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升官记 笔趣阁:20090929生命的力量(16):《大学》的力量模型 - 弱者，道之用 - 李国旺 - ...

《大学》开篇中提出的力量模型是：

因此，我们发现，《大学》认为，世间的力量模型具备三纲七证与八目这样的力量体系：

一、“三纲”的现代意义：

第一纲是：明明德。“大学之道”的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也是体用关系中的“体”，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大体相当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及规律表现出来的现象总和。因此，“明明德”是由道体的外用，是从道体出发的心理和身体力行的行为，也是一切自然现象所蕴酿规律反应，也就是说，“明明德就是当事者自觉发扬内在道德精神的力量，明白通晓宇宙之道在发扬光大过程中的“理”（规律），因为德者，道之用，德即是内在的客观的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表现。但是，要掌握客观规律，就得“世事洞明”，只有世事洞明，才能融会贯通宇宙自然与人间社会的发展规律，实现内圣之道。

第二纲是：亲民。明明德即“内圣”的目的是在于“亲民”，即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自觉而觉他。按当代人的说法，“亲民”是为国家、为社会、为选民服务，毛泽东主席用一句话概括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要真正亲民、立民、利民、觉民，首要的功夫是“明明德”，即既明白能晓自然规律，又明白洞明世事者，才会提高执政能力，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求，权为民所用”，才会成为老百姓心中的“青天”。如果借用比拟“研究员”，就是研究者做到了学问的极致而行走天下为投资者解惑为投资者财富管理服务，在服务他人中成长自己。

第三纲是：止于至善。无论是明明德还是亲民，都有是当事者行善所止者，也即《金刚经》中的核心问题：心何所“安”，心所何“住”？因为只有通彻宇宙人生的真理并全心全意服务民众者，其功德才为圆满，也即其善莫大焉。因为一个人发财，只是小财，只有民众都发财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大学之“道”的理，这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理念相通。因此，反过来看，止善的标准有两个，即明明德和亲民，只有这两个标准都达到了，才是真正觉悟道之理者。如果光有明明德而没有行动，即知之为知之，但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而致良知去服务民众、国家或社会，没有进行亲民活动，就无法达到阳明心学的道德合一的境界，因为有良知而无良能，不仅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是浪费了天地间培养一个人的“机会成本”。

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主体，止善的标准也不一样，《大学》对此做了不同的止善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做国家、厂商、社区领导者（人君），发以仁爱作为其是否止善的标准；国家干部、厂商中的管理者以及社会工作者，其最高的善是以其是否达到其“职业道德”的标准要求，敬者，敬业，敬业以按职业道德要求做好本职工作为标准。作为家庭中的孩子，对于的善的最高标准，是以其能否对父母尽孝心为标准。如果按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可能都无法达到止善的标准，因为当代的孩子，多数不是在为父母尽孝，而是父母在为孩子“尽孝”，因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难以以孝进行道德考量的社会。当然，如果我们将“孝”的概念扩大，比如对客户、对同仁中的长辈尊敬的话，新时代实际上也是孝道盛行的。当代对于家长来讲，相对于孩子，要有心培养孩子。现代社会，孩子是独立的公民，只不过代理国家进行扶养和家教，无论如何养育孩子，有一点是不能没有的，即家长要用心对待孩子，切实关心和帮助孩子的身体、心理、品德、常识的成长与进步，使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有觉悟有才能的人才。当然，无论是个体、厂商、家庭、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诚信是最高的价值与品牌。如果照微笑曲线的说法，“品牌”是复杂劳动的体现，能够获得高附加值。

但是，无论什么主体，民为本，民为天是不变的，也是最高的道理，“大畏民志”，即最大的善，是为最广大民众做好服务，满足最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寻找出不同民众的共同需求，找出民众需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蓝海战略的主要思想。

南怀瑾先生曾经借用佛教的语言对上述“三纲”进行论述：“明明德是自觉，亲民是觉他，止于至善便是觉行圆满而得道成圣”，即“三纲”是自利利他的完美的生命力量体系，三点成圆，满足了人生内圣外王的所有运行轨迹的发展需要。

二、实现“三纲”的“七证”（七步）功夫

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即所有事物在空间上看都存在本质与现象、表面与内在的关系，从时间上看，都存在先后次序的关系，如果明了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关系，如果明白事物的古今变化次序，则这能够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近道）了，《大学》提出的个体七步修养功夫，如果借用武侠小说的讲法，实质上为当事者实现“明德、亲民、止善”之三纲提供了“内功心法”。“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即知、止、定、静、安、虑、得的七步功夫，需要仔细口味，才能心手自如掌握。

