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茶梅和山茶的区别:宋代词人列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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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人列传(2) 雨后微香
柳永
柳永（？-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今属福建）人。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柳屯田。有词集《乐章集》传世。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暮雨都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提到柳永，一般都会先想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段情节，可以说，在身后将香艳与凄凉如此结合于一体的文人，非柳永莫属。同样，在当时名满天下却又风评不佳的文人，也非柳永莫属。其实柳永既没有象欧阳修一样传出大损名誉的谣言，也不象张先一样八十余岁尚娶妾，后世俗文学中关于柳永的佳话，也是凭空结撰的多，且流传程度也达不到深入人心（比如一样是虚构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就人尽皆知）的地步。柳永这个“浪子”的名头，当然不至于名不副实，却让人觉得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柳永的词作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和受鄙视的程度，都呈现极端化。一面是连西夏人也知道“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属于当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的通俗流行歌曲。而另一方面，同样填词的文人里却没有多少看得起他，苏轼就曾经批评秦观：“分别之后，料不到你竟然学柳七填词！”言下很是鄙夷不屑。秦观很委屈：“我再不学无术，也不至于去学柳七吧？”苏轼于是举出他的《满庭芳》词：“‘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不是柳七词的风格吗？”秦观不禁惭愧。
另一个更有名的故事说明当时词坛是怎么看待柳永词的：柳永为皇帝不喜，中进士后迟迟不得改迁京官，他于是去拜访宰相晏殊，晏殊问他：“你近来做曲子词吗？”柳永说：“和相公您一样，我也做曲子词。”大约在他心中，自己填的词确实与晏殊所作的小词没什么区别，同样是一种文人雅习而已，但晏殊毫不客气的点破了他们的差异：“我虽然也做小词，却从来不写‘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在晏殊等人眼里，他们的词作，其实属于两个层次，可以比之当今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新诗与流行歌曲之分，柳永偏偏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后者。不禁慨叹他生错了年代，如果生在元朝，他也许能与关汉卿王实甫一干人把臂言欢，共同谱乐填词，出入歌舞剧场之间而不辞。如果生在明朝，他也可以或安居或出仕，与冯梦龙等文人纵情优游，文学上的创作与仕途无关。
柳永写词影响到仕途，其实论起来也有点屈，不象唐代孟浩然那样在皇帝面前失言说出抱怨的话，从而直接得罪了皇帝，却是他的词作远播之累。相传他在落第之后，由于愤激而写了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传到宋仁宗的耳中，做皇帝的自然很不愉快，临到下一次考试，放榜之前，仁宗直接将柳三变（当时柳永还叫做柳三变）的名字划了去，说道：“且去浅斟低唱就行了，何必要浮名？”皇帝这一句话，连累得柳永一直蹭蹬不遇，直到景祐元年才中进士，改了名字才获得做官的机会。另一种说法，则是有人向仁宗推荐柳三变，仁宗问：“是那个填词的柳三变吗？”对方说：“是的。”仁宗说：“且让他去填词。”柳三变经此打击，索性整日与轻薄少年纵游秦楼楚馆之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两个故事真实程度暂且不计，但一向以仁厚、爱护文人出名的宋仁宗，在传说中对柳永如此厌恶，却应该是有一点依据的，至少，也反映出整个文坛对柳永这种风格的不满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柳永改名与仕途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改名后考进士才得中，不确。据吴熊和《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一文，考中进士的时候柳永仍然名叫柳三变，他之前累试不第，是由于仁宗厌恶他而故意黜落，直到景祐元年，这一年是刘太后去世、仁宗始得亲政之年，又值天下大旱，所以特开“恩科”，对历年沉沦不遇的文人格外放宽，柳三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得到登第的机会，以第三甲的名次获得“同进士出身”。
在宋代官制中，有一个“磨勘”制度，当时文官官阶分选人与京朝官两大层次。选人中举之后，根据名次授予官职，有四等七阶之分，递升者称为循资，是一种升迁方式，而选人经过“磨勘”后合格者升为京官，则是“改官”，由京官磨勘升为朝官，称为“转官”。柳三变登第后任职推官，是中举后的合理分配，他在这时候并不需要改名。改名的事情，可能出在“改官”上。他去求见晏殊，就是因为“吏部不放改官”，而不放的缘故，内情在于他的小词不为仁宗所喜（张舜民《画墁录》）。晏殊的责问，其实也是一种敲打，虽然柳永的回答无意中更深一层的得罪了这位太平宰相，但他对自己的遭遇，想必登时也心知肚明了。
柳永在当时人眼中，是个放浪形骸的浪子，但他内心之中，其实很想和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学而优则仕，做一个循良的官吏。他后来得任县令，确实也兢兢业业，是一个爱民的好县官，叶嘉莹曾举他所写《煮海歌》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纵情声乐、寄迹花丛的浪子，他对百姓的苦楚也有深刻的体会，虽然他在词中，曾经那么个性鲜明的表示过：“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但是在仕途中，他的真实面目不是轻浮的，而是严肃的。
柳永的个性其实并不是那么潇洒不羁，他在失意的时候会发小牢骚，却也很努力的试图进用。《渑水燕谈》记载了另一件他得罪皇帝的事，更可以加上“倒霉”二字评语：他久困选调，始终得不到提拔进用，有个姓史的人爱其才想帮助他，当时正值出现一个吉祥的天象“老人星现”（查询了下这颗星的资料：是全天第二亮星，现代名为船底座α星。其位置偏南，在我国北部看不到，只有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方，才能在短暂的时段里在低低的南天看到它。正因为这样，人们也叫它“南极老人星”、“南极仙翁”，实际它离南极还很远。中国古代星占家认为，老人星的出现是天下太平的征兆，见到了这颗星，将国泰民安。），仁宗很高兴，史某乘机让柳永以教坊进奏的新曲《醉蓬莱》填一首应制的贺词，柳永也希冀取得皇帝的欢心，欣然提笔填就一首《醉蓬莱慢》，进献入朝。谁知仁宗拿起词来，看到开头已经不悦，看到其中有“宸游凤辇何处”一句，与仁宗自己写的为父亲真宗的挽词辞意相合，不禁惨然变色，最后读到一句“太液波翻”，终于忍不住发作出来，说道：“为什么不说‘波澄’？”将词作掷在地上，从此柳永再也不得进用。——柳永用的词句，其实都是很普通常见的应制语言，但他到底不是吃这一碗饭的专业应制文人，不懂得回避皇帝的忌讳，因此弄巧成拙也是可以想象的了，更何况仁宗本来就对他厌恶不满，带着挑剔的心去读他的词，怎么可能有所包容呢！柳永的倒霉，其实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主流文人吧。
柳永不能成为主流文人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写词，而是因为他写的是俗词，就象晏殊指出过的，“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当然不会出现在晏、欧等人笔下。即使多情如小宋，风流如张先，也不会流连于青楼赋词作曲，柳永词中的对象，多半是下层阶级的女性，他所抒发的情感，也多半是市民的直露乃至带一点庸俗倾向的情爱，这是为当时词坛那一批文人所不屑的。他得名也在此，失誉也在此。甚至直到近代，也仍然也有批评者不喜他的作品，比如王国维，就曾认为下面这一首《蝶恋花》不可能是柳永所作：
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推崇最后两句，并将之举为做学问的第二种境界，却又坚决不认为这首词是柳永做得出来：“《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人间词话》）“愿奶奶兰心蕙性”一句，出自柳永《玉女摇仙佩》词，王国维只根据柳永个别词作就认为他生性儇薄，必然写不出这样深情的语句，未免有点武断。其实根据两人性格来看，欧阳修较为达观，倒未必会写出如此执著痴恋的句子来。
当然，柳永在当世，也不是绝无知音，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盛况，已代表了他词作的风靡程度。而且他的词作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盛行，据说宣和年间，有个叫做刘季高的人，曾经在相国寺吃饭时和人谈论柳词，大肆诋毁，旁若无人。有一个老太监听见了，默然起身，徐徐取出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求说：“您以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作一篇给我看？”刘季高哑口无言，这才知道大庭广众间不宜轻论是非，可见柳永的拥趸直到北宋末尚绵延不绝，也可知批评他的人，无论怎样，也是承认他的作品是难以胜过的。
即使傲气如苏轼，批评过秦观学柳词，却也时常下意识的将自己的词作与之相比，他写信给朋友，即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语气中透出得意，却也无形中显示出他还是觉得柳永词是当时流行的风尚。《吹剑录》里那一段著名的问答：“我词何如柳七？”“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对比虽微有扬苏抑柳之嫌，但也客观的说出两者风味差异，而苏轼拿柳永来比，其实何尝不是在内心中重视柳词的表现？甚至据《后山诗话》记载，宋仁宗其实也是喜欢柳永词的，每一首新词出来，立即都能传入禁中，他常常命宫女酒后再三演唱消遣，和前面所记录的他厌恶柳永“儇薄无行”压抑他的仕途对比起来，真是矛盾得出奇。大约柳永就是当时人即使再不喜欢、也无法忽略的那一种人物吧。
