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品牌大全:毛泽东发动文革大批刘邓的来龙去脉

文章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
作者：柯延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版次：2010年8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一书（上、下）为国内权威党史专家精心编撰，全方位、多视角诠释伟人的光辉的一生。此书是国内迄今最完整、最全面的图说世纪伟人——毛泽东的图书版本，部分照片系首度于国内外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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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文革”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
 
制定《五一六通知》
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
初稿送毛泽东，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
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
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
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亲笔写在《通知》中。
5月16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作为1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
《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
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
形势急转直下。
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
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工作组撤销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做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
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1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1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1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
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
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