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家有哪些人:千古之悲说项羽——心理的缺憾与英雄的陨落2

两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始终是存活于浩繁的文化典籍、众多的文学作品和色彩纷呈的戏剧舞台的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无法忘记他，是因为项羽的性格与命运极富传奇色彩，以至于千百年来史家学者、文人墨客乃至寻常百姓，对其感觉与评价莫衷一是。喜爱者有之，赞美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力；尊崇者有之，颂扬其"不肯过江东"的骨气；怜惜者有之，为"霸王别姬"洒一掬同情的眼泪；贬低者有之，为"乌江自刎"发一番由衷的感慨。无论是喜怒爱憎，读过《史记·高祖本纪》的人,谁都可以蔑视和嘲弄小人得志的***皇帝刘邦；而读过《史记·项羽本纪》的人却谁也不能漠视和淡忘这位失败了的英雄，都会产生自己的体味和品评。对于在暴秦中贡献卓著、却在楚汉相争中身死东城的项羽，人们无法简单地使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成句来界定他的历史地位，更无法用命运与机遇来解释他的败亡原因。笔者希望在借鉴历史遗存材料的基础上，避免概念化的思维模式和纯然客观的简单结论，尝试从心理描述的角度，通过历史定位的静态解剖和时空绵延的动态分析，力求对项羽人格力量和文化心理有所把握，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关于项羽的身世生平及历史作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予以详实叙写和高度评价。具有杰出"史德"、"史胆"、"史识"与"史才"的司马氏，把未受帝王封号的项羽写入《本纪》与历代皇帝并列，此举本身就昭示了一个无从否定的历史事实：虽然项羽井未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但他所领导的秦未农民***的主力军，动摇并摧毁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众所周知，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点燃了反抗暴秦的烈火。两个月后，在会稽斩郡守殷通高举义旗，聚起八千之众，成为项羽一生中的起点。项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项羽本纪》）这样一个叱咤风云、勇冠三军，在反秦运动中众望所归、天下瞩目的英雄，却在短短的时间里骤然覆灭，败于起兵稍晚、无德无能却善用机谋权术的刘邦手里，不能不作为一个奇特的历史典故而引发后人深深的思考。 

　　战场上的项羽威猛豪壮，所向元敌，日常军旅生活中却又"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位分食饮"（《史记·淮阴侯列传》），分明是个血肉丰满、心肠细腻的性情中人。就其本色来说，他不算是经天纬地的奇伟男子，但也不仅仅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只能是在时代大潮的峰巅上一度顺应历史又因不能把握自己个性而堕入命运深渊的悲刷人物。他是一个政治幼稚、情感脆弱的失败了的英雄，是一个令人可爱又可恨、可惜又可气、熟悉又陌生的立体的"这一个"。 

　　在外表上给人以勇敢、粗豪之感的项羽，其内心世界却是极敏感而细致的。他亲率江东八千子弟兵纵横天下所创建的战争格局，是不能与他的感情投入割裂开来的。鸿门宴前的政治军事优势，说到底是项羽此时人际关系和人才队伍的优势。据史载，项羽作战时披甲执锐，骁勇善战，身先士卒；审时度势，怒杀宋义，巧夺兵权；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一举奏功，这都表明他具有同时代其他***军首领所不及的长处。然而历史的走向井未因为项羽"天时、地利、人和"的军政优势与磊落天真、率直宽厚的可爱性格而稍许偏爱于他。一场暗藏杀机、险象迭出的政治角斗--鸿门之宴被圆滑狡诈、卑躬屈膝的刘邦从容斡旋、稳操胜券。这一戏剧性的转折，显示了双方力量山强向弱、由弱向强的变化，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迅速到来。奇怪的是，主宰新时代潮流的并不是一度居干事业顶峰、屡战屡胜的项羽，而是曾经处处被动、屡战屡败的刘邦。由此看来，历史把项羽判决为悲剧性的失败者，所依据的绝非仅仅是珍下一战的军事失利，悲剧的序幕总是先从人的心灵舞台上徐徐拉开的。 