苏轼对柳永词，也不是全无赞语，如那首《八声甘州》中有有一句：“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苏轼就赞其：“不减唐人高处。”在当时，这可是对诗句最高的赞誉了。这首词确实可以推为柳词之冠，虽然于风格上不及《雨霖铃》更能作为柳永词的代表：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还有一首有名的《望海潮》，是为一个做杭州太守的朋友而作，有应酬的意味，却也写得绝佳，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竟然引得金主完颜亮为之动心，有了南侵之心，虽然完颜亮以兵败惨死而告终，始终未曾得偿他驻马吴山第一峰的意愿，更没有亲眼看到西湖风物，钱塘佳景，但柳词的魔力，想必也是深深刻印在当时人的心底。为这样的美好，不惜发动战争，却不知是词的幸或不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桥画柳，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后代写柳永的俗文学作品，宋元话本中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到明代冯梦龙改编成《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删削改写了原话本中低级庸俗的成分，由于《三言》的流行，读过的人肯定不少。在戏曲中，元杂剧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面的柳永没有什么特色，与寻常杂剧中的男主角并无二致，但柳永的情人谢天香（虚构的成分较大），却是这部剧中首推出名的。明末清初有邹式金的《风流冢》，基本是根据冯梦龙的拟话本改编。其中柳永因得罪宰相吕夷简（吕求他写寿词，他却误封了一首《西江月》进去，中间有“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的句子），被吕在皇帝面前进言才遭黜落，这一个情节自小说传播之后，竟成为民间传说中的定论。而《吊柳七》、《风流冢》中解释“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来由：
“想我当初读书，凌云志气，及牢骚失意，变为词人，以文采自见，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顶冠束带，变为官人，浮沉下僚，终非所好。今奉旨黜落，自由自在，纵意诗酒，变为仙人。今后当自署云：奉旨填词柳三变。凡有著作，即署此名，是好一个官衔也。”
这一番话说得既潇洒又有趣，却似乎不知“柳三变”是柳永的本名而非化名。这种说法可能是民间传说中不甚了然的强为解释，冯梦龙、邹式金等身为文人，却不至于如此没有见识，之所以采用，大概还是由于:这样的柳永正符合后代文人的审美观以及同病相怜感。至于北宋年间挣扎于薄宦卑官的柳永，奔波浮沉于仕途、“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的柳永，却从此隐藏在诗酒风流的面目之下，不得窥见了。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
【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
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
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
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后酒初醒，
深院月斜人静。
如果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读这首《西江月》小词，再让人猜是谁的手笔，恐怕大多人第一个会想到张先、柳永、秦观、小晏几人身上去，至不济也当是大晏欧苏这些人的作品，待到揭破谜底，不免要使人大跌一回眼镜：料不到
和欧阳修一样，后人对司马光名下有这一类小词的事实很不满意，试图为之辩护，于是一概不予承认，全当作是仇人的栽赃。直到清代王渔洋还说：“‘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诬司马。”《词林纪事》里也认为是当时人忌恨司马光“独为君子”，偏要伪造出这类艳词来给他脸上抹黑。欧阳修名下的艳词还能揪出作伪者的姓名（一般认为是在他主持科举下被黜落的举子刘某），但关于司马光词的伪造痕迹，却是查无实据，无非是道学先生们一心想维护司马温公的名誉而已。其实就在与司马光同时的人中，也有明理者并不以他有这样的词作为耻，反而由衷的赞叹：“文正公言行俱高，然有《西江月》词云云，风味极不浅。”（赵令畤《侯鲭录》）
司马光在当时的声誉之盛，确实无以伦比，《邵氏闻见前录》记：北宋名臣文彦博留守北京（北宋的北京是大名府）时，派人入辽国侦探，这种探子收集情报大约是无所不收，有一次回报了辽国新上演的一本参军戏：“辽主大宴群臣，宴会上有伶人演戏，打扮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士人，见到旁人的东西就一把攫取入怀，结果从背后跳出一个拿大棒的人来，自称：‘我是司马光！’狠狠揍了这个贪婪鬼一顿。”所谓“参军戏”，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早期形式，类似于现在的滑稽小品，当然情节也没有小品的复杂，一般都是两个人出演，一个“苍鹘”（副末），一个“参军”（副净），按规定苍鹘可以击打参军，其实也就是由苍鹘对参军进行种种滑稽夸张的挖苦与打击，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种戏的情节不固定，常常是根据现实而新编，讽古喻今。这条关于辽国新戏的谍报并没有什么政治价值，却证明了司马光的刚正之名，已经远播漠北，连伶人也拿他来当作执法者的代名词。文彦博后来将这件事讲给司马光本人听，还不无羡慕的感叹：“君实（司马光字）的清名，在夷狄之地也得到如此敬重啊！”
连辽国人都如此久仰司马光大名，同时代大宋治下的百姓，对这位君子的仰慕当然更是达到接近狂热的态度，他所来到之处万人空巷，这种风头比之当今的明星也不遑多让。《挥麈后录》一书中说司马光在神宗元丰末年来到京城，当时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尚未拜相，但京城的百姓都已经以“相公”来称呼他，街道上挤满了想一睹他风采的人，个个踮着脚尖围观，以至于马都无法行走。司马光到宰相的府第去拜谒，市民们爬上大树、登上屋顶、骑着院墙向相府内窥看。相府的人想阻止，市民说：“我们不是望你家主人，只是想见识一下司马相公的风采而已！”任凭呵叱也不退却，相府的屋瓦被踩得一塌糊涂，连府周树枝也都踏到折断。这种热情一方面出自对司马光人品的景仰，另一方面与司马光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也不无关系。
现当代的历史教科书，提到王安石变法一般采取褒奖的态度，以至对顽固反对的司马光等一派人士难免有所贬低。新法的得失不是我这里能够分析，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在道德素养方面也决不比司马光稍逊，可是，我们如果客观的审视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尽管变法有打击豪强、富国强民的意图，普通的百姓却并不是欢迎新法的。司马光出现在开封京城的时候，已经是神宗被迫放弃了一切变法、重新回到保守道路上来的时候，曾经满怀热忱进行变法改革的神宗与王安石，同时都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生命最后一程，而这时作为保守派重头人物被起用的司马光，其实也即将走近人生终点，只是与政敌的黯然晚景不同，他是作为当时百姓眼中的救星，光辉灿烂的走上相位的。这个场面，对王安石来说是痛心难堪，加速了他的辞世；而对司马光来说，也只是恍若流星的短短一瞬，在相位上只做了八个月，他便老病而终，告别了这个世界。
神宗之后的哲宗、徽宗，也都有变法的打算，只是到那时变法已经完全变质，不过是借着新法的名头祸国殃民而已。但既然要翻新法的案子，对于司马光等人的形象自然要进行颠覆，蔡京因此向徽宗进言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一派保守派人士全部列名于上，遍立全国。古代说“党”，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代表的就是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这块党人碑其实相当于耻辱柱，并且一直株连到这批“党人”的子孙，杜绝他们的婚宦前途。这种做法在当时民众中激起了异常的反感。据说长安工匠安民抵死不肯刊刻碑文，说道：“小人愚蠢，不懂得立碑的意思。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物，海内都说他是正直君子，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人，我不忍心刻这样的碑文。”主事者发怒，以加罪相胁迫，安民哭道：“小人不敢推辞差役，只请求能够不刻‘安民’两个字在碑末，我不想让后人恨我！”
佼佼君子身后难免毁谤，即使是生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小人中伤。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名为“通鉴”，其编撰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阅读以资借鉴古今得失，具有这样重大意义的书籍，自然得到皇帝赞许并资助他的修成，但编一部通史著作，难度何其之大，不是朝夕可以完工。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进行捕风捉影的揣测，说司马光不过是因为有赞助资金可拿，所以故意的拖延完稿日期，以便得到更多利益。司马光听说了，虽气愤也无计可施，为了洗脱这种不堪的嫌疑，只好加快进度，草草结束，使得五代部分写得繁冗未经剪裁。这段故事出自《霏雪录》，并说：“小人害事，往往如此。”故事未必真实，但这类的事，却是在现代也难免时有发生的，小人可恨，往往还偏能够害事，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条规律。
司马光的私生活极为严谨，他只娶了一位夫人裴氏，没有生子，他也并未按古代重后嗣的观念再娶妾侍。传说
司马光不理艳妾的引逗，让人感觉他似乎是个冷淡无情的人，但如若回过头去读那首《西江月》小词，却发现他对女性的美，还是具有欣赏之意的。在他眼中，既有女子淡雅绝俗的妆扮，又有轻盈袅娜的身姿，而在他心底触发的情感，却是：“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只余下酒醒人散的怅然思忆，如果我们用一点穿凿附会的方法，把他的小词看作不是泛泛而写，而是真实的记载了某一刻看见一位美人之后的心理活动，那么他的情感，其实也是发乎情而止乎理，是因为严肃的道德自律使他压制下了那一刻的心动吗？不得而知。
