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蓉的徒弟: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西湖副刊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
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
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子拖到窗前，爬到桌上对着最上面的玻璃窗喘气——那里还有一个小口没被封死。黄慧君下班回家把孩子梳洗打扮一番，抄小路，站在口腔医院旁的一片菜地里。黄慧君说：“我知道他能看见，就是要提醒他，老婆孩子在这里，他不能乱想。” 1969年到1979年，李文思一家下放到泗洪。黄慧君说，那里被称为苏北的西伯利亚，他们家是大队上唯一拥有竹壳热水瓶的家庭。这一家的命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改变了，三个儿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老大、老三在加拿大，老二在美国。下关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些亲戚，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加遥远了。 老宅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现在住在热河路103巷李家老宅的有三户，大房的陶如琴，二房的李正中，三房的李正金。陶如琴是1947年嫁进李家门的，那时只听媒人讲：“这李家有钱，乖乖一大堆房子，男的又是在银行里工作的。”嫁到李家才知道，新房不过是10平方米的厢房。“放一张床，再放一个借来的半截橱就满了。”小叔子住上面的阁楼，从她嫁过来，一直住到她大儿子12岁。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也不过是银行里打杂的。 陶如琴记得1954年发大水，淹到半人高，房子里能划船。1956年三大改造，住在院外的李家人被赶到前后两进的祖屋，阁楼、堂屋都住满了人。今年81岁的陶如琴在老房里住了一辈子，她对老房的记忆都是烦恼。 住在隔壁的李正中指着煤气灶上方的阁楼：“那里原是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破四旧”时祖宗牌位都被烧了，空出来的阁楼被油烟熏得已经辨不出原先的样貌。李正中是退休后从张家港搬回老屋的，他说：“人要落叶归根。”因为等拆迁，所以连冰箱都没买，做饭是在原来的堂屋搭一个灶间。 原先李家有一间5个大灶的厨房。1956年之后就被居委会占了，1986年，下关区落实“廿项奋斗目标”，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6层楼高的商业网点，隶属下关区商业局。这幢大楼距离李家老屋不过3米左右，建房期间，李家老小就迁出老屋，三房的李正金始终觉得当初大家都是被骗出去的，“居委会跟我们说，只要拿上碗筷出去避一阵就可以了”。 1988年，6层大楼竣工后，李家人回到老家，老房子已成危房。因为新楼打地基，震到老屋墙壁开裂。然后是与各方交涉、修房，前后折腾了10多年。李正金一家就在外租房8年。那时候，李家人就希望能拆迁，但是李家人多，动迁成本太大，后来不了了之。 去年，李家人终于接到拆迁的通知，留守的老少都希望迅速搬离老宅，但是那个未知的未来又让他们感觉无力。连那笔唯一能给人安全感的拆迁补偿一时也难以尘埃落定，一直到今年8月，这个案子都没有判下来。面对必然拆迁的老宅，老一辈的人也有一丝“不合时宜”的难过，以前凡是李家人一旦到了南京或者下关，都要去老宅转一下，留下联系方式。李家人说，热河路的老房子算是一个凝聚力，拆掉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被暗杀的。 在兵荒马乱中，李文益因为一纸毕业证书改了名字，成为李文正。以后的命运也始终跟李文正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进亚细亚火油公司，移居上海，结婚生子，最后，悼词中仍叫李文正。儿子李国钧说：父亲一辈子都很勤力，该是对得起李文正那张高中毕业文凭了。 三房的李文涛一家在1937年便随着亚细亚火油公司迁居上海。这也是当时很多南京人“跑反”的路数——跟着供职的单位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随迁到西南。而外资企业的员工随着企业撤往上海。李樱说，必须得跟着工厂走，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全家十几口人。 面粉厂厂长出身的“马路市长” 李家人“跑反”生活在1945年前后陆续结束，对于抗战胜利，李家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老宅附近的挹江门，日本兵顶着砖头跪在城门边。找不到老婆的黄包车夫奔走相告，可以去城里找个日本婆娘当老婆。 随着李家人陆续回宁，亲戚之间开始相互走动。四房的李文思与黄慧君的婚事便是在此时定下的。1947年，李文思与黄慧君结婚，为了响应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他们参加了由南京市长沈怡证婚“双十节”的集体婚礼。一共有255对新人，头一天预演排练，黄慧君脱颖而出被选为“团花”，还上了第二天的报纸。