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才:[转载]汉语思维与汉语语法[第二篇]

[转载]汉语思维与汉语语法[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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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第3环 整合式语法和拆分式语法

语言是一种语言符号组织起来的网络式形式系统，而语法则是研究语言单位的组合规律的一门学科。
汉语语法与欧语语法根本区别在于：汉语是一种整合式系统，欧语是一种拆分式系统。
我们可以从两种语言的语音特色以及造字法谈起，这样就可以即小见大地初步领略这两种语法的基本特点。

△在语音区分词义的方式中，欧语是“拆分”，汉语是“整合”。
语音有四大物理要素：音质、音强〔轻重〕、音长〔长短〕、音高〔高低〕。
音质是声音的性质，各种元音辅音就是不同音质所形成。这一点欧语汉语是一致的，区别在其它几个要素身上。
欧语主要把音强拆分出来，利用重音的位置不同来区分词义。例如英语中的“音乐会”和“协商”的音素都是“concert”，唯重读位置不同，前者为[`kEn5sEt]后者为[kEn`5sE:t]。
汉语主要用声调来区分词义。
声调不是单一的语音要素，而是音强、音长和音高三种语音要素的综合体，汉语把这三种音素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汉语特有的声调。
音高是声调的第一要素，音高以及音高的升降变化决定了声调的主要调值。以现代普通话为例，它主要有五种声调——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和变调〔变调包括轻声和语流音变，后面再作详细的介绍〕。
音长在普通话四声中也略有区别。近代语音学家白涤洲根据浪纹计上的浪线计算：阴平为436σ，阳平为455σ，上声为483σ，去声为425σ〔１σ＝1/1000秒〕。某些汉语方言还有“促调”，即短促的声调，也是利用音长来辅助区分声调。

轻重则是轻声区别于四声的主要因素。
正因为语调是多种语音要素的整合体，所以声调的变化形式之繁复远远超过了欧语的音强；人类听觉可区分的语言音强只有“重”“轻”两个类别，而听觉可区分的语调之多是西方语言不可企及的，例如现代汉语方言中，广州话的声调竟达九种之多。

△欧语是屈折体系，可汉语也有极个别的屈折现象，不过欧语的屈折是拆分式屈折，而汉语里却有整合式屈折。
欧语依靠词缀的形态变化来组织语法，它们的屈折现象是外在的拆分式。欧语词根的音素不变，只变化附加的前缀、中缀或后缀里的音素，也就是说把词的头或尾拆分开来，单独变动它们的发音，用来标示语法意义。
汉语也有极个别的屈折现象，这些屈折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１、外在的屈折现象：主要是表名词的前缀“老”和后缀“子”和“儿”和表动词的后缀“化”。这种屈折，属于前缀和后缀，和欧语相类似，属于外在的屈折。例如：
鼠，鹰，虎——老鼠，老鹰，老虎；
瓶，盖，刀——瓶子，盖子，刀子；
钉，锤，帽——钉儿，锤儿，帽儿；
四，科学，程序——四化，科学化，程序化。
２、内在的屈折现象：古汉语利用声调的变化来区分不同词类，而词的音素是不变的。这是西方语言不具备的内部屈折语法手段。例如：
秦王目眩良久。（《荆轲》） 〔“王”名词，wang平声。〕
秦地尽可王也。（《鸿门宴》）〔“王”动词，wang去声。〕
谁为大王为此计者？。（《鸿门宴》）〔第一个“为”是介词，wei去声；第二个“为”是动词，wei阳平。〕
君王为人不忍。（《鸿门宴》）〔“为”，动词，wei阳平。〕
见其座有六尺簟，因语恭：……（《世说新语》）〔“因语恭”里的“语”，动词，yu去声。“世说新语”里的“语”，名词，yu上声。〕
现代汉语某些方言中仍然保留了这种屈折现象。例如：汉语方言陕西商县话中的人称代词，音素全部相同，唯声调不同：
我：声调为53。 我们：声调为21。
你：声调为53。 你们：声调为21。
他：声调为53。 他们：声调为21。
湖南衡山方言的前山话中利用声调区分人称代词的所有格和非所有格，不过现在只局限于后面紧跟的词是亲属称谓：
我：声调为33。 我的：声调为34。
你：声调为33。 你的：声调为34。
他：声调为33。 他的：声调为34。