司马光久居洛阳，在当地买了一座园子，取名为“独乐园”，在内读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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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司马光爱惜书籍的一件事：他在独乐园的读书堂中藏书上万卷，数十年如一日早晚不辍的读书，但书籍却保护得崭然如新，就象没有碰过的一样。他曾经教育其子公休（前面说司马光无子，《宋稗类钞》中却又提到他的儿子，而且宋史上司马光也的确有子司马康，字公休。我疑心是“嗣子”，也就是入继的儿子，可能是侄子。）爱护书的方法：“我每年到上伏以及重阳之交，天气晴朗时就摆设几案在太阳下，将书册集中放置在上面晒它们的书脊，所以藏书的年月虽久，也没有损坏。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卷之前先看看书桌干净不干净，铺上垫子，然后端端正正坐着阅读。有时想把书拿在手里看，就用一块方板垫在下面，从来不敢直接拿手捧着书看，不但是为了不弄脏书，也是为了不碰散了书脊的装订。每看完一页的时候，就用大拇指指面衬着书页的沿边，随即以食指指面捻住挟过，翻开下一页，这样就不会揉烂了纸张。”——这段话颇为繁琐，却只有真正爱书人才能说得如此仔细。我不是藏书家，对书籍的爱护也不能达到他这样无微不至的程度，但常在图书馆借到书后，看到书页破损污秽，乱写乱画，却也觉得很痛心，读书人爱护书，不但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的阅读方便。尤其是图书馆的公物，应该更加以珍惜的心情爱护，因为它们不仅仅要陪伴一代人。虽然做不到司马光这样谨小慎微，至少不折叠，不写画，不弄脏，这几点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特地把司马光的这段话摘录出来，以志读书爱书人。
王安石(附王安国、王雱)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朝两度任相，实行变法，新法失败后辞职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诗文俱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作不多，但风格高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江西临川这块地方出过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且使后人以籍贯为称呼的，莫过于北宋的王安石与明代的汤显祖，这两人在政治及文学上的作为，也可以对比出有一丝微妙的异同：王安石以锐意变法的改革家身份载入史册，然而他所推行的新法，既没有成功于当时，到后世也是长期以来对他毁大于誉（近世则誉大于毁），唯一能够保持公正并毫不含糊的给他以应有地位的，却是文学史；汤显祖同样以一封《论科臣辅臣疏》留名明史，对政局有清醒的认识和尖锐的揭露，却终身不曾踏入权力核心，反而一再遭当权内阁辅臣的排挤打击，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毫无建树，后人认识他的，仅仅只是著名戏曲家而已。当然，两人相似的也只是以文学家名垂不朽的地位，在政治方面的地位，王安石则远非汤显祖所能望其项背，他以自己超前的改革理念与独特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举明朝的人物为对比，可相提并论的应该是张居正——辅佐另一个“神宗”的改革家。
拿王安石和张居正对比，自然不及张居正的改革收成效于世，但比起张居正死后遭抄家清算的遭遇来，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却归隐钟山以尽天年，即使在死后，终北宋之朝官方也始终予以崇敬。这背后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确实有所差异。张居正有政绩，有才干，却也有专权恋栈、以权谋私的指责，而王安石在改革时，夸张一点竟可以说得上是“孤立无援”，当时的正人君子几乎没有站在他一边的，两次担任宰相推行新法都被迫去位。但当时人对他品德的评语，却很少有诋毁之词，指摘他的缺点，也集中于固执、急噪等方面，却一致都赞许他为人真实直率，简朴无贪欲，对他的才学之高更是无不佩服，就连苏轼这样的大才子，也对王安石极为服膺。冯梦龙的《三言》中，关于王安石有两个故事，一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对王安石进行轻诋的小说，在私德方面却也找不出什么攻击之词；另一篇则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描写了苏轼在王安石手下受教训的趣事，虽是小说家言，却也证明了在后人心目中，能考倒苏东坡这天下第一聪明人的，惟有王安石这样功力深厚的大学者。
王安石在文章上的成就很高，即使在明清之世，对他的新法毁谤益多、甚至认为他应该为宋亡负责的情况下，他仍然能与苏氏父子齐列名于“唐宋八大家”中，并未以人废文。诗也独具一格，自成“荆公体”。对比起诗文来，他词作的数量并不多，近人朱孝臧辑出《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连补遗也只有二十四首。但他的词作却极为当时人赞赏，如代表作《桂枝香》，这一首金陵怀古词，据说同时同题材的《桂枝香》词一共有三十多首，惟有王安石这一首成为绝唱，连苏轼见到，也不自禁的发出感叹：“此老乃野狐精也！”这种赞叹，似乎有点调侃，有点玩笑式的嫉妒，却也是由衷的欣赏。细读此词，确实感到一种苍凉的大气，并不流于颓丧的感喟，精炼浓缩却不显得空泛的老到笔力。词为“怀古”，但真正触及历史事件的，只有“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这是用隋灭陈的典故，陈后主纵情声色而致亡国，时语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是南下灭陈的大将，张丽华是陈后主的宠妃，此语将两人并提，陈朝之糜烂与亡国之急骤同时并见，有一种异常的激越感，而王安石只接以“悲恨相续”四个字，便变紧促为苍凉，顿然使人感到沉郁不尽，梁启超称此词“颉颃清真、稼轩”，良非过誉。
王安石学问既博，作诗词时也有逞才夸富之处，其表现不是喜用复杂难懂的典故，而是发扬光大了“集句”这种形式，所谓“集句”（诗的集句又称“诗钟”），就是摘取前人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词，玩过这种文字游戏的人都会知道，集句看起来极容易，其实绝难，要将不同人的句子集成一首文从意顺，而又不失诗意的新篇，难度高于自撰。王安石却是做集句诗的高手，据说他最多的集句诗达到数十韵，而集成的对偶竟有比原诗中对仗更觉得贴切合适的。在集句诗的基础上，又有集句词，较著名的有下面这首《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
轻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
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
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
黄鹂一两声。
这里所用的八句诗，各自都有出处，如果不知，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首小词竟是一袭“百衲之衣”，集句的最高境界就是如出己口，看不出拼凑痕迹，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得腹有万卷诗书，其次还得有巧妙的才思与应用能力。其中“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两句，另一个版本作“今夕是何朝，看余度石桥。”，也通，却不及前版本的灵动自然。
这首《菩萨蛮》描写的生活闲适安逸，应当是他罢相后退居半山堂之作，另一首《渔家傲》词的意境也仿此，有句说：“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新法失败后闲居的王安石，心情真的如此宁静？只怕未必然。
宋人笔记中说王安石罢相之后，心情异常忧愤不乐，在自己小厅上题写唐代薛能的诗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几十处地方都题了这两句诗，可见他对诗句中愤慨之情是心有戚戚焉，对自己的新法改革，竟表示出一种决绝的否定来，这是他的心声，还是愤激情绪下的反语？我以为是后者的成分比较大。他的政治见识，他果断执拗的性格，都注定了他不会默默无闻甘为“卧龙”以终老，他必然要有所作为，哪怕他事先明知惨败的下场，我想他也不会轻于放弃的吧。“茫然忘了邯郸道”，他可以忘却高官富禄、万人之上的荣耀，可以忘却令行禁止、言出即从的权柄，却怎么可能忘得了他呕心沥血以致力推行的新法？
黄仁宇论王安石变法，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他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其实超前了中国历史900到1000年，这是何等惊人的距离！宜乎他在现实之中，竟得不到完全的知音了。撇开政治经济不谈，我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其实也十分超前，他有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古代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言论，道德君子们也纷纷指责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丧心病狂，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三条并没有不正确的地方。他坚定的信念，在当时却为荒谬，为大逆不道（幸好他生于思想比较自由且厚待大臣的宋代，如果生于明清，只怕为这三句话就已经死无葬身之地）。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中，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王安石有“拗相公”之称，这是当时人对他的一致认定，他的执拗，和天生耿介的性情有关，也与他缺乏周围同僚支持，只能以绝大的意志力一意孤行推行变法的处境不无关系。对他的缺点评价最为透彻的莫过于好友曾巩。神宗曾经问曾巩道：“你与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曾巩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不减于汉代的扬雄，只有吝啬这一点是缺陷。”神宗脱口说：“王安石轻视富贵，似乎不是吝啬的人啊！”曾巩道：“我所说的吝啬，不是生活方面，而是性格方面，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啬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神宗也点头认为说得有理。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有一种“孤勇”，有对自己理念百折不回的坚持，却不免失之于过刚易折，明知前路不通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明知人皆毁谤也不反省追悔自己的行为，他又是一个孤独的勇者。