　　促成项羽事业和生命由极盛迅速走向完结的原因，固然有政治失误、军事失利、人才流失、民心丧失等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失调导致行为方式的错乱。外因不过提供了事物变化的条件，而内因则决定了事物转化的根据。生于时代更迭期而处在历史又道口的项羽，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拼杀中不愧是员骁将，但在构建一个新世界的竞争中只是一个弱智的低能儿。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他掉以轻心，盲目乐观，陶醉于以往的胜利之中；在与之争夺天下的潜在要敌面前，他沽名钓誉，坐失良机，轻纵敌手；刘邦开日"将军"闭口"将军"的曲意逢迎，轻易换取了他廉价的感情付出：一句话断送情报人员曹无伤性命的"坦率"，听任项伯内勾外连卖主求荣的"宽容"，对樊啥闯帐强词夺理所持的"平静"，对刘邦不辞而别逃之夭夭所抱的"天真"，如此等等。当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转化成激烈的政治角逐，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项羽却浑然不觉，一意孤行，为了一时心情顺畅，根本不顾及无穷的后患。 

　　除了政治的幼稚，头脑的简单，神经的麻木，还能有什么解释！他得到的是浅薄的心理快感与情绪满足，放弃的是终生追求的事业和责任；顺境中，他虽有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雄心壮志，却缺乏从容应变的政治机谋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逆境中，他更不具备自我抑制的反思和忍辱负重的耐力，剩下的只是任情使性的冥顽与游戏人生的草率。泛滥的情感疲软了本不坚定的意志，离散的意志冲淡了本不凝重的理智，糊涂的头脑加上一副软心肠，未曾消灭敌人，首先混灭了自己的信念，这就是楚霸王置身于死命的心理残缺。所以就项羽的个人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结构）而言，理智的匾乏与情感的泛滥造成了他的灭顶之灾，除了他自己谁也无法解救他的困厄或改变他的命运。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纵观项羽的一生，是毫无价值的英雄意气戕害了英雄一度辉煌的年轻生命，是所谓的人格完整和狭隘的心理自尊毁掉了英雄的千秋大业。 

　　项羽反秦兴楚的目标是明确的，但与其情感性格的明显错位而形成的巨大落差，则极大地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直至完全被历史无情地否定和淘汰。从这位英雄不自觉却很有效地毁弃某种历史机遇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为项羽极盛骤衰、功败垂成的事业而惋惜，更为其灾难型的情感泛滥与不能自我解救的性格弱点在充满理智性的历史选择中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而浩叹！ 

　　一代又一代各式人等的群体社会行为书写了人类的历史，而历史的严格筛选又往往决定了特定时期胜利或失败者各自的命运。正像生命的一次性一样，历史所给予某个人的也常常是不可重复更不可逆转的一次性机遇。一个历史流程中的失败者，即使以事业和生命为代价，只要能总结失败的教训，找到因果的症结，也不失为败中的智者，铩羽的好汉。然而项羽推脱自身责任的胡说不仅与史实背道而驰，与世人客观评价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更与我们立论的视野相去甚远。 

　　《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垓下溃败突围时，被数千汉军穷追不舍，自度不得脱，却对部下大发感慨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在穷途末路之际尚在缅怀和夸耀自己八年来赫赫丰功和不败战绩，这就是项羽，这就是身边"乃有二十八骑"的项羽固有的性格特征，更是他此时此刻惶恐，凄楚和绝望心境的有力佐证。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不可一世的项羽来说，这样的挫折和惨败是他精神上人格上特别是感情上无法承受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根本无法逃避，又不能从容面对，只好寻找一条推卸责任的精神逃路--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老天爷！这恰恰表明，外表上刚猛彪悍的项羽，内心世界其实并不是很坚强，而是相当的脆弱和混沌。他不能勇敢地责己，更没有理由责人，一直到死都在操持"胜利在于自己的能征惯战，而失败则在于上帝的安排"这种荒谬的的观念。一句从中足以窥见幻灭与荒唐的"天之亡我"，实是项羽心灵世界的最后一次外化，实是司马迁写活了这个人物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千年后的晚唐诗人杜牧曾设身处地发出议论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然而当时的项羽既放不下骄做自负的臭架子，又涣散了重整旗鼓的战斗意志，灾难型的泛滥情感江河横溢，彻底冲决了整个心理防线的堤坝，已注定了他不可能经受暂时的失败而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否则，他就不再是项羽。 