〔按：具体发音因缺国际音标符号而暂缺，它们的音素相同，唯声调不同。〕

这种屈折方法，音素的音质不变，只改变音节整体的声调来区分词类，属于整合式屈折。于此可看出欧语的拆分式和汉语的整合式特点已经渗透到了细小的角落里。
利用声调屈折来区别词性是古汉语里特有的现象，随着双音词的增多，汉语表达能力日趋精细，通用语言里“声调屈折”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倒是名词加前缀和后缀的现象是近代逐步形成的，这两种趋势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欧语语法的最主要特点是拆分，汉语语法的最主要特点是整合。这一特点将贯穿在整个语法体系的各个层次之中；两种语法的其它特点全都由此生发而出。
为此，我们可以称欧语为“拆分式语法”，汉语为“整合式语法”。

两种语法特点，也就决定了两种思维方式。
△欧语思维对世界的理解的方法论特点也是拆分，对此，物理学最有代表性。
比如，物理学家认为，只要把所有物质不断拆分，逐层分析，最后都可还原为相同的几种简单的最小颗粒，这时我们就可以掌握所有物质了。
于是物理学家“看到了”分子，然后是电子、质子、中子……
△汉语思维则相反，它最大的特点也是整合，中国人认为：万物是相待而起的，所谓“通天下只是一气”，世界只是一气的变化，它们是同一本体之化。比如，易学就认为，世界有共同的原型结构，即：“八卦”以及八卦的阴阳属性与五行作用。
这种“拆分”和“整合”的对立互补，已渗透到了语言文字的每一个层次和角落。
我们以后将逐一分析。

附录：
你请中医和西医看病，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医是“整合”，西医是“拆分”。
西医的分科严密，你是看内科？外科？儿科？神经科？五官科？……还是妇产科？可不能马虎。如果一个小伙子贸然误入妇产科看病，少不得要“请出”。
看病的方法也十分琐细：量体温，数脉搏，听听筒；化验，扫描，透视……往往直到所有数据齐全了，医生这才给你开药。
所开的药也分门别类：这是利尿药，那是退烧药，这是消炎药，那是降压药……这个饭前吃，那个饭后吞，这个临睡服；那个肌肉注射，这个静脉点滴……
中医〔尤其是古时候的中医〕可没那么多的讲究，一个郎中往往兼治百科杂病，简直可以说就一个“郎中科”；无论什么病，三根指头往你手腕上一搭，望闻问切，马上就可以开药单子。
开的药方也是同一种结构——君臣佐使，药检回来是囫囵一大包，一罐熬，一口吞……
中西医都里的人体器官也有这种区别，西医的心肝脾肺肾是指胸腹腔里拆分开来的的单一的器官，而中医里心肝脾肺肾各自是一种整合概念，如肾主要指内部生殖系统泌尿系统的综合态，等等。

欧语思维的拆分方式还表现为各种学科的界限森严，各自的规律截然不同：
首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
社会科学内部也是门第森严：文学、哲学、历史、经济学……
文学里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寓言……
自然科学里的类别更加烦琐：物理、化学、数学、生物……
数学下面还有多层次的门类……

汉语思维里各种学科几乎是浑然一体的，社会自然不分家，文史哲共一体，连几何和代数算术都有相同的计算方法……
汉文学史里，散文戏曲小说里面时常出现韵文，有的还是地地道道的诗歌，韵文还渗透到任何体裁里去，包括官府布告和中医汤头歌诀，以至于有人把中国文学史看成是一部诗史……

