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哒天团小雪:1968年 人们在怎样生活？

1968年 人们在怎样生活？

　电视网

美国一户中产家庭正合家观看电视

　　”二战”后长大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电视让他们看到了更多……

　　1959年，美国洛佩尔媒介调查公司（Roper Organization）就开始研究美国受众对媒介的看法，主要问这样两个问题：1，你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什么？2，各新闻来源中，哪个是可信度最高的？选择答案分别是：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听别人说。第一次调查中，报纸是人们最主要的新闻来源（67％）；电视居第二位，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1％，其次是收音机、杂志和听别人说。报纸在当时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消息源（3％的人相信报纸所刊载的信息是真实的）；相信电视新闻的人不到总数的30％。

　　这一趋势在1963年得到扭转：电视赶上了报纸，开始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其它新闻媒体渐渐被人们冷落。 人们更愿意自己亲自”看到”新闻，”亲临”新闻现场，”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就是这个原因，使得电视在所有的新闻媒介中脱颖而出。

　　同时也是1963年开始，NBC、CBS和ABC三大电视网先后把晚间新闻从15分钟增加到30分钟。晚间新闻节目确立了主持人制度，不再是过去的播音员。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和NBC的一对搭档切特·亨特利-戴维·布林克利均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电视新闻在这个阶段还显示出它独有的现场报道的特长。在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各家电视网都给观众提供了难以忘怀的新闻现场：两党政治大会；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真实的现场画面影响了美国人的政治观点，影响了舆论的倾向，从而最终影响了政府决策和行动。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是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19届奥运会前10天，10月2日，数千名墨西哥大学生走上街头，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为避免这次游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墨西哥政府命令军队和警察阻止游行。学生们被突然赶到的军队包围起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火了。大约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

　　燃烧瓶

　　燃烧瓶，又称”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是游击队等非正规部队、街头暴乱群众的常用武器。

　　在1968年，燃烧瓶与棍棒一起成为了从巴黎到东京的学生们手中反对当局的武器；燃烧瓶与自制步枪一起成为了越南游击队与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武器；燃烧瓶与石块一起成为了布拉格市民阻挡苏联坦克的武器；燃烧瓶和左轮手枪一起成为了美国黑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行径的武器……

　　巴黎”五月风暴”中学生们使用燃烧瓶反抗镇压的警察，警察进攻时的吼叫，学生负伤后的呻吟，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爆炸声，透过无线电电波传遍了整个法国，震颤着千百万全神贯注的听众的心灵。

　　1968年，日本学生的反抗从石块升级到棍棒、燃烧瓶。并且到处有学生袭击警察企图夺取枪支的行动。现在日本当局的《燃烧瓶防止法》就是由当时遗留下来的。

1968年 布拉格 市民向苏联坦克投掷燃烧弹

　　16mm摄影机

戈达尔在《法外之徒》的拍摄现场，这是一部由16mm拍摄而成的电影

　　50年代，令人烦腻的”白色电话电影”（矫揉造作的描写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电影，片中尤为喜好出现白色的电话机）让年轻人们无法忍受。16mm摄影机的出现，让拍电影变得容易与便宜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拿着它走上街头，去拍下你所看到的影像。

　　50年代末，一场电影界的变革出现了，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封面写着”新浪潮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时尚、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正在发生。1958～1962四年，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从这里，戈达尔、特吕弗、夏布罗尔、里维特、候麦一系列名震影坛的大师涌现出来。

　　电影从房间走上街道，从上流社会的名利圈聚焦到青年们身边，从精致僵化的躯壳中迸发出无章的奇思，年轻人用摄影机观看世界，从巴黎到越南，年轻人们拍年轻人自己的电影，反对父权、反对压迫。也许正是这16mm摄影机的普及，正是这新浪潮，才会有1968这一年的风起云涌。

　　戈达尔：放下摄影机，拿起枪

　　戈达尔，有人说电影史应该分”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写，因为他的出现，不仅以《筋疲力尽》带出整整一代法国电影新浪潮，而且他的作品皆对电影语言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1968年后，当他囫囵吞枣地学习了毛派理论，他对电影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提出要政治地拍电影之说。