结婚当天的早上，黄慧君的姑父就拿着报纸上门报喜：“桂红（黄慧君乳名）上报了。”集体婚礼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黄慧君说，那天总统府到人民大会堂这边的交通都堵塞了。人们都来看“团花”，可“团花”脸上又没写着名字。她说，当时自己只是低着头笑。 结婚后，李文思夫妇还是住在下关的老宅。老宅经历轰炸和屠城之后，随着下一辈的成家立业，变得人丁兴旺起来，也更加拥挤。解放之后，便有李家后人陆续迁出老宅。李文思一家在1952年搬离下关老宅，在华侨路租房居住。黄慧君说，50年代，从大家庭搬出的小家庭都是租房住的。那时年轻人只看重一个自己的空间，没有买房的概念。当然，也根本没钱买房。 那一年，全国医疗系统学习苏联，把所有专科医生集中到一起组建专科医院，在鼓楼医院牙科工作的李文思作为“五人筹备组”的成员之一，筹建了南京市立牙症防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牙症防治所就在长江路的有恒面粉厂的办事处。李文思还记得，有恒面粉厂厂长陈遂衡在他们楼上办公。很多年之后，陈遂衡成了南京市副市长，喜欢亲自到工地检查渣土车的轮子，只有确认轮上无泥才可上路，被南京人称为“马路市长”。 拆迁补偿款部分用于补偿历史伤痛 在李文思一家搬出老宅前后，三房的李文涛从上海回到了南京。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他服务26年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撤出了中国。李缨1941年出生在上海，之后随父亲李文涛搬回南京。父亲在世的时候去过下关的老宅，领着他跟长辈打招呼。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搞清楚过那些辈分，“连人都认不全”，所以就很少回去。90年代，他开始整理李家家谱。“最初是为了怀念生母，想了解一些她生前的事情。”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便离世，继母当家的那些苦贯穿他整个成长过程。很多年后，李家的长辈还记得保姆回下关老宅向亲戚们苦诉，红烧鲫鱼、猪肝汤端上楼，那是后妈、父亲以及他们生的女儿吃的。楼下，前妻生的9个孩子抢一盘黄豆芽。 母亲去世时，李缨的大姐李正娥16岁，“她后来从扬州师院毕业的，在连云港工作，为人有点‘左’”。或许是觉得亲情淡薄，又或许新思想对她的影响比较深，50年代便与“洋奴”父亲划清了界限。1957年反右时，大姐从连云港调到河南鹤壁与丈夫团聚。新单位正犯愁“右派指标”，便将新调入的她划为右派。不久，新婚丈夫与她离婚，此时她已经怀了孕。1959年元月，她独自在劳改队生下孩子。之后是痛苦的三年自然灾害。 李缨说，大姐在划成右派之后便彻底与家里断了联系。因为是后母当家，家里人也不曾去找过她。姐姐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经历都是李缨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她变卖了生母临终前给她的细软，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才把命保住。1965年，右派平反，对于这个突然的“纠正”，大姐没坚持住，疯了。 大姐留下一个儿子，智力有问题，在贵州生活得很困难。李缨对这个外甥有一丝歉疚，“或许是自私吧，但的确也因为能力有限，在他母亲去世时，没能将他带在身边。这次老宅拆迁，我跟他说或许能有这么一笔钱，他也觉得很高兴”。“希望能给他多争取点吧。”71岁的李缨说。他和大房的李国钧是接到老宅的拆迁通知后22次家庭会议的召集人，他们的热情也被有些李家人认为动机不纯。 大家族是靠不住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李家的各房都选择了彼此隔绝，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希望不至于牵连别人受累。黄慧君说，最困难的时候，老家没人来，倒是有自己的同事、朋友过来劝慰开导的。风雨飘摇中，各房只是依靠小家庭的力量生存下来。 三房的李文思迄今都记得“文革”时流传在医生中的自杀方式：躺在浴缸里，放一缸水，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然后割腕。等亲人发现时，血顺着下水道流尽，死得干干净净。他说，自己当时压力也很大。被隔离审查关在南京口腔医院的三楼，窗户被封死，38度的高温，他把桌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被暗杀的。
在兵荒马乱中，李文益因为一纸毕业证书改了名字，成为李文正。以后的命运也始终跟李文正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进亚细亚火油公司，移居上海，结婚生子，最后，悼词中仍叫李文正。儿子李国钧说：父亲一辈子都很勤力，该是对得起李文正那张高中毕业文凭了。被暗杀的。 在兵荒马乱中，李文益因为一纸毕业证书改了名字，成为李文正。以后的命运也始终跟李文正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进亚细亚火油公司，移居上海，结婚生子，最后，悼词中仍叫李文正。儿子李国钧说：父亲一辈子都很勤力，该是对得起李文正那张高中毕业文凭了。 三房的李文涛一家在1937年便随着亚细亚火油公司迁居上海。这也是当时很多南京人“跑反”的路数——跟着供职的单位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随迁到西南。