西方艺术里也门派分明：歌剧、话剧、芭蕾、杂技……各不干扰。
中国戏曲就大整合：唱念作打，诗歌、歌剧、话剧、舞蹈、美术、杂技、武术集于一身。
……

西方人是一种拆分式思维，它从个体的角度思考一切。
东方人是一种整合式思维，它从总体的角度思考一切。
整合和拆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源自于观察事物的两种不同的感知角度。

第4环 一致性规则和缠绕性规则

语言本来是一个整体系统，欲把这个整体不断井井有条地拆分开来，就必须采用一种一致性语法规则贯穿始终。语言还是一个自指性系统，有许多语言现象是并列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要想把这些矛盾的语言现象整合在一起，就得同时采用许多并列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语法规则相互缠绕、相互补充。
简而言之，欧语语法采用一致性规则，汉语语法采用缠绕性规则。
本节我们仍然先从文字角度，即小见大地考察这两种语法特点。

语言是语义和语音相结合的形式系统。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其记录方式自然会有两种逻辑取向〔庚午7〕，一是偏向记音，一是偏向记义。欧语选取前者，汉语选取后者。
△欧语拼音文字的造字法非常简单，他把语音的最小拼读单位——音素离析出来用固定的字母表示，然后任何语词都一致性地用音素拼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换言之，欧语造字法有一种一致性规则。
△汉字造字法则不同，它一共有六种造字法，它们就是六书——象形法、指事法、会意法、形声法、假借法和转注法[1]。也就是说汉字采用了六大类不同的造字规则，每一类造字规则里同时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变通规则，这许许多多规则相互缠绕着，有时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大家要注意，根据相互矛盾的规则是可以推论出任何结论的。[2]〕
以形声字为例，形旁为义符，表示该字字义大致的类别，声旁为音符，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可形符和义符的选用都没有一定之规，具体所采用的规则五花八门。
先看义符。汉字的义符取用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同是表颜色的合体字“红橙黄绿黑蓝紫”，“红绿紫”取“糹”，橙取“木”，蓝取“艹”，黄取“田”，而黑却是会意字。根据什么来选取是没有一定的法规的。
次看作为音符的声旁。大家都知道，汉语声旁表音准确率不高，例如用“占”作声旁组成的“站踮玷贴拈钻砧沾苫”等九个字就有十一个不同的读音。另外，相同读音的字却有不同的声旁，如现代汉语里读阴平“gong”的形声字“功、共、红、攻、供、肱、恭、蚣、躬、龚、塨、觥”里，其声旁就有“共、公、弓、光、厷”不等。汉字之所以有声旁同而发音不同以及发音同而声旁不同的现象，除了古今语音发生了变化以外，还因为古代造形声字时，有时同音字取用了不同的声旁，有时缺乏同音字，取了发音相近的字作声旁。换言之，古代造字之初，声旁的取用也无一定之规。
再看声旁和形旁的位置，它们也无单一固定的规则。主要就有六种形式：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行下声、下形上声、外形内声、内形外声。
据古今学者研究，形声字的声旁除了表音之外，还可以兼表意义。
宋代王圣美首创“右文说”，他说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右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3][附1]
王圣美之所以能言之凿凿，就在于他在不断更换概念[附2]：“水之小者曰浅”里的“小”是指深度，“金之小者曰钱”里的“小”是指体积；“歹而小者曰残”里的“小”是指程度，“贝之小者曰贱”里的“小”是指价值。而更换概念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改变规则，如果采用欧语式的一致性规则，汉语中的“以声求义”就不能成立了。
再看会意字。会意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意符号以衍生新义的一种造字方法。会意字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表意符号组成的复合体。根据形体构造的方式，会意字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异体会意。这类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意图像组合而成的。又可大致分为三个小类：
1、表示人的行为动作，主要是动词，这种图像组合具有一种鲜明的动态感受，凭视觉便可看出其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如“休”字。
2、表示事物的属性或抽象的观念，对这类字不可拘泥于具体图像，因其意义不在图像本身，而是通过联想去判断词义。如“武”、“仁”。
3、靠被拼合图像的意义和相互搭配的位置表达词义的会意字，这是比较晚起的会意字。 例如“忐忑”。
另一类是同体会意。这类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表意图像组合而成的。如“森”“林”“晶”。
会意字除了有多种会意的组合方式以外，其会意的方法是“体会”，而“体会”是十分灵活多变的，更无一定之规。例如“人+木”除了可以体会成“休息”外，应当还可以体会为“植树”或“摇动”……“手+牛”。除了可以体会为“牧牛”之外，应当还可以理解为“打牛”、“牵牛”、“赶牛”、“猎牛”等义。对这许多可能的会意途径的取舍，是没有任何固定法度可依的，它完全取决于造字者主观心理感悟的取舍。
综上所述，欧语造字，采用一致性规则，而汉字造字采用缠绕性规则，这些众多的规则是多变的，相互之间可能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这是在分析汉字造字规则时要注意的[附3]。
这里虽然考察的是造字法，可上述规律已经一以贯之地渗透到了语法的所有层次之中。