1、“知止”之“知”的解析。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知”字是“知道”的“知”，如心理学上的知觉到科学上的知识，从情商学上的知己到知心，到心理学上和精神学上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借用了这个“知”字。“知”不是良“能”。“知”是由一个能知的“识”生起的第一步的外在作用，因此，如果借用精神学与宗教学的理论，知不过是阿赖雅识的外在作用与表现，它不仅是脑神经上信息刺激时的生物电流对突触的作用，每个人天生自性本来有个“能知”之性的作用存在。这个能知的本体，按阳明心学讲法是良知，按老子的讲法是“道”，按佛家的讲法是“佛性”，其本性清静、清净。但是在红尘中，由于功名利禄对当事人的诱惑，人们内在的聪明智虑，由于心识被习气功名所污染，就容易堕落。因此，“知止”之知，根据上述对“三纲”的推论，我们认为是对内圣外王的知与止。内圣包括智慧学问与道德修养，即明明德；外王包括世事洞明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与利用，无论是内在的道德学问的修养还是亲民而践行，都需要根据时间、地点、环境条件为转移，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即当事者的所作所为，都要适度、适时并合乎对象的真正需要，只有这样“外王”才能达到中庸的完美境界。如果推论到金融服务业，也即服务客户，首先是当事者内在有学问并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同时，又会根据合适的客户在恰当的时候提供合适的服务。

2、“知止”之“止”的解析。由于知止之“知”是内在的精神的第一反射于外物的作用，“知止”之“止”，其止于何时与何地，就得看主人观点、观念、价值取向了。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基本的道理是行情的趋势与人心的观感相对应，人心的观感有时是合乎客观现实的，即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国家的政策及其它投资者的心思是对应的，有时却可能与外在的客观的存在出现时空的差异，因为作用于市场的不仅有业绩增长，还有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国际资本和居民资本的作用，因此，只有当事者先知“道”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规律群体的共同作用方向或者时空关系，才能够“止”、安、住于合适的客观对象。南怀瑾认为，所谓“知止”的“内明”之学，是要每一个人，先来明白知道自己的心理心态，自己的心思和情绪。如果当事者能够将心思情绪，清清静静、平平安安地时常摆在一个清明、清静、安祥的境界中，就能够达到圣人之道。圣人之道，首先要征服自己，不想征服天下，而是顺应天下大势，顺着浩浩荡荡的潮流而行。只有将自己顺应潮流，才不会逆流而行，将主体的自己与客体的外在的潮流进行协调与共振，才能降伏自己的心思而反归平静，才能渐渐达到“知止”而进入“明德”的境地。如果我们借用“力量模型”中的理论来说明的话，即投资者不仅在研究与投资过程中，不仅要结合当下时空环境保持对宏观、产业、行业、公司的清醒认识，还要在保持内心宁静的状态下，充分了解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国际资本、居民资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力。因为在资本与金融市场，行情的发展不仅是实力的硬力量的对比的结果，还有情绪、意志、观点、判断等软实力的对比结果，因为在四方力量博弈中，由于软实力往往能够带动硬实力的布局与进退，故而讲故事的软实力曾经成为投资银行界的本事，我们也因此理解监管机构对于公开进行“大嘴巴”式讲故事者进行严格管理。

3、“知止而后有定”之定的解析。人们要把纷扰的心思“止”下来，就必须有严格的规范，界定行为，截断众流，因此需要借用佛学中的“戒、定、慧”之戒，戒者类如中国上古礼学，不仅是心理行为起点，也是立身处世的规范，和整体道德相关。在规范的戒律约束下，如何让我们纷乱的心静止而后安定呢？唐玄奘法师用了三步来说明。一是“有寻有伺”。譬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等在那里，即初步用“有寻有伺”的心态去捕捉自己此心的一番清净增地。慢慢纯熟了，便到达第二步的“无寻唯伺”的心境。也就是已经不用太费心力，自然可以到达了。第三步达到“无寻无伺”的地步，才能使意识清明，心如明镜的境界。因为只有一步步来，知而止，还需要相关的法规来规定当事者的行为、思想、语言等，才能在认识客的自然观规律与社会规范中不迷失方向，中规中距地止于自然社会交集处。在力量模型的产业升级新理论中，我们提出了产业升级需要符合五个原则或者标准，这些标准既有自然资源秉赋，也有社会资源秉赋如政策、管理、市场等。因为一个产业能否发展，不仅国家政策、厂商管理、技术进步问题，也是自然资源是否允许，特别是市场是否存在极大需求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正处于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剧烈变化期，如果将人工自然与人工社会进行类比，G8代表了人类城市的标准，南方国家就代表了世界农村。经过二战后持续6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交错与磨合，当代世界已经无法进行明显的阴阳对比，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因为，无论G8同意与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G8已经无力进行包办，需要新兴国家的协助与参与，因此，G20的产生，逐步替代G8的功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G20的领袖们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与时俱进地将解决世界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定于G20，而不是象对付伊拉克时“定于一”即由美国说了算。

