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葛利玛 铁拳wow:宣传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55:47
走下神坛的宣传画
安若子 2009-10-27 摘编
《毛主席万岁》 哈琼文 1959年
许平（左）和梁照堂（右）在翻看宣传画。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沈绍伦 1964年《争取更大的丰收 献给社会主义》 钱大昕 1958年《广阔天地新苗壮》 张绍诚 1973年
在今天看来单调刻板、缺乏思想性的宣传画，却曾是时代风气和趋势的记录者、也是那个年代的画家们寻求艺术突破为数不多的出口之一。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将展出数百幅宣传画作品，为我们全面地观察和反思宣传画背后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
南都周刊记者/摄影· 胡雯雯
宣传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曾长时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中一幅毛主席像，两边贴着《学大庆精神》、《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类的画，是中国平常百姓人家的典型装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画家，几乎都投身宣传画创作，创造了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宣传画也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几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搬家整理时发现的一批库存宣传画，重新勾起了人们的记忆。在今年的“北京世界设计大会”中，几百幅当年的宣传画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的主角，向人们回放了上世纪解放前直至2008年的中国政治图景和老百姓的家常生活，以及其下的暗流汹涌。
“1949年后，当时出版社有这样一个规矩，凡是出版了一批新的宣传画，一定要给各地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央美院送去一批‘样张’，因此美院从那时候就开始收集，从1949年直到1979年。‘文革’期间，尽管学校一片混乱，但保存收藏工作也一直没有断过。”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说。
“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按时期分为《国民·生活》、《人民·英雄》、《公民·时代》三部分。其中《人民·英雄》卷，集中展出从1949年—1979年间创作的300多幅经典宣传画，据介绍，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时代符号
历年的中国国庆，总会有一些符号意义的作品出现，1959年国庆10周年出版的《毛主席万岁》便是一个代表。
当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向著名画家哈琼文约稿，让他为建国10周年大庆创作一幅重点作品。“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中，总有穿着各式漂亮服饰的妇女和孩子，此起彼伏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令人印象深刻。”《毛主席万岁》的画面构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哈琼文画了许多草图，其中有一幅是抱着孩子的黑衣妇女站在玫瑰粉色的背景中，而毛泽东画像在背后。整个画面色彩对比强烈，主体人物突出，但背后的毛泽东像总是很抢眼，使画面出现两个中心，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我想去掉主席像，但就是没有胆量。审稿时，一位领导以商量的口气提出：‘画中的主席像拿掉好不好？’我马上接口说：‘好，好！’”回到创作室，哈琼文很快地用水洗干净肖像，接着以调了白粉的淡玫瑰色，在洗去的位置上画了大片的花团。为了把母女的目光引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他又在画面的左上角画了一个华表，代表着毛泽东。稿件再次送审，获得一致通过。
哈琼文在创作时一直有个心愿：“宣传画不应仅仅挂在公共场所，应当让它进入老百姓的家中，悬挂在家庭的墙上，压在玻璃板下面。”这幅画确实取得了他所期待的效果。当时它以年画的形式出版，在新华书店就能买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人给家里大扫除后就喜欢去买几张鲜艳的年画回来，贴于显眼的墙上，这幅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张，在随后的五年中曾以多种形式屡次出版，大量印刷，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同时，它还以明信片、书刊封面、插页等多种形式出版传播，甚至出现在热水瓶、日历、铅笔盒等日用品上面。而上海南京路的中百一店，曾以几层楼面的空间悬挂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型复制品。
而哈琼文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幅画改变。在文革期间，左派攻击画中不仅没有出现毛泽东形象，而且那位年轻妈妈不像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劳动人民，是个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模样。而到了现代，也仍有评论家对这张画提出批评，说当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是最为艰苦的时代，这样画，是“粉饰太平”。但在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一幅画的命运，已远不是作画的人所能操控的。
小心突破
“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曾是文革时期宣传画的铁定法则。所谓“三突出”是指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红光亮”呢？是指画面明亮、平整，人物的精神饱满，满面红光，脸部不追求明暗对比，阴阳脸是绝对要杜绝的；而所谓“高大全”，则指英雄人物的形象一定要高大，要完整。
