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痒起来:朱德女婿刘铮披露76年岳父突然染病早逝真相

核心提示：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文摘自《真情见证》  作者：郭战平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采访地点北京新街口外大街朱敏家中，采访对象刘铮（时年73岁）朱敏的丈夫，采访记者赵曦

“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

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2001年秋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处宿舍区，山东电视台摄制组敲开了朱敏一家的门，迎接我们的是朱敏的丈夫刘铮。

74岁的朱敏坐在轮椅上，她身患“帕金森综合症”，行走和讲话都很困难。刘铮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来，并送给我们一本朱敏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

朱德一生有一双儿女。儿子朱琦部队转业后，按照朱德“学有一技之长”的要求，当了一名火车司机，1974年先于父亲去世。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外语教师。

“那是1926年的莫斯科，在父母的期盼中我出生了。因为40岁才有了自己的女儿，爹爹给我起名叫四旬。我出生的那一年是中国革命战争风暴再起的时候，虽然爹爹非常喜欢襁褓中的我，但是我幼小的生命自然无法使爹爹放慢投奔革命的脚步。一个月后，爹爹毅然结束在欧洲的学习生涯，抛下我，回到中国参加北伐战争。

这一别，就是14年。

当我再见到爹爹时，他已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延安的窑洞里，爹爹正在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0年12月前后，我和他共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幸福时光。

一天，爹爹在油灯下对我说：‘战争结束以后，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过去屈辱的历史要重新改写。用什么改写，就要用文化知识，用强大祖国来改写。’爹爹要我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就这样，三天后我们又分别了。我还记得临别前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爹爹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纳粹集中营：不堪回首的记忆

1940年底，在与爹爹朱德相聚短短两个月后，朱敏又一次远别爹爹，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和平环境中仅仅生活了6个月的朱敏成了“卐”旗下的一名小囚徒。两年后，她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在被押往德国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她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幼小的心灵被刻下一道道伤痕。

记者：朱敏阿姨在集中营里的那段生活我想一定是她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关于纳粹集中营，我们在很多影视和文学作品里都看过，很多场景说起来都令人发指。这段经历她跟您谈过吗？

刘铮：这段经历她认为是很痛心的，她不愿意讲，当我们一点一点问到她，她才开始说。在苏联时因为她身体差一些，当时儿童院还是为了照顾她，派她到南方去参加儿童夏令营，还有一些孩子，其中也包括张闻天的孩子，其他国家的也很多，但是这些孩子都比较小。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那边气候比较暖和。那时恰好是战争时期。

记者：当时她多大岁数？

记者：德国纳粹知道她是朱德的女儿吗？

刘铮：不知道。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记者：有本回忆录上说，她和其他很多被捕的人一起装进闷罐车被运到德国，足足走了一个星期，都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直到看见自己的影子，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接下来那段集中营的生活，她自己是怎么描述的？

刘铮：她认为那是最痛苦的一段。在集中营里头有个牌子，上边写的是“东方人”，就是从东方抓来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把她们都作为小的，刚开始的时候她是在厨房里，她是给做饭的打下手，洗菜啊、刷锅什么，就干这些事，在集中营的厨房给俘虏们做饭，后来大一点的就让他们到厂里去打下手。吃不饱，让她们到地里去刨土豆，找吃的、找粮食，或者是给人家主家当个帮手，赚一点吃的，就那样维持。

记者：刚才您提到她被捕前之所以到那个夏令营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在纳粹集中营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是怎么挺过那段艰难日子的？

刘铮：因为营养也不行，本身身体就弱，恰好在这时候，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引起哮喘，另外甲状腺发炎，当时肿大得很厉害，化脓，德国人那时候根本不会给她们看病，哪有什么医生管她？后来她已经疼得不得了，甲状腺肿大化脓，那个大白包已经起得很大了，那时候发高烧发得人也就快完了。后来因为她发烧昏死过去，一些难友把她抬到狱医那里，那狱医连麻药都没用，就给她开了一刀。没有别的任何治疗，她也没有药，但估计可能红药水还擦了擦，就是消毒的。她说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刀，好就好，不好就完了。就给她开了一刀，把这脓挤掉了，挤出脓以后给她包了一下。幸好她的命也比较大，总之活下来了，伤口慢慢地愈合了，到现在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块疤瘌。