4、“定而后能静”的“静”的解析。上海的“静安”寺名称是否与《大学》相关，这要让人再去考证，估计由于儒道佛合流后，佛家借用儒家学说起的寺名。“宁静”致远是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来的修养功夫，这当然与当代的叫宁静的演员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习惯于忙碌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一旦宁静无事下来，反而觉得无比的寂寞。有位资本市场的弄潮儿，身价已经过了百亿，但每天起早摸黑地看报告、跑调研，结果眼睛视力急剧下降。幸运的是他天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身体素质尚好。一时他参加了在法门寺的早课活动，在僧人的唱经中静立一小时，其内在气场由于其静止而生动，出现了下意识的身体摇晃情况，感觉静极生动的妙处，知道原来静也是锻炼的一种方法而且不会外在环境所约束，随时随地只要安心即可进行静心训练。

当然要做到诸葛亮的宁静致远，先要条件是“淡泊明志”，甘于淡泊，享受淡泊，才是“宁静致远”的人生修养意境。但是否真正有一个静止的静境界呢？“守静”、“主敬”、“存诚”是否就是中华文明的杠杆呢？中华文化中的万经之首《易经》就是强调在运动中争取主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万物都是运行不息的，君子效法天地之道，也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运动中争取主动，因为宇宙万物在运动，时间、空间、环境也不断地在运动和发展中，抱残守缺，就会被动。所谓的静，只是缓慢的动，或可说是太过快速的动，由于超过了我们主观的“知觉”，所以在感觉上叫它是静。正如超过我们听觉器官的频率我们不知道一样，超过其它主观感知的运动，我们也会主观地认为其是静止的。因此，我们说的静止，不过是对思维运动进行观照的一种比拟。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这不是很明显可知，所谓的静，是一种生生不已，绵绵不绝，极大快速而却像缓慢的动作而已。如果在客观世界上不存在一个静止的“物体”，对客观世界静止的感觉仅仅是一种人类感知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古代圣贤强调的守静功夫，主要是指在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上，在形而上的道体功能上进行守静。世界是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如果我们将规律视同“道”，则其在演化过程中反而是不变的，是静止的，运动只不过是道（规律）的外在表现，也是规律的一种平台化表演。

同样，人的情绪、思想、意念是在不断变化，是处于运动之中，如果发挥良知，观察这种运动，将思虑守于这种运动，这个过程思想、意念反而因为观察明照意念的运动而守静了。知止制心一处，渐渐将流动的心识引入规范的观想渠道以后，止水澄波，清风徐来，微波不兴，达到了“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如果静到了与外界隔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八风吹不动，到达没有内境外在的不同，天人合一，圆融自然了，当然无论世事如何纷扰，当事者都能够安且静心于自己的空灵世界。

5、“静而后能安”安的解析。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说，安静，不要吵，不要闹，即讲究先安再静，而不是先静后安。《大学》在此讲究心性修养的“内圣”的实践经验，以及“外王”在历史经验的总结，由静才能安。因为，心乱则身不安，社会动乱则国不能安。“稳定压倒一切”，有时候不仅是政治口号，也是现实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讲，静心才能安，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思想倾向，瑜伽学派、现代印度哲学家奥修先生也大力提倡要静心。心思不能静的原因，无非是功名利禄对人心的诱惑。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 ...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逐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千乘之王还是平头百姓，追求利益无所厚非，因为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利益存在，就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不过逐利要取之有道，真如陈毅元帅说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到处伸手，心就会动摇不定，人心就无所安。所有的贪赃枉法者，都是手伸得过长。