　　1967年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部让人迷惑、让人赞叹、让所有传统电影理论无法诠释、哑然失效的影片。

　　《中国姑娘》并不名副其实，因为这不是个关于中国的故事，也没有来自中国的姑娘，但并非与中国无关，熟悉那段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拍摄此片的年代正值中国”文革”风起云涌之时，源自东方古国的”意识形态”风暴也深深触及到了遥远的欧洲。影片里的几个年轻人，银行家的女儿维罗尼卡、青年演员吉罗姆、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组成了一个”马列小组”，他们每天收听来自北京的无线电广播，跟随”国际歌”的旋律做操，房间里堆满了毛主席的”红宝书”，墙壁上上醒目地书写着毛泽东语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坐而论道，讨论各种政治话题，比如：法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越南战争、苏联修正主义的危害、文艺领域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所谓的”中国姑娘”应该是指激进的维罗尼卡，她扬言要关闭并炸掉巴黎大学、卢浮宫和法兰西喜剧院，并且策划了一场针对来访的苏联文化部长的恐怖刺杀活动。以上情节几乎是中国”文革”的欧洲版，但戈达尔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中国”文革”的实质，他的影片实际上暗示出了当时在欧洲涌动着的一股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叛逆思潮，这一思潮自二战结束时即已酝酿，终于在60年代末成为席卷欧美西方社会的政治与思想运动。《中国姑娘》几乎就是一个未卜先知的预言，一年后的戛纳电影节上，戈达尔做得就是影片里的年轻人的行为。

　　《中国姑娘》挑战传统电影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拼贴”取代了叙事。讲故事通常被看作是电影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戈达尔则是拍了一部几乎没有故事的影片，全片由几组人物对话构成，这些对话既不展示人物性格，也不产生叙事作用，而是类似于政治演讲或话题讨论，戈达尔把这样的影片称为”电影化的论文”或”政论化的电影”，影片被直接用来评论现实、图解政治理念。如果不是过于抵触这种表达方式，观看下来，会发现《中国姑娘》其实别有一番”韵味”，因为戈达尔在影片中”拼贴”进了许多有趣的因素。”拼贴”本是一种绘画风格，指在画作中粘连上一些现实世界的物件或材料。戈达尔将这一形式引入电影，在影片中插入大量的字幕、照片、漫画以及动画片、纪录片镜头、哑剧表演、舞台场面，引用许多画外旁白、提问、议论，等。如，影片中为了表现越南战争，伊沃娜装扮成越南妇女，几架玩具飞机在她头上盘旋，这像一个夸张的小品表演。当吉罗姆提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戴老虎面具的人。影片打破银幕幻觉，故意暴露摄影机的存在，角色直视摄影机，向画外的观众说话，表明自己的身份，场记黑板与画外的摄影师都出现于画面。戈达尔一旦突破了传统电影藩篱，便获得了极大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拼贴”进《中国姑娘》。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达尔的解释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工业建立了一个把艺术与生活隔离开来的虚假银幕，制作影片也就是按照美国叙述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彼此雷同的电影梦幻，而他认为，自己的电影使命就是始终不渝地向好莱坞电影美学的霸权主义挑战，冲破这种已经定型了的传统叙事模式。因而，就不能再采用常规的讲故事的方式，在电影语言的表达层面必须进行革命。戈达尔的格言是：”一部影片并非发生在银幕上，而是发生在观众和银幕之间”。他运用这些”破坏性”技巧和”间离”手法，打破传统的银幕幻觉。戈达尔的影片拒绝使观众在戏剧性情节中迷失自己，他总是提醒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只不过是电影，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电吉他

Bob Dylan在《把一切带回家》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

　　1968年，鲍勃·迪伦（Bob Dylan）在《把一切带回家》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一把电吉他奇特噪音般的魅力，扫除了一切陈腐的旧有音乐形式的藩篱，解放了年轻世代的听觉和思想。

