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勖怎么读:揭开古运河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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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古运河神秘面纱
纵横江河、兼包淮海的浩荡水龙，凝聚着中华民族，铮铮历史足音回荡在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上。贯通南北的古运河曾令多少学者为之惊叹，今天在安徽淮北出土的隋唐大运河故道和宋代码头遗址获“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让人们得以窥见水路交通在数百年前鼎盛的封建王朝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一、千年古船重见天日 
1999年春，安徽泗（县）永（城）公路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工程改造，该公路是沿古运河河道（史称隋堤）建筑的，省文物部门承担了工程建设的文物抢救保护工作。经过实地考察和走访当地群众，文物工作人员了解到在工程穿越的柳孜集境内，出土了大器古代陶瓷文物和木制沉船及石建筑遗迹，并找到一合古碑，碑刻“柳江口码头”文字。经过研究确认，柳孜是大运河故道上的一处重要遗址。为保护这处珍贵的历史遗迹，文物部门决定进行抢救性重点考古发掘，并立即着手规划发掘和文物保护方案。 5月4日，考古发掘队进驻工地，开始揭开隋唐运河的历史面纱。发掘区定在运河故道的南侧，在东、西两边各选一个点布方。经过lO余天的紧张工作，将l号探方近500平方米的表±清除后，石构建筑遗迹逐渐表露出来，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经过日以继夜地不停发掘，当挖至5．5米深时，一座较完整清晰的石码头展现在人们眼前。整座码头长14.3米，宽9米，、高5．5米，沿运河南岸东西走向顺河而建，临水面石壁陡直，便手货物装卸。经过详细观察后发现，码头建筑用材不一,且石料大小也不一样，间或发现有汉代画像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分析，码头年代初步认定是北宋时期。 然而，还有更令人兴奋雀跃的。就在1号探方码头四周较深的土层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了2艘保存较好的古代沉船，其它的则已遭到严重碳化和损坏。其中有一艘由整棵圆木雕凿而成的巨型独木舟，长10余米，宽1米多，保存完好。 兴奋点一个接一个，就在沉船下面，人们发掘出大批精美文物，彩色陶器和瓷器等，专家们在掩埋沉船的文化层中还找到了大量陶瓷器物和“天元通宝”钱币等，据此推断这些古船应为唐代船。在1号发掘点工作的间隙，考古队开始了遗址西部的2号发掘点的工作，发掘出一批古陶瓷文物和1艘保存较好的木船。 二、蜿蜓在中华大地上的‘水龙’ 古木船曾运行其上的古运河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呢?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一目了然。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以开凿人工运河作为内陆交通运输干线、补充陆道及自然水道不足的设想是人类交通史上的一大进步。 运河的历史在中国可谓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方国政权就已开始重视利用水上交通了，当时的人想方设法要将自己国内的自然水道都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交通网，以便于用兵和物资供应。今传世的《禹贡》就记载了这个交通网的轮廓及相关的轶事。历史上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前613--591年)，孙叔敖曾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地”。此后，诸侯国竞相开凿运河，这些人工河道的开通，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各种文化的频繁交流，融合会通，为日后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经济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时黄河的漕运像纽带一样将东部地区与西部的政治中心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黄河中下游这个中心地区成为秦汉两代强盛的基础。 自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之后，经过400余年的政权割据和政治动荡，到了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出现，但此时的情形与秦汉大为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经济中心的南移。由于长期的战乱纷扰，中国北方的生产力受到很大影响，古代中国经济中心位于北方的局面不复存在。而此时南方农业生产急剧发展，成为全国的谷仓，南方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因此虽然全国军事、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但隋唐之后历代王朝都把南方作为巩固政权的关键，宋代留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语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面临这种形势便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将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有效地联系起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呢?最好方法就是开凿沟通南北的运河。 全国性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当说始自隋代。