注释：
[1]关于六书。
象形：是照着事物的大致轮廓用线条描绘出来的造字法。如： 日 水 。
指事：遇到有些无形可画的事理 (抽象意思) 时，就用一些象征符号，或用已有的象形字加上别的符，合起来去说明事物的特征。如： 上、刃。
会意：将两个或以上的象形文的意思总合，去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方法。如：将“日”和“月”合起来便是“明”。如“步”字加上“水”旁，便成了徒步过水的“涉”字。
形声：将形符 (表示意义的符号) 和声符 (表示读音的符号) 组合起来形成一字，以表示意义的造字方法。如 “河”、 “江”等都是形声字、其中“ 氵” (水)
是形符， “可”、 “工” 都是声符。形符表示这个字所指事物的类别或与此类别有关；声符则表示这个字的读音 (有些只表示近似的读音)。
假借：语言中有些词有音无字，借用它已有的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 如：“自” 原是 “鼻” 的象形字 (象鼻之形)，假借来记录“自己” 的 “自”。“莫” 原是
“暮” 字的会意字 (日在草莽中，以示太阳下山)，借来表示否定副词“莫”。
转注：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指形似、音近、义同的一组字彼此互相解释。 如：“考”、 “老”两字同在
“老”部，读音相近，意义相通。“考”字的解释是“老”；“老”字的解释是“考”，所以是一对转注字。
[2]罗素曾经指出：只要你给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大前提，我就可以证明出一个女人从烟囱里飞了出去！正因为汉字采用了多种相互缠绕的、有时是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的逻辑思路造字，所以汉字语义学最容易牵强附会。这是特别要引起汉语研究者重视的特点，不理解这一点，会经常误入歧途而不自知。近代在“右文学”发展出来的“以声求义”的文字训诂学派里，其中有一部分解释就是牵强附会的产物。
[3]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

附录：
[附1]
王圣美在这里所说的“金之小者曰钱”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国古代用金属铸币很迟，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提交的《先秦古书中的钱币名称》，通过考察古书中有关钱币（指铸币）的称谓，认为“我国钱币的最古名称大概就是‘钱’。考古发现的商周时代铜贝，主要用为饰物，并非铸币。……后来‘钱’并成为所有钱币的通称”。“钱”字在诗经里已经出现，《诗经·周颂》里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说文》里注“钱”曰：“銚也，古田器，从金，戋声。”钱是古代农具，似今之铁铲。后代借“钱”作“钱币”的“钱”字是假借字。“小”并非古代农具“钱”的明显特征，因此“金之小者曰钱”是说不过去的。王圣美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地牵强附会，是汉语语法中的自指逻辑系统造成的。
另外，《说文》注“戋”曰：“贼也。从二戈。《周书》曰：‘戋戋。’巧言。（徐错说：‘武器多则必然残害人，因此因此该字用二戈表示。’）”可见“戋”的本义是“武器多貌".