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因改革阻力太大，已经无法成行，协助他变法的爱子王雱又早逝，不免萌生了退位之意，《宋史》上说：“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但《宋稗类钞》中有个故事，却讽刺他求去之意不是很真诚：他请求罢相，待命近两个月神宗也未予允许。王安石请了个算命的老僧化成来起课占卦，并让他看自己的命运。化成说：“三十年前我就给相公看过命，现在你已经做官做到了宰相，还有什么好问的？”王安石微有不悦之色，说道：“我问命，不在乎做官，只是恳求离职而去。皇上没有许可，现在看看短时间内去得成么？”化成说：“相公，‘得意浓时正好休’。要去在相公自己，不在皇上，现在只是你自己的主张尚未拿定罢了。岂不知：‘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王安石面有惭愧之色。
然而王安石并不是贪恋官位而迟迟下不了决心辞相，连神宗也评价他“轻于富贵”，宰相之位，在他只是方便于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工具，既然新法失败，他自然不必再在这职位上做下去。他生平的志向，可以从推崇李商隐的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看出来，他欣赏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即使处庙堂之高，也不能忘怀江湖之逸，在词作中，我们且看他这一首《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来，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
无奈被它情担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这首词当是他在担任重职时所作，深有厌倦官场、激流勇退之意，明代文人杨慎即评价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既勘破乃尔，何执拗新法，铲除正人哉？”（《词品》）杨慎并不理解王安石的情怀，他的“执拗新法，铲除正人”，何尝又是为一己之私？他如果真正“勘破”，其实满可以做一个尸位素餐的高官，心安理得的享受“太平盛世”，何必冒着天下人皆不谅解的风险，去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宋史》里列出他所铲除的正人：“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又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这的确是王安石的悲剧：当时有能力有才干有德操的正人君子们，包括他的朋友，都是变法的反对派，而愿意附和变法而被他一手起用的助手们，如吕惠卿之流，并不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只是夤缘求进的小人。用人不当，自是变法失败的因素之一，但立场的截然相反，王安石即使起用那些“老成人”，也只能起到掣肘的作用。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王安石及这些正人的不幸。
在北宋那些年里，似乎是一个上天异常不吝啬于降生人才的时代，单单只看围绕新法的几派代表人物：变法家王安石，保守派司马光，倾向保守却能公允对待新法的苏轼，无一不是绝顶的“风流人物”，人中龙凤！王安石的学识魄力，司马光的道德楷模，苏轼的绝代才华，无不达到顶峰，上天似乎在开玩笑，以格外的眷顾使他们生于一时，互相结交，却又以政见不同而让他们永远无法并肩站在一起。他们在私交上并没有恩怨，很多笔记中都留下了王安石与苏轼互相佩服、切磋诗文的记录，甚至在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因反对新法屡受打击、九死一生的苏轼还前去拜访他，相谈甚欢。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宋史上也说是“交友之善者也”，但司马光古板，王安石偏执，中间更隔着政见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的友谊无法善始善终。
王安石的个性之强，从早年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一点连司马光也早早就已经认识到，《邵氏闻见前录》里记载司马光自己讲述过一件事：他曾经与王安石做同僚，都担任群牧司判官之职。有一回群牧司的牡丹花盛开，包拯请司中官僚饮酒赏花，亲自举酒劝客，包拯素来以严厉出名，难得如此有兴致，众人莫敢违拗，连素性不饮的司马光也勉强喝了酒，惟独王安石从始至终一滴酒也不肯喝，包拯也不能奈何他。要知道在当时包公清肃之名震动天下，俗语以阎罗王相比，王安石也不是不能喝酒的人（他的诗中即有提到饮酒的句子），坚决不饮，恐怕也只是出于一种奇特的执拗与莫名其妙的意气。不知道古板严肃的司马光在看到这个同僚朋友出奇的强硬态度时，心中有无惊异触动？多年之后向人提起这件事（也许这时已经成为了王安石的政敌），又不知是感叹还是怀念？但司马光在认识王安石的时候，多半也就明白：如果和这个拗相公作对的话，必定也只能采取同样激进强硬的手段吧！
司马光与王安石卒于同一年：元祐元年（1086）。这年神宗已经崩逝，正是变法全盘失败，保守党人纷纷起用的时候。六十八岁的司马光，以垂暮之年拜相，即开始对新法进行完全清扫的活动，有人提出质疑：“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现在先帝才去世，就完全否定新法，是否合适？”司马光答道：“替父亲改正错误，也是儿子应该做的。何况现在是太皇太后当政，做母亲的改变儿子的措施，又怎么能说不当！”其实司马光本人，未必不明白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激进的废除新法，还是出于想在自己死前将一切都“拨乱反正”的愿望吧。而退居在金陵半山堂的王安石，因为远离政坛，消息并不十分灵通，亲友怕他听到伤心，也不敢将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事情告诉他。后来有举子从京师回来，王安石问：“京中有什么新闻？”举子说：“近来颁布法令，不许看《字说》。”这是王安石编撰的一部学术著作，据说他著《字说》时呕尽心血，写作时放置百许枚石莲（一种植物）在桌上，出神思索的时候就咀嚼石莲，宣泄情绪利于思考，有时石莲咬完了，就咬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也浑不知觉。这样的学术著作居然也遭禁，王安石十分愤慨，说：“法度可以改，难道连文字都做不得了么？”这一夜他无法入睡，绕床徘徊至天明，数百次的在屏风上写“司马光”三个字以发泄不平之气。也许，单是《字说》遭禁的命运，尚不至于使王安石如此愤懑痛恨，只是从这部书的遭际，他也能料到自己苦心推行的新法会是什么结局，果然不久之后，他听说连新法中的“免役”法也被废止了，禁不住悲愤交加，说道：“就连这个也罢止了啊！”新法遭彻底否定，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打击，王安石就此郁郁而终。《三言》中说他“饮恨半山堂”，出自鬼神报应、自悔前行的那一类说法自然没有依据，但他临终之前必然是心中充满了郁结愤恨不甘，说他“饮恨”，却是不错。
王安石晚年隐居的半山堂，在金陵钟山，至今尚有遗迹（在南京紫金山风景区），这块地方叫“谢公墩”，原来是东晋名臣谢安隐居的地方（王安石因此写过小诗调侃谢安，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谢安的字“安石”相同，又隐居同处，乃是巧合，而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应该跟自己姓了），堂正在从钟山到江宁州城路途的半道上，故名“半山”。《避暑录话》说他“不耐静坐，非卧即行”，养了一头驴子，每天都骑着驴在钟山之间闲游，倦了就在山中定林寺休息，往往太阳偏西才回去。——这个定林寺，90年代新建称为“定林山庄”，在南京梅花山附近，我少时在南京读书，每年春游梅花山看花，买到的门票包括三个景点：梅花山、定林山庄、紫霞湖，因此对定林山庄的印象很深，是个幽静的好所在，还诌过歪诗，有“庭深棋响远，院静鸟飞迟。”的句子，却不知已隔近十年，定林寺又变成如何光景了。
王安石骑驴游钟山，当时也有人劝他改为坐轿子，认为堂堂退休宰相骑驴也太有失身份了，王安石回答：“难道能够把人当作马牛？”这一句话，实在很有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为人简约质朴，常常忘记洗脸换衣（据说可以一年都不洗澡），弄得自己蓬头垢面，在未显贵之前也曾名震京师，相传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因此作《辨奸论》（有说法认为是伪托之作），认为他“囚面丧心而讲学”，“是不近人情者”，必然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但只凭他不愿让人作牛作马来服侍自己这一点来看，却决不是没有人情味。另一个传说：他不修边幅而为人清廉，夫人吴氏却正相反，有洁癖却爱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有次他就任地方官时，夫人向公家借用了一张藤床，直到他解任也不肯归还，公家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不便追讨，王安石知道了也不劝说夫人，只是赤着一双几天不洗的脚上藤床躺了一会儿，夫人看到了感觉恶心，赶紧命人将床还回去了。这个故事令人失笑，却也看出王安石在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很有策略，既不利用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权威压迫，也不直接挑起夫妻间的口角争执，乃是“知己知彼”采取对策，解决问题于无形之中，又怎能说他不懂人情呢？
王安石的性格急噪，据说他棋品不高，下棋时从不思考，随手而应，落子极快，发觉要输了，就干脆停局不下，对人说：“下棋本来是图放松的事，反而苦思劳神，不如算了。”在当时人眼里，这种行为未免不够高雅潇洒。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不风雅、不入流，他曾经去拜访书法家蔡襄，蔡襄也是个茶道专家，欢迎他的到来，亲自选择了绝品的茶叶，亲手洗涤了茶器烹点（宋代饮茶不是以清水泡茶叶，而是“点茶”，以茶团烹煮倾入茶盏，称为“点茶”），招待王安石饮用。谁知王安石看见茶汤，自己从口袋中取出一撮“消风散”的药末来，投入茶中一起喝了，居然将佳茗当作服药的水来喝，蔡襄看了不禁大惊失色，王安石却恬然不以为异，只是慢慢的说：“茶味很好。”蔡襄大笑，感叹他真是个直率不做作的人。
王安石不讲究风雅，却也时有小幽默。他为相的时候，有人想讨好他，送一方端砚给他，并谄媚说：“这方砚台极其难得，一呵就能出水。”王安石笑道：“就是一天呵出一担水来，也只值三文钱，有什么宝贵？”拒绝不收。这是他运用自己的“不通风雅”而拒贿的一种巧妙方式。另一次，吕惠卿和他闲谈，不知怎么讨论到皮肤保养问题上去了，吕惠卿说：“相公面上有黑斑，用芫荽洗脸可以除去。”王安石说：“我是生来的黑面皮，不是黑斑。”吕惠卿说：“芫荽也能除黑。”王安石笑道：“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这句话是套用《论语》中的：“子曰：天生德与予，桓魁其如予何？”现代人看到这一句话可能不觉得特别好笑，但放在古代那种以《四书》为主要教材，自启蒙起就朗朗上口的背景下，这一句掉文话实在十分冷幽默。这两个故事，都被古人收入各种笑话集中，一再引用。
