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电影男孩:先红后黑的张国焘

说到中共早期风云人物，不能不表张国焘，不能因其前善掩其后恶，也不能因其后恶而掩其前善。

一、张国焘简历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极多，如： 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 阿莫索夫等。生于1897年11月14日，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人。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走上反叛者道路。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工人讲演，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0年10月，参加领导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是中共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中旬，张国焘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报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以汪精卫为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

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指导发动南昌起义。

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后参加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为红色割据作出重大贡献。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主持开展“肃反”。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 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因病去世。

二、红色时期的张国焘

客观地讲，张国焘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1、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当即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5月3日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月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这次会议一个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 “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 （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5月6日，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 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部长。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月12日，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据《北京大学日刊》载： 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讲“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讲“真正民气”；罗运磷讲“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

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月18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

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军阀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张国焘等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在工人罢工的相应下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2、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先在上海后到浙江嘉定南湖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告成立。会议参加者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中共一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而一力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共一大主席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若干年后，周恩来曾对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在中共一大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党的三人核心领导。他们是：陈独秀（书记）、李达（宣传）和，张国焘（组织）。 据史凭心而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名分，当之无愧者有张国焘。

3、张国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代表人之一

张国焘在此期间曾经赴苏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几次做为共产党的代表与孙中山洽谈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与陈独秀的全盘照办不同，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拥护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领导，甘做国民党的小伙计。”提出不同意见。不赞成放弃共产党独立地位，不赞成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以后的历史业已证明他的不同意见是是正确的。可在当时，他却屡屡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亭、米夫以及中共中央的批评，并第一次被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因为他胆敢对共产国际（实际就是斯大林）的正确领导持异议。

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共武装斗争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诞生。由于后来张国焘背叛革命的原因，加上其不赞成冒然起义，中共党史不提张国焘在南昌起义中的关键作用。

1931年，张国焘返回中国。 张国焘是中共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受命担任中央军分会主席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和陈昌浩一起由顾顺章护送到武汉转车去根据地上任。顾在与他们二人分手之后即不慎被捕叛变。张国焘二人途中提前下车换道，让两头围捕的国民党军警扑空，无意中逃过一劫。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即出了 233 个解放军将领的著名将军之乡现红安县）建立了红四方面军。他慧眼识英，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中共史书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发展最辉煌的这个时期几乎不提是不正确的。与中央根据地相同，鄂豫皖根据地也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与中央根据地不同的是，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堡垒战术的包围下，张国焘指挥着红四方面军不与敌人正面硬拼，而是保存力量，跳到外线机动作战。其结果也截然不同。当三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尚有兵强马壮的五万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红军只剩不足万人。

三、灰色和黑色的张国焘

1、肃反

近些年主流媒体喧嚷批评肃反的文献很多，大肆渲染鄂豫皖的所谓“滥杀”事件。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指示的“肃反”“抓AB团”在各个根据地都有执行。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以及贺龙、夏曦在湘鄂西的都有肃反，在笔者看来肃反是正确的，有扩大化是技节问题。张国焘在鄂豫皖的肃反可以说是灰色的。

2、长征中的“密电”加害中央

1935年长征期间，就在红军主力合师一股这样的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所谓关于密电－－据中共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麽证据何在呢？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 毛泽东对此不得不信和防范，率领一、三军团连夜离去。以后毛泽东常赞叶“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当上了元帅。

此事是有“谜”和疑点的，因为除叶一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连经手电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后来张国焘到了陕北，此恶行如有即当清算，可没人提及，可见证据不足。

3、另立中央

张国焘的黑色事迹之一是另立中央。其客观背景是四方面军第二天发现中央不知去向，发电联络又不见回答。随即召开的高干联席会议，会上群情激忿，包括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属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干部都纷纷指责中央这样做太不象话，是分裂行为，没资格再领导，会议结果推选了张国焘、朱德等人组成了新临时中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调解下，中央做了检讨，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暂时压下了矛盾，重又合兵一处，继续长征。不论如何，张国焘的老资格和野心是存在的，同意另立中央是一大黑色。

4、南下逃跑

张国焘的另一灰色是南下逃跑。对此可作分析。当时的局面是整个中共及其红军都在进行战略转移，领袖们在大军四面围堵的恶劣环境下对行进方向有不同意见极为正常。其实当时共产国际也是提了三个方案：一是向西去新疆，尔后退入苏联境内；二是向北去内蒙，伺机经外蒙（当时尚未独立）退入苏联境内；第三是向南在川北一带寻机建立和发展新的根据地，在中国国内坚持斗争。张国焘为什麽不愿向西向北而是要坚持南下，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有自大和不承认中央权威的成份。

5、出走脱党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中共中央驻扎于延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根据地改名叫陕甘宁边区。此时的张国焘已无任何实权，只担任一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虚职。张国焘是痛苦不堪，继尔放弃信仰，出走脱党，变成了黑色。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张国焘就这样永远脱离了他一手创建的党，再没回头。 张国焘出走之后，毛泽东将国焘的妻子杨子烈（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6、投靠国民党

16日，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拉着张国焘上车。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不久，张国焘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宣布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从此，张备受冷落。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开始办公后，处处被掣肘，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时，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7、丧生异国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张国焘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四、简评

张国焘一生，值得后人借鉴。

借鉴之一，背叛信仰决无好下场。假如其虚心认错，为党工作，尚大有可为，一成叛徒，必为人所不耻。

借鉴之二，要正确认识自己。

张国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了。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意气用事。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势穷转而投敌最不智，是张国焘人生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

从历史角度讲，文化革命后至今，有许多人背叛了共产党宗旨，张国焘的下场应引起他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