记者：那她现在身体不好是不是跟那时候有直接的关系啊？

刘铮：有很大关系，她在集中营里受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后来看到她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在出国之前的照片，她的腿还是比较长的。到以后她的腿就一直没有再长长了，1942年夏，她已经16岁，却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弱小，1945年底离开集中营的时候，她的身高竟然一厘米也没有长，本来她个子应该挺高的。

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朱敏勇敢、机智、冷静地越过了一个个险情，顽强坚信着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1945年，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被囚禁了4年之久的朱敏终于脱离绝境。

在朱敏家珍藏着一枚纽扣大小的列宁像章，那是朱敏冒着生命危险在集中营里保存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为了表彰朱敏成功地严守特殊身世，创造了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奇迹，苏联政府为她颁发了一枚反法西斯纪念章。两枚纪念章涵盖了朱敏不同寻常的少年时代。

“1949年10月1日，爹爹跟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从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这一天实现了。

1949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我考入了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生活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在一次使馆举办的舞会上，我认识了翻译刘铮，我和这个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了。

在苏联这片异国土地上，我们的浪漫爱情绽放出火热的色彩。”——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和普通人家的儿子相爱

1952年，一个消息传到朱德的耳朵里：在苏联，朱敏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翻译相爱了。

很多人都曾劝阻这件门第悬殊的婚事，并请示朱老总。朱德和天下的父亲一样，既高兴又怀着不太放心的担忧，趁夫人康克清访苏之际，让她去问问情况。

记者：我通过一些书籍也了解了一下您，您祖籍河北，是我们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建国后跟随王稼祥大使到莫斯科参加组建驻苏大使馆，后来就在大使馆工作。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跟朱敏认识的？

刘铮：我们是在苏联相识的，当时我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外交工作人员。因为在我们建国之前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已经在那里学习了，过去主要是烈士或者是部队领导的子女啊，因为战争的原因无法照顾，当时有一点机会的话，送到苏联去学习，也包括朱敏。我们在使馆工作的时候，他们礼拜六到使馆来参加使馆的活动，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见面。我跟朱敏认识呢，也是在使馆参加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参加招待会，有时是纪念活动，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也请他们来，有的时候礼拜六组织舞会。跳舞的时候我和她顺便聊一聊，谈一谈她的学习情况，谈一谈我们的生活情况。以前他们没地方去，没有自己的使馆，我们的使馆成立后，他们每个礼拜六一般都到使馆来。

记者：当时您知道她是朱老总的女儿吗？

刘铮：当时我并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但是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干部子女，经过一段时间吧，也就逐渐知道她是谁了。

记者：那时对这些干部子女有什么印象？

刘铮：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都和普通的学生一样。他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歧视，并不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就看不起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见到我们使馆工作人员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因为他们都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

记者：当时到您那儿参加活动的人非常多，肯定是男孩女孩都不少，为什么您和朱敏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以至后来成为伴侣了呢？

刘铮：这里头也有一些原因。主要是在接触过程中我感觉朱敏比较朴实，非常朴素，而且她没有给我任何一点高干子弟的感觉。当然我也知道她是总司令的女儿，但是我没有感觉她跟普通的学生有什么差别，她自己本身就没有那种我是高干子女的表现，很容易接近，很容易交谈，我们相处也非常和谐。当然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但她愿意跟我谈。

