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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葬礼的气氛中壮行   第一节 痛洒英雄泪 在东北，严冬和初春的转换是没有什么界限的，节气也未必就按照日历走。到了春天，冷还是照样冷，甚至比冬天还冷得蝎虎。1992 年的春天对于郎国任来说，似乎比他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寒冷。他从二月份就对春天充满了期待与渴望，然而，眼瞅就要到三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任何气温转暖的迹象。他一天天掐算着日子，度日如年，心绪只能越来越焦躁。 
　　带儿子进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本来是早就打算好的事情。并且，他早就开始下手准备。他托亲告友，想方设法往北京调动工作。只有把工作调到北京，哪怕临时性的那种借调或帮忙，他也会感恩戴德。郎国任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他在社会上多少也是属于体面的人，所以，有位市府官员的秘书热心帮忙。这位秘书找到了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人心地善良，热爱文学艺术，一听说是到北京学钢琴，而且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就满口应承下来。这消息给郎国任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呵！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假如郎国任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就办成了，完全可以动身，而他偏偏是人民警察，还不是一般的警察，是治安特警。沈阳驻京办事处没有治安特警这种编制，所以，工作调动之事根本行不通。但是，郎国任不死心，他认为事在人为。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单位领导要求借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他以为这是周喻打黄盖的事，爱打与爱挨双方愿意。人家北京那边办事处已经同意了，如果我们沈阳公安局这边肯放，那不就可以成行吗？中国的事情一向是研究研究，不让你马上失望，却也不给你太多的希望。郎国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寝食不安。 
　　有经验的家长要想让孩子在钢琴上真正有造旨，大凡都是让孩子提前一年来到北京。提前一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一来是提早检验一下你的孩子弹琴水平距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要求究竟有怎样的差距，发现这种差距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供使用，肯定来得及；二来嘛，那就是人们心照不宣的事情了：找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好老师，让这位老师把你的孩子当成他在北京的真正学生，这样的话，到了考试时，别人就不能把你当外地人看了。不当成外地人看而予以适当关照，这里边的学问有多大？ 
　　精明的郎国任不能不深谙此道。然而，精明人也未必就能把什么事情都整明白。而一旦整不明白，他会比不精明的人更加苦恼。郎国任在1992年的春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恼之中。他不能不到北京去陪儿子，儿子是他一手管起来的，儿子在钢琴上的任何一点进步无不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儿子已经不可能离开他了。但是，工作就能放弃吗？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他最看重的就是工作。有谁知道他奋斗到今天这个份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放弃工作就等于放弃了自己苦争苦熬的前程，这里边有多少难以忘却的辛酸血泪。进入不惑之年的郎国任面临着真正的抉择。其实，是一种割舍。他总想两头不耽误，他总想把什么事情办得更贴切一点，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横竖不吃亏。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郎国任的儿子郎朗确实天资过人，才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以不可思议的进度超越了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学钢琴的孩子。比他早弹半年的他撵上了，比他早弹一年的他超越了，他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下来的，他那股子疯狂的弹琴劲头就像与人赛跑，他总是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紧盯着前边的人追撵，他不允许有人在他的前边跑。谁跑在他的前边他就撵谁。他曾毫不费力地夺得了首届沈阳少儿钢琴大赛的第一名。随着一片惊羡之后，便是无法逃避的嫉妒。特别是那些同样吃苦同样付出代价同样希望获奖同样渴望考进北京的琴童的家长们。他们都在盯着争强好胜的郎国任父子下一步怎么办。郎朗不是杰出吗？不是天才神童吗？去北京报考附小你郎国任能陪同？你的工作怎么办？要是换了别人去陪郎朗，那就不好使了！周围人甚至比郎国任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难题。在他们的眼里，郎国任总是过于自傲，总是那么仰着脖子，牛逼哄哄的样子，似乎总是比别人高出一头来，甚至他的一个随随便便的笑声也搞得别的家长不舒服。他大概是那种时常叫一些俗人不很舒服的主。问题是他才不管不顾，只要自己的孩子不亏，只要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出一头就行。在他风风火火地带着儿子奔功名时忽略了自身的绅士般修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周围人却并不这般同情达理。甚至有人似乎从心里往外希望他别这么顺利，希望他多遇到点坎坷，吃点亏、倒点霉什么的才好呢！公允地说，这也不能光指责别人的嫉妒，别人的狭隘。即便是一位相对有些修养的家长与老郎在一起大概也不会很舒服的。老郎天生一付傲骨，他就不会低头走路，就不会冲别人谦虚地笑笑，哪怕客气一些的事情他都不屑。那次沈阳少儿钢琴比赛，是沈阳这座城市头一回搞的，头一回的事情总是很新鲜很让人难忘。比赛是在沈阳的青年宫举行。青年宫的建筑很平淡，既没有什么西洋古典派的柱廊也没有燕翼般飞峙的中国古文化风韵。走廊的破旧阴暗使得人们敢于随地吐痰，也敢于聚堆对于比赛发表感慨。家长们到了一堆儿，各怀心腹事，表面上却都是另外一种客气。彼此问到对方的孩子时，家长们都很谦逊，那种谦逊总是以夸别人的孩子贬自己孩子的方式传递。
人们习惯了这种传递方式，而偏偏遇到郎国任时，却完全是另外一套。他既不夸别人的孩子，更不贬自己的孩子。人们彼此相视一笑，说几句应酬话，等老郎一转身，人们背地里议论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话了。郎国任听不到，他也不爱听，他迈着高傲的不合群的步子走向了那扇别人不敢靠近的门——那是正在比赛的那间大厅的门，大厅的门关着比开着神密神圣，这哪是平头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呢？家长们对这扇门无疑是很敏感的，每一次开合都让围聚成堆的人将目光立刻刷齐投过去。出来一个孩子，又进去一个。有的面露喜悦而有的则是一幅沮丧相。当那扇门的不时开合中出现的是一位身着大盖帽的警官时，人们聚拢的眼睛里原有的内容瞬间起了变化。这身衣服太抢眼了还是穿这身衣服的人太牛逼了？这是谁呀？这你还不认得？郎朗他爸！郎朗他爸咋的？就他特殊？ 
　　没错，郎国任就是要追求特殊。从他自身成长道路来看，他吃了多少苦，遇到了多少坎坷，甚至可以说是跌了多少跟头。他不气馁不服输，他为得就是特殊这两个字。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能够特殊，能够比别人强，他才不在乎别人厌不厌烦。在中国，警察是很神气的职业，特警，就是特殊中的特殊。许多场合别人不得出入而警察可以。比如看球赛，别人没票能进去吗？可警察能。音乐会、舞厅什么的警察还有不能进去的地方？在这种很神圣的比赛场上人家明明说得清楚不许家长们靠前，怕影响孩子比赛，所有的家长都躲得远远的，可唯有这位“特殊”警察可以随意出入。比赛需要平等竟争，而平等是普通中国人的最不容侵犯的心态，可是，这种心态被郎国任打破了，人们怎能不对他产生反感和敌意呢？产生反感和敌意对郎国任肯定不利。但是，他郎国任无论走到了哪里就总有人与他过不去，总有人想方设法鼓捣他。他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到北京以后吃了很大苦头，他和儿子的前程险些被葬送。这是后话。 
　　沉浸在获得沈阳首届比赛第一名喜悦中的郎朗父子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是他们首战告捷，除了高兴之外，还增添了许多信心。不是有句话叫作“春风得意马蹄疾”吗？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着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跨着亮闪闪的摩托车，对坐在身后的儿子照看了一眼，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是白颜色的，可以用一匹毛色光亮高贵骄健的纯种洋马比喻。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当时沈阳公安系统第一批进口的这种摩托车仅有三台，这三台车一进院就立即引来了那么多人围观。有的啧啧赞叹，有的止不住上前抚摸，有的干脆跨上去试巴试巴。众多羡慕的年轻人中，有谁能够真正得到呢？郎国任看到这几台摩托时也和别的警察一样眼热，只不过他表现得平稳一些。私下里他也在核计着，这三台中会不会有一台属于他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辆摩托车，而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的象征。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骑上这辆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穿行有种特别爽的感觉，骑快的时候，就跟飞翔似的。他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羡慕的目光瞄着他。当他用这辆崭新的摩托载着儿子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更是有种自豪感。别的家长骑自行车载孩子上课，骑自行车多慢，跟摩托怎么比？当他的摩托往哪个地方一停，引起围观者的赞赏时，他的心里更是获得一种满足。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满足，但对他而言也是多少可以欣慰的事情。 
　　的确够让人羡慕的了：如此风光的日本摩托车，如此风光的儿子，还挂着威风八面的公安牌照，一路飞驰，简直就是不可阻挡，所向披摩了。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郁闷，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左扭右旋，犹如在水中开路畅行。那副顺遂与得意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但是，他也只能在沈阳优越，一旦离开沈阳，离开他的特殊位置，他还能神气起来吗？郎国任当时是沈阳治安特警支队一科的科员。他当时各方面处境都不错，在单位有人捧他，捧他的人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在学钢琴，凡是学钢琴的家长不能不对郎国任敬佩三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位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支队长——马世腾。老马也很喜欢郎朗，他在给老郎安排工作时很是照顾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为了让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孩子，甚至时常可以让他公私兼顾。比如哪个地方有音乐会，有演出，就让老郎前去，一来可以带儿子观摩学习，二来顺便帮着维持秩序。几年来，支队长对郎国任的关照令郎国任感激不已。这次他要去北京也将希望寄托在支队长那里，他期待着从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上看到希望。 
　　这种希望就像初春的气候，总是看不出什么时候转暖。而且，你越是盼着暖和却越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郎国任在这种寒冷中骑着摩托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得意感了。他感到的冷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抵挡。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工作调动就够他忙乎了，还得到北京那边跑房子找老师，在这种时候，自己的工作还不能丢下不管。他来到单位，把摩托车刚停稳，就有人迎上来热心地探问他事情进展得怎么样，这使他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温暖。此人是他的同事，因孩子也弹琴，所以对他格外热情，尤其是这些天他处处遇到麻烦和不顺心时，这位同事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热心。郎国任被他感动了，遂之视为知心朋友。他把苦恼与同事说了，同事好言相劝，并表示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一定在所不辞。队长不在，郎国任本来是要和队长请假的，因为轮到他值班了，而且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值班，是全市举行的大型活动。干他们这种特警工作的就是这种性质，平时没事时真就没啥事，而一旦有任务，那就是十分重要的，可耽误不的。郎国任深知他的工作性质，所以，当他得知要有重要任务值勤时，不能不到单位来找队长请假。队长不在，他只能让那位热心的同事替他请假。 
　　问题出现得让他莫名惊诧。事后，队长非常严肃地批评他为什么擅自不执行任务？那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以如此随随便便？你孩子弹琴再重要也不该耽误这次值勤，况且，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请假嘛，什么时候不照顾你？！劈头一顿胖训让郎国任有口难辩。他懵懂了。那位热心的同事其实并没有替他请假，他明明满口应承下来，那份热情那种哥们够意思的仗义之举怎么可能连个假都没替他请呢？他想不明白！等他真正想明白时，他的心比天气还寒冷。寒冷的时候促使他清醒。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美好了，世上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正如别人所言，好事都成你的了？你想到北京陪孩子弹琴，还想不放弃工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而借调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国家有明文规定人民警察不可以借调到外地工作，警风警纪不允许这样，除非你脱掉警察服装，而脱掉服装那是简单事吗？得申报，得有充足理由，而能否批下来还不好说，即使能批下来，那一来二去也得相当长的时间了，他郎国任等不起，他必须快刀斩乱麻。他觉得已经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绝不可以再延迟。郎朗的老师朱雅芬教授非常理解他，帮着他在北京那边找老师。这是关键的一环，如果老师找不好，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凭着朱教授的威望和影响，北京那边的老师总算找好了，郎国任已经与北京的老师通了电话，经商量，郎朗去北京上课的时间定在下周。满打满算还有一周的时间，他的工作此时还没有着落，何况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仿佛一生的事情都拥挤到了这几天。这使郎国任本来就沉重的心理更增加了负载。 
　　无需和任何人商量，郎国任是位真正的汉子。连日来的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地办工作调动，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逼到份上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捉笔写下了辞职报告。要求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儿子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罗索，更不喜欢绕圈子。但是，落到纸面上，他还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好听一点，起码别太生硬。他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郎朗吧，我去。于是，郎国任跟着内弟急匆匆赶到医院。 
　　岳父已是神志昏迷。他患了脑血栓，这已经是第二次得脑血栓了。郎国任和内弟轮流守着老人，连日来的疲倦似乎在这一瞬间都找上来了，尤其到了下半夜正是最为难熬的时候，但是，郎国任挺住了，他几乎一眼没眨。岳父和姑爷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因为从一开始他跟人家女儿谈恋爱时，岳父大人就不大同意。自尊心很强的郎国任每每见到岳父大人，总不免感到有些压抑。老人病倒了，守在病床边的姑爷小心翼翼，他生怕稍有不慎，会惹老人不高兴。那几天，是郎国任终生难忘的日子。多少事，而且都是大事在难为他。哪一件事摆不平都不成。眼瞅着跟北京那边的老师定的上课时间在一天天逼近。他心焦，妻子更是心焦。父亲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是弥留之际，大夫都跟家属把话挑明了，让他们子女随时做好准备，料理后事。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让丈夫带儿子上北京上课呢？就这么一个姑爷，人家都在瞅着，万一到了那时候大家都到场却偏偏少了郎国任，那岂不让人家笑话？已经是周三了，到下个星期一上课还有几天？肯定不赶趟的。火车票他郎国任已经买好了。再加上儿子的高烧还没退，周秀兰越核计越上火。那几天她动不动就跟郎国任吵。她抱怨郎国任不该把去北京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她认为不能走。郎国任也深觉为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岳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他说得也有道理，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不容易，第一次跟人家打交道已经定好的事情，要是不守信，怕一开始就给人家老师一个不好的印象。周秀兰说什么不好印象？你就如实说要在医院照顾病人，推后几天再去上课我就不信那老师会生气？你不打电话我来打，我跟老师说说，看她有没有同情心。 
　　电话最终没有打，那是因为郎国任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让步了：那好吧，不行就推迟几天。妻子问那票呢？她也知道这趟火车的票非常不好买，郎国任是求人给买的。郎国任表示要把票退掉。退掉就快去退呀？但郎国任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真正去退。周秀兰后来说这个郎国任多有老猪腰子！ 
　　再回过头来说郎国任把辞职报告写好，就在忙乱中抽空到单位了。那报告是用一张32开纸写的，纸张很粗糙，他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时，还不免有些叹惋，他说他应该用一张更好的信纸，起码应该用16开的纸。他把32开纸的辞职报告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状，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信封装进去。当然了，他把这个折叠好的小纸条交给支队政委时，他的神情是非常庄重的。 
　　支队政委是个细心的人，他把那个小纸条精心铺展在桌面上，像看一个很长很长的文件，32开纸上就那么几行字：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为了培养我的儿子，我必须去北京陪他学琴。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他离不开我，请领导能够理解我，支持我`````` 
　　为了儿子，为了他们的宝贝儿子。支队政委边看边琢磨，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久才抬起头来盯视郎国任，似乎在印证这个纸条是不是他写的。这不是儿戏，彼此都明白。政委以他的经验和成熟劝郎国任再慎重地好好考虑考虑。郎国任无比坚定地说，该想的他都想好了，只希望领导尽快批准。他不希望政委做他的思想工作，也不希望政委对他有任何挽留，那样他会难过的。他只是一味地请求政委快一点批复，越快越好。他说他得抓紧时间，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办。 
　　翌日，他早早就来到单位。如果说他是来听信的莫不如说他是来与同事们告别的。他把那辆日本摩托车停在了支队院里，他找到一个靠墙边的僻静处把摩托车锁好。昨天，他把摩托车里里外外擦拭一新，他今天就不打算把这辆人人羡慕的摩托骑回去了。 
　　他作好了充分准备，批不批他都走定了，决不回头。既然已经辞职，交个报告等待批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不过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手续，正儿八经地离开这里。他觉得单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辞职，他并不希望别人不知道。那样好像有点不光明正大似的。 
　　他比平时上班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刻钟。走廊里没有碰到熟人，清扫干净的空间弥散出一股亲切而熟悉的味道。走廊里很空荡，置身其中使他突然觉得心里边也是这么空荡荡的。科室里的同事还没到来，他打开门，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他不会再来了。他想拾掇一下该拿走的东西，可是，他觉得一片茫然而不知所措。他瞅着玻璃板下边压着的一张张照片，往事不禁一幕幕回现开来，带着一种新鲜的诱惑，仿佛就在昨天。于是，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眷恋。每天坐在这间屋子时并不觉得怎样，而当真要离开，再也不属于这里时，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陆陆续续来人了，走廊里的每一点音响都使他怦然心动。和他同科室的人推门进来发现他坐在这里，便热情地围过来跟他聊天。人们都知道他要辞职了，就好像是经过商量了似的，口径一直地表示惋惜和挽留。还有人张罗着要请他吃饭，为他送行。那位嫉妒他都没有给他请假的“同事”也表现出一幅很仗义的样子。郎国任只能哭笑以对。他知道这里边有的是真心，有的只是出于应酬。无论怎样，人们一闹腾，就把气氛搞得很有离别的伤感味道，而郎国任矛盾敏感的心最怕的就是这种气氛。他打算尽快逃脱。但是，他发现老科长还没来。老科长性情温和，对科里边的同志非常关心，无论大事小情他都爱操心。尤其他对郎国任更为理解和支持。他很羡慕郎国任有郎朗这么好的儿子。他并不喜欢钢琴，但是，因为他喜欢郎朗，所以，他开始关心钢琴了。报纸上但凡有钢琴比赛和有关钢琴的消息他都注意替郎国任收存。那次报纸上登出郎朗获得沈阳首届钢琴比赛第一名时，老科长高兴得就像自己的孩子获奖了似的，手里抖动着报纸，一个劲向人们宣扬着。在这么一位厚道慈祥的老科长庇护下郎国任一直工作得很舒心。他在心里边深深地为之庆幸，为之感谢，而如今要真正离开他了，怎么能不告而辞呢？一定要等他。 
　　冷丁，郎国任发现门口立着一个人，就那么定定地冲他这边瞅，好像这人早就进来了，就等着他去发现：那是一幅多么悲悯的面孔，鬓发花白了，眼角围拢的褶子显得比平时更多更深了，那双眼睛充满深情的关切。郎国任说，他那天一看到老科长，眼泪就止不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把办公桌腾出来，把摩托车的钥匙、手枪、报话机、还有佩戴的徽章都交给了老科长时，老科长的眼圈也红了。他以为老科长会抱怨他为何不提早说一声，也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辞职了，可是，老科长什么也没说，他好像早就豫测到了一切，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就使郎国任更加感动。当他洒泪而别时，老科长说话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呀？咱总得整一桌送送你！ 
　　郎国任的手被老科长撰着，一片暖融融的感觉。他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他没有接受老科长的好意，他没有这份心思。他惦着病危的岳父，因为他才能够真正左右他们能否按时进京。如果他老人家早一天驾鹤而去，那么他就有希望按原计划进行，要是再拖上两天，那么真就得退票了。算是老天长眼还是外祖父不原耽误外孙的前程？就在郎国任交上辞职报告那天，与世长辞了。 
　　郎国任在走出支队大院时，还不知道岳父已经仙逝。他还沉浸在失去工作的难过中，只感觉每迈出一步，脚步好沉！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走出去时，却没有了摩托。骑惯了的摩托突然失去了，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他在过横道时都显得迟钝了，几乎就不知道往哪迈步。刚迈出一步又往回收，结果差点让一辆车撞了。那个司机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冲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显然是对他的大不敬。要是有摩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撵上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的。可是，他无能为力。在这座城市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风，任何人都不会再怕他了。其实，这种失落感在他以后去北京的日子里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感慨。这是后话。 
　　辞职后的郎国任面对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岳父张罗丧事。按着风俗，人死后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出殡。操办丧事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有很多风俗，也有很多说道，亲朋好友得赶来，还有外地的。这一来二去，总得几天。但是，去北京的票那么难买，已经买好了，就得按原计划去了，为了两不耽误，只能提早举办丧事，但这意味着什么？能因为这个理由使岳父的葬礼提前进行吗？郎国任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是，他要是认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必须先取得妻子的支持。他连工作都不要了，他什么都能够舍弃，只要为了儿子，他早已横下一条心，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然而，要想达到目的，他首先得说服妻子。 
　　周秀兰感觉到父亲病重这几天里，人们就对姑爷有意见，好象心里边只有自己儿子弹琴而对老丈人的病不那么上心。弹钢琴就在沈阳弹呗，沈阳也有音乐学院，何必偏要上北京？而且，还去得那么急，听说票早就买好了，甚至连老爷子死活都不顾。从人们的问话和眼神中周秀兰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边是要安抚亲友，两个姑姑都为爸爸奔丧来的，还有在外地的叔叔，也得赶来送葬。而提前一天送葬，叔叔能及时赶来吗？再说，时间这么仓促能办好吗？可是，不提前上北京咋办？跟老师说好了，也真不能出耳反耳。在北京找老师多不容易呵，别人不清楚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怎么办呢？她一时竟没了主意。 
　　郎国任大主意已定。从他的坚定态度上看，他早就这么做准备了。她这才知道郎国任牙根就不曾想过退票，尽管她那么闹腾。关键时刻，周秀兰总是要听郎国任的，在培养儿子这一点上，她与郎国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她充分相信丈夫郎国任的本事。当年，周围那么多人家的孩子弹钢琴，人家比郎朗起步早得多，也有更多的理由炫耀，可是，郎国任对周秀兰说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郎朗超过所有人！后来，郎朗神奇的进步不仅征服了周围的人也征服了周秀兰。她从此坚信郎国任会让他们的儿子出人头地。郎国任对郎朗的每一步按排，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周秀兰深信不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服从郎国任。 
　　然而，这一次，她不能不犹豫。因为父亲的葬礼已经决定了，怎么可以因为儿子去北京学琴而使葬礼提前一天呢？再说，都通知亲朋好友了，怎么好改呢？人家能理解吗？怎么就偏偏得早一天呢？难道上北京学琴差一天就不成？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她劝郎国任再推迟一天走吧。但是，郎国任铁着脸说不行。他说已经与北京那边的老师说好了，不能更改。如果更改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给老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只有作妻子的知道，郎国任是说一不二的，尤其在重大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在她看来，郎国任是不会放弃工作的，他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他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今，为了他们的儿子的前程，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重要的工作都辞掉了，简直就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式，她还能阻拦得了吗？为了儿子他郎国任认为一切都得让步，没有不能让步的事情，这是硬道理，不能去讲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亲友把已经通知的葬礼提前一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不能迟疑了，周秀兰知道只能执行郎国任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但是，亲戚们一听，就来气了。人家说孩子学琴就差这一天啊？真是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邻居们听了这种事情也大惑不解。在外地的亲戚们在电话里听说因为这个理由让他们提早一天赶来，他们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周秀兰怕把事情弄得太僵，使得家里人都对郎国任有意见，便试探着想再说服郎国任，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郎国任。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家里人对抗。他们为了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夫唱妇随，他们首先达到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和统一，才能有力量去说服别人。 
　　要说服的人中大哥是关键人物。一开始闹闹着上北京时，大哥就不大满意，他也给郎国任施加了压力。他认为郎国任作为唯一的姑爷不能不参加葬礼就一走了之。他让郎国任自己考虑，那样做合适吗？在他看来，妹夫多少有些过份了，平时就一个劲让儿子弹琴，眼睛里只认钢琴和儿子，亲戚们都有这个反映，都不大敢上他们家，来了他郎国任也不热情，顾不上别人只顾儿子，现在，老爷子去世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却还是一味地只想儿子弹琴，儿子弹琴真就那么高于一切至高无尚吗？周秀兰知道大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她更知道大哥是个明白人，他善解人意，只要把话说清楚了，求得他的支持，他不会不热心的。果然，她说服了大哥。周秀兰非常感谢她的哥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每每遇到最为关键的事情时，都是她的哥哥帮了她的大忙，使她渡过难关。周秀兰想让全家人同意提前一天举办葬礼确实不容易。人家认为既然定下的葬礼更改日子不吉利，直到今天还有的亲友为此耿耿于怀，但是，毕竟葬礼按着郎国任的意愿得以提前进行了。 　　三月初的沈阳，春寒料峭，阴风阵阵。早晨起来天就阴呼啦的，一支送葬的车队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缓缓穿过，朝着回龙岗的火葬场方向忧伤地开去。家属们坐在头一辆车内，头一辆车内比别的车内更具悲伤气氛。周秀兰两眼哭得红肿，眼泪把整个一张脸都弄湿了，她对父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9岁时她就失去了母亲，她一直被父亲呵护着长大。父亲非常疼爱他们姊妹，尤其是对她这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到大得到的父爱太多了，她对父亲的依恋也太深了。她深深知道父亲为她们兄妹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和代价。平时，忙得总顾不上回家照看父亲，总觉得来日方长，而今天当她意识到父亲永远地离她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时，她才发觉她有多么痛苦多么悲伤！ 
　　外公的葬礼郎朗是不知道的。他感冒发烧一直没好利索，怕他加重病情影响第二天的北京之行，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就这样，他没有能够参加外公的葬礼。他那时才8岁，8岁时，他就已经非常通达事理了。事后，当妈妈告诉他外公去世了时，他跟妈妈抱头大哭。他抱怨妈妈不该不让他去为外公送葬。妈妈答应他有时间一定带他去外公的墓地看看，却至今也未能如愿。外公的坟墓早已是芳草凄凄了吧？也许外公的去世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当时还没有能力弹肖邦的葬礼，但是，他喜欢听那首曲子。那是一首著名的乐曲，在郎朗那个年纪的孩子听来简直深不可测。可郎朗就喜欢听那种深不可测的乐曲。如果他那时会弹这首《葬礼》，他一定会为他的外祖父弹上这首乐曲送他老人家上路。当然后来郎朗在弹这首著名的曲子时，不知道他是否在腼怀他的外公。 
　　周秀兰泪洒长天地送走了亲爱的老父亲，睁着那双红肿的眼睛又忙着给丈夫和儿子拾掇进京的东西。他们爷俩在葬礼的当天晚上就要去北京，简直是刻不容缓。穿的、用的、吃的还有钢琴、箱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要运到北京需要一辆大汽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东西拾掇好，可真正要了周秀兰的张逞。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悲伤没有把她击倒，忙累也没有把她击倒，她风风火火地忙着她应该忙的事情。 
　　郎国任通过战友找来了一辆大解放，车都开进院了，司机在楼下一声声鸣笛。周秀兰下楼把司机请上来时，见郎国任他们爷俩还守在钢琴前，全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周秀兰便催促他们麻溜点，人家司机都来了，郎朗刚停下，一边督战的郎国任便板着面孔充满威严地说，不行，郎朗还没弹贝多芬呢！周秀兰知道郎国任的脾气。他就是这样不管遇到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上房子了，那么郎朗也得把琴弹完。于是，她充满歉意地招待着司机。 
　　这几天感冒了，郎朗的课程多少受到点影响，但是，郎国任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一定要补上。郎国任对于郎朗的要求从来就是这样一丝不拘，雷打不动。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父亲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郎朗已经适应了。尽管感冒发烧，他也没有停止弹琴，只不过比平时少弹了一点而已。这一天他弹得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不仅得把前几天少弹的补上，还得把明天的作业弹出来。因为明天的迁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有条件弹琴，总得往前赶。父亲跟他说明白的事情，他就得无条件地照办。尽管已经弹了一整天，尽管已经很累很累了，他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郎朗当时正在弹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0。这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一个8岁的孩子弹这样充满沧桑的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或许他看到了一个两耳失聪，形色枯槁的老人在初春的寒冷中蹀躞而来？或许他听到了阵阵哀乐在冷嗖嗖的风中绵延不绝？带着对外祖父深切的哀恸，这位8岁的孩子进入了深层的情感世界中了。 
　　他的柔性的小手在键盘上划出的忧伤和惆怅，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随着儿子身子的前后仰动，由呈示部而进入再现部。任凭司机就坐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周秀兰更是焦急不安。眼瞅天要黑了，满地堆得都是要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他们爷俩不动地方，怎么搬得完呢？再说，主要是得把钢琴抬走。搬运钢琴得打包装，郎朗在那里弹琴怎么打包装呢？打包装得费许多时间的。周秀兰一方面得准备打包装的东西，一方面还怕人家司机等不耐烦。琴声由缓到疾，声声敲击作母亲的心弦。像疾驰的马蹄，正在全速飞奔。一想到儿子就要远离自己了，这一去还不知怎样，前途未卜，她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悬荡起来。这时候，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感受这种担心和惦记，在以后的独身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饱尝这种滋味，那何止是几句话能交待完的呢？此时此地，她只能等到儿子把琴弹完。 

