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香为什么喜欢完治:他给了我快乐——林洙讲述与梁思成的婚姻(图)

梁思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1953年我调到清华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 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丈夫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

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

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1962年梁思成与林洙结婚

一封求婚信

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

“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有些资料您看过了就送给资料室。”他听了哈哈一笑说：

“可以，可以，你真是个好资料员。”

我们临走时他又叮问我一句:

“林洙，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一吧!”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

“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

“什么‘三要’、‘三不要’?”

“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

“为什么?”

“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知音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开始从书架上的《文艺月刊》、《收获》等刊物中的短文谈起，我们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和林先生交谈都是她说我听，现在却相反，往往是我说梁先生听，他很少打断我的谈话，总是专心地、静静地听。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眼下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

一天，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政治原因只是近因。"我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要能真诚相待，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做到真诚，互相之间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谅解与体贴。”

梁公不住地点头说：

“是的，是的。”

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

一纸“申请书”

一天，梁公拿出一本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给我看。这是林先生去世后他整理的，一个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抄录了林徽因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的作品。我读着林徽因美丽的诗句，看着梁公那一行行漂亮的字，感到这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最后一句是："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那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荣幸，和梁公一起欣赏林徽因的诗。同时也感到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在我心中升起，它迅速地膨胀着。

第二天，我刚进门，梁公就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静寂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

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无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送你走后，怎样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18日晨2时

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同时我又似乎并不十分惊讶，觉得也很自然。在我看信的时候，梁公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我一看完信，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并低声地说，"好了，完了，你放心，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神色直视着我。我只是迷迷糊糊的，耳边响着他的话："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梁公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我只是哭，一下扑到他的怀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永远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与徘徊，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我们也没有海滨湖畔的浪漫嬉游。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永远铭记在心中的美景来回味。我们仅仅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终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了。

然而这一决定却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他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往往是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了，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婚后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他给我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得到的。

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

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

"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

无可推卸的责任

思成永远是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快乐。他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即使没有小故事，平时说话也那么诙谐有趣。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眉(我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

"当然知道。"

"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

"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四十四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四十五公斤，一个四十七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是个大坏蛋!"

"眉，你知道你的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我含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唉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他的左腿略短，我知道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出生时是个畸形儿，两条腿撇开，两个脚尖相对，还不一样长。我生在日本，父亲请了一位日本的外科大夫给我治病。他建议把我的两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以后我的腿果然治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脚板还是斜的，不像正常人是平的。"

婚后一段时间，我渐渐看出思成不喜欢我的大孩子哲，他疼爱小女儿彤。他对两个孩子在感情上的差异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哲儿从小多病，他能否活下来我曾一度失去信心。由于体质病弱使他不能正常地学习，并失去很多与同龄儿童一起活动的机会，这就养成他比较内向的性格。由于经常缺课，学习成绩自然较差，但他自己常做点小玩意，动手能力略强。

思成的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气门嘴与国产车不同，所以打气筒不用带夹子的气嘴。一天哲把打气筒给装上了一个夹子，正碰上思成要去开会，车子没气，气筒又被哲改装了，怎样也打不进气去。他一脑门的气冲我发作出来，我没吱声，但整个晚上我们失去了原有的亲密气氛。寒假时彤儿带着全5分的成绩册回来，哲的记分册出现了一个2分两个3分。思成很不高兴地批评他，哲一声不吭，把思成的一杯水喝得精光就走了。思成同样冲我发了火，又是一个无言的夜晚。

第二天思成到城里去开人代会，一周内不回来。他留下一张条子："我不能不坦白地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沉默，你知道我的工作多么繁忙，需要休息，需要安宁。不能总为一点小事对你左哄右哄，千求万求。对哲我已经越来越失望，越难以忍受他的缺点。也许我应当帮助他改正。但一切均受到我的精力和神经的限制，恕我不能奉陪了。"

这封信使我又委屈，又伤心，我哭了。我想起社会上多少再婚的夫妇，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与继子女的关系，终究不得不离异，难道我与思成也逃不出这个命运?对孩子我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许需要我做出重大的牺牲，当然也会包括最珍贵的爱情。但是思成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冷静地考虑后认为思成有正确的一面，尽管这是个很难处理好的关系，但是我要努力。

当天晚上他打回电话，我知道他有点后悔早上留下的便条，我告诉他，我会把我的想法写给他。第二天我托张光斗先生给他带去一封信，谈了我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1965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午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1971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她亲爱的爹爹。

(摘自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