但从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广东画派却悄悄地出现了一批截然不同的宣传画。它们与主流原则“背道而驰”，却并没被打入地狱，反而迅速在全国风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身处广州的李醒韬和梁照堂两位老画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梁老先生如今早已改画国画，在他凌乱而充满书墨香的画室中，一幅幅摊开的旧时宣传画又为他打开了记忆大门：“我们那一代的画家，谁都画过宣传画。当时政治至上，大家都在搞建设干革命。作为画家来讲，能握上画笔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20多岁的梁照堂被招进当时的“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宣传办公室美术组”，专职画宣传画，这是个很风光的身份，“出入拿的都是市委的工作证！”
刚开始，大家都是照着别人的方法去画的：主角一定得是英雄人物，人物正面一定要有光，脸色红亮，角度一定要仰视，显得形象高大。但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就是喜欢画画，所以抓住了这种难得的机会，我就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等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等都用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它是不是宣传画。”
他和李醒韬在1977年画的《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便采用了著名的“逆光画法”，一开始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都讲‘红光亮’，如果光线从后面射过来，人物脸上有阴影，会被批判说‘给英雄抹黑’。但我却很喜欢逆光画法，因为层次更加丰富；此外，我喜欢用俯视手法，感觉更亲切一点；而且当时宣传画都用暖色调来表现热情，我却比较喜欢用冷色调。这三点与那时的艺术气候很不吻合。”但是，由于出来的画面健康向上，艺术价值也很高，这批画并没有遭遇太大的非议，很顺利便通过了审查。后来它们渐渐在全国流传开，反而成了一种风格特色，被各大城市的画家争相临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文革已走向尾声，而广交会这个对外的窗口还在开着，于是广东画家们在这方面开了先河，为宣传画的创作带来了一次突破。这是时代使然。
1992年，哈琼文画了一幅《琴声嘹亮欢唱改革振兴上海繁荣祖国》。当他完成后送厂打印时，上面突然传来消息，说是‘订数不够’，取消了打印。就是这么四个字，让老先生从此封笔。而这也宣告宣传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姿势成为了绝对主角。而这些风云一时的宣传画，也成为时代的证物，让人凭吊，也令人警醒。
《六大技术挂图》 陈其 赵光涛 胡今叶1965年
《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 李醒滔 梁照堂1977年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
袁运甫 钱月华 1957年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安若子 2009-10-27 摘编
《毛主席万岁》 哈琼文 1959年
许平（左）和梁照堂（右）在翻看宣传画。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沈绍伦 1964年《争取更大的丰收 献给社会主义》 钱大昕 1958年《广阔天地新苗壮》 张绍诚 1973年
在今天看来单调刻板、缺乏思想性的宣传画，却曾是时代风气和趋势的记录者、也是那个年代的画家们寻求艺术突破为数不多的出口之一。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将展出数百幅宣传画作品，为我们全面地观察和反思宣传画背后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
南都周刊记者/摄影· 胡雯雯
宣传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曾长时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中一幅毛主席像，两边贴着《学大庆精神》、《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类的画，是中国平常百姓人家的典型装饰。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画家，几乎都投身宣传画创作，创造了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宣传画也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几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搬家整理时发现的一批库存宣传画，重新勾起了人们的记忆。在今年的“北京世界设计大会”中，几百幅当年的宣传画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的主角，向人们回放了上世纪解放前直至2008年的中国政治图景和老百姓的家常生活，以及其下的暗流汹涌。
“1949年后，当时出版社有这样一个规矩，凡是出版了一批新的宣传画，一定要给各地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央美院送去一批‘样张’，因此美院从那时候就开始收集，从1949年直到1979年。‘文革’期间，尽管学校一片混乱，但保存收藏工作也一直没有断过。”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说。
“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按时期分为《国民·生活》、《人民·英雄》、《公民·时代》三部分。其中《人民·英雄》卷，集中展出从1949年—1979年间创作的300多幅经典宣传画，据介绍，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时代符号
历年的中国国庆，总会有一些符号意义的作品出现，1959年国庆10周年出版的《毛主席万岁》便是一个代表。
