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品牌比较:对印自卫反击战为何让印军打绿旗来取被缴物资？

核心提示:那么，印军派人来领取时，让他们打着什么旗帜呢?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的指示出人意料，他说: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

本文摘自:《耿飚回忆录》 作者:耿飚 出版社:中华书局

俗话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虽然我国对所有邻国一视同仁地实行睦邻政策，都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它们通过谈判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与邻国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却并未像中缅、中尼、中阿(富汗)、中巴(基斯坦)边界问题那样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如此，而且在1962年冬，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在中印边境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印军袭击中国哨卡，挑起流血事件

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由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1914年春，在印度北部西姆拉举行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一方面在会上提出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种种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背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在会外阴谋设计了一条西起中不(丹)边境、向东延伸的非法边界线，企图把中印边境东段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接着，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离开西姆拉，来到德里，于3月24日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制造了这条非法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的历届中央政府均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即使英国自己也长期不敢公布有关这条非法边界线的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关于这段边界的历来画法；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36年，这条“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上，但在1954年以前，仍被注明是“未定界”。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军队即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逐步推进，到1953年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度军队从1952年起也侵占了将近两千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与中国历史上行政管辖区的界线是一致的，即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分水岭到空喀山口，再从空喀山口向南直到帕里河附近处，这条线以东和以北的边界地区，历史上从来就属于中国管辖。其中大部分地方，包括阿克赛钦地区，是新疆管辖的，小部分地方由西藏管辖。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管辖这个地区，并把它作为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和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主要交通要道。

印度地图上对西段边界的画法，在19世纪中叶以前，同中国地图的画法很接近。也就是说，当时印度方面对这段边界的划法和中国没有多大差异。1865年以后，印度主要的地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模模糊糊，这显示英国殖民当局正酝酿改变边界的划法。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颜色涂出这段边界时，开始扩张到中国管辖地区，但仍然标明这个地方是“未定界”。直到1954年印度地图才把这条扩张了的“未定界”画成正式“边界”。接着，印度军队于1955年公然越过中国的行政管辖线，侵占了中国的巴里加斯地区。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友好协商来解决，就像我们和其他邻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签订边界条约一样。为了给中印谈判协商创造良好气氛，我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军从所占领的地方退回去，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中国军队也不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印军不越过中国行政管辖线，从其侵占的巴里加斯地区退出去。

但是，印度方面不理会中国的合理建议。1959年3月，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军对上述中国领土的侵占是“合法”的，而且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新疆的阿克赛钦等地区约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印度。同时，印军不断地侵入中国领土，仅从1959年6月至9月的三个月内，就侵占了我国的朗久、兼则马尼、塔马顿、马及墩(以上在东段)，班公湖地区(在西段)和乌热(在中段)等地。

我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谊，争取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因此命令我国边防部队对入侵印军不得开枪，以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但是印方得寸进尺，不仅继续入侵，而且袭击中国哨卡，挑起流血事件。10月22日，印军蓄意进攻我空喀山口，打死打伤我国边防人员，从而导致边界冲突。

深夜，及时把照会递交给了印方

尽管如此，我国政府还是做到仁至义尽。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怀着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印度国内的一片反华喧嚣声中飞抵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其后，根据两国总理的协议，中印官员又分别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了两次晤谈。但是，由于印方不顾事实，肆意歪曲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为印军的侵略行径无理辩护，所以几次会晤谈判均未取得一致意见。

自1962年4月起。印军变本加厉地采取侵占行动，从西段到东段连续侵入和占领中国领土。9月，印军第九旅竟然进一步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进攻驻守择挠桥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四十七人。同时，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了二万二千余人的兵力，准备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驻守中印边境地区的我国边防部队，遵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对印军的挑衅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印方把我们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步步进逼。我们边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中央准予还击印军的进攻，以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全国人民也义愤填膺，希望边防部队把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军赶出去。

