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地蓝 蓝芩:维尔纳·桑巴特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63年1月19日生于德国的埃姆斯莱本，1941年5月18日卒于柏林。早年在柏林和罗马学习法律、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1888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90～190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917年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桑巴特曾与M.韦伯参加创立德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并合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本主义》(1930)和《新社会哲学》(1934)等。

　　桑巴特早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后受到韦伯和历史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社会学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而是一门有明确内容和特殊方法的独立学科，其任务在于提出有关精神领域的社会联系的理论。他反对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取向，主张价值中立。

　　桑巴特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他借用K.马克思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精神，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探寻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时，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新教伦理来源于犹太教。他还用经验方法考察了犹太人的宗教伦理、法律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他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时常常摇摆于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

2女人与资本主义

   桑巴特一生著述甚丰，思想多变。他一共撰写了20多本着作，其中的部分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桑巴特还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和专题研究，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高产思想家。

　　《资产阶级》(1915年英文版译名为《资本主义的精华》)、《无产阶级》、《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

　　《现代资本主义》（1902）

　　《19世纪的国经济》（1903）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1）

　　《资本主义的精华》（1913）

　　《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

　　《战争与资本主义》（1913）

　　《商人与雄》（1915）

　　《奢侈与资本主义》——奢侈、性与资本主义

　　桑巴特一生学术生涯中，其思想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折，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关心社会公正和改革，基本属于持社会主义观点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他沉浸于马克思”，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中，声称他的工作是马克思工作的继续和对马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学术研究的后半段桑巴特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对者。在这一时期，桑巴特试图用德国唯心主义的解释方式，阻遏马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强调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是文化的演进过程，是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最后，由于对工业社会的厌恶，桑巴特转而与右翼反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并转向法西斯主义——这成为桑巴特一生的污点。

　　桑巴特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受到韦伯的启示，“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桑巴特同意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义精神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点，但是，他不同意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结合的观点，提出资本义产生于犹太教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精华》中，桑巴特指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 清教教义“与中产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在犹太教的影响下，远在 16世纪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清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视的是，清教是犹太教的发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犹太教何以成为资主义的推动力量。桑巴特的这一研究被韦伯斥为充满“不实之辞”，该书籍是“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

　　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另一研究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为五章。附录是菲利普·西格曼为该书英译本作导言，对全面理解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思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新社会》

　　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宫廷；二、中产阶级的财富；三、新贵族。桑巴特的新社会是一个封建制度衰落并从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这一时代的特点是：“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等”。

　　在第一部分《宫廷》中，桑巴特介绍了15、16世纪欧洲宫廷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点。宫廷生活方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奢侈和女人。宫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其成为世俗生活的一个典范，成为世俗成功者实现其理想生活价值的示范。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需要一个生活价值的实现渠道，需要一个提升社会地位，显示社会身份的渠道，宫廷的生活价值标准可以成为一个选择。女人，可能是失去生活意义的宫廷生活意义的替代；对资产阶级而言，其意义的丰富性可能在于：财富和成功的炫耀、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身份的认同。最终，是“节欲”的补偿。那么，女人自身呢？如果认同宫廷的从而新生的财富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其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消费——奢侈消费。

　　第二部分《中产阶级财富》。桑巴特介绍了13、14世纪之后一直到17世纪财富的资产阶级积累：美洲和非洲的贵金属、强制贸易、抢、奴隶贸易、战争、投机，介绍了这一期资产阶级财富的庞大规模。桑巴特对财富积累的背景缺乏基本的分析，财富的原始积累似乎是一个如地震一样突然降临人间的过程。中世纪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为什么在漫长的中世纪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如果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经典分析可以接受的话，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转变或传统价值链条的断裂引起新的价值追求产生？进一步，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是一个必须的解释。但是技术变化的密集产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可惜，这些重要的问题被桑巴特忽略了。另外，桑巴特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基本思路）上可能存在混乱。如果是以16——18世纪作为分析的历史背景，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意识形态演变的背景。实际上，桑巴特是接受韦伯从意识形态演变解释社会制度变迁的方法的，在其《资本主义的精华》中，就用类似韦伯在《新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定论的方法用犹太教的产生和传播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在本书中，桑巴特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解释路径。