自指逻辑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允许相互矛盾的逻辑并存，从而可以拐弯抹角推断出你所需要的任何结论。例如，我们仍然可运用自指逻辑，根据“戋”为“武器多貌”推导出王圣美所需要的任何结论。其推导过程于下：
①“戋”者，二戈也，武器多貌；两戈相向，战争也。
②战争者，“歹”也，两戈相向，必致残也，故“歹戋为残”。
③“金戋”者，以武器争夺金钱也；一切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金钱利益，故“金戋为钱”。
④“贝”者货币也，“贝戋”者，武力谋求货币也；打仗的士兵主要是下民，故“贝戋为贱”。
⑤“水戋”乃士兵持戈涉水貌，过河必涉浅水，故“水戋为浅”。
清儒和近代学者发展了“右文说”，创立了“以声求义”的文字训诂学派。
由于汉字采用了多种造字方法，每一种造字法所造出来的字都是很有限的，单纯把一种造字规无原则外推就肯定出错。可以断定，在所有“以声求义”的文字训诂成果当中，肯定有一部分都是牵强附会的产物，这是因为汉语语法中的悖论逻辑为这些牵强附会提供了便当的武器。如何辨别“以声求义”训诂成果的真伪，是文字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附2]关于更换概念，有一则故事可作参考：
有三个秀才上京科考，遇卜者师徒二人，一秀才上前问三人之功名。卜者不言，只竖一指示之。待秀才去后，徒弟问师父竖指之意。师父曰：无论秀才考得如何，我一定灵验无比。徒弟茫然问其故。师父仍竖一指笑曰：若两人下第，这是“一人独中”；若两人高中，这是“一人独不中”；若三人俱中，这是“一概得中”；若三人皆下第，这是“一概不中”。徒弟闻之，恍然大悟，一笑莞尔！