10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全线发起进攻。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由驻守新疆和西藏的边防部队对印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中印边境之战，我国政府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也就是说，我国边防部队是在印军不断向我进攻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二是并非要借助军事手段来解决边界争端，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反击促使对方停止军事侵略，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这次自卫反击战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和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从外交和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指导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总参谋长，周总理经常把他找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罗总长向周总理建议，要我也参加研究，因为我既是副外长，又熟悉军事。周总理同意。于是，每天晚上，我和罗瑞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同志，都到周总理那里。一起商量、研究。有时情况紧急，白天也去研究。每次作出决定后，有关军事方面的，由罗总长回总参去贯彻、实施；关于外交方面的，由我回外交部去布置、执行。凡有重要情况和重大决定，周总理都亲自去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因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在第一次研究时，周总理指出:印方不顾国际惯例，对我不宣而战，我们可不能像它那样，而是应该光明磊落，在自卫反击战开始之前，要向印方递交照会，通知它我边防部队即将发起反击，并说明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的缘由和目的。他命我立即起草照会，必须当晚递交给印度驻华大使馆。

周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政策水平和领导、组织才能。就拿这次递交照会来说吧，周总理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考虑:从外交方面来看，必须使印度外交部在我军开始反击前得到这份照会；从军事方面来看，却不能让印军过早地知道我军的意图。为此，他详细、精确地计算了从印度驻华大使馆向印度外交部、印度外交部向其最高当局和印军领导机关、印军领导机关向边境地区印军分别报告、通报和传达命令所需要的时间，然后确定了向印度驻华使馆递交照会的具体时刻。这样，使外交上先宣后战的国际惯例和军事上的保密得以兼顾，从而为这场正义之战的成功莫定了基础。

当我将紧急起草的照会内容报请毛主席、周总理审核批准后回到外交部时，已是深夜。由于当时印度驻华大使不在北京，我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去把印度代办叫来。可是。这位代办已经回宿舍睡觉去了。他睡得很熟，任凭人们在宿舍门外大声喊叫、按门铃、敲门、往屋里打电话，总是唤不醒他。没有办法，礼宾司的同志只得叫人翻过围墙。到屋内把这位代办从床上叫起来。就这样，我们及时把照会递交给了印方。

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缴获物资

196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在印军发动进攻的态势下，被迫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同时进行自卫反击。

当时，东段的态势异常严峻，印军第七旅自从侵占了克节朗地区后，在克节朗河一线展开，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我西藏边防部队针对该旅的进攻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该敌。反击一开始，我军就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穿插切入、分割包围等战术，将敌军各个击破。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获其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接着，我军乘胜分五路继续进击，收复了达旺地区。在东段的其他地区，西藏边防部队也向占领我国领土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拔除其侵略据点。

在西段，我新疆边防部队在反击中全歼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拔除多处侵略据点。

印军继续向边境地区增兵，到11月中旬，兵力已增至三万余人。14日和16日，印军在第四军军长考尔和第四师师长帕塔尼亚的指挥下，再次全线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

我边防部队以东段的西山口作为主要反击方向，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正面之敌。集中主力向两侧及敌后实施迂回包围的战法，歼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先后收复了德让宗、打陇宗、邦迪拉及其南面的鹰窠山等几个山口。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东段其他地区和西段地区，我边防部队也分别向当面的入侵印军发动反击，收复了梅楚卡、塔克辛、瓦弄等地，全部拔除了中国境内的印军侵略据点，粉碎了印军的再次进犯。

在打退入侵印军后，我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这再次显示了我国愿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我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一侧撤退20公里。

停战后，我国政府命令我边防部队将在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尔后又分批释放了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准将在内的三千多名全部被俘人员。

在交还缴获物资前，周总理还特别指示，要把缴获的武器、车辆等擦洗干净，通知印军来领回。这种把缴获物资全部无条件交还敌方并为其擦洗干净的做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不曾有过。无怪乎国际人士和舆论界对此交口赞誉，认为这是中国继停火、后撤之后，向印度表明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又一体现。

那么，印军派人来领取时，让他们打着什么旗帜呢?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的指示出人意料，他说:让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

打绿旗，这是一个奇特的意见，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因为，按照国际惯例，败方应该打出白旗；但是打白旗意味着投降，而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是把入侵印军赶出去，进而促使印方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不是要印军向我们投降，所以不宜让印军打着白旗来领取。当然，也不能让印军打着它的军旗前来。而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因此要印军打绿旗前来领取，一方面表明我国的和平诚意，希望中印两国的关系能够回到和平共处状态，两国间能够重建和平睦邻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军不把印军当作败方，给对方以一个台阶下，以便有利于解决争端，并为以后中印两国重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打绿旗”这个主意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当时当地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其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既富有哲理，又体现了周总理善于将外交和军事艺术紧密结合、灵活运用的智慧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