　　第三部分《新贵族》。1600——1800年间，新贵族的形成。方面，经济上衰落的旧贵族需要保持其优越的生活；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中取得财富成功的资产阶级需要取得旧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认同。二者的结合产生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旧贵族则“通过联姻从社会下层获得了使其色的纹章重放金光所必须的大量钱财。”资产阶级新富人通过发挥金钱的威力而成为新贵族。但是，要真正成为新贵族，还必须接受贵族的生活方式。同时，贵族的生活价值标准得以维持，还在于通过联姻，使贵族作为人身的存在得以延续。

　　这一章具有一定分析价值。贵族的或宫廷的生活价值观念——资产阶级的财富追求和财富积累——财富价值的实现：新贵族的形成。这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是贵族的即奢侈的生活价值标准催生资本主义还是奢侈产业本身的发展产生资本主义？从后面的分析看，桑巴特似乎倾向于后一个答案。但是，在旧贵族衰落之后，奢侈品市场由谁来维持？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话，不可避免循环论证。而且，这与桑巴特主张资产阶级的理性观念是冲突的。采用前一个思路可以避免这一悖论，但这是韦伯的思路而不是桑巴特在本书中所主张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桑巴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是很明确。

　    第二章《城市》

　　包三部分内容：一、16、17以及18世纪的城市；二、城市的起源及内部结构；三、18世纪的城市理论。这一部分的核是介绍城市的起源。

　　桑巴特是从消费发展的角理解城市产生的。“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 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奢侈性消费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里，桑巴特介绍城市的扩张仍然缺乏一个合理的背景因素。如果将消费从而奢侈消费放在一个人张扬的视角分析，那么，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的扩张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工业的兴起有关，更与人性扩张中人们对生活多样化的要求有关，这本来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但这里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突变背景。以消费甚至以奢侈消费的集中作为城市产生的原因之一进行分析无可厚非。但是，在影响城市产生的诸多原因中，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应该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甚至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桑巴特断然否认工业在城市产生中的作用，这是无法让人接受。早期城市的消费性特征可以理，城市首先作为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消费中心。在技术落后条件下，生产小规模进行，从而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但是，在桑巴特的观念里，似乎只是奢侈品生产才维持着城市活力。

　　最谬误的东西也许就在这里：

　　1、城市本身事实上在扩张，即使在桑巴特生活时代，城市的扩张也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消费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在王权制度下，也许利用赋税的转移可以维持非生产性的城市，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积累却没有来源。在桑巴特生活的时代，市场已经成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基础，生产性产业在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必然成为城市扩张的重要动力；

　　2、奢侈性产业能否成为维持城市力的源泉是值得怀疑的。从消费角度看，消费不能自我维持。从生产角度看，显然，奢侈性产业所追求的精细化和精致化成为其自我扩张的障碍。克服这种障碍的力量也许是来自市场，但市场必然使生产性产业而不是非生产性行业得到更有效的扩张；

　　3、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受市场有限性的约束，如技术水平影响市场半径从而影响市场容量，奢侈品生产及消费相对必需品生产的集中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而需品生产适合于分散的家庭生产的话，市场扩张在技术允许条件下的深化及规模经济的作用，生产性产业的扩张才是城市扩张的真正动力。必须强调，消费仅仅是城市的功能之一。在资本主义之前，附属于政治的城市消费功能可能居于重要地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非费功能事实上在不断扩张。桑巴特对城市功能多样性的忽视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其分析的力量。这一分析不仅缺乏广度，也严重缺乏深度。但这没有对本书的整体分析产生致命的影响。

       第三章《爱情的世俗化》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非法爱情的胜利；二、高级妓女。

　　这部分内容首先介了中世纪以来爱情观的变化，从合法的神圣的制度化的爱情到自由的享乐的肉欲的爱情。“‘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最后是变异倒转。这种必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的是商业性和专业性的妓女的形成。在这里自由爱情供给阶层形成了一个系列，从宫廷到街角，它反映了前述宫廷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也为世俗的不同程度的财富成功者提供了实现最终价值的不同渠道。自由爱情与奢侈消费的自然结合使商业女性成为时尚的先锋在品行端庄的妇女与商业女性的竞争中，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推广。“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都是由情妇们在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和平之后，它们才最终为受尊重的妇女接受。”