而外资企业的员工随着企业撤往上海。李樱说，必须得跟着工厂走，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全家十几口人。 面粉厂厂长出身的“马路市长” 李家人“跑反”生活在1945年前后陆续结束，对于抗战胜利，李家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老宅附近的挹江门，日本兵顶着砖头跪在城门边。找不到老婆的黄包车夫奔走相告，可以去城里找个日本婆娘当老婆。 随着李家人陆续回宁，亲戚之间开始相互走动。四房的李文思与黄慧君的婚事便是在此时定下的。1947年，李文思与黄慧君结婚，为了响应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他们参加了由南京市长沈怡证婚“双十节”的集体婚礼。一共有255对新人，头一天预演排练，黄慧君脱颖而出被选为“团花”，还上了第二天的报纸。结婚当天的早上，黄慧君的姑父就拿着报纸上门报喜：“桂红（黄慧君乳名）上报了。”集体婚礼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黄慧君说，那天总统府到人民大会堂这边的交通都堵塞了。人们都来看“团花”，可“团花”脸上又没写着名字。她说，当时自己只是低着头笑。 结婚后，李文思夫妇还是住在下关的老宅。老宅经历轰炸和屠城之后，随着下一辈的成家立业，变得人丁兴旺起来，也更加拥挤。解放之后，便有李家后人陆续迁出老宅。李文思一家在1952年搬离下关老宅，在华侨路租房居住。黄慧君说，50年代，从大家庭搬出的小家庭都是租房住的。那时年轻人只看重一个自己的空间，没有买房的概念。当然，也根本没钱买房。 那一年，全国医疗系统学习苏联，把所有专科医生集中到一起组建专科医院，在鼓楼医院牙科工作的李文思作为“五人筹备组”的成员之一，筹建了南京市立牙症防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牙症防治所就在长江路的有恒面粉厂的办事处。李文思还记得，有恒面粉厂厂长陈遂衡在他们楼上办公。很多年之后，陈遂衡成了南京市副市长，喜欢亲自到工地检查渣土车的轮子，只有确认轮上无泥才可上路，被南京人称为“马路市长”。 拆迁补偿款部分用于补偿历史伤痛 在李文思一家搬出老宅前后，三房的李文涛从上海回到了南京。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他服务26年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撤出了中国。李缨1941年出生在上海，之后随父亲李文涛搬回南京。父亲在世的时候去过下关的老宅，领着他跟长辈打招呼。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搞清楚过那些辈分，“连人都认不全”，所以就很少回去。90年代，他开始整理李家家谱。“最初是为了怀念生母，想了解一些她生前的事情。”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便离世，继母当家的那些苦贯穿他整个成长过程。很多年后，李家的长辈还记得保姆回下关老宅向亲戚们苦诉，红烧鲫鱼、猪肝汤端上楼，那是后妈、父亲以及他们生的女儿吃的。楼下，前妻生的9个孩子抢一盘黄豆芽。 母亲去世时，李缨的大姐李正娥16岁，“她后来从扬州师院毕业的，在连云港工作，为人有点‘左’”。或许是觉得亲情淡薄，又或许新思想对她的影响比较深，50年代便与“洋奴”父亲划清了界限。1957年反右时，大姐从连云港调到河南鹤壁与丈夫团聚。新单位正犯愁“右派指标”，便将新调入的她划为右派。不久，新婚丈夫与她离婚，此时她已经怀了孕。1959年元月，她独自在劳改队生下孩子。之后是痛苦的三年自然灾害。 李缨说，大姐在划成右派之后便彻底与家里断了联系。因为是后母当家，家里人也不曾去找过她。姐姐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经历都是李缨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她变卖了生母临终前给她的细软，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才把命保住。1965年，右派平反，对于这个突然的“纠正”，大姐没坚持住，疯了。 大姐留下一个儿子，智力有问题，在贵州生活得很困难。李缨对这个外甥有一丝歉疚，“或许是自私吧，但的确也因为能力有限，在他母亲去世时，没能将他带在身边。这次老宅拆迁，我跟他说或许能有这么一笔钱，他也觉得很高兴”。“希望能给他多争取点吧。”71岁的李缨说。他和大房的李国钧是接到老宅的拆迁通知后22次家庭会议的召集人，他们的热情也被有些李家人认为动机不纯。 大家族是靠不住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李家的各房都选择了彼此隔绝，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希望不至于牵连别人受累。黄慧君说，最困难的时候，老家没人来，倒是有自己的同事、朋友过来劝慰开导的。风雨飘摇中，各房只是依靠小家庭的力量生存下来。 三房的李文思迄今都记得“文革”时流传在医生中的自杀方式：躺在浴缸里，放一缸水，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然后割腕。等亲人发现时，血顺着下水道流尽，死得干干净净。他说，自己当时压力也很大。被隔离审查关在南京口腔医院的三楼，窗户被封死，38度的高温，他把桌