　　这首曲子郎朗弹了差不多20分钟。郎朗弹到后边激烈的地方，手指在琴键上越跑越快，最后嘎然而止。他把手从键盘上往起一挥，对守在一边纹丝不动的父亲下达了“命令”——开路！ 
　　钢琴被抬走了，墙边空出一大块。这意味着这么热闹的一个家庭将从此天各一方，从此再也听不到钢琴声了。这块宽出来的地方整个留给了母亲周秀兰去收拾去品味，更多的还是另外一种滋味。和钢琴一起往车上装的还有两个破木箱子，这都是郎国任在部队时发的。这些年他们也没有钱添置新的家具，他们的心也没有用在布置家上，而是都放到了郎朗身上。平时放到角落里也没大注意，现在一搬弄才发现这两个箱子都旧得掉楂了，还裂了几条难以弥合的大缝子。这种箱子拿到北京还不擎等着人家北京人笑话？然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两个破箱子，事到如今，周秀兰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家里边一下子显得空荡了。其实，那一瞬间，留守的周秀兰的心比屋子还空荡。她呆呆地望着大解放车装了满满一车箱东西，晃晃悠悠地开出了院子。车上的东西在晃悠，她的心也在起伏不已。 
　　爷俩没有跟车走，而是乘坐了当时的54次列车，那时候好像叫作114次吧？沈阳人去北京都喜欢乘坐这趟车，晚间上车，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了。只是这趟车的票比较难买，但，郎国任还是买到了硬卧。那天晚上气温比白天更低，风也比白天更大，爷俩去往火车站时没有任何人送行。随身携带的东西都由父亲一人背负，就像未来的一切压力也都沉沉地由他一人承担。他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假如万一失败了，他是绝没有脸面回来见江东父老的。迎着强硬的晚风，郎朗跟着急匆匆的父亲去往车站。他的个子还太矮太瘦小了，但是，他浑身充满一种劲头。他爱上北京，他一路上蹦蹦达达，他是否意识到此番远征的真正含义呢？ 
　　心里装着事，郎国任就不爱吱声。火车站候车室永远那么乱糟糟的，而去往北京这趟车的沈阳人总是那么满满登登。郎朗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东望西撒，这么多的上车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而车上车下那么多的人也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个琴童。他还不是肖邦、莫扎特，即使他就算是的话，投身在沈阳这座拥挤的乱哄哄的车站，也不会赢得什么人的尊敬。 
　　郎国任上车后找到了铺位把东西放好，就闷闷地靠坐在边座上，呆呆地瞅着车窗外边。站台上的风从送站人的头发和衣服上可以感受到有多猛。灯光在风中似乎有些飘忽。白天的葬礼场面这时候并没有从郎国任的眼前消失。那份悲伤正在他的心底酿造出人生的更多感伤。当车徐徐开动时，这份感伤不仅丢不下，相反随着车轮的响动而越来越清晰地吞蚀着他的心。列车从北站驶出，带着新的希望从这座新建成的车站驶出，车窗外已经消失了站台和灯光，将城市那夜的轮廓推向远处。斑驳的灯光在夜色中如泪珠闪烁。此情此景最易唤起人的伤感情绪。郎国任贴在窗玻璃上的目光极不情愿地被疾驶的车轮拉松了，割断了，无奈地破碎在一片茫然的暗夜中。 
　　别了，沈阳！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第二节 昨日重现 晃荡着的列车像个特殊的大摇篮，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把生命从现实摇入梦境，而后又能从梦境拉回现实。39岁的郎国任进入了人生最为成熟的年龄了。在他身上，这种成熟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标志就是爱沉思，爱回忆。他在这种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徜徉。 
　　像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一样，郎国任的童年是涂有着文革那种特殊年月的色彩的。彩旗、标语、锣鼓、游行，大场面的闹哄，大潮流的激荡。那时的孩子是缺少管束的，读书无用论，什么有用呢？最有出息的便是文体特长。郎国任的家是在大东区，是黎明机械厂的宿舍。黎明机械厂是沈阳赫赫有名的大厂矿，在那个年月，大厂矿总是令人羡慕的。游行时，队伍浩大，文娱体育各路人才云集，总有文艺演出，总有球类比赛，就是厂里的俱乐部也比一般的厂矿俱乐部要气派得多。或许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熏陶，郎国任从小就爱好文艺。他兄弟姐妹一共五个，父母收入都不高，所以，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他先是学吹笛子。那时候好多孩子都学吹笛子，因为笛子在所有乐器当中是最便宜了，几毛钱就能买一支。他的同学当中还有几个爱吹笛子，有的学得比他还早，当然吹得比他好一点。比他吹得好的同学就爱在他面前显摆，每到这时候郎国任就格外严肃。他可不能眼看着别人比他强。他从小就争强好胜，干什么总得比别人强才能。而且，他总爱跟人家比。他的儿子郎朗就有这个特点，爱跟别人比，越是比他学琴早的人越是比他弹琴好的人他就越是有比的兴致，一定要比过你。今天比不过还有明个，终有一天要比过你。郎国任不是那种盲目攀比，他很有头脑，很有心劲，没事就爱琢磨，他总能琢磨出名堂来，因而，他超过那个爱显摆的同学一点不奇怪。问题是]正巧当时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选人时，郎国任蛮有信心。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架式。学校里再没有别人比他的笛子吹得好了。却不曾想宣传队要了那个同学而把他排斥在外。他第一次觉得不公平。其实，他这般好胜，把比他强的人一个个比下去，能不遭致人家的嫉妒？好像从此命中注定了将有嫉妒伴随他一生。当他儿子在大踏步超越周围弹琴孩子时，嫉妒的怪影就是笼罩着他，他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受到的最大打击——老师不教郎朗了，那就是来自一种嫉妒的力量。可以说郎国任是被嫉妒害苦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不断的嫉妒造就了他顽强上进的不屈不扰的个性。从小他就不服输。不让他进宣传队，他就组织了几个同学去市政府找市长，要求市长批准他们自己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来求见市长是有所准备的，每人能背100条毛主席语录，要背给市长听。人家瞅他们几个毛孩子怪可笑的，就想法糊弄他们说市长没在，外出了。问得啥时候回来？接待的人说起码得一个月。一句话就把几个小学生唬住了，那几个孩子没了主意，就瞅郎国任，等他拿主意。郎国任动了心眼，他说他不相信，见不到市长就不走。人家怎么哄他他也不走，结果，他硬是没走，在市政府大楼里过了一夜，到底拜见了市长。这是他童年时代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当时传为佳话。那年他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想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愿望虽然未获批准，但是，他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由此被学校的军乐队接受了。军乐队比宣传队更有派，在全市都很有名。 
　　郎国任能吹笛子还能唱歌，还能指挥，在小学时就出尽了风头。他还嫌不过瘾，便练起了二胡。他开始学二胡时纯粹是白手起家。当时商店里摆放的二胡并不贵，十元二十元就能买到一把。但是，郎国任没这笔钱买，就只好自己动手制做。他做的二胡竹筒比京胡稍粗一点，用一张青蛙皮绷住，弓弦也是自制的，把竹棍用火烘烤软了弯成形，再偷偷从马尾巴上剪下一络，这可是个挺危险的活儿，弄不好要被马蹄子伤着，还得提防着让车老板子看见。自制的二胡拉起来声音也真不赖。每天吱吱呀呀地拉着自制的二胡倒是别有一番兴味。在他的记忆中，只管妈妈要过一次钱。只那一次就让他刻骨铭心。 
　　那是上小学时，他特别痴迷踢足球。天天在操场上撒鸭子奔跑，几天下来就把鞋踢坏了。他看到别的同学穿着新买的白球鞋，羡慕不已。回到家后他就管妈妈要。妈妈不同意，他就哭着叫着，蹦着高管妈妈要，不给不行。他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钱买白球鞋。他把妈妈闹腾火了，一气之下操起赶面杖吓唬他：你再闹我就打死你！他更高的声调喊叫：打死我也要买！妈妈犹豫地把赶面杖抡起来，以为他能躲闪，可是，赶面杖落降下来时，他不仅不躲还挺身迎了上去。结果，赶面杖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母亲在2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手下的一个团长。在一场战斗中悲壮地战死沙场。从母亲这一赶面杖来看，英雄的热血似乎并未凝固。母亲是个女强人，她有文化，爱好文艺。她爱唱歌，郎国任从小就喜欢听母亲唱的《三杯美酒敬亲人》《渔光曲》《芦生恋歌》《阿哥阿妹情谊深》等。母亲很有办事能力，当过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这一赶面杖打出去之后，就后悔了，她怕打坏儿子。儿子像英雄一样顽强不屈，终于迫使母亲让步了。 
　　郎国任如愿以尝地穿上了新球鞋。为此，挨这一赶面杖也值。新鞋除了让他兴奋之外，还使他增加了另外一种和他同令的孩子不同的感受。他知道珍惜东西。他那双鞋总是自己刷得干干净净，总是怕别人踩脏。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管妈妈随便要钱买什么用品。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正是因为清贫，使得郎国任过早地具备了奋斗意识。他从小就不依靠任何人，全凭自己去把握命运。父亲给他的童年带来的并不是自豪，而是自卑。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还有海外关系，他的大爷在台湾。台湾，那是一个一提起来就让他头皮发麻的字眼，他最打怵的就是填表。而那个时代偏偏总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表格让他填写，面对这种表格，每一次都使他这位刚强的少年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刺伤。出身的十字架像一片厚重的乌云始终盘旋在他的头顶上，让他憋闷得很。他那么渴望出风头，却偏偏加入不了红卫兵。全班那么多同学几乎全都戴上了红袖标，这让他无比羡慕。除了受到的压抑之外，更激发了他的上进心。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业务上，必须具有超人的一技之长，否则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他比任何人都下功夫。每天天不亮，他就爬起来练二胡。功夫没少下，但因为没有正规拜师，总是长进不大，这使他很苦恼。他渴望拜师学艺，可是，到哪里找老师呢？也许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傍晚，他正从学校往家走，走着走着，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二胡声从远处断断续续地飘了过来。那声音美极了，使他简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当时是夏天，马路牙子上坐了好多乘凉的人。他从这些人身边走过，顺着二胡声音找去。伴着凉爽的晚风，这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多么熟悉的歌啊！“向着北京致敬，向着北京致敬，”这正是他天天在练的歌，可是，为什么人家拉得这么好听？这是什么人在拉呢？他穿过一条小胡同，绕到大鸡仔合作社的后院，发现了这个拉二胡的人。楼上的窗户洒过来的灯光并不很亮，却把他勾勒得比较清晰。他端坐在一把小板凳上，好像是那种能折迭的小马搭子，摆出的姿势一看就是拉二胡的派头。二胡架在腿上，头微微低垂，一手揉弦，一手运弓，那声音丝丝缕缕地绕住了郎国任，他就像被绑住了似的，再也迈不开步了。直到人家拉完走了，直到楼上洒出来光线的窗户完全都闭了灯，变得一片漆黑，他才意识到该回家了。肚子早就饿了，不过这时候他才觉察到。从此，他天天到这里听人家拉二胡。他不敢靠前，只能用心去听去悟。他这是在偷艺，他怕人家烦，每次都躲在暗处。躲在暗处的小家伙知道在明处拉琴的人是沈阳有名的拉二胡的，名叫刘万生。他仰慕已久，却只能默默地躲在一边听人家怎么拉。同样一首歌，人家一拉就那么有滋有味儿，可轮到自己拉时，就没这种味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他完全被陶醉了，居然忘了隐藏自己，而是跟着二胡哼唱起来，越来声音越大，突然，二胡声嗄然而止，那边传来声音：是谁躲在那里啊？他听人家喊他，心里边打鼓似地慌跳。他像犯了错误似地一边嚅嚅应答着，一边从暗影里走出来。其实，从郎国任第一次偷艺开始人家就觉察到他了，只不过看他是个小毛孩子而没有搭理他而已。原以为小孩子不过是图个新鲜，听一听就得一走了之，却不曾想他还天天都来听，竟然一连坚持了一个多月。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个一般的孩子。仅凭这份毅力和心劲就赢得了他的喜欢。刘万生问他怎么老听不走呵？他说他很喜欢听，听不够。人家又问他有什么好听的，天天听还听不够？他说越听越爱听。在他眼里刘万生就是大师了，所以，他非常仰慕。见人家对他的态度很和霭，便提出了想跟人家学二胡。刘万生没有拒绝，收下了他这个学生。郎国任欣喜若狂。他心急，恨不得能把那些好听的曲子《年关》《赛马》《手拿枪，心向党》等一夜之间都学会。特别是《手拿枪心向党》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哼唱着手拿枪心向党。郎国任想如果学好了这个曲子，那到学校一拉，肯定震倒一片。 
　　然而，刘万生就像故意不让他快点学似的。他让他练最基本的功法，运弓，揉弦，天天都是这般单调，不允许他拉曲子。他有点忍不住了，以为老师故意拿一把。他为了感动老师，就天天到老师家帮干活。他很勤快，见啥活干啥活。老师当时正在处对象，有个女的总来。他太小，也不明白这些，看到老师跟那个女的坐着也不知道躲出去，呆在屋里只管埋头打扫房间。这不有些碍事吗？不过，他的这种小小苦心老师当然明白。刘老师非常认真地跟他说，必须打好基本功，二胡就这么二根弦，为什么会变幻出非常美妙的声音来呢？就得靠基本功。练不好基本功是不可能拉好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功到自然成，功不到就想成，这是没门的。一番话在郎国任身上真正起到了作用。他对二胡有了真正的理解。原先他想找老师学拉二胡就是急着想学拉那些好听的歌。却不曾想二胡竟然有着如此深奥的道理。这种意识对于郎国任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便他后来与郎朗研究钢琴时，都还受益无穷。 
　　郎国任忍着单调和寂寞天天苦练基本功。夏天热得全身冒汗，二胡架在腿上，硬把皮肤磨出一个大疥子。胡琴稍稍一触，疼得钻心。那疖子越鼓越大，他发起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爬起来还抓二胡练。这一病，他整整11天没有上学。他在病中拉起了《年关》，拉得如泣如诉，惆怅万转，正在干活的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出神地听着，听着听着，母亲的眼泪从清癯的面颊上流淌下来。母亲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倾听，也是第一次这么被感动，起先，母亲并没有认为儿子把二胡当事业干，后来，她发现儿子把拉二胡当成命了，她不仅是感动简直就是受到了震撼。于是，母亲到商店给儿子买了一把真正的二胡。当母亲把二胡递给儿子时，儿子乐得蹦高了。这把二胡当时50元。对于这个普通人家而言，50元是笔巨款了。勒紧裤带挪出这笔巨款成全了儿子，这是一位有见地的母亲，是位通达事理的了不起的母亲，她赢得了儿子深深的敬重。直到如今。 
　　有了一把好二胡，郎国任如虎添翼。他练得更勤奋更狠了。刘老师对他的进步很满意，于是开始教他练曲子。还是非常严格地教，仅那句“手拿枪心向党”他就拉了二个多月。他自己没拉烦倒是把每天到小树林来晨练的人听烦了，人家问他怎么就会拉这一句。 
　　功到自然成。郎国任的二胡在沈阳第一中学很有些名气了。他们郎家的五个孩子个个都爱好音乐，但是能够拿出手的只有三个：二姐打洋琴，弟弟吹笛，他拉二胡，三个人同时登台，可谓一个郎家军了，也真够风光了。然而，在那个以政治为第一标准的年代，他们虽然拉得好吹得好，却仍然不能摆脱压力。那时不像现在，各个中学比得不是学习而是文体水平。他们学校很重视宣传队。服装是清一色的黄军装，配上左臂的红卫兵袖标，往台上一坐，让灯光一照，一排排刷齐，很是帅气。那种精气神儿。郎国任本来腰板就背直，在台上就更是直得令人眼气。他最得意的时候是坐在台子正中进行二胡独奏《手拿枪，心向党》。二胡和他的腰板一样拔得直溜，弓随心走，心随党走。每次台下都响起热烈的掌声，一再返场。他拉《年关》时，那弦揉得让人心颤，他把刘万生大师的绝活儿学到手了。演出结束后，领导上台接见演员，和他握手时，领导总是笑眯眯地和他多握一会儿，夸他拉得好，并鼓励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好革命接班人。他为学校争了光，学校领导跟在上级领导的屁股后边，满面风光。领导们以为他是个红后代、是颗好苗子，却不会知道他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还不是红卫兵。他的胳膊上戴的那个鲜艳的红袖标是临时管别人借的，演出结束，就得立马摘下来还给人家。  
　　每次演出，他都得如法炮制，于是，借了还，还了借，不厌其烦。有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宾来到沈阳参观学校，市里边指名让他们学校接待。他们学校的宣传队在全市出名，参加这种演出得提前开个会，就是所谓的战前动员。那时候干啥都像作战，崇拜解放军嘛！演出前，郎国任就到处借袖标。由于这种活动全校师生都得参加，就都得着装入场，都得戴红卫兵袖标。不是红卫兵的没几个，这时候学校领导也格外宽容，允许不是红卫兵的学生戴袖标。不是红卫兵的学生都得忙于借袖标，就把袖标借紧张了。郎国任每次管那位借袖标的人这一回不能管人家借了，因为人家也得戴红袖标入场。怎么办呢？他瞪着两眼借不到。眼见就要到演出时间，人家都着装一新，清一色的黄军装洗慰得平平整整，配以左臂的红袖标显得格外醒目。他们兴冲冲地来到大礼堂集合。唯独郎国任没佩戴红袖标。他是台柱子，不戴红袖标可不成。结果还是管宣传队的老师出面帮他借了一个袖标。从这以后，他倒是放下心了，每到演出时，没有袖标，他不着急，总有人帮他着急想办法的。总去借也不是个事儿，发展他加入红卫兵吧，也不够条件。咋办呢？办法还是有的，学校特批给宣传队一块新袖标，与道具放在一起，专供演出时郎国任佩戴。那袖标因为和道具放在一起，没几天就弄得皱巴巴的，影响了神圣感。如果不是到了重要场合，必须标戴袖标，他就不戴，他嫌麻烦。据郎国任说，他是全班最后一批加入红卫兵的。那还是因为下乡学农时，他有幸跟学校的红卫兵团长分在一个屋住?/cc>
　　他坚信凭着他的本事，肯定会被专业团体要走的，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吃了多少苦且不说，他最苦恼的事情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去音乐学院找老师上课。工厂倒班是最辛苦的，工人没有不打怵的。可是，郎国任却盼着倒班。他凌晨四点上班，下午一点半下班，他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去音乐学院上课。为了保证回课质量，他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背谱子，有足够的时间练指法。除了睡觉之外，他几乎就没有业余时间。而一天他顶多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他说那时候干活比犯人都苦。 
　　站在车床前是不可能练琴的，他就利用政治学习时间。他把谱子带到车间，开会或学习时，他就把谱子摊放在工具箱上，偷偷背谱子。光背谱子还不行，得操练。他想出招法，用一根小棍当胡琴杆，再绑上一根弦，就可以悠哉悠哉地拉起来，他用这种方法练指法，效果甚佳。他的二胡技艺提高很快，他在沈阳市已经小有名气了。业余和专业样板戏团常常找他帮忙演出。凭着他的二胡，走到哪里都颇受尊重。他希望人家尽快到厂里把他调走。每天只要一出工厂的门，他就感到天高地阔，像出了笼子的鸟，再也不想飞回来，而每一次重复着进到车间，他的心情立刻就灰黯起来。他总以为很快就能真正离开这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居然会在这里呆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十年，简直就像掉进了油井里边，一开始就想往外挣扎，可是，越蛄蛹越爬不出来，弄得一身油腻。这期间有许多机会。大厂子的样板戏团来挖过他，单位不放，市里边的专业样板戏团也到厂里来商调过他。不是因为倒霉的海外关系就是因为他是大集体的编制而痛失良机。当然，他的小厂也不舍得放他。除了他是个好车工之外，他还能为厂子争光。每次搞汇演，他都能捧回奖状。搞厂庆时，他居然能够拉来一个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军乐，使这个多灰的简陋的小厂变得辉煌起来。在这种时候，厂领导们个个面露喜色，对他的态度也格外好起来。 
　　趁领导心情好的时候，他请下了三天假。三天啊，这在当时是怎样的恩赐！人家揣着诊断书都来上班大干，一天也不休息。哪有人请什么假呀。他没跟领导说去北京拜访名人，去开阔眼界，见大世面，他只说到音乐学院学习。 
　　北京真好，看什么都心情舒畅。出入大剧场，大饭店，与久仰的名人促膝交谈，在北京拉二胡好像那声音都与沈阳不一样。他感到北京的天空每天都是新鲜的，他陶醉在北京城，乐不思蜀，他还由北京到了北戴河，那片梦幻中的海滨，给了他诸多美妙的感慨，令他流连忘返，结果竟忘了好不容易请下的三天假，过了一个月，他才兴犹未尽地返回沈阳。 
　　他一进车间，就被书记传到了办公室。请了三天假，居然耽误了一个月，他知道问题挺严重，心里边惴惴不安。书记是有名的铁嘴，批评起人来那才厉害。书记铁青着脸，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仿佛不知道他已经进来了。书记不拿正眼瞅他，他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到哪里去了？他吱唔着没敢说去北京，而是说去北戴河了。书记一听去北戴河了就像被烟头烫了一下，立刻从坐位上站起来，睁大眼睛指点着他说：你说什么？北戴河？你咋不去“扭腰”(纽约)呢！ 
　　书记的眼神是一种轻蔑，口气是冷嘲热讽的。这让郎国任极不舒服。他嘴上没敢顶撞心里边却有着更大的劲儿。他当时虽然没有敢想去美国去纽约，但是，他绝对憋足了劲，一定要干出点名堂。 
　　检查是要写的，但，这事没完。全厂职工开大会时，书记在台上讲话。声音拿腔作调，啊-这个——从云山雾罩的国际形势拖拉到不着边际的国内形势，从大问题讲到小问题，上挂下连，郎国任知道就快轮到自己了，就在下边坐不住了，心不是在跳而是在蹦——接受审判的心情可太不是滋味了。果然，该点他了：我们有的人，呵，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请三天假，居然可以一个月不上班。上哪去了？上北戴河去了。多有张逞呵，那是你去的地方吗？(北戴河是中央首长疗养开会的地方)你咋不上“扭腰”(纽约)呢？ 
　　台下一片轰笑，许多人扭头朝他这边看。铁嘴书记不依不饶，你也不想想，你是干什么的，吃几碗高梁米，那是你可以随便去的地方吗？ 
　　郎国任脸皮很薄，哪受得了这个？全身的血忽地一下子涌上来，脑袋昏胀胀的，恨不得地下裂开条缝钻进去。 
　　呆下去了。于是，他度日如年地盼着调走。 
　　市样板戏团终于来人商调他了。他是从车间那扇破玻璃窗看到样板团的两个人来到厂里的。他紧紧追随着来人的身影，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去了书记的办公室，却被一堵山墙遮挡住了。他变得心神不定起来。那天，他第一次把螺丝车出了几件废品。对于敏感的他而言，这不是吉祥之兆，果然，他没有调成。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文工团要调他。他已经不再像当初一听到调他的消息就激动不安了，他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灰心了。 
　　终于有一天，市杂技团派人来到标准件四厂。结果仍然不能让他高兴，因为他是大集体编制，工作关系是调不了的，经过反复协商，只能暂时借调。借调意味着随时可能回来。所以，郎国任在离开车间时，连东西都没咋收拾，只是把脱下的工作服塞到了工具箱里，他把工具箱还放在墙边，那个自制的棍状二胡还没有舍得扔掉，他随时准备再回到车间。 
　　从那以后，郎国任的心总是不踏实。在杂技团里他如鱼得水，同事们跟他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他的业务水平高，也深得人们尊重。但是，只要是闲下来，一核计不定啥时候一个令下来，他还得回到工厂，他的心就格外沉重。时常他在梦中经历着逼真的情景：杂技团领导找他谈话，一副无奈的样子……完了，一种来自深渊的绝望使他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扑腾扑腾蹦个不停，这一宿，就别再想睡了。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第一节 无业人员   　　首都北京以其古老的庄严和现代的神圣，构成了郎国任这一代人心目中永远的向往。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了。此番来北京与以往两次截然不同。第一次是荣幸地混入红卫兵的行列中，激动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二次留下的记忆便是荣辱参半了。三天假，一个月，3份检讨……而这第三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上，他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北京车站到处可见广告牌，尤其是那条拥挤的通道，两侧被广告牌包裹得一片花梢，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尊严和神圣感。那些大包小卷子跌跌撞撞的滚滚人流无不带着浓浓的商品味道勇猛地冲击着北京这座古城。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拥挤，他紧紧拉住儿子的手，生怕他被人流挤散。儿子已经超过一米了，坐火车自然得买票，而有带小孩的人逃票，过出站口时被粗暴地逮住罚款，这使得本来就拥挤的出口，变得更加骚乱。 
　　走出收票口的郎国任往肩上耸了耸背包，刚刚出了一口闷气，就有人迎上来，以一种令人怀疑和厌恶的热情拉他爷俩住店，拉他坐出租车。郎国任以一位警察的本能予以拒绝。可这边拒绝了那边又涌上来。他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尽快离开广场。他是从广场的右边围栏处绕出去，就到了地铁口。地铁口很是脏乱，摆小摊的还有乞丐照例令他的神经无法松驰。郎朗头一回到北京，看什么都觉新奇。特别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乞丐觉得非常新奇。他这般小小的年纪对北京的感觉是从书本上和电视里得到的，虽然不如父辈当年那么神圣，但是，毕竟是首都，怎么也有这么脏的乞丐？怎么没有人管呢？他正迟疑着被父亲拽走了。他离开时，还回头望了一眼。 
　　地铁站台建在地下，宽敞明净得像一个展览大厅。这令郎朗立刻感到心胸敞亮无比。坐上地铁，开动时一片漆黑。这漆黑又让郎朗多少有些紧张。每一次从漆黑中驶到了亮处便是到了下一个车站。人总是希望到达某站的，到站才给人一种希望。下了地铁又换乘汽车，他记住了在哪一站上车又在哪一站下车，换乘哪一路，跑多长时间。他是个爱操心的孩子，他不断地问父亲拉东西的大解放什么时候能到，东西会不会丢。他还问父亲丰台区多远，那里是不是农村。他的问题总是那么多，使得心乱如麻的父亲实在失去了应有的耐心。 
　　汽车朝北京郊外飞驶，北京显然比沈阳更有春天的气息，阳光灿烂，路边的树木亭亭而立，远处的田野在春天的阳光中升腾起一片热烈的春潮，令人心胸激荡。第一次远离家园出外闯荡的少年郎朗禁不住涨满豪情。他在座位上一刻也不肯安生，一会儿跪着，一会儿站起来，他想象着父亲将要把他带去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从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沉默的状态上，他猜想那里的条件肯定糟糕透了。 
　　呈现在郎朗眼中的丰台区居然也是挺繁华的城市。还有那么高的大楼。从沈阳开来的大解放已经先于他们父子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郎朗一眼就见到了车上熟悉的东西，见到了开车的司机叔叔。他高兴地手舞足蹈。这是个喜形于色的孩子，他总是那般富于激情，仅凭他的激情就可以感染所有人。在以后的岁月中，郎朗经常会遇到一些陌生的热心人的帮忙。除了人家喜欢他的弹琴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他这副热情洋溢的举止的感染。他很精明，很会说话，很会揣度别人的心思。一个有才华的少年能够具备这种人见人爱的性格，肯定会受益非浅。 
　　郎朗的新家在11楼。两室一厅，哇，这么宽敞明亮得多少租金呀？他问父亲，父亲说你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么，你好好弹琴就是了。但是，郎朗偏要管，偏要问个明白。租金其实很便宜的，每月150元。如果现在到北京丰台区租这样的房子，那租金就得翻几翻了。不过，这150元的月租金对于郎国任来说也不算轻松。毕竟他辞去了工作，这意味着以后的日子他们父子在北京将只有花销而分文没有进项。郎国任这几年为了培养郎朗花销不小，积蓄所剩无几。他见儿子一定要刨根问底，便把租金多说了两百元。唉呀妈呀！这么多钱呀？我可得好好弹琴了！郎朗这么一叫唤，当父亲的心里边就舒坦多了。 
　　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得从电梯上运到11楼。来往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父子。这座大楼里边的住户成份比较复杂，也有不少外地人在此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大多是涌到北京做买卖的，而像他们父子这样来学琴的，这里的人还是闻所未闻。那种异样的眼神开始让他们父子很不习惯，那是一种审视，一种怀疑还是一种轻蔑？抑或兼尔有之？无形中这一切都构成了压力，也都构成了动力！一惯说上口，一惯盛气凌人的特殊警官，看你如何来适应这片并不友好的环境。 
　　东西算是搬进屋了，最沉的是钢琴最重要的也是钢琴。好像拉来的东西挺多，其实一摆放，也没有多少，屋子里倒显得有些空荡。那两个在部队时发的箱子盛着他们父子俩的全部衣物。从寝室到厨房，郎国任忙里忙外，从此，他将以全部的耐心围着家里转了。他得为柴米油盐劳神，他得算计着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他得学会去做日常所有的生活，哪怕是他过去最不愿干最瞧不上眼的只有女人才会去做的家务活。也就是说，他得既当爹又当妈。对于一个特别看重自己的事业型奋斗型的男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一切为了儿子，也仅仅是为了儿子。这就是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将由此而一拆两爿。妻子在沈阳留守，爷俩在北京这边奋斗，无论是作丈夫的男人还是作妻子的女人，都将接受着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孤独，同样的期盼，他们失去了自我价值，一切都围绕着对于儿子前途的设计来体现各自的生命的形态。他们牢牢拴在了儿子的身上。小小的儿子手指还那么纤细，小手还没有长开，铺在键盘上刚刚才能碰到八度，他能够承担起父母如此沉重的不顾一切的付出吗？未来会怎么样？还得遇到怎样的坎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有待于他们自己去奋斗去拼搏。虽然郎国任早已作好了心里准备，但是，置身在这样一个人地两生之所，却没有一种家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他仍然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 
　　夜已经很深了，他检查了一下房门是否关好，把明天要去老师那儿上课的该带的教材也细心检查了一下，尽管儿子平时在收拾这些东西时也很细心，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明天得起大早，因为还得等汽车。必须得提前一点到老师那儿，第一面很重要，一定要给老师留下个好印象。听说她是音乐学院搞基础音乐教育的好老师，也是最难请的老师。那是朱雅芬老师帮着找的，她们都是上海人。要不是看在朱雅芬老师的面子，人家可能不会接受的。郎国任是最尊重朱雅芬老师的，他甚至有点怕她。个中原因，留待下一章再说。 
　　郎国任为儿子总是想得很细，连明天儿子穿什么衣服，明早起来吃什么也都想好了，他甚至还考虑了明天上完课去哪里买菜，买什么菜，做什么饭，什么东西既有营养又可以少花钱，他都一一想过了。北京这边想完了，他就去想沈阳那边。他想到了沈阳平时接触的那些弹琴孩子的家长，那些人大多表面上显得特别友好，总是夸你的孩子如何如何好，而一转身在背后却是用另外一套话埋汰你。他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谈论他。但是，他可以断定因他这一辞职带郎朗进京，肯定会成为人家的谈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嘴长在人家的脑袋上。核计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还怪烦的。 
　　孩子的确够累了，从他贪睡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嘴角绷得紧紧的，好像在梦中还和谁较劲。儿子在争强好胜这一点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最让他喜欢之处。但是，他无论对儿子多么满意，却从来不流露出来。儿子到了哪里都能得到一迭声的夸奖却独独得不到他这位当父亲的夸奖。为此，儿子耿耿于怀。每次弹琴都调动了浑身的解数，都用了最大的力气，可父亲总是没有喜悦的表情，顶多说句还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别人的羡慕和赞扬声中成长的，他怎么受得了“还行”这种评语呢？他被激发起更大的干劲，他一定要让父亲承认他弹得最好。他甚至在梦中都在和父亲叫劲，看他夸不夸奖。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确实严格得近乎严酷。他总能挑剔，也总能挑出毛病来。有的曲子三遍五遍他也不放行，还得再抠一遍。有时气得儿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渲泄一通，却还得老老实实地按着父亲的要求再弹一遍。妈妈在家的时候，儿子可以和妈妈撒娇，妈妈不在时，儿子却找不到撒娇的人了。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郎国任这位天天与儿子耳鬓斯磨的严父，居然从未亲过儿子。郎国任对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只能是在儿子睡熟了的时候，他默默地守着儿子，多看他几眼，给他掖掖被子，抚摸一下他的小脚。这一切，他绝不会让儿子知道。带好儿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极强的克制力，永远不夸他不鼓励他不行，可轻易夸他更是不行。不让他怕你不行，而让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这种聪明伶俐的孩子。 
　　最难忘的是两年前，他带着郎朗去太原参加的全国首届少儿钢琴比赛的情景。因为是首届全国举行这样的比赛，所以，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参赛的选手也够多了。沈阳不同年龄组的都有选手参赛。比较出名的有邢军、杜莹，她们都比郎朗大，郎朗当时只有七岁，在沈阳宁山路小学读一年级。他是那种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着得奖的决心来的。 
　　比赛在太原少年宫进行，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的郎国任还不很熟悉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情况，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厉害。他没有抱着一定要夺冠的决心，但是，他觉得郎朗也应该在全国排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来见识见识，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厉害。 
　　和郎朗在一个组竞争的有上海的王鲁，还有北京的李端。这两个孩子在当时都很受宠，也都颇有名气，而来自东北的郎朗却不为人所知。在钢琴评委们的眼中，东北还是块钢琴的荒地，虽然文革期间不断地有上海的钢琴家到那里播火种，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东北的孩子仍然无法真正进入评委们的视野。郎朗当时的程度是弹到了740，不过比赛规定不允许弹740，只能弹299。于是，郎朗那次弹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国曲子《红星闪闪》。这两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一手教出来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她不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乐。在技巧与音乐的融汇上她更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着郎朗的内在激情。而七岁的郎朗正是有着一种小老虎的冲劲儿，只要往钢琴前一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规模的比赛，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会有半点怯懦，相反，他会因此更加激发出精神头儿。他是那种越比赛越竞争越人多越来劲儿的那种孩子。他特殊愿意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郎国任一直挺后悔那天不该让郎朗穿那条背带裤子上台。郎朗弹到激情澎湃时，浑身的劲头儿都调动起来，正要大显身手时，那背带却不合时宜地从两个肩头滑脱下来，束缚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挥洒却伸不开，这不能不影响演奏效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然而，尽管如此，郎朗弹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乐感觉好，而且一个音也没错，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台下听众不少交头接耳，认为这个小孩弹得好。那次比赛取前六名：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郎国任一个不漏地看了参加决赛的10名小选手演奏之后，心里边有底了。他觉得郎朗肯定可以进入前六名。如果不是背带碍事，他甚至会认为郎朗可以竞争第一。 
　　宣布比赛成绩时，郎朗情绪很高地坐在父亲旁边，他自信肯定榜上有名。他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往自己支起的光腿上划着玩。他划什么呢？父亲随便扫一眼，发现他写的是自己的名字“郎朗”，他写得一笔一划很认真。父亲当然明白儿子的心思，心里一下子涌入了一股暖流。第一名被上海选手王鲁夺得，第二名是北京的李端，第三名——主持人在公布名次这段时间里，他写得满腿都是郎朗。可是，他写得再多，前六名公布完了也没有听到一声郎朗。当父亲的心禁不住怦然而动。这时的郎朗突然停下了笔，只听主持人接着往下念获得优秀奖的名单。这回，头一个就是郎朗。就是说郎朗的名次排在了第七名。郎朗愣头愣脑地说：不是吧？ 
　　父亲说咋不是呢？他和儿子一样的心情。毕竟是成年人了，遇事再激动也不至于当即暴发，可是，郎朗却不然。他一下子蹦起来，郎国任一把没抓住，他像头小老虎，哇哇叫着冲向主席台。他边跑边喊叫：“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凭什么？”整个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要优秀奖！我不要！” 
