘦肉都要留给这个女孩儿。他们眼睛看不见,但比起那些自私自利,对困难群众“视而不见”的人,不知要“明亮”多少倍。一个城市就是要提倡精神文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树立一些品格高尚的典型,让人学有榜样。

重庆建金融中心是在落实中央的要求,分三个层次推进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重庆提出要建立内陆金融中心,请问未来5年重庆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推动,是依靠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金融机构的入驻还是依靠发展重庆本土的金融机构?

黄奇帆:重庆建立内陆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的要求,我们是在认真抓落实。重庆要成为金融中心,不完全靠税收优惠,而是靠金融人才支撑,靠打造金融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靠大量金融力量的集聚。重庆正在分三个层次推进:一是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的主流金融业务。二是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租赁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发展各种金融结算类业务。目前,重庆有7个交易所,从业务角度看,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系,从金融角度看,都是区域资源的结算中心。同时,重庆还在推进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以及各种电子票据的结算。只要我们把这三大金融体系发展好了,相信国务院对重庆建设金融中心的要求能够得到落实。

当代大学生,就应该继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传统,在念书阶段就联系工农大众,进行适量的社会调研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段时间,重庆“打黑”有效改善了社会秩序,请问对经济秩序有什么影响?此外,重庆要求在校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薄熙来:“打黑”以后,重庆的经济秩序好多了。“打黑除恶”不是我们心血来潮,而是按中央统一的政策来办的,历届市委、市政府也是一茬接一茬,坚持不懈来做这项工作的。经过“打黑除恶”,不但净化了社会环境,也改善了发展环境,使外来投资者、本地经营者更放心、更安心。此外,重庆还把交警和巡警进行了整合,市民的安全感进一步增强了。现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儿,都是宝贝,一定要确保这些孩子的安全。我们在中小学、幼儿园设立校警,虽然花了一些钱,但为下一代的安全就值得。这些都是“打黑除恶”的后续工作,对于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也都是有益的。

关于大学生实践,我感觉,现在大学生在课堂上虽然能学到不少东西,但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创造条件,让大学生到工厂去实习,到农村去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有机会去接触工人、农民,将使他们终身受益。当代大学生,就应该继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传统,在念书的阶段就联系工农大众,进行适量的社会调研,而不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样对书本上的东西也会有更实在、更深刻的理解。重庆现在开展的这项活动,大学生们普遍反映是好的。

认准了的就得干!比如“唱红打黑”,就不在乎那些说三道四,一定要把该做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农民日报记者:唱红打黑、五个重庆、民生十条、两江新区、红色频道……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眼球,请问薄书记,对此您如何评判?

薄熙来:怎么能自我评价呢?那样网上肯定得说我们“自高自大”了,我可不能落入你这个问题的陷阱!(众笑)刚才黄市长就没有落入你们的陷阱,我们是从来不讲“重庆模式”的,也从不自我评价。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个态度,好的评价,听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好的评价,也要一分为二,冷静、客观地分析、对待。要是人家一说什么就很敏感,就缩手缩脚,那就啥事也别想干了。认准了的就得干!比如“唱红打黑”,就不在乎那些说三道四。我也知道有人在说风凉话,“打黑”触及了不少人的利益,哪能没有风凉话呢?我们“唱红”,也有人不乐意,可我们是在说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好话,讲人民创业的光辉历程,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说到“唱红”,重庆电视台还有很多内容,他们正在改版,打造传播主流文化的平台,《纵横》、《天下》、《记忆》、《信念》等栏目,那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博采众长的,包括世界各国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爱因斯坦的故事,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等,都在介绍之列。我们还是那个态度,一定要把该做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唱红打黑”也好,经济工作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都要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至于说媒体的朋友如果看到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合适的,特别是有啥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一定要给我们指出来,我们会高度重视,认真加以改进。

对具体的案件,对黑恶势力头目的审判,我们不仅“不干预”,还“官僚主义”,从不过问

凤凰卫视记者:内地一些省份因为拆迁引起了群体性事件,而据我了解,重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却实现了零上访,请问有什么经验?我还想了解一下,重庆在法制建设,尤其是司法部门独立办案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黄奇帆:最近三年,重庆正在对危旧房进行拆迁,规模之大,是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三年里拆了1200万平方米,涉及几十万老百姓,还真做到了基本零上访。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充分考虑了原住民的利益。熙来书记第一次去现场考察时,看着那些破烂房子,就提出一定要把拆迁危旧房做成民心工程,并要求按拆迁面积再加50%来操作,实际安置下来,比这个比例还要高。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当然就高高兴兴地搬出破房子,迁到新房子去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做到了既保障民生,又促进了城市发展,还保证了社会稳定。