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爱将，起初两人关系非常好，看这段笑话中他们在一起随意谈论美白事宜就可以得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退出政坛时，推荐了韩绛、吕惠卿二人主政代替自己，开始韩、吕二人也的确守着他的变法方案不动摇，以至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是个有野心的人物，忌王安石复出夺了自己的权柄，暗中对他进行中伤陷害，百般排挤，自己则独揽大权。韩绛斗不过他，密告神宗召回了王安石，自此王与吕关系破裂。后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居钟山，吕惠卿又写信去想与他讲和，王安石拒绝，回信措辞虽委婉，语气却辛辣，指责他忘恩负义厚颜无耻，大有鲁迅“一个也不原谅”的决绝，所谓“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正是他的写照。
王安石之所以如此痛恨吕惠卿，我个人以为除了政治路线上的分裂之外，还因为吕惠卿不但倾陷加害于他，也陷构连累到他的家人：弟弟王安国与儿子王雱。与政坛上执拗激烈的面目不同，王安石在家庭中却似乎显得温和可亲，前面巧逼夫人还藤床的事，就表明他在家里并不是一个严厉的男主人。他出使辽国之前见到久别重逢的大妹妹文淑（封长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是王安石之弟，《宋史》上说他“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十二岁的时候就以文章闻名于当世，他也做词，比较著名而为自我写照的是一首《清平乐•春晚》：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
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
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
《竹坡老人诗话》里记载说：有人在建康（南宋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一户人家里看到一纸王安石亲笔书写的小词，题为《清平乐》“留春不住”云云，觉得很疑惑：“王荆公平生不作这样婉约的词语，却有这纸笔迹传世，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王安国的词。并且有说法认为，另外一些归属于王安石名下的诗句：“繁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也是王安国的句子。王安国的文集今已散佚，但从现存的诗词来看，他的性情要较乃兄为恬淡，也不热中权势，虽有身居高位的兄长，却并不藉此猎取功名，后人对他赞誉很高，《清平乐》词的结句：“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谭评词辨》即称：“结笔品格自高。”
王安石与王安国虽为兄弟，政治立场却不相同，王安国反对新法，屡次劝谏王安石停止变法，并当面质问变法派的曾布，指责他误了王安石。《东轩笔录》中说他“性亮直，嫉恶太甚。”尤其看不惯吕惠卿的小人嘴脸。《宋史》上说他在西京洛
郑侠是当时反对新法的急先锋，熙宁七年的时候正值大旱灾，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乃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献给神宗，并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一定下雨。”神宗将郑侠贬谪岭南，但由于两宫太后相信这一类说话，流泪请求，只好将王安石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官衔出知江宁府。王安石去朝时推荐亲信吕惠卿代替自己推行变法，吕惠卿上台即报复王安国，诬陷他是郑侠的同党，将他夺去官职罢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王安石接到诏书谕示弟弟坐罪罢官的消息，竟致潸然泪下，不知是真相信弟弟竟然同反对党一起以无稽的事件攻击自己呢，还是明知吕惠卿的奸谋，却因在野而无力阻止？反正这件事情，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一定很大，后来吕惠卿变本加厉，想利用一件谋反的逆案牵连加害王安石，只是由于神宗又召回了王安石，阴谋才没能得逞。
王安国被诬陷与郑侠同谋，也非无因，因为他平素的确与郑侠交好，郑侠上疏后被坐罪纠治，吕惠卿等人即说王安国曾经看过郑侠的奏章稿件，并一力怂恿他非毁自己的兄长。这其实是捕风捉影的诬攀。据郑侠自己说，他上疏后在途中遇见王安国，王安国骑在马上举鞭作揖，说道：“你可谓是独立不惧！”郑侠说：“想不到丞相被小人所误，一至于此！”王安国为兄长辩护，说：“不是这样。家兄认为，做臣子的不当回避嫌怨，须得将四海九州的怨气统统归结于自己一身，而后才可为尽忠于国家。”郑侠说：“没听说过尧舜之君在上，夔契之臣在下，却令四海九州都有怨气的！”——这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郑侠的看法是经典的封建士大夫的认识，难免一开口就要以尧舜之治要求别人，但他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新法本意是利民，如果民生不堪其苦，是否也该进行反思和改正？而王安国虽然也不满于新法，却也能够设身处地的说出王安石“不避怨而尽忠”的出发点，在人格方面，他其实是理解并回护兄长的。
王安国罢职不久又召复官，但旨意才下王安国便已病卒，才是四十七岁的盛年。王安石已经知悉了吕惠卿的奸险，对受自己牵连的弟弟，是否也有内疚之心？他为弟弟亲笔书写的《清平乐》小词，直到南宋时尚且保存于世，作词人却恍若风中杨花，一去不返，这个品格高洁，“不肯画堂朱户”的王平甫，也许是王安石永久的遗憾。
王安石之子王雱的情况则与叔叔安国又不同。王雱（1044-1076），字元泽，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差，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并认为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他在主导，未免言过其辞，带有强烈偏见。王雱的确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的助手，而且是一个激进的铁血主义者，《宋史》上说他平生佩服商鞅，常称他是豪杰之士，一提到变法受阻，就认为应该大开杀戒。有一次王安石和别人在一起谈话，王雱不修边幅的走出来，问父亲在谈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总是受人阻碍，所以在这里商议对策。” 王雱大言炎炎的说道：“把韩琦、富弼都砍头示众，新法就能推行了！”这种偏激的言语连王安石吃了一惊，急忙说：“雱儿，你错了！”但王安石对于自家这个任性骄傲的儿子，似乎没什么办法。
王雱在很多地方都绝似父亲，继承了父亲的早慧敏悟，也继承了父亲的执拗顽强。传说他小时候，有客人送了王安石一头獐子一和一只鹿，关在一个笼子里，并故意逗他：“你知道哪个是獐子，哪个是鹿吗？” 王雱其实分辨不出来，却说：“我知道——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 回答得颇有点小机灵，如果编《世说》，一定能入“夙慧”这一栏。而且他并不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王安石写过《伤仲永》，感叹教育方法不对误了一个神童，说明他在儿童教育问题上颇有见解，自己家里的神童儿子，当然不至于蹈别人覆辙。但王雱的聪明，是一种锋芒毕露的尖锐，加之以过分偏执的性格，最终酿成个人悲剧，却不知王安石会不会感叹：“聪明反被聪明误？”
王雱与吕惠卿的恩怨，自然是起源于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千方百计的夺权，为了阻止他复相，可以说是无所不至。当时一批小人见吕惠卿得势，也纷纷媚附他而倾陷王安石。同时被王安石推荐留任推行新法的韩绛发觉自己执政开始步步难行，几番与吕惠卿争论不胜，知道自己制不住他，索性密奏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接诏，也知朝事有变，毫不推辞，快马加鞭而行，七天就从江宁赶到了京城。吕惠卿出其不意，大为愕然。是时正值有一桩谋反的案子败露，其中牵连到一个游方术士，是王安石的熟人，吕惠卿借此大兴牢狱，株连甚众，意欲将罪名一直引到王安石身上去，只是由于神宗及时任命了王安石重入秉政，案子才压了下去。
造反谋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吕惠卿想以此陷害王安石不成，反而自己去位，王雱恨之切骨，指使门客告发了与他家人有关一桩贪赃案子，由于急于报复，伪造制令，反而被吕惠卿抓住了把柄，反告到神宗面前，甚至揭发出王安石以前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有“某事别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谢罪，并称不知道“矫令”之事。回家问王雱，才知道事情的来由。以王安石的耿介，应该是极其不喜这样互相构陷的小人勾当，何况事情闹得如此之大，难免责怪儿子行事失当。素来心高气傲的王雱，恐怕是第一次受到父亲如此严厉的责备，又气又恨，忿恚难当，他本来已经生疽病（这是一种皮肤化脓感染性疾病，发展到致命的程度，即是全身化脓性感染，中医称之“疽毒内陷”，古代没有抗生素，常常夺去生命。），情绪失控之下加重了病情，竟然死去，年方三十三岁。王雱的早死，吕惠卿实际上是间接的凶手，但也与他自己过分执著偏激的性格有关，他的骄傲使他不能忍受一点背叛和打击，必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行事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余地。
王雱为人自视甚高，十三岁时就有清醒的军事头脑，连父亲也赞同其言，未成人时“著书数万言”，长大后“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比之王安石，似乎缺少涵养，大约这也是因为王安石毕竟是从低层一步步做起，虽然性格中有特立独行之处，却有着脚踏实地的人生经验，而王雱生为相门子弟，不免养成颐指气使的性情，致使从父亲处遗传来的缺点，如急噪、高傲、固执等等，在他身上愈发扩大明显化。他是万事不服输的性子，曾经有人笑他不会作小词，他便填了一首《倦寻芳慢》：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
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
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
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
怅被榆钱，买断两眉长皱。