　　这一部分是桑巴特整个分析中最有原创性的内容。但是同前面的分析一样，作为历史学派传人的桑巴特对历史背景的把握仍然让人不能满意。爱情观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观念和习俗的变化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中找到根源，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可以从物质活动方式的变化找到原基于落后技术条件的合作生产为技术相对进步条件下的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所替代，可能成为个体自由追求的一个物质基础。但是，个体生产最终还是为合作生产所替代。关键不在于生产的技术过程而在于生产的社会和制度过程，关键不在于生产的形式即生产的物质内容而在于生产的精神实质。自由爱情观的产生可以看成是对人性张扬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仅仅是对人性禁锢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对。如果将性作为以无限突破有限的形式，其对理性的偏离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制度化的婚姻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当然，责任本身即使从个体来讲也并非没有意。——作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形式，婚姻生活的非功利价值值得尊重和追求。即使撇开宗教赋予的伦理价值，文学赋予的美学价值，责任也可以成为生命的意义。制度化婚姻被自由爱情替代的程度取决于观念习俗制度背景下人性——婚姻即爱情价值观——的稳定性。个性张扬可以成为一个有煽动性的借口，但仅仅是一个借口。当然，个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而尊重个性及为个性实现提供条件是观念习俗演变的重要功能。但个性不能成为借口。另外，奢侈与自由爱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者建立在突破限制的共同追求上。否认伦理的极限导致对物质的限制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问题，性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自由爱情——奢侈——财富的积累，这一论点是有意义的，但桑巴特的分析缺乏综合的广度和专门的深度。

       第四章《奢侈的发展》

　　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奢侈的定义和性质；二、宫廷；三、宫廷的模仿者：骑士和暴发户；四、女人的利。这部分界定了奢侈及其性质的理论意义，概括了奢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演进路径，分析了奢侈发展的经济影响。

　　桑巴特首先定义了奢侈，“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进一步，桑巴特将奢侈与性联系起来分析了奢侈的起源。在桑巴特看来，奢侈起源纯粹的感官快乐。“我们的性生活正是要求精制和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这是因为感官的快乐和性快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出动中找到。”所以在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奢侈现象突出，促进财富长，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积累；而性要求受到压抑的地方人们将财富储藏起来，缺乏进取的动力。

　　关于奢侈的性质，桑巴特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奢侈是斩杀富人的刽子手。由于所有的快乐被推向极端，富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感官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我们不再遇到令人兴奋的变化，而是面对怪诞的使人生厌的铺张浪费；这就造成了时尚、衣着、风俗、举止、言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变化。富人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在我看来，奢侈对于他们就如同贫穷对于穷人样，是一种苦恼。啊！为奢侈而牺牲任何事物，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恣意挥霍！人们浪费自己的收入，挥霍尽财产；每个人都试图让人吃惊的铺张排场，在邻居中出人地。”奢侈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从而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奢侈的有意义的探讨，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的。

　　关于奢侈消费的经济效应问题，最早的系统性的文献应该来自中国的《管子·侈糜》，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里，面临经济萧条，商业萎缩的条件下，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成为启动经济契机。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孟德维尔第一次系统探索了作为个人的“恶” 的奢侈消费的积极作用——刺激和扩张市场需求，维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系统探索了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但他是将奢侈性消费作为资产阶级的非理性行为来处理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奢侈性消费进入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至少，在其财政政策实施中，奢侈性消费可以成为扩张总需求的一个砝码。如果不是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判断，很难否定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经济学是不需要责任的，在效率和公平的对决中，经典理论似乎一直是效率的后盾。实上，奢侈以财富的积累为前提，正是财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穷人，造成了穷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而拯救他们的是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但这既改变不了既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也改变不了富人和穷人的消费性质的差别。消费的性质决定于生产的性质，决定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对奢侈进行伦理性谴责只能满足谴责者的道义快感，问题不会有任何改善。桑巴特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这里变得有点让人无法捉摸。就本书研究而言，桑巴特将奢侈作为催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积极素。但是，在桑巴特的意识深处，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道德前景，是持怀疑甚至批判态度的，桑巴特甚至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对奢侈的道义谴责可能出自对资本主义道德前景的怀疑和批判。