[附3]近代时有“新说文解字”论述问世，其中牵强附会者更是多于牛毛。我在网上随便搜索，就得到了下面的例子〔薛意梅《说文解字》1999.04.11见：
http://www.chinesewaytogo.org/waytogo/phonetic/newwords/newwords.html〕
①厭：房子破了，太阳月亮进来了，连狗也进来了，真讨厌。
②怎：从心从乍(忽然)，心中忽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③周：用口会意，经脑思考，善用嘴巴，说出话较周密。
④昔：太阳下面或上面有水，勿忘过去洪水泛滥日子。
⑤渴：太阳下把人关在盒子里当然想饮水，张口自然是“喝”了。
⑥聽：除了耳朵当家外，还得+目(眼睛)及一颗心，观察+用心才是真正的“聽”。
⑦盗：上半部即“涎”字， 看到器皿内的好东西流口水，起贪念，就是盗。
⑧伏：人犬会意，狗擅埋伏。
这些所谓会意字，全都是牵强附会。例如释“厭”简直是胡编乱造。还有解释“聽”，把西方数学中的“+”号都搬过来成了古人造汉字的根据，更是天方夜谭。其余大抵如此，大家可以自行分析。
[附4]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哥德尔用数论形式证明了，任何逻辑系统都有破缺，它们必须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完备性之间作选择，熊和鱼永远也不可得兼。
如果选择了逻辑的一致性，必定牺牲完备性，总会有正确的命题被遗漏出去。
如果选择逻辑的完备性，必定缺乏一致性，所以冗余信息大量涌入；而我们单纯依靠逻辑本体是无法判断这些信息的正误的。
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如下：
第一定律、任何一个相容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中，只要它强到足以在其中定义自然数的概念，就可以在其中构造在体系中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证的命题。
第二定律、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第二定律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公理系统可以用来证明它自身的相容性，那么它是不相容的。〕
不完备性的结论影响了数学哲学以及形式化主义（使用形式符号描述原理）中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将第一定理解释为“我们永远不能发现一个万能的公理系统能够证明一切数学真理，而不能证明任何谬误”
从造字法里和后面的论述里可以看出，欧语语法采用一致性逻辑，汉语语法则采用悖论逻辑。
语法与思维的决定关系，注定了两种语言的逻辑特点会反映到思维方式之中去。对此，我们可以从科学和易学的逻辑特点里得到印证。
物理学采用一致性逻辑，悖论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物理学总是在努力消除悖论；每一个旧悖论被消除的时候，物理学就进了一大步；曾经有好几次，物理理论取得了大突破，以至于某些物理学家急不可待宣称：只要再解决一两个小问题，世界就在我掌握之中！可就在物理学家踌躇满志的时候，天边又飘来一两朵乌云——新的悖论又象幽灵一样飘然而至……
就在上世纪，物质分裂到夸克层次的时候，波粒二象性的出现宣告了一致性逻辑可以最终把握宇宙的破产——这表明了自然本体到头来可能就是一种自指系统，悖论将永远存在。
易学采用的是自指性逻辑，它在同一系统里允许相互矛盾的逻辑并存互补。这是一种典型的悖论逻辑。
我们只要观察易学的代表作《周易》对事物的解释，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大家可能看多了用《周易》为科学疑难“揭密”的大块文章，在这些易学家的笔下，根本没有《周易》解释不了的难题。
大家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觉他们总是利用许多套逻辑来解释同一问题的，其中很多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逻辑。常见的逻辑解说途径就有：语义模糊的主卦卦词和爻词，变卦卦词和爻词，卦名，卦序，爻位说，体用说，卦气说、互卦说……在此纵横交错的逻辑网中，自然可以推导出你所需要的任何答案。这些易学家们不明白，易学之所以“永远正确”，并非易学比科学特别高明，是易学的悖论逻辑引进了冗余信息的缘故，“能够解释任何疑难”只是一种假象。
当然，汉语语法和易学还是有途径摆脱自己设下的逻辑两难的，对此我将在后面结合语法分析予以说明。

第5环 客观自然属性和主观心理感悟

欧语语法与汉语语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语语法偏重客观自然属性的辩析，而汉语语法偏重主观心理感悟。显然，这一特点仍然是由整合式语法和拆分式语法派生出来的。
我们仍以造字法为例予以说明[1]。
人耳可分辨的语音非常有限，而人脑可区分的语义可谓无限；语音的区分主要决定于语音的客观自然属性的辩析，语义的辩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言说者的主观心理感悟。这些区别，导致了两种不同的造字法。

△欧语的造字法采用的是拆分法，它根据欧语语音的客观自然属性尽可能精细地拆分成最小的音素〔按，实际上是“音位”〕，每一个音素用一个字〔字母〕表示。例如英语只有26个英文字母，俄语有33个字母。也就是说，英语只有26个字，俄语只有33个字。欧语就是用这为数不多的“字”书写而成。

△汉语造字法运用六书，其中象形法的基础，其余五法都是象形字的再利用。
象形法的主观心理感悟作用是很显然的。所谓“象形”，就是绘制出与事物大致相像的形状，而是否“象似”，心理感悟就特别强烈。比如人的形体并不太像现有的“人”字，倒是更加像现有的“大”字；为何取“人”不取“大”，完全取决于主观心理感悟。从狗的象形字是“犬”来看，肯定是造字之初强调了人是两条腿的缘故，至于人的形体的客观自然属性仅仅处于从属地位了。
由于象形法偏重主观心理感悟，所以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一字多形非常普遍。后代尽管对字形作了整理归并，仍然留下了一字多形的尾巴。例如“水”与“氵”，“火”与“灬”等等。
指事法和会意字的主观心理感悟作用更明显，指事和会意主要构造意义比较抽象的字，所以更加依赖于主观心理感悟的取舍
例如指事法的上字，是“一”上叠加“丶”，这里的“一”可表的意义太广泛了，可以是数目，可以是地面，可以是地平线……如果理解为“地平线”，上面加一点可以理解为“旭”〔太阳初起之处〕，也可以理解为“暮”〔太阳初落之处〕，等等。
至于会意法里主观心理感悟的取舍主导作用，在上面所举的“休”和“牧”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形声字比较接近表音文字，按理应当主要注重语音的客观自然属性的辩析，可是在形声法里仍然弥漫着浓郁的主观心理感悟作用。近代“以声求义”派训诂学就证明了部分汉字的声旁兼有表义作用，这种表义的途径大都采用主观心理感悟起主导作用的会意法[丁卯4]。

