葎草怎么除:许锡良:两个针锋相对的答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6:36:45
               作者:许锡良

        我上的课的性质,常常要我解释一些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人类社会的罪恶是如何得以存在的?中国社会的罪恶又是如何出现的?特别是那些世纪性的大罪恶为什么总是挥之难去?虽然这个问题复杂得难以解释。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探讨。哪怕是探讨一下也好。其实,我常常外出上课,学员们对这类问题大多是没有思想准备,也大多是没有兴趣的。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中小学教师,面对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与事务。没有闲功夫来思考这样抽象的问题。但是,我一直以来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以为,越是经常面对具体事务的人,越是要让他们有机会来想想抽象的问题。而经常喜欢作玄想的人,我以为要让他们有机会来面对一下具体的问题。这样的教学思路一直在支配着我。

  一次上课时,我又谈到这个问题。我对学员们说:人类的罪恶是如何产生的?这里有二个答案:

A、[英国]罗素说:社会罪恶=人民的聪明+人民的邪恶;

 B、[英国]波普尔说:社会罪恶=人民的愚昧+人民的善良。

   你们也来判断一下,谁说得更有道理?学员们无语。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老人家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于是,我只好让学员们举手表决。结果学员们在迟疑片刻之后,绝大多数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答案A,也就是认同罗素的说法有道理。只有极个别的学员,也许是出于标新立异的考虑才选择了答案B。这个表决结果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正当学员们热切地期待着我公布正确答案时,我却微笑着对学员们说: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各自包含的道理。但是,同学们选择的,一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普遍认同的,也就是罗素说的道理更容易为大家所理解与接受。而波普尔的答案可能要费更多的曲折才可能得到理解。但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两个同时代的英国的思想家会得出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很显然,人们很容易理解罗素的答案。社会罪恶当然是聪明的智慧造成的,而且这些聪明智慧是在邪恶的力量的主导下产生一桩桩人类的罪恶。这样的现象我们太容易在现实中的一个个的案例中得到确证。高智商而低品德的犯罪分子,是再好不的注脚了。所以,老子才会说要有一个良好的人类社会,必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并且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罗素其实也是在老子所说的意义上来谈社会罪恶的产生。但是,这样的论述方式,很显然是站在统治者方便的立场来说的。其结果接下来无疑就是在实行愚民政策,以便人民普遍都:“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社会的稳定以人民的愚昧无知为代价。这如果是在上古时代里的自然农业社会,确实是有效的。因为那时,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没有多少外来的挑战力量。但是,现在这样的治国观点就完全行不能了。因为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再也不能建立在“绝圣弃智”的基础上了。相反,要千方百计地发展他们的智力,开发他们的智慧与能力,要建立在民智的开发的基础上。而不可能是继续愚民。

   如果说,罗素所说的答案,是针对个案与常态的社会的话,那么,波普尔的答案蕴藏的道理却更为有价值些。因为,他针对的显然是人类的大罪恶。聪明的人民,也许会做出一些小罪恶来,但是却不会做出大罪恶来。一个有些小私心的人,可能会做出一些占人小便宜的事来,但是一个大公无私人,却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人世间多少大罪恶,都是在人被净化成纯粹无私之后做出来的。他自己的去私灭欲,也要求天下人来这样去私灭欲。“存天理,灭人欲”,灭的可怜只是小百姓们的小小生存之欲,成全的却是专制者与野心家们的大私欲。所以,当一个社会开始大力提倡“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也往往是一个社会大灾大难就要来临的时候。“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理想,在忠实的信徒罗伯斯庇尔的手里,终于变成了法国的红色恐怖,演化成了血雨腥风的人类大罪恶。

   再联想到上个世纪一百多年来人类产生的罪恶,你就会发现波普尔的答案蕴藏的道理是多么深刻。凭直觉,一个社会的罪恶产生于人民的愚昧无知,还可以理解。但是产生于人民的善良,却是难以理解的。波普尔所说的善良,其实是相对于一个社会的权力而言的。这种善良就是人民对权力的过分依赖、过分配合、缺乏起码的防范意识与警惕性。很显然,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定律:“权力滋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滋生腐败”,千古以来竟屡试不爽,几乎成了铁律。这种放弃自主意识与权力意识的人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一个美丽的借口下,他们就可以无恶不作,而且在做完之后可以做到毫无内愧疚与忏悔之心。他们一不小心就会在野心家的煽动下成为无恶不作的暴民。而一个对权力总是充满忧虑、责难、防范与警惕意识的人民与民族,不可能造就世纪性的大屠杀。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虽然下命令的是纳粹头目,但是绝对忠实实行的却是那些愚昧而善良的底层人民大众。“文革”中下命令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最后清算的虽然是野心家与阴谋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忠实实施人性摧残和残酷迫害的却是为数众多的愚民。他们也许在平常状态下是非常善良的,无私的。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大炼钢铁”,甚至不惜把自己家里的房子都拆了去烧碳炼铁。正是这样的人民,成全了这样的领袖,反过来,这样的领袖又在不断地制造着这样的人民。人民并不总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褒义词。当人民的双眼被蒙蔽的时候,当他们的大脑被人控制时候,当他们的情绪成了被人左右的东西的时候,人类的灾难与社会的大罪恶就来临了。波普尔的答案正是蕴藏着这样的历史事实与哲理。当一个社会的人民普遍具备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接近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理性的政治智慧,在这样的社会根本不会有天堂的到来,却可以巧妙地避开人间地狱的到来。

   只有在一个社会有人曾经想充当救世主的时候,人民的任何对权力的质疑与防范,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究,都是莫大的威胁与挑战。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就是罪恶的根源,就是十足的刁民。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善良而同时又愚昧的人民,最好善良而愚昧得像一个婴儿一样,这样摆弄起来将是多么方便啊。这样的话,他们的宏伟大志与远大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我不知道,我的解释是不是学员们理解了。他们听着,脸上充满了迷惑不解的样子,但是,我把这道理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告诉人们要学会捍卫的竟然是他们自己的一点点私利。

                                (2006年5月7日下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