　　“宫廷是一切社活力的源泉。”进一步的叙述中，桑巴特通过对廷生活方式的深入剖析，将奢侈与女人——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结合起来。宫廷消费模式——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的实现形式——性和女人。可以将宫廷理解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在那里，权力、财富、地位、荣誉等达到了世俗追求的极至。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权力、财富、地位和荣誉的终极意义是虚幻的——有形的权力和财富更是如此——因此最终需要一个虚幻的出路，这就是性。如果将权力和财富追求极端化，必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境地，于是生命意义有限性的桎梏出现，这会导致对一切的否定。虚幻的性可能是无限的，这为权力和财富追求提供了实现渠道。二十岁时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给约翰·图亚特·穆勒带来的不是志得意满而是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即使边沁的功利主义也不能够拯救他，最后解救他的是泰勒夫人。浮士德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说对学术成就的追求也会面临无法逾越的有限性，那么世俗的功利追求的终极意义更是有限的。虽然性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可能是一条便利的出路。但是，差别还是存在的。寻找替代路径的动力取决于实际追求的有限性的程度。这可以解释宗教何以成为一个替代路径，宗教何以成为哲学的终点。回到世俗。当女人成为男人实现无限性的工具时，——在这里，作为个体的女人的有限性仍然是确定的，于是才会有托马斯对女性身体无尽的追求，哪怕只是细微的差别（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奢侈是突破物质极限的尝试。

　　宫廷生活方式对社会渗透是通过模仿，通过骑士和暴发户借助于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实现的。桑巴特看来，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积累财富的动机来自对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向往。当其通过财富积累具备奢侈消费物质基础后，生命意义的实现就是奢侈消费本身。“除了纯粹的物质快乐以外，别物所能”当然，物质主义仍然只是在有限的世界寻求无限的实现。有限的物质世界需要一个无限的虚幻的解脱通道。最终，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奠定了商业女性的支配地位，通品行端庄女性与商业女性的竞争的推动，奢侈由一种宫廷的、贵族的生方式演变为一种兼容宫廷和民间，旧贵族和新贵族的生活方式。——女人终成为奢侈消费的主角——女人的胜利。女人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当奢侈生活方式演进到这一境界，女人就掌握了奢侈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的演进趋势。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和日常化，这不仅成为奢侈身的实现，而且成为女人本身的实现。“真的，我亲爱的女士，你是真正的奢侈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女性和品行端庄的女性，自由爱情和制化婚姻实现了兼容。奢侈于是成为一种有经济意义的生活方式，侈品产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章《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

　　包括以下内容：一、对这一问题正确错误的表述；二、奢侈与贸易；三、奢侈与农业；四、奢侈与工业。

　　关于奢侈的经济功能，大多研究者认为奢侈有助于创造新市场。如孟德斯鸠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孟德维尔则认为，奢侈是邪恶和堕落的，但其对工业的刺激可造福于集体。对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的扩展特别是16世纪殖民地的开拓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持反对意见。桑巴特马克思的认识理解为决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是产品销售对象由国内市场发展为国际市场。因此桑巴特自得地扬言，为一定范围的消费者生产还是为遥远的市场生产不能成为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区分的标志。显然这只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刻意的歪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所说的殖民地开拓对推动资本主义生的作用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桑巴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奢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奢侈创造市场。桑巴特的逻辑是这样的，企业成功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销路（即销售额），销售额取决于商品周转速度和每次周转的交换价值，而周转的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单位交换价值和销售量；单位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于品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只有奢侈品由于其较高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具备较高单位价值的特性。所以，只有奢侈品生产和交换才能扩大市场，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在中世纪及其以后几个世纪，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因而资本主义的产生无足轻重；而奢侈品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扮演了要的角色。

　　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辨析奢侈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和作用，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界定什么是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似乎有雇佣劳动制度的观念。在分析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时，桑巴特认为最重要的是丝绸工业。丝绸工业是首先采取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工业之一。而早在14世纪初的巴黎，丝绸工业中出现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16世纪，出现了包工体制但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及其影响，桑巴特的认识是有严重局限的。雇佣劳动产生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桑巴特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认识。桑巴特看到的似乎是生产规模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雇佣劳动制度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导致销售额的提高。桑巴特似乎将销售额的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如果从销售额扩大会推动积累的形成和增加，有一意义。那么，将销售额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实际上是颠倒了因果。况，销售额的扩大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更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扩大从而是通过产量的扩大及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的。奢侈品生产确实具有增加单位价值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的扩大，奢侈品生产本身不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作为一个分析的视角，从奢侈品生产出发研究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是有用的，但因此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暴露了桑巴特的狭隘和浅薄。在随后的大量篇幅中，桑巴特不断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有时指大规模生产，有时指性的经营观念，有时指经营中的竞争精神，一切证据，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力的和牵强的，都是为了证明，奢侈，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源泉。但著桑巴特最终什么也没有能够证明。