薄熙来:我补充一下。除了危旧房拆迁政策,市委、市政府还组织了20万名干部“大下访”,各级财政共投入100多个亿,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20多万件,对信访积案做了个“大扫除”,兜底解决了大量问题,现在的信访工作就感觉轻松多了。

你还提到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问题。就以“打黑除恶”为例,涉及几百个重要案件,每个沟沟坎坎都有其复杂性。对具体的案件,对黑恶势力头目的审判,我们不仅“不干预”,还“官僚主义”,从不过问。这些案件完全由公检法系统,按照司法程序,依据事实,依法审判、依法定罪、依法处理,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审理,还在电视上公开播放,接受公众的监督。

重庆是一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都对重庆很有感情,始终关心关注重庆

澳门澳亚卫视记者:您的前任汪洋,在广东积极推动粤港澳合作,重庆会不会与澳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薄熙来:汪洋同志对重庆很有感情,调任广东后,仍惦记着重庆的发展,把广东的企业引到重庆,现在已有不少广东企业来重庆与我们合作。重庆是一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地方,凡是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几任书记,蒲海清、包叙定、王鸿举三位市长,他们都对重庆很有感情,始终关心关注重庆。

幸福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即使物质上极其丰富,也并不一定就有很强的幸福感

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去年重庆被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请问薄书记,您如何理解幸福感,在重庆“十二五”规划中又有哪些具体措施?此外,在两江新区建设中,日本企业有没有什么新机遇?

薄熙来:关于幸福感,我的理解是,这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即使物质上极其丰富,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都极佳,也并不一定就有很强的幸福感。幸福感是生活在当地居民的一种精神感受,这感受固然与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等物质因素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基础,但同时也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有对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感觉。幸福感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又有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比如上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但绝大多数人内心一片光明,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时的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幸福感。

重庆虽地处西部,经济条件远不如东部沿海,但同样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甚至做得更好,因为幸福感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达”所决定的。只要能真正让千家万户感觉到,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让更多市民感知,我们的社会是安全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让大众信服,我们反腐败是坚决的,对坏分子是严惩不贷的,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幸福感。当然,幸福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努力学习、探索和实践。

黄奇帆:重庆的两江新区是去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新区,它既有西部开发的所有政策,又有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一个增长极。去年两江新区GDP突破了1000亿元,增长了23%,估计今后几年将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两江新区成立半年多时间里,吸引了1000多亿的国内外投资,这里面既有美国的企业,也有港澳台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企业,比较而言,日本企业的确不多。我分析了一下,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种境外投资中,日本占了20%;到了90年代,占了10%;最近10年,比重下降到5%,我认为这与日本经济不景气等状况有关。重庆一直高度重视日本企业,最近在跟日本的东芝公司商谈来渝建电脑生产基地的事,也在与日本佳能公司商谈,欢迎佳能到重庆造数码相机。此外,已来渝发展的日本企业发展都较好,比如五十铃汽车,最近3年在重庆的产量、效益都翻了番;另外铃木公司的产量也从10万辆增加到20多万辆,他们都可能在重庆增资扩股。所以,重庆还是日本企业非常好的选择地。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重庆的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人认为,你们这一代领导人,由于生活经验和教育背景不同,对某些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工作方式,对此你怎么看?

薄熙来:我们还是讨论有关重庆的问题为好。你不了解我的经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工作,中国有句老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重庆的事。你去过重庆没有?(答:没有,我已经申请了)重庆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现在有不少美国朋友已经去了,惠普在重庆搞笔记本电脑,还有不少美国企业在重庆的发展也很不错。

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今年度重庆将有50亿美元投向海外,这其中包不包括台湾呢?

黄奇帆:我们的海外投资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有个项目储备库,达上百亿美元,每年能够操作落实的差不多40亿-50亿,有不少项目计划正在研究。

“严是爱,松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须板起脸来,敢于叫硬,而且常抓不懈

香港大公报记者:有人说,重庆出现了一种“大民小官”的现象,人民群众越来越有主人翁感觉,对官员的约束越来越大。重庆在“治官”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您是怎样让干部放下身段为老百姓服务的?