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
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这首词虽不及其父填词笔力沉雄博大，但造语婉媚，却是当时词家正宗，“时服其工，今人多能诵之。”以王雱在政治上激烈的主张和他极其要强的性格，似乎都不是应该写出这样婉转缠绵词句的人，但这首词难道只是他争强好胜之作，纯属为赋新词强说愁，便不带一点属于自己个人的情绪？我觉得不然。王雱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出身即注定他享有世人难及的荣华富贵，可是他的抱负，却又注定了他要和父亲一样，选择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变法之路。他心高志大，躁进行险，恨不能一举而将反对派全部荡平，给自己耳目清净的开辟出阳关大道，可是这毕竟只能是幻想而非现实。他又不及父亲多历世事，对挫折有着预期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在情绪上，他表现得异常躁狂不安，凡事偏激，以至后人记载他“有心疾”，也即是患了精神抑郁症。这又酿成了他的家庭悲剧：
王雱娶妻庞氏，次年即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相貌可能更象母亲而不象父亲，常人都说：“生儿象娘，生女似父。”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王雱由此产生了偏执妄想，执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生的，竟然千方百计的想杀了孩子，平时自然也不会少跟妻子争吵，婴儿哪里禁得住如此折腾，不久便得了惊悸病而夭折。可怜庞氏一面承受失子之痛，一面还要忍受丈夫无止无休的寻衅吵闹。王安石同情媳妇的遭遇，知道王雱的精神疾病无法治疗，不能耽误无辜女子的终身，于是做主让他们离异。又怕媳妇由此遭受“被休弃”的丑名声而嫁不出去，干脆亲自替她选择了夫婿，让她顺利出嫁。在北宋时，礼教尚不禁止妇女改嫁，但象王安石这样，并不偏袒儿子却能无私为媳妇着想的，却也十分难得，显示出他的人道主义。
这段故事出自《宋稗类钞》，主要是赞扬王安石无私嫁媳的高举，对于失心病狂的王雱，则不置一词，王雱跟妻子的感情究竟如何？为什么仅仅因为“貌不类己”就引发了他的偏执狂，造成这一幕家庭惨剧？记载中全无提及。倒是《历代词人考略》里引用《古今词话》，提到了他在妻子别嫁之后，思念不已，作了一首《秋波媚》（又名《眼儿媚》）词：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是在梁羽生《萍踪侠影录》小说里，里面即说：“这是宋人王雱怀念改嫁了的妻子的一首小词。”当时即被词中多情宛转之意感染，为之低徊不已。后来多读记述，才知道词作背后，还有这样复杂的纠葛。（注：王雱作《倦寻芳慢》小词时是出于对别人嘲笑他“不作小词”的回应，据说从此后便不再作，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这首《眼儿媚》并非王雱所作，而是无名氏词误移入王雱名下，我觉得也未必尽然。聊备一说。）
王雱的家庭悲剧源自于他的精神疾病，而他精神上的躁狂状态，又来自他过分激进的性格在现实中所受到的无情碰撞。他是那么骄傲的睥睨一世，却不料附和在自己身周的尽是宵小之辈；他曾经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变法的阻碍只是由于父亲心慈手软对付不了反对派们，因此主张以铁血的手腕横扫之，可是临到头来，他连一个奸险反复的小人吕惠卿都斗不倒，白白的受了他一场构陷。他是异常顽强的，遗传了父亲执拗的性情，勇于轻进而吝于改过；他却又是脆弱的，在心疾之后又加上弥年的疽病缠身，老天没有给他一个与心志同样坚强的身体；他更是孤独的，不象父亲即使在政敌中也有堪称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朋友，围绕他身周讨好取悦于他的，多是小人，以利合也以利散，在与妻子离异后愈加陷入了无助的境地。他因为无法自控的偏执狂而惊死儿子，逼走妻子，日后清醒之时回想，是否也有一丝痛悔？但是料想以他的骄傲不会容许自己低头，即使低头也已经为时已晚，挽回不得。眼睁睁看着妻子别嫁，他的反应，很可能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偶尔填词，才流露出他一腔追思来。这个柔肠百转的王雱，藏在他表面的偏激乖僻之下，让我们得知：其实执拗的背后，他只是一个脆弱的青年。
晏几道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人。晏殊幼子。曾监颍昌府许田镇以及任开封府推官等小吏。工词，与其父合称“二晏”，有《小山词》传世。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
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殊生前是太平宰相，富贵闲人，然而身后家业却不复赫显，《宋史》上对他后人的记载只有“子知止，为朝请大夫。”对他其余的儿子更不置一词，连词史上与父亲齐名的晏几道都俨如无有，未免让人觉得不公。但古代本来就视词曲为小道，不及诗文为文章正统，官方修史摈弃也是常理。好在除了官方话语系统之外，我们还另有文学评论的尺度，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因为晏几道一生落拓不遇、官职卑小而吝于给他应有的赞誉，后人甚至欲以他们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比。
晏几道是晏殊的幼子，又有一种说法是第七子，不知是否确实，不过同时前后有几个词人都排行第七，前有奉旨填词的柳七，后有“山抹微云”的秦七，中间再增一个可以“追逼花间”的晏七，倒也是一种有趣的佳话。出于一种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的心理，总想寻找一点有关晏氏父子之间的逸闻，毕竟一个家庭中出了这两位填词高才，难免想知道他们的互动如何，遗憾的是，却始终没见着有关他们父子的交流记载，哪怕是最无聊的生活琐事也没有。猜想大约是由于晏殊的儿子太多，而晏几道又出生于他的晚年（很可能不是嫡出），遂不曾关注到？但黄升《花庵词选》中记道，庆历年间宋仁宗为了庆祝犯罪率下降，在宫中举行宴会，特召晏几道作一首《鹧鸪天》演唱，那时应该是晏殊还担任宰相的时候，晏几道还未成年（他的生年另一种说法是1040年左右，在晏殊罢相之前才三四岁，这个故事就根本不成立了）。宫中宴乐要让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填词，一方面是由于其父显赫官位，另一方面应该就是他当时已有才名。但人生际遇有幸有不幸，这个相门子弟没有象一样是幼年即有“神童”之誉的父亲那样官运亨通，却仕官连蹇，仅做过低层小官吏，到晚年甚至到了家境贫寒、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生长于富贵之家锦绣丛里，却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其间的反差可谓是一落千丈。全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使他不可能象父亲一样在词中显得闲适从容，却表现出另一种风貌来。
后人对晏氏父子词的高下之分，也有不同的看法，况周颐《蕙风词话未刊稿》里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牡丹，小山其文杏乎？”将花作比，杏花自然要逊于花中之王牡丹，叶嘉莹也认为小晏词不及大晏词具有哲思，意境“实在远较乃父为狭隘而浅薄。”但另外不同的评语，则认为小晏“精力更胜”，欲将他们比南唐二主，李煜的成就自然远远超出其父，近代人夏敬观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
撇开必欲将父子较高下的评论不管，夏敬观评语里的“微痛纤悲”四个字，却实在抓住了小晏词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特征。小晏和秦观一样，被评为“古之伤心人”，他的伤心，不是一种浃髓沦肤的悲恸，只是缓缓写来，却让人心头牵扯起一缕微微疼痛，铭心刻骨而又无以名之，惟有在“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的时分慢慢咀嚼回味。小晏的词，尤其适合寂寞的人独自品读。
晏几道由豪门公子一落而至门户贫寒（他还曾因郑侠反对新法的事受牵连下狱，被神宗释放），经历坎坷，性情却极为孤高自许，连当时正受皇帝赏识、名动天下的苏轼想见他一面，他也予以拒绝，说道：“现在政事堂中的官员，大部分都是我家旧日的宾客，我也不曾有空见他们。”其高傲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目无下尘，这可能是苏轼在文坛间碰到的最大钉子，要知道连“拗相公”王安石也没有给过他如此冷眼啊！晏几道在未到致仕的年龄就申请了退休，居住在京城旧宅第之中，对于那些曾经是他父亲故交的显贵，从不去拜谒。《碧鸡漫志》中说蔡京曾经在重阳节、冬至节这两个节日里派人请他写词，如果换了别人，遇到这种时候，就算不乐意，也会敷衍着加入一点夸赞对方的词句，可以拿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何况晏几道一贫如洗，说几句惠而不费的好话以求接济，何尝不可？他却只是欣然写了两首《鹧鸪天》，词中全是描写节日风光，抒写自己的情怀，竟然没有一句提到蔡京。这种世家子弟的清高，并非矫情，实乃自幼培养起来的贵族气质，所以同书赞他的词中所流露的性情：“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是别人想模仿也学不来的。
苏轼的好友黄庭坚和晏几道是至交，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当时不是没有名流赏识他，却不喜欢他不够恭谨顺从的态度，所以晏几道一生不得援引，陆沉于下位。晏几道自己也明白个中原因，却傲然不以为意，黄庭坚评价他：“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对于这个“痴”字，又特地作了解释，说他一共有“四痴”：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这段话非常形象，一个不屑奔走于权贵之门、不作官样文章、不通世务、天真坦率而又诚以待人的晏几道，跃然纸上，这种“痴”是一种执著，实在是可爱的。尤其是最后一痴：“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让人喟然，真诚的小晏，也许一生中遇到过不少背叛与辜负，可是他只以一颗简单的心去对待，只要他认为是朋友的，他就掏出真心诚意来，哪怕人人都负我，我也不负了自己的初心。
可能正是这样的痴，使他在现实生活中诸多不如意，不免念念耽于过往，对往昔拥有过的快乐时光，格外追忆留恋。他在《小山词》前的自序中就谈到了自己作词是为了“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他旧日的好友沈廉叔、
小晏的词作中，所提到的往事多而现实少，他最常写的，是虚无飘渺的梦境，是梦醒之后的怅惘凄凉：
醉别西楼醒不记。
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