当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向著名画家哈琼文约稿，让他为建国10周年大庆创作一幅重点作品。“国庆游行的群众队伍中，总有穿着各式漂亮服饰的妇女和孩子，此起彼伏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令人印象深刻。”《毛主席万岁》的画面构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哈琼文画了许多草图，其中有一幅是抱着孩子的黑衣妇女站在玫瑰粉色的背景中，而毛泽东画像在背后。整个画面色彩对比强烈，主体人物突出，但背后的毛泽东像总是很抢眼，使画面出现两个中心，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我想去掉主席像，但就是没有胆量。审稿时，一位领导以商量的口气提出：‘画中的主席像拿掉好不好？’我马上接口说：‘好，好！’”回到创作室，哈琼文很快地用水洗干净肖像，接着以调了白粉的淡玫瑰色，在洗去的位置上画了大片的花团。为了把母女的目光引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他又在画面的左上角画了一个华表，代表着毛泽东。稿件再次送审，获得一致通过。
哈琼文在创作时一直有个心愿：“宣传画不应仅仅挂在公共场所，应当让它进入老百姓的家中，悬挂在家庭的墙上，压在玻璃板下面。”这幅画确实取得了他所期待的效果。当时它以年画的形式出版，在新华书店就能买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人给家里大扫除后就喜欢去买几张鲜艳的年画回来，贴于显眼的墙上，这幅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张，在随后的五年中曾以多种形式屡次出版，大量印刷，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同时，它还以明信片、书刊封面、插页等多种形式出版传播，甚至出现在热水瓶、日历、铅笔盒等日用品上面。而上海南京路的中百一店，曾以几层楼面的空间悬挂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型复制品。
而哈琼文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幅画改变。在文革期间，左派攻击画中不仅没有出现毛泽东形象，而且那位年轻妈妈不像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劳动人民，是个资产阶级少奶奶的模样。而到了现代，也仍有评论家对这张画提出批评，说当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是最为艰苦的时代，这样画，是“粉饰太平”。但在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一幅画的命运，已远不是作画的人所能操控的。
小心突破
“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曾是文革时期宣传画的铁定法则。所谓“三突出”是指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红光亮”呢？是指画面明亮、平整，人物的精神饱满，满面红光，脸部不追求明暗对比，阴阳脸是绝对要杜绝的；而所谓“高大全”，则指英雄人物的形象一定要高大，要完整。
但从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广东画派却悄悄地出现了一批截然不同的宣传画。它们与主流原则“背道而驰”，却并没被打入地狱，反而迅速在全国风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身处广州的李醒韬和梁照堂两位老画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梁老先生如今早已改画国画，在他凌乱而充满书墨香的画室中，一幅幅摊开的旧时宣传画又为他打开了记忆大门：“我们那一代的画家，谁都画过宣传画。当时政治至上，大家都在搞建设干革命。作为画家来讲，能握上画笔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20多岁的梁照堂被招进当时的“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宣传办公室美术组”，专职画宣传画，这是个很风光的身份，“出入拿的都是市委的工作证！”
刚开始，大家都是照着别人的方法去画的：主角一定得是英雄人物，人物正面一定要有光，脸色红亮，角度一定要仰视，显得形象高大。但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就是喜欢画画，所以抓住了这种难得的机会，我就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等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等都用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它是不是宣传画。”
他和李醒韬在1977年画的《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便采用了著名的“逆光画法”，一开始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都讲‘红光亮’，如果光线从后面射过来，人物脸上有阴影，会被批判说‘给英雄抹黑’。但我却很喜欢逆光画法，因为层次更加丰富；此外，我喜欢用俯视手法，感觉更亲切一点；而且当时宣传画都用暖色调来表现热情，我却比较喜欢用冷色调。这三点与那时的艺术气候很不吻合。”但是，由于出来的画面健康向上，艺术价值也很高，这批画并没有遭遇太大的非议，很顺利便通过了审查。后来它们渐渐在全国流传开，反而成了一种风格特色，被各大城市的画家争相临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时的中国，文革已走向尾声，而广交会这个对外的窗口还在开着，于是广东画家们在这方面开了先河，为宣传画的创作带来了一次突破。这是时代使然。
1992年，哈琼文画了一幅《琴声嘹亮欢唱改革振兴上海繁荣祖国》。当他完成后送厂打印时，上面突然传来消息，说是‘订数不够’，取消了打印。就是这么四个字，让老先生从此封笔。而这也宣告宣传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姿势成为了绝对主角。而这些风云一时的宣传画，也成为时代的证物，让人凭吊，也令人警醒。
《六大技术挂图》 陈其 赵光涛 胡今叶1965年
《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 李醒滔 梁照堂1977年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
袁运甫 钱月华 1957年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