薄熙来:去年,重庆的纪检监察部门搞了个措施,叫做“三项治理”。第一项是交红包,干部收了红包,不管多少钱,都要主动交上来;如果不交,一旦发现,就严肃查处!结果,两个月就收到了6000多万元上交的红包。第二项是严查超标用车,也是先由干部自报,一次性收了6000多辆超标车,然后公开拍卖一部分,再合理分配一部分。第三项是严查官员亲属经商行为。有句老话讲得好,“严是爱,松是害”,市委、市政府必须板起脸来,敢于叫硬,而且常抓不懈,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风清气正。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求机关干部“三进三同”,“三进”就是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一些三四十岁的干部,到农村已经很不适应了。同劳动还行,无非是出点力气,咬咬牙还能挺过去;同吃就比较费劲了,坐到桌子上就开始犯嘀咕,干不干净呀?味道行吗?最困难的就是同住了,尤其在山区,条件更艰苦,一会儿嫌被子有味儿,一会儿怕老鼠臭虫,真是不适应!以后你们这些记者朋友到重庆,我们也给你们组织一次(众笑),不用多了,就一天,体会一下,你们的思想觉悟肯定能提高(大笑)。

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回来后写的感想可生动了!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经过“三进三同”,觉得什么都好,更珍惜眼前的工作和生活了。刚才不是有朋友问幸福感吗?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笑)。

“增长极”这个概念,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我们是从多层面来研究和实施的

经济观察报记者:“十二五”中,重庆提出要建成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如何理解?怎么实现?有哪些量化的指标?

黄奇帆:这个增长极是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定位的,希望重庆这个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能够对周边地区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就像深圳、广州是珠三角的增长极,上海是长三角的增长极,天津将成为渤海湾的增长极一样,是一个常规的区域发展战略。

薄熙来:重庆在“增长极”的建设上有了较大进展,这里有几个概念,可以从数据上分析。比如,进出口,原来是十几亿美元,现在达到100多亿,2015年会达到千亿;利用外资,原来规模很小,2007年只有10来亿美元,去年达到60亿,今年可达90亿;对外投资,去年重庆搞了50亿美元,今年还会上一个台阶,“走出去”已迈出了重要一步。总之,“增长极”这个概念,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我们是从多层面来研究和实施的。

重庆开放高地建设是一个与国际融合,促进要素流转,促进内外两种资源循环基础上的一种开放高地建设

新华社记者:“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要扩大内陆开放,重庆近年来推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措施,但是内陆有很多地方,请问重庆如何避免与其他内陆城市的竞争?

黄奇帆: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有三个方面的要点:一是在引进外资上,3年前重庆利用外资是10亿美元,去年发展到63亿美元,估计今年会达到90亿甚至100亿美元。现在中国不缺外资,我们这么起劲地把外资引进来,是因为外资还可以带来技术、市场、管理和观念,对我们形成开放高地是有益的。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开放高地建设要求重庆的企业走向世界,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到了3万亿美元,也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去年我们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重庆会继续到海外投资50亿美元,收购国际上的一些矿山、农产品或者一些装备技术。三是进出口贸易,去年重庆进出口贸易增加了50%多,估计今年会翻番,今后三五年,重庆进出口贸易会发展到1000亿美元。

在推进这三方面发展的时候,我认为跟内陆其他地区不会有太多的竞争,而只会带动内陆地区共同与世界融合。当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有1000亿美元的时候,一定会拉动重庆与内陆其他地区的产品交流;当我们到海外投资的时候,内陆的兄弟省份也不会与我们有太多竞争,如果一起加入海外投资的大军,更是件好事。所以,重庆开放高地建设是一个与国际融合,促进要素流转,促进内外两种资源循环基础上的一种开放高地建设,不会跟内陆其他地区发生太多的竞争。

重庆人特别勤奋,一说建“森林重庆”,就拿出当年大寨人的劲头儿种树,还绿化我们的长江母亲河

香港中国旅游经济台记者:前不久,国务院通过了成渝经济区规划,这对香港客商来说,意味着新的合作机会。渝港之间可以在哪些方面深化合作?此外,重庆拥有长江三峡、大足石刻、钓鱼城等景区,怎样才能吸引更多港人来渝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呢?