如何安心？宋儒讲究“存天理、灭人欲”，为的是当事者能够安心过日子，能够吃得香睡得香。因此，“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不要人欲，鼓吹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求人的欲望要符合天理，即合乎天理的欲望仍然是合理的“天理”，如果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超过人类情感、道德、法规的范围的欲望，就是道所要规范、限制、禁止的人欲。比如搞得全球经济危机的次贷危机，其本身从供求双方来看，他们追求的欲望是人欲横流，完全违背了天理。从供给方看，投资银行从产品开发、销售、激励机制上，都从倾向于多卖出他们创设的“产品”，当然这种产品的价值只存在于他们向客户推广的“说明书”上，也只存在于对应其高薪与高额奖励上。为了多多益善地卖出金融衍生品，他们违背基本的商业道德，为根本无力供贷的劳工阶层制造出可以贷款的条件。相反，对于劳工阶层来讲，面对可以几年白住的别墅，禁不住投资银行的哄骗而进行按揭贷款，即使这种贷款的成本在三四年后会几何级数上升。经过四年左右的累织，2007年开始，次贷危机如病毒般地开始扩散，最终将全球经济拖入到危机的深渊，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由G8控制与管理的时代。

如何安心？佛祖在论述大乘精神的《金刚经》中面对舍利子的提问，进行了反复论述，提出无相、离相、实相的概念，从而通过缘起性空的论述，建立起去除负面业力而建立正面善行的“思想建设”工程。禅宗二祖神光，至诚恳切求安心，甚至砍下了自己的臂膀。达摩大师逼问他：“你要求什么?”神光：“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将心来与汝安。”神光：“觅心了不可得。”达摩：“与汝安心竟”，神光因此大悟，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如何安心？老子的说法是“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如果忘记自我，放弃对自我的执着，站立于身外看自身，就会明白，我们所谓的身体，不过是道的外在展现而已。老子进而论述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由于“身体”的存在，由于身体需要吃穿住用行学等，就涉及到利益的获得、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实现等问题。“有求皆苦”，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为了五斗米的需要，当事者“宠辱若惊”，但如果当事者胸怀天下，而不是一己之利，考虑的是天下苍生的利益，天下苍生就可以将满足自身的希望寄托于圣者。

6、“安而后能虑”之虑的解析。虑的本义是“精密思考”，洁净精微地进行思辩的意思。这与现代通常说的“忧虑、顾虑、考虑、思虑”等不同，属于通过思考而明白宇宙人生真相或实相的学问。但要形成洁净精微的精密思考，需要当事者先安住虚妄的心思。如果思绪纷乱，心情不定，心气烦躁，就无法进行安心静虑。

美国的罗奇格西在其《当和尚遇到钻石》一书中，提倡通过圆圈日活动，将自己安置于绝对安静的环境，要么进行净心静心思索，要么进行古圣贤名著的学习，从而调动意识深层的能量，激发出商业创意，从而实现从宁静中安顿生活，实现人生创新的目标。

王阳明先生在龙场时，放下世间的一切纷扰，一味安心于其良知境界，从而大彻大悟，创造出至今还无人可以超越的“心学”，从而将儒学从书斋重新引入到生活与事业中，中华文明在明代出现了大复兴的曙光。他的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将〈大学〉的精义与佛学的空性有机结合，从而突破了程朱理学借用了瑜伽学说而不承认的道学倾向。

释迦牟尼成佛过程，特别是他在菩提树下立誓后静坐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与身、心与思、心与物、心于天融而为一，心物两忘，宇宙天地、人生解脱瞬间出现了明明的真理，从而悟道而得道。

7、“虑而后能得”之得是什么？如果“知”与“止”主要戒的范围，“定”“静”“安”重点是讲究人生入定的境界，虑而后得之得，就可以理解为开慧与悟道，即真正悟出大学之道。

佛陀在证得真理时，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因是，“欲望消灭净尽，苦难也会根除”，无欲则刚，为此释迦牟尼提出了走向真理力量的四方模型即“苦集灭道”四圣谛，由四圣谛引出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从而解决生老病死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受阴之苦。这八种苦难的根源，就是人欲的存在，因此，通过发扬光大天理，无所要求、无所执着、无所安住，即可消灭苦难的源头。因此，我们发现，被宋儒自喻为独立创造的理学，无非是对佛学的再创造，但并没有超脱佛学的理论。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得知，所谓大学之道，在于明白在宇宙人生中明了人生之苦的来源、成因，获得解脱的方法，帮助百姓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因此，亲民有如施舍自己的身体、财物、智慧、能力，从而将内在的道德发扬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行为，这又是阳明先生提倡的要良知与良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分析《大学》八目中的亲民的学问与修养：

“格物”与“知至”是一对，指的是“知识力量”: 

