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牛栏怎么辨别真假:朱德女婿讲述岳父突然染病早逝真相

2011年02月08日 16:51:40 　来源： 新浪网


【字号大中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本文摘自 《真情见证》 郭战平 著 凤凰出版社 2009年5月
采访时间 2001年9月
采访地点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朱敏家中
采访对象 刘铮（时年73岁）朱敏的丈夫
采访记者 赵曦
“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
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2001年秋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处宿舍区，山东电视台摄制组敲开了朱敏一家的门，迎接我们的是朱敏的丈夫刘铮。
74岁的朱敏坐在轮椅上，她身患“帕金森综合症”，行走和讲话都很困难。刘铮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来，并送给我们一本朱敏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
朱德一生有一双儿女。儿子朱琦部队转业后，按照朱德“学有一技之长”的要求，当了一名火车司机，1974年先于父亲去世。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外语教师。
“那是1926年的莫斯科，在父母的期盼中我出生了。因为40岁才有了自己的女儿，爹爹给我起名叫四旬。我出生的那一年是中国革命战争风暴再起的时候，虽然爹爹非常喜欢襁褓中的我，但是我幼小的生命自然无法使爹爹放慢投奔革命的脚步。一个月后，爹爹毅然结束在欧洲的学习生涯，抛下我，回到中国参加北伐战争。
这一别，就是14年。
当我再见到爹爹时，他已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延安的窑洞里，爹爹正在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0年12月前后，我和他共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幸福时光。
一天，爹爹在油灯下对我说：‘战争结束以后，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过去屈辱的历史要重新改写。用什么改写，就要用文化知识，用强大祖国来改写。’爹爹要我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就这样，三天后我们又分别了。我还记得临别前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爹爹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纳粹集中营：不堪回首的记忆
1940年底，在与爹爹朱德相聚短短两个月后，朱敏又一次远别爹爹，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和平环境中仅仅生活了6个月的朱敏成了“卐”旗下的一名小囚徒。两年后，她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在被押往德国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她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伤痕。
记者：朱敏阿姨在集中营里的那段生活我想一定是她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关于纳粹集中营，我们在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里都看过，很多场景说起来都令人发指。这段经历她跟您谈过吗？
刘铮：这段经历她认为是很痛心的，她不愿意讲，当我们一点一点问到她，她才开始说。在苏联时因为她身体差一些，当时儿童院还是为了照顾她，派她到南方去参加儿童夏令营，还有一些孩子，其中也包括张闻天的孩子，其他国家的也很多，但是这些孩子都比较小。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那边气候比较暖和。那时恰好是战争时期。
记者：当时她多大岁数？
刘铮：1941年，她15岁，那年她在白俄罗斯的夏令营疗养院被捕，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前被运到德国集中营。
记者：德国纳粹知道她是朱德的女儿吗？
刘铮：不知道。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记者：有本回忆录上说，她和其他很多被捕的人一起装进闷罐车被运到德国，足足走了一个星期，都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直到看见自己的影子，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接下来那段集中营的生活，她自己是怎么描述的？
刘铮：她认为那是最痛苦的一段。在集中营里头有个牌子，上边写的是“东方人”，就是从东方抓来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把她们都作为小的，刚开始的时候她是在厨房里，她是给做饭的打下手，洗菜啊、刷锅什么，就干这些事，在集中营的厨房给俘虏们做饭，后来大一点的就让他们到厂里去打下手。吃不饱，让她们到地里去刨土豆，找吃的、找粮食，或者是给人家主家当个帮手，赚一点吃的，就那样维持。
记者：刚才您提到她被捕前之所以到那个夏令营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在纳粹集中营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是怎么挺过那段艰难日子的？
刘铮：因为营养也不行，本身身体就弱，恰好在这时候，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引起哮喘，另外甲状腺发炎，当时肿大得很厉害，化脓，德国人那时候根本不会给她们看病，哪有什么医生管她？后来她已经疼得不得了，甲状腺肿大化脓，那个大白包已经起得很大了，那时候发高烧发得人也就快完了。后来因为她发烧昏死过去，一些难友把她抬到狱医那里，那狱医连麻药都没用，就给她开了一刀。没有别的任何治疗，她也没有药，但估计可能红药水还擦了擦，就是消毒的。她说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刀，好就好，不好就完了。就给她开了一刀，把这脓挤掉了，挤出脓以后给她包了一下。幸好她的命也比较大，总之活下来了，伤口慢慢地愈合了，到现在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块疤瘌。
记者：那她现在身体不好是不是跟那时候有直接的关系啊？
刘铮：有很大关系，她在集中营里受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后来看到她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在出国之前的照片，她的腿还是比较长的。到以后她的腿就一直没有再长长了，1942年夏，她已经16岁，却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1945年底离开集中营的时候，她的身高竟然一厘米也没有长，本来她个子应该挺高的。
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朱敏勇敢、机智、冷静地越过了一个个险情，顽强坚信着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1945年，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被囚禁了4年之久的朱敏终于脱离绝境。
在朱敏家珍藏着一枚纽扣大小的列宁像章，那是朱敏冒着生命危险在集中营里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为了表彰朱敏成功地严守特殊身世，创造了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奇迹，苏联政府为她颁发了一枚反法西斯纪念章。两枚纪念章涵盖了朱敏不同寻常的少年时代。
“1949年10月1日，爹爹跟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从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
1949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我考入了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生活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在一次使馆举办的舞会上，我认识了翻译刘铮，我和这个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了。