　　“不合理！不公平！”郎朗不顾别人的阻拦，冲到主席台下对台上的评委们挥着小拳头愤怒地喊叫。喊着喊着，他竟大声哭起来。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观众席上一片骚动，嗡嗡的议论声越来越高。郎国任奔过去，拉住了又蹦又跳的儿子，硬是把他拖拽出去。 
　　郎朗哭得真伤心。围观的小选手纷纷劝郎朗，别哭了，有个石家庄的小选手劝他说，我不也是得了优秀奖吗？你看，我都没哭。下次争取嘛！郎朗瞪他一眼：你跟我比？你弹得什么玩艺？ 
　　任何评奖要讲绝对公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评奖的因素受很多东西制约，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任何背景的郎朗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能够获得第七名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郎朗父子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郎朗弹得丝毫不比第一名差。即使不给第一名，那也不应离开前三名的，可是，他们太过份了。父子俩都是那么忿忿不平。只不过郎国任没有像独生子那么冲击会场大喊大叫而已。他去找评委们说理，评委们也承认郎朗的才气，也为郎朗没有评上前六名而惋惜。他们也只能表示一点善意的惋惜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据理力争又能挣出个什么头肚？ 
　　优秀奖也要颁发奖品，念到郎朗的名字时，他拒绝上前领取。当一位小朋友替他把奖品取回来，递给他时，他抓过来就狠狠地摔在地上。奖品是一条玩具小狗。那只天真无邪的金丝毛小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黑亮的眼珠定定瞅着他，仿佛对他表示抗议。郎朗余怒未消地把它抓起来又一次摔到了地上。后来，还是父亲帮他把这只小狗拣起来放好。 
　　郎国任是个有心人。他将小狗带回家，就摆放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那就是钢琴的上方。每天郎朗弹琴时都可以看到它，再不喜欢再想躲避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让这条小狗成为一个教材，时时激励儿子，让他发愤，让他别那么轻易忘记太原的委屈。 
　　郎朗一点也不喜欢那只小狗，为了不去看它，每天弹琴他都低着头练。可是，越是不想看它却越是撞进你的眼帘。它毛发光滑，懒散地趴伏着，两眼永远不动地盯着你，两只大耳朵愚钝地耷拉着。当钢琴被你弹的合弦有力地震动时，它竞美滋滋地随着颤悠。你生气了，停下来瞪着它。你瞪它，它瞪你，你怎么可以瞪过它呢？你朝它挥起拳头吓唬它，可它一丁点不害怕，眼皮都不眨一下子。你这才意识到它是不会眨眼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喜欢它了。你到学校上课时，语文老师要求同学们写篇作文，要求写一个宠物。你当即就想到了这只成天趴伏在你的钢琴上瞅着你的小狗。你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一篇作文——〈小狗〉。你写到了你如何把这只无辜的小狗狠狠摔在地上，拿它出气，可是，小狗不哭不叫也不生你的气，每天都蹲在钢琴上守望着你，听你弹琴，就好象它能听懂你的琴声似的。慢慢的，你不再恨它。你觉得它好玩起来。你说你要好好保护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你就要把它擎起来！ 
　　那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在班级念了，老师非常喜欢，父亲更是喜欢。他不仅看到了儿子在弹琴上的进步，而且看到了他在思想上的进步。小狗成了他最喜欢的玩具，每天他都得看上一眼。此番来北京，他有好多东西没有带来，但是，他却把这条小狗带来了。当郎国任一掀箱盖看到这条金色毛发的小狗时，感慨良久。他想到了儿子的那篇作文，他默默祝愿儿子能够实现理想，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到那时，让这条小狗好好看看郎朗的成功。 
　　想到成功总是给人以力量的，郎国任坚信儿子通过一年的学琴，明年肯定能考取小五。他们不会白来的。在进驻北京的头一个晚上，郎国任想了好多，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郎朗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郎朗跳着脚喊着，越跑越快。他在后边追。车一辆紧随一辆，开得非常快，就贴着郎朗身边飞驰。眼见一辆盛满东西的大解放朝郎朗横冲过去，就要碾压着郎朗了。他大叫一声：郎朗——于此同时，响起了敲门声。郎国任跌坐而起，神情还没有能够从梦境中苏醒过来。敲门声更大更真实了，郎国任下地问是谁？他以为一定是有人走错门了，否则，怎么会有人一大早就来敲门呢？外边的人告诉他是派出所和街道的，登门是要办临时户口。 
　　郎国任把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太，身后跟着一位穿警报的年轻人。老太太还算客气，冲他微笑着介绍了身边的警察是派出所的所长。，那个年轻警察却不那么友好，一进门盯了他一眼，那神情就不大对劲儿。然后，就开始盘问他到北京干什么来了，问得很细，还问他什么工作，他将辞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如实秉报。都问了，这才递给他一张表格让他填写。他接过表格看了看，坐下来便填写。他急着快点填完好把他们打发走，因为他还得为儿子做早饭，还得早点离家去音乐学院找丛老师上课。 
　　他在表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有籍贯，从何而来，家庭成员之类，但是，在往下的那个空格里，他难住了，迟迟不知如何下笔。那个空格是要填他的工作职业。他是警察，可那已经成了过去，那么现在填什么？填陪同儿子学钢琴？他只好问所长如何填。所长说得非常轻松：填无业人员。 
　　“无业人员”这四个字从这位陌生的派出所所长的嘴里吐出来，令他极不舒服。当过警察的人再明白不过了这几字的内涵。他拿笔的手开始哆索了，半天不愿往下落。好不容易才把这四个字写在那上面，结果字迹不工整，有的笔划居然还从那个规定的框格里拥挤出来了。第二节 父亲逼儿子去死：跳楼？还是吃药？可以任选 无业人员郎国任和儿子一起迈出了丰台区的家门。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没有熟人没有朋友，谁也靠不上，全得靠自己。北京太大了，北京的街道也比沈阳宽得多，在这种城市里生活，一个无业人员显得多么渺小与卑微。那一天很不顺利。在复兴门车站下车后，爷俩就往中央音乐学院赶。音乐学院在礼士路附近，没有多远，可是，他们从马路这头被隔带挡着，挡出了很长一段却没法绕，又不能从栏杆上边跳过去，走着走着，一看要到点了，便急着打车。可是，到处都是车却就是见了他们不停。北京的车也这么势力眼吗？好不容易遇到了一辆可以停下来的出租车。爷俩匆匆忙忙钻进去。原以为还有挺远的路，却不曾想也就那么几步路，还打个车，吃亏了。 
　　丛老师家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里。想像中的中央音乐学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多有名气的地方！郎国任平生头一回来这里，那种心情，不亚于朝圣。然而，却没有任何高贵的感觉。楼房太普通了，从哪儿能看出音乐学院的特点呢？在北京肯定有许多这种院落，看上一眼，绝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从后边一扇小门进院的，眼前的院落屋舍无不透出一种卑琐感。一栋栋宿舍楼布局显得过于随意，有红砖的也有水泥着面的，不同的外形代表着不同的年代。只是新建筑少了点，缺少一种与这个时代相容的气派。 
　　按着门牌号，爷俩找到了丛老师的住处。这么有名望的副教授怎么会住在这样一座破楼呢？走廊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郎朗被父亲紧紧拉着，一脚高一脚低，等到目光适应了这种黑暗，他看到了墙边居然还有堆放的垃圾。走廊的空间本来就不宽，还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种空间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 
　　摸到了丛老师的家门时，郎朗想象着丛老师的模样。他觉得丛老师一准跟朱老师差不多，也是上海人嘛，在中央音乐学院还那么有名气。等到期待的门打开时，他看到的竟是一位个子矮小，身材挺胖的女人。一点也看不出朱老师的影子，更不见朱老师的风度和气质。如果不是叫出了他的名字，他还误以为这是老师家的亲戚呢！郎朗很懂事，他见了丛老师非常有礼貌地行了个礼。 
　　丛老师热情地把他们父子让进门。没有多少时间寒喧，丛老师的时间排得很满，45分钟一堂课，学生一个挨着一个。越好的老师就越有上门求教的学生。郎国任就是要找最好的老师。在沈阳给儿子第一次找老师时，他就要找最有名的。想方设法他找到了朱雅芬教授家。朱雅芬的学生早就满了，她不想再接受任何学生。她往外推辞，却遇到了郎国任这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主儿。他愣是说服了朱老师。朱老师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她是郎朗的第一个老师，是打基础的老师，郎朗之所以后来有着那么大的飞跃，与他的基础打得扎实密不可分。朱老师不仅是沈阳最好的老师，在上海在北京也颇有影响。孩子学钢琴，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像丛老师这种名气的老师在北京非常不好找，所以，郎国任格外看重。 
　　丛老师问郎朗弹到了什么程度。郎朗最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进度要比常人快得多。他拿曲子特别快，每次上完课朱雅芬老师给他留曲子时，他都嫌少，吃不饱，乞求老师多留一点。朱老师就多留了一个曲子。一周后来回课时，他不仅完全地弹下来了，而且几乎就没有什么错处，这令朱老师很是惊讶。再留下一次曲子时，又多留一个，一周之后，他又完成了。这么小的孩子，正是打基础的时候，朱老师怕他跑得太快，就扳着他，不给他多留。即便这样，他的进度也快得惊人。但是，丛老师听到他的回答却不以为然。她让郎朗上琴弹给她听听。她要好好检验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怎样。在此之前，她一定听说过这位沈阳的男孩弹得如何如何好，再说，朱雅芬的学生，她得高看一眼。不过，她绝不轻易夸学生。她对学生一向要求很严。 　　郎朗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情绪高昂，往钢琴上一坐，腰板笔挺。他还端出点架式来，显得精神头十足。为了讨得老师的喜欢，郎朗弹得格外卖力。郎朗弹的是他最拿手最有把握的考试曲目，这套曲目是在来北京之前精心准备的。郎朗的手指一触键，就进入了最佳状态。 
　　在郎朗弹琴时，郎国任定定站到儿子旁边，似乎给儿子保驾。立于钢琴那边的丛老师瞥了他一眼。郎国任并未在意。这是他的习惯。从一开始他到朱雅芬老师家上课时，他就立于钢琴边，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像个监工。而且还时不时地向朱老师发问。就好像他对老师不够放心似的。为此，他当初给朱老师的印象并不好。到朱老师家学琴的孩子和家长都很守规矩，学生来了，到琴房学琴，而家长都在另一个屋子呆着，没有一个进琴房的。朱老师是个很讲究的知识分子，从小生活在上海的英租界。在她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和尊严。不同的文化教养的确有不小的差异。但是，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女性，她的修养使她不便于直接表达心中的不悦。而郎国任并不因此收敛，他也不曾意识到这是一种冒犯。在他的性格中本来就有这种不循规蹈矩的因素，何况他的特殊警察身份更让他忽略了那种必须应该具备的人格修练。俗话说，脸皮壮吃得胖。郎国任正是缘于这种精神头儿，在郎朗上课时，他就像自己在上课，他非要抠根问底，弄个明白不可。哪怕一个指法朱老师在纠正郎朗时，郎国任都要伏下身瞅半天，看看老师说的对不对。天长日久，在朱老师那里经过磨合，违规也就违规了，彼此也都适应了。然而，如今到了北京，到了新的老师这里，你郎国任还这么不管不顾？也许是看在朱老师的面子上，也许是朱老师把郎国任的特点介绍得比较充分，人家有心里准备，反正，丛老师并未对郎国任的“越轨”表示出反感。第一次见面就等于是进行一次面试，能不能接受你这个学生，就要当即作出决定。在丛老师这儿，因为第一次面试没有过关的孩子并不是没有。中国人讲情面，都是熟人介绍来的，不给看看，好像不给人家面子，看吧，有的只是个应付过程。像丛老师这种身份的，对于考附小孩子来说是最接洽的，每年考试她都到场给打分。县官不如现管，她就是现管。在郎朗弹琴时，郎国任格外注意丛老师的面部表情。在郎国任眼里，这张知识女性的面孔严肃得没有温暖的缝隙。因此，他的心便一直悬着。如果老师不满意的话，就不会接受你这个学生。而老师能否接受你，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找到一个好老师，等于半只脚已跨进了音乐学院大门坎。所谓好老师的涵义不仅仅是指名望和水平，还有工作岗位，后者尤其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哪一个老师不向着自己的学生？就那么几个名额，水平上下高低也差不了大格，何况一眼高一眼低，录取谁还不是录取？纵观历年来投考中央附小的孩子，哪一个不是提前进京，投奔到有关老师的名下，服服帖帖地学上一至二年之后，才能去考场竞争。而如果不是提前进京，不按着这个程序，那你想考上小五，简直连门儿都没有。 
　　当然了，如果你确实不具备弹琴素质，就是老师再肯帮忙，也是无济于事的。郎国任对儿子的钢琴天赋一向是充满信心的，他的辞职等于徐晃背水一战。这对于一般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地说当时郎国任的决定多么及时，多么重要，否则，那完全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然而，当时郎国任那颗悬起的心却每时每刻都处在敏感的忧虑中。不能有任何失败。只能成功。只能给丛老师一个好印象，让她教郎朗。 
　　郎国任在丛老师的脸上总算窥到了满意的表情，只是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么兴奋。也好，严师出高徒嘛！毕竟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名老师，人家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识过？她对郎朗评价还可以，认为弹得挺有光彩。 
　　第一堂课上得很认真。一共教了五首曲子。有莫札特的C大调变奏曲；G小调变奏曲；也有贝多芬A大调变奏曲和G大调变奏曲。丛老师教学有自己的特点，你弹她给你唱，按旋律起伏带着你走。她也给你做示范，那双手很小，却很灵活，鸡啄米似的在键盘上跳荡。如果不是手太小，或许她会成为一个相当好的钢琴演奏家呢！ 
　　他只能装着听不见。如果当真听不见就好了。可是，他是从小就训练过耳音，他的耳朵极其敏感，他怎么会听不见呢？又不能跟他们对骂，骂不过人家，又不能去跟他们打驾，也打不过人家，只好忍气吐声。回到家里，这股气忍不下就拿钢琴出气，弹着弹着，就把那些苦恼和郁闷驱散了。哦，弹钢琴真好！ 
　　那一段是郎朗最不顺利的时候。在学校受气，就渴望能够到丛老师这里得到安慰，结果不仅得不到安慰，反倒处处挨损。弹不好挨损，弹好了也换不来老师一个笑脸。父亲这段情绪也糟糕透了，也动不动就训他，明明不是他的错，却拿他出气。还说反正是他没有弹好琴。于是，就更加逼他下苦功往死里练。丛老师每次都说他指尖有毛病，指尖发木，他就练指尖，他尽最大努力别让老师挑出毛病，让老师满意。渐渐的，他觉得老师好像在故意刁难他，留的曲子明明得两周才能完成却让他一周回课。郎朗在激忿中真就提前一周弹下来了。面对这种奇迹，丛老师不咸不淡地说什么，你还不是块朽木，但你也不是颗星，星发光，亮，早就能看出来，你却看不出来有多少光亮。这是很刺伤孩子的，而孩子的心灵要是被你无端刺伤了，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我在采访郎朗时，说到了丛老师，他的气愤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真倒楣，怎么弹都不能让她满意。一个礼拜连背带弹，下老功夫了，一首大曲子啃下来回课时，就开始贬，什么连莫扎特的尾巴你都不明白。(尾巴是指尾音处理)。你们东北人傻大黑粗，就是不如上海人。你还聪明，你的脑子就是白开水。 
　　郎朗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看不上自己？为什么一点慈祥都没有？她在贬你时，她好象挺解气挺痛快的。郎朗一直是在赞扬声中成长，他什么时候也未曾被贬过，何况还这么恶狠狠地每周回课都挨贬。他受不了。不学了！不跟她学了！多少次他在内心狂叫着，但是，因为父亲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他不敢喊出来。只能含悲忍辱。 
　　“我教不了你，你还是换个老师吧。别耽误你。你不用跟我学，你回沈阳去学吧，你何必上北京来，多麻烦！” 
　　这就是往外开了，就是不想教了！已经学了将近半年，却要推出门外，中途换老师这是犯大忌的，何况这种名气和地位的老师还能找到吗？这对于郎家父子而言，无疑于晴天劈雷。郎国任急得火上房子。一次次往回打话，找朱雅芬老师诉苦。朱雅芬老师每次都劝他别着急，再看看情况，尽量能把关系处好。朱老师说她再给丛老师写封信。朱老师觉得这种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在她看来，丛老师不是这种人呀！她不会看不出郎朗的天赋，哪个老师还不希望教出好学生呢？咬牙挺着吧！郎国任哪是让人说的人呢？每次当他听到丛老师对郎朗的那种带刺的话时，他就心如刀绞。如果是过去的特警身份的郎国任，早就炸了。但是，现在是无业人员，在人家的屋檐下，安有不低头之理？挺着吧！他的这种情绪还得在儿子面前掩饰，他不能让儿子看出来，否则，他知道给郎朗一点纵恿郎朗就会上房顶的。 
　　郎国任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一直觉得丛老师这种态度变化得不正常，挺蹊跷，这里边似乎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会是什么原因呢？这期间，沈阳还有别的孩子找丛老师上课。郎国任虽然离开沈阳，却并未逃离开沈阳的弹琴孩子和家长们那个小圈子。郎朗依然是人们瞄准的目标，而他郎国任也依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会不会是什么人在丛老师那里下舌呢？他太熟悉那些爱传老婆舌的家长了，那些人都是大老爷们，其中也有他在部队时的战友。别看当面总是恭维，背地里却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看到别人孩子那么出色，远远超过自家的孩子，这种时候当家长的心情确实不至于太高尚，要求人家高尚这也不真实。背后说点坏话什么的多多少少也能解除一点心理压力，另外也是在心理上找个平衡。但是，是不是有些太过份了？郎国任一想到这些心里边就升腾起一股怒火。他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捣鬼。可他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他想骂人也找不到骂的对象，想吵架也找不到吵架的对象。只有一个人生闷气。 

　　一晃，他们来北京已有半年了。半年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不说，想达到的目标却越来越渺茫。看来丛老师是铁了心不教郎朗了，她推出的学生谁还敢接手呢？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明白，被别的老师推出门的学生你要是再接手，一来得罪了原来的老师，二来，人家会想肯定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否则，教了半年了，怎么会不要你呢？谁又肯去拣一个有问题的学生呢？但是，丛老师既然不想教了，那么也不能死皮赖脸让她教，这种状态即便是让她免强教下去，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效果的，最后耽误的还是咱们。左想不是，右想也不是，够窝心了。郎国任最怕的就是这种窝心事。 
　　人要是心不顺，倒楣的事情就会接连出现。昨天晚上，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一高一矮，进屋就用那种挑剔的目光瞅着他，要检查户口、证件。一个临时户口，不过一张纸，一目了然，可他们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以职业的口气问他为什么到北京来，来干什么？靠什么维持生活？他最不爱提的就是辞职一事，尤其在这种心情下。可是，他越是不爱提这种事，人家就越是感兴趣。或许因为他对人家的态度有些轻慢，高个子的警察便尽挑那种不友好的话问他，这种发问有点像审问，你真的是辞职吗？辞职是不是还有别的理由？不会吧？郎国任不再回答。只要一张口，他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会跟人家吵起来。他在心里已经喊了我辞管你屁事？你他妈的管这些没用的事干嘛！ 
　　小个警察还算机灵，他见场面僵住了，便出面打圆场，他说这不快到十、一了，上边指示要严查。每年国庆节前都得这样，希望他能理解。他们走的时候，郎国任气也没消，连送都没送。郎朗刚要从琴上下来送警察叔叔，老郎朝他瞪了一眼，他吓得赶紧弹起来。那个晚上郎国任的脸一直那么吓人地阴沉着，郎朗不敢有丝毫闪失，格外卖气力。平时还敢和父亲开个玩笑什么的，以解除单调和乏味，可他见父亲脸色那么难看，像布满火药似的，他不能不格外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碰出个火星，把炸药引爆。他那天晚上特别乖，一直埋头弹琴，他想方设法让父亲高兴，只要能让他脸色好看一些。 
　　郎朗作梦也不会想到第二天他还是把炸药引爆了，那是郎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郎朗弹琴生涯中最悲惨最绝望的时候，如今提起来还唏嘘不已。 
　　那天下午，郎朗在学校多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往家走。平时，他从来不敢擅自在学校多呆一分钟，因为父亲对他抓得太紧了，把他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到点就得赶回家，哪怕在路上也不许耽搁一分一秒。下午自习课老师也为郎朗开绿灯。在丰台区的小学校里，郎朗可以算得上是个特殊学生。在校方看来，这个特殊学生可以为学校争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校为了庆祝十一国庆节，成立了合唱团，那天下午让郎朗伴奏。郎朗平时独往独来，更多的时间是关在家里练琴，很少有这种与这么多师生融合在一起的机会。校长和老师们都对他笑脸相迎，就连那些平时欺负他骂他的淘气学生也得敬他几分，他是在一片受宠的氛围中伴奏的，所以，他特别愉快。排练结束时，同学们都围着他，夸他弹得好。他正和同学们分享着快乐，冷丁一看表，满身的喜庆登时惊得烟消云散，他掉头就往家奔。 
　　他说那些天他上火了，嘴都起大泡了，都烂了。他说妈妈那些天总也不来，他心里边有压力不敢跟爸爸说，他特别想妈妈，常常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哭。他知道一切都得听爸爸的，差一点都不行。爸爸对他看管特紧，晚一分都不允许，何况晚了近两个小时。他心里边惶惶的，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可又一想，是老师找他的，他又不能推辞。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所以，他的心渐渐坦然起来。 
　　郎国任早就立于高高的阳台上，往下注视了。他已经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让他耗尽了一生的耐性。他都快急疯了！所有的不顺所有的屈辱所有的风言风语都在这时候朝他袭来，刺激着他，折磨着他，令他一刻不得安宁。不断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从上往下瞅，人是个形态怪异的黑点，所有人差不多是一个样子。但，他还是看见了郎朗。看见他急匆匆地奔进院子，直奔楼道而来。 

　　你他妈的还知道着急？郎国任一见儿子身影分外眼红。他把自己的整个前途和生命都当赌注押在儿子的弹琴上，这个代价太大了，一切都为了考取附小，只有考取附小，才能有希望，可是，丛老师不教了，这等于把他们父子推向了绝境。他恨呀，恨那个蛮横得一点不通情达理的丛老师，恨那些嫉妒他背地讲他坏话，希望他倒楣的家长，恨北京人那种瞧不起外地人的优越感，恨那两个登门检查的警察，恨来恨去，都落到了恨儿子上了，一切都因为郎朗没弹好琴，他要是再刻苦一些，弹得再好一些，谅她丛老师也不会把他推出门外。事到如今，简直到了火上房子了，他不仅不着急，反倒更不抓紧时间了，他居然敢这么随随便便耽误时间！他还反天了！就是有再重要的理由，郎国任此时也绝不可能饶恕儿子的。 
　　郎朗气喘吁吁地破门而入，瞥了眼凶神恶杀般的父亲，像只从枪口下逃窜的小兔子，二话不说，一头就朝钢琴扑去。他聪明得很，此时，只有钢琴能够解救他。 
　　郎国任一把将儿子拽住了，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胖揍。越打他的火气越旺。他觉得儿子太不争气，没有弹好琴，那一切默默忍受的牺牲和屈辱竟潮水般地猛涨上来，令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控。于是，在郎朗弹琴史上也可以说在中国琴童学琴史上最悲壮的一幕被揭开了-- 
　　我们不是说中国女排的振兴最初始于魔鬼大松的凶狠训练吗？我们不是在马俊仁训练马家军那些女孩子时采用的残酷手段面前唏嘘感叹吗？郎国任在培养儿子弹琴的过程中，其狠劲儿，并不亚于他们两个人。这种狠劲令郎朗心惊肉跳，直到今天，说到父亲的凶狠，郎朗还是心有余悸。他说郎国任打他才狠呢，还用大皮鞋打他，皮鞋后跟的铁钉子都把他的脑袋打破了。郎朗在跟我诉说这话时，我注意到郎国任的表情，平静得没有丝毫波纹。那是一种经历过人生大的沧桑之后的平静，也是一种如愿以尝的平静。在这种平静面前，我感到心颤。 
　　郎国任是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人，他不能苟且地活着，他必须活出个人样来。他只能成为人上人，而不能沦为阶下囚。古人为了功名头悬梁锥刺骨什么的在郎国任面前已经逊色。如果儿子的钢琴真的失败了，遭到那些“小人”的嘲笑幸灾乐祸，那他勿宁死。 
　　打累了，他歇了歇，拿出一包药放到儿子面前，恶狠狠地说：你弹不好琴别活了，你死了吧！你看看你怎么死，要么跳楼，要么吃药，你选一样吧！ 
　　满脸泪湿的郎朗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的眼里充满了委曲也充满了绝望。他朝窗外望了一眼，高远的天边涌动着乌云，层层叠叠像拥挤的怪兽。阳台的门敞开着，阳台上的窗户也开着，一股迅急的风从窗口扑进来，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顶多迈出去三步就能到阳台上，想象着从11层楼的阳台往下跳，他恐怖极了。他瑟缩着，往墙角挪腾，生怕父亲冲过来抓住他往阳台拖。绝望之中，他抓起了药片，他狂叫着：我吃药！我吃药！那啼血的声音好象不是从一个9岁的孩子嘴里发出来的。 
　　一个9岁的孩子从来不曾考虑过自杀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逼他死的竟是他的亲生父亲。长这么大，父亲吐出口唾沫都是钉，他从来也没有敢反抗的时候。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亦不敢不亡。他没有向父亲求饶，他知道求饶也没有用。他抖着手，把那包药展开，白花花的药片在他眼里闪着阴冷的光。吃下去就得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可是，妈妈能知道自己是怎么让爸爸逼死的吗？妈妈，丛老师不教了，那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偷懒耍滑，我没有浪费时间，尽力了，可是，爸爸总是怪我不争气，他冤枉我呀，妈妈！ 
　　一想到妈妈，他顿时涌起无限的委屈：“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死？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一个9岁的孩子在被父亲逼急眼的时候，焕发了一种巨大的生命潜能。他把药片朝墙上狠狠摔去，然后，他像一头暴怒的小狮子用头朝父亲撞去。父亲结实的胸膛任凭他撞着，好像没有感觉。儿子又用拳头朝那麻木得没有反应的空荡的墙壁般胸膛上擂起来。终于把父亲擂醒了。他抓住了儿子的手，盯视着他，许久许久，竟然说不出一句话。后来，他想说什么的时候，眼泪就往上涌了。他只有迅速摆脱儿子，他不能让儿子看到他的眼泪。哪怕一滴。他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 
　　儿子坐回到琴凳上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天边乌云已经翻涌到了窗前，屋子里暗得看不清钢琴上立起的谱子。郎朗的泪珠凝固在面颊上，第一次显示出了一个少年人向命运挑战的刚毅。他双手缓缓架起在琴键的上方，吸气，吸足了气后，猛地落在键盘上，那十根柔嫩的小手具有着钢丝般的柔韧与弹性，带着他的满腔悲愤，练起了大合弦。因为用力，他两肩端起呈准备飞翔状。而每一次大合弦的震响他的头发梢和肩头都随琴而震颤不已。呼风唤雨般的大合弦，使得钢琴在震颤，房间随着震颤，一股疾风在这时将敞开的阳台门哐当一家伙关上，又哐当一声甩开来，好象憋闷已久的冤忿要一下子发泄出去似的。 
　　郎国任禁不住打了个激灵，扑过去，赶紧将门划严实。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雷声过后，散弹般的雨点敲击着窗玻璃，无数道流淌的雨柱竞相奔流，所有的玻璃都在瞬间模糊了。那是一片委屈的面孔，一片流也流不完的泪水。 
　　雷声依然隆隆翻滚，就在丰台区这座高层住宅楼内。每一位走进楼里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一种震颤。郎国任感受得最强烈，他觉得屋子的地面都被震荡得悠悠直颤。琴声和雷声剧烈地撞击，终于，热烈地交融在一起了，迸出一种激荡人心的旋律，郎国任先是电击般地一怔，随后，他颤栗着一步步捱近了儿子，捱近了钢琴，似乎在这一瞬间，他才突然发现儿子的手指长长了，居然可以跨越八度，那么结实有力地抓取着键盘。他的小手像是要把键盘抓碎。在这一起一伏中，浑厚的合弦带着无尽的委屈和哀怨，海潮般向他扑来，一阵强似一阵，一浪高过一浪，瞬间他就被淹没了。 
　　是否，他还能忆起儿子的小手使劲去够着键盘八度的情景呢？嫩生生的细指尖在键盘边艰难地滑动着，却怎么也够不到八度，好不容易够到了那么一点儿就迅速滑脱了。

第三章 郎国任的赌注  
第一节 沈阳--沈阳 郎朗父子回来了，回到了沈阳。这是一次胜利的凯旋，阔别一年半的沈阳，不再那么阴冷也不再那么苛薄了，阳光下的城市，雍容大度，慈悲为怀，哪怕一条小巷，也朝他们张开了温暖的臂膀。回来度暑假的郎朗像一头从笼子里边钻出来的小豹子，浑身上下洋溢着获得轻松后的得意。他的个头儿并没有因为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附小而长高多少，他在父亲身前身后一窜一窜的，居然还没有超出父亲的肩头。他满脸洋溢着童趣的欢愉，他渴望着立刻回到久别的家，一头扑进妈妈的怀抱。他太想念久别的妈妈了。 
　　走在他身后的父亲——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男人，从外表看去并没有儿子这么轻松，这么畅达，他总像还有什么心事没有能够放下似的。他显出几份犹豫，几份惆怅，或许触景生情使过去的旧伤仍然不能真正抚平？抑或他还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变故？经验与教训对于一个成年人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所谓忧患意识大概就是由此而滋生的吧？ 
　　其实，他应该满足才对，与走的时候相比，总算如愿以尝，对人对已总算有了一个很体面的交待。特别是爱面子的他没有让那些人看笑话。儿子的势力有力地为他的选择作出了证明。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证明呵！牺牲自己为了儿子是值得的。 
　　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刻到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欢聚一堂。肯定比过年更高兴。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只有十几平米的这间小小屋子挤满了人。电话一整天几乎不断。最高兴的人莫过于周秀兰了。无论从作母亲的角度还是从作妻子的角度，她都应该获得这种满足。她搂着儿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亲朋好友们都朝她发出了由衷的羡慕，她更是高兴倍加。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对她来说，就是最好最舒心的音乐，是赞美诗。从此以后，她总愿用这种语气：我儿子—— 
　　儿子回到身边了，沉寂了一年半的房间，有了久违的亲情环绕，这种环绕无时无刻不在温暖着一颗中年女人寂寞的心。一个女人在孩子丈夫远走北京的日子里是怎样度日的？吃饭不香，睡觉不实，遇到什么困难都得一个人去应付。她的工作得倒班，有时下夜班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回家，免不了提心吊胆。冬天屋子里太冷，躺到床上，缩成一团半天无法入睡，于是就加倍惦记着儿子和丈夫。通常都是儿子那边给她来电话，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躺在家里接儿子和丈夫的电话，她一般情况下很少给儿子打电话，特别是儿子报考附小那些日子，她生怕因为打电话影响了儿子的情绪，让儿子分心。只要为了儿子，只要对儿子有利，让她作出多大的牺牲她都毫无怨言。一年半来，她一个人守在家中，默默地做出牺牲做出奉献。当郎朗在北京处于最艰苦的那段日子时，她在这边的家中也没有安生。一到夜深人静时，就会有人敲门，那门被敲得震天价响，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门外骚扰她。她愤怒她恐慌，她几次拿起电话想给丈夫打，但是，她坚强地挺住了，她不愿让丈夫再为自己操心。房间平静下来时，她再也无法入睡。想想自己过得是什么日子，何时才能出头，禁不住泪湿枕襟。后来，丈夫知道了，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起来思考，他认为这是那些嫉妒他们的人的一种阴谋，在北京设置障碍，在沈阳这边也不让你安生，牵涉你的精力，如果这边挺不住了，就得想法回来。如果周秀兰不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如果她深夜哭哭泣泣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电话，那么，郎国任还能坚定不移地领着儿子取得成功吗？ 
　　儿子考上了附小，这对于受了多么大委屈多么大惊吓多么大寂寞的母亲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当她和儿子在一起喜形于色时，郎国任却依然保持着那样一幅严肃深沉状。就好像他不知道郎朗已经考取了中央附小似的，他对儿子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依然那么严厉地对儿子下着弹琴的命令。特别是当儿子和妻子沉浸在一片动人的母子情爱中时，他总是要以一种打冲锋的精神状态提醒儿子快抓紧时间。他总有那么一种紧迫感。总像要立刻动身去追赶什么或者总要被别人追撵似的。周秀兰对此常常不理解，她觉得郎国任对儿子要求得太过份了，连和妈妈亲热的时间都不给呀？也太有点不近常理了。 
　　回到家里的郎朗精神头更足了。他每天除了弹琴之外，更让他兴奋的事情是这期间中国足球队正在角逐亚洲杯，还有辽宁足球队争夺九连冠。作为中国人的郎朗和作为辽宁人的郎朗，都是狂热的球迷。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不能让郎朗高兴，而辽宁队的节节胜利却让他大长了志气。他这个狂热的球迷与别的球迷不同，他从不到现场看球，他怕耽误弹琴时间。他在电视里看比赛。为了能够保证看比赛时间，他抢时间拼命弹琴，弹得天昏地暗，累得不得了，才作为另一种休息看球。看球时，他狂呼乱叫，兴奋不已。他特别喜欢辽宁队，辽宁队的迅猛攻势给他注入了许多激情，他能把弹琴的劳累进行了一种激情的转换，又能从看球中重新获取激情，再投入到弹琴上。他最激动的一场比赛是辽宁与广州的冠军争夺战。广州以小快灵见长，他们先攻进了一球。郎朗特别替辽宁队着急，他的争强好胜性格在看比赛时显露得更加充分。在场内场外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呐喊助威声中，辽宁队有如神助，连灌两球，夺取冠军。辽宁人沸腾了，郎朗沸腾了。他高兴地直蹦高。就是凭着这份激动，他那天又一连气弹了十个小时琴，拿下了一个大曲子。 
　　郎朗那么爱看球，但他并不被迷住，他有极强的自控力。有时，他觉得到弹琴时间了，他就会放弃看球，起身去弹琴。等到他弹完了，比赛也结束了，他只需问一下比赛结果。郎朗弹琴时，不管什么人来，也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只要郎朗弹琴没有弹完，一切都得靠后。郎朗弹琴成了一条铁的纪律，雷打不动，雷打不变。郎朗的舅舅非常喜欢郎朗，却因此而无法挨近郎朗。他每次见到外甥，只是那么匆匆一眼，看到他坐在琴凳上挥汗如雨，而郎国任总是警卫一样守在一边，他这个舅舅每次都知趣地退缩，从不敢打扰。直到郎朗今年到香港演奏时，顺路归来，在短短的一周内，周秀兰总算给哥哥提供了一次机会：她带着郎朗赴辽阳去了哥哥家。此时的郎朗个头已经比大舅高了，而且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美国绅士派头儿。大舅像接待一位大名人一样亲热地甚至有点客气地接待着这位有点陌生的大外甥。然而，郎朗的可爱马上让大舅兴奋不已。他颇为感概地说：真没想到小胖子这么好玩，这么幽默，这么招人喜欢。原先只觉得他就是弹琴，除了弹琴没有别的。舅舅对外甥的真正接近，居然是在郎朗到了16岁的时候。 
　　爷爷奶奶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孙子。这么风光的孙子，每次回来，也只能匆匆一面。所有的人都得为郎朗弹琴让路。郎朗就像一位自天而来的小天使，他的全部使命全部生活就是弹琴，弹琴。神圣的弹琴可以闭门谢客，可以使许多喜欢他的亲友们望而却步。一桌宴席早就定好了，几天前就定好了，定在18点，但是，郎朗弹琴弹入迷了，弹疯了，那么多人就得默默地等着，直到菜凉了，再回锅。周秀兰急了，她觉得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就劝郎国任。可是，郎国任不动地方。郎国任不动地方，郎朗就不下琴。在郎朗回沈阳度暑假的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总是紧紧张张地，总是时间不够。郎国任给郎朗规定的时间是不允许打破的。而郎朗这孩子也真就是守规矩，一天差不多要弹上10几个小时。对于郎国任一家而言，郎朗回家不是休息，也不是度假，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练琴而已。 
　　郎朗从小到大有过许多照片，而最多的照片就是坐在琴上拍的。给别人的印象郎朗就是单调的弹琴，一味的弹琴，没完没了的弹琴，可是，在周秀兰的记忆中，儿子的弹琴浸透了他们一家说不完道不尽的酸甜苦辣。 
　　周秀兰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初春。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她所经历的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她怀着郎朗，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经不很方便了。天气很冷，那天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月光的夜晚，更让她提心吊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告诉老人，他们怕老人担心。郎国任弄来了一辆大卡车，谎称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处房子，于是，郎国任父母高兴地帮着儿子往车上搬东西。他们那时的家具不多，很容易就装到了大汽车上。夜晚的风特别凉，周秀兰穿着军大衣，一条围脖围得严严实实，坐进驾驶楼里，却还觉得冷。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她竟有点打哆索。其实，一向敢作敢为的郎国任心里边比妻子还紧张。只不过此时他把心一横，该死该活就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为了房子，为了生存，为了给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建一个安乐的窝。他不止一次地核计了这样做的后果，却还是没有退缩。 


