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农房尚海湾:“文言文，没死！”和“五四”遗风：“思而不学，信口胡吹”

一、文言文没有死

“五四运动”90年了，又听到：“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可这“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孔夫子的画像、塑像，却在这多年之后，作为中国文化的“大使”，被送到国外的“孔子学院”；虽然有外国人说“孔子学院”只是“教汉语”，这不于是点什么变动吗？这左来右往的岁月震荡，如何变下去？也真难！

多年来，人们分摊给“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日增月累，其意义也日益宏大；一天的学生游行、 烧赵家楼扩展成十年的“五四时期”，否则那样多任务，如何完成？只是往事也就更难追了。

私心以为，缅怀既往，徐图前程，不妨先看看具体且已完成的事情。如果说，皇帝没了，是为中国现代化办成了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怕就是，使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了！而且，常看到这类观点：“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和基础”，“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1]”；在语言文字方面，是“五四时期”的突出实践成果，影响深远，值得关注、铭记。

这就得说说唐德刚教授对 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的“评述”[2]。胡先生认为文言文像拉丁文，是 “死文字”，应予废除。唐教授不同意。唐先生举出《史记》上的记载，说刘邦荣归故里之际不免感叹，用的感叹词，至今还在刘邦家乡使用，汉语中的文言文怎么会是“死文字”？唐教授的看法，笔者深有同感，故深以为然。比如，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乃《诗经》上的句子；“饭菜可口”中的“可口”二字，乃古汉语中的词，如此等等，可以说俯拾即是。

 
      1917年，“五四”前两年，胡适之先生与江冬秀女士结婚。对母亲包办的婚姻，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于是，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士一样：“先结婚，后讲恋爱”，虽说也不无遗憾，但胡适与文盲江东秀相偕一生，有两男一女；因为他心中还有“几个人”！。

   鲁迅先生也明媒正娶了朱安女士；他却说：“我的母亲娶媳妇”！他与朱安见面只打个招呼！他就这样把朱安养了一辈子！就这样！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就为他自己要践行他的反“传统”？把其他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他的母亲，都毫不顾忌地放在一边！硬是把自己“明正言顺”的媳妇，“逼“成“母亲娶（的）媳妇”！能不唏嘘称奇？

      鲁迅、胡适二位”五四“先贤，在传统和时尚的“转接”上，竟如此不同；传统与时尚，在鲁迅翁眼里，只能是“不共戴天”！是“生死斗争”？能唏嘘一下吗！让人透不过气来！自己造的”铁屋子“，还是传统造的呀？分不清楚了！

胡先生认为“文言文死了”，是说错了！那为什么胡先生一举“义旗”，白话文几乎是立刻、马上就参照（！？）他的“八不主义”设想，通行全国？

记得幼年时，那些在北京做过官的人，到北京做过生意的商人，回乡后常打“官腔”、说“官话”，也就是用北京语音讲话，本地人也大体上能懂；以后各地的人，写出来的白话文，可能带点儿方言味道，或者留下些文言文的“尾巴”，却都是“一色式样”的“口水话”，大家也看得懂。这两条表明，“官腔”早已在国内通行[3]。原来，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约八百余年的首都（即“京畿”之地），全国各地，都得和首都打交道，所以，用今天的“官腔”作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用“普通话”，即今天的“官腔”来写文章，都是情势所需，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胡适先生登高一呼，白话文“兴起”的根本条件和原因。但是，这与文言文死不死有何干系？

多年后，看作家贾平凹先生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的访谈，记下了贾先生说的半句话：（他的某部小说的）“第五章，是用我家乡话写的，那就是文言文”。家乡话？文言文？思之再四，不知从何下手将它们“联”起来。

又是几个春秋之后，闲读字典，看见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令人认同了贾先生的说法：把家乡话和文言文“联”起来了。贾先生，陕西商雒人也，离古都西安不远；八百里秦川，当在“邦畿千里”之内吧。他的家乡话，今天的“北京话”，是两个时代的“京畿之地”的“口语”；“北京话”，成了今天通行全国的“普通话”，成为今日写文章的“雅言”（白话文）；那贾先生的家乡话，理当是古代中国（至少是直到北宋以前；汴梁，距关中不远）的“普通话”，成为孔夫子们写文章所用的“雅言”，“通行全国”；这样的类比，不会大错特错吧？

