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大船团逆天啊:一起从未报道过的重大事件

一起从未报道过的重大事件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然而就在同一年，有一个比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更大的中毒事件发生在山东省文登县院西村，却从来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大约在1960年六月麦收之后，经过一年多的灾荒之苦的村民都热盼盼地等待着麦收后的食堂第一次用新面粉蒸的馒头。有些晚辈不理解：自己想吃自己做呗，等食堂干啥！他们不了解农村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风、浮夸风刮得相当厉害。什么生产集体化、生活公共化、行动军事化、思想统一化搞得轰轰烈烈，容不得谁说半个不字，否则就会插上白旗，被打成右倾。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农村大队办公共食堂成为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标志，因此各地的基层领导也为了争功评好，就不遗余力地办起了公共食堂。院西村的干部遵照上级的意图，强迫社员们把家中的所有粮食都要交到大队食堂，折算成饭票，有隐瞒不交者，查出后要批斗罚款。同时以支援大炼钢铁为名，命令各家各户把铁锅和其他铁器都砸破送交大队，自食堂开业之日起，不允许任何社员再自己开伙起灶，都要凭票到食堂领取。这一折腾，小农生产者听信“共产主义要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宣传，都惦记自己交的粮食数，不能少吃而亏本，因此挥霍浪费颇多，造成大队和社员个人都不存余粮的局面。此外由于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的影响，造成1958年丰产不丰收的结果，大量的的农作物都烂在地里，大家都在等待过上现成的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提前做好抢收抢种和备粮备荒的准备，致使当重大自然灾害降临之时无法应对。院西村的这一食堂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那一年，春作物像地瓜玉米正处于间苗修锄之际，秋作物如秋地瓜秋玉米及大豆正要准备秋种之时，社员们虽然又忙又饿，但想到中午就要吃上又白又起伏的大馒头，就禁不住地流口水，也忘记了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期盼着饱餐一顿。

离开中午饭的时间还早着呢，大队食堂前已排满了长长的队伍。不过成年人只有几个妇女，大多数是孩子，他们拐着篮子准备盛馒头，提着罐子准备领稀饭，个个兴高采烈，有的还一遍一遍地数数自己排队的次序，争取早早领上馒头得到家长的接应和奖赏。

终于铃声响了，开饭的时间到了。事务长刘友站在食堂门前的台阶上招呼大家：“哎，大家排好队，不要拥挤，按次序来，人人有份，都能买上，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一定照办，下面开始开饭了！”

全村一百多户人家600多人，大概有一个小时还没有卖完。这么长的时间，使前面先领的回家吃完了，后面领饭还未到家。不想，前头先吃了饭的社员有几个到食堂对事务长说：“友子，怎么今天这个馒头吃了肚里感到很不舒服，是不是烂麦子做的？”“不可能，烂麦子哪能这么白？”在这说话期间，一个社员还未说话就嗷了一声吐了一地。旁边的社员还在笑他：“看，他吃苍蝇了！”不料想紧接着又有几个人也在他的诱引下也哇哇地吐开了。此时，原大队书记当时是联村营长的王桂到场发现这个情况后当机立断停止开饭，这一停止，使全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免遭中毒之苦。到下午一点左右，全村吃过馒头的人都或轻或重地有反应，都站立街头呕吐眩晕。大队领导及时向上汇报，先发动没有中毒的社员去烧绿豆水，然后调动院东完小的师生挨家挨户搜救病人，全部集中到院西小学大院灌药，等待大医院的医生。可别说，阶级斗争时代，全国上下一盘棋，人人脑子里都绷紧了一根弦，办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闻风而动，不敢怠慢。院西村300多人中毒事件，从村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县里，从县里到省里，不知经过多少环节，在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的情况下，到当天下午4点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村子里的打谷场上就摆满了汽车。一批一批的医生护士络绎不绝地奔来，他们有文登中心医院的，有青岛山大医院的，后来还有来自济南的专家大夫，据说他们都乘坐飞机在文登大水泊机场降落，然后坐汽车赶到这里。就象战地救护一般，医生们紧急行动，立即把全村农户当成临时病房进行抢救。多谢胶东地区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不需要像山西为救61个阶级兄弟需要空运药品。院西村的中毒病人，也是注射的当时紧缺的二硫基丙醇，这么多人需要，你想得多大的量啊！我人民政府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措施，免费给大家治疗。这期间，肯定有象《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描述的， “千里救急”的县委扩大会议、医务人员的会诊、各级领导的上下求援、各方面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等先进事迹。只不过是没人报道、鲜为人知罢了。但是笔者当时就是中毒者之一，在治病期间，亲眼看到邻近几个村发扬大协作的精神，主动帮助院西村秋收秋种，使全村不误农时季节，完成当年的农活。各学校也优待中毒的学生，半年不准参加体力劳动，受到特殊照顾。

我们还说当时抢救病人的情况。到当天下午七点左右，有九个孩子因中毒较深，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这九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学生已是十六七的大姑娘，皆因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优先多吃而使毒液早渗于五脏之内。其余七个孩子都是六七岁，也是等不得全家开饭的时间，饿得先行一步。因为当时备荒，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很多家庭需要糠菜充饥，所以大多数家庭吃馒头之前先吃菜团子喝稀饭，然后才品尝新馒头。也由此使这些社员因为有了垫底，再加上抢救及时，大都转危为安。当天死的孩子，医生马上进行了解剖，再一次确认是砒霜中毒，即砷石，老百姓叫它是土锌。

那么，农药怎么能进入馒头里呢？在医疗队进村的同时，大批的公安人员也相继进村进行调查探访。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了解，最后定性是食堂工作失误中毒，案犯是两任事务长：丛寒和刘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在这次馒头事件之前，村里对有关行业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食堂管理员正好处在交接之中。前任管理员丛寒由于要下台，工作消极，情绪低落，稀里糊涂地把半袋农药丢在大食堂的锅后烟道上，也未向新任管理员交待。谁知刘友接任后，误以为锅后烟道上放的粉状东西肯定是面碱，就吩咐炊事员把它和在面里，结果铸成大错。若不是刘友自己及全家也多吃中毒，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工作失误。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丛寒和刘友，法院最后判丛寒服刑7年，刘友服刑1年。

院西村300多人中毒，惊动了各级领导，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人力物力来抢救病员，其规模和范围，声势和措施一点也不亚于山西61个民工中毒事件，那么又为什么无声无息没有报道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报了还可能上上下下都要追究责任，难以自圆其说，自找没趣，还是低调处理为上。再加上破案时间较长，待真相大白后，抢救时的崇高行为和精神就被打了折扣，重新报道的热情也被冷却了许多。第二、这不是阶级敌人有意放毒，上不到阶级斗争这个大纲上去，当时的宣传报道也不感兴趣。因为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正如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中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它合乎当时的形势需要，所以成为典型。而院西村300人中毒似乎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地方，所以就不了了之。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不好深究其因，因为当时上级已经在争论是否马上取消农村食堂的问题，而下面很多人顶着不撤，你说食堂好，若不是因为吃食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中毒呢？而食堂在当时又是难以否定的共产主义事物，若是报道了这个事件，对当时党的政策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显然，这个事件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双刃剑，稍不谨慎，报道公开就是出力不讨好的事。现在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作为当事人亲临其境，对记忆中的一知半解写出来，供后辈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注：文章中的名字不是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