　　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实际上是简单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是，自始至终，桑巴特未能定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构成和本质。最终，他未能解释他想要解释的问题：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结构上是存在问题的。全书可以分成为两个部分，前四章和后一章。前四章的逻辑是：宫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奢侈及女人——旧贵族的衰落新贵族的兴起及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推：爱情的世俗化——奢侈的进一步演进及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强化：女人的胜利。前四的分析具有逻辑简明结构清楚的特点。从内容上讲，这部分是全文最有价值和创意的地方。尤其是其中从对原始性欲的分析引申出奢侈及其影响，显示桑巴特研究的创新意识。从书名上看，第五章应该是全文的核心，但这部分基本上可以归于失败。材料的罗列甚于逻辑的推理，粗蛮的断语多于理性的分析。首要的问题当然是桑巴特未能适当地界定资本主义，即使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桑巴特的资本主义“是无限获取财富的欲驱动的体系”，他也未能始终按照这一意义来理解资本主义。桑巴特最主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其研究立场和思想主张的犹豫不定。从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到唯心主义的实践者，从经济决定论者到意识决定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同者到反对者甚至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的怀疑者反对者到拥护者，桑巴特一生的学术研究立场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这种游离导致的不是折中性的综合，而是不断的若即若离，患得患失，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桑巴特的研究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他提了问题——问题和问题研究中的题。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女人与资本主义 　　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就在儒家这一教条支配下，一直处于很低水平，未能对资本主义发展做出应有贡。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就是对她们物质欲望的极大满足。而解放了妇女，就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灿烂辉煌的前景。

　　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奢侈与资本主义》。根据他的研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动力，在于当时欧洲宫廷和贵族阶层崇尚奢靡的生活风，刺激了商业和技术的发展，或者正如他这本书最后章的标题所作的定论：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这一点正好和韦伯相反，反者认为强调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桑巴特说，欧洲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消退，导致了大量婚姻外的非法爱情的出现，到16世纪，勾妇女对男子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勇敢的行为，不如此就会被同伴讥笑，“因此，年轻男子急切渴求英勇的冒险，这种冒险与其说是出于生理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展现性能力”。社会上如此，贵族宫廷自然也未“免俗”。王公不再为有私生子难堪，反而认为是值得炫耀的事。

　　生活风气的放荡，使妓女卖淫业迅速繁盛起来。彼特拉克惊呼，妓女的洪水，袭击了阿维尼翁。1500年前后，罗马人口不过10万，而妓女竟然有6800。到18世纪末，伦敦和巴黎的妓女分别有5万和3万。而高级妓女服务的对象就是宫廷显贵在18世纪，每四个宫廷显贵中就有三个与妻子分居而与情妇共同生活。

　　王公贵族为了讨得情人的欢心，自然要大把大把花钱。以法王路易十四为例，他对路易丝·德·拉瓦利埃的，推动他在凡尔赛建造新宫。随后他为了满足情妇的奇想，修建了造价高达200万法郎的克拉尼城堡。这种事后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对易十四来说，每一次新的爱情就是开始一次新的超越过去的纵情消费的信号。在与德枫丹热小姐的爱情中，这种消费达到了顶点，钱像水一样从她手指尖流走，“她一个月就花了十万居埃，而且还对别人说她奢侈表示惊讶”。18世纪的法国宫廷完全为国王的情妇控制，而且宫廷生活事无巨细均由她们掌管，“宫廷社会培育了所有美好社会的风俗习”，即当时人们所说的“巴黎模仿宫廷”。宫廷社会又是由公认的君主宠姬塑造的，这样一来，她们给社会各阶层都打上了自己的记号。

　　桑巴特的逻辑可以这样来表述：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而奢侈是贵族男讨好女子、满足其享乐欲望的结果。实际我们可以把这个结论再明确地推进一步：资本主义是女人欲望的产物。

　　或者干脆反过来说，女人的欲望创造了资本主义。事实上，桑巴特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没有直接说出这个结论罢了。他充分论述了女人通过对居所的风格和内部结构、家具、歌剧院和剧院、时髦人物光顾的餐馆和商店，以及豪华旅馆发挥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又说，如果没有在女人的影响下普遍发展的精加工和口味官能化，烹饪技艺绝可能大幅度提高。他还有这样的说法：“由于女人在资本主义早期所发挥的支配作用，糖迅速成为受人喜爱的食品；正是由于更广泛地使用糖，像可可、咖啡、茶茶这样一些刺激物才被全欧洲迅速地接受。这种商品的贸易，海外殖民地对可可、咖啡和糖的生产，以及欧洲对可可的加工和对糖的提纯，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十分明显的因素。”