　　历史应该是充满理智的时空，其内涵不仅包括社会发展逻辑规范下的绵延、转折、机遇与挑战，而且还应包括人类主体特别是时代主潮代表人物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清醒认识、深邃智慧和正确决策。而与理性绝缘的灾难型情感则使人的人性结构严重破损进而导致文化心理机能的失调与失控，表现为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本能反应已完全失去理性的约束。在低浅层次上的天真、烂漫、憨直、豪爽、宽厚、坦诚、草率、鲁莽等等非智的美德，在你死我话的政治斗争中统统会失去伦理的意义和美丽的光环被碾成啻粉。 

　　在充满理智性的历史选择面前，项羽总是不能自觉靠近或进入理性思维的正常轨道，欲念的野马总是在任意狂奔纵横驰骋，灾难型的情感总是在不断地戏剧性地纠缠、蛊惑这位英雄，使他永远也不能克制和战胜自己的性格弱点而走向人性的完善。 

　　项羽少年时学书学剑，都因浮躁不专而半途辍废，从而奠定并沉积了一生难以校正的性格缺陷。他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矣"，"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但"学兵法"，只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有人说这是志向远大，实则正是浅尝辄止、好大喜功思想作风的端倪。与秦王朝有杀父之仇、亡国之恨的项羽固然有无畏的勇气和强烈的反叛意识，但这种近乎自然本能的气质精神又因缺乏必要的文化陶铸，因此极易冲动、变易和不持久。这种狭隘浅表的感情由于不能加以沉淀和梳理，于是每每恶性外化，表现在凭一时私愤而屠城焚地，***如麻，凭个人好恶不善谋断并且不能珍视任用善谋之士。胜利时目空一切，失败时一蹶不振的两极情绪；宁失良将，不纳忠言，听不够漫无边际夸张奉承，受不得一针见血建议批评的理政方针；顺者昌，逆者亡的霸道作风，最终亲手造成了孤家寡人和众叛亲离的局面。 

　　楚亡之后，出身于"世世为楚将"贵族家庭的项羽，身负国仇家恨，与叔父项梁避难吴中，心灵的土壤深埋着反抗复仇的种子，奔流的热血中交融着对秦深恶痛绝的情感，这些朴素的心理因素都在项羽性格个性中打上了深深的无以消除的烙印。项梁并未忽略对项羽旨在素质开发的文化教育，但这种教育是很不成功甚至是完全失败的。而项羽在接受这种非系统非正规教育的时候，任情使性和视同儿戏的学习态度，愈发打开了他随心所欲、以情役物的闸门，增益理智的目标竟成为情感漂流之物。任何一个人的情感在孕生之初，都会带有个性化极强的情绪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项羽从小放弃文化知识的学习，堵塞了启迪智能和塑造人格的重要渠道，成人后更不能抓住参考借鉴古今仁人成败得失的机会，"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到此项羽旧贵族的陈怨新仇个人意气简单渲泄后，他称霸天下的理想事业只能成为脑海中的一页草图而随风飘舞了。 

　　作为项羽反面的人格参照并取而代之的刘邦，虽系平民出身，但因善于抑制和调节自我心态而取得了人际关系及与多事之秋的和谐；他虽未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却在浅薄世风中完备了顺应社会环境情状的圆滑机敏、能屈能伸的性格。在很多关键时刻，他颇能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和情绪冲动，付诸以怯懦中的决断、卑琐中的油滑和无赖中的机巧而使几度危机的局势发生逆转，为他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善泳者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并赢得了最后胜利的机会。 