三房的李文涛一家在1937年便随着亚细亚火油公司迁居上海。这也是当时很多南京人“跑反”的路数——跟着供职的单位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随迁到西南。而外资企业的员工随着企业撤往上海。李樱说，必须得跟着工厂走，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全家十几口人。
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面粉厂厂长出身的“马路市长”
李家人“跑反”生活在1945年前后陆续结束，对于抗战胜利，李家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老宅附近的挹江门，日本兵顶着砖头跪在城门边。找不到老婆的黄包车夫奔走相告，可以去城里找个日本婆娘当老婆。
随着李家人陆续回宁，亲戚之间开始相互走动。四房的李文思与黄慧君的婚事便是在此时定下的。1947年，李文思与黄慧君结婚，为了响应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他们参加了由南京市长沈怡证婚“双十节”的集体婚礼。一共有255对新人，头一天预演排练，黄慧君脱颖而出被选为“团花”，还上了第二天的报纸。结婚当天的早上，黄慧君的姑父就拿着报纸上门报喜：“桂红（黄慧君乳名）上报了。”集体婚礼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黄慧君说，那天总统府到人民大会堂这边的交通都堵塞了。人们都来看“团花”，可“团花”脸上又没写着名字。她说，当时自己只是低着头笑。
结婚后，李文思夫妇还是住在下关的老宅。老宅经历轰炸和屠城之后，随着下一辈的成家立业，变得人丁兴旺起来，也更加拥挤。解放之后，便有李家后人陆续迁出老宅。李文思一家在1952年搬离下关老宅，在华侨路租房居住。黄慧君说，50年代，从大家庭搬出的小家庭都是租房住的。那时年轻人只看重一个自己的空间，没有买房的概念。当然，也根本没钱买房。
那一年，全国医疗系统学习苏联，把所有专科医生集中到一起组建专科医院，在鼓楼医院牙科工作的李文思作为“五人筹备组”的成员之一，筹建了南京市立牙症防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牙症防治所就在长江路的有恒面粉厂的办事处。李文思还记得，有恒面粉厂厂长陈遂衡在他们楼上办公。很多年之后，陈遂衡成了南京市副市长，喜欢亲自到工地检查渣土车的轮子，只有确认轮上无泥才可上路，被南京人称为“马路市长”。
被暗杀的。 在兵荒马乱中，李文益因为一纸毕业证书改了名字，成为李文正。以后的命运也始终跟李文正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进亚细亚火油公司，移居上海，结婚生子，最后，悼词中仍叫李文正。儿子李国钧说：父亲一辈子都很勤力，该是对得起李文正那张高中毕业文凭了。 三房的李文涛一家在1937年便随着亚细亚火油公司迁居上海。这也是当时很多南京人“跑反”的路数——跟着供职的单位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随迁到西南。而外资企业的员工随着企业撤往上海。李樱说，必须得跟着工厂走，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全家十几口人。 面粉厂厂长出身的“马路市长” 李家人“跑反”生活在1945年前后陆续结束，对于抗战胜利，李家老人印象最深的是：老宅附近的挹江门，日本兵顶着砖头跪在城门边。找不到老婆的黄包车夫奔走相告，可以去城里找个日本婆娘当老婆。 随着李家人陆续回宁，亲戚之间开始相互走动。四房的李文思与黄慧君的婚事便是在此时定下的。1947年，李文思与黄慧君结婚，为了响应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他们参加了由南京市长沈怡证婚“双十节”的集体婚礼。一共有255对新人，头一天预演排练，黄慧君脱颖而出被选为“团花”，还上了第二天的报纸。结婚当天的早上，黄慧君的姑父就拿着报纸上门报喜：“桂红（黄慧君乳名）上报了。”集体婚礼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黄慧君说，那天总统府到人民大会堂这边的交通都堵塞了。人们都来看“团花”，可“团花”脸上又没写着名字。她说，当时自己只是低着头笑。 结婚后，李文思夫妇还是住在下关的老宅。老宅经历轰炸和屠城之后，随着下一辈的成家立业，变得人丁兴旺起来，也更加拥挤。解放之后，便有李家后人陆续迁出老宅。李文思一家在1952年搬离下关老宅，在华侨路租房居住。黄慧君说，50年代，从大家庭搬出的小家庭都是租房住的。那时年轻人只看重一个自己的空间，没有买房的概念。当然，也根本没钱买房。 那一年，全国医疗系统学习苏联，把所有专科医生集中到一起组建专科医院，在鼓楼医院牙科工作的李文思作为“五人筹备组”的成员之一，筹建了南京市立牙症防治所，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牙症防治所就在长江路的有恒面粉厂的办事处。李文思还记得，有恒面粉厂厂长陈遂衡在他们楼上办公。很多年之后，陈遂衡成了南京市副市长，喜欢亲自到工地检查渣土车的轮子，只有确认轮上无泥才可上路，被南京人称为“马路市长”。 拆迁补偿款部分用于补偿历史伤痛 在李文思一家搬出老宅前后，三房的李文涛从上海回到了南京。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他服务26年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撤出了中国。李缨1941年出生在上海，之后随父亲李文涛搬回南京。