　　女权主义者立即会说这是胡八道，男人难道没有欲望，他们的对享乐生活的追逐难道样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但我们只要略微观察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男人的欲望更多是社会性的精神性的，比如对名声、地位、荣誉、战功、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的渴望，他们在物质领域的欲望较为简单，比如烟酒之类。我们只要看看商店里的东西很清楚：十种商品中至少有九种是专门给女人生产的。

　　男人很大的一个欲望对象是女性。如前面引述桑巴特观点，男人的物质欲望中，其实有一大半是为了满女人的欲望而产生的。简单说，就生理本能而言，男人需要女人，要远远超过女人需要男人，否则这个世界上的强奸犯就主要不是男人而应该是女人了。女人更多需要的似乎是物质享受而是别的。因此男人要赢得女人的芳心，仅凭强壮的身体，高尚的社会地位，或渊博的知识，优雅的谈吐，是远远不够的，男人必须要有金钱，或者权力，因为权力可以很容易地变成金钱。我们纵观中外历史，艺术家再有天才，如果穷困，不要说赢得美人欢心，就是一般意义上讨个老婆都不易得，比如梵高。学者即使学问再大，也与美女无关，比如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尼采之流。身体强健的体育家如果不挣得大把金钱，最多不过被贵妇人包养，当几天二爷面首罢了，永远上不了台面。像毕加索那样风流了一辈子的艺术家，主要原因是他发了财，他要没钱，再有才也没用。哲学家罗素是个老风流，但要不是他贵族家庭的雄厚财力，他的聪明幽默未必就能 “麻倒”少女　

　　如果女人的奢侈仅仅局限于宫廷的范围而不能成为全社会的风尚，那也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少数宫廷贵妇再奢侈，也没有全社会妇女奢侈的力量大。中国自古以来，宫廷女人也让王公贵族耗费了无数金钱，比如纣王为妲己建造酒池肉林和摘星楼，比如周天子为褒姒搞烽火游戏，比如曹操为二乔建铜雀台，比如玄宗为杨贵妃建华清池……但中国宫廷不像欧洲那样开放，中国宫廷是封闭的，没有透明度，与社会基本隔绝，所“侯门一入深如海”，因此宫廷的奢侈很难成为民社会效法追随的榜样。中国古代虽然也到处秦楼楚馆，但中国妓女似乎不像欧洲那样以奢侈为荣，她们更强调推崇才艺、格调、品味，宫廷里的奢侈即使由像宋徽宗那样的风流皇帝带给李师师，也不可能成为普通风气。到了明末清初，被陈寅恪先生大力表彰的柳如是，就是以其才情人格而非奢侈享乐的生活被人们所推崇的。由此可以得出一附带的结论：中国原先那么发达，自身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实在是因为女性在奢侈方面受到了压抑所致。设想一下，假如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他们的生活方式，能成为长安乃至其它大都会普通贵族和富家子弟的现实榜样而加以效法，我敢断定，唐代后期至到北宋晚期，中国就能建成资本主义，水平肯定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之上。学术界对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世界性难题，作了近百年的探讨，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我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注意中国女性消费的萎缩，她们的奢侈欲望和脚丫子同时被束缚压抑扭曲了，这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有根本性关系。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消费欲望是彻底被释放出来了，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迅速发展起来。理论界虽然对此没有认识，但商界人士看得很明白。至少有一打以上的老板给我说过，做生意，其实就是挣女人的钱。要是女人不花钱，经济非完蛋不可。

　　对女性与经济的关系，其孔子早就看出来了。他的名言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历来对这句话的解释都说孔子歧视女性。我认为孔子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养女人要花很多钱，而颇感困难。江西师范大学的杨润根先生在其新著《论语新解》中对“女子”有新解释。他说，在先秦时代未婚女子就叫“子”，“女子”是指生了孩子的妇女。我把他的看法略加引申就：本来女人就费钱，生了孩子就更费钱因而就更难养了！当然孔子没有这么解释。孩子的养育需要花费钱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孔子感慨的难养，重点肯定不是在儿童而是在女子本身。在我看来，女人生孩子后，她的消费欲望才能充分激发出来。