　　电吉他触及了摇滚的变革，见证了摇滚的兴起。如果说摇滚的叛逆性在50年代还只局限在摇滚艺人的语言和身体形态上，那么它在60年代就已发展为极度自由的表现方式。

　　越战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使西方青年陷入了信仰危机。嬉皮士出现了，打着”爱与和平”的旗号，以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来表明他们对冷漠麻木的社会现状的反抗。年轻的一代，急切地寻找着宣泄的出口，而刚刚兴起且毫无顾忌的摇滚乐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要求。这些喧嚣放任的音乐，让人们在发泄不满和苦闷时得以更加尽兴。在一种狂热激情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操起了吉他和鼓槌。这些人深受嬉皮运动的影响，奉行虚无和否定的信条，并唾弃现有的一切。在这种高度向往自由和个性的氛围中，摇滚艺人们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迭着摇滚乐的面貌。60年代初，吉他手迪克·戴尔（Dick Dale）创造出带有回响效果的吉他声效，而精于编曲和创作的沙滩男孩（The Beach Boys）乐队树立了欢快明朗的西海岸冲浪摇滚风格。摇滚诗人鲍勃·迪伦以铿锵有力的创作赋予摇滚乐新的灵魂，而披头士乐队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披头士乐队同时走红的滚石乐队着重挖掘布鲁斯乐的美感，从而发展出一种雄浑壮丽的布鲁斯摇滚。他们的音乐更重视情感的表达，并散发出强烈的热情。

　　当摇滚乐将触角伸向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社会现实之后，它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而是化身为时代青年的代言人。但是当摇滚乐化身为时代强音的同时，它的另一种低迷消极的形式也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苦闷得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嬉皮们纵情于性与毒品，在激情中寻找理想的世界。许多摇滚乐队也迷恋上服食致幻药物后制作音乐的感觉，奇异的幻觉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音乐灵感,这使得迷幻摇滚在60年代中期颇为风行。

　　全世界第一只鼠标

　　1968，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万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50年代有人预言，6台电脑就能满足美国的计算需求。

世界上第一台鼠标

　　1968年12月9日举办的IEEE会议上，斯坦福研究院的Engelbart博士公开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只鼠标，并发布了”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的理念。当年Engelbart博士可能并未想到，他的发明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输入设备，变成每台计算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鼠标两个齿轮以垂直方向安装，这样就可以确保鼠标可以以圆弧状转动。人体工程学设计，巨大的按键，而且这些都是木制的。如果不是这个形状，真是很难确信它是一只鼠标。

　　你能相信这只小小的木头盒子就是鼠标的老祖宗吗？这只鼠标是真正的纯机械式，其工作原理是由底部的小球带动枢轴转动，然后带动变阻器改变阻值来产生其位移信号。当年的鼠标需要一个外接电源，这使得其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其纯机械式的结构还有着诸多的缺陷，如精度低、反应不灵敏等，这些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磨损后会显得更加突出。

　　而在40年后，鼠标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常见的操作工具，它带来了电脑普及与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它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比1968年都更多，却思考得更少。

　　避孕药

　　避孕，既复杂又暧昧，并且带有明显的快感气息。避孕，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至少不会像”避”与”孕”加起来这么简单。避孕具备了复杂的边缘风格，并且带有追寻快感的暧昧。”避孕”就像是同心圆里的中心圆点，离它最近的那个圆圈上火药味十足–涉及繁衍、禁欲、女人向男权的反抗、道德伦理和科学家之间的层层冲突；但离它稍远的那个圆圈上，则铭刻着放纵、偷情、性爱至上、风月无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到60年代，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势力。他们视叛逆英雄James Dean、率先蓄起长发唱流行乐的Beatles”甲壳虫”为银幕偶像，厌恶刻板的传统，展开街头抗争运动，批判体制和父权社会对人心的束缚，强烈要求改变，追求自由刺激新鲜极乐。性、毒品、摇滚乐，充斥市场。