　　项羽在少年伊始的文化学习中，既非表现出寻求智能发展的积极性；在后来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和残酷超绝的倥偬战事里，也最终未能磨练成自己情感的主人。身负国恨家仇的项羽，即使流亡乡野寄人篱下，也不善造就入乡随俗的情性和韬光养晦的头脑。得势前深受恐怖政治的迫害，得势后却如法炮制，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大的恐怖：西屠咸阳，拔襄阳生埋活人，"夜坑秦降卒二十余万"，致使"天下多怨，百姓不附……"（《史记·淮阴侯列传》）在操持与获取情感投入与共鸣方面远远优胜于项羽的刘邦，绝不随意放逐个人情感，而将其作为猎取功利目标的辅佐动力。他做出忠厚长者姿态，攻入咸阳后一改"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的恶习，"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的仁义之举与"楚人一炬"的残暴兽行，分别产生两至极端的社会反响。刘邦装扮成俨然"为父老除害"的英雄，赢得苛政之下三秦百姓的情感认同。"秦人大喜"的感恩戴德，资助刘邦得以开辟一方与项羽暂居优势的军事战场相颉颃的政治战场。世上没有单一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的炮火总是为政治的砖瓦服务的。像理智调剂情感一样，政治始终支配并左右战争的最后胜负。当项羽为战而战并陶醉于军事上的胜利时，政治上的一再失误，就为自己敲响了彻底破产的丧钟。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始终不能建构理性情感与积极心态的项羽，无法顺应历史社会的变迁和经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低级情感消极心态是使其最终冲溃理智，致使政治、军事乃至个体生命陨灭的内在渊源。 

　　由智能结构、意志结构和情感结构组合而成的人的文化心理，决定着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当一个人以拒绝的姿态一如自己的习惯定势举措时，就意味着其心理流程的倾斜与偏狭，或施行正确行为而缺乏必要的信心与毅力，或固守错误堡垒而顽梗不化，最后必然背离、中断终极目标的追求。 

　　项羽灾难型情感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健全，是自我判断、分析、调控能力的疲软，是过量生理欲求所形成的心理郁积。文化欲求的稀薄，缺少智能的维护和保障，不可能不使他的意志与情感严重"缺氧"，常以情感纵事而不会以理智成事，把自己的鸿图大业与政治生命孤注一掷于感情的天平，势必造成整体思维的"失灵"，对政治不能全方位地把握，对战争也不能正确地决断。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和军事上的纵情残暴，同时为项羽自掘坟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工具。 

　　文化心理的不健全，还消解了他在人际关系上左右逢源的能力，他只能用单枪匹马悍勇征天下来掩饰内心的粗疏与无知。灾难型情感使他不断地从群体意识中游离出来，把千百万人的群体活动变成个人喜怒无常的儿戏，这是项羽溃亡其事业的又一渊源。 

　　生于破落贵族之家的项羽，自恃血统高贵而门户之见浓厚，这表现在他一惯蔑视文弱，不尊重身世卑微的良将贤才。早年逃亡得张良救助却不告而别，后遇韩信而不善待使其别投刘邦。"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而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至使有功当封爵者，印玩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史记·淮阴候列传》）韩信此说和后来疏远范增的事例，颇能揭示项羽的气量狭小，任情不智与他阵营内部人才迅速外流的因果关系。 

　　史料里没有项羽类似刘邦那样与良臣贤将彻夜纵谈、从容论天下事的记录，更找不到项羽求贤若渴、结交新知的文字。一面关爱士兵，一面又防范重臣，这种儿女之态和小家子气，使项羽断裂智能外围的同时也殃及了人际关系。要想打赢一场需有智力投入符合人心向背的战争，单凭豪横蛮勇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祈求。离心离德的人际组合，慑服而不是仰服的君臣关系，使项羽的理想追求与残酷现实严重脱节。 

　　在垓下之围中，悲歌慷慨的项羽第一次壮吟了英雄诗，也最后一次阔洒了英雄泪；诀别了心爱的虞姬，也诀别了他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乘夜色仓惶出逃、迷失道路的项羽，却因农夫的故意错指而陷入大泽。本有突围成功一线希望的项羽，由于"田父绐路"而身陷重围。从事业顶峰进人生命死胡同的偶然事件，不能不说是他丧失民心、孤立无援必然下场的生动写照。四而楚歌之日、正是项羽孤家寡人、外强中干的本质凸显之时。现实严峻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无以超脱的怅惘烦恼，成为项羽不堪承受的心理负菏，除了自杀他尚无其它更好的选择。 