　　车灯照亮出一片刺眼的光芒，这光芒让周秀兰心惊肉跳。特别是接近沈阳空军司令部的大院时，她的心就跳得惶乱不已。沈阳空军大院座落在沈阳市的东南方向，在万柳塘公园附近。一条新拓展在柏油马路从庄严的沈空大门前宽阔地铺陈开去。到了晚上，马路上的车渐渐稀少了，而车越少周秀兰的心里边就越是紧张。车到部队大门口时，她的心就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以为站岗的士兵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抢占房子，要把他们连人带车扣下。所以，当灯光下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露面，她就吓得不敢瞅。好在门岗没有拦挡，他们的车徐徐驶进了大院，在家属区的一栋宿舍楼前停下了。 
　　郎国任敏捷地跳下车，不出声音，她也不敢出声音。多亏那晚夜色挺黑，给了周秀兰些许的安全感。要是放在大白天，她是绝没有这个胆量去抢占住房的。那情景就跟电影上演的鬼子进村差不了多少。汽车的一侧箱挡板被小心翼翼打开了，因为太沉重，在放下来时，还是发出“哐”的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响动。周秀兰心往下一沉，以为完了，被人发现了。好在那时候没有人出来，即便偶尔有人出来，也没有多心多疑管闲事的人。 
　　一件件往下卸着家具。尽量轻一些，别弄出什么音响。郎国任为了照顾她，不让她靠前搬东西，但是，她心里边紧张，希望快点卸下车，别让人发现了，就顾不得怀里的郎朗了，她也里外当起了装卸工。筒子楼的大走廊里有两间空屋子，他们把门锁撬开，就搬进去了。屋子里黑灯瞎火还不敢马上打开灯，一股浓浓的石灰味儿扑面而来，这就是家的味道吗？这个味道再不好闻，关起门来，气喘吁吁的这对夫妇也有种说不出的幸福的紧张感。 
　　行吗？这样能行吗？妻子不时地问着丈夫。丈夫哪能说明行不行呀？肯定不行的，但是，不行也得这么做，他只能安慰妻子没关系，不会怎样。就冲你这个大肚子，部队首长也不会来撵你的。促使郎国任真正下决心抢占这套房子的重要理由就是妻子的大肚子，他知道部队首长的善良是不会不同情孕妇的。就是说母腹之中的郎朗给了郎国任下定决心铤而走险的勇气与信心。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决定，如果不是这次抢占了房子，他们不可能住进这个具有大走廊的沈空家属区，如果不住进这个家属区，郎国任也不会卷入钢琴潮中，而郎朗如果不卷入这个钢琴狂热中，那么他干什么还不一定呢！ 
　　所以，那一个冒险抢占住房的夜晚是令周秀兰刻骨铭心的。那天晚上，她睡不踏实，刚一眯着，就总觉得有人来敲门，于是，一阵心惊肉跳。天亮时，光线照亮了屋子，周秀兰这才看清楚了自己的家。白灰粉刷的墙壁有几处洇湿了疙瘩，年久失修，竟有些斑驳脱落。红砖铺的地面上有一层泥土已经覆盖了砖的本色。房间还是挺宽敞，搬进来的东西显得太少了，装不满屋子。一种特殊的新奇感使周秀兰把眼睛睁得又大又亮。如果这房子真的能够属于自己，她就会把屋子好好布置一番。那时候还不时兴装修，但是，周秀兰对新的家新的生活已经有了深深的憧憬与向往。 
　　她是倚在门框上望着郎国任心情沉重地朝班上走去。她默默地祈祷着，千万别有人来撵。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有人来撵她，她也不走。一天呆在家里，她神志恍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好容易把丈夫盼回来了，从他的脸色上分辨事情的严重程度。郎国任就是想瞒也瞒不住了。他叹息着说：完了，完了。 
　　郎国任被首长在会上点名批评了，认为这是无组织纪律现象，部队里是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肯定是要挨处分了，还得开他郎国任的专场批评会，他得写出检查。风闻文工团将要解散了，人员去向问题不明，他郎国任这把二胡当初考进文工团费了多少周折，他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期盼着，可以说梦寐以求的心愿，从小就崇拜黄军装，特别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他把脑袋削个尖也得钻进空军文工团。作个部队军官，这是他一辈子最崇高的理想和愿望。但是，他郎国任心高运不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有过几次命运的转机，却几次都没有抓住。就像命运在有意与他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借到沈阳杂技团，是他离开小工厂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结实，晃晃悠悠，随时都有可能跌回到小工厂。他在梦里都担心随时会被打发回那个简陋破旧的小厂子。这已经成了他一块无法治愈的心病。因为坎坷太多，直到后来他即使去了美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也还会莫名其妙地在梦中被送回到了那个多灰多油墙上挂着蛛网的车间，于是，他便会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心悸不已。杂技团毕竟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关系也无法办到那里。他只能挖空心思地寻找别的途径。 

　　1977年的春天，全国恢复了高考，他憋足了劲儿，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在全东北地区数千名考生中，他以精湛的二胡技艺力压群芳，考取了第一名。他的老师向他祝贺，亲朋好友也向他祝贺。大红榜上郎国任的名字排列在第一位，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阳光下的红榜把他的脸膛映得红腾腾的。但是，他还觉得有点不妥底，他总是有些顾虑，怕万一出什么闪失。他敏感地打探着有关录取的消息。他最担心也最能卡住他的海外关系，随着“四人邦”的粉碎社会的进展已经不会再难为他了，但是，他听说年龄挺关键。他当时23周岁，而听说录取的年龄段就卡在23岁。万一因为年龄而不能录取的话，那有多怨！一向聪明的郎国任灵机一动，何不改一下年龄呢？于是，在填报志愿表时，他在年龄一栏中写下的年龄是比实际年龄小了2岁。也就是说，他隐瞒了2岁。他当时自以为聪明，他不会想到他因此弄巧成拙，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人盯上了他，于是，负责录取的人到他所在的那个小工厂查看他的档案。管档案的是位女同志，郎国任早已与她说好了，求她帮着更改一下减少2岁，那人也答应了他，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到了人家去调查时，那位同志竟然没有替他弄假，而是照实证明了他的年龄。这一下子，他郎国任可惨透了。仅凭隐瞒年纪这一项，就被取缔了录取资格。其实，他不隐瞒年纪，他是不会超龄的，那年实际录取线卡到25岁。他的年纪不仅没问题，还余富2岁呢！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使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后悔不迭。为此，他不仅又失去了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而且，差点失去了他苦苦以求的爱情。 
　　苦恼沮丧中，他总算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沈阳空军文工团缺少一个拉二胡的，他前去应试。他的二胡确实拉得好，往那儿一坐，二胡一架，就让人赏心悦目。揉弦运弓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下子就被相中了。但是，他不敢相信命运会对他这么慷慨。进部队跟进地方不同，部队政审这关着实难过，即便不像过去极左年代那样，但是，也得报北京空政批准。报批的日子是那样漫长。差不多等了半年的时间。他度日如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当时他正与周秀兰处于热恋期，政审批不下来，他就没把握进空军文工团，进不了文工团，还是个没有着落的人，那么，他与人家周秀兰的关系就没法确定，人家总不至于嫁给一个标准件四厂的车工吧？那一段时间，郎国任很是着急上火。 
　　谢天谢地，总算批下来了，政审过关了。当他的关系真正从那个小工厂调出来时，他对着沈空那边的兰天长长地出了一口大气。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他像个真正的军人那样注意纪律，他变得小心谨慎，他格外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工作。到杂技团时，他就很高兴了，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改变使他心态有了很大改观，食堂很干净，早餐还有好几个小菜，可以挑样吃。而走进沈空的食堂，那更是天堂一样。粉刷一新的墙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食堂工作人员对他的态度那么亲切友好，真如大家庭一般。早餐摆了一溜小菜，足有十几道，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他长这么大从未有过的待遇。军装是四个兜的，还有皮衣皮靴，还有空军驾驶员的服装，这简直阔透了，令郎国任美不胜收。在这种环境里，他还是比较满足的。但是，眼见妻子肚子一天比一天隆起，他十分着急。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结婚后就与父母挤在一起，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他们得把房子腾出来。可是，他们到哪里住呢？眼瞅就快生孩子了，连个窝都没有，这孩子往哪儿生呢？因为他入伍晚，论资排辈分房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他听说了筒子楼里有一套空闲的房子，没人住。和他关系比较好的人便窜掇他，先斩后奏，反正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不会有人硬性去撵，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三说二劝，他郎国任就为之动心了。但是，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毕竟，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得来的太不容易了。万一弄不好，再受处分，往严重一点说会不会被撵回原来单位，这是他最为担心的。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他连夜抢占了住房。既然抢占了住房，那就得为此付了出代价。人家怎么批评他他都得接受，他心里忐忑不安，只要不把他开除，多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他都认了。于是，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检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评。 

　　这期间，更为上火的还是周秀兰。她深知丈夫当的兵多么不易，提的干更是不易，万一因为这房子再背上一个黑锅，这不全完了？她有些后悔当初不该抢占这房子住。她想起了自从认识了郎国任，自从与他谈恋爱以来所受到的种种委屈，禁不住怨声载道。她说跟你过日子多闹心！抱怨归抱怨，到头来，她还是怕郎国任上火，她还得劝他。这期间一些战友也登门看望周秀兰，好言安慰她：反正文工团要解散了，管他呢！先有个房子住才是真格的。 
　　事情并不能就这么简单地检查一通就让你过关。部队为此责成专人去郎国任父母那里调查，包括街坊邻居，工作做得挺细。郎国任父母总共两间住房，郎国任的弟弟已经28岁了，老大不小了，没地方结婚，住房条件确实困难，部队也不能不予以考虑。考虑归考虑，批评得批评，领导说关键是性质不好，部队吗，怎么能说抢就抢房子呢？还像个军人吗？当然，有的领导也帮着郎国任说情。在具体怎么处理郎国任抢占的住房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定论。给他吧？那不等于说他抢房子有道理吗？要是把他撵出去不给他房子，这又与情理不容。只能暂时搁浅。和郎国任关系好的战友给他出了个主意，劝他先暂时搬出去，避避风头，别顶烟上，也算给领导个台阶下，等领导批准了，再搬回来住。这个主意确实比较高明，郎国任和周秀兰只能照此办理了。可是，周秀兰到哪里去住呢？她提出回娘家。其实，她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回娘家就是回父亲那里。可是，郎国任坚决不同意。他说搞对象时，她父亲就一劲反对，这要是再回到家生孩子，那不是更惹她父亲生气吗？去郎国任家？周秀兰也不认可，她觉得刚搬出来再回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商量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借一处房子。郎国任从杂技团一位指挥那里借到了房子。指挥与郎国任平时就相处得很好，他家在沈阳胜利电影院附近。他把丈母娘的房子腾出一间，从里到外收拾干净，现弄到一张床，他忙得一身灰土一身汗水，很让郎国任为之感动。郎朗生下第三天，周秀兰就从医院出来，住进了指挥为之收拾好的房子。虽然屋子简陋点，但住着心里边踏实。这不是抢来的房子，不用提心吊胆了。正是六月，一个北方最好的季节。阳光每天都暖融融地照亮了房间，也照耀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胖胖的儿子每天很乖，睁开眼睛就爱笑。这孩子命大，出生时脐带过长，缠住了脖子，险些窒息。小两口因为添了个儿子而高兴不已。 
　　也许儿子带来了好运。周秀兰刚满月，部队那边同意了他们抢占的房子合法化了。于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心安理得地搬回了沈空大院，住进了那两间筒子楼。正因为这一搬入，才有了后来的钢琴故事。 
第二节 沈空大走廊 沈阳空军大院很是宽敞，绿化带搞得很有层次，杨柳成行，花坛成排，鲜花盛开时节，空气格外清新，环境格外优美。大操场上每天荡漾着战士出操跑步的勃勃生气，战士们每天引亢高歌，战士的旋律粗壮豪迈，不知是否因为这种生气感染了在这个大院里出生的孩子。反正郎朗来到这个大院就总是显得虎虎而有生气。一双大眼睛总是那么好奇地睁得溜圆，胖胖的胳膊嫩藕似地光滑，整天咿咿呀呀，用他独特的语言与父母与周围世界进行着可笑的交流。他很少睡觉，也很少哭闹，精力特别充沛。 
　　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大家都管他叫小胖子——80年代的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特别撩人，爱穿大鞋，拖拉着满走廊晃，衣服也胡乱披着，一路得意地唱下去：“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阿姨们爱逗他：你不像济公。他歪着头：怎么不像？阿姨们说，人家济公是光着屁股，你咋不光屁股？瞎说！他嚷叫着，不再理睬身后发出一片笑声的阿姨们。筒子楼里居住着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文工团的，每天都有音乐都有歌声，一条长长的大走廊里充满乐趣。这种缺乏私密性的居处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幸福和欢乐。孩子们的年纪也相差无几，父母们对待独生子女的态度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点什么，能够出人头地。在大走廊这些孩子当中，小胖子是最招人喜欢的。他聪明灵利，见人没有陌生感，谁逗他他都不恼。周秀兰每天得上班，为了照顾好小胖子，她把姥姥接来了。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姥姥特别疼她。姥姥特别喜欢小胖子，小胖子从小吃母奶，一口牛奶不喝。 
　　周秀兰在小胖子一岁半时，要给他忌奶。可是，小胖子不干，要忌掉可太难了。每当周秀兰狠着心不给他喂奶让他喝牛奶时，他就会死劲闭着眼，摇着脑袋，哭喊着踢蹬小腿，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导致几次忌奶失败。结果，还是周秀兰的姥姥帮着想了个办法，往奶头上抹紫药水。小胖子精明得很，他被紫药水吓住了，他再也不敢往母亲怀里拱了，但他恨太姥，他知道这是太姥使的坏，他撅着小嘴对太姥说：“小太姥坏！”郎朗跟太姥的感情很深。 
　　长大了，他依然不忘太姥的恩情，每次回沈阳，只要有一点空儿，他就会跑去看望太姥。太姥如今经93岁了，却依然头脑清晰，耳聪目明。回忆小胖子小时候的故事，周秀兰记忆可深了。她说郎朗从小就是个把家虎，谁到他们家来他都格外留心。邻居们没见过这样的小孩，都爱逗他。有一次，一位邻居到他们家来，小胖子坐在氮盂上排便。他手里拿着一张广播电视报像模像样地看着。那位大嫂与周秀兰聊了一会儿就要告辞时，故意给周秀兰丢了个眼色，然后，偷偷摸摸地拿起桌上一把汤勺，藏在背后。结果，她刚刚迈出门，坐在氮盂上的小胖子就喊起来了：妈妈，不好了，咱家的东西被人偷走了！这一喊，把两个女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位大嫂连声感叹：这个小胖子，你说他咋这么有精神头儿？俺家那小子别说拿个汤勺，就是把我们家给搬走了他也不会管的。那时候郎朗只有2周岁。郎朗从小爱唱歌，他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大海故乡，整天哼唱着“大海呀，大海，”“大海呀，大海……”当这充满童稚的歌声在大走廊里回荡时，需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了。此人是文工团的指挥，大家管他叫老金。老金不住在这栋筒子楼，他住在院里更高级的干部楼。不过，每天一有空闲，他就喜气洋洋地到筒子楼来搅和。他一来，大家就高兴。他极随和，极热心，每天都快快乐乐，他的快乐就像个没家没业的单身汉。他进到大走廊可以到任何一家吃饭，任何一家都欢迎他的到来。老金在这条大走廊里享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还爱开玩笑，特别爱跟那些家属开玩笑。他的年龄比郎国任他们这些年轻父母大一些，他的阅历他的水平他的见识也都比较出众，所以，大家都很拥戴他。 
　　郎国任是位心气很高的人，他能从心里佩服的人不多，但是，他很佩服老金。老金说什么，他信服。老金就像教父一样在大走廊里发挥着作用。老金还喜欢孩子，喜欢大走廊里所有的孩子。他像个大孩子王。就是因为老金的鼓动，大走廊里响起了钢琴声。他鼓动所有人家买钢琴，他最早宣传钢琴对培养孩子智能的种种好处。有一对同姓的男孩和女孩是第一批受益者，他们几乎同时开始学钢琴了。他们的父母都在沈空，都有文艺细胞。每当这两个孩子开始弹琴时，大走廊里的人就围拢过去瞧新鲜。很快，大走廊里又多了几台钢琴。每当谁家又买了一台钢琴时，老金就多了一份成就感。郎国任当时也心动了，但是，苦于没钱买。那时的钢琴还没有涨价，一台只需一千多元。老金见郎国任还在犹豫，便天天动员他，并且告诉他钢琴马上就要涨价了。郎国任夫妇一商量，决定买钢琴。钱不凑手，性急的周秀兰出面张罗借。 

　　很快把钱凑齐了，托人到沈阳中街的一家商店买了台北京钢琴厂出的“星海”牌钢琴。当时钢琴还挺便宜，他们买回来没几天，钢琴就开始涨价了，而且短时期内一涨再涨。为此，他们夫妇很是庆幸。大走廊里几乎家家都有了一台黑漆光亮的钢琴，这一下子，老金更繁忙了。这家请，那家拽，都让他看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弹钢琴这块料。那些日子，大走廊里天天传递着谁家孩子弹琴弹得怎么样的情报，这种情报牵动了家家户户，使得每家每户平填了许多快乐和忧愁。老金预言说我们这个大走廊里将来会出肖邦的。这种预言辉煌地鼓舞着头脑发热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郎国任当时并不像那些家长们那样认准了肖邦，认准了钢琴。他当时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每天都被世界杯足球赛吸引着，抱着电视从早到晚，看得昏天黑地。菜也不买，家务活一指头不动，周秀兰上班回来，见丈夫还在看足球，旁若无人，旁边桌上还摆放着几个空碗，显然是他吃完饭连收拾一下都不肯动地方，再去橱房一看，一点菜都没有，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从早晨离家上班时就叮嘱他买菜，准确说她在二天前就让他买菜，他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买。于是，他们吵起来。吵归吵，闹归闹，足球不能不看。 
　　郎国任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岿然不动。到头来，还是得周秀兰含着一腔委屈的热泪拖着疲倦的脚步出去买菜，然后做饭。周秀兰跟老金没少抱怨郎国任。世界杯持续一个多月，他郎国任一场没落地看了个暴。这时候，他们的小胖已经坐上了琴凳。当一个惊人的消息从老金的嘴里瞬间传遍大走廊时，郎国任还在那里为巴西队未能夺冠而唏嘘感叹呢！人们纷纷来到他们家，吵儿八火地，人们在交头接耳，正在睡觉的郎国任恍惚中听到人们在说，老金说的，小胖子刚一上琴，手指就能立起来。小胖子可了不得了！郎国任见满屋是人，不好意思再睡了，他爬起来，揉搓着惺松的眼睛，看到邻居们把儿子围在钢琴前。儿子那双胖胖的小手在光亮的键盘上鼓成了两个小馒头，手背上那一排胖出的小肉坑清晰入目。随后，他听到了稚嫩的琴音，就像他听到了“大海呀，大海，大海呀，大海……”他只是笑笑。他当时绝没有来的人那么惊讶于儿子的钢琴天赋。但是，老金跟他说了，你儿子太有钢琴天赋了，你好好培养吧，错不了！ 
　　老金说得十二分正经，老金从没这么一本正经地夸过谁家的孩子。于是，郎国任往心里去了。郎国任为儿子设计未来的第一步，是要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师。鉴于他对钢琴的理解，第一位老师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自己学二胡的经验是这样的，而钢琴这种高贵的西方乐器更是如此。他打听到了沈阳这个地面上最好的老师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朱雅芬。要想跟朱教授学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朱教授手下的学生很多，她除了在音乐学院正常授课之外，还得带研究生，还有很多社会活动，还得著书立说，她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她拒绝了许多登门求教的家长和学生。在他们居住的这条大走廊里，那两个同姓的孩子就是跟朱老师学琴，这一点让郎国任羡慕不已。说不清郎国任通过哪条渠道找到了朱教授的家。 
　　朱教授是上海人，从小生活在英租界。她们姐妹三人都会弹钢琴，素有朱家三姐妹之称。50年代时，她代表国家青年艺术团到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访问演出，她当时弹伴奏。我曾在《中国钢琴梦》一书中详尽地写过她的辉煌，也写过她的坎坷。应该说，辽宁的钢琴能有今天的水平，完全得力于他们那一批从上海来的音乐人才，他们是辽宁钢琴的传播者。与她一同作出贡献的那批人中还有金石、林振刚等。朱雅芬的价值不仅在于钢琴教学与研究上，她还是个学者，经她翻译的美国钢琴家班诺维兹的“钢琴踏板艺术”一书是部影响广泛、学术价值很高的教材。走进朱老师家门的郎国任第一眼就强烈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气氛。房间摆设简洁朴实，钢琴是台有着历史感的美国旧钢琴，墙上方有一个石膏雕塑，那是一只艺术线条十分优美的手。一看这只手，就让人意识到钢琴韵律的高雅与神圣。朱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平和之中，透出一种知识女性的尊贵。 

　　见过世面的郎国任与朱老师见面时竟显得有些拘束了。倒是郎朗进到这间琴房时，依然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赢得了朱老师的喜欢。他戴着大盖帽，扎着武装带，腰上还挎着带皮套的两把枪——双枪。他当时见谁掏枪瞄准谁，只是见了朱老师时，没掏枪。而是非常英武地给朱老师行了一个军礼，一个好神气的军礼，这给朱老师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多年之后，朱老师讲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家伙时，还那么兴致勃勃。朱老师让他弹琴，他就弹，一丁点都不客气。腰板坐得笔挺，非常有精神头儿。当时，立于一边的郎国任紧张极了，他知道朱老师是在考察他的儿子，是在给他的儿子作出鉴定，一旦不满意的话，谁说也没用。 
　　朱老师是个很的原则的人，她往那儿一坐，不言自威。完全是一幅权威架式，令郎国任肃然起敬。他的心一直悬着，生怕朱老师相不中他的儿子。郎朗呢？毫无负担，一挨琴凳就马上亢奋起来，仰着小平头，自信而得意。或许正是这种极佳状态赢得了朱老师的好感，当即接受了这个学生。像所有孩子一样，每周上一次课，留下曲目回去练，到了下一周上课时检查弹得是否正确。朱老师教学以严格著称，她根据不同孩子的接受能力留不同量的曲子。但是，每一次郎朗都想多贪，他都嫌老师留得太少。郎朗弹琴的进度和回课的质量让朱老师惊讶，郎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能够得到朱老师的夸奖。郎朗是激情式的孩子，越夸他他就越来劲儿，这种孩子与那些被家长逼着弹琴的孩子截然不同。但是，打基础的时候不能求快，得求扎实。一方面不损伤郎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得控制着他的冒进，这个尺度朱老师在把握上确实很用心思。有时候回课时，一首曲子郎朗的确弹得不错，按一般情况是可以放行的，但朱老师从更高的标准上努力再挑点毛病，逼着他再去求精求细。 
　　郎朗当时不爱上幼儿园，一去他就哭闹。可是，不去幼儿园怎么行呢？每天早晨，他精乖得很，一到了父母要送他上幼儿园时，他就想方设法逃脱，为此，每天早晨送他上幼儿园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事。来强硬的弄得他大哭小叫的终不是个办法，郎国任就想招儿。有一次郎国任哄他穿新衣服，那是郎朗非常喜欢的运动服，他看到院里的小朋友们穿，他就羡慕坏了。所以，当爸爸把衣服往他面前一抖，他的大眼睛就立时放光了。然而，就在他刚要伸手去抓衣服时，他冷丁从爸爸的眼睛里发现了一丝狡猾的光泽，立时察觉了爸爸的阴谋，肯定是要以此骗他去幼儿园。于是，他就赶紧往墙角后缩着不肯穿，结果，郎国任一把抢抱过儿子，扛到肩头，像扛一袋子面粉大步流星往门外跑。郎朗拼命哭叫着“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呀！”周秀兰是又好气又好笑，眼睁睁看着儿子悬空踢蹬的小腿，朝她扎撒着的求救的小手。不上幼儿园可以，但得有个条件，那就是得好好在家练琴。他们与儿子“签定”了协议。 
　　从此，儿子被牢牢拴在了钢琴上。如果他弹得稍有问题，只要他们一说明天把你送到幼儿园去，那他就管保好好地卖力气弹。促使郎朗卖力气弹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那两位比他早弹一年多的同姓孩子。那两个孩子的家也分别住在这条大走廊里，一家只要响起琴声，另外两家都可以清晰听到。于是，三个孩子在默默地较上了劲，展开了竞赛。开始，那两个孩子并没有把比他们小好几岁的郎朗当回事，他们两个互相比着，自从郎朗跟着朱老师学琴以来，每天这条大走廊里弹得最早弹得时间最长的人就是这个小胖子。他铆足了劲，一定要撵上他们的进度。平时，那两个孩子大约是早晨6点半左右起来弹琴，他们的居室与郎朗家挨得特别近，那个大男孩家与郎朗家只有一墙之隔。早晨起来时，挪琴登的声音都能够听见。有一次，郎朗刚睁开眼，还没等伸懒腰，就听见了隔壁挪动琴凳的声音，他嗷地一声叫起来，光着身子扑到了钢琴上，抢先敲响了第一声钢琴。等那边随后才响起钢琴声时，小胖子那个得意呀！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那个大男孩当然也因为这个小胖子而憋足了劲，每天练琴时间和效率也明显强化了。但是，他们毕竟已经上学了，每天得有功课，可是，小胖子还远没到上学时间呢！到了夏天，大走廊里家家开着窗户，家家孩子都在挥汗如雨地进行着弹琴比赛。大孩子都弹到849时，郎朗才开始弹599，可是，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赶上他们的进度。郎朗每次到朱老师家上课一进屋就高声大嗓门地向朱老师报告战局：朱老师，我今天又比某某早起了半个多小时！朱老师，今天好险呀，我差点就让某某抢先了，我听到他掀琴盖在声音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抢过我！朱老师，他们天天得上学，我一整天都没事，我比他们多弹2个小时呢！当朱老师笑眯眯地夸他好好好，我们的郎朗是好样的，我们的郎朗能撵上他们时，小胖子可来劲了！他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花甲之年的朱老师，使她也童心焕发起来。 

　　于是，这一老一少在上课时，有一番特别的乐趣，他们师生之间也结下深厚友谊。去年，朱雅芬老师在美国讲学时，还曾专门去克蒂斯音乐学院看望郎朗。当朱老师出现在郎朗家中时，已经比朱老师高出一头的郎朗还像小时候一样，高兴地喊叫着扑向了朱老师。朱老师还和过去一样关心着郎朗的成长，当她听说郎朗每天练琴还是那么疯狂，至少弹十多个小时时，她劝郎朗可别累坏了。在朱老师面前，郎朗还是那么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总有好坏么多得意的事情要向朱老师汇报。当然，他也和过去一样渴望得到朱老师的夸奖。郎朗成功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人的汗水，赵屏国、殷承宗等，但是，朱老师给郎朗打下的基础是人人称道的。即使是那么爱挑剔的郎国任什么时候说到朱雅芬老师，也仍不失敬意。郎朗走上钢琴道路，与那条大走廊有着密切关联，与那两个比他早学一年多的大孩子的比赛，不仅使他增加了弹钢琴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开掘出了他那种天性中的竟争意识和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后来一系列大赛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心理品格。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播种者老金，这位极赋音乐才气，却并未能够成就大业的人物。 
　　他的热心染烧了沈空那条大走廊，他把那么多的家庭的孩子都活弄起来了，都卷入了钢琴狂热中，这令他每天活得很是充实。他常常把各家孩子和家长集中起来，开个小型钢琴音乐会，他让孩子们在一起比赛，形成一种竟争气氛，每到周末晚上，大走廊的住户就像过年一样，歌舞升平，琴音袅袅，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音乐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出来了三个杰出的琴童，其中有两个就是同姓的那两个孩子，他们无疑是沈阳这座城市中千千万万学琴孩子中的姣姣者，钢琴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也与钢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分头考取了音乐学院钢琴系。这两个孩子虽然不如郎朗那么辉煌，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先于郎朗学琴，被郎朗当成目标天天追撵，那么，郎朗开始弹琴时是不会那么投入，不会激发出那么惊人的才华的。 
　　任何天才的成长都是离不开童年的环境的。我们到波恩去追寻贝多芬的音乐足迹时，我们为那栋粉色粉刷的四层小楼而留恋忘返；我们到俄罗斯去感受霍洛维兹、拉赫玛尼诺夫、屠格涅夫的神韵时，我们能不面对涅瓦河的黄昏沉思暝想吗？我们瞻仰老海顿那苍然白发，聆听不朽的《惊鄂》《时钟》时，我们眼前掠过的应该是奥地利那古朴神圣的都铎式钟楼，和与此迭印的远处的更为神圣的皑皑雪峰。我们到鼓浪屿小岛谛听夜晚如鼓的涛声时，我们能不回荡着殷承宗手下兴风作浪的“黄河”吗？ 
　　自然，我在为郎朗这位少年钢琴天才作传时，对那条大走廊情有独锺。我想去那里看看，哪怕拍下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然而，非常遗憾，那条大走廊早已拆除了，在那里除了感受城市的躁音和喧嚣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音乐氛围和感觉了。大走廊从沈阳这座城市消失了，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特别是在那里生活过的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还能记住故乡，记住父母，就一定不会忘记那条大走廊的。那是一条音乐走廊，一条钢琴走廊，它虽然阴暗简陋，却连接着一个难忘的时代。 
第三节 孤注一掷 假期眨眼就过去了40天，这40天里，郎朗比上学还忙。既需要各方面的应酬，还不能耽误分分秒秒弹琴，还得看球，郎朗再天才再精力过剩，也有个疲倦的时候，老虎还有打顿的时候呢！郎朗病了。很少生病的郎朗病得不轻，上吐下泄，可吓坏了他的父母。郎朗每天得到医院打点滴，身体虚弱，一动就冒虚汗。即便这样，他也硬挺着练琴。他记住一位钢琴家的话：一天不弹自己知道，两天不弹，老师知道，三天不弹观众知道。他坐到琴凳上两手关节酸痛不已，胳膊抬起来发软，额头冒虚汗。周秀兰心疼儿子，不让他弹，但是，硬汉郎国任站在琴旁，一声不吭。郎朗刚学琴那会儿，有一次病了三天没摸琴，郎国任使了招法，他对儿子说：你病了没弹琴，能不能不会弹了？郎朗一听惊怔得眼睛大大的，立马爬起来，晃晃悠悠地爬上琴，开始弹了。他边弹边说，我还会弹！你看，我还会弹。弹着弹着竟忘记了自己的病，再坚持一段，就把病弹好了。这回，郎朗懂事了，郎国任也用不着像过去那么使招了。 
　　还没到开学的时间，但是，郎国任决定提前回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角逐“星海杯”。 
　　母亲觉得儿子病刚好，还想留他再呆几天把身子养养，可是，郎国任既然决定了，她也只能照办。当妈的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舍不得离开妈，妈更舍不得儿子，她答应儿子，等“星海杯”比赛获得第一名，她就去北京。儿子表示一定要拿第一名。 
　　郎朗和父亲打起背包，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北京。开学第一天，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最低年级的小学生郎朗走进了一个新的环境。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不妨计算一下，一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个孩子在学钢琴，而全国几十个省会城市，如果仅算这种省会城市的话，那么也有几十万大军。在这几十万大军中，能够有勇气把钢琴当作专业来努力的人，也为数不少。把这些人如果喻作一个宝塔的话，那么，能够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就应该说是登上宝塔尖了。 
　　登上宝塔尖的这些个娇子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在这个新的队伍中，展开了新的一轮竟争。都是各地区的尖子，尖子选手汇到一起，竟争异常激烈。谁也不服谁，都憋着劲。孩子们不仅比钢琴，还比文化课学习，比跑步，比跳远，郎朗爱比，别的孩子也爱比。人家拿郎朗当靶子，只要有一项能比过郎朗，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可高兴坏了。好胜的郎朗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势头呢？在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附小时，一位老师就对他说过，你这一次考第一是不错，下一次还能考第一吗？在第一位的位置上坚持住，那就行了。 
　　“星海杯”少儿钢琴赛是国内一项很有影响的大赛，许多有天份的孩子都要在这种赛事上一展才华。郎朗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比赛。为参加这项比赛，郎朗又换了一套曲子。从进度是得往回收，得收到740。赛前，附小学科主任凌远给他们上了一课，这是她为郎朗唯一上的一次课，内容是740的第31课，还有肖邦的圆舞曲。凌远非常认真地为郎朗修整了一遍，一点小毛病也不肯放过，使郎朗收获不小。 
　　比赛前，郎朗走了一遍台。这一次走台，他弹得比较一般，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兴奋起来。走台时，有一个叫金刚的孩子弹得比郎朗好，他们班级的同学也都认为这次星海杯比赛第一名肯定是金刚的了。这使郎朗父子增加了心理压力。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郎朗永远难忘的事情，那是因为他在上文化课时不守纪律，放学后，让老师留下了。老师对他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绝不留情。结果，正巧老师在批评他时，让郎国任看到了。他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踢了郎朗两脚。郎国任绝不惯孩子，他不打则罢，打一次，就是狠的，就能让郎朗记住。郎国任是在学校里当着老师的面打的郎朗，旁边还有同学，这对于郎朗而言，很没面子。但是，他被打怕了，他从心里怕郎国任，怕得不得了。他揉着被踢痛的部位，想哭，还不敢出声。当数年后，郎朗跟我讲述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我爸真狠，我爸是法西斯。 

　　玉不琢，不成器。严师出高徒，严父，才能教子。郎国任在儿子面前确实有威望，这种威望不光是打出来的，还有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得给儿子做出榜样，让儿子佩服。许多弹琴的孩子家长也都打过孩子，问题是有的打完就去哄孩子，这等于白打了，有的虽然没去哄，他是，从表情上流露出心疼的意思，那也不会收到好效果的。郎国任从来都不让郎朗看出他的一丝柔情，他从来没亲过儿子，儿子取得了再大的成绩，给他争了多少脸，他也不亲儿子，即使儿子平时见他高兴了，跟他皮脸时，他也不忘保持着父道尊严。这对于郎朗成长确有好处。 
　　郎朗眼泪没干就跟着爸爸去比赛场地抽签。他们去晚了，只剩下四个签了，郎朗在这四个签中小心翼翼地摸出一个，打开一看，居然抽了个2号。郎国任一看这个2号，脸色就阴沉下来了。他很忌讳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让他敏感于比赛的名次。莫非这是暝暝之中的莫种暗示？郎国任由此想到了那个让人们普遍看好的孩子金刚，在那天走台时，他郎国任听了他的弹奏，确实具有相当的势力。这次星海杯比赛在郎国任看来，就是他跟郎朗争第一。而郎朗偏偏抽了个2号，这是在预示着第2名吧，岂不太晦气？敏感的郎国任在这时小聪明又冒出来了，他把一个刚抽完签的孩子叫到一边，想跟他换个号。除了2号之外，换任何一个号他都认可，却不曾想这一举动让一位老师看到了，很是生气，差点没有因此取消郎朗的比赛资格，弄得郎国任更加沮丧。但是，他不能让儿子看出自己的情绪，于是，他对郎朗说：2号就2号，干吧！ 
　　郎朗也不喜欢2号，不过，他不相信抽了2号，就意味着得第二名，他说他偏要争第一。郎朗对第一是非常渴望的。他与妈妈通电话了，妈妈说如果他在“星海杯”赛拿了第一名，她就马上来北京。言外之意，要是拿不到第一，妈就不来了。为此，他也一定要拿第一。 
　　那个金刚果然了得，他家在食堂旁边，练琴时，郎国任前去偷听，那是最重要的情报。为了知彼知己。他边听，边对儿子说：你听，他是这么弹的，这地方弹得好，那儿弹得不怎么样，你应该如何如何。爷俩一块儿找出了金刚的优缺点后，制定出自己的弹法。 
　　到了比赛时，金刚弹740第31课。弹得相当之好。但是，郎朗并不慌张，他显得胸中有数。他自信能够比对方弹得更好。应该说，他们两个人都弹得不错，究竟第一属谁，那还得看评委的最终打分。 
　　还是郎国任晚上出去打探情况，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带回家。郎朗这回没有睡下，他在等着爸爸。郎国任一进门，郎朗就从爸爸的脸色上观察到了结果：“第一？”爸爸笑了。郎朗转问韩老二：“二叔，是真的吗？”二叔肯定地说：你第一！祝贺你又取得了第一名！ 
　　郎朗乐蹦高了：太好了！第一名！他喊叫着，马上去给妈妈打电话，他要让妈妈马上知道，要让妈妈马上就来北京。 
　　妈妈说话算话，接到儿子的电话，就星夜乘车赶到北京。对于郎朗来说，能够以自己的优异成绩促成妈妈来北京团聚，该有多么自豪。 
