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车田正美说穆是最强: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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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都是一个村，乡里乡亲的，说不好还是一本家呢，人家被抓，不替人家着急也就算了，怎么还幸灾乐祸呢？说实话，我们那个村子还确实比较特殊，90%以上的户都是同姓，也同宗。在外久了，回村碰见不认识的人，都不敢看年龄估摸着乱称呼，都得排排辈分叫大小。小时候上学，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个同学，不是叫爷爷就是叫姥姥的，我还不情愿闹过情绪。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懂得了“人丁兴旺”与“辈分小”的辩证关系。另外还生动形象地记下了一句话：有赤屁股的爷爷，没有赤屁股的大爷。因为还确实就有过赤屁股的小孩我得称呼人家“爷爷”。
那个书记——也是主任，他是一肩挑，和那个会计，一个长我三辈，一个长我两辈，虽和我家不是一支，但都是近支。如果宗族间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一条战壕”里的。但是即使是这样，这次我也绝不会将感情偏向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次关于他们被抓的道听途说的原因。清明回村，乡亲们都在议论纷纷，态度是既小心翼翼又有那么点异常兴奋，对我细说着一件件他们听来的关于他们被抓的“罪行”，又在向我打听到底是哪一级机关在查这件事，担心级别如果不够高的话，没几天就放回来了，可不敢乱说。还有就是前些时已经有人下来在村子里走访调查取证，乡亲们的意思可能也是拿不准如果哪天调查的人问到自己头上，自己该怎么说。
最近两年，国家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搞建设，沉寂多年的山村里又是架高速又是修二级路，机器轰鸣，人来车往，带来了喧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金钱：闲人都有活干了，空房子也都租出去了，小卖部饭店的生意也兴隆起来了，多年不种的偏僻撂荒地也都换成钱了，拆掉的房子、旱井、茅厕、猪圈也都换回了高过修建成本几倍的现钱······简直就像是天上在下钞票雨。还有更好的事：山后修高速放了一个大炮，震得全村屋动房摇，有的玻璃碎了，有的裂开了缝，更多的其实就是晃了一下。但是这不行，经过各级协调协商，最终“建设方”按照不同的损坏程度分两三个档次对全村进行赔偿。关键是鉴定损坏程度的工作是由村里组织人完成的，这还能说什么。结果是村民们皆大欢喜，“建设方”一炮放了十几万。
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一辈子听说过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泥腿子”农民，一沓沓的百元大钞在眼前晃悠，有几个能不动心？特别是村干部，当了多少年村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现自己手里的权力竟然这么值钱，轻轻地一动嘴、一动手，几张、几十张百元大钞就溜进了自己的口袋，那可是原来辛辛苦苦泥水巴拉干一年都挣不到的钱啊！刚开始还只是多填几亩荒地、多加几个平米、多报几株“野树”，反正出钱的都是“修路的”，管它是国家的钱还是包工头的钱，村民们该得的钱一分不少就对得起老少爷们了，再说了，要不是村干部磨嘴皮费唾沫尽力争取，村民们该得的那份还不一定有这么多呢。就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一些村民便对村干部表现的感恩戴德起来，一些村干部也就慢慢的居功自傲起来。到后来，村干部那种“赏赐”的心态便出来了，要来的补偿款，多给村民一些是人情，是“赏赐”，少给一些是本分，不为过。于是，蓄意克扣的情况就出现了。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在那么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里，东家长西家短，很难有什么秘密存在。
有一个问题我自问了一下：如果那两位村干部是我的至亲的宗亲，我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抱这样的态度？我想了想，还是会的。这倒并不是说我有“大义灭亲”的高尚品德，如果说原因，我觉得是这三十年来我所受的训练和我的人生经历使然，那里面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思考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这是2009年他在耶路撒冷领取以色列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辞。那时候，以色列的炮火正倾泻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则是以人体炸弹还击，无数平民在战争中死去。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反对他去领奖，以免他给社会造成支持某一方的政治主张的恶劣影响，或者因此而玷污了他高贵的人格。他经过深思，顶着压力，决意前往，并面对着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表了那篇令世界震惊的演说。他说：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无论墙有多么地正确，鸡蛋有多么地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
村上春树是我敬佩的有良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