看一看先秦诸子的文章，无论是北方鲁国曲阜的孔子，还是南方楚国苦县的老子或其他人的文章，全是“一色式样”，他们之间，只有“微殊”，却无“迥别”；这和今天各地人用普通话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一色式样”的白话文的情况相类同。据此，说文言文是古代的“普通话”，也通行全国或不为过。如此，贾先生说，用他的家乡话写的文章，就是文言文，应是实话；肯定了作家贾平凹先生的话属实，文言文恐怕就死不了了：至少，贾先生家乡的人们，今天还用文言文作为日常“口语”嘛！

说到此处，私心以为，胡先生提倡白话文，依然是在按照老祖宗的办法办事：根据经济、文化需要，最后归结为依据政治需要，用全国的政治中心，即京畿之地的“口语”去写文章，这就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能一举成功之理。如此，胡先生的文言文是死文字，就像死文字“拉丁文一样”的观点，还有立足之地吗？

五四遗风：“思而不学，信口胡吹”

而唐德刚教授，对胡适先生却依然“不依不饶”！他不仅“数落”胡适先生，而且搭上五四先贤，对“五四”时期的“风气”做出了总评，借机抨击时弊；他说：“思而不学，信口胡吹，乃五四遗风”；“以小常识解决大问题，为当今时弊。”

初次听见这样褒贬“五四”的言辞，真是“十分新鲜，十分震撼”。之所以“震撼”，在于这两个总评语，让人追问：五四先贤何以会“思而不学，信口胡吹”？一大群“饱学之士”，怎能以“以小常识解决大问题”？那所谓的“五四”精神，又当怎样评说呢？就成了多年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窃以为，唐教授有一段话，或可有助于琢磨这些个问题：（胡适先生他们留洋他国，）对“洋经”感到“十分新鲜，十分高明。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分，哪里谈得上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又成了开山祖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实验主义者如此，*主义者更是如此。

囿于见闻，对此类遗风、时弊，或可概括为∶“以支离破碎、一知半解的西学概念，肆意解读前人著述和历史，侈谈古今中外的治平之道”。这一套，先贤康有为，多半是始作俑者！

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他们的时代，让人觉得中国已有的东西都比不过西方，所以，用现在的说法，他们那时的“主流想法”是“反传统”：总说传统不好。遗憾的是，胡适等前辈，尽管读了“洋经”，感悟过西方“理性”，却似乎不理解旧传统“让位”，应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道理！

这是非常遗憾的！对于后人前行，“五四”的遗产，也就成为一片绕不过的荆棘地！

[1] 比如，论说钱玄同先生的贡献的文字：“1926年，与赵元任、黎锦熙等制定‘国语罗马字’的拼音法式，即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1932年，制定以北平字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1934年，在病中草成《第一批简体字表》， l935年8月由教育部公布第一批324个简体字，为建国后的文字改革工作奠定基础。”

[2] 唐先生，五十年代，和胡先生在纽约共度过一段艰难时光，他们是具有“师生情谊的忘年之交”。唐为胡先生写成的“胡适口述自传”，兴许可以视为，是胡适先生和唐先生共同研究胡适之先生历史的成果，而不是仅仅梳理文字资料，对胡适先生历史的分析；虽经胡适先生认可，据说也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唐先生的有关著述，被认为是研究胡适先生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而唐先生的说法，窃以为，可能最贴近胡适先生的“原初想法”。80年代中后期吧，读了一本唐德刚教授讲述胡适口述历史的书；对我，这只是非职业所需的“看闲书”，现在连书名也不记得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原文。但唐先生评论胡适先生的观点却记下了一点，成为我多年缅怀“五四”的“路标”；只是这里不能引述唐先生的原话，深感歉疚！

[3] 这里的“在国内通行”，或应有个限定；比如，在“城里人”和与“城里人”有交往的农民中间“通行”。据个人经验，到“四清运动”时，八百里秦川农村中的中、老年妇女，一般还听不懂“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