　　未婚少女一般都特别抠门，新婚少妇也比较抠门，可一旦生了孩子，那你就瞧吧，她会疯。这与她花谁的钱没有关系。她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弄不清楚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她经常把自己的需要理解成孩子的需要，常常以为孩子买东西的借口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儿童用品的花色品种远远超过实际需要，都是做母亲者的非理性需求造成的。所以商家一定要把儿童用品作仅次于妇女用品的第二大类商品来开发经营。

　　养不起又不得不养，否则无人传宗接代，这正是孔子感慨女子难养的根本原因。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就在儒家这一教条配下，一直处于很低水平，未能对资本主义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就是对她们物质欲望的极大满足。而解放了妇女，就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灿烂辉煌的前景。

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三种话语：

韦伯、马克思、桑巴特——《现代性》

 现代性的开端最早源自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这样一个宗教事件，路德提倡“因信称义”，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人无需中介就能同上帝交流、凭内心可以同上帝发生直接的精神联系，由此，个人摆脱对教会的依赖。进一步来说，其更为直接的思想史意义在于通过摆脱对教会的人格依附而逐渐达到了个人主义苏醒、主体性的突出，整个社会生活因教会体制的衰败而淡化了其宗教色彩。个人主义、世俗化潮流，民族国家在新教改革的催化下萌芽，历史同中世纪发生了第一次重大断裂。

但是，新教改革不过是中古通往现代的桥梁，马克思、韦伯却进一步发现了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独特性根源。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精神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端于加尔文教的清教认为，寻欢作乐，贪图感官享受构成了清教禁欲主义的最大敌人，那么如何抵制世俗享乐主义？唯有日程生活中的艰苦劳动。劳动是抵制诱惑和享受的最佳手段，并且新教还强调，劳动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上帝的圣训，上帝给人安排了终生目的。总而言之，“劳动既能抵制欲望，又是人的天职，不倦的劳动，这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是对上帝应尽的职责”。【P32】

然而，作为天职的劳动一旦被勤恳的教徒心甘情愿地实践着，那么他必定积累财富，并且，这种积累仅仅是出于为了上帝的荣耀，对“天职”的忠诚为目的，财富可以被合理地获取和累计，但是它不能被享乐地奢侈消费。大量积累而又十分节俭，结果就是“资本积累”的发生、财富增加，如此循环，最后就是“资本的过渡积累”。

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人性中的贪欲、肉体的欲望也必然逐渐增强，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只能是暂时的，宗教精神必将慢慢退化，经济人取代朝圣者。当宗教精神随着财富的增长逐渐冷却，功利主义兴起，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得以形成了：新教中赚钱的获利正当性被资产阶级商人在世俗生活中挪用，商人们心安理得地听命于金钱利益的支配，并以此作为责任，清教徒作为天职的勤勉劳动演变为现代工人对职业的安分守己，新教伦理在世俗化过程中既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条件：永不停息的商人和工人；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人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获利是最终的目的，但获利并非是享受生活的手段——拼命赚钱但又异常节俭。

韦伯由此加尔文教中发现了从宗教到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一个世界的非迷信化的除魔行为；一个是目的论的理性主导的禁欲行为。而现代资本主义去宗教化的禁欲主义是目的理性的发扬，是劳动组织形式的合理化。我也可以说，是新教理性哺育了现代企业和现代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制度的理性化过程。现代社会以理性为根基，制度和效率至上、生产至上，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可自制地跟随机器的节奏起舞，并被物质产品牢牢控制。

轰鸣的机、严密的制度，一起组成了一股似乎不可抗拒的超验力量，将现代人牢牢围困，韦伯称其为“铁笼”。“铁笼”是现代性的标志，其实质是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飙狂，它对人的宰制已经走到了非理性的反面。

总之，在韦伯那里，现代性的发端、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是社会合理化的进程，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根据理性组织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在韦伯这里，理性是圣性的反面，它既是祛魅之道，它将社会的神秘化光圈驱散，使之露出此岸的世俗光芒”【P40】。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

2、马克思：作为商品的劳动力

对马克思来说，将宗教理性指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未免太过抽象了。与韦伯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只能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出发，而绝非捆绑在文化和宗教精神的支柱上。