　　提供给郎朗自豪的时刻确实不少。在“星海杯”比赛前夕，附小五年级的钢琴系两个班中，几乎同学们都相信那个叫金刚的男孩子能获第一名。金刚与郎朗不在一个班，他们班的同学更是希望金刚夺冠。金刚是他们班的钢琴白马王子，班级弹钢琴的男生就他一个，其它全都是女生，金刚这个男孩子在女同学的羡慕眼光中自然是十分渴望夺取比赛的第一名。郎朗班级有六个男生，全是公费的，女孩只有一人是公费的，剩下的那些自费生也都是女生，所以，郎朗班级是男子汉天下，人家说他们班重男轻女。当两个班级聚到一起，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校会时，郎朗最露脸的时候到了。主持会的是金刚他们班级的班主任，她用清亮的音乐般的嗓音宣布昨天结束的“星海杯”比赛结果。同学们都不知道结果，金刚大概也不知道，只有郎朗知道，但是，他也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会场静极了，当老师宣布一等奖的得主是郎朗时，那个班的同学愣住了，金刚更是愣住了。而郎朗他们班的同学却欢呼起来，他们拼命为郎朗鼓掌，郎朗的班主任也给郎朗使劲鼓掌。郎朗为班级争得了荣誉，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他又一次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在此之前，他无论在沈阳的宁山路小学还是在北京丰台区的小学，他都曾因为给学校争了光而尽享这种受宠的场面。他是被夸出来了，是受宠出来的。他是那种越夸越上进的孩子。这个星海杯的第一名对于刚进入校门不久的郎朗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向更高目标跳跃铺好了一块跳板。 

　　1993年11月第五届全国“星海杯”少儿钢琴大赛中，郎朗夺得专业组第一名。这是郎朗第一次在全国大赛中夺魁，自然更加具有了奋进的动力。郎国任并不满足，他瞄准了学校最受宠的孩子，鼓励儿子一定要赶超。他的哲学是只要发现有比郎朗强的，就一定得想法撵上。第一名考入附小还远远不够，星海杯夺冠也是不够的，只能说明郎朗与他们这一届孩子相比是最好的，但是，与学校高几届年级的孩子相比呢？与附中学生相比呢？还有比郎朗好的，那就二话别说，憋足劲追就是了。郎国任的神经始终是绷紧的，始终是牢牢抓住儿子打冲锋。不仅要横向比，还得竖向比。至少还有两三个比他年级高的孩子在中央附小比郎朗叫得更响。郎朗仍然像当年在沈空大走廊瞄准了那两个同姓的对手拼命与之比赛一样，瞄准了新一轮的对手。只要有对手，郎朗就能激发出干劲，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和意志去追赶。 
　　他每天练琴时，高喊着那两个孩子的名字，以激励自己的斗志。特别是到了困倦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挥着拳头高喊：某某，我要超过你！我一定要超过你！这一喊，就来劲了，等弹了一会儿，就又疲倦了，他就会再喊另一个孩子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发出自己要超过对方的决心。这就是郎朗每天弹琴的兴奋剂和强心剂。 
　　人们惊叹郎朗何以会有那么旺盛的永不衰竭的激情时，人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11岁的男孩发明的这种独特的兴奋剂吧。这种兴奋剂对于郎朗受益无穷。他在不同的阶段喊不同人的名字，喊一个名字，就要超越一个人；他把中国最好钢琴家的名字喊完之后，现在他在美国练琴时，就喊世界最好的钢琴家的名字。越喊越有上进心，越喊越有紧迫感。 
　　钢琴作为贵族的乐器，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考进宝塔尖上的这些孩子们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都是那么好的，贫富差异很是悬殊。有大款的孩子，出入乘坐豪华轿车，可以大把地甩钱，可以花高价打通各路关系，更可以高价聘请最好的老师。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样的竟争，有钱人总是可以通过金钱的魔力为自己的孩子开创一个特殊的局面。而没有钱的孩子，就没有金钱方面的优势，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发奋去争取自己的地位。这种争取有多么艰苦！还要蒙受许多委曲。公平竞争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央音乐学院只有一台9尺斯坦威三角琴，放在高高的14楼上，格外珍惜。平时是不允许学生随便去弹的。只有到了临近比赛时，才能有弹这种好琴的机会，而参加比赛的学生都想弹好琴，怎么办呢？采取发票制。中国有许多发票的经验，特别是困难年代发放粮票、肉票、油票布票什么的。而发放琴票，这也够一说了。有什么办法？还是经济条件制约，学校买不起这种好钢琴，人多琴少，不发票又有什么办法？发票也有说道，你的票是什么时间，早晨是最好的，精力充沛，气温也适宜，而到了中午或下午时，大夏天的，那琴房热的受不了。所以，要票，最好是要时间好的票。而这也得看关系，在音乐学院没有关系怎么能占到便宜呢？ 
　　郎朗的琴票在时间排列上是最不利的，正好赶上大晌午头。北京到了夏天是最闷热的，没有风，城市的树木都荡手，烈日下的枝条披垂着，一点打不起精神。郎朗母亲周秀兰当时在北京休假，她陪着儿子在学校练琴。当他们娘俩上到14楼推开琴房门时，一股灼热扑面而来。说不清室内和室外哪里更热。当时北京的气温高达零上40度。在这种天气里别说弹琴，就是呆着都令人心烦意乱。郎朗见到这种好琴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儿，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游泳裤头，浑身的汗眼见着从后脊梁滚滚流成串。周秀兰的汗并不比儿子流淌得少，因为她从进屋就不停地忙活。为了把室内温度降下来，她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就往水泥地上洒水。水泥地是热的，洒上水一小会就干了。没有可供盛水的脸盆，她就用平时给儿子带水的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地打水，一瓶子一瓶子地倒到地上，瓶子里的水伴着她额头上的汗水一同浇湿着地面。数年之后，周秀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一幅狰狞的表情，她的口气是这样的：唉呀妈呀！那个罪遭的…… 
　　郎朗在这种环境里弹琴都快把汗水流尽了。他懂得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练琴机会。他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他感到头晕目眩，他几乎要中暑了。他从粘湿的琴凳上下来，竟不管不顾地躺倒在水泥地上。湿润的水泥地面透出丝丝缕缕的潮气，那潮气贪婪地在郎朗的嗅觉器官绯徊，郎朗觉得头脑清醒了，马上爬将起来，再挥汗如雨地弹下去。他知道还有下一个学生在等着上琴，到点了，人家就会进来，这么好的琴他不能不抓紧练。如果说这是在练琴，莫不如说是在练意志和品格。这种场面够“酷”了吧？ 
　　1994年，中国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要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赛事，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亲自出马，邀请来了十多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评委。全国各地音乐院校都将派选手参赛，还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也要回国参加比赛。高手云集，竟争肯定会异常激烈。而这种大比赛，对于郎朗这种孩子而言，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中央音乐学院有才华的学生也都想参赛，但是，少年选手只能限定4名。这4名选手只能通过选拔赛决出名单。选拔赛第一轮是在外边举行，到了第二轮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评委们大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周广仁、李其芳也都是评委。参加选拔赛的选手一共十人。有缪宁伯、王洵、张菲菲等，他们三人曾是全国比赛的前三名。他们参赛时弹得都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和肖邦的练习曲，古典曲子弹得是海顿。应该说，这几个选手发挥得都不错，都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郎朗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他与前几位选手相比，年纪要小三、四岁，个头也比人家矮一截。 
　　郎国任对儿子参加的任何一次赛事都记忆犹新。每次参赛的曲目，都是老师认真挑选的，也是他们爷俩精心策划和刻苦演练的。郎国任是儿子的真正指挥，他在每一次赛事上，都经过周密地思考，然后，充满信心地指挥着郎朗打冲锋。儿子上台前，他总要照郎朗的后背拍一下，坚定地说：上！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郎朗被父亲一拍，精神百倍地出台了。他迈着与他的年纪不大相称的庄重的步态，走到钢琴前，朝台下行了个礼。他选的曲目是肖邦练习曲和肖邦的回旋曲。古典曲目他选的也是海顿。对于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而言，弹肖邦那首回旋曲难度确实不小。这是个大曲子，弹这首曲子超越了他的年龄。在技术上有难度不说，音乐上要求非常细腻，其中有一段还特别辉煌。变化之大，是他这种年龄段的孩子所难以把握的。老师都担心郎朗弹这种曲子是否有把握，但是，郎国任就是要让儿子突破，就是要让儿子创造奇迹。 
　　郎朗确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他的进度一直是够快的了。前边几位全国获奖的选手是在中学二年级弹的李斯特狂想曲，而郎朗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拿下了这首曲子。他的进度并不比附中学生慢。他的先天条件好，手指长，机能好，弹性好，他能跨12度。手指软起来像面条，硬起来像钢棍。他的基本功扎实，在技术与音乐处理上尽管还有稚嫩之处，但他身上唤发出的那股感染力着实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郎朗最后一个出场，这使郎国任在听完前九名选手演奏之后，对于郎朗的演奏更加充满信心。果然，郎朗发挥得比他预想得还好。当郎朗结束最后一个音时，他把手用力地往斜上方一甩，非常帅气地干净利索地嗄然而止。安静了片刻，场内响起骚动。这种骚动热浪一样朝郎国任涌来。他觉得儿子即便拿不到第一名，但是，前四名是板上针钉了。只要进入前四名，那就是被选拔上了，就可以参加国际钢琴邀请赛了。对于郎朗来说，这确实是个机会，郎朗这种孩子太需要通过参加大赛来尽快提高自己。 
　　郎朗确实发挥得极其出色，令评委们刮目相看，特别是让李其芳激动不已。当郎朗从琴凳上起身朝台下工工整整行个礼，然后，一板一眼地往台侧走去时，李其芳盯着这孩子，她很惊讶她怎么平时没注意过这么好的学生呢？她马上朝身边的人发问：这孩子是谁的学生？李其芳是个智商极高的上海人，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获过大奖，是那一代钢琴家中的姣姣者。可以说，她与周广仁先生以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钢琴界的代表人物。 
　　人家告诉她这是赵屏国的学生时，她真诚地向赵屏国祝贺，她对赵老师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赵老师憨厚地笑了。每当有人夸他的学生时，他总是那么一幅憨厚的笑态。 
　　正是那次郎朗的出色演奏，给李其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她开始注意这个不可多得的钢琴天才。不仅演出时她注意，就是平时练琴，她也很关注。郎朗不仅引起李其芳的关注，音乐学院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杨峻评价郎朗说：这小子潜力无穷。郎朗在那次选拔赛上大出风头，他与比他大几岁的中学选手同台竞争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抢眼。但是，只能选拔出四名选手参加国际邀请赛，十名选手相差无几，到底选谁呢？评委们按着自己的印象在打分时，有的给郎朗打了最高分，但也有的分打得不高。高分与低分之间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郎朗显示了巨大的潜力，都认为这孩子发展下去会不得了。最后，评委们在研究确定入选名单时，觉得郎朗毕竟还小，稍显嫩一点，以后还有得是机会参加比赛。这一次，就只能割爱了。 
　　郎朗在十名选手中正好排在第五名，取前四名参赛，痛失一次机会。有的评委深为郎朗感到惋惜。 
　　落选对郎朗打击不小，但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太原时哭闹着冲击评委以泄内心之忿的郎朗了。如果算上坎坷的话，这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第二次挫折。这次挫折带来的遗憾不仅仅是一次国际钢琴选拔赛失去了参赛资格问题，而是他由此失去了一次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因为参加这种国际性的比赛，选手要由文化部确定，而郎朗如果在这次国际钢琴邀请赛和选拔赛上夺魁，那么他一准能够代表国家由文化部派到德国埃特林根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在选拔赛上的成绩仅排在第5名，那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 
　　埃特林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那张通知书是直接寄到赵屏国老师手里的。赵老师与凌远老师每届赛事都能接到这样的通知，他们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能公派的更好，不能公派，还可以自费。自费出国参赛，自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赵屏国掂量着那份赛事通知，他觉得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还是郎朗。他为郎朗在国际钢琴选拔赛上落选而深感遗憾。他太了解他的学生了。他那种极强的上进心，正适合在更多的大赛中磨练。但是，他知道郎朗的经济状况，父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仅靠母亲一个人挣钱，能够在北京维持下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笔资金自费去德国参赛呢？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份赛事通知拿给郎国任看时，郎国任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当场表示要自费参加比赛。 
　　郎国任是那种只许儿子成功不许儿子失败的主儿。选拔赛得了个第五名，他牙根就没想到。他以为进入前四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却偏偏来了个第五，与他过不去。他不服气。他绝不承认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生当中还有四个人比郎朗强的。即使有一个比郎朗好的，他都睡不好觉，何况还有四个。他生气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一整天都不说。爱说爱闹的郎朗最怕爸爸不说话。爸爸不说话，这家里的空气可把他憋坏了，他只能尽量表现得乖一些，努力弹琴，努力弹好，他想以此改善家里的空气。 
　　跟郎国任交往不错的老师也劝他，郎朗还这么小，潜力这么大，一次比赛参加不上算不了什么，还有得是机会，来日方长嘛！郎国任也觉得话可以这样讲，只是心里边不得劲，他不想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正在他一筹莫展时，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了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的消息，他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机会确实不错，国内选拔不是没上去吗？那就到国际上比试比试。郎国任是憋着一股劲跟赵老师表态他要去埃特林根的。他说得很肯定，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只是当他回到那个白纸坊的空空如也的家时，他的决心不能不为之动摇了。 
　　郎朗当时在音乐学院上学时，是同学们当中最贫穷的一个，有条件的学生家长早就给孩子配上了一套音响设备。都进入CD盘时代，可郎朗家还是用那个破旧的录音机。录音机的声音常常会把大师演奏的曲子弄得变了味道，那些堆积的录音带也大多陈旧得无法保证质量。郎国任是最明白听音乐对郎朗的作用，尤其是听大师的精典演奏，能够从中吸取营养。看看大师是怎么处理的，再看看自己差在哪能儿，虽然录音机破旧，却是他们父子每天离不开的工具。但是，郎国任知道录音机的声音不好，将会给郎朗带来怎样的损失。他早就在筹划着买一台音响了，只是到了音响专卖店一打听，他就只能望而却步。在郎朗与别人进行竟争较量时，可以说他们是以小米加步枪的条件。而人家则早就进入了“现代化”。当父亲的因为买不起音响，而不能改善儿子的听音乐环境，这让他心里边一直不好受。然而，音响买不起，却要自费出国，他初步打听了一下，大概得5万元人民币。5万元，对于当时的郎国任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上哪里筹措钱呢？俗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何况5万元！ 
　　郎国任真正犯愁了。何止是郎国任一个人犯愁，周秀兰一听这个价码，也惊出一声：“哎呀妈呀！这可上哪整这么多钱。” 
　　因为钱太贵，放弃这种参赛机会的家长并不少见。别说像郎国任这样一贫如洗的条件，就是一般能够积蓄这五万块钱的家庭，又有几个舍得往外拿这笔钱呢？除非做买卖的大款人家，不在乎这几万块钱。对于郎国任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钱出国。借钱平时也许并不觉得怎么难，可是，到了节骨眼上，能把人急死。原本以为能借到钱的亲友，却不曾想你刚一张口，人家就找理由拒绝了，钱没借到不说，让你为亲情友谊在关键时刻靠不住而伤心难过。有的人也许出于好意，劝郎国任不一定非要急着去国外参加比赛，这种自费参加比赛是件不合算的事情，就算借到了钱，背着一身债去国外比赛，那种心情很难有好成绩，万一比不上名次，岂不白花一大笔钱？还不如从长计议，等郎朗更成熟一些，找个公费出国参加比赛的机会，岂不两全其美？ 
　　这些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尤其是郎国任为借钱焦头烂额之时。睡不着觉时，他也曾反复这么核计过。但是，他觉得不能等到公费出国，那得等几年？时间对于郎朗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早一年出外开开眼界就是早一年的收获。如果仅仅为了钱的问题把儿子的前途耽误了，那么他认为就是本末倒置了。尽管他没有钱，但是，他从来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了事业的成功，挣钱还不容易吗？他决心已定，谁劝也没用，他不心疼这笔钱，他认为花上这笔钱为郎朗争取一次机会，值！ 
　　那些天，周秀兰也四下里张罗借钱。她打电话方便，可借钱却未必方便。她只能找亲戚借。郎国任金口玉牙，给她下了指示，让她借两万。而且限定在三天内。周秀兰嗓子都因上火而嘶哑了。她给大哥打电话，总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她急的声音都变了，而且没等说出什么理由就以急切的口气让大哥快把她准备两万元，马上送来。大哥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呢，紧张得够呛。周秀兰对大哥的感情一直很深，大哥对这个唯一的妹妹始终是关照的，特别是在郎朗到了这种紧关节要时刻，大哥二话没说，真就立马把钱送来了，令她感动不已。直到今天，周秀兰说到当初为了郎朗出国比赛时到处借钱的情景，情绪还是很激动。郎国任是个硬汉，遇到困难，他绝不低头，周秀兰也是个女强人，她到了要劲的时候，更是能够冲上去。他们夫妇都有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哪里是一个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势力的较量。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劲头，他们闯关夺隘。 
　　钱总算凑齐了，但是，报名、办出国手续却异常麻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任何地方哪怕稍有闪失，都将铸成大错。护照办好了，机票也提前预定了，去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德国领事馆充分体现了日尔曼人的一丝不拘的办事态度，他们审查材料时，发现郎国任递上的材料中缺少两项内容：一是他与郎朗的父子关系需要公证材料；二是缺少德国那边的医疗保险。拒签之后，需要尽快补上所缺的内容。时间逼近了，郎国任心急如火。父子关系得到户口所在地办理，他得马上回到沈阳。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的办事机构却常常办得复杂了，你着急上火都没用，只能把事情搞糟。好在可以寻找关系，总算把这一项内容补充上了。郎国任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却对另一项内容——德国的医疗保险不知所措了。打听明白的人怎么办，人家说，用不着这个，其他人去德国没有这个保险，也照样签成了。当然了，如果就是因此卡你，不给你签，你也得自认倒霉了。郎国任忐忑不安地又一次去了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德国人还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材料，抬起头来打量着他问：你怎么没有工作呢？郎国任简要地述说了自己如何为了孩子弹琴，辞掉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德国人听得几乎楞了神儿，在他们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样一位宁肯牺牲自己，一切为了孩子奉献的父亲吧？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郎国任，显然是受了感动。他让郎国任下个周四来取签证。 
　　郎国任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每天，他都到音乐学院收发室去查找来自德国领事馆的信件。按规定，要取签证得拿到一个证件，就是所谓的票，这个票是由领事馆寄给你。你只有接到了这个票，才能进到领事馆里边取签证。郎国任天天盼着来自领事馆的信件，可一天过去了，音信杳无。由于他天天去查问，管收发的人一见到他不等他发问，就对他摇头。肯定出差错了。郎国任已经把机票拿到手了，时间是下周五，就是说，取完签证的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起飞。到了星期四那天，他还是没有见到取签证的票，他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德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门前那天排队等候签证的人太多太多了，队伍排得很长，每人发个号，按号一个一个叫着，叫到你才能放你进去。郎国任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如果按号排队，得排到下个礼拜，可是，他的飞机票就在明天。上午要是签不上，那就彻底砸了。因为德国领事馆只有半天办公，到了下午，就不办公了。 
　　眼见时间在一分一秒飞逝，他恨不得插翅飞进去见那个负责签字的领事。然而，领事馆戒备森然，看门的军人手持枪枝，一副威武的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怎么办呢？他把可以求援的人逐一想过，只有找文化部的人帮忙了。因为德国埃特林根比赛是由文化组织代队，所以，他给文化找了电话。还算顺利，他找到了文化部有关负责此项赛事的人。他说明情况后，那人表示理解，并表示马上给领事馆这边打电话问询。郎国任挂上话机，焦急地等待起来。排队的人往前移得很慢，那么长的队列，排在后边的人可真够有耐性了。郎国任却完全失去了耐性。 
　　他反复给文化部那位同志拨打电话，对方说一直在跟领事馆那边的熟人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从那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同样的焦急。郎国任觉得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沉到了一片绝望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样的无能为力。从借钱到买机票，一直在紧张中忙碌到现在，难道这一切辛苦都白搭了吗？他郎国任绝不甘心。 
　　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家长，面对这样的绝境肯定束手无策了。但是，郎国任是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他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九百九十九份的努力。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设法进去，哪怕从地下钻进去。他必须要见到那个被他感动过并答应他今天来办签证的领事。他来到那个威武的把门的军人面前，设法说服他，放他进去。这种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也在部队呆过，他知道当兵的只认命令，不会被任何理由所说服。如果没有那个票，就休想凭空进领事馆，要是这个战士放他进去了，那么这个战士岂不就是失职吗？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这就是郎国任性格的特征所在。 
　　郎国任想方设法跟人家讨近乎。郎国任在这方面也是很擅长的。他首先从口音上断定对方是东北人，他知道，在部队是讲乡亲乡情的。然后，他进一步与对方聊天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当他得知是吉林人时，郎国任的眼睛灿然一亮：吉林老乡。他们郎家是吉林省东风县杨木林乡的，他的爷爷郎纯义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家，自己创办了东风县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张作霖大帅都曾为他爷爷创办的学校送过匾。当郎国任把这段历史讲与战士听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消失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命运就在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真是巧合，这个战士也是东风县的，他所就读的学校正是当年郎国任的爷爷创办的。也许是郎老太爷在天有灵保佑他的重孙，也许是郎家祖辈积下美德，那个战士老乡竟然破例为郎国任开了方便之门，放他进去了。 
　　郎国任找到了那个签证的窗口，那个普通的铝合金制作的让他朝思暮想苦苦以求的窗口，找到了那个正在签证的领事。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领事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领事转回来，把两个小小的护照递给了郎国任。郎国任接过他和儿子的护照时，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跟人家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早在五天前就把他的签证签好了，不知哪一道程序出了疏漏，害得他差点怡误大事。谢天谢地还得谢那个把门的老乡，当然，最应谢的还是他郎国任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走出领事馆大门，郎国任腿都软了。他把护照揣在兜里，像命根子一样用手紧紧护着。到了家，他发现护照的封皮已经挂上一层汗湿。爷俩又是高兴又是庆幸，赶紧往沈阳打电话。沈阳那边的周秀兰更是紧张地左等电话不来，右等电话还不来，差点没把她急出个好歹。接到爷俩明天就要动身的电话，她才常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动身前，周广仁和凌远二位老师来给他们送行。赵屏国老师跟他们爷俩乘坐同一趟班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自费前往。周广仁是德国望重的老师，她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地位。她多次出任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她对国际赛事有着丰富的经验。郎国任一向很敬重她。她能够前来送行，使郎国任很是感激。他抓紧点滴时间跟周广仁先生(人们对于有成就有资历的女士可以称先生。)征询出国比赛的经验。周广仁先生很看重郎朗，她鼓励郎朗，她说郎朗非常有希望。她还告诉郎国任这次文化部公派前去参赛的两名选手是陈韵颉和吴驰。 
　　郎国任一听到陈韵颉这个名字，一下子怔住了。本来和谐的谈话气氛此时一下子卡壳了。在郎国任的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上海的少年钢琴天才陈韵颉。尽管他从未看过他的演奏，但是，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他感受到这是全国最好的少年选手。当然还有那个四川的吴驰。吴驰是但昭义教授的弟子，其才气和名气也是享誉全国。他们都在国内重要赛事上夺过冠。就是说，此番埃特林根之行，他们要与郎朗同台竟争，甭说国外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强手，仅从国内这两位娇子，就已经足够郎国任深深不安了。他从心里往外不希望这么早就与这两个选手遭遇，他觉得郎朗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占优势。他从心里边打怵。借了那么多钱自费出去，不就为了图个获取名次吗？要是得不到名次，岂不白花钱吗？他们爷俩等于背水一战，而他们面对的对手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压力使得郎国任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总算意识到不能让聪明的儿子在心里上留下半点阴影。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迟早要与他们撞上，躲是躲不过去的，在国外撞上比在国内好，评委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带框子，谁弹得好就给谁打高分。只要我们发挥好了，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懂事的郎朗附合着父亲，表示有信心战胜他们。相依为命的父子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着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一次踏上国际班机，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感到海阔天空，第一次对所要参加的比赛心里边没有底。 
　　沉重的父亲，沉重的郎国任呵，祝你好运！
第四章 泪洒Ettlingen  第一节 荧光屏上有条流动的小溪 郎朗父子与赵屏国老师一同登上法航班机，在笑容殷殷的金发空姐的迎接下，他们缓缓走进了一个高贵的空间——这是一个材料精致、什么都精致的宽敞通畅的空中大客厅，顺着过道往前瞅一眼，就让人胸襟开阔。座椅两侧坐了那么多的人也不显得拥挤，还有好几台大彩电，屏幕上不时闪现出飞行线路。线路在屏幕上温柔地流动着，在你不经意间延展着：飞出国门之后，线条的箭头便指向了乌兰巴托、莫斯科，而后还有华沙、法兰克福等城市，这一切对于郎家父子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郎朗仰头眨动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那道会流动的线条去处。他可以辨认出俄罗斯的拼读方式，他知道那片领土太辽阔了，他也向往着那里，他崇拜从那里走出来的钢琴大师们，那是些怎样风光璀灿的名字呵：霍洛维兹、拉赫玛尼诺夫、普洛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还有肖斯塔科维奇、阿什肯纳吉……这些人中郎朗见到的只有阿什肯纳吉，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师课时。其他的那几位他虽然没有亲耳聆听教诲的福份，但他却把这些人都当成他的老师，随着琴艺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他觉得这些大师越发亲近起来。 
　　飞过这片辽阔的土地，就到了波兰的上空，波兰的国家不大，且有些软弱，历史上总遭受欺凌，却出了一位伟大的标炳千秋的钢琴家肖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肖邦有着特殊的地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肖邦曾带着对故园的怎样的离情别绪，飘泊巴黎，写出了那么多不朽的钢琴诗篇，至今还在为世界上众多的钢琴家们悉心阐释。郎朗最喜欢这位钢琴诗人的作品，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熟练弹奏肖邦的24首练习曲了。在他这小小年纪上，能够熟练弹奏出肖邦24首练习曲的人是不多见的。 
　　过了波兰直抵华沙、柏林，然后就到了法兰克福。从屏幕上标出的飞行曲线上可以看得真真切切，途中差不多用了七个小时。 
　　精力过剩的郎朗头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头一次飞出国门，他像个弹性十足的皮球，从里往外澎涨的兴奋使他无法在座位上坐稳当。他不断地在过道上走动，不断地接别人的话岔，他见身边的父亲坐得过于沉默，他就觉得难受，便不时地逗弄一下。这时候的郎国任显不出一丁点的威严来，对于许多人来说，第一次出国，其高兴的心情肯定是难以掩饰的，而郎国任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神色，反倒显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地瘫在座位上，不爱吱声，甚至连眼皮都懒得往上抬。这位精力过剩、责任更过剩的中年汉子由于连日来的操劳，那绷紧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他就再也挺不住了，他居然在如此舒适的法国民航班机上如同坠入棉花堆里，头重脚轻，挣扎着往起爬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只能闭上眼睛任其游荡。突然，郎朗发觉父亲呕吐起来。 
　　郎国任像是大病一场，好容易止住呕吐，闭上眼睛养神。他显得很虚弱，脸色白得吓人，汗也在往外直冒。他居然晕飞机了。 
　　在儿子的眼里，父亲是位钢浇铁铸的汉子，有点小病什么的，不会当作一回事。在随行的人中，也只以为郎国任出现这种异常反映不过是身体有点暂时的不适罢了，却不会去进一步揣摸一下他的心情究竟怎样。 
　　由于人的处境不同，其心情是不会一样的。比如，郎国任与同行的赵屏国老师就不会完全一样。赵屏国老师当然也希望他的学生获奖，但这种希望的强烈度自然是与作为家长的郎国任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在对待郎朗的问题上，应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即便这种小异，也时常会使彼此之间碰撞出一些不快来。 
　　在郎国任这边，根本就没有从这次出国中感受到一点点与旅游相关的乐趣，因为他没有一点轻松的心情。作为一个辞去公职的“无业游民”已经几年没有工资了，为了这次成行，不仅得拿出父子俩的费用，还得给老师拿路费。五万块呀，借都不易，何时能够还上？多大的压力！ 
　　这是下了一次赌注，一次不小的赌注，问题是究竟有多大把握？这已经不取决于他了，而是取决于他的宝贝儿子。 
　　他第一次顾不得照顾儿子了，索性就让他自由自在吧！ 
　　围绕着父亲成长的儿子总是离不开一种管束，突然到了不受干涉与管束的时候，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要是总能这样自由自在该有多好。可惜，飞机上时间过得太快了，似乎还没有呆够，就该收拾东西下飞机了。有父亲在身边，他什么都不用管，所有的包裹统统都由老爸负责。 
　　郎国任在飞机停稳于法兰克福机场时及时醒来。他强打着精神，拎起包裹，紧随在儿子身后往出走。郎国任瞅瞅机窗外面那片陌生的世界，心下里说：到了，到外国了！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的第二大机场。仅次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这里有260条航线与世界各地通联，被称作“通向世界的门户”。这里昼夜都有飞机降落，从来不肯寂寞，有一家杂志称这里是“震动世界的地方”。 
　　郎朗他们一行四人被空姐非常有礼貌的微笑，送出了机舱门，顺着B号指状的登机舱舱道缓缓走了出来。舱道四周的玻璃透视性能极好，可以望见广阔的室外机场，停机坪泊着各国的飞机，有的正在疾速冲出跑道。就在他们的顶部设有一个大平台，作为游人的观赏处，可以登临眺望整个机场景观，以及机场周围的城市轮廓。显然郎朗他们不知道这个游览处，就是知道，他们也不会有闲心去的。他们要抓紧时间去取行李。 
　　行李是从一条传送带缓缓输出来的，人们守在旁边，没有一点拥挤和杂乱，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秩。德国人的一切都是讲究秩序的，只要你的双脚一踏落这片土地上，你就会感受到某种不曾有过的束缚。同行的四人中有一位女孩子，她也是自费前来参加比赛的。她的哥哥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电话中已经联系好了，他前来接站。有人接站，郎国任绷紧的神经多少可以放松了，脚步也随之变得疲沓起来。一向精神头十足的郎国任不知怎么，在德国的这片土地上始终打不起足够的精神头。郎国任有点发蔫了。 
　　赵屏国老师倒是显得神清气爽。他穿戴讲究，走到哪里都是一幅兴致勃勃的样子，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带了一台小型摄相机，随时随地拍摄着。镜头上凡是出现他的形象，都是满面笑容，满面欣慰。其中不乏透出那种久违的中国人踏入西方世界的新奇与欣喜。从神情到衣着，都具有那种解脱的轻松和愉悦，与郎国任的心事忡忡状态恰好形成较强的反差。 
　　如今，我所以能够有幸捕捉到当时他们一行进入德国后的场景，包括许多细节，这得感谢赵老师。他把他的学生郎朗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情景逐一拍摄下来，这肯定是一部有价值的资料。如果不是赵老师的细心，哪能记录下这么多生动的场景。 
　　我发现那时候的郎国任对这种摄像机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适应，这也许是他的生存状态的拮据导致他对这种奢侈品的漠然，也许是一看到这种四处晃动的“眼睛”就立时想到了他为此拿出的金钱，特别是为别人拿出的路费，他的心情能够轻松平衡吗？ 
　　这种不平衡在他们这一行人的旅途中投下了一道阴影，而且这道阴影拖拉得挺长挺长…… 
第二节 好奇带来的好运 随着赵屏国老师的摄相机的镜头，我看到了他们一行乘坐的法兰克福的地铁。地铁车厢是白色的，白得挺纯，因此显得干净明快。紫颜色的靠背座位被白色衬托得愈发深沉凝重。这是两种风格的交流，犹如两种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 
　　车厢里的人很少，严肃的德国人与不那么严肃的我们的人大相径庭。人家大都捧着一张报纸在埋头阅读，没有互相间交头接耳，更没有说说笑笑的。而我们的人在车厢里却要活跃得多。那个我说不出名字的女选手很爱说笑，好像她不是自费的，要么就是她的钱很多，拿这点钱花销丝毫不影响情绪。凡正她想得挺开。 