正是因为两种语法对于客观自然属性的辩析和主观心理感悟的偏好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思维的自然客观性和心理主观性的区别。这两种倾向在中西医里就特别清楚。西药分析药性，注重药物的分子结构，而中药完全根据“形、色、味”这些心理感悟极浓的因素判断药性。[附1]东西方给事物归类方法的不同，则更加体现了这两种相反倾向[附2]。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两种语法系统决定了两种思维方式。其中，易学的万物类象源于汉字的象形造字法更加明显。对此古人早已有了认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就明确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题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许慎的说法只不过倒因为果罢了。按照常理推断，语言的产生应当在文字之前，文字的产生也应当在易学理论成熟之前。应当是汉语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是汉语语法以及文字造字规律导致了易学理论的形成。
在后面的分析里大家将看到，“象形法”在汉语的词法里，尤其是句法里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关于字”、“词”、“词素”的定义。
“字”是最小又自由的文字单位，它是文字体系中的基本单位。
“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
“词”是语言中的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实体单位。
在汉语里，每一个“汉字”就算“一个字”，而欧语里。每一个“字母”就算“一个字”。这里的“字”是建立在视觉空间的基础上的，它不考虑它的服务对象——语音和语义。
词和词素都要考虑语音和语义的，二者的区别在于能不能独立运用。
在欧语里，一个词往往由多个语素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它自然会由多个字组成。例如俄语里的动词“读”的未完成体“чтать”就有两个语素，实素“чта”和虚素“ть”；前者为词根，表达“读”的指称意义，后者为后缀，表达动词的语法意义。“чтать”由五个字组成。
在汉语里，除了连绵词〔如“逶迤”〕和外来词〔如“布拉吉”〕之外，绝大多数一个词就是一个语素，同时也是一个字。

第6环 对称性

对称性是奠定西方科学和东方易学理论的基石。东西方对于对称的理解和运用有很大不同，而这种差异实际上源于两种语法结构里的两种不同对称方式。在汉语里是整体性对称，在欧语里是分裂性对称。
我们首先可以从欧语诗歌和汉语诗歌对于音乐性中的对称手法中，观察两种不同的对称手法。
欧语诗歌和汉语诗歌都利用自身语音的特点，运用对称规律来加强诗歌的音乐性，只是手征性不同。
西洋诗无论句法也好，篇法也好，都是应用“平移对称法”来处理诗歌的语音。
英俄语以轻重音为主要语言特征，故英诗俄诗为轻重律。例如英诗就有l两大类四小类节奏律：
〔一〕轻重律〔asscending or rising meters〕。
１、一轻一重律〔iambic or iambus〕;
２、二轻一重律〔anapest〕
〔二〕重轻律〔descending or falling meters〕
１、一重一轻律〔trochee〕;
２、二重一轻律〔dactyl〕
古希腊于拉丁诗都偏重于长短，为长短律，同样可以分成“长短律”和“短长律”。
所谓“轻重律”、“长短律”，在句法里是把诗句处理成若干音步，把同一音步的“轻重”“长短”格局反复平移递推，从而形成鲜明的节拍感。在篇法里也是把同一句的节拍格句反复平移递推。
英诗“一轻一重”的“淹博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