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萘敏维滴眼液多少钱:《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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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纠错 编辑摘要 目录- 1 概述
- 2 内容概要
- 3 表现手法
- 4 六义
- 5 影响
- 1 概述
- 2 内容概要
- 3 表现手法
- 4 六义
- 5 影响
- 6 作者
- 7 编纂者
- 8 整理
- 9 特色影响
- 10 编纂成集
- 11 编排分类
- 12 孔子与之
- 13 诗经名句
- 14 四始五际
- 15 文学史评析
- 15.1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 15.2 《诗经》的思想内容
- 15.3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 305篇(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6篇“笙诗”﹐只存篇名)。《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诗经》 - 概述
《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诗经》 - 内容概要
《诗经》《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怨愤和反抗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领主们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唐风?鸨羽》写没完没了的“王事”迫使人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魏风?陟岵》写一行役者望乡思家﹐回忆起父母兄长的嘱咐﹐叫他自己当心﹐不要死在异乡﹐《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等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伴随着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现离人思妇之作﹐士兵们厌战思家﹐妻子们怀念征人。这一类作品有《召南?殷其雷》﹑《卫风?兮》﹑《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等。《东山》写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满还乡时心情。他想到家园可能已经荒废﹐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执着地怀念家乡﹐深沉感人。在《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都显示了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如 《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了青年男女两无嫌猜﹑和谐欢乐的爱情﹔《郑风》中的《狡童》和《褰裳》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都十分真挚动人。而象《邶风·谷风》﹑《墉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或者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或者描写了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其中的《氓》可称为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弃妇﹐她诉说着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弃了她。诗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
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象《周南·芣苜》﹐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
《国风》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者劳动将结束归家时的高兴心情。《豳风?七月》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农事诗﹐诗中不仅叙述了农奴们全年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忍受奴隶主经济上的掠夺和人身的侮辱。此外﹐ 《国风》中还有些揭露﹑讽刺诸侯荒淫无耻的作品﹐如《邶风·新台》﹑《墉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等。这些诗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丑行﹐作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新台》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癞蛤蟆。齐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雄狐狸。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写周宣王时对玁狁的一些军事活动。到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虽为贵族统治集团中人物﹐却反映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代表作有《小雅》中的《节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蝇》﹐《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
《小雅》里也有少数民间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和《风》诗的风格完全一致。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其中有几首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初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其中《泮水》﹑《閟宫》二篇是臣子对国君的歌颂﹐有许多夸张的描写﹐它对汉大赋的形成﹐曾有影响。 《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如《玄鸟》﹑《长发》﹑ 《殷武》等篇﹐描叙商民族在开国时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就大业﹐虽属歌功颂德﹐却颇有宏伟气象。
《诗经》 - 表现手法
《诗经》《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象《七月》 ﹑ 《氓》 ﹑ 《溱洧》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像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墉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雕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藉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像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迭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迭﹐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芣苜》﹔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迭﹐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迭﹐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迭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迭字﹑双声﹑迭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迭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迭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诗经》中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的技巧﹐对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这段话说明了《诗经》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诗经》《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较整齐﹐这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间有一字句和九字句。这种长短不齐的句式﹐错综变化﹐灵活自由﹐读来节奏自然。《诗经》中多种多样的句型﹐可说是后代各种诗体发展的滥觞。
《诗经》的影响《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这在《左传》﹑《国语》中例子极多﹐当时叫做“赋诗言志”﹐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经秦始皇焚书﹐《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其中有少数散佚。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毛诗》则属古文经学。《鲁诗》﹑《韩诗》﹐汉武帝时并设博士之官﹐传授讲解。《鲁诗》到西晋时亡佚﹔《韩诗》至南宋以后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6卷。《齐诗》﹐汉景帝时设博士﹐到三国魏时亡佚。《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初由鲁人毛亨传给毛苌﹐即所谓“毛传”﹐在西汉时未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毛诗》逐渐盛行﹐章帝时立于学官﹐经学大师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郑玄并为之作“笺”﹐对毛传颇有异同﹐通称《毛诗传笺》。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
《诗经》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所喜爱。
《诗经》 - 六义