　　自费前来参赛与公家派来总还是不一样的。这次中国报名前来参赛的选手分两批前往，分公费和私费。公私真是分明，这从乘座的班机上就可以分出不同来。公费选手乘座中国民航班机，由文化部领导带队；中国民航票价肯定要贵一点，但公家拿钱嘛！而他们这种自费选手乘座法航班机，法航班机肯定比中航班机票价便宜。自已掏腰包即便再有钱，也还是要算计的。郎国任是借钱买机票，当然，他要买便宜点的。从飞机上下来，郎国任就不曾流露过笑容。走路脚步也很沉。晕飞机的感觉似乎还没有从他那里消除掉，一脚高一脚低，总是落在最后边。相形之下，那位自费的女选手似乎没有任何压力，她好像是出来旅游似的。她坐在地铁车厢里谈笑风生，毫不掩饰她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兴奋。那爽朗的笑声始终具有着感染力，却无法感动低头看报纸的德国人。 
　　郎朗在镜头中更是一个活泼好动的顽童，他的带有夸张色彩的顽皮中透示出某种补尝成份。下了地铁，他们走在法兰克福的街上。细瘦的郎国任肩着一个肥大的包裹，手里还拎着一个包，面部只有苍白而无任何表情。撞到眼里的异国风光似乎引不起他的任何情致。或许他在飞机上晕机的那股难受劲儿还没有过吧？他走得很慢很沉，似乎跟不上儿子那欢快的跳跃。郎朗蹦蹦达达，快活极了。他见赵老师的镜头在身边晃动时来了调皮劲儿，他聊足劲儿，居然往斜上方的高高的镜头里一跳，裂着大嘴“啊”地一声，作了个怪脸。这一个怪脸他做得好轻松好通快。然而却“砸”了他的赵老师的镜头。赵老师不无疼爱地说他净捣乱。 
　　蹦蹦达达的郎朗对什么都感兴趣，街头上的民间艺人以放浪的身姿扭动着舞蹈。还有的在敲打着鼓，居然把鼓夹在裤裆里两手拼命敲打。店铺橱窗炫耀着城市的富有，而名人的雕塑却在述说着城市的历史。熙熙攘攘的街头弥散出丰富多彩的诱惑。郎朗、赵老师还有那位女选手都被这些西洋景弄得很开心，只有郎国任面无表情。 
　　当晚，他们一行就住在女孩哥哥的下榻。房间很窄，可供使用的空间都充分利用了，事先没有准备够床铺，他们爷俩就睡在地上，把好的床铺让给赵老师。翌日清晨，法兰克福的天气不是很晴朗，雾气很浓。赵老师与郎国任立于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的各种树木。 
　　赵老师很有谈兴，他瞅着窗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说出两三句话，方能引出郎国任一句。镜头是从窗口逐渐向院落扫动的，于是，一排排繁茂的植被像绿色的波浪高低错落，起伏有致。赵老师说，你看，这么多树呵，那房子盖得多好，典型的德国房子。赵老师语气中充满感叹。看得出他是性情中人，到了这片土地上就免不了要发出一些感概，而郎国任呢？大概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随声附合，完全是一幅被动状。 
　　突然，插进来一个稚气的声音：“这是一个小院！”字正腔圆，声音脆利，从这个声音中可以听出来这孩子睡了一宿好觉起来，心情好极了。 
　　没有人去接郎朗的话茬。 
　　赵老师沉稳地边移动着手中的镜头，边自言自语道：这是一棵假树。郎朗马上接话说：“不是假的，是真的。” 
　　那些树大多是栗树，还有白果树。还有花坛。花坛中有五颜六色的花。赵老师说，这些花我过去都养过。郎朗又立马接过话茬：哪个花？赵老师说差不多这些花我都养过，只是后来太忙，就顾不过来了。 
　　出了那个小院，他们到了外边一条小街。小街有着一幅严肃的面孔，在这种街道，你是不敢大呼小叫的，就连走路的步子都不得不放轻一点。昨晚是他们父子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父亲和儿子的感受是绝然不一样的。儿子作的梦肯定是带甜味的，而父亲呢？带苦味儿的梦恐怕都没作成。郎国任几乎一夜不曾阖眼。简直可以说他是瞪着眼睛神游八极。他不能不回到那个小小的困了他多年的工厂。进了那个小工厂熟悉的大门就摆脱不开那些个烂熟的面孔了。越是不想见这些面孔就越是摆脱不掉，也真怪，郎国任走得越远，时间越久，处境越好的时候，却偏偏会掉进那个小工厂的环境出不来。他走到哪里都出不来，走到天边外国更是越陷越深。何况还有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担忧。等待他们的结果到底会怎样？他心里没有底。 
　　郎朗躺下时兴奋，爬起来依然兴奋。我不知道他们父子当时用的那个傻瓜相机是不是借的。没睡好觉的父亲给睡好觉的儿子拍照。拍了几张，郎朗那双不安份的眼睛突然一亮，竟发现了一处中国式的住宅，便好奇地跑过去。他站在那里向爸爸招手，让爸爸快过来，在那里给他拍照。郎朗当时穿着白色的短袖衫，黄颜色的短裤，腰板拔得背直。郎国任那时偏瘦，脸色也看不出什么光泽。他半蹲半跪地将镜头对准儿子，一幅鞠躬尽瘁状。就在他刚刚按下快门时，从那座中国式的宅院里走出来一个人，一看就是广东人。他微笑着与郎朗打招呼。当他听说郎朗他们是来参加国际钢琴比赛时，非常高兴，随后，就把他们请到家中。 
　　走进这座中国式的宅院，令他们惊讶！这简直就是一座花园，而不像一户人家。有养鱼池，有草坪花坛，有品种不同的树木，最让郎朗惊讶的是地上还有可爱的小松鼠在神气活现地跑动，正跑着却又突然停下，两粒黑豆似的小眼珠充满警惕的好奇。 
　　迈进中国建筑的门坎，一眼看到客厅正中按着中国传统方式供奉着一处神坛，神坛上供奉的那尊神是位红面美髯、威风凛凛的古代人，郎朗眼睛一亮，认出是关公——关老爷。《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在中国的普及率是够高的了，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男孩子。郎国任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小人书，那个年代，在街头地角都有摆小人书摊的，看一本只需2分钱。郎国任曾被仗义勇为、武艺高强的关羽迷住过。他还曾拜师练过一段武术。他不仅崇拜关公的武艺，更敬重关公的仁义。在异国它乡的这位陌生中国人家中，能够把关公的神位如此贡奉，除了让郎国任感到惊讶之外，也使他感觉到这里的主人是很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崇尚关公的仁义之德。 
　　果然，黄先生很仁义。他是台湾人，从事经商活动，主要经营皮革制品。迁居德国已有十几年了。他有一个女儿，年纪跟郎朗相仿，也喜欢弹钢琴。黄先生把郎国任父子他们当成了尊贵客人，让进了客厅。房间陈列摆设的都是中国古典式家具，一台立式斯坦威钢琴摆放在墙边，钢琴质地很好，声音也不错，郎朗手一触键，就感觉格外兴奋。黄先生和他的女儿都是郎朗的认真听众，郎朗一上手就弹起了肖邦的<黑键>。清泉飞瀑般的爽朗节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脆快声音，引起了黄先生的啧啧赞叹。他没有想到平空飞来了一位钢琴神童。黄先生当即挽留他们吃早点。 
　　广东人的早点是颇为讲究的。这么多年黄先生出门在外仍然保留着广东人的生活习惯，至少吃早点的习惯他没有改变。黄先生没有亲自动手去做，而是由他的亲戚去做。那天做得不是很复杂，却给郎国任留下很深印象。特别是席上有一种菜贵得吓人，一斤要65马克。郎国任粗略算了一下，65马克合人民币将近400元。他注视着那种名贵的菜却没有把这种菜的名字记住。其实，这种天价般的菜不用记名他也永远忘不掉了，他说这种菜的形状有点像菠菜，我们不妨管它叫德国菠菜。 
　　黄先生很好客，尤其是接待这些送上门来的同胞。黄先生中午在法兰克福一家中国餐馆设宴招待他们。餐馆座落在美因河畔，我们一般只知道莱因河是德国的主要河流，却很少知道美因河。美因河虽然不如莱因河大，却也是一条很美的河流。特别是它流到了法兰克福，为这座世界著名城市增添了许多光彩。是这条河流的美带来了城市的美，还是城市的美装饰了河流的美？到过法兰克福的人都会对美因河南岸的文化设施留下记忆的，这些设施是这座城市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法兰克福新风貌的体现，是这座城市上流社会人士的“宠儿”。这里是歌德和叔本华的故乡，见多识广的赵屏国老师到了这里显得异常兴奋，他瞅着面前流淌的河，对身边的人说，瞧，这是莱因河！ 
　　赵老师希望对他的学生多说一点，因为他知道郎朗是头一次出国，昼应该让孩子多知道点什么。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教师的责任心。但是，他却把脚下的这条河流说错了，他说成了莱因河。别人不知道，黄先生马上予以纠正，说这是美因河。 
　　穿着兰地花衬衫的赵老师，一直那么乐呵呵的，说错了被当即纠正，从他的表情看，尴尬自然有那么一点，但更多的还是感激。他感激黄先生及时予以纠正。尾随其后的郎国任面对这条河流却全然没有赵老师的那份热情，莱因河也好，美因河也罢，都不能改变他的情绪。他深深知道此行的目的，花这么多钱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陶醉于异国风光中的赵老师显然是希望多领略一些，多逗留一些。赵老师那种不加掩饰的兴奋感时时刺激着郎国任，心境反差越来越大，对眼前同时看到的美好景色，其感受的差异也自然越来越大。似乎赵老师越高兴的时候，郎国任就越显得深不可测。有一点是不必掩饰的，赵老师希望多一些时间看光景，而郎国任和他的儿子都不赞成，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不希望耽误时间，只想着抓紧时间练琴，以便投入比赛。他们绝没有旅游的心情。 
　　这是1994年的8月10日。 
　　美因河畔。他们在一座铁桥上留影。赵老师的表情很积极，生动，郎国任表情很淡漠，竟看不到一丝笑容，哪怕是免强的。在他身后的铁桥斜上方交错的那排铁拉索，也显得冷峻起来。 
　　黄先生是不会揣摸到围绕着郎朗这个让他喜欢的孩子，两位大人之间的某种深刻差异。黄先生只是一味热心地尽着地主之谊。 
　　也许这种热情中有着客气应酬的成份，但是，他对郎朗的喜欢是不掺水的。他非常看重郎朗的钢琴天赋，作为父亲，他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弹到郎朗这种程度呢？但是，相比之下，他只剩下了感慨。他问郎国任是如何培养孩子弹钢琴的，他说他也想好好培养女儿弹琴，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培养。两位父亲关于孩子的话题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黄先生把郎朗父子留在他们家住下了。一来，郎朗可以有这台质地不错的钢琴练习了，二来，也可以教教他的女儿。郎国任正在犯愁到哪里去练琴呢，他不能让儿子一天不摸琴。却不曾想居然会这么容易就得到如此好的练琴条件。住进黄先生家中，郎朗父子算是真正享受到了法兰克福的幸福与美好。 
　　他们在法兰克福差不多呆了四天。离开法兰克福时，黄先生亲自驾车为他们送行。由法兰克福到埃特林根只需一小时40分钟。黄先生开的是辆奔驰车，车体很宽大，坐进去很舒适。大奔驰在世人眼中是豪华富有的象征，但在德国人的眼中，对这种车大概不会引起什么注意，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好车，他们见怪不怪了吧？而我们中国人见了这种车就不免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岂止是注意，简直就是一种盯视。经历坎坷，在荣辱中起伏不已的郎国任，对世态炎凉有着深刻体验的郎国任，从小就喜欢玩车的郎国任到了这种地方，见到这种车，能不让他感慨万千吗？ 
　　奔驰车并不按着郎国任的情感思路行驶，它没有情感，像一艘只求稳健的大船，跑得越快越平稳。只见公路两侧的树木纷纷退后，透过挡风玻璃看到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茂盛的森林。捱近这片森林，就捱近了埃特林根。在德国，许多城市或城堡的边缘都有这种森林，这种森林跟德国人一样讲究秩序，讲究严谨，讲究整体的庄严与神圣。 
　　埃特林根街头很清幽，看上去这是个人口不多的小城。灰瓦与红瓦的楼顶构成了小城空间的基本格调，认真去体悟这种建筑便会感受到日尔曼人那种恒定的性情。赵老师仍然是那幅对异国风光无限眷恋之感，而郎国任也仍然是那种与他反差的神情。赵老师肯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拉大，所以，他到了埃特林根时对郎朗说：你看这几天多好，玩也玩了，琴也练了，都没耽误…… 
　　在旁边的郎朗和郎国任都听到了，但他们爷俩谁也没有应合。才几天时间，郎朗的情绪与刚到德国时完全不一样了。他像突然间长大了，他的表情渐渐接近了他的父亲，他竟然也学会了缄默，哪怕是暂短的也足以构成我心灵的震颤。 
　　面对埃特林根比赛场地院子里那个椭圆形花坛中心的旺盛的喷泉，我相信他们三个人的胸中都是无法平静的。作为恩师的赵屏国，作为父亲的郎国任，他们对于少年钢琴天才应该有着同样的期待，同样的责任，而在郎朗的心目中，他们也应该是同样的不可或缺。然而，当这位聪明过人的少年一经发现了他们两人中间有着不同的心境时，他变得更乖巧了。他肯定不想得罪他的恩师，他更不可能让他的父亲伤心，他知道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哪怕是一句话该向着谁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沉默？这哪是郎朗的天性！生活呵，真正在难为我们的天才！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他只有拼命练琴，只有拼命去争取，他必须获奖，必须成功！他不能失败。哪怕稍有闪失，恐怕彼此的怨怼情绪都会更甚。 
　　在埃特林根时面对大赛的郎朗，心里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不但需要承受比赛气氛的压力，他还得学会承受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 第三节 房东尼曼娅和一条与郎朗同龄的大狼狗 参赛选手一律被安排在乡下居住。其实，所谓的乡下与城里没有什么两样。距离城里仅有10公里。如果硬要去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便是乡下的空气比城里更沁人心脾。德国房东很是热情，实心实意地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异国它乡的朋友提供帮助。郎朗父子被安排到一处庄园般的别墅，他们一下子就被这里的景致吸引了。葱笼的院落，带有坡度的柔和光滑的草坪，都铎式的红瓦尖顶小楼，阳台精致的像雕刻的工艺品。天，那么蓝，蓝得把云彩衬得格外白。而格外白的云彩在格外红艳的楼房尖顶处飘移，简直是美伦美焕。房东是位热情豪放的胖太太，她是纯正血统的日尔曼人，满头金发，长长密密，把她的性格渲染得一片炽热。她是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与丈夫都爱好音乐。他们夫妇刚刚出外度假回来，就迎来了中国的客人。她喜欢郎朗，不仅喜欢郎朗的弹琴，也喜欢郎朗那欢乐可爱的性格。她养了一只大狗，那是一条颇有教养的德国黑背，它的年龄跟郎朗相同。第一次见到它时，郎朗有些胆怯，小心翼翼地企图绕开它的盯视。或许正是这一绕，让这位狗绅士不高兴了，它凶凶地狂吠起来。胖主人对它的呵斥也是充满阳光的。她(它)们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 
　　房东胖女人叫尼曼娅，跟她在一起，充满快乐感。她对生活的热爱不仅可以感染别人，还可以感染房间感染草坪，甚至可以感染丛林群山。她大笑时，那朗朗的带有共鸣腔的声音跌瀑般响彻云天。在这种笑声中，郎国任内心的压力正在悄然散失，眼里的忧郁也有所改观。 
　　最难忘的是每天用餐时，白色的餐桌餐椅摆放在茸茸草坪上，还摆放着音质非常好的音响，吃饭时，主人打开音响，一股旺盛的音乐亮闪闪地奔突而出，郎国任一下子就被这熟悉的《田园交响曲》打动了。这首曲子虽然在国内没少倾听，但都没有如此这般坐在德国的如诗如画的草坪上倾听德国乐圣也是世界乐圣的倾吐，那种独特的感觉只有懂音乐的人身临其境时才能体味。 
　　郎国任后来对我说那条德国狼狗懂音乐。这话我信。动物都能听懂音乐。我在朱雅芬教授家看到她养的那两只波斯猫就能听懂音乐。它与朱教授交流对音乐感受的唯一方式是随着节奏摇动它那蓬松着白毛的长尾巴。我还相信植物也能听懂音乐。我家养了一盆达木兰，平时花开得并不动人，可是，当我买来了丹麦的音响放在这盆花的旁边时，不长时间这花就开了，那花朵比平时增大了至少有一倍，而且开放的时间也比过去长一些时日。郎国任说那条德国犬一身黑毛无一根杂色。他说只要音乐一响，它就极其乖巧地趴伏在草地上，黑黑的毛色显得灿亮起来，尖尖的耳朵会随着旋律起伏而微微耸动。后来，这条音乐狼狗跟郎朗特别亲。只要郎朗一弹琴，它就贴过来，拜倒在郎朗的脚下。 
　　郎朗什么时候弹完，它就什么时候离开。郎朗弹琴时多次注意了这只狗的眼睛，郎朗看到了这双眼睛不时地眯缝着，郎朗弹得最具光色时，狗眼就会放出光亮，弹到平淡处时，从狗眼中也可以透示出来。郎朗在枯燥的练琴生涯中还是头一次感到如此有趣。等到郎朗练完琴站起来时，黑背也拱了个挺舒服的懒腰往起站，它会冲郎朗感激地点动脑袋。那表情好像在对郎朗的练琴作出评价。练琴练累了，郎朗就会跑出门外，往光滑柔和的大草坪上一扑，就地打上几个滚儿。尾随其后的黑背也会顽皮地跟着郎朗一同戏耍。阳光和草地在这时会跳荡出动人的气蕴。这种异国风情给郎朗带来了许多灵感和激情，他似乎忘记了比赛临近的压力。 
　　要是能够长久这样该有多好？但是，他不能放松，只要有父亲在身边跟着，那就得鉴促他，他就永远不会真正放松的。父亲的那张忧郁的脸总是无形中给他带来了不可名状的压力，在他最开心的时候，冷丁注意到了父亲那张脸，他就会突然接到了无声的命令，马上坐回到钢琴前。他默默地不知多少次对自己下达命令：一定要拿到好成绩，绝不能白来！他盯准了公费派来的选手，他下决心要超过他们。只要一看到他们，郎朗就涌起一股练琴的劲头，这种劲头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身上涌动。从他走进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大门的第一天起，他就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他会把比他强的人的名字挂在嘴边，一到弹琴弹累了时，就会高声喊叫着这个名字，以其刺激自己，鞭策自己。他参加过许多重要比赛，但那都是国内比赛，这种国际赛事对于他们父子而言，还是第一次。背负着那么大的压力，命运之神会向他们微笑呢？
第四节 泪水的真实份量 毕竟临近比赛了。比赛是在这座小城的中心位置好像是一所音乐院校的比赛厅。周围环境很好，有树木花草，还有一个圆形的喷泉。音乐厅的建筑有些陈旧，墙体爬满了青藤绿叶。有一张郎朗在门前照的相片，角度是仰拍的，郎朗位于台阶下边，身后的大门洞开着。他两手掐腰，脸上是一幅心想事成的笑容。我想这一定不是比赛前拍的。可想而知，比赛前郎国任能有心情给儿子拍这种照片吗？再说，郎朗赛前能有这样的表情吗？瞅着他身后的那扇大门不妨可以设想一下，临近比赛那天，他们父子和别人一样拾阶而上，进入大门时，心情能不紧张吗？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担心就要在进入这扇大门里边发生了——命运的大门对他们父子没有丝毫温情。 
　　赛事始于8月19日。先是青年组比赛。赛前，选手们都在琴房练琴。精明细心的郎国任在青年组选手中一眼就发现了一位盲人选手。他是来自日本。这位盲人选手凭借着失明之后的最敏锐感觉去触摸键盘，他几乎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抚摸键盘，抚摸那每一个光滑的玉块，其感觉犹如抚摸贵重的珠光宝器。这使键盘在他的手下变得高贵起来，而由此发出的声音也高贵无比。这简直是一种大师级的抚摸，伟大的霍洛维兹曾在演奏中有过这种抚摸，在大师的手指下，最美的声音就是这么抚摸出来的。 
　　郎国任是非常识“货”的，他盯住了这位日本盲人选手不放。那双充满魔力的抚摸键盘的手有着不可思议的灵感。在练琴房里郎国任被迷住了，他从中悟出门道。他把儿子拉过来一同屏心静气地听着，聪明的郎朗很快从他的抚摸中悟出了一种自己缺少的东西。于是，他悉心学习。把对方的好东西变成自己的。数年来，郎朗的钢琴所以有着突飞猛进的提高，就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吸收方式。不管是谁的，只要他父亲看好了，就一定想法变成他自己的。 
　　盲人选手并不保守，他愿意跟郎家父子谈演奏。郎国任问他啥他就照实说啥，没有任何遮掩和提防。他听了郎朗的练琴，对郎朗印象很好。 
　　由于郎朗从盲人选手那里学到了抚摸键盘的那种奇异感觉，使他在演奏时更多了一份沉着和自信。 
　　比赛定在下午。前一天，尼曼娅领着郎朗父子去了教堂。她跟上帝祈祷，希望能够保佑这位住在她们家里的中国男孩获奖。在郎朗离开她家准备前去参赛时，尼曼娅还为郎朗父子准备了午饭和水，让他们带上。郎朗父子上路时，很是感概这位德国房东的热情。还有那条高大的德国黑背，它也出门目送郎朗去比赛。比赛的紧张气氛一般都是体现在赛前。特别是抽签的时候。下午3点准时抽签。郎朗抽签的结果还不错，是在吴驰的后边。吴驰是公派的参赛选手，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他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陈韵颉都是本次大赛少年组的夺冠人物。这两位都比郎朗大几岁，也都比郎朗成名早，却与郎朗分在一个组。他们两人都在全国大赛中拿过第一名。陈韵颉是在92年的全国首届钢琴大赛中夺冠，而吴驰是在珠江杯全国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他们都是国内的钢琴骄子，都是以公费的身份代表中国出来参赛的。身份不同，连说话的口气似乎都与自费来的不一样。他们俩人在这次比赛中夺冠的呼声要比郎朗高得多。甚至可以说，一些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郎朗，特别是正规的文化部派来的人对郎朗的希望肯定不如对人家那几位正规的公派选手。敏感的郎朗和他的父亲不会迟顿于任何一个细小的眼神和表情，有多敏感就有多自尊，有多自尊就有多少感伤。这就更加坚定了郎朗的志气。那几天，他们父子的劲儿都憋得足足的。 
　　郎国任的头脑是清醒的，越是临近重大赛事的时候他的头脑就越是清晰。这种国际赛事从来就没有家长光临，只有老师带着学生前来，可是，郎国任这位特殊的父亲来了，他的到来，究竟能对儿子的比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是儿子的主心骨，他很善于审时度势。他总在观察，总在核计，他的心劲比任何人都更强。他很看重吴驰与陈韵颉这两位公派选手，他曾听过他们弹琴，他知道两位都是出自名师之门，都很有潜力，他俩是郎朗主要的竞争者，这是来自国内的熟悉的选手方面，还有国外那些不很熟悉的选手中又潜藏着怎样的竞争对手呢？这一切他充分想到了，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 
　　下午3点开始抽签，每次比赛抽签时郎国任都在场观看。在抽签前后，他观察着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选手们，心里如同拴了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的期望值越来越小了，他觉得郎朗这次能够取上名次，就算不白花钱。他最怕得是万一连名次都没取上可怎么办？那还有什么脸回国呢？ 
　　郎国任是很有眼光的，他所看好的那位日本盲人在青年组比赛中以超群的音乐感觉夺取了第一名。他从台上下来时，观众掌声如潮。在这么热烈的掌声中，他步子细慢，戴着墨镜，摸索着缓缓前行。一般的日本选手在这种比赛时，通常是技术上好得无可挑剔，而音乐方面则相对的要差一些，但这位盲人选手的音乐奇特之好，深深地征服了在场的听众，人们对他报以热烈掌声。郎朗父子的巴掌也拍得够响亮了。 
　　由于青年组先进行比赛，与郎朗一块来的那位自费女选手在二轮时就遭淘汰。还有一位中国女选手也是中途翻车。她们的沮丧情绪不能不影响郎朗。不能说同来的选手没有获上奖便不希望郎朗获奖，但至少在她们心目中那种平均主义的面子观是起作用的。但是，朗朗很快就从她们的失败情绪中摆脱出来。他在吴驰弹奏之后，昂然登台了。郎国任照旧采取在国内时用的招法，在儿子将要登台的一瞬间，往儿子后背拍了一掌，郎朗全身抖擞，腰板挺得更直了，腰板一直溜，人就显得格外有神。 
　　郎朗穿着一条蓝裤子，白上衣，打着黑领结，一个挺帅气的小绅士。他迈着稳健得有点刻意的步子从后台的那扇白色的欧式玻璃格门中跨出来。台面很低，只有两个踏步，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演出舞台，所以，走在这种台上与下边的观众显得很是亲近。 
　　郎朗规规矩矩地走到钢琴前，一手扶着钢琴边角，一手往胸前部位一搭，朝观众行了一个大礼。一个只有12岁的平民儿子，正是无拘无束的年龄，能够规矩到举手投足都这般考究的地步，怎能让人去联缀他在北京简陋粗糙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充满磨难的日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出水才看两腿泥”。紧关节要的时刻到了。郎朗坐下了，而郎国任的心却忽悠一下子吊起来了。他眼中的儿子坐得挺稳，琴凳腿下面铺着一块地毯，郎朗的脚一只伸向踏板，一只踩在松软的地毯上。他若有所思地沉入了瞬间的平静。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空间，面对如此多充满挑剔的外国听众，郎朗显得那么孤立无援。被巨大而敦实的三角钢琴一衬，他显得单薄而瘦小。在那些聚精会神的蓝眼睛里，他比前几位黑头发的男孩子更乖小，也更招人怜惜。因此，从他的指尖下弹出的声音就更容易对周围发生作用。 
　　5年之后，我与已经是深圳艺校的钢琴教授但昭义先生通电话时说到郎朗，他还以情感强烈的口气盛赞这个少年在埃特林根国际比赛中的杰出表现。他认为郎朗那天发挥得太好了，有如神助，明显比其他选手高出一截。一开始郎朗就很自信，不急不躁，技巧与音乐都很好。在他的这个年纪能够有着如此好的自控力，确实令人惊叹。 
　　郎朗先弹肖邦练习曲，又弹了肖邦的回旋曲。他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一点也不夸张，弹得那么自然那么慰藉，一丁点的矫柔做作都没有，他把内心的情感逐渐融化到声音中弥散开来，使得淡漠的空间迅速变得温柔起来。 
　　郎国任坐在二楼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最认真地谛听着。他的担心越来越强烈，因为今天下午临上场之前走一遍曲目时，赵屏国老师发现了郎朗在弹肖邦的圆舞曲时，有一处弱音没有处理好。他当即予以纠正。那时候，与正式登场比赛只有半个小时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改好吗？平素他已经习惯了那种处理方法，弄不好，会弹糟的。他的担心使他在听到儿子进入了这个曲子时，紧张得简直不会喘气了。 
　　郎朗像什么事儿没有似的，温柔自由地划动着键盘。他的任何一下触键都在有份量地击打着父亲的那棵敏感而脆弱的心。父亲以极大的意志力忍受着这种击打，终于欣慰地接受了那一处弱音的处理。就像一处堵塞的河流变得通畅一样，郎国任感到了异常的舒服。他从心里佩服儿子的头脑，能够这么冷静、这般严谨地记住这小小的一处弱处理，多么不易！好儿子！真是爸的好儿子！ 
　　郎朗越弹越得心应手，他仿佛不是在进行这么重要的比赛，好像是在一个人练琴似的，爱怎么弹就怎么弹。尤其到了弹奏那种激情洋溢的曲子时，更能见到他的魅力。 
　　随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热烈地跳跃闪烁，随着他那奔放的情感恣肆涌荡，演奏大厅急剧升温，以至沸腾起来。到了《塔兰泰拉舞曲》，已经把不同肤色的听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那疾如马蹄的节奏，那狂放不羁的旋律，使台上台下浑然一体，一同激动，一同狂热。等郎朗弹到最后一个曲子——中国曲子《浏阳河》时，那些外国听众好像都变成了中国人似的，他们完全听懂了这首中国曲子并且听不够。于是，他们以粘稠得化不开的掌声不让这个天才的孩子与他们剥离。人们喜欢他，听不够他的述说他的表达。 
　　郎朗幸福地被难为着，一遍遍行礼，行大礼，一遍遍学着去迈大师的稳当步，上来下去地折返，听众却不依不饶。修养极好的观众居然发出兴奋的狂叫，这种喊叫对于场内的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坐在前排的赵老师兴奋得满面红光，他使劲为自己的学生鼓掌，他非常满意郎朗今天的演奏。特别让他高兴得是郎朗在练习时弹错了一个音，他给予纠正，他担心郎朗在比赛时会忽略这个音，却没想到郎朗完成得极其精确，令他这位朝夕相处的老师都叹为观止。在他看来，郎朗是超水平发挥，但是，这种发挥能否被本次大赛的评委会认可呢？仍然是个悬念。 
　　评委们来自好几个国家，都是具有着世界级影响的专家。只是没有我们中国人。观众们对郎朗的演奏反响强烈，而评委们会持什么态度呢？ 
　　一下午的比赛结束了，评委们聚到一起开始了评比。赛场气氛得以松弛，人们谈笑风生。而郎国任却丝毫不得放松，他甚至都不敢离开座位。他再清楚不过了，儿子的发挥有多么好，但是，他的担心也由此更甚。经验告诉他不能把事情想得那么好，往往想得越好其结果越惨。所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他反复对比反复权衡，他觉得儿子应该进入前六名的。他只敢去想第六名，或者第五名，而不敢再往前提了。 
　　不知过了多久，会场出现躁动，台上有人在安放桌子，随后，一男一女从后台那扇白色的玻璃格门走出来，径直进入前台。男的个子很高，一身黑色西装很是挺拔峻峭，女的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领口是圆的，还有一圈黑颜色的花纹，显得气度不凡。两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用纯正的日尔曼语宣读着。全场屏住呼息，郎国任能够听见自己的血管澎胀的声音。尽管他听不懂德语，但他能够听出中国人的名字。起码他可以听出郎朗的读音。 
　　公布获奖者的顺序是从后边往前念。先是鼓励奖，然后是第五名获奖者陈韵颉。郎国任对于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在到德国来之前，他还特别打怵碰到这位选手。这位国内的钢琴骄子在这次大赛中仅得了个第五名。伴随着掌声，座席上站起一个男孩子。估计他就是陈韵颉。他看到文质彬彬的陈韵颉从人头攒动的观众席上站起来。他渴望下一个就是郎朗的名字，却落空了。又念到第四名得主，那是乌克兰的一位金发大个子。接下来的是第三名，法国选手。郎国任紧张地仄着耳朵倾听下一个，也就是第二名了，他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他希望是郎朗，郎朗只要能得到第二名，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敢奢望得第一名。然而，第二名的名字他听得再清楚不过了，是中国选手吴驰。吴驰的个子很高，得了第二名，当然也是非常高兴了。每公布一位获奖者，台下就是一阵热烈掌声，就见到从观众席上站起的一位选手，每一次站起就犹如平静海面掀起一股耀眼的跳荡的波浪。稍事平静下来后，又随着再一次的公布名次再掀起更大的浪花。郎国任快昏了，第二名都公布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最后一名获奖者无疑是第一名得主。郎国任的所有期盼在这时都已经破碎，他的心裂了，裂开的缝子全都灌满了绝望的黑暗，而他正在这种黑暗中坠落。 
　　郎朗坐在最前排，就挨着赵屏国老师。每站起一位获奖者，他都禁不住要回过头去打量一下。如果是认识的，他就笑着向人家表示祝贺。轮到最后一名了，也就是第一名的得主了，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会场紧张得十分宁静，所有人都在认真听着关心着最后公布的夺冠者。 
　　公布者操着一口流利而听不懂的外国语。在一嘟噜一串的外国语中，终于吐出了“郎朗”的发音。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不敢奢望最后一个名字会是那个他最熟悉的发音，何况那个有着欧洲绅士风度的男士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名字公布时竟说了长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让郎国任彻底绝望。因为他在听到前几位名次时，都是很简短的，这么一长拖拉肯定不对劲，是在说明第一名空缺吧？郎国任的脑子闪过这个念头时，就像遭到了一下棒击，嗡的一声，眼前金星飞溅。郎国任觉得脑袋越涨越大，两耳全是轰炸的声音，整个会场都被轰炸得一片喧哗，他什么也无法听到。他努力分辨着场上瞬息间发生的事情。他看清了，他的宝贝儿子像足球运动员射门成功一样，从座位上狂蹦乱跳，高举着两手，连连朝他这边挥舞。 
　　他的血液在这一瞬间肯定凝固了，他失去了应有的反映。他迟钝了，他这位精明过人从未迟钝的父亲平生第一次面对儿子创造的奇迹发呆发傻了。赵屏国老师好像早有准备似的，当身边的学生一蹦高跳起来冲全场激动时，他也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用他那高大的温暖有力的怀抱搂住了郎朗。郎朗趁势搂紧了他的赵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师生两人父子般亲昵无比地拥抱着，全场都被他们搂抱得火热起来，记者们端着相机纷纷涌上前为他们拍摄。郎朗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此项比赛第一名的少年钢琴家。他不仅夺取了桂冠，他还获得了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该庆贺了，该激动了！ 
　　这时候，没有人会去寻找他这位父亲。儿子，也没有过来找他。他全身散架子般地瘫了，拿不成个了，这时即便是有人发现了他需要他站起来接受荣誉他也无能为力了。他就像把飞船推向轨道的最后一节火箭，完成最后的燃烧，心甘情愿地悄然坠落。没有人会注意到委缩在二层看台的角落里默默接受着意想不到的幸福冲击的郎国任。可是，郎国任偏偏平静不了，他心潮翻滚，翻滚出那么浓的酸楚，要把他从里到外淹没了。在一阵阵窒息中，他的出气通道酸得没有缝隙，积聚了多年的期盼，多年的苦楚，多年的委屈顽强地堵塞，顽强地涌动，终于火山般喷吐而出——那是一声幽长的地动山摇的抽泣，被欢乐气氛淹没的楼下过道处有几位中国选手被这种奇怪的声音震惊了，一个男孩回头朝声音发出的地方寻找，紧接着，这个男孩身边的两位女孩更为敏感地捕捉到了目标。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郎朗的爸爸双手捂着脸在哭。他捂不住那奔突的眼泪，也捂不住那动人心魄的抽泣声。可惜他的儿子没有留意到这个场面。回国后，他听到别人问他你爸怎么哭了呢？他马上予以否定，而且很是坚决。他没有看到他的爸爸在哭，他从来没有看到父亲的眼泪。他那刚强的父亲也绝不会把这脆弱的一面呈现给儿子。我有幸从录相带上看到了郎国任的痛哭场面。那是让我最辛酸的镜头，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觉得鼻子发酸。当我在写此书之前坐在出版社那间繁忙的编辑室对繁忙的编辑们讲述这一幕时，我发现一位女编辑的眼圈轻而易举地红了。我相信，凡是对自己的孩子有着中国传统式的期待的家长们读到这段文字时不会不动情的。要是能够看到录相，看到郎国任用宽厚的手掌去封堵眼泪，堵不住竟抹得满脸湿迹时，会作何感想？在场的外国人有的肯定看到了这位中国父亲的眼泪，但是，他们能够看懂这眼泪吗？他们能知道这眼泪有着实实在在的份量吗？ 
　　郎国任不等眼泪揩干，就飞身离去。他要将儿子成功的天大喜迅告诉尼曼娅，让她一起分享。果然，尼曼娅高兴得强烈，尼曼娅的狗也像明白了似的，围着郎国任一劲儿摇动高傲的尾巴。 
　　尼曼娅动员了丈夫，还有周围的人去看郎朗的获奖音乐会。那是个迷人的夜晚，那个夜晚的来因河水在幽幽月光下充满了乐感。郎朗的情感通过闪亮的声音不仅照亮了夜色中的河面，更照亮了情感丰富的尼曼娅。她那张宽阔的脸被郎朗的琴声感动出一片泪迹，灯光映衬得像幽亮的河面。她为郎朗自豪，她特别愿意告诉别人，这位获大奖的男孩就是住在她们家里的那个中国男孩，她加重语气说是住在她们家里。她那一脸的得意与幸福表情就好象郎朗是她的儿子，至少郎朗的获奖为她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她为此有着足够的自豪与欢欣。 

　　德国人尼曼娅以德国人的特点，把一个中国男孩子获奖的喜讯告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这些德国人与郎朗并不相干，但是，他们同样为这位中国男孩子祝贺。热心肠的尼曼娅还和丈夫开着车拉上郎朗父子到莱因河尽情游玩。她下到水里像个孩子般地嬉水，她的笑声震得河水发出金属般的音响。 
　　多么令人难忘呵！莱因河在郎朗的眼里揉入了美妙的音乐，尼曼娅的笑声也揉入了美妙的音乐。郎朗是不会忘记埃特林根这个小城的，正如郎国任不会忘记一样。赵屏国老师呢？他很有头脑，也很有感觉，他将自己拍摄下的那盘录相带送给了郎朗，录相带写了一段殷殷赠言： 
　　郎朗：1994年8月，是你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这里记录了你努力奋发、结出硕果最珍贵的镜头，也是我们师生共同努力以及情谊的珍贵纪念。祝你前程无量！ 
　　赵屏国 
　　1996、1、12、 
　　还有一盘带上赵老师这样写着： 
　　送给郎朗留念。 
　　1994、8、德国埃特林根之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你却获得了一个光采的开头，你的老师为你贺彩，为你祝福。 
　　赵屏国  
　　1996年元月12日 
　　那天晚上，郎朗父子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往家打电话报告喜讯。埃特林根与沈阳时差是8个小时。这边进入深夜，那边已经烈日当空。找不到周秀兰，就把电话打到了郎朗的叔叔家。也许是路途太远那边电话线路不清，也许是那边被郎朗获得的重大成功所震惊的不敢相信，反正那边反复问了几遍，像没听清也像不相信。郎朗的声音在深夜显得过于响亮，赵老师不得不提醒他小点声。 
　　国内这边所有的亲属都被郎朗获国际大奖的喜讯惊动了。自打他们父子负债走出国门，人们就为他们爷俩捏着一把汗。郎朗的母亲周秀兰惦记着比赛情况，寝食不安。她算计着比赛的日程，她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抽签什么时候开始比赛，她一点消息得不到，心里七上八下。她像以往一样，自做了几个纸团抓阄。她在灯下紧张地打开纸团，她抓得是一等奖。儿子在国内得一等奖她已不再震惊，但是，到了国际上，那么多国家的好选手云集在一起，郎朗能获得第一吗？她不敢相信。星期天周秀兰来到婆婆家团聚，一大家子人谈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婆婆说她昨晚做了两个奇怪的梦，记得清清楚楚，她感到很费解。第一个梦梦见了儿媳妇周秀兰，一见了她就管她要一顶帽子。那顶帽子金鳞金翅，价钱非常昂贵，儿媳拉着老太太在明光瓦亮的大商店的柜厨里指点着要这顶放着光的帽子；还有一个梦，是她在傍天亮时做的，把她吓醒了。什么梦呢？老人家梦见了儿子和孙子被人家用石头把脑袋打破了，包扎之后，鲜血又从纱布处洇出来，洇得一片红。老太太说完这两个梦时，就有人给破译，认为这是大吉的梦。儿媳妇要帽子，这一定是郎朗在国外为他们家争了一顶桂冠，这次郎朗肯定第一了；另一个梦是儿孙头上冒血，这岂不是红透顶吗？你的孙子肯定获得最高大奖了，你等着好消息吧！ 
　　老太太半信半疑时，德国那边就传来了喜讯，把个老太太乐得不得了。 
　　郎家出人才了，沈阳出人才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埃特林根国际钢琴赛事中国都要派选手参加，差不多每次都有获奖者，但是，获得第一名的仅有郎朗，而能够同时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的更是没有任何人。红透顶了，郎朗真的红透顶了！郎国任的钱没有白花，老太太的梦没有白作,郎朗在Ettlingen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国际评委们的衷心喜欢。评委们和郎朗合影留念，他们笑容满面，一个个显得那么慈祥，像喜欢自己的孙子一样把手疼爱地搭在这位中国少年的肩头。  
　　郎朗站得笔挺，努力仰着头，却仍然显得太矮，脑袋刚刚能齐到人家的肩头，他无法掩饰这样一个现实：他还是个孩子。惟其如此，才更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外国评委青睐。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国男孩。 
　　面对巨大的荣誉，郎朗很会处理自己的表情。他神态自若，脸上的微笑是来自心底的，因此，看上去挺耐人琢磨。
第五章 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第一节 特殊公民 披着满身彩霞顶着耀眼光环，郎朗父子回到了祖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为学校、为祖国赢得了如此殊荣，也为他们郎家争了一口气。终于到了他们父子特别是郎国任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迄今为止，在这种档次的国际少年选手比赛中，中国选手从没赢得过第一名，更为了不起的是，不仅获得了第一名，而且一举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这个特别奖只能奖励最出色的选手。以往几届比赛都不曾涌现出这种选手，所以，从来也就不曾设立这个“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就是说，这个奖迄今为止，只为郎朗一人而设。用郎国任的口头禅：了不得啦！ 
　　的确是了不得。当郎朗的光芒照亮了埃特林根的国际赛场时，也把郎国任那始终压抑的胸膛照得一片透亮。 
　　回国的时候与来的时候气氛完全不同了，万米高空一碧如洗，棉絮状的云海给人以无限的安逸与温馨。赵屏国老师的情绪好极了，从他那张阅历丰富的面孔上挂着的不衰的笑意，就足够郎国任欣慰了。 
　　郎朗的喜庆更是溢于言表。从小看着他长大管着他长大的父亲，见到儿子取得了如此值得庆贺的成绩，能不从心里往外高兴吗？ 
　　然而，郎国任就是郎国任，他的高兴几乎就没有表现出来。他既没有像赵老师那样紧紧搂抱着郎朗共同分享了埃特林根的巨大荣誉；也没有像郎朗的母亲那样，在家中与儿子尽情享受母子亲情；妈妈可以瞅着儿子笑个透亮，乐个痛快，妈妈也可以搂着儿子亲个没完。但是，郎国任却不能。郎国任好象找不到更适合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似乎他从来就不会似的。至少他没有抓住机会表达和渲泄出去，因而，他的面部依然让人看上去不够晴朗。于是，就连相濡以沫的周秀兰都无法理解。 
