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黑人科学家今恩:钱钢：香港微观

……我想说香港的好人好事。龙（应台）老师从她的角度，看到许多“坏事”，我却相反。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一样，只是参照物不同……

　　　　　　　　　　　　　　　　　　　—— 钱钢给《财经》编辑的信

山中遇险记

我们说“爬山”，香港朋友不明白。他们说“行山”，有时直接说英文“Hiking”。这也会令我们茫然。“行山”听起来，像在坦途行走，可有时分明山高坡陡，弄不好会“行”出危险。

香港多山，还有深山野趣，出乎许多内地朋友的想像。匆匆一游，记住的是旺角铜锣湾的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政务、商务任重道远者也难有心情，如我们这般呼朋引类去赏瀑。

没错，香港有瀑布。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邀好友去大埔梧桐寨。临行前天色骤暗，飘落雨点，我们义无返顾带上雨具出发。一路是曲曲弯弯的石阶小径，最终抵达一处深潭。仰望，果然有飞流直下！虽然未及三千，却也可称百尺飞瀑。

可以认定，后来发生的危险，完全和我们在瀑布下的雀跃忘形有关。我是撑着伞唱着歌下山的，远远离开了大队。雨越来越密。走到半路，身后有人喊：“熊老师摔伤了！”

我慌忙折返，在一个拐弯处看见了脸色煞白的熊景明。她是在湿漉漉的石阶上重重地滑了一跤。此时半个身子已经不能动弹。

我们试图报警，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正焦急万分，山下上来一对年轻男女。看穿戴，显然也是行山人士。那位女士赶紧上前，帮我用衬衣草草做了个替代的绷带将熊景明的手臂固定。这时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护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他掏出手机，一看没有信号，跑出数十米，哇啦哇啦通起话来。

他问我们：需不需要呼叫直升机？

直升机?!

我们看着痛苦的熊老师，熊老师畏怯地看着迷雾蒸腾的山谷。如果直升机轰然而至，将悬停在山谷上空，送下长索，将她吊入机舱。

我们决定放弃“电召”空中救险。年轻警察于是请求派员上山。

不能坐以待援，因为已近傍晚，天越来越暗。大家小心翼翼地架着熊老师，在湿滑的石阶路上慢慢移行。约莫过去半个小时，听见人声。

一个，两个，三个……七个，有七个消防队员，从弯道那边走出来。他们穿着石棉服，肩搭大捆绳索，手提器材工具。看见伤员，立刻检查伤势。动作十分娴熟——他们飞快地给熊景明上好夹板。她手臂骨裂了。

现在有了强大的护送阵容。救援队员有人开路，有人殿后。我了解到，他们属于附近乡镇（八乡）的消防局。这些消防队员，除了火警，还承担着各种救险责任。这个星期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例行值班，严阵以待。

一辆白色的小型救护车已在山脚等候。在把熊老师送去医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询问、笔录，程式刻板，却瞬间完成。那瞬间，我吃惊地发现，旁边还有两辆红色大消防车，车上另有八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一共有十五个人来救我们熊老师！

“滥用直升机”？

香港政府的救险体系，包括飞行服务大队、消防部队和“民安队”。遇到行山人士报警求救，前两者负责处置“有性命危险的情况”，后者处置“无性命危险的情况”。我猜想，那天我们在山上的紧张慌乱情形，令报警的男士提高了反应等级。通常情况下，上来的可能是“民安队”。

“民安队”的全称是“民众安全服务队”，从民防组织发展而来，性质为“须穿制服并受纪律约束的辅助应急队伍”，协助正规部队执行各类应急任务。它有三千多名成人队员和三千多名“少年团团员”，成员虽为“兼职”，但须经过严格的报名、审批、训练过程，有值班制度，离开香港一周以上要请假，执勤有薪酬。最常见的工作是援救行山人士。有时仅仅因为行山者体力不支，接获报警后他们也会派人赶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消防部队和飞行服务大队要应付更紧急的事件：行山人士遇险，山火，山泥倾泄，海上搜救等。各等级的救援，无不由公帑（政府财政）支出。