记者：那您觉得朱敏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地方？

刘铮：我想来想去大约是两点，刚才说过，第一点她没有架子，这一点很突出。第二点，就是谈到她们毕业以后回去都是从事很重要的工作，她学的是教育专业，“你对当老师还是喜欢了？”我从侧面问。她说：“是，这是爹爹嘱咐的，因为我在集中营受折磨以后，我感觉青少年受教育非常重要，否则就完全耽误了一代，对国家建设没有好处，所以爹爹也同意我，鼓励我在教育方面，好好地学习，将来做一个培养人的人。”在事业方面我看她还是比较执著的，没有更多的幻想或者想法，不想什么高官厚禄啊或者什么的。当时觉得在很多方面彼此可以平等相待吧，这是我们两个人能够进一步发展关系很重要的一条。我想就是这两点，我们就逐渐地增加接触。她也愿意跟我接触，我也愿意跟她接触，这方面都是相互的。

记者：想到要跟一个总司令的女儿结婚，您心里曾经担心过吗？据说当时使馆的很多同事都提醒您，说你们的差距太大，她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女儿，而您是一个普通的外事工作人员，将来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刘铮：我们没有这个担心，她很执著，我也对她一心一意，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是参加革命，当时那种过多的想法没有，好像谈不上担心，或者想将来是不是在她身上能够得到好处，当时确实在这方面想得很少，只是感觉是自由恋爱了，很平等。就是说在我的一生里，能够跟这样的爱人结识啊，我感觉很满足。但是使馆呢，有的人确实有这个考虑。旁人提醒，有的是跟我说，也有的是跟她说。

记者：据说您有一次还因为这个故意冷淡了一点跟朱敏的关系。

刘铮：对，他们就讲到你们的情况相差太大。我问朱敏：你怎么考虑？后来我才知道也有人跟她说，说你这个情况确实要考虑，相差得太……

记者：据说当时还有几个军官或者高干的子女来追求她。

刘铮：这个也是事实。她跟我讲她已经考虑好了，后来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用别人的名义约她，看看她愿意不愿意跟人家认识。用的是一个高干子女的名义，结果她就坚决地没有出来，如果那时候她要出来赴约的话，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那么结果呢，她就没有，后来我就找到她，跟她提起这个事情来，我只说有个事，别人约你，你是不是去了？她跟我痛哭了一番，也没有做什么解释，说你不要跟我去讲这些，因为我就认准你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发展得越来越深入。

漂泊在异国，在浑然不觉中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轻地吟唱，朱敏和刘铮一定会走到一起。就像两只孤雁在神力召唤下，飞越一片又一片广袤的草原，多少年来，整个一生的时间，他们一直都在互相朝对方走去。

1952年，康克清率团赴莫斯科访问，见到了刘铮。她对朱敏说：“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替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

后来朱敏和刘铮把他们的婚期告诉朱德和康克清，朱德夫妇致信表示同意，并祝贺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1953年，我要毕业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

爹爹知道我有了身孕，就来信要我一毕业就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说我的单位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第一次见岳丈

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会客室。朱德正在专心读报，看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他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

记者：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见朱老总的情景？

刘铮：第一次见朱老总是我从苏联回国以后，我在那里工作4年以后回国。

记者：第一次见老丈人，而且他是那样的身份，您心里紧张不紧张？

刘铮：当时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老人家不是那么严肃啊，他笑眯眯的，我也不觉得紧张。老人家高兴地说，你过来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讲得很简单，一个是听从组织安排，那时候都是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安排；再一个就是把家里头安排好。他问，你们住在哪儿？以后你们家安在哪儿？当时我一下愣了，按理来讲呢，朱敏住在哪儿我就住在哪儿。突然这么问我一句，我就发愣了，也只能说听组织安排了，怎么安排怎么做。他说，噢，对，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吧，你们还没安排好呢，刚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另外还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你们两个都一样，不要以为住在这儿就比别人高一等，工作，别人怎么做，你们怎么做。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老人家是很和蔼可亲的。

记者：你们在朱老总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刘铮：住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到我那个大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记者：后来朱阿姨是不是在北师大分到一间很小的屋子？