马克思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商品”之中，现代之前——中世纪——在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商品不占据主流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围绕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来组织的，围绕商品和市场化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商品被抽象化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退居其次。并且，在资本席卷一切的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东西都被标上了市场价值，所有的东西都被抽象化、量化了。商品拜物教支配着社会组织，人和人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被抽象为物和物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一切都可以被商品化，而劳动也不例外。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一秘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是生产资料的货币的持有者，一方是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者，他们仅仅有形式上的自由，只能将自我转化为商品出卖给货币的持有者。资本家和劳动力的这种买卖关系被资本主义反复生产，并永恒化了，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剩余价值起步于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起步于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起步于此，而资本主义一旦启动，就成为了一驾无法停止的狂奔的马车。技术的进步、市场的扩张，逐渐发展期了大工业生产方式，甚至建立起世界市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张，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试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P46】

现代社会打破了“一切封建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它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它日新月异，它摧毁旧时代的一切神性原则，转向了金钱至上的世俗教义，人们奔忙于可见的利益，而不再奔忙于来世的幸福。

总而言之，对于韦伯来讲，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伦理，是理性的世俗化公理化进程，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社会源自于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韦伯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二人人搏斗其中的“铁笼”，是人与制度的斗争、工具理性的斗争；马克思认为，物质的增强绝不仅是组织的高效，而是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人对人的剥削。韦伯看到了在组织制度里个人的挣扎，马克思从经济关系看到了阶级之间的对垒，韦伯的“铁笼”，在马克思这里，注定要成为坟墓。

3、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

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了消费主义的论述。他的观点十分明确：奢侈诞生了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在桑巴特看来，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在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奢侈品工业的生产采用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因此，奢侈之风助长了资本主义。

桑巴特着重提到13到18世纪奢侈的情欲动力，宫廷、骑士、暴发户，尤其是妇女——妓女和情妇——是奢侈的主体。妇女们在性自由基础上推动奢侈不遗余力，直至社会的各个等几种都密布着这种奢侈之风。奢侈的总趋势也是从公开化逐渐家庭化，从隐秘化逐渐对象展示化，从艺术化逐渐官能化，从长周期化到高频率化。正是这种奢侈行为，对农业、贸易和工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桑巴特认为，是奢侈品工业促成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这一系列原因在于：奢侈品的生产工序特殊而复杂，需要管理者才智超群，并能有序地驾驭分工、联合和生产；奢侈品消费虽时尚而动，这使其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它需要制造商足智多谋，并有强烈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手工业组织所无法胜任的，只有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能够从容应对；从历史的原因看，奢侈品工业生产商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当地的行会和传统手艺构成威胁，从而形成新的刺激作用，以促进新兴工业的兴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存在着一个奢侈品消费市场，使奢侈品工业能够得到投资，能够维持运转。这就是奢侈的革命性力量。【P51】

我们发现，桑巴特从另一个方方面展现了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从文艺复兴开始，爱情开始摆脱了宗教和制度的束缚，成为了一个自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享乐的妇女阶层组成了。她们周旋于宫廷之内，使欲望一再被激发、挑逗和生产，被点燃的欲望之火顺势就点燃了奢华，从而使得奢侈习气如细菌般迅速地生长和扩散开来。韦伯谨慎的清教徒在小心翼翼地积累的时候，桑巴特的高级妓女则在花天酒地。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贪生的根基之一是节俭，对桑巴特来说，恰好是节俭的反面：奢侈。

在桑巴这里，人们看到，现代社会在向享乐主义的世俗化方向奔跑。桑巴特的奢侈消费，这一消费主义视角颠倒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生产主义视角，从此之后，鲍德利亚等人则更深刻地看到了现代消费社会的真实形象。

回顾这三种论述：韦伯从理想出发，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桑巴特从奢侈这一生活习性出发，来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和品质。理想社会是除魔化的，商品社会是市场化的，奢侈社会是欲望化的。除魔、市场和欲望分别对应于中世纪的神圣、封闭性自足和酷刑。理性制度、到处奔波的商品和想入非非的奢华式的欲望，以宗教改革为契机，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技术科学，它们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伦理的粗糙轮廓。

现代个体的创造性活力正以冷静的理性为根基。现在理性不仅是先前对那个神秘世界的否定，它还是一种巨大的根源性力量。在韦伯那里，冷静的理性是铁笼之源；在马克思那里，它是异化之源；在桑巴特那里，则充满讽刺地是浮华之源。韦伯、马克思、桑巴特的这三种论述，构成了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话语。【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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