　　为机遇一度宠幸的项羽，凭借无知的热情在黑暗中远征，尤其不能像他的对手那样在失败时保持清醒冷静、坚韧轻松，甚至不能站稳生命的脚跟。有人说这是不能容忍失败带给他的人格耻辱，战局巨变而豪气殆尽，不肯过江东，正是他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行为符号，是以生命殉理想事业的壮举。我们透过所谓完美人格力量的外壳，不难看出：理性的弱视凄迷使他无法勘测历史矿脉的走向，他在完成毁坏秦王朝的使命后，根本无法适应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角逐问鼎。感情的偏爱永远不能代替理智的选择，历史曾经如此无情地作弄项羽，今人仍会如此评说项羽。"不肯过江东"，不仅仅是出于无颜见江东父老、"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荣和倔强，也不只是贻误战机未曾卷土重战的一时冲动或一念之差，而是螺旋型上升的历史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情感单一、思维板滞的独夫莽汉。历史的必然要求曾那样柔情蜜意地呵护过但最终鄙弃了不合历史必然要求的项羽。 

　　项羽二十四岁起兵到三十一岁自刎，堪称一代狂飚式青年浪漫精神的典型，不失为失败的英雄。在理智批判之余，人们同情其命运的不幸，以怜悯之心格外赞赏他的勇猛粗豪，是出于感情上的平衡补偿心理。主人公用天命论阐发关于年轻生命的陨落，愈发浓郁了作为历史匆匆过客的悲剧气氛。在生死关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死得勇敢却死得愚蠢，死得轻松却死得不觉悟或不负责任。从理智上讲，对于项羽的败亡，我们只能冠之以悲哀却不会冠之以崇高或伟大。因为素以理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是最不该摒除外界环境教育、丧失文化素质趋于完善的机会、不着力培养与世推移的理性体验而为原欲所累、把事业乃至自己一道送上历史的断头台的。灾难型的情感一度损伤了这位英雄的超人气质和震憾力量，风萧萧兮乌江寒，实令人哀其不幸更令人怒其不争。项羽败亡，圃于情感罪在自身；其更可悲之处，在于他从不自责，概不悔悟，在一生中未见出任何改正自己的些许进步，终于成为曾经纵横天下却稍纵即逝的一现昙花，其千古可谓悲哀矣！ 

　　现实历史没有给项羽再次楚汉之争以重新安排命运改写历史的机会，后世文人的同情也不会赋予他重返历史舞台再次执戈操兵的可能。涂满地道英雄色彩的项羽假使回归仍会残暴气盛、我行我素，仍会不爱江山而爱美人名马，仍会一洒风云气短、儿女情长之泪，仍会马赠好汉，头送故人，仍会喊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蠢话。文本中的项羽毕竟大遥远，他不会再威胁任何人。然而项羽不能顺应历史选择的情感灾难所谕予后人的败亡教训，却没随其英年早逝而湮没无闻。把一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全人类的痛苦思索，这就是传记文学之祖--《史记》的丰厚文化价值和我们的论析要义所在。 

　　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自我是人类否定自身某种动物性粗鄙欲望的持久恒常的战斗。在项羽所置身的时代，历史的规则与英雄的命题开了一个庄重而苦涩的玩笑。这从独特角度告诉人们：愈是强化人的社会性，愈应靠近理性并受理性规范的制约。人的社会理性化并非绝情灭欲，实行苦行僧，把人变成蒸发掉情感的傀儡；也不是膜拜虚幻的"天理"来作践摧残人类自身，而是应把具有强大内在驱动力的情感上升到有益于生命个体乃至人类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更高品位。一个身心健康生命顽强的人，不仅拥有感性的丰富，同时更应拥有理性的深刻，唯此才成为一个健全、自觉、快乐、幸福的行为主体；也只有这样，个人的社会化目标在充满理智的历史流程中才不致于"象雨、象雾、又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