薄熙来:历史上的重庆,至少有两件事大家应该了解。第一件,在座的朋友可能都读过《三国演义》,这部“中国第一才子书”,其中一半的故事都发生在现在重庆所辖的境内。奉节白帝城,刘备托孤地,当年诸葛亮写下了著名的《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主席曾评论说,“读了《出师表》,不落泪不是忠臣”。沿江而下,很多景点都与三国有关,很上讲究。第二件,和欧洲有关。当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打到钓鱼城,重庆守军非常顽强,蒙哥久攻不下,冷不丁反被守军一炮炸死。这时候,正在攻打欧洲的成吉思汗其他王孙,纷纷撤军回来争夺汗位,客观上解了欧洲之围。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人都得感谢咱重庆呢(众笑)!

重庆人还特别勤奋,一说建“森林重庆”,就拿出当年大寨人的劲头儿种树,还绿化我们的长江母亲河,一到开春,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种树的人。这样干下去,重庆城里城外,长江两岸都会美不胜收。

黄奇帆: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它的很多业务对重庆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由于香港也是海城、山城,他们的房地产商在重庆造房子就造得很好;香港有许多金融企业在重庆开了分行;借助香港这个资金中心,去年重庆农商行到香港上市,募集了120亿港币;重庆还考虑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债券。另外,香港的物流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等方方面面都可以来重庆发展。总之,香港的各种人才、各类企业都对重庆是有补充有帮助的。这些年,重庆海外投资40%左右都是香港投资,今后几年还会是这个趋势,我相信渝港合作前景会非常灿烂。

今后,我们要干一件更大的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电视台记者:重庆推进“民生十条”,全力提升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今后还会有什么重大的举措?

薄熙来:刚才有记者朋友提出重庆今后想做什么,还有什么重要的想法。我想跟大家讲,我们重中之重的事情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我脑子里最大的课题。过去3年,我和鸿举、奇帆两任市长破解的最大课题,就是“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去年市委开了一次全会,主题就是改善民生,推出了“民生十条”,包括建公租房,农民养老保险全覆盖,照顾好留守儿童,还要在3年内让“两翼”农户都增收万元。重庆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农村的面积和人口,比京津沪拢一块儿还多很多,其中又有14个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要努力让老百姓,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要让3200万重庆人民各得其所奔小康,生活条件得改善,对此我们责无旁贷。

今后,我们要干一件更大的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不光是重庆,沿海地区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就重庆而言,我们一是要尽可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要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二是要做大中等收入这个阶层;三是规范高收入人群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会结合重庆实际,同时借鉴国内外一切成熟的经验。

如果经济发展了,“三大差距”却扩大了,就有违科学发展观,就不是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

经济日报记者:我有个问题问黄市长。今年您在重庆“两会”明确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缩小“三大差距”,这在我国地方是首次,实现起来有哪些困难?重庆将通过什么设计保证目标实现呢?

黄奇帆:我们的确在考虑缩小“三大差距”。如果经济发展了,“三大差距”却扩大了,就有违科学发展观,就不是真正的转变增长方式。我们有二三十条措施都是指向缩小“三大差距”的,比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后,就会缩小在城里的农民工和城市原住民的生活差距;“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就会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等等。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年前在重庆采访,感觉打车很难。重庆在城市的微观管理上有哪些考虑?

黄奇帆:这是一个很具体但也很重要的城市现象。出租车如果数量少了,会出现打车难;如果过多,空载率太高,又会影响司机的收入,这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说的现象是存在的,现在重庆主城扩大了,进入二环时代,1万辆出租车已不能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我们正在考虑适度增加出租车的供应。

问答之间,已接近6点钟。两个小时里,薄熙来、黄奇帆与记者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当看到记者们意犹未尽时,薄熙来提出,代表们还要准备明天的审议,可以先行离开,我与黄奇帆市长再留半个小时,继续接受提问。现场一片掌声、欢呼声,记者们呼啦一下子围成了一个更紧的半圆,问答又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主持人宣布采访正式结束时,记者们仍簇拥着薄熙来、黄奇帆,一路追问。

(本报记者 牟丰京 任锐 李鹏 张雪峰 商宇 杨冰 何清平 张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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