《诗经》《诗经》“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风》 、 《雅》 、 《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 （31篇）和 《大雅》 （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 （31篇）， 《鲁颂》 （4篇），和 《商颂》 （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 、 《魏风》 、 《郑风》 ，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国风·召南国风·邶风国风·鄘风国风·卫风国风·王风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国风·唐风国风·齐风国风·秦风国风·陈风国风·桧风国风·曹风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 《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 《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诗经》“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 - 影响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诗经》，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诗与乐舞终将会分离，因为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艺术必然趋向于细化，因此诗歌便从歌辞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中还出现了歌颂教师的篇目，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 《菁菁者莪》 ）其中的“君子”
《诗经》即是指教师。虽然今人多认为是爱情诗，但证据不足。比如说，《诗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乐育人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从这里就很明显能看出这首诗歌真正的方向。《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可以说，一部《诗经》立体地再现了生存环境、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远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中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它的主题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仅仅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马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说：“卑俗的山歌俚曲，/现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伤逝，/过去有过，以后还会有。”（选自《孤独的割麦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地表现普通人民的心声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别的诗集堪与《诗经》相提并论。
《诗经》 - 作者
《诗经》《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诗经》 - 编纂者
《诗经》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 ，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 ，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
《诗经》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诗经》 - 整理
《诗经》整理地方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特色和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 - 特色影响
《诗经·瞻昂》《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 、 《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 ，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
垂钓图 诗经画意 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 《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 、 《十月之交》 、 《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
《诗经,秦风,蒹葭》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诗经》里的植物(3)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尤其表现在每首诗歌的开头部分），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语言大胆而清丽，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诗经》 - 编纂成集
孔子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 《武》 ﹑《雅》 ﹑《颂》之音。”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也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时孔子年仅 8岁。至于《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话﹐这只是说明孔子整理校订过舛误的《诗经》乐曲。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密切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诗经》 - 编排分类
《诗经》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 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 ﹑ 《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诗经》 - 孔子与之
《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诗经》诗经（为后代课本）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六十九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诗经》 - 诗经名句
《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雎》译：水鸟应和声声唱，成双成河滩。美丽贤德的好姑娘，正是我的好伴侣。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秦风·蒹葭》译：初生芦苇青又青，白色露水凝结为霜。所恋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另一边。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国风·周南·桃夭》译：桃树繁茂，桃花灿烂。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卫风·硕人》译：浅笑盈盈酒窝俏，黑白分明眼波妙。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国风·王风·黍离》译：知道我的人，说我心烦忧；不知道的，问我有何求。高高在上的老天，是谁害我如此(指离家出走)？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国风·王风·采葛》译：采蒿的姑娘，一天看不见，犹似三季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国风·郑风·衿》 译：我怀恋着倩影，我心伤悲!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国风·卫风·木瓜》译：他送我木瓜，我就送他佩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译：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轻轻飘动。如今回家的途中，雪花纷纷飘落。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国风·郑风·风雨》译：风雨晦暗秋夜长，鸡鸣声不停息。看到你来这里，还有什么不高兴呢？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淇奥》）译：这个文雅的君子，如琢骨角器一般，如雕玉石般完美无斑。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诗经·周南·关雎·序》）译：指提意见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是无罪的。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提的缺点错误，也值得引以为戒。
《诗经》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译：在别的山上的宝石，同样可以雕刻成玉器。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译：人家送我一篮桃子，我便以李子相回报。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 ）译：开始还能有些法度，可惜很少能得善终。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译：野鹿呦呦叫着呼唤同伴，在那野外吃艾蒿。我有许多好的宾客，鼓瑟吹笙邀请他。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脸如蝤麒，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译：手指纤纤如嫩荑，皮肤白皙如凝脂，美丽脖颈像蝤蛴，牙如瓠籽白又齐，额头方正眉弯细。微微一笑酒窝妙，美目顾盼眼波俏。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陈风》译：月亮出来，如此洁白光明，璀璨佳人，如此美貌动人。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魏风.硕鼠）译：老鼠老鼠，别再吃我的黍。多年侍奉你，可从不把我顾。发誓要离开你，到那舒心地。（这里把剥削阶级比作老鼠）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鸿雁。斯干》
《诗经》 - 四始五际
《诗经》今文学派纬书认为，诗经中蕴含着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从中可窥见历史运行的规律。其中历史的节点表现在“四始”“五际”：四始
在亥，水始也。
在寅，木始也。
在巳，火始也。
在申，金始也。
五际
亥为革命，一际也。也。
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也。
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
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也。
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也。
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以上皆为历史、政治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机。这几首诗则暗示了发生的事件。
《诗经》 - 文学史评析
《诗经》
四言诗的形成，翻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标志着原始诗歌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四言诗的结集，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