　　郎朗是个非常热爱荣誉，非常适应欢庆的孩子，哪怕夸大一些欢乐，延长一些欢乐的时光，他都会非常适应的。他是那种极富激情的孩子。然而，他的亢奋劲儿还远远没过的时候，可以说，全家人期盼已久地为郎朗庆功的宴席还没有摆好的时候，郎国任瞅了眼表，马上和以往一样，黑着脸，打断了正在高声演讲着有关埃特林根比赛的过瘾场景的郎朗，命令他马上开始练琴。这种口气与脸色，使满家的欢娱气氛骤然煞住，也使得周秀兰和儿子很是尴尬。当然，同时尴尬的还有家里的一屋子亲戚。 
　　习惯了，周秀兰习惯了，郎朗习惯了，一屋子的亲戚哪个不习惯呢？郎国任在儿子取得第一名时，他以泪洗面，那泉涌般的泪水，恣肆奔涌，他用宽厚的手掌怎么抹也抹不净。事后，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那一刻泪水那么多。泪水揩净之后，他变得异常冷静，他冷净得几乎不近情理。他天天与儿子斯鬓相磨，居然从没有搂抱过儿子亲一亲，哪怕一种简单的亲昵举动，在儿子那里都不曾感受过。从儿子懂事起，他郎国任一直扮演的是严父形象，在儿子眼里，他成功地以威严取代了温情。他从来没有像人家父亲那样亲过儿子，哪怕一次，也没有！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辉煌，一次次激动人心，郎国任却依然没有改变严父的本色。或许正是这一点，在郎朗的任性活泼的可塑性格中，注入了顽强与冷峻的理性力量。郎朗为中央音乐学院争得了荣誉，郎朗也为他的鞠躬尽粹尽遭人家白眼的父亲争得了一份光彩的脸面。郎国任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目光顾盼担心门卫阻拦了。郎国任在郎朗上课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教室外边听课了，哪怕趴墙根也不会再有人扔白眼，更不会被疑为黑社会头子，相反，倒会赢得家长们的一片艳羡和盛赞。有时候，学校上大师课，国外来的著名钢琴家如阿什肯纳吉、阿格丽基等，钢琴系本科生、附中、附小学生全都抢着涌进新楼的502教室。再宽敞的教室也会被挤窄的，于是，学校三令五申，严加管理，不许任何家长入内。但是，被挡在大门外的家长们眼睁睁看着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潇洒而入，竟无人拦挡时，便指点着郎国任质问把门的何以让郎朗他爸进去。把门的说，你们谁要是能赶上郎朗他爸，你们就可以进去。人们面面相觑，再无言以对。 
　　郎国任从此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特殊公民，进出自如，无人可以攀比。郎朗出名了，郎国任也随之出名。尤其在这些整天围围在音乐学院望子成龙的琴童家长心目中，郎国任成了权威。只要郎国任一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就会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围拢起来，他们请教他培养孩子弹琴的若干问题，他们遇到什么总是都愿意听他的指教，一度他的话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学校里老师的话。比如家长们时常会咨询他哪位老师水平更高之类，到哪个班级更好什么的，这些话说出去是会有份量的。于是，学校有关人员找郎国任正式谈话，非常客气地对他说，你了解我们学校的事儿挺多，正反两方面的事情你都了解，你说的话家长们都挺听的，有些话，你尽量别跟他们说，你多说些对学校有利的话，帮着学校做些工作。千万别起副作用。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郎国任自然心中有数。他从来不是乱讲话的人。他既不会因为当初在这里受到的歧视而说这里的坏话，拆这里的台，也不会因为如今受到的礼遇而无谓地为这里捧场。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也自然有他的说话原则。他轻易不说什么，一说就一个准，所以，他在家长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家长让他听听他们的孩子弹琴，然后问他这孩子能考多少分。他只要一开口说多少分，准保八九不离十。在学校大门口的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考进这所院校，便让郎国任给听听，看看有没有希望考进来，郎国任凝眸听后，大约琢磨个三五分钟，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凡是他点过头的就真能跨进这所高楼深院。家长们对他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有的家长请他辅导自己的孩子弹琴，出的学费并不比音乐院校教授们得到的少一分。也真有郎国任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孩经他手教过一段时间之后，参加了国际少年钢琴大赛，竟然获得了第三名。 
　　由此，郎国任在北京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他除了每天要管儿子之外，他手里还有了学生。教学收费，这样他的拮据状态多少有了缓解。 
　　但是，他仍然得回到白纸坊那座条件简陋的旱楼住，仍然得天天去刷除了他之外就没有人刷的公共厕所。他出国这些天，公共厕所已经被糟蹋得无处下脚了。他回来受到邻居们的笑脸相迎，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出自他刷厕所的功劳。他还得自己上街买菜，自己收拾屋子，自己给儿子烧饭，当然到了早晨，他仍然还得留心为儿子抢占厕所的位置。每每到了这种时候，他能不醉心于埃特林根尼曼娅家的那片草坪，和那摆放整洁的白色餐椅餐桌吗？多么强烈的反差，多么巨大的刺激。在西方世界，像郎朗这么大的弹琴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生活条件呢？当郎朗像王子一样骄傲地挺立在领奖台上时，外国人怎么会想到他回到中国竟然每天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改变！一定要改变！郎国任向往着上层人的高贵生活，从小他就向往，坚韧不拔地向往，越是处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的这份向往就会愈加强烈。或许这一点是他永不满足永远让儿子攀登高峰的最本质动因吧？其实，这何尝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家长们普遍的心里定式呢？ 
　　越穷越革命？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然而，成功多么不易！尤其选择了钢琴去成名尤其不易！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步，但是，中央音乐学院在墙外看一片鲜花一片美丽，可是，进到墙里边，则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可千万别以为进到这里就会一举成名就会光宗耀祖，弄不好，你的孩子就会在这里葬送前程！葬送你的全部心血。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第二节 这里也有陷阱 过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一部片子《南京路上好八连》。说的是一批年轻战士到了灯红酒绿、香风糖弹的大上海如何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战士们的抵抗力还是不错的，另外部队的思想教育也还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糖弹没有能够打中我们的战士。然而，到了音乐学院这种纪律与管理相对松散的院校，特别是处于快到了青春期的男女孩子整天混在一起，所从事的音乐无不与感情相联，这种环境，要是家长们不盯着紧点，管得严点，那么，这些好奇心极强自控力较差的孩子就会掉进陷阱里，不定会惹出什么祸来。何况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从各种游艺厅录相厅所得到的教育会瓦解节衣缩食的家长们为孩子顽强筑起的那一道并不结实的防御堤坝。他们所处的环境何止是一条南京路？他们所面临的诱惑又何止是一个班长或指导员的能力所能管束的呢？弄不好，不仅成不了什么音乐家，能否成个正经人都是疑问。 
　　改革开放，学校也不再封闭。过去一个班只招几名孩子，而且都是人尖子，考不上，是不可能跨进这所音乐宝塔中来的，但是，现在，挤进这所校门的人多了，成份也复杂了。有没考上但可以拿钱的自费生，还有水平更低，但家长可以凭借势力和金钱能够让孩子成为支教生——即支持教育的学生，这种学生得拿3万，而且要逐年增多。这种学生一经介入，就为过去相对平稳的班级注入了一股激流，意志薄弱者就会受到这种激流的强烈冲击。我们的天才少年钢琴家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诱惑。 
　　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家中多了一个成员——一个年龄与郎朗相仿的男孩子。这是一位亲戚的孩子，也是从外地来到北京，交给了郎国任辅导看管。如果仅仅是辅导，那么对于郎国任来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看管，那么这实在不是个轻松的事情。如果当初他要知道会因此带来的那么多的麻烦，他或许不会接受这个孩子。 
　　郎朗父子在一起呆惯了，彼此都适应了，他们创造的家庭空气就是一个紧张得没有多余闲心的奋斗空间。电视没有，游戏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只要是涣散意志的东西，一概与这个家庭无缘。然而，进来了这位男孩子，情况起了变化。 
　　开始几天，那个男孩子表现得比较听话，也挺守规矩，规定他练琴他就练，跟他说啥事，他也瞅着你直点头。但是，搞过公安工作的郎国任却发现这个孩子有双不肯安份的眼睛。他和郎朗一个在这屋，一个在那屋，创造一种比赛的气氛。有时候郎国任出外办事，就给他们规定了练琴时间。家中有一个闹钟，郎国任临出门时，把闹钟拨到规定的时间。那个男孩我们不妨管他叫小军。这是个极聪明的男孩子，从他那双叽里轱辘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他很会来事儿，很会讨大人喜欢。他还抢着帮郎国任干家务活。当然，郎国任不会用他干，但，毕竟这孩子由此而给他以好感。既然亲友相托，他得负起这份责任。小军能否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也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他像要求自己孩子一样要求小军，甚至比要求自己孩子更严更细。因为郎朗是属于那种基本上不用管的孩子，响鼓不用重锤嘛！而小军呢？则完全与郎朗不同。他坐不住，他好动，他对外部世界的诱惑充满神往。他可以装两天样子，而到了第三天，他怎么也装不住了。特别是等二大爷一走，他就觉得屋子里像搬开了一座大山一样，眼前一阵豁亮，那个轻松呀！他可以自由伸伸懒腰，可以随便从凳子上溜下来。还可以打着口哨溜到郎朗这屋里东瞧瞧西撒撒，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儿兜一圈，那儿兜一圈，有事没事跟郎朗搭讪着。郎朗也跟他搭话，却绝不影响弹琴。郎朗有这个本事，可以在不影响练琴情况下左右逢圆。小军在郎朗这里找不到什么有趣的好玩事情做，就有点跚跚的样子回到他的房间接着练琴。练着练着，他就腻了，就去瞅闹钟。闹钟的指针像锈得不会移动了，这小子灵机一动，悄悄过去把时钟拨动了…… 
　　郎朗正在尽兴弹奏一个大曲子，还没有弹到一半，就听到一阵脆利的闹钟铃声。只见小军一声狂喊，兴奋得在屋里乱蹦。郎朗的习惯是得把一首曲子完整弹下来，因此，小军怎么喊他，他也坚持弹完。男孩子到了一起总不免要玩的，玩起来当然比弹琴更有意思。郎朗不会想到闹钟会被小军拨快了，虽然他也多少觉得有点蹊跷时间过得太快。还是让郎国任察觉到了。他第一次没有发现，第二次，他觉得这闹钟怎么快10多分钟呢？他照着手表把闹钟拨好，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发现闹钟走快了10多分钟。当他认定是小军这家伙搞得鬼时，他质问小军，小军却矢口否认。他在否认时，郎国任认真盯着他的眼睛，这孩子表情很是坦然，绝没有惊慌更无失色一说。这使郎国任意识到他遇到了一个难对付的孩子。有句俗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把这句话用在小军与郎国任身上不一定合适，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着一些精彩的较量。 
　　小军不定性，瞬息万变，管好一个郎朗就够他忙累的，还要再带上这个淘气的皮小子也真够受了。为了管理好这两个孩子，起码不能让小军影响了郎朗，郎国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有一次，郎国任发现郎朗的脸被什么抓破了，便问郎朗怎么回事。郎朗没吱声，小军也不吭气儿。郎国任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趁他不在家时打架了。起因是郎朗管小军，小军不服气。郎朗尽管有委屈，但他没有向爸爸告小军的状，这一点，倒挺让小军感激的，从而也承认了错误。小军一般情况下是不爱认错的，除非你证据确凿他再也赖不掉了。 
　　小军怕二大爷，二大爷只要一瞪眼睛他就哆嗦。但是，哆嗦归哆嗦，犯错误照样不耽误。他特别爱玩，一玩就要影响练琴。二大爷看得紧了他就受不了，坐不住了，浑身像生了虱子。他说他要上街去买本，老师要求必须买。二大爷知道他这是撒谎，编的理由，却也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否定他。于是，就同意了。小军得到了获释般的自由，兴高采烈地朝闹市晃去。他作梦也不会想到郎国任睁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尾随在他的后边，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位获释的公子哥儿专朝热闹地方走。得啥看啥，只要有热闹，只要能消磨时间。他根本不知道马上就要考试了，而且这种考试将会对他的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他转悠到那儿，特警就跟到哪能儿，他丝毫不会发现的。事实证明了郎国任的判断，他哪里是去买什么作业本，他是到大街上散心来了。一想到他的父母节衣缩食，苦挣苦盼、望子成龙的那份心情被孩子如此践踏，郎国任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真想立刻冲上去，教训他一顿。 
　　小军仍然抱着膀子，摇摇晃晃，无事一样。他不会知道竟争时代，这个时间人家孩子都在争分夺秒地练琴，可他这么闲逛，如果让他的父母见了该有多么焦急！时间在慢悠悠地流去。郎国任越来越没了耐性。但是，他只能挺着。眼见天暗下来，小军晃到了一处摆摊那儿，买了当时在孩子们当中最为流行的不干胶上印着的彩色小人儿。当他心满意足地捧着那些时氅小人儿，只顾低着头美滋滋地瞅着往回走时，突然感到面前的路被人挡住了。他停下脚抬头一看，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的二大爷凶神恶杀般地瞅着他，脸上挂着一片冷笑。一惯伶牙利龄反应机敏感的小军这时候可没了感觉，他狼狈极了。往回走的路上，他像个在押的俘虏。 
　　或许正是这种管束，这孩子总算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小军的家长像所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孩子家长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孩子这回总算出人头地了，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但是，郎国任却劝他们别乐得太早，他说更难的任务还在后头呢！ 
　　果然，郎国任与小军的斗智斗法仍在升级。 
　　音乐学院的学生自由度要比别的学校学生大得多，主要原因是许多时间靠自己支配。每周的一、三、五上午上文化课，四、五、六下午上专业课，其它时间就属于自己练琴。社会风气太差势必要影响校风，有人拦路堵抢小学生的钱，不给就威胁，定好时间定好地点索要，然后就拿着这非法得来的钱去游艺厅挥霍，由此而荒废学业荒废前程的孩子并不鲜见。 
　　每天出入这里的郎国任很担心小军学坏，因此，他对小军看得更紧了。小军精明得很，他知道二大爷那双眼睛时刻在寻找他的毛病。问题是他如何不让这双眼睛发现什么。他对付这双犀利的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闲暇时看书。也不知真看假看，也甭管能否看得进去，只要把书本一捧，他就会偷窥到二大爷的眼睛变得温存起来。 
　　在二大爷看来，小孩子的心计不过是些小把戏。这点他看不透还能算特警人员吗？当然了，除了练琴，能够坐下来装相看看书，自然也是他最为满意的。尽管他再明白不过小军看书是专门摆给他看的。 
　　但是，他仍然发现了问题，而且是不小的问题。他发现小军手里的书怎么变厚了呢？好像书页里边夹着什么东西。 
　　他指点着书问：“书里边夹着什么？” 
　　小军神情有点紧张，嘴却挺硬：“什么也没有呀！” 
　　郎国任一把将书抓过来，一翻，竟然是一迭人民币，数一数，47元。郎国任马上质问他这钱是哪来的。平时，他最注意掌握孩子手里的钱了，他认为孩子学坏就是从钱上开始的，所以，他对小军的钱的来源格外敏感。 
　　小军应变能力极强，不用多么培养，将来大概也可以搞公安工作了。他把眼睛一眨巴，不慌不忙地说是同学的。郎国任问同学的怎么在你手里？答曰借人家的。穷追不舍：借谁的。小家伙当然可以说是借谁的了。于是，郎国任说他明天就到学校去对证。第二天，小军早早去上学，找到那个同学，两人订了攻守同盟。这已在郎国任意料之中的事。他不紧不慢到校去找到那个同学。 
　　郎国任一出现在操场上，就被小军班里的同学认出来了，他们一迭声地说二大爷来了！他们都管他叫二大爷，也都怕这个二大爷，他们都知道这二大爷爷的厉害。二大爷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些孩子的心目中，特有威，那种威有点像正哭的孩子，母亲哄不了，但一说：再哭，狼来了！孩子马上就不哭了的效果差不多。 
　　郎国任把那个孩子从教室里叫出来问这钱是借你的吗？那孩子说是的。真是借你的？那孩子说真的就是嘛！回答得非常肯定，不给老郎留一丝空隙。怎么问，都是咬定了钱是他的。一副哥儿们够意思状。对付这种事情老郎可是有一套办法的。他把脸一拉，极其严厉地说，“那好吧，要是不是你的，可别怪我不客气。走，你现在就跟我到学校保卫科去，到那里要是查清了钱不是你的，我就让保卫科把你跟小军一块开除！”说这话时，他发现那个男孩子脸色顿时苍白了。他说，走哇，跟我到保卫科去！那孩子怎么走得动呢？腿，开始打哆嗦了。于是，他交待了小军如何跟他订立的同盟。 
　　郎国任把一切都搞清时，小军并不知道。他得意洋洋于自己的小聪明。他见到郎国任时先发制人，拉着二大爷哭丧着脸说：快把钱给我呀，我借同学的钱，得还给人家！他表演得那个像呀，郎国任乜斜着他，终于让他胆寒了，承认了错误。郎国任掌握了小军的秉性和特点，但要想一下子把他扳过来，也着实不易。常常是在他放学时，郎国任把饭做好了，就等他回来吃饭，却迟迟不见他归来，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了，你还没等问他为何回来晚，他倒劈头来了个先抱怨，他抱怨那倒霉车坐的，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就像他当真特别心疼时间似的。这个孩子的聪明处就在这里，他每次要是犯了错误，底气不足时，就会先声夺人，先朝你发脾性，就像他有着多么大的委屈。要是被他唬住了，那他就会窃喜不已。可郎国任哪是这么容易唬的呢？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郎国任自有治理他的办法。只是需要多劳些神的。不过，识破小军那一个个得意的小阴谋小把戏，倒也乐在其中。郎国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握着小军，使他在专业课和文化课上都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算他对小军父母有了个满意的交待。如果不是郎国任这么高明地驾驭这个男孩子，那么，真不知道他会滑到什么邪路上去。既便是郎朗这样自控力很强的孩子，也不时会遇到陷阱的。他们班里有位支教生，常常是男孩子们挑逗的对象。她穿戴特别扎眼，有股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妖冶之气。她耐不住寂寞，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让男同学挑逗。她生在香港，家里边特别有钱。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当着她的面对郎朗说：我昨天还摸过她呢！你想摸不？这个女孩子听了这话，就朝郎朗发出艳笑，郎朗掉头就走开了。他特别讨厌这种不自尊的女同学。 
　　郎朗性格活泼，专业和文化课又都是拔尖的学生，尤其获过国际大奖，自然是学校的白马王子，也成了女孩子们注意的角色。有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对郎朗非常亲近，常常没话找话跟他讨近乎。她问郎朗：“除了弹琴之外，你最喜欢什么？”“还是弹琴！”郎朗不爱跟她粘乎，故意这么说。 
　　“难道你就不喜欢点别的？”那女孩子见郎朗走了，自己嘟哝着。 
　　随后，她就给郎朗写了封信。(郎朗说是信，其实，那就是情书。)郎朗记得非常真切，信封是白色的，上边有个图案，一个男孩子搂着一个女孩子。郎朗说，肯定是她用心选的。郎朗看了那信，他认为文字写得一般化，不打动人，至少郎朗看了没什么感动。他把这封信交给了爸爸。这是郎朗接到的第一封情书，交给父亲处理。父亲说，你别给她回信了，这么忙，哪有时间。 
　　郎朗就没给回信。哪知上学见到那女孩子，她两热辣辣地盯着郎朗令郎朗无法躲避。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她回信。郎朗只能吱唔。这女孩子不死心，回去后，又连着给郎朗写信。郎朗照例不能回，她就照例盯着郎朗问为什么不给回信。这个女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好像在这方面挺有经验。她说不爱回信就别回了，给我打电话吧。于是，她又把家里的电话写给了郎朗，还叮嘱他千万别弄丢了。 
　　郎朗当面尽管烦她，但他不想伤害人家，就假装点头应允，可回到家，他就把那电话纸条给扔到抽水马桶里了…… 
　　后来，郎朗到日本比赛时，也接到了日本女孩写给他的信，还有照片，照片签着名字。这位日本女孩还让郎朗给她照片，也要求在照片背面签上名字，郎朗自然不会照办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的。 
　　郎朗曾多次接到过女孩子的信，我问他那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郎朗的脸上挂着羞涩说我也没看清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些信的，他说，统统都扔抽水马桶里了。 
　　都扔了？一封也不留？ 
　　当然啦！ 
　　郎朗跟我讲到那个比较适应改革开放的女同学时，用一种稚气的男孩子的正义口气说，她可真不要脸，她当着好几个男生喊，你们过来，看谁敢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我问郎朗，有没有人敢过去扒的？郎朗摇头作怪状：我的妈呀，那谁敢。(郎朗说“我的妈呀”时，有股特别的回味。) 
　　音乐院校与其他院校不同，管理上也相对要松散一些，而生源情况又是大中小学学生混杂，不同的年龄段互相影响。小学生与大学生混在一起，不学好的，学着抽烟，说下流话，小学生中学生抽烟现象严重，老师看管不住，有时来了烟瘾，会跑到厕所抽。还有的学生夜不归宿，在校外包了一个住处，天知道都干了些什么。校方对此很恼火，凡是抓着抽烟的，夜不归宿的就严肃处罚，情节较严重者，立即予以开除。校方希望能够杀一儆百，却仍然杜绝不了。令则不行，禁则不止。 
　　胆大妄为的男孩子如果失去了家长管束，是很危险的。与郎朗比肩接踵差不多一块成长起来的一个男孩子，就是掉进了这种陷阱而无法自拔。那是一位非常聪明、音乐感觉非常好的孩子。在他10岁以前，与郎朗的感觉非常相似，也是属于表演型的，只要一坐到琴凳上就会兴奋无比进入状态。他年龄与郎朗相仿，看上去却是一幅十足的小孩相，显得比郎朗更小更活泼。那年，我曾听过这个孩子演奏中国曲子《闪闪的红星》，那个天真可爱的样子伴随着潘冬子的回忆，深深感染了我，令我至今无法忘记。但是，更让我为之痛惜的还是他所犯下的错误。那得从女生宿舍的洗澡间说起。洗澡间开着天窗，每天有一股股乳白的气流从那房盖上袅袅升起，对于那些遐想非非的异性极具诱惑力。最早对此注意的是那些干活的民工。他们先是爬到高处偷窥，再不就用望远镜观望。他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爬将上去“扒眼”。后来，这一秘密被一些思想不健康的男同学发现了，他们也学着民工的样子，悄悄爬到女洗澡间的屋顶上“扒眼”。在这些大胆好奇的男生中，就有那个音乐感觉极好的男孩。谁也说不清他究竟爬到屋顶上扒了多少次眼，但是，许多人能说清那天他是怎么出事的。其实，那天他也活该出事，当他趴到屋顶上面的那块透气玻璃窗往下边偷窥时，在雾气缭绕中看到了迷蒙的肉体在走动着。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也许是在他之前趴的人多，把上面的承载系统破坏了，反正他在顶上往下偷窥时，突然把一块天窗连带着玻璃压掉下去，只听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玻璃落地跌得粉碎，吓得里边光身子的女生一片惊叫。惊慌失措中，她们看到了这位男孩子斜挂在屋顶上，她们更是惊叫不已。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当场把这位男生抓住，然后，一个无法改变的处分决定断送了这个极有钢琴天赋的孩子——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当我不断看到郎朗在钢琴上突飞猛进时，我时常会为那个男孩惋惜。我们都是家长，将心比心，那个孩子的家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该受到怎样的打击？我想，他的家长还是有责任的，他们准是觉得孩子既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就是他们培养成功了，他们松劲了，忽略了对孩子的要求和管束。如果能够像郎国任那样管束他的亲戚小军，那么，这个男孩肯定不会掉进这种陷阱，丢那份人，现那份眼。 
　　孩子正是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可塑性极强。面对诱惑的陷阱，孩子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家长管束只是一方面，孩子自身的品格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盛赞郎朗那么心不旁骛，那么有毅力苦练钢琴时，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那种坚定的奋斗意识与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呢？
第三节 仍然受气 绝不再忍 德国载誉归来，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受到的礼遇并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并不是一顺百顺，甚至相反。郎朗去德国参赛之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选拔赛，是要选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中国主办的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前边已经写到了那次选拔赛上，郎朗非常遗憾地落选了。正是这一落选的刺激，导致了郎国任背水一战。而今，他是凯旋而归，他希望郎朗还能够有机会再到这次我们中国自己搭起的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按着国际邀请赛的规定，即使没有被选拔上的选手如果想参加比赛，也可以为大会提供自己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郎朗也在比赛前夕将录相带递交给了大会筹委会。按郎朗的水平，至少具备参赛资格。也有人希望郎朗能够参加比赛，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如果让郎朗参加比赛，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选拔赛那些评委不是显得太没面子了吗？中国人讲究面子，郎朗失去了参加中国北京首届国际钢琴大赛的可能。 
　　在《百年钢琴》一书中，我比较详尽地书写了这次国际邀请赛事。四川姑娘陈萨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那四名排在郎朗前边的骄子如何呢？无一人进入前六名，等于全军覆没。有记者为此撰文惊呼：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音乐院校何以全军覆没。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诘问：难道这所院校真的没有人才吗？如果郎朗也能参加这次比赛呢？ 
　　竟争时代，应该是公平竟争，然而，我们复杂的社会现状也只能把应该简单的竟争搞得复杂化了。家长和孩子一块参入竟争，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也构成了竟争中的重要筹码。因此，应该神圣的音乐殿堂也无法圣洁。音乐学院原本应该单纯的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常常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术语：微妙。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郎国任是个何等精明之人，他什么事情看不明白？对于那些在竟争中靠不正当手段拉拉扯扯的猫腻，他更是敏感。他最看不惯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跟学校把关系搞得那么不正常，使他们的孩子那么受宠。他们受宠，占了便宜，郎朗就得相对吃亏。竟争本来就是一种靠孩子们弹琴的真正实力的较量，谁有本事，谁就应该受宠，而一旦掺入了别的什么关系，竟争就变味了。 
　　郎朗获得了国际赛事大奖，确实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在郎国任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比如，郎朗是自费前往德国参赛，他获了大赛，为国争了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报销这笔路费。据说以往也有这种先例。可是，郎朗却迟迟得不到报销这种安慰。过去得到过这种安慰的人肯定不如郎朗获奖的规格高，影响大，这就越发使郎国任心里边不平衡。 
　　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不能以郎国任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仅仅是不给报销(至今郎朗那笔路费也没给报销)那么郎国任也不会怎么样，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甚至得比过去更努力。问题出在某些人对于郎朗的偏见，或者借用郎国任的话说，就是对郎朗的不公平。“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在这里也适用。但，郎国任不但要让郎朗出名，而且要让郎朗出大名。 
　　郎朗很看重期末考试，因为这是他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对他的一次检验。为了迎接期末考试，郎朗精心准备了曲目，他想再创造一个里程碑。既然在国外得到承认，在国内他也要创造辉煌。在去德国之前的那次国际邀请赛选拔赛上，他的落榜，就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暗暗把这股劲儿用到了这次期末考试上。 
　　郎朗那天弹奏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轻盈》。这是他们爷俩精心研究的曲目。两首曲子既是对于技巧的检验也是对于音乐的测试。在郎朗这个年龄段上能够熟练演奏这两个曲子还是很不容易的。《匈牙利狂想曲》那天让郎朗弹得犹如疾风骤雨，横扫千军，郎朗的手指犹如按装了马达，他的炫技完全可以再现李斯特当年的光芒。 
　　《轻盈》不如狂想曲那么璀灿炫目，在郎朗手下却也能够传递出一种意境。应该说，郎朗那天发挥得非常之好。起码令郎国任很满意。但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听到期待的掌声。 
　　也罢，考试毕竟不能等同于比赛，考官们是带着挑剔而来，观众则是为了欣赏而来。 
　　郎朗的才华与他的同学相比，确有过人之处。放在这个圈子里边，郎国任不会耽心有任何闪失。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演奏。他想看看郎朗到底比他身边的同学高出多少。 
　　在郎国任看来郎朗确实比他们高出一块。其他参加考试的同学固然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选自己最拿手的曲子演奏，也弹得很有光彩。特别是有个“小孩相”的学生弹奏中国曲子《绣金匾》很有感染力，这从评委们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郎国任对这个孩子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把他放在与郎朗相比的位置上，就不会发出太多光泽。所以，郎家父子胸有成竹地认为在这次毕业考试中，成功地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他们父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考试结果与他们的感觉大相径庭：郎朗的成绩仅排在第三名。排在第二名他郎国任都不干，何况第三。 
　　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那个“小孩相”的同学。他的《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能好到哪去？郎国任对这孩子研究得挺透，他认为这种靠“小孩相”的魅力去打动人只能是一时的事，稍一长大，就会失去一切。从《绣金匾》这个曲子的技术难度看，根本无法与郎朗弹的李斯特曲子相比。如果弹给外行听，那么这个曲子通俗易懂，听起来阅耳亲切，倒容易得到欢迎，然而，作为毕业考试的严肃课堂，一首《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在打分上也不应超过郎朗演奏的李斯特吧？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获得第二名的孩子与郎朗同班，他的一双小手平时就很难创造奇迹，这次考试也肯定比不过郎朗，而得到的成绩却居然比郎朗高出一分。这一分更让郎朗不服气。一贯争强好胜的郎家父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郎朗对父亲嚷着不公平，要到学校去找。郎国任比儿子还生气，他铁着脸，一声不吭。他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性的考试问题，而是有些看不上他们的人借此机会给他们一点眼色瞧瞧，是有意让他们出丑。自从郎朗声名雀起，就伴随着另外一种声音：认为郎朗弹琴匠气太足，是“小大师”，故意拿样，也有人说郎朗自从在国外获了奖就有了傲气等等。莫不是要借这次考试机会压压郎朗？郎朗的老师赵屏国明明在场，可郎国任想不通他为什么不替郎朗争呢？郎朗在国外获奖里，他那么高兴那么激动，郎朗为他争光了，可是，郎朗在家门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倒装好人，像没事一样，这也太不够意思！细一想，赵老师为什么不争呢？人家老师都为自己的学生力争，学生就是老师的脸面，大有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效果，可赵老师坐在那里为何不为郎朗争呢？他郎国任想不通。 
　　在儿子面前，郎国任心里再不满，也不愿多说。他强压着忿懑，尽量不表示什么，他怕激起郎朗更大的火气。郎国任手中仿佛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小绳拴着儿子，控制着儿子，如果他把手中这条“小绳”松开，那么，郎朗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规矩。在这一点上，郎国任确实教子有方。他可以做到不怒自威。 
　　郎国任在郎朗面前是虽然能够努力控制情绪，私下里却越核计这事就越无法下咽，他由刚迈进这所院校所受到的种种冷遇种种委屈，联想到一次次有人在他的背后搞动作，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要让他们出丑，是要刹刹他们威风。不出名不行，人家拿你不当回事，出了名也不行，人家还是鼓捣你，让你不得好。他郎国任左想右想也不得劲，刚刚在音乐学院挺起了腰板，就有人跟你过不去。他对此无法忍受他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但是，他又不能不为之犹豫：这事只要一闹腾，势必就要惹怒赵老师。那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呢？思来想去，他还是不肯压下这口气。 
　　郎国任真正向权威挑战的日子开始了。这是他大英雄性格的真正一次亮相。他那天把音乐学院附小的楼道视作自己的舞台。数年来的委屈，憋闷，都在那一瞬间暴发开来。那里有着来来往往的人，有学校的老师也有学生家长出出进进，人越多越好，他郎国任高声大嗓地叫着：  
　　你们就这么考试打分呀？你们懂不懂？你们的眼睛长哪儿去了？偏向也没有这么个偏法啊？太不像话！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凭什么给郎朗分打得那么低？有种的站出来我们找个明白人评评理。 
　　音乐学院从创建到如今，哪位家长敢这么叫号？敢这么藐视学科老师？家长与老师的关系不说是主仆关系，起码也可以喻作上下级关系。下级得罪了上级那还有好果子吃？下级得变着法儿恭维人家。何况郎国任这么一叫喊不仅得罪一位老师，他等于向整个附小学科发难。仅凭这种勇气就令在场的其他家长唏嘘不已。你的孩子还想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郎国任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易于冲动的一勇之夫。他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和勇气。音乐学院确有不正之风，确有一碗水不端平的现象。他郎国任最受不了这个。如果要是一星半点的失误，他郎国任也许不会这么大动干戈，他认为这分明是与他过不去。以往那些过不去，他能忍则忍，但现在，他绝不想忍！因为有些事情越忍越不利。 
　　中国人有着爱看热闹的习惯。有些家长上前探问出了什么事。既然有人搭茬，郎国任就把期末考试如何压制郎朗，一五一十地诉说开来。 
　　在郎国任盛怒面前，学校的有关人员怯怯地躲着走。也有的平时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上前劝他，总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就越来越大。郎国任才不怕大呢！ 
　　但是，他再喊再闹，也不会改变考试结果。相反，对他们有意见的人更是以此为话柄，认为他们父子多么狂妄，多么不守规矩。这一闹，使得赵屏国老师很不愉快，这不是伤了他的面子吗？在他看来，郎朗受点挫折，也许不是坏事。一个孩子即使获得了殊荣，也不易把他捧得过高，这会使孩子骄傲起来。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受点委屈，也许更为有利。他毕竟是搞教育的。在赵老师这个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呢？周围环境还没有把孩子捧得多么高就开始怕捧高了。 
　　即使不可能骄傲的孩子，人们受传统的教育心理影响，或者别的什么复杂心理影响也是希望孩子经受点折腾，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验。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股惯性的力量：门户之见，门第意识，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简直是约定俗成的局面。别说一个家长郎国任，即便是位置再高的人又能奈何几多？因而，看明白了的家长如果有钱有势，就会恰到好处地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谋到益处，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家长们就只能甘心当顺民家长了。 