刘铮：是，因为当时呢，老人家也讲过，你们在哪里工作还应该搬到哪里，这样你们能够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要靠自己。

记者：那个房子怎么样，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

刘铮：那个家很简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来又给了一个两间一套的，一个单间，一个卧室，当时没有什么重要的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是木板床，单独一个立柜，然后就是炊具啊什么的。那时候就是感觉不错啊，困难还不少，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跟我们，老人家就说你们现在还很难把孩子带起来，孩子留在我这儿，我给你们管，你们不要牵挂，你们好好做你们的事。

“我始终牢记爹爹对我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老人家本来活100岁没问题

戎马一生的朱德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他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但没想到，这个习惯最终带来的后果竟成为后人的终生遗憾。

记者：您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朱老总经常去会见外国元首啊什么的，所以您与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刘铮：对。因为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待过一段时间，对礼节上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精通的。老人家参加活动比较多，一般都很准时，提前出发，提前到。我当时考虑，外交活动准时就行，但是有的时候通过我们组织安排老人家跟外国元首会见，老人家去得太早，起码提前半小时，没有必要，时间都浪费了。

记者：后来您还给他提过建议？

刘铮：我也不是给老人家建议，是给主管秘书，我说提前几分钟到就没问题了，去得那么早，在那儿待着没事，也很尴尬。

记者：哦，因为他的日程是秘书安排的。后来老总知道后是什么态度？

刘铮：他的主管秘书就采纳了我的建议。结果就有一次，老人家也并没迟到，可是外宾呢去得比较早，差不多提前十几分钟外宾就到了，结果老人家走在后边，那次老人家回去以后就发脾气，但是没有跟我发脾气，他不知道是我出的主意，结果跟秘书发脾气，不过秘书也没有说是我出的馊主意。但是秘书受到了老人家的批评。老人家做事情非常周到，宁可委屈自己，不愿怠慢客人。

记者：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1976年老总去世跟他这个习惯有直接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铮：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老人大概提前40多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大会堂空调温度都是非常低的，那一次一下子感冒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因为感冒引起肺炎、哮喘，老人家也有糖尿病，长时间的糖尿病，20多年了，后来饮食也不行，到最后是尿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去世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记者：您是不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劝他，假如他去得晚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刘铮：但是都晚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头老是一个疙瘩，老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起这件事来都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否则的话，根据老人家的身体，活100多岁没问题。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幕上变成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哗地涌出了眼眶……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遗产

朱德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节衣缩食，在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用几近苛刻的方式积攒了不到两万元存款。朱德早就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

朱德去世后，遵照遗嘱，康克清又补上一点钱凑成两万，替朱德交上了最后一次党费。

朱德生前多次对子女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记者：您跟朱老总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朱老总是不是对您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刘铮：老人家一直说你们一定要跟普通人一样，孩子们小时候，老人家有时候坐车，他都跟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坐个三轮就不错了——那时候三轮车接送他们——我有车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你们不要想别的，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的学生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有的孩子在老人家身边住着，他清晨很早就带着孩子们出去，一块挖野菜去了，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藤椅，从延安时期一直带着，都比较破了，有的地方都散了，他用布包一包，还是坐那个藤椅，在办公室他也用。

记者：可以说，朱老总最后也没给你们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让后人受用终生的。

刘铮：对。我们认为老人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按一个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个普通人为群众服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尽力而为。所以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你在你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在工作上做不好，别的想法根本不行，根本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站在爹爹朱德和康克清妈妈的遗像前，刘铮像在报告一份永远写不完的答卷。他一次次地告慰老人家：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他们走向部队，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他们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都在努力地工作，真诚地奉献……

星期天是朱敏家团聚的日子，虽然病弱的朱敏常常只能坐在轮椅上，但是儿孙的亲吻却使她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从小到大这个特殊的家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殊的感觉，但他们却深爱着这个家，深爱着他们的爷爷朱德。

后记：2009年4月13日，朱敏因病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