父亲在世的时候去过下关的老宅，领着他跟长辈打招呼。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搞清楚过那些辈分，“连人都认不全”，所以就很少回去。90年代，他开始整理李家家谱。“最初是为了怀念生母，想了解一些她生前的事情。”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便离世，继母当家的那些苦贯穿他整个成长过程。很多年后，李家的长辈还记得保姆回下关老宅向亲戚们苦诉，红烧鲫鱼、猪肝汤端上楼，那是后妈、父亲以及他们生的女儿吃的。楼下，前妻生的9个孩子抢一盘黄豆芽。 母亲去世时，李缨的大姐李正娥16岁，“她后来从扬州师院毕业的，在连云港工作，为人有点‘左’”。或许是觉得亲情淡薄，又或许新思想对她的影响比较深，50年代便与“洋奴”父亲划清了界限。1957年反右时，大姐从连云港调到河南鹤壁与丈夫团聚。新单位正犯愁“右派指标”，便将新调入的她划为右派。不久，新婚丈夫与她离婚，此时她已经怀了孕。1959年元月，她独自在劳改队生下孩子。之后是痛苦的三年自然灾害。 李缨说，大姐在划成右派之后便彻底与家里断了联系。因为是后母当家，家里人也不曾去找过她。姐姐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经历都是李缨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她变卖了生母临终前给她的细软，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才把命保住。1965年，右派平反，对于这个突然的“纠正”，大姐没坚持住，疯了。 大姐留下一个儿子，智力有问题，在贵州生活得很困难。李缨对这个外甥有一丝歉疚，“或许是自私吧，但的确也因为能力有限，在他母亲去世时，没能将他带在身边。这次老宅拆迁，我跟他说或许能有这么一笔钱，他也觉得很高兴”。“希望能给他多争取点吧。”71岁的李缨说。他和大房的李国钧是接到老宅的拆迁通知后22次家庭会议的召集人，他们的热情也被有些李家人认为动机不纯。 大家族是靠不住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李家的各房都选择了彼此隔绝，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希望不至于牵连别人受累。黄慧君说，最困难的时候，老家没人来，倒是有自己的同事、朋友过来劝慰开导的。风雨飘摇中，各房只是依靠小家庭的力量生存下来。 三房的李文思迄今都记得“文革”时流传在医生中的自杀方式：躺在浴缸里，放一缸水，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然后割腕。等亲人发现时，血顺着下水道流尽，死得干干净净。他说，自己当时压力也很大。被隔离审查关在南京口腔医院的三楼，窗户被封死，38度的高温，他把桌
拆迁补偿款部分用于补偿历史伤痛
在李文思一家搬出老宅前后，三房的李文涛从上海回到了南京。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他失去了工作。因为他服务26年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撤出了中国。李缨1941年出生在上海，之后随父亲李文涛搬回南京。父亲在世的时候去过下关的老宅，领着他跟长辈打招呼。但是他自己一直没搞清楚过那些辈分，“连人都认不全”，所以就很少回去。90年代，他开始整理李家家谱。“最初是为了怀念生母，想了解一些她生前的事情。”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便离世，继母当家的那些苦贯穿他整个成长过程。很多年后，李家的长辈还记得保姆回下关老宅向亲戚们苦诉，红烧鲫鱼、猪肝汤端上楼，那是后妈、父亲以及他们生的女儿吃的。楼下，前妻生的9个孩子抢一盘黄豆芽。
母亲去世时，李缨的大姐李正娥16岁，“她后来从扬州师院毕业的，在连云港工作，为人有点‘左’”。或许是觉得亲情淡薄，又或许新思想对她的影响比较深，50年代便与“洋奴”父亲划清了界限。1957年反右时，大姐从连云港调到河南鹤壁与丈夫团聚。新单位正犯愁“右派指标”，便将新调入的她划为右派。不久，新婚丈夫与她离婚，此时她已经怀了孕。1959年元月，她独自在劳改队生下孩子。之后是痛苦的三年自然灾害。
李缨说，大姐在划成右派之后便彻底与家里断了联系。因为是后母当家，家里人也不曾去找过她。姐姐被打成右派之后的经历都是李缨后来从她的日记中看到的：她变卖了生母临终前给她的细软，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才把命保住。1965年，右派平反，对于这个突然的“纠正”，大姐没坚持住，疯了。
大姐留下一个儿子，智力有问题，在贵州生活得很困难。李缨对这个外甥有一丝歉疚，“或许是自私吧，但的确也因为能力有限，在他母亲去世时，没能将他带在身边。这次老宅拆迁，我跟他说或许能有这么一笔钱，他也觉得很高兴”。“希望能给他多争取点吧。”71岁的李缨说。他和大房的李国钧是接到老宅的拆迁通知后22次家庭会议的召集人，他们的热情也被有些李家人认为动机不纯。