　　1960年，第一批避孕药的出现，让女性更轻松的避孕。整个60年代，性是公开的秘密，女性不再是”渴望保护，呆在郊区花园洋房里的主妇”，她们有自己的发言权、享受作为女人的乐趣。避孕药使女性不需要为怀孕而担忧，可以充分享受性爱。很难以描述这项发明到底是成就了”性解放”，还是”性解放”推动了避孕药的普及。

　　到1968年，避孕药的销售额达到1.5亿美元大关。美国女性有7个品牌可供选择。数千万的女性在服用避孕药。

　　大卫·尼文和黛波拉·克尔饰演好莱坞影片《药片奇缘》。当初被视为淫秽、粗俗的避孕现在却俨然成了流行文化偶像。

　　7月25日 教皇保罗六世颁布通谕《论人生》，公布了对避孕药的表决。不顾教皇节育委员会的建议，教皇明确宣称：天主教仍反对安全期避孕法以外的各种避孕法，普天下的天主教徒好不郁闷。

　　迷你裙

　　过去，西方在基督教的道德桎梏下，服装对身体造成重重的束缚。迷你裙的出现，立刻让人有解放的感觉，成为性解放风潮下的产物，一炮而红。1966年，更被封为”迷你裙年”–”受保护、找饭票，已非60年代女郎的童话梦想。她有自己的发言权，身穿迷你裙，她感到她已心想事成。”

　　迷你裙和文章一样，越短越好！

　　用字浅显精妙的短文，贵在避繁就简，同时又圆润丰熟，三五秒读完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像迷你裙，短无可短，几乎春光乍现，只需最少的布料就已意态撩人。裙子流行或长或短，但迷你裙自60年代问世，与性解放、女权运动一起成长，风靡全球，化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替骄傲的青春加注，她的流行，从未远离时尚的轨迹。

　　至今为止，西方历史学家依然认定60年代为20世纪最失控、最大胆、最狂妄、最不羁（亦称”道德的沉沦”）的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到60年代，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势力。他们视叛逆英雄James Dean、率先蓄起长发唱流行乐的Beatles”甲壳虫”为银幕偶像，厌恶刻板的传统，展开街头抗争运动，批判体制和父权社会对人心的束缚，强烈要求改变，追求自由刺激新鲜极乐。性、毒品、摇滚乐，充斥市场。性是公开的秘密，女孩们不但享受性爱，更大胆地谈论性爱。

　　1962年，女权主义先驱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了《Sex and the Single Girl》，支持拒绝婚姻但渴望性爱欢娱的摩登女郎，引起强烈反响。这种60年代的性解放价值观念一经扩散，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穿着。如年轻人乐于留长头发，穿T恤和牛仔裤，做街头邋遢打扮。英国女设计师Mary Quant在1966年推出的迷你裙（Min: Skirt，亦称”超短裙”），使女性腿部完美展露无遗，叫男人眼睛发光发热，令一众良家妇女惨烈地变身”败家女”，成为性解放的最佳广告。

　　延伸阅读：关于Mary Quant

　　牛仔裤

　　60年代，Levi Strauss & Co.开始开发宽线斜纹布来生产牛仔裤，穿这种宽线斜纹布的粗布服成为美国年青人的一种生活时尚

60年代早期人们穿着牛仔裤的风格，左图为1962年的Bob Dylan

　　二战以后的婴儿潮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于那些充满着50年代中产风格的女士套裙、杰奎琳手套以及男士西装感到抵触，循规蹈矩、西装革履的生活代表着一种被物质吞噬，被社会模式化的表现。一条牛仔裤、一只行囊，像凯鲁亚克一样上路，像Bob Dylan一样歌唱，这是60年代牛仔裤的意味。

穿着牛仔裤的嬉皮士们

　　一条无法辨认颜色、磨旧通洞的牛仔喇叭裤，不经修饰的长发，棉布的彩虹蜡染上衣或T恤，这是嬉皮士们的标准装束。牛仔裤成为他们反对社会秩序的武器，成为了当时所有青年人共通的情结。