　　郎国任骨子里充满叛逆，他可不是那种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可以当顺民的家长。他不仅在人际关系上敢于对挑战权威，他在钢琴艺术上，也仍然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并且敢于冒犯。这在具备中国特色的音乐学院环境里就等于犯了大忌！他不仅犯了大忌，甚至还硬顶着这种大忌不思悔过。他的主观意识越来越强，强一份，就是对老师的冒犯，何况他一直灼灼逼人。因此，郎国任这位特殊的家长在这里就成了一个既让人敬，又让人怵，更让人恨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人生注定是不会平静的，无论干什么总要掀动波澜。 
　　任何老师也不能没有个性，有个性就免不了冲突，某教授和郎国任之间的关系只能逐步升级，到头来已经不是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个性与尊严之间的较量。知识分子爱面子，不知识分子也爱面子，中国人哪有不爱面子的？事情再小，牵涉到面子，便如同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是面子。 
　　郎国任与某教授之间的矛盾，这次算是一个导火索。导火索的燃烧，逼近了暴炸。彼此的客气礼节应酬等在这种行将爆炸的压力面前显得多么脆弱。 
　　在爆炸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仍然得按部就班地叙述郎朗父子。 
　　他们父子俩受到这次考试的刺激，更加憋足了劲，更加刻苦地投入练琴。郎朗在过去受挫时就愿高喊着名次排在他前边的对手的名字，以此来激励自己，现在，他带着气练琴，更是把那考第一和第二的名字叫得响亮。伴着坚定有力的和弦，他觉得特别痛快特别过瘾！ 
　　郎家父子秣马砺兵，希望寻找一个新的机会，更强有力地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要向门第之见、门户之见宣战，要向世俗宣战，郎国任天生就有这么一种不听邪的好斗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有唐吉诃德的那股子战风车的悲壮感。不过，他可是比唐吉诃德精明得多，也实际得多。他坚信，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实力，还是比赛——国际比赛，只有国际比赛的评委那才公平，你就是再有本事，你能跟国际评委拉上关系吗？ 
　　他们渴望着更高规模的国际比赛，就像被圈起来的骏马等待着辽阔平坦的大草原。 
　　机会又一次来了。 
　　1995年为郎朗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将在日本仙台拉开帷幕。这次比赛的规格要比埃特林根的国际比赛更高，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水平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众所周知，柴柯夫斯基钢琴大赛是国际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赛事，国际上许多重要钢琴家都是通过这个赛事而一举成名，比如美国的克莱本，比如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等。也许是受成年人赛事的影响，1992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首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三年后，轮到了第二届比赛，将在日本仙台举行。郎朗得知这个消息，乐蹦高了。他们父子按着赛事要求将郎朗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寄给了大赛筹委会。 
　　中央音乐学院报名寄材料的一共七人。他们都盼着自己能够取得参赛资格。郎朗也是如此，甚至比别人更急切。埃特林根大赛取得显赫成绩，如果这次连资格都得不到，那多掉架。这次比赛，是对郎朗的进一步承认。因为上次埃特林根比赛有人说怪话，认为还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到场。言外之意这一回如果郎朗能够一举拿下嘛，这还差不离——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郎朗周围同学已有好几位接到了回复。最先接到信的是个女孩。她乐得有些忘形，四下里张扬，结果，那不是一封承载好消息的信，而是一封仅仅告诉她寄去的材料收到了的信。过几天，那女孩子又收到一封外国字的信，她以为这回一定是参赛通知了，却不想她得到的是没有入选的通知，令她沮丧至极。 
　　其他人陆续得到参赛通知。凡是接到回复的都是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而偏偏郎朗没有接到。郎朗起初还能稳住劲儿，他成竹在胸。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见到回信。已经过5天了，凡是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字都被写在黑板上，那黑板很醒目的。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单，就得报文化部。可郎朗迟迟没得到。怎么办？爷俩都很焦急，赵屏国老师也是急得没法。这时候，他很怕别人问他郎朗怎么样？拿到通知没？更让他不舒服的是有些人抄着一种酸叽溜的口气劝慰他：别着急，郎朗还能选不上？ 
　　郎朗那几天也特别难受，别人见到他时只要一问这事儿，他就心烦，他看年很清楚这些探问的人表面上伟大做出亲心的同情状，心里边才乐着哩！他们巴不得能看到郎朗出丑。 
　　怎么办呢？往组委会打个电话问问？又觉不妥。就在这焦躁万分的时刻，有人告诉郎朗，二楼有一封外国来信，全是外国字，可能是郎朗的。郎朗平时在一楼上课，不到二楼去，所以，来信了，他也不知道。当有人告诉他时，他蹦着高冲上二楼，却发现老师不在，二楼的门锁着。郎朗一直等到下午，才算拿到那封望断秋水的信。他立刻跑去交给了赵屏国老师。赵屏国老师喜笑颜开，当即高举着这封信，像接力赛一样，跑着去追撵校长，边跑边喊：“郎朗，郎朗的通知来了！” 
　　赵屏国老师跑得呼呼急喘，令人感动。校长接过通知看看，也替郎朗高兴。她希望郎朗能够再创辉煌，为学校争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郎朗这回够呛。甚至有人当面对郎国任说，郎朗这回要做不得奖准备。郎国任就不爱听这话，他当即没好气地说：凭什么呀？不想拿奖还去干什么？我从来不做不拿奖的准备。 
　　获得参赛资格的郎朗这回可不用自己花钱前往了，文化部把他列为公派选手。郎朗出国比赛自然需要去一位监护人，老师想去，家长也想去，谁更应该去呢？他们对郎朗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从监护人的角度说，父亲应该是第一监护人。但是，最终，他还是让给了老师。他只能自费前往日本。 
　　老师当然支持郎朗参加比赛，但他与家长的想法总是难以默契。从制定比赛曲目上就有分歧。家长主张弹肖邦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而老师就认为不妥。老师有老师的经验，家长有家长的道理。老师求稳，甚至有些保守，他担心这首为爱情写的曲子，情感复杂，特别是第二乐章与乐队合时，很难出效果，万一有个闪失呢？把握性究竟有多大？ 
　　家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但他认为在这种大赛上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能出奇制胜。他的魄力让他冲出一切保守有束缚。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了解得比较深透，他认为郎朗更适应弹肖邦的协奏曲。郎国任与郎朗核计，郎朗自己也愿弹肖邦。老师觉得郎朗还小，才13岁弹这首描写爱情的曲子合适吗？他没有把握。何况这是去比赛，没有绝对把握的曲子是不该往外拿的。老师完全是替郎朗考虑，是为郎朗好，这一点郎国任什么时候都认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他们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思维的差异。主要还是思维的差异。 
　　郎国任敢想敢干，敢于让儿子拔高、跃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去创造奇迹。这一点，他颇有点像马俊仁。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也没念多少大书，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理论，却敢造！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打破常规。他对郎朗的要求是不能跟别人一样的，别人两天拿下一个曲子，郎朗就得一天拿下；别人16岁可以弹的曲子，郎朗13岁就得拿下，别人一下子迈一个台阶，郎朗一下子得迈两个或者三个台阶，郎朗就得破格，要不，怎么能够显出郎朗呢？超常规思维才能培养出天才。因此，他常常觉得老师过于保守，在留一些曲目时，对郎朗的潜力估计得不够。他只把郎朗当作人才去培养，而没有当作天才培养。所以，当老师让郎朗按部就班，按着程度进展时，郎国任总爱挑剔，总让老师给郎朗多吃点，再拔拔高。这一点很让赵老师不舒服。何况郎国任在处理我际关系时向来不那么讲究方式方法，过于急切地表达个人想法，很容易让人难堪。 
　　老师不是不掌握郎朗的能力，他只是觉得郎朗在打基础时，还是应该慢慢来，急不得。家长心急，希望孩子一步到位可以理解，但是，郎国任这种家长决不是一般家长。他对音乐的理解对儿子的理解都有独到之处。从一般意义上讲，孩子这么小，连爱情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却让孩子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这能弹好吗？ 
　　其实，不仅郎朗的老师不赞成这次比赛让郎朗弹肖邦这首大曲子，就是别的老师也不会赞同。他们都认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和准确表现肖邦那复杂的爱情呢？ 
　　不错，郎国任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冒险性。F小调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它是肖邦疯狂地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对自己情感和灵魂的惟一救度方式。这首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让一个13岁未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演奏，确实有点耸人听闻。 
　　但是，郎国任毕竟是郎国任，他一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受到别人干扰的。为了更把握起见，他请周广仁教授给郎朗上一课。周广仁教授连续数年担任国际评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权威。她得知郎朗要弹肖邦这首协奏曲时，也连连摇头，觉得不合适。演奏肖邦的音乐重要得是对于他的音乐内在东西的理解，可让郎朗这样一位涉世不深，没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理解这样精典的爱情曲子，岂不太难为孩子了吗？ 
　　郎国任平素就很尊重周广仁先生，尤其得知这次在日本仙台举行的国际赛事上周广仁先生又将出任评委(她是中国惟一的一位评委)，所以，周先生的意见郎国任格外看重。他必须得认认真真地倾听周先生的意见，认认真真地请她听听郎朗弹奏的这首协奏曲。郎国任想，如果周教授听完后认为弹得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再换另外一首协奏曲。 
　　周教授那天听得非常认真，表情深沉而端庄，精明的郎国任不时地投去一眼，观察周教授的表情，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等郎朗在键盘上完成了最后一个挥洒的手势，周广仁终于面露喜悦。她毫不掩饰心中的兴奋，她觉得郎朗对音乐的理解很准确，这种理解非常了不起。她终于首肯了。 
　　后来，许多人听到郎朗弹奏这首如泣如诉缱绻反侧的爱情诗时，无不被郎朗投入的情感所打动。他们惊讶于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从来不懂爱情之类的东西，何以弹得这么感人。这简直成了一个谜。我也觉得难以理喻。就此，我曾问过郎国任先生。他一句话揭穿了谜底。他说，他告诉郎朗要用整个心去想对祖国的爱和对母亲的爱。 
　　天呀！把肖邦死去活来的爱情借代为对于祖国和母亲的爱，郎国任，可真有你的！ 
　　然而，我不能不为之耽心，这种借代到了真正比赛的场合，在那么多那么有资历有水平的国际评委们听来，能被首肯吗？再说，此番大赛的参赛选手水平之高竟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中，选手们就竟争异常激烈，以至于赛到最后，第一名获奖者竟然轮空，这说明了对于大赛荣誉的捍卫。 
　　郎朗父子，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第六章 好儿郎朗 第一节 通往仙台 大赛之前，学校放假了，郎朗父子回到了沈阳。回沈阳练琴毕竟不是上策，但是，他们也只能作出这种选择。 
　　回沈阳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郎国任办理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他自费去日本，只能在沈阳办。而郎朗和赵老师他们公派出国在北京由文化部统一办。郎朗可以留在北京跟老师练琴，但是，他更离不开父亲。且不说郎朗在沈阳练琴下了多大功夫，但说临近比赛时，他们父子离开沈阳奔北京的狼狈劲儿，就够折腾记忆了。赵老师不知郎朗练得怎样，心里边特别惦记着，眼见还剩下一周时间就要起飞日本，可郎朗仍然留在沈阳不见回来，赵老师往郎朗家一劲儿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本来应该是郎国任陪郎朗回北京，机票都买好了，可郎国任的签证偏偏拖着他走不了，使馆那边明明说好了某天可以取到签证，所以，郎国任才买了机票，不想那天签证根本下不来。北京那边又催得急，再说赵老师还没给郎朗检查呢，万一发现点啥问题，时间太短了怕不够用，所以，只好临时改由母亲周秀兰陪着郎朗坐飞机回北京。问题来了，机票明明写的是郎国任的名字，周秀兰要用得改名字。机票改名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呀！但，那也得改。 
　　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托人托脸的好不容易将机票上的郎国任改为周秀兰之后，汗水未消，就带着郎朗赶到了北京。届时，赵老师的脸色显然不太好看。好在郎朗的曲目练得还让他满意。 
　　那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差不多零上40来度。学校照顾郎朗即将参加国际比赛，允许他到14层楼上去弹那台平时摸不着的斯坦威。得到了好琴，郎朗往死练。天热得受不了，汗从他光着的脊梁骨沟不停地往下流淌。这天别说弹琴，什么不干，光呆着，那汗就不会消失。郎朗脱了背心，仅穿一条小三角裤衩，眼见汗水顺着儿子的后脊梁滚滚而下，这当妈的心里边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豁出来了，为了儿子！周秀兰为了给室内降温，让儿子多少能够舒服一点，简直是发疯了——她用郎朗喝水的瓶子一次次接水往琴房的地面上泼。(因为找不到盆子)第一次泼时，躁热的水泥地面一下子就把倒上的水咽掉了，周秀兰就再去接一瓶，再往上泼。汗水比她泼出的水要多一些。这镜头完全被儿子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周秀兰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声调就会因激动而拔得很高很颤。 
　　在陪儿子练琴的日子里，周秀兰见到了很有权威的老师。她平时也从郎国任那里得知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是不希望扩大这种矛盾的，也只能随时随地劝劝丈夫。这一次，她从权威老师那里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正在加剧，这样下去，肯定对郎朗不利。她也想从中做些调解工作。其实，他们彼此都是为了郎朗好，这一点无庸置疑。只不过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思维方式。权威老师说话比较直率，他一直为那天郎国任在学校吵闹的事情而想不通。所以，他以抱怨的口气说郎国任有点太过格了，因为郎朗考试的事儿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嘈，影响太不好了。 
　　权威老师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周秀兰的支持，以便让周秀兰劝说一下郎国任。如果是说别的什么事情，也许周秀兰还会比较客气地附和权威老师，说到这件事，她周秀兰似乎比郎国任更有想法更不满意。周秀兰觉得这事很憋气。因此，老师的话音刚落，她马上表述自己的鲜明观点。她说，你说期末考试公平吗？别人我不知道，郎朗他班那个我见过，就冲那双小手他也不该排在郎朗前边。权威老师说，郎朗排靠后点也有原因，郎朗自从德国获奖回来，有点骄傲，人家都有反映。周秀兰说，郎朗骄不骄傲我还不清楚？我问你，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说装不知道就是了。 
　　面对周秀兰灼灼逼人的考问，老师只能苦苦一笑。他为不能说服周秀兰而深表遗憾。 
　　因为说服不了郎朗的母亲就更不可能说服郎国任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清楚愈来愈僵了，愈来愈不好办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频了，就不可避免会有矛盾。问题是有些矛盾是可以用交换意见的办法解决，有些则不可能凭借交换意见来弥合缝隙的。而有些话，要是不说开不捅明，则会憋在心理发酵，发到一定程度就会酿出大的冲突。权威老师对郎国任的一些做法免不了会有想法的。比如，郎国任非常看重殷承宗，非常珍惜殷承宗给郎朗上课。殷承宗给郎朗授课分文不取。殷承宗给郎朗上过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确实潇洒，上课居然可以不用钢琴。他们是在宾馆的一张桌子上比比划划地走进了神圣的音乐领地。这有点像下棋中的“手谈”，有着另外一种妙处。郎朗上殷承宗的课格外兴奋，接受能力强，学到的东西自然就多，收获也比平时更大。作为学生而言，佩服更高水平的老师，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学生家长，更是有着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心理，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殷承宗的出现，从客观上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郎国任并不顾及这些对于权威老师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儿子有利的事情，他坚决去做。 
　　人都有狭隘局限的一面，伟人也不过如此。何况老师呢？ 
　　郎国任在沈阳这边因拿不到签证而忧心如焚，沈阳-北京两地犹如天河之隔。他每天都给北京那边的郎朗打电话。他一天不看儿子弹琴就闷得慌，就心里边没底。郎朗跟老师他们的签证已经下来了，文化部那边已为他们预定了23日的机票。郎国任这边因拿不到签证，只能放弃与郎朗同行。他在电话里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不放心呀。 
　　郎国任是在23日上午10点多，才从日本领事馆那里取回签证。他满头大汗，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机场与儿子同行。他马不停蹄地忙着行前的准备，一遍遍往北京打电话，落实那边的订票情况。他肯定赶不上郎朗那拨公派出去的班机了，他只能与自费的选手们同行。人家自费选手机票定在23日下午6点，也把郎国任的机票定好了。而他在沈阳如果赶不到北京，那么机票作废不说，他也去不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乘坐飞机，可沈阳到北京的飞机只是一早一晚才有，早晨七点左右是不用想了，晚上6点的也不可能赶趟。急得郎国任真像踩在了热锅上。周秀兰在北京那边着急，郎国任在沈阳这边着急，两个人再急，有什么办法？ 
　　郎国任真算幸运。那天临时有一架过路飞机。郎国任慌忙坐上飞机时，还有点惊魂未定。他甚至连手表都不肯相信了。到了首都机场，已经4点多了，自费前往的那几位都在机场里等着他，他连机场都没出，就直接转乘。面对同行者的惊叹，郎国任只是一劲儿擦汗，竟说不出一句话。 
　　谢天谢地，总算抵达日本成田机场的。想到儿子已经先于他到达仙台，他心里边更加惦记。成田机场到仙台乘汽车有6小时的路程，郎国任头一次到日本，头一次一个人出国，神经绷得很紧。到达仙台时，已是深夜11点了。还算顺利，他很快找到了郎朗他们居住的宾馆。郎朗一听说爸爸来了，脸上涌现的那份惊喜令郎国任感到无比欣慰。形影不离的父子，从沈阳分才两天多点，就好像分别了许久。郎国任怕郎朗过于兴奋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练琴，便督促他快躺下。有郎国任在身边，郎朗睡得格外踏实。既然赵老师带郎朗来参加比赛了，何必再多来一位家长？全世界参赛选手似乎也都是老师带来的而没有任何家长尾随。郎国任是个特例。他这么急三火四地追来，在一般人看来是件弗解的事情。但是，郎朗需要。郎朗比赛太需要他的父亲了。不仅生活上需要，弹琴上更需要。哪怕父亲的一个眼神，都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父子之间的默契又是常人怎么能够弄懂的呢？或许这就是郎国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
第二节 头顶五星红旗 日本的城市干净透亮，那些建筑物都像精致的玻璃器皿，极有规则地排列成序，没有灰尘。仙台也是如此。除了那些带有着东方韵味或者直露点说是带有点唐人余韵的建筑之外，城市更多的还是那些现代西式建筑。日本有著名的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还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后来者，如矶器新、黑川纪章、左滕忠雄等。他们的建筑思想与建筑艺术影响了日本的城市风貌。所以，城市的建筑无论体现古典风格还是表现现代气息，无不浸润着日本自己的“和风”。 
　　我们介绍一个城市常常可以写上这种说明词：历史文化悠久云云。把这个词用于日本的仙台，其实也是合适的。(关于仙台城市介绍不在这里浪费版面，可以到旅游手册查找)我们在中学读书时不是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吗？那篇文章记述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仙台这个地方。 
　　仙台有条河流，叫作广濑川河。看上去，这条河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自然韵味。在城市流经的河流，能够少一些人工雕饰而多些自然风味，这很不容易。我没有研究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何以选地这座城市，也弄不清楚跟这条河流有没有关系，但是，仙台这座城市举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还是蛮有能力的。从比赛场地到选手们休息的住处，都组织安排得很有气派。日本人操办事情很精细，即便像布置会场这类事也像制造高级轿车似的。 
　　郎国任为儿子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在日本他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比在德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小。因为这次比赛显然比那一次更为重要。那次郎朗获得第一名和杰出艺术成就奖，有人就说什么那次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去参加比赛。这次好手都来了，看郎朗真本事了。别说与外国选手比，中国选手之间就将有一场真正的较量。他郎国任一定要让郎朗获胜！这不仅是面子，更是志气和尊严！ 
　　郎国任对于郎朗的比赛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长，甚至是老师不可思议的。比如，他对整个比赛形势的判断分析，他在战前的“火力侦察”，他对郎朗内心稳定所起到的作用等等。也许因为他起的作用太大了，甚至有点越俎代苞了，才引起老师的意见？郎国任是个精明人，却不是个周全的人，他在处理和老师的关系上会不会有什么疏漏，以使老师感到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 
　　老师就是老师，父亲就是父亲，他们对于郎朗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他们之间有了矛盾，也锻炼了郎朗的处事能力。好在他们都是要对郎朗负责的，都怕会因此而影响郎朗弹琴，尤其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赛，他们肯定会劲往一处使的。郎国任一到仙台就将目标对准了参赛的79名选手。他敏锐地从中窥视着能够与郎朗一争高下的选手。他越看越觉得这些选手都很棒，特别是日本的上原彩子。她是上一届比赛的第二名，那一次第一名轮空，她实际上就是第一名。此番在她的国度里比赛，评委会主任是中村广子，一个地道的日本女士，她能不偏向她们日本的选手吗？对于上原彩子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备，再从那些围前围后的记者，还有那一直对准了她的摄相机，就让郎国任不敢做非份之想了。何况他还看到了俄罗斯大林的选手也弹得那么棒，他更是觉得郎朗没有多少戏了。因为这是人家柴柯夫斯基的比赛，同样的条件，能够比过人家吗？前三名选手中，怎么都得有俄罗斯选手。这样一比较分析，郎国任的心里越发没底了。恰恰在这时，到日本来当评委的周广仁先生让别人将一百美金退给了郎国任。郎国任被这退回的钱打懵了，内心的热望与期盼骤然凉下来了。这是他在北京时，因为周先生给郎朗的指导，他表示的一点小意思。可是，周先生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接受，这不是说明她对郎朗没有太大的信心吗？周先生的学生此番也和郎朗一样同台竟争，她是不是更希望帮那个学生？钱退回来意味着什么？不愿承担某种责任吧？本来多虑的郎国任更多了思虑的内容。加之每天在这里花自己的钱，仅床位一天就得一百美金，郎国任能不上火吗？ 
　　郎朗本次参赛的曲目中有一首中国曲子，郎国任一直觉得不够把握。那几天，他们也下功夫抠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舞曲与序曲》，是台湾高山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有难度，主要是其中的鼓点强弱把握不好。高山族的鼓点是极有韵味的，用钢琴表现这种鼓声稍有差失，就会失去应有的味道。所以，郎朗除了正常地听赵老师的指导之外，更重视与父亲每天细细地一遍遍抠着曲子中的个中味道。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发现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将鼓声弱下去，弱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影响音乐的起伏，竟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他们爷俩欣喜不已。果然在比赛时，郎朗的这首中国音乐弹得非常成功，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激动地说这虽然是中国音乐，但是我们听懂了。 
　　写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郎朗的比赛全靠他的父亲，而前来的赵老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可是有悖于作者意图的。(由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采访赵老师，所以，没有从他的角度正面去写到他。)到了什么时候，郎家父子都得承认郎朗在赵屏国老师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那是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也是赵老师长期教学生涯和科学概括与总结的东西。赵老师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教学法，郎国任说，郎朗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放松，弹琴时能够松驰下来，这很不容易。他说，还从赵老师那里学到了锇罗斯的音乐。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郎国任与别的厚道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从赵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他贪多，求快，他还要努力地自觉地想方设法地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从外教那里学到了弹贝多芬时的跳音，原来郎朗一直处理不好这种特殊的跳音。从外教身上，他们父子一块总结出弹贝多芬的跳音不能像弹浪漫派那么蹦蹦跳跳，就是说不能纯跳，要非连那种跳，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跳，才能接近贝多芬的风格。还有弹肖邦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连音，因为肖邦的东西主要在旋律线条上，郎国任让儿子从小提琴的那种连音“粘乎”上去体会，他要求儿子能够弹出小提琴的连音效果。这样以来，郎朗手下的肖邦就增加了动人的魅力。 
　　郎国任还非常看重殷承宗先生。他毫不掩饰对殷承宗的崇拜，为子让儿子学到或者说得到更多的东西，他郎国任并不怎么顾及老师态度，这不能不对老师构成了刺激。据说有一次，在处理柴柯夫斯基的某段曲子时，老师不同意郎朗的那种弹法，郎国任说，殷承宗让这么弹的。老师马上反驳道：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郎国任就是这种“不老老实实听老师话”“惹事生非”的性格，只要他的儿子能够学得东西比别人多，弹得比别人出色，惹恼了什么人他都不在乎。 
　　现在还接着说日本比赛吧。 
　　日本人对这次大赛的组织安排就像他们制作家用电器，特别精细。从居住地到比赛场地，都很用心，只是他们的家用电器很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他们对于这次比赛，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选手身上。或者干脆一点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瞧起中国选手。他们为中国选手配备翻译时，只配备第一轮的，他们连第二轮比赛的翻译都不给准备，他们认为中国选手进入不了第二轮就得打道回府。这使郎朗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在上场时信誓旦旦地对郎国任说：“看我的！看郎大爷的！” 
　　比赛安排在仙台的21世纪大剧院。剧院空间有种豪华的景深感。过道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简介，中国选手王笑寒和郎朗的照片都在上面。王笑寒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受宠，他是周教授的学生，到日本比赛，却又由李其芳教授指导。名师出高徒，王笑寒的成绩确实眼见着提高，这对于条件远不如他的郎朗也构成了压力。郎朗最不怕压力了。在仙台期间，他抓紧点滴时间刻苦练琴。中午休息时也不离开琴房。实在累了，就往地板上一倒，立马入睡。而郎国任就会守在儿子身边，把自己的胳膊垫在儿子头底下当枕头。儿子睡着了，把他的胳膊压麻了，十分难受，无法忍受的难受，但他怕抽动胳膊把儿子弄醒，就那么坚持着，胳膊打着颤，额角流着汗，一动不肯动，直到儿子醒来，他的胳膊都不会动弹了…… 
　　郎朗练琴也够狠的了。李其芳趴在窗口一看琴房的郎朗光着精湿的脊梁，挥汗如雨的架式，她不禁惊呼道：“郎朗在游泳！” 
　　好一个游泳！这是对郎朗在仙台比赛前夕练琴的生动描绘。而那些条件好的选手呢？他们可没有郎朗练得这么苦，这么酷，他们有的还买了一支枪，成天打着玩。其结果怎样？ 
　　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届赛事在俄罗斯举行。这是第二届，在仙台。比赛包括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项。仅钢琴参赛选手就有79人。这些选手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这些选手无不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来到这里的。他们无疑是全世界选拔的这个年龄段上的最好选手。比赛的竟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赛的抽签与以往不同，所谓签，其实是一份纪念品。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盒，盒子里装着工艺精湛的木制小人。选手们可以在摆放的这排小盒中随便拿。将小盒拿到手之后，揭开来，就能发现里边的小人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一共是三个小人。在最小的那个小人身上，是决定比赛次序的，谁发现了自己手里这个最小的小人身上有标号，谁就是第一个出场比赛的选手。余下的便按着选手的姓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这样，郎朗的L字母排列在第12位。也就是说，他第12个出场。“第一轮我弹巴赫平均律第18首、贝多芬第四奏鸣曲、肖邦第二练习曲、柴柯夫斯基《夜曲》。 
　　“练琴时，我爸挨屋去探听各屋情况，加石料向我秉报。听到和我弹一样的曲子，就叫我去偷听。上届老柴比赛第二名的一位女选手弹得好，我爸让我偷听。我正在偷听时，她突然出来了，一眼就看见我站在那里。我马上装着喝水，一仰脖……” 
　　“第二轮，我弹柴柯夫斯基变奏曲、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塔兰泰拉》。我发挥得非常好，淋漓尽致。有人居然给我献花。比赛哪有献花的？不让上台献，就到后台献，是一位舞台管理人员在间歇时送我手里的，我没见到送花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在弹第二轮时，先到后台等着。后台空调特凉，吹得挺难受。脑子倒是挺清醒。我就想我爸的话：前边那个小孩弹得挺冲，你先稳一下，稍稍等一会儿，等平静了，再弹，不要怕超过时间限制。没事，你弹吧，不要太急。三个曲子有点相像，激烈程度要有区别。老柴不要太强，要收敛一点，黄安伦弹得要揪心，后边要潇洒，要像击鼓似的。《塔兰泰拉》要野一点，精明一点，不要砸琴，使劲不能过大，沉稳，再沉稳一点……” 
　　郎朗说，他每次上琴前，都要把要弹的曲子过一遍脑子，如何处理，如何弹，细细地想，这是经验。也是他们爷俩总结的经验：前边选手要是弹得强，你就弱下来，要区别；要是前边选手弹得弱，你就一定要以强开始，反差鲜明，增加记忆，也能把观众吸引住。 
　　郎朗在第二轮发挥得确实不错，还没弹完，就听评委席上喊：停！ 
　　郎朗小心地问：“不是弃权吧？” 
　　周广仁说：“不是，是进决赛！” 
　　决赛按排在三天后举行。 
　　仙台第一宾馆门前的那排旗杆上悬挂着各国的国旗，五颜六色，把仙台的蓝天映衬得格外绚丽。这些国旗就是各国选手比赛成绩的晴雨表。随着比赛的进展，这些密实绚丽的国旗在日渐稀少。郎朗每天回到宾馆或离开宾馆时，第一眼总要看看这些国旗。他特别注意门前那些旗帜。因为，每淘汰一位选手，就要降下他们国家的旗帜。郎朗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格外亲切。那是他的荣誉，他代表着自己的祖国。比赛第一轮结束，剩下39人进入第二轮，中国所有参赛选手都进入了第二轮。再往下比，仅有六位选手进入第三轮；在这六名选手中仅有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郎朗。而在国内被一些人捧着宠着排名在郎朗之前的选手怎样了呢？这种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如果郎国任早知有这么一天，他大概不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忿忿不平吧？ 
　　其实，郎国任的内心并没有放松。他到仙台来并不是只为自己出口气，和中国选手一决高下，他是要和所有选手比高低。当郎朗真正进入三轮时，他觉得压力格外大起来。因为从郎朗头上顶着的这面五星红旗，他就感到了足够的份量。如果郎朗一旦有了闪失，那么，这面国旗肯定要从仙台的上空降落无疑。那么一片国旗中，只剩下了四面国旗了，它们依次为：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在这四面国旗中，最后剩下的国旗能是哪个国家的呢？ 
　　郎朗父子仰望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那种眼神是坚定地向往。 
　　比赛期间，郎朗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选手。这是三个女孩。一个叫詹未英，一个叫张晓荧，还有一个姓李，名字郎朗已经记不得了。他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她们的问话： 
　　“你是大陆来的？”(瞅他这么高这么胖，不大相信)“你们是不是住茅草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女孩指着电视考问郎朗)“你们有吗？” 
　　郎朗听了这种问话当然十分气愤。不过，当郎朗如实回答并且对中国改革之后的人民生活现状予以说明后，三个女孩的敌视情绪消失了，她们用歉意的口气解释，说她们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你们的小孩子都在做苦役。郎朗告诉她们事实真相，她们相信。她们后来都对郎朗非常好。她们还为郎朗取得的成绩衷心祝贺。后来，当这几位台湾选手遭淘汰后，都恋恋不舍地向郎朗告别。由于参赛选手仅剩下六名，拥挤的宾馆里也显得空荡了。郎国任为了省钱，退掉自己那一百美元一宿的床位，与郎朗挤在一张床上。没有瞧得起中国选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因对郎朗恭敬而转为对郎国任的恭敬。起码没有因为他与儿子挤在一张床上而轻看他。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六名选手分两拨，一天三名，逐一登台，与乐队合作协奏曲。在历次国际赛事中，中国孩子在与乐队合作时常常是吃亏的，因为我们平时条件有限，所以，与乐队合作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作为评委的周广仁先生也是深为郎朗担这个心，她知道郎朗要弹得那首肖邦协奏曲与乐队合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进入第二乐章时，乐队速度慢，万一钢琴带不了乐队被乐队拖着走，那就得弹散，一散，就抓不住听众，更抓不住评委了。 
　　周先生坐在评委席上暗暗替郎朗捏把汗。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这时候的国际评委周广仁先生真正希望郎朗能够一举夺冠。 
　　时间：1995年的9月9日。 
　　地点：仙台大剧院。 
　　乐队：莫斯科交响乐团。豪华阵容占满舞台，占满人们视线。一架三角大钢琴。舞台的帷幕正中，挂有一个人的头像，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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