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又如：“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两首俱是《蝶恋花》，后者为词之上半阕。）有人据以考证小晏在江南曾经有过一个倾心爱恋的女子，其实未必然，小晏的追忆，并不纯粹是为某人某事而发，他所留恋的耽溺的，只是那一段曾经使他感到无忧无虑的时光，是永远也不能追回的情境。唐代岑参诗云：“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几千里。”已不胜恍惚迷离之致，而小晏“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即使在梦中，他也是悲伤失望的。
他又善于写翻转而层层推进的词句，更进一步的作否定语，如《阮郎归》：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
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
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这种更深一层的推进，语更浓，意更悲，后世有许多词人都喜爱用这一种修辞，如秦观同词牌作品中结尾就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而近代对小晏极为推崇的王国维，也写道：“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鹊桥仙》）王国维的小令颇有北宋名家风范，学小晏的地方，正复不少。
陈、沈二家的歌女莲、鸿、蘋、云，随着主人或死或病而风流云散之后，大约又流落到了别人家里服侍新的主人，小晏也有可能在别家的宴会上重新见到她们，重逢的时候，他是欣喜的，不加掩饰的写出这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由词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悦是单纯而无杂质的，旧人重见，当年光景，别后情怀蓦地都兜上心来，这一场欢喜来得如此忽然，竟使他不胜疑惑，担心是否又是自己的一场美梦，大约这样的梦，他平时也做过不少吧！秉烛相对如梦寐，色彩绚丽的以往渐渐复活，脉脉相对的这一刻就此定格，他甚至没有想到他们只是暂聚，旋即又要分离，留给我们的，只是这一刹那间的惊喜欲狂。
小晏词中常常提到陈、沈二家的这四个歌女，尤其是小莲和小蘋的名字出现几率最高，但我觉得词人对她们的眷注，并不完全就是男女相悦之情，更深的可能还是对美的一种欣赏，对失去时光的无限眷念。他和柳永的市井化的爱情不同，更为关注体贴的，是歌儿舞女们的内心情感，他深切的同情这些身不由己的女孩子们，尊重她们“不将心嫁冶游郎”（这句化用自李商隐的“只将身嫁冶游郎”，却显得品格更高。）的倔强，怜悯她们“一春弹泪说凄凉”的苦楚。而在一首《采桑子》中，他所认识的一位“泪粉偷匀，歌罢还颦”的歌女，在他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换青春之后，他在滚滚红尘中也忘记不了这一双偷哭的泪眼，这个强忍悲伤，掩饰泪痕而供人取乐的女子，何尝不与他一样是人间的“伤心人”？小晏的词是如此容易击中读者心底最柔软处，是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双含泪的眼，有这样多情易感的敏锐心灵。
也许没有比“痴”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古人以小晏比李后主，也就是抓住了他同是性情中人这一点。因为既真挚又痴绝的气质，他往往是一往不复的沉溺在对旧境的缅怀与哀伤之中，也是那么执著而毫不掩饰的流露出他的真情，从而使当时的道学先生也禁不住要受他小词的感染，如这首《鹧鸪天》词：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
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这是描写他在某家宴会上见到一个歌女以后的思忆，其中“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一句，连素来以道学名家的
关于小晏的妻室，记载无多，只有《墨庄漫录》里记载一件事：晏几道家中藏书很多，每次搬移都很麻烦，妻子很厌烦，说他：“简直就象乞丐搬漆碗一样当作宝贝！”晏几道写了《戏作示内》，其中有：“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的句子，说自己生平只有这些家当，又怎样不爱惜？从这条记录，看得出晏妻并不是丈夫的知心同道，但小晏遇到妻子的抱怨（这种抱怨可能更大程度是基于家境的贫寒而起），并不气恼，只是作诗开解，牢骚中不乏风趣，与他在外面待那些名流的高傲态度截然不同，也许这也是他“痴”的一种表现吧。
晚清人桂念祖写了一首《菩萨蛮•读小山词》，极好的写出了小晏的人品与词品，姑以此为结束：
才华已为情锁损，那堪又被多情困？
珠玉女儿喉，新词懒入眸。
清愁消不得，梦入莲花国。
方信断肠痴，断肠天不知。
王观
王观（生卒年不详），字通叟，高邮（今属江苏）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另一说为如皋（今属江苏）人，元祐二年（1087）进士。累官大理寺丞，知江都县。曾因赋应制词被逐，自号“逐客”。著有《扬州赋》、《芍药谱》，词集有《冠柳集》。
【卜算子】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王观在宋词人中不算出名，但这一首《卜算子》却写得别有味道，词是送人之作，却毫无送别的悲愁，通篇都是奇想妙想，轻快美好，看得出作者也应该人如其词，是一个乐天派。《碧鸡漫志》评他：“才豪，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卜算子》是他“新丽”词作的代表。“轻狂”的一面，则是在《能改斋漫录》里说他曾经做到翰林学士之职，却由于为神宗赋了一首应制词，高太后认为媟渎了皇帝，次日即将他罢职赶出朝廷，这首惹祸的词《清平乐》如下：
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
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
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
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
词中所写，无非是皇帝和一个受宠嫔妃的宴乐，所谓“媟渎”，大概就是不加避讳的描写了一点调情的场景，语言中有一股戏谑之味，显得对
不过，不管同时人怎样看待，后人又怎么评说，当事人王观却似乎并未就此惶惶然不可终日，又或者从此沉溺在追悔莫及之中，他的乐天性格，使得仕途上致命的挫折，反而化为了平生的风雅韵事——他给自己取号为“逐客”，仿佛公然以受逐为荣。而古人说“逐客骚人”，往往指的是政治上不如意、“忧谗畏讥”的贬谪官员，他以这样小小的“风流罪过”被谪而自诩，又是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自我嘲弄。这种做法很象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未必没有怄气的成分在，却善于从困境中找乐子，精神十分可嘉。柳永有着被无故落名的愤激，也没有从此忘记功名之路，而王观愤激已是不必，既然打上了“逐客”的烙印，回归朝廷估计也无望，索性肆无忌惮的继续自己的轻狂人生。后人的评价如何，他并不在乎，“朱衣引马黄金带，算到头、总是虚名。莫闲愁，一半悲秋，一半伤春。”（《高阳台》）他也曾赴过琼林宴，他也曾打马御街前，由鲜衣怒马风光无限一落而至被逐出朝，由簪笔御苑侍宴上林一落而至卧处小县惊岁晚，能够看得破，却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有趣的是，教出这个轻狂书生王观的，却是当时的儒家大师胡瑗。胡瑗字翼之，是泰州海陵（今属江苏）人。因祖籍陕西安定堡，世称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
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
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
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仔细思量，好追欢及早。
遇酒追朋笑傲，任玉山摧倒。
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
幸新来、有酒如渑，结千秋歌笑。
明代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写诗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度过了。算来只有二十年在世,受尽了多少奔波烦恼。”全然化用王观此词上半阕，在仿佛严密算术法之中，得出了人生有限，莫若及时行乐的结论，似颓废却又豁达，在逆境中，不失为很好的自我开导式心理治疗。
王观以“逐客”自号的事颇似柳永，生平也最喜柳永的词，他的词集叫做《冠柳集》，顾名思义就是要以超越柳永为目标。如果单论大起大落的戏剧人生，与乐天幽默的生活态度，他倒也有胜过柳永之处，但词名却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可见能够超越与否，全在实力，自己的主观意志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不过，在当时主流文人鄙夷柳词的情况下，他公然以“冠柳”为自己的追求，却也不可谓没有过人的见识，他的“轻狂”，大抵也是这样使时人不能索解的行为表现。
王观的词修辞多尖新奇巧，这来源于他不同于流俗的个性作风，象柳永的地方，则在于他引用俚俗语入词，比如咏柳的词说：“铜驼陌上新正后，第一风流除是柳。勾牵春事不如梅，断送离人强似酒。
调雨为酥，催冰做水，
何人便将轻暖，点破残寒。
结伴踏青去好，平头鞋子小双鸾。
烟郊外，望中秀色，如有无间。
晴则个，阴则个，餖飣得天气，有许多般。
须教镂花拨柳，争要先看。
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
东风巧，尽收翠绿，吹在眉山。
后人对此词评语颇高，说它：“风流楚楚，词林之佳公子也。”（《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赞许他工于刻划，却又能全然泯去斧削之痕，是一种自然流传的神韵。王观词的成就，当然比不上他一心想超越的柳永，与欧晏苏秦等名家比起来也是差之远矣，但工细新巧的风格，却也能够在宋词坛别树一帜，成为宋词人群星璀璨之中的一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词牌下面有一个副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而有题，并不是自苏轼起，却是在苏轼手中发扬光大。这一点看似小节，却具有微妙的含义与深远的影响，因为词之为物，本来属于民间歌谣，词牌的用途只是区别音乐的调子，而文人在宴乐之际，信手填词，也是随意而作，付以歌咏，并无意为题。从东坡起几乎首首词牌之下都别有标题，可以说，是正式昭告了词也具有和诗一样的地位作用。在苏轼之前的绝大多数词人，虽以词名，填词的范围却仍显得局限狭窄，直到苏轼，才把词境开拓到一个广阔的角度，无事不可入词，正如王灼《碧鸡漫志》中所说：“