我想到那天可能飞临的直升机。如果有人恶作剧，做“狼来了”式的报警怎么办？

在“香港行山网”，有网友呼吁“请各行山人士不要滥用直升机，近来很多人故意扮作身体不适或故意行至危险地方而召唤直升机，上机后则精神奕奕。此举严重浪费纳税人金钱及阻碍其它救援工作”。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向不适当使用飞行服务队服务的市民收费，阻吓那种动辄报警、搭乘“免费空中的士”的行为。但惩罚性措施至今没有推出。

处处公帑

削减公共支出的举措不易通过。在香港立法机关，倾向于“大政府”，要政府多多“派糖”的声音，不分左右，总是较强。他们往往又同时反对加税，听来有些矛盾。

刚来时，朋友告诉说“香港有许多社会主义”，我大惑不解；后来有了日渐增多的近距观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务。

今天香港的七百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购买了政府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公营医院收费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费用，总共是港币四百多元。还有我天天见到的公共交通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香港的过街天桥、过街隧道、有盖行人天桥之多，任何一座内地城市无法相比。有人说，如果一个暴雨天，你从深圳罗湖口岸过关来香港，可以不用雨具，一路来到最繁华的中环，衣鞋不湿。体育场地之多，同样让人吃惊。夜晚的公交车上，很容易看到灯光通明的篮球场、小型足球场。我还从傍晚降落的飞机上，清晰地，自然也是更确切地目睹过那许多雪亮的小方块。

学者陈冠中告诉我们，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政策（即“善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

有朋友到港，常带他们去街市。街市大楼分布较密，大约每一个范围大小介乎我们“街道”和“居委会”之间的区域，都有一座。格局大抵相似：底层，卖新鲜蔬菜、鱼类、肉类。中间，水果、锅碗瓢勺、针头线脑。必定会有一层是“熟食中心”，可称“室内大排挡”，多个小餐铺汇聚在一起。也在同一楼里，设有公共体育中心；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还有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你在西环的街市借了书，可以在长洲岛上的街市归还。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厦，但不是衙门，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之所。

茶餐厅. 普通香港人

香港普通市民，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在写作课上布置同学写题为《茶餐厅》的作文，参考范文，是颜纯钩先生的《茶餐厅咏叹调》。

相信像颜先生这样一位在内地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后移居香港的人，熟睹炎凉，对香港的观察独具只眼。“我思疑茶餐厅是中式大排挡和西式餐厅杂交后生出来的一个畸零儿，粗头乱服的村妇，与西装革履的绅士，一夜风流后不小心留下的孽种。虽然身世不幸，但在香港这块风水宝地上，天生天养，山水钟灵秀，到底出落成一个貌不惊人却命硬身强的独立人，多年来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磨练出善于自我调节的本事，惯于逆来顺受，见风使舵，有让人喜欢的随和……”他是在写茶餐厅吗？

香港的茶餐厅，和移植到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的那间商务人士云集的“茶餐厅”大相径庭。它是道地的香港景致（最近有政党建议将“港式茶餐厅文化”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颜纯钩写的茶餐厅里，有“牛记笠记”（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人），贩夫走卒，白头发的看更，提篮买菜的阿婶，上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白领女孩，游手好闲自称有背景的染发小子，放学后来吃点心的中学生，晚起的性工作者，还有——

傍晚从写字楼下班的小俩口，叫两个套餐，搭配着吃，互相夹菜，边吃还能边互送默默含情的眼波，吃完了去家私店转一圈，或看一场电影，日子平淡而满足。……

吧台上水沾着落单纸，正在冲奶茶的吹着口哨，是《我的祖国》优美雄壮的旋律，一听就知道又是新移民一个。……

课上的同学，也给了我形形色色的茶餐厅风俗画。我最喜欢的一篇，写的是在赛马日变成“马迷必争之地”的茶餐厅。“马迷食饱饭，博杀时候到了”，他们深深呼吸，双目凝视茶餐厅的等离子大电视——

开跑了……餐厅静得出奇。吃饭的停了手，伙计也慢下来，人人都好像生怕大声一点会吓惊在远方的一众名驹。……三数分钟的赛程，时间静止，空气停顿。过终点了，有人饮得杯奶茶落，有人心情苦过斋啡，酸过无糖柠茶。平静的时光到此为止，粗口开始横飞……

“马照跑”是此间一景，“舞照跳”却早已不应算香港特色。而这两句，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香港人生活的全部，不知“营营役役”才是普通香港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