　　大麻

　　大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异株，原产于亚洲中部，现遍及全球，有野生、有栽培。大麻的变种很多，是人类最早种植的植物之一。用于制作毒品的大麻主要为矮小、多分枝的印度大麻。

　　大量或长期使用大麻，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1） 神经障碍。吸食过量可发生意识不清、焦虑、抑郁等，对人产生敌意冲动或有自杀意愿。长期吸食大麻可诱发精神错乱、偏执和妄想。

　　（2） 记忆和行为造成损害。滥用大麻可使大脑记忆及注意力、计算力和判断力减退，使人思维迟钝、木纳，记忆混乱。长期吸食还可引起退行性脑病。

　　说到60年代大麻与迷幻剂的泛滥，不能不提到嬉皮士和”迷幻摇滚”。

抽大麻的嬉皮士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这样解释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的社会之外的不顺从的年轻人。其特点是他们寻找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偏爱奇异服装和发型，常服用引起幻觉的麻醉剂或大麻。嬉皮士一词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而《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则说，嬉皮士是”60年代美国青年中出现的颓废派，他们反对社会现状，以奇装异服、蓄长发、群居、吸毒等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当然，嬉皮士追求极端的个人自由，跟父母吵完架马上就跑去搭顺风车，在旧金山跟陌生人同吃同住、讨论佛教和性解放，参加几万人的音乐节，一边抽大麻一边听迷幻摇滚–几乎所有的迷幻摇滚都诞生在那个时代，也都是大麻或LSD的产物，现场而且即兴，漫长并且共鸣；通过唱片，我们能听到的”杰弗逊飞艇”和”感恩而死”或者更早的”沙滩男孩”的部分冲浪摇滚作品，都被认为是聊胜于无的录音替代品。他们对社会不满，主要是他们的父辈在50年代做了麦卡锡沉默的帮凶(在德国，年轻人指责父辈做了纳粹的帮凶)，而越南战争又如此不人道、不公正、不体面。如果说音乐、性、狂欢和挥霍般的游戏人生是一种顽童心理，那么新左派提供的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也当然如出一辙。当45万人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互相扔泥巴的时候，秩序的、文明的、矫饰的残酷竞争和精打细算的主流文化就面临失效了。

　　”因为迷幻药让我们看到了视界和经验不同的层面，使用这种药物可以说是一种全然哲学上的企图，强迫自己去面对真正的世界以及我们心中脆弱又主观的信仰系统。”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在政府资助下进行迷幻剂研究的LSD推广人、成功的越狱者和反文化明星提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这样说，他还说：”它们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深思熟虑的。”迷幻剂和大麻都是药理学方面没有成瘾性但在多数国家被宣布为毒品的药物，它们不光比酒精更健康，也更容易导致亲善和冥想，其进一步结果，要么让人感官异常、看见音乐的美妙图像，要么让人相亲相爱，要么就像印度、尼泊尔和非洲的有信仰人士那样进入超然的精神世界。很显然，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能为英语增加一个新词–Deadhead(感恩而死的乐迷)，多少也和这个有关。

　　要么反对，要么远离，那个可恶的唯物的成人世界，在嬉皮士眼里是多么不堪一击。他们狂妄而幼稚得令人叹息，并因此失败。可他们留下了一个众神璀璨的摇滚乐年代，那些意气风发的巨星，和那些黯淡而勇敢的实验者，通过自我满足的狂欢，建立了摇滚乐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黄金时代。

　口号 标语 大字报

在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中学生们把标语甚至写进了房间里

　　在没有网络的1968年，年轻人们话语被付诸于”口号、标语、大字报”上，墙上的涂鸦、游行中高举的横幅、张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是学生们的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方式。

东京大学学潮期间学生悬挂的横幅

日本左翼学生高举标语游行

　　在这个专题的开头，引用了当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标语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是”l’Imagination au pouvoir!“–”想象力正在夺权”。我们可以看见这句话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出现在各国的1968年的历史中。

大字报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表示支持，并于1966年5月25日在校内贴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9日公布公告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