在苏联这片异国土地上，我们的浪漫爱情绽放出火热的色彩。”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和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
1952年，一个消息传到朱德的耳朵里：在苏联，朱敏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翻译相爱了。
很多人都曾劝阻这件门第悬殊的婚事，并请示朱老总。朱德和天下的父亲一样，既高兴又怀着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夫人康克清访苏之际，让她去问问情况。
记者：我通过一些书籍也了解了一下您，您祖籍河北，是我们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建国后跟随王稼祥大使到莫斯科参加组建驻苏大使馆，后来就在大使馆工作。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跟朱敏认识的？
记者：你们在朱老总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刘铮：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记者：后来朱阿姨是不是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
刘铮：是，因为当时呢，老人家也讲过，你们在哪里工作还应该搬到哪里，这样你们能够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
记者：那个房子怎么样，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
刘铮：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啊，困难还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老人家本来活100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朱德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朱老总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啊什么的，所以您与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刘铮：对。因为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待过一段时间，对礼节上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精通的。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
记者：后来您还给他提过建议？
刘铮：我也不是给老人家建议，是给主管秘书，我说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
记者：哦，因为他的日程是秘书安排的。后来老总知道后是什么态度？
刘铮：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但是秘书受到了老人家的批评。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不愿怠慢客人。
记者：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1976年老总去世跟他这个习惯有直接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铮：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是不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劝他，假如他去得晚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刘铮：但是都晚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头老是一个疙瘩，老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起这件事来都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否则的话，根据老人家的身体，活100多岁没问题。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幕上变成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哗地涌出了眼眶……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遗产
朱德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不到两万元存款。朱德早就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
朱德去世后，遵照遗嘱，康克清又补上一点钱凑成两万，替朱德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朱德生前多次对子女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记者：您跟朱老总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朱老总是不是对您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刘铮：老人家一直说你们一定要跟普通人一样，孩子们小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坐车，他都跟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坐个三轮就不错了——那时候三轮车接送他们——我有车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你们不要想别的，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的学生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有的孩子在老人家身边住着，他清晨很早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块挖野菜去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藤椅，从延安时期一直带着，都比较破了，有的地方都散了，他用布包一包，还是坐那个藤椅，在办公室他也用。
记者：可以说，朱老总最后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让后人受用终生的。
刘铮：对。我们认为老人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按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为群众服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而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你在你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做不好，别的想法根本不行，根本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站在爹爹朱德和康克清妈妈的遗像前，刘铮像在报告一份永远写不完的答卷。他一次次地告慰老人家：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他们走向部队，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都在努力地工作，真诚地奉献……
星期天是朱敏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病弱的朱敏常常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儿孙的亲吻却使她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从小到大这个特殊的家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殊的感觉，但他们却深爱着这个家，深爱着他们的爷爷朱德。
后记：2009年4月13日，朱敏因病在北京去世。

?朱德参观第一套国产电视 手拿折扇无官架
?朱德喜爱《游击队歌》 抄歌词随身带有空就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