重点在于人在当下对于物质世界的正确认知。只有将人类与自然关系搞清楚，人才能在宇宙格局中做出真正的自我定位，不再做出“与天斗”“与地斗”的思想，而是发挥“天人合一”，圆融世界，并与世界宇宙“同呼吸共命运”的智慧。因此，只有人明知自己是宇宙的组分而不是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时候，当俯仰天地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不再发出自大的狂想，才会正确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相融性，无论是与无情众生还是动物界，都是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者。只有思想到如此境界，我们才能发扬出新的与自然和谐、与自然友好的经济学：经济学不仅是最少消耗而最大收益的学问，更是尽量在与自然友好基础上远离自然而又亲近自然的学问。自然所以自然者，不需要人类去保护，因为人类一旦产生“保护自然”的妄想，就会主观美好的基础上做出伤害自然的动作。

在这里，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环保经济学、古代圣贤与现代新能源经济学进行了“现场”对话。因此，“格物”，就是让当下的人们客观地认识自然规律，认识到自然之“道理”是人力无法改变的，面对自然力量，人类只能服从与顺从之。只有当人类认识到顺从自然是最好地利用自然时，自然的力量就会自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也即自然的力量成为了人类生命质量提醒的推动力，固如此，人类从此不再是自然物的奴隶，而是与自然进行理论、心灵交流的好朋友,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

“意诚”与“心正”是一对，指的是“精神力量”，我们试以解析如下：

意诚为内在精神放射于自然、家庭、社会关系时，无不“慎独”，无不与人言说，因此,诚意者,就是不自欺欺人,因为内在心灵界包融自然、家庭和社会，内在的精神与意识,无不外在表露，相由心生，诚于中者形于外。“富润屋、德润身”，君子诚其意者，正如“比天空更宽阔的是男子汉的胸怀”一样，由于物我两忘，其意识已经处于天人合一状态，对自己、对社会、对自然无不真诚。由于主观精神与客观存在已经融会贯通，其心亦正而贞。因此，意识真诚，为中庸，为中和，为中正，因为中正而贞吉，无往不利。

在这里，我们看到内在精神高尚与外在的利益博弈的正当关系，即当当事者以中正无私之诚实心意去行动时，其结果将为“和气生财”，之所以和气生财，在于“君子发财，取之于道”。因此，中国历史上有儒商之一说，即商如义而行即为儒，儒取利行义即为商。商量商量，从商者要量力而行，这个力，既有内在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也有外在的物质力量。如果联系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为首先的商人同时违背了从商的基本标准即道德与物质标准。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为了其奖励最大化，一是放大杠杆进行投机动作，二是开发根本没有物质保障的“衍生品”，三是引诱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劳工阶层购买次级贷款。这样，美国精明的投资银行家就躲避了有关商业银行的有关“约束机制”。同时，美联储放纵投资银行以暴利为目标将风险转让给国家、社会的做法，变相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帮凶。

按照“正心”和“诚意”的标准，违背标准者，必然会受到标准的惩罚。美国被迫放弃以G8为杠杆统治世界的图式，代以有新兴国家参与的G20的平台。新兴国家之所以获得“管理”世界的席位，这与新兴国家多以诚实的劳动获得经济增长相关。G20的横空出世，这不仅是金融危机下美国相对力量衰退的标志，也是美国精英阶层违背“正心”和“诚意”为标志的“职业道德”负面力量反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联合协调管理平台也是对如中国这样以诚实劳动以劳动为荣以节约为荣的国家美德的奖励。

“身修”与“家齐”是一对，指的是“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

“家齐”主要指居民的消费力量、储蓄力量及投资力量，我们可以概括其为居民资本的力量（如果将消费看做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国治”包括政策力量，包括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政策制定等，主要指国家资本力量的动作制度与动作规范；

“天下平”：包括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国际军事同盟、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协调等，主要为国际资本的力量动作制度、规范与形式等，如最新的G20与G8的关系。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已经建立了以人的道德、精神、情感为基础的行为处世的力量模型，这是一种既然讲究生产效率，也是讲究情感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力量。由于古代中国生产力发展不足、分工体系不完善，完整的力量模型在后世却由于一些小儒无法理解先哲的大格局而走向“修身”的道德文章，从而与西方文化分离形成重义与重利两个极端。

中国的复兴不仅是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经济的繁荣、也是传统文明的全面复兴，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既要强调中华文明中的道德情操论，又要强化西方文明中有关市场效率论，形成内在道德力量与外在物质力量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