1000万老宅的前尘遗事李家的“南京史” 一个家族的浮沉命运，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轨道。随着城市变迁，老宅被拆迁，南京的李氏家族有所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 文金雯 南京市热河路103巷的李家老宅修建于同治年间。目前最大的价值是被拆迁，因为这能给李家后代带来1000万的拆迁补偿费。李家老宅一直都是几房共有的产权——这个大家庭绵延6代在房产上一直没有分家。直到这笔拆迁补偿款出现，才正式涉及到“分家”，并毫无意外地有了分歧。李家外孙谈欣诉诸法律，75位亲友成了史上最牛继承案的被告。面对官司，见惯大家庭矛盾的李家人又有另外一种豁达：涉及到分钱，上法庭比内部商量更容易出结果。 为了自己的那份拆迁补偿款，分散在各处的李家后人又重新坐到一起，让下关区法院的法官夏雯意外的是，“开案情说明会的时候，气氛相当好，大家都忙着认亲戚”。法庭上的“相见欢”让人感怀：那些经年日久的亲情曾经是可靠的。但是，庭下，对于亲友团聚的活跃分子，各房又会心存戒心，怕这些人会私下搞“合纵连横”。 面对老宅被拆迁的命运，李家人会失落：没有了老宅，这家就散了。但他们也已经厌烦了没有厨房，上厕所用痰盂的老房生活。李家人充满戒心的团聚，在不舍中等待祖屋的拆迁，还有那一笔1000万的补偿款。纠结中，他们偶尔会想起那个前清的武举人，他是李家唯一考取功名的人，只是后来抽上了鸦片，成了败家子。家族大概也像人生，总是悲喜交加。 西洋派外科医生保住了祖宗老宅 李家的繁盛大致跟南京下关的发展一致。1906年，沪宁铁路通车，下关成为全国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新兴商业中心。李家在此扎根3代，坊间有半条热河街都是李家的说法。 那时下关的环境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李家老辈人经常看敞着怀、胸口有文身的人在街上晃。那时李家已经有人抽鸦片，卖房、典地便成了常事。终于有一次，买进卖出捅了娄子，管家的大房和二房将热河路的老宅给抵押了出去。四房的李锦文当时是马林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关键时刻，拿出300大洋把一家老小栖身的老宅给保了下来。 李锦文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西洋派”。他爱穿鸭蛋青的绸子长衫，米白色的中装裤子，白袜子，黑色圆口皮鞋。皮鞋是牛皮底，走起路来“吱吱”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时髦的装扮。他爱骑钢丝车（自行车），从下关老宅到马林医院一共8里地。周末他经常骑车来回。 这个砂锅店前学徒只读了几年四书五经，靠着勤勉考入金陵大学医学院，师从马林医院创始人马林。马林是基督会派遣到中国的一位著名传教士。他遵循“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的信条，在南京行医布道数十年。1893年，在南京开办了第一个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也就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前身。 虽然是南京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医院，但马林医院当时也只分了内科、外科和眼鼻喉科。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李锦文便是内科、颅脑外科、牙科、妇科都精通。有一次，侄子李文良去马林医院找李锦文，听到一个房间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便从门缝张望，看到李锦文围着围裙在锯腿，马上就昏了过去，他想不到那个潇洒的叔叔在医院会像个屠夫一样锯腿。这段往事是几代李家人的笑谈。 抗战“跑反”，远走他乡 到了李家第二代，各房之间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大房在家管事，没人在社会上做事，经济实力就明显不及四房。但是李家各房都还住在热河路的老宅。1925年，国民党制订了《土地法实施条例》，进行了一次土地登记。当时国民政府发给李家的验契纸上写着李家文字辈五个兄弟的名字，老宅依然是五房共有。 李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离开老宅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空袭南京，当时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听到3次以上的空袭警报。热河路的老宅附近有下关火车站和火力发电厂，都是战略要点，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 南京人管逃难叫“跑反”，大战一来，便收拾细软，带领家人跑路，张勋“辫子军”进南京时如此，北伐战争如此，抗日战争亦如此。当时南京城内有100万人，在日军进城之前，剩下不到50万。 四房的李锦文家底最为殷实，决定带着全家逃往重庆。据李文思回忆，饱受空袭之苦的父亲觉得重庆多雾多山，日本飞机进不去。而且在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陪都。 从首都到陪都，李锦文大概觉得这是挺稳妥的“跑反”。但是在重庆大轰炸中，一家人差点丢了性命。1938年5月3日，他们住在国民党重庆行辕的对面。李文思抱着侄子在院子里，空袭警报响起，他突然觉得心惊肉跳，于是催促家人快进防空洞。李文思说，那天他妈妈做了大扣肉，全家都才端起碗筷，还有点舍不得走。就在他们躲进防空洞不到5分钟，日军炸弹便丢下来了。等他们出来时，住处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天天热，脱了毛衣留在家里，一家人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剩下。 大房的李文益家因为新嫂子在六和有陪嫁的30亩良田，全家便渡过长江，躲到了六合乡下。逃难期间，李文益落下了功课，没拿到毕业文凭。局势稳定后外出求职，只得拿着哥哥李文正的高中毕业证充数。李文正是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在抗战中失了踪，传说是因为抗日