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决定开凿纵贯南北的4条运河：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这年，皇甫仪发河南、淮北民工百余万人开通济渠，3月开工，8月完工，流经商丘、永城、柳孜、宿州、泗县、古泗州人滩。这条运河在唐代叫广济渠，又名汴河，是根据旧有河道开浚而成的，虽如此，但隋代的汴河在雍丘附近却向东南流至泗外，入淮河，大大缩短了南北水路交通干线，成为贯通黄河与淮河、长江水系的重要通道，是大运河连接东南西北的骨干河道。 唐代前期，社会较为安定，黄河流域不断得到开发利用，供给都城长安的漕运物资尚能满足需要，国家并不过于依赖长江下游各地，‘江淮以南地区还未发挥主要作用。安禄山叛军事起，声势浩大，唐政权江运几乎无法西行，极大打击了中央政府。、平定安史之乱后，国内藩镇跋扈，中央政府与那些不遵号令的藩镇竞争这条运输动脉。那时，汴河上游的汴帅I(今开封)、下游的宿县和淮水上的涡口，以至汉水上的襄樊、邓县等都异常重要，因为这几个地方都可控扼运道，中央政府的安危系于其中。783年，汴州终于为地方反叛势力攻破，江淮漕运一时断绝，当时的长安城顿时人心慌慌，唯恐仓廪匮乏。此后危机虽暂告缓和，但唐王朝一直因漕路的通否而惴惴不安。 唐灭亡后，凭借汴州崛起的后梁开国君主朱温见长安渐趋萧条，便将国都建在濒临汴河的汴州，正是考虑到政权的兴衰与水路交通息息相关。石晋王朝定都汴州可以说受到运河水运的的诱惑，王朝迁都诏书中十分强调了汴州的运输便利。宋代仍旧建都开封，其实开封本不是一个良好的建都所在。但此时内陆多条运河都以开封为中心向外辐射，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因些把开封作为国都正是考虑到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合为一体。此外，还考虑了屯驻京师周边的几十万禁军，加之国都众多的人口，物资消耗可想而知。当时也有许多人论及迁都洛阳之事，范仲淹就认为洛阳地势险固，而开封易攻难防，定国定邦的大计应居洛阳为善，但政府太需要因运河来加强国力了，最终也未采纳此类建议。 宋既然以运河为经济依托，对于运河的改善自然是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当时的运道以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为主干，其中汴河依隋唐之旧，而汴河的运输量又远在其他三河之上，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但唐末以降，社会不安，运河大多湮塞，汴河也常常发生问题。它的水源是由黄河分流出来，所挟泥沙很多，运河的沉淀淤积不可避免。若要使汴河水量保持在稳定状况，就得经常疏浚。宋朝规定，每年疏浚一次，后又规定三五年疏浚一次，随着国力衰退及内忧外患等因素，运河疏浚工作渐趋懈怠，再后竟有二十年还未疏浚过一次的情况。至北宋后期，因长期淤积，有的地方的河床比附近的城市还高，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十余米。针对这种情况，曾有人提议要么对河道进行一次彻底清淤，要么改变漕运河道，开凿新运河或修整旧道重新启用，但都未能实现。幸而宋室南渡时，黄河还未完全侵入汴河，没有酿成大祸。 北方金人势南下后，形成了宋、金对峙的形势，运河也就分成两个系统各自发展起来，而汴河却很快淤塞了。两国修好后，双方使臣虽仍从汴河故道往来，但此时运河早已断流。从南宋至今，历代也未将其重新恢复起来，经历隋唐北宋三代辛苦经营的的汴河就这样废弃了。由于通济渠历史上曾多次淤塞改道，加之黄河频繁泛滥，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由于古汴河的存在，因此文献中关于通济渠的走同及流经地点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隔千年的考古发掘，才让我们得见占运河的真容。 三、柳孜小镇的辉煌岁月 此次考古发现,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有一座当时十分有名的运河港口---柳子镇(后改称柳孜).绵延数百里的运河,柳子作为其中转货运码头所在地逐渐蓬勃兴旺起来.镇北临河码头下樯桅林立,商船云集.码头两岸,堤坝高筑,岸柳成行,绿影婆娑，故名柳子镇。至宋代，，柳子镇内瓦舍稠密，市井纵横，烟柳画桥，凤帘翠幕，．商贾涌动，游人结队,大有《清明上河图》之繁盛景象。《宿州志》载，1032年时，柳孜镇中有水井百眼，99座香火庙宇，可见当年的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繁华集镇。据史料记载，从唐宋到清就有3次争夺柳子镇的大规模战争，可见柳子镇在当时淮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尽管柳子镇的历史已深寂于飘渺的历史中，尽管当年的运河和码头被尘沙所掩埋，昔日辉煌早已不在，但现茬居住柳孜镇的居民仍有数百户、88户不同的姓氏。斗转星移，大运河托载着无数船只，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这块土地上积淀了丰厚的故事耐入寻味。 从沉没在柳子集码头下面出土的瓷器来看，分布全国多达十几处窑口的瓷器汇集于此，可见当时柳子小镇商贸的重要性。这些窑口分布在河北滋县、曲阳，河南禹县，陕西铜川，湖南长沙，安徽淮南，江西景德镇、吉安，浙江余姚等地，地域十分广阔。这些地区当时经济贸易比较发达，水运交通就为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搭设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通道。地处水路要津的安徽准北此时以交通枢纽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实，淮北之所以占据当时经济贸易的重要位置，与隋唐宋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可以说柳子这个经济辐射点的兴起和繁盛是当时历史的缩影。 经过了数百年的政权割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形成了多个地域经济圈和经济带，商业贸易在其各自内部孕育成长，各个地区虽也存在交流，但毕竟因政治形势的掣肘而无法适应客观需求。隋唐之后，造就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北方商业经济自东汉以降继续衰退，由于长安、洛阳两京处于京都和南北交通中心的重要地位，统治者便将南方雄厚的经济实力输送到北方，以巩固政权之需。相应的，南方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北方特有的资源和原材料，这样，在统一王朝的历史背景下，南北及西部、西南部地域形成经济流大循环态势。当时陆路交通较低下，沟通南北水路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唐以长安为司令台，控制河、淮、江乃至交、广、闽中的水运，南北交流，统一市场空前广大，安史之乱以前，江、河之间的商业往来主要依赖水路交通维持。 宋代商业贸易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的，但市场和交通运输是影响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其实早在那时就已经形成，穷务僻壤，车船难至，当然会掣肘商业贸易的扩展。宋代陕州以西诸路因此而远远落后于东南地区，所以西部的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而东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显著发展，东西部差距和不平衡性逐渐扩大。宋代经贸体主要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它是王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性市场。北宋的政治中心和国防重点是开封，因而经济流汇聚北方，各类网络式交通渠道为北方输送养料，以运河为经济流主要载体的运河就显得愈加重要，《宋史》有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道路而进。”东南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有力地支持了北方经济乃至维系政权的命运，它还承担了与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川市场则支持着西北经济；还有以太原为核心的关陇市场，它是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交换经济的特殊市场。到了南宋时期，全国商贸流通又有了变化，南宋的政治中心位于杭州，此地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腴，远优于开封，因而商贸经济重点转向此地，北方的市场经济衰落或萎缩，而南方却一派生机。 宋代商品的构成县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而且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技术。如铁器集中在北方，耕牛以福建、两浙为多，蜀川的药材最为著名，秦陇则拥有良驹骏马，马鞍鞯也很精美，定州既有上等的丝织品，又能够制作时装，洛阳的花卉市场甲天下，是当时的美谈。但那时的商品贸易交流又是怎样的呢?对于农副产品，形成了一种向心流动趋势。粮食、布帛主要来自农村，通过墟市、镇市向城市集中，丝织品和柴炭等产品也因其特殊的生产模式作这种向心运动。对于作为商品的手工业产品来讲，则形成一种辐射经济流。例如曲阳的定窑瓷器，不仅畅通于宋政权各地，也渗入少数民族地区；景德镇瓷也同样流向四面八方；福州永福的铁器不仅内销福州周边，而且经泉州等地转运江浙一带。 到了元代，南北水运商业交通线虽有所变动，但仍得以保持，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北方仍然吸收南方的经济供给，这自然促动了运河沿岸新兴城市的发展，那时杭州商业中心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简略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大规模开凿使用运河，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它的触角遍及社会各个经济生产角落，激活了整个大经济区有机体的潜在活力，以商业交换为虚幻纽带、以大运河为真实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走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门槛。由此可见，柳孜码头是带动当时全国经济商贸活跃流动的重要组成机体，它的发现为人们深入认识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的意义不可估量。 四、精心保护‘千年容’ 古运河的载体是航船，能亲眼看到隋唐运河古船的真容是几代学者的宿愿。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找到了古码头，而且终于得见千年古船，这是我国运河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但如何保护它，使其完整地“存活”下来，永久展示它的尊荣，这是广摆在专家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据古木船保护专家介绍，目前国内外尚无一套行之有效保护木船的技术，现有的经验针对不同情况没有完美的方法，国外的办法因耗资过大也不现实，因此不得不自己研制经济、有效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了。为尽力保护文物，早在揭露古船部分船体时，考古人员就与泉州海交博物馆和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专家联系，学习有关古船保护和技术处理的方法，同时查阅大量材料。在发掘清理时，考古人员慎之又慎，边清理，边发掘，边排水，边喷药防腐，每清理一部分就用塑料布覆盖包裹一部分。如何将“庞然大物”搬出地表，运进保护条件较好的实验室，是工作人员面对的又一难题。经过研究，决定根据船体的长度和重量，设计制作相应的槽钢骨架，将船体支撑悬空后，再清理船底的泥土，加以消毒包装。然后将船从深坑内整体吊起，运进实验室。下一步工作就是采取措施，保护古船不致霉变、腐烂或碳化。从“千年客”落上床架拆去包装时起，工作人员就开始用毛刷等工具为其“洗澡”、除垢”、消毒杀菌、包裹塑料布，像这样整体保护的过程，每天不少于4次，且尚需2年时间千年古船方可进行修整，恢复原貌，向世人展现其古韵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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