大家族是靠不住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李家的各房都选择了彼此隔绝，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希望不至于牵连别人受累。黄慧君说，最困难的时候，老家没人来，倒是有自己的同事、朋友过来劝慰开导的。风雨飘摇中，各房只是依靠小家庭的力量生存下来。
三房的李文思迄今都记得“文革”时流传在医生中的自杀方式：躺在浴缸里，放一缸水，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然后割腕。等亲人发现时，血顺着下水道流尽，死得干干净净。他说，自己当时压力也很大。被隔离审查关在南京口腔医院的三楼，窗户被封死，38度的高温，他把桌子拖到窗前，爬到桌上对着最上面的玻璃窗喘气——那里还有一个小口没被封死。黄慧君下班回家把孩子梳洗打扮一番，抄小路，站在口腔医院旁的一片菜地里。黄慧君说：“我知道他能看见，就是要提醒他，老婆孩子在这里，他不能乱想。”
1969年到1979年，李文思一家下放到泗洪。黄慧君说，那里被称为苏北的西伯利亚，他们家是大队上唯一拥有竹壳热水瓶的家庭。这一家的命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改变了，三个儿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老大、老三在加拿大，老二在美国。下关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些亲戚，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加遥远了。
子拖到窗前，爬到桌上对着最上面的玻璃窗喘气——那里还有一个小口没被封死。黄慧君下班回家把孩子梳洗打扮一番，抄小路，站在口腔医院旁的一片菜地里。黄慧君说：“我知道他能看见，就是要提醒他，老婆孩子在这里，他不能乱想。” 1969年到1979年，李文思一家下放到泗洪。黄慧君说，那里被称为苏北的西伯利亚，他们家是大队上唯一拥有竹壳热水瓶的家庭。这一家的命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改变了，三个儿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老大、老三在加拿大，老二在美国。下关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些亲戚，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加遥远了。 老宅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现在住在热河路103巷李家老宅的有三户，大房的陶如琴，二房的李正中，三房的李正金。陶如琴是1947年嫁进李家门的，那时只听媒人讲：“这李家有钱，乖乖一大堆房子，男的又是在银行里工作的。”嫁到李家才知道，新房不过是10平方米的厢房。“放一张床，再放一个借来的半截橱就满了。”小叔子住上面的阁楼，从她嫁过来，一直住到她大儿子12岁。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也不过是银行里打杂的。 陶如琴记得1954年发大水，淹到半人高，房子里能划船。1956年三大改造，住在院外的李家人被赶到前后两进的祖屋，阁楼、堂屋都住满了人。今年81岁的陶如琴在老房里住了一辈子，她对老房的记忆都是烦恼。 住在隔壁的李正中指着煤气灶上方的阁楼：“那里原是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破四旧”时祖宗牌位都被烧了，空出来的阁楼被油烟熏得已经辨不出原先的样貌。李正中是退休后从张家港搬回老屋的，他说：“人要落叶归根。”因为等拆迁，所以连冰箱都没买，做饭是在原来的堂屋搭一个灶间。 原先李家有一间5个大灶的厨房。1956年之后就被居委会占了，1986年，下关区落实“廿项奋斗目标”，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6层楼高的商业网点，隶属下关区商业局。这幢大楼距离李家老屋不过3米左右，建房期间，李家老小就迁出老屋，三房的李正金始终觉得当初大家都是被骗出去的，“居委会跟我们说，只要拿上碗筷出去避一阵就可以了”。 1988年，6层大楼竣工后，李家人回到老家，老房子已成危房。因为新楼打地基，震到老屋墙壁开裂。然后是与各方交涉、修房，前后折腾了10多年。李正金一家就在外租房8年。那时候，李家人就希望能拆迁，但是李家人多，动迁成本太大，后来不了了之。 去年，李家人终于接到拆迁的通知，留守的老少都希望迅速搬离老宅，但是那个未知的未来又让他们感觉无力。连那笔唯一能给人安全感的拆迁补偿一时也难以尘埃落定，一直到今年8月，这个案子都没有判下来。面对必然拆迁的老宅，老一辈的人也有一丝“不合时宜”的难过，以前凡是李家人一旦到了南京或者下关，都要去老宅转一下，留下联系方式。李家人说，热河路的老房子算是一个凝聚力，拆掉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老宅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现在住在热河路103巷李家老宅的有三户，大房的陶如琴，二房的李正中，三房的李正金。陶如琴是1947年嫁进李家门的，那时只听媒人讲：“这李家有钱，乖乖一大堆房子，男的又是在银行里工作的。”嫁到李家才知道，新房不过是10平方米的厢房。“放一张床，再放一个借来的半截橱就满了。”小叔子住上面的阁楼，从她嫁过来，一直住到她大儿子12岁。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也不过是银行里打杂的。
陶如琴记得1954年发大水，淹到半人高，房子里能划船。1956年三大改造，住在院外的李家人被赶到前后两进的祖屋，阁楼、堂屋都住满了人。今年81岁的陶如琴在老房里住了一辈子，她对老房的记忆都是烦恼。
住在隔壁的李正中指着煤气灶上方的阁楼：“那里原是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破四旧”时祖宗牌位都被烧了，空出来的阁楼被油烟熏得已经辨不出原先的样貌。李正中是退休后从张家港搬回老屋的，他说：“人要落叶归根。”因为等拆迁，所以连冰箱都没买，做饭是在原来的堂屋搭一个灶间。
原先李家有一间5个大灶的厨房。1956年之后就被居委会占了，1986年，下关区落实“廿项奋斗目标”，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6层楼高的商业网点，隶属下关区商业局。这幢大楼距离李家老屋不过3米左右，建房期间，李家老小就迁出老屋，三房的李正金始终觉得当初大家都是被骗出去的，“居委会跟我们说，只要拿上碗筷出去避一阵就可以了”。
1988年，6层大楼竣工后，李家人回到老家，老房子已成危房。因为新楼打地基，震到老屋墙壁开裂。然后是与各方交涉、修房，前后折腾了10多年。李正金一家就在外租房8年。那时候，李家人就希望能拆迁，但是李家人多，动迁成本太大，后来不了了之。子拖到窗前，爬到桌上对着最上面的玻璃窗喘气——那里还有一个小口没被封死。黄慧君下班回家把孩子梳洗打扮一番，抄小路，站在口腔医院旁的一片菜地里。黄慧君说：“我知道他能看见，就是要提醒他，老婆孩子在这里，他不能乱想。” 1969年到1979年，李文思一家下放到泗洪。黄慧君说，那里被称为苏北的西伯利亚，他们家是大队上唯一拥有竹壳热水瓶的家庭。这一家的命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改变了，三个儿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老大、老三在加拿大，老二在美国。下关的老宅还有老宅里的那些亲戚，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加遥远了。 老宅没了，这个家就散了 现在住在热河路103巷李家老宅的有三户，大房的陶如琴，二房的李正中，三房的李正金。陶如琴是1947年嫁进李家门的，那时只听媒人讲：“这李家有钱，乖乖一大堆房子，男的又是在银行里工作的。”嫁到李家才知道，新房不过是10平方米的厢房。“放一张床，再放一个借来的半截橱就满了。”小叔子住上面的阁楼，从她嫁过来，一直住到她大儿子12岁。在银行工作的丈夫也不过是银行里打杂的。 陶如琴记得1954年发大水，淹到半人高，房子里能划船。1956年三大改造，住在院外的李家人被赶到前后两进的祖屋，阁楼、堂屋都住满了人。今年81岁的陶如琴在老房里住了一辈子，她对老房的记忆都是烦恼。 住在隔壁的李正中指着煤气灶上方的阁楼：“那里原是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破四旧”时祖宗牌位都被烧了，空出来的阁楼被油烟熏得已经辨不出原先的样貌。李正中是退休后从张家港搬回老屋的，他说：“人要落叶归根。”因为等拆迁，所以连冰箱都没买，做饭是在原来的堂屋搭一个灶间。 原先李家有一间5个大灶的厨房。1956年之后就被居委会占了，1986年，下关区落实“廿项奋斗目标”，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栋6层楼高的商业网点，隶属下关区商业局。这幢大楼距离李家老屋不过3米左右，建房期间，李家老小就迁出老屋，三房的李正金始终觉得当初大家都是被骗出去的，“居委会跟我们说，只要拿上碗筷出去避一阵就可以了”。 1988年，6层大楼竣工后，李家人回到老家，老房子已成危房。因为新楼打地基，震到老屋墙壁开裂。然后是与各方交涉、修房，前后折腾了10多年。李正金一家就在外租房8年。那时候，李家人就希望能拆迁，但是李家人多，动迁成本太大，后来不了了之。 去年，李家人终于接到拆迁的通知，留守的老少都希望迅速搬离老宅，但是那个未知的未来又让他们感觉无力。连那笔唯一能给人安全感的拆迁补偿一时也难以尘埃落定，一直到今年8月，这个案子都没有判下来。面对必然拆迁的老宅，老一辈的人也有一丝“不合时宜”的难过，以前凡是李家人一旦到了南京或者下关，都要去老宅转一下，留下联系方式。李家人说，热河路的老房子算是一个凝聚力，拆掉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去年，李家人终于接到拆迁的通知，留守的老少都希望迅速搬离老宅，但是那个未知的未来又让他们感觉无力。连那笔唯一能给人安全感的拆迁补偿一时也难以尘埃落定，一直到今年8月，这个案子都没有判下来。面对必然拆迁的老宅，老一辈的人也有一丝“不合时宜”的难过，以前凡是李家人一旦到了南京或者下关，都要去老宅转一下，留下联系方式。李家人说，热河路的老房子算是一个凝聚力，拆掉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