苏轼这首中秋词，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赞誉，这首词作于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隐，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当时苏轼外任密州太守，做了这首中秋词之后传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七年（1084），神宗对新法的改革大约已经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对新法而外任的苏轼（这时他已经因“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词中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句子，竟然不胜感慨，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话，正触动他改革失败的无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丝心灵相通的慰藉？神宗说：“苏轼到底还是爱
《铁围山丛谈》里记载了另一件关于这首中秋词的逸事：歌者袁绹，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曾经陪侍苏轼游宴，一日东坡与客人们游镇江的金山，是时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长空一碧，脚下江流奔涌，天顶明月如昼，东坡与客人齐登山顶高妙台，命袁绹歌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东坡亲自起舞助兴，回顾问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绹多年之后供奉内廷，尚自缅怀回想，笔记的作者、权相蔡京之子蔡絛也不胜歆羡的评价道：“所谓文章才子，风流人物，真是千载之下，一时之有，后世哪可复得！”
苏轼在宋词坛上的地位，以他这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中流露出的浩然飞举、态拟神仙的高逸之气来看，颇似唐代被誉为诗仙的李白；然而苏词中又另有关心民谟、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诗史”、“诗圣”之称的杜甫。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即这样评价：“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于太白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沧桑之慨，这是苏词的独特风采。他与辛弃疾都是豪放词的领袖，一“旷”一“豪”，正如天空中的双子星座，照耀两宋词坛，辛弃疾文武双全，抱负不凡，是词人中的英雄，而苏轼光风霁月，磊落高迈，却是词人中的仙客。
时人谈东坡词，喜欢与柳永相比，就连苏轼自己，也问过幕客：“我词何如柳七？”这个幕客的回答堪称绝妙名言：“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者似乎有抑柳扬苏的嫌疑，其实在当时环境之中，十七八岁的女郎和拍曼声而歌，才是词的正宗用途，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的壮歌，却是歌词中的异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首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被人称道为：“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据同时人考证，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实并不在苏轼所游的黄州而当在汉阳，就连《渔隐丛话后集》引用苏轼自己所说这首词的背景，也摸棱两可的称：“不知孰是？”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肯定，但此词一出，黄州赤壁遂成为著名景观，永擅大名，也可谓是文词千古了。苏轼并有前后两篇《赤壁赋》，极写江山盛迹，他在游览时与朋友李委“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渔隐丛话后集》）所描写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变幻，意气激昂，宜乎后人称道：“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王士祯《花草蒙拾》）东坡多胡须，所以称“髯公”（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长多髯的情节。），“挟海上风涛之气”的壮观，正是这首《念奴娇》词中涌动的豪情盛慨。《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来取自于唐玄宗时著名的女歌者、能唱“响遏行云”之调的念奴，本来就是词曲中的高音，经苏轼填词之后，该词牌又得了两个别名：“大江东去”与“酹江月”，二别名前者着眼逸兴俊思，后者注目苍凉感喟，而这两种情调，却水乳相成的统一在坡词之中，的确非大手笔莫办。
苏轼词风格，一般都以上述两首词为代表作，而近代学者夏敬观却以为不然，他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柳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所描写的一位少女，传说她：“吹叶嚼蕊，调丝弄管，作海天风涛之曲，幽咽怨断之音。”这可是说是一种亦刚亦柔、亦悲亦壮、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调，可能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却更适合一再回味。夏敬观所举出的例子，是这首《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词的副题是：“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关盼盼是唐代人，为徐州故尚书张建封之妾，张死后盼盼独居燕子楼不嫁，白居易曾有诗写之（传说中白居易写诗讽刺盼盼没有随张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杀，其实有点小说家言，事实并非如此。）同时代人晁无咎评价“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为：“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这首词并没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的雄壮，却在苍凉寥落中显露出无尽的感喟；并不激起读者的一腔豪情，却显示出“咏古之超宕”的高旷。这首《永遇乐》词的节奏很有特色，既舒缓又顿挫，正适合抒发这种“幽咽怨断”的情感，读者即使不理解词作的意义，也会不期而生一腔幽情。传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了这首词，词稿初定，还没有给人看过，忽然一日已经盛传城中。苏轼很讶异，追查起源，却来自于夜间巡逻的一个街卒，苏轼召他来询问怎么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说：“我稍微懂一点音律，有天夜里在张建封庙里歇宿，听到有歌声传来，细听就是这首词，于是我记下来传唱出去，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词的意思是什么。”可见此词的魅力，只通过音节已经能够感染人心了。
“豪迈”也罢，“幽咽怨断”也罢，不管当时或后世对苏词风格如何评价，反正，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甚至两宋文坛第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他可谓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诗文、绘画、书法，乃至政治见识，都有特出之处，相传苏轼自己也承认事事皆无不如人之处，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后人认为他“小词似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谙音乐，所以词不合律。但苏轼其实并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书认为他是音乐世家，据《历代琴人传》的引文说：“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认为苏轼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弹琴能手。南宋陆游也提到苏轼曾唱《阳关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苏轼确实有一些词作不合乎常见的词牌定格，这一点在学界聚讼纷纭，我认为叶嘉莹的评论比较中肯：
“总之，苏轼词就寻常格律来看，是确实有些‘不谐律’之处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苏词虽有‘不谐律’处，但确都掌握了基本的重点，若此者，我以为并非由于苏轼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于律然后能脱去其束缚之表现，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于律诗，往往突破外表声律及对偶之限制，而却掌握了保持声律之优美平衡的某种本质上的重点。此亦如骑车技术之高妙者，方能在车上做出不守常规之种种表演，而却掌握了平衡的重点，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于一般无此高妙之技术者，则最好依守常规，不可胆大妄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场。”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词牌下面有一个副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而有题，并不是自苏轼起，却是在苏轼手中发扬光大。这一点看似小节，却具有微妙的含义与深远的影响，因为词之为物，本来属于民间歌谣，词牌的用途只是区别音乐的调子，而文人在宴乐之际，信手填词，也是随意而作，付以歌咏，并无意为题。从东坡起几乎首首词牌之下都别有标题，可以说，是正式昭告了词也具有和诗一样的地位作用。在苏轼之前的绝大多数词人，虽以词名，填词的范围却仍显得局限狭窄，直到苏轼，才把词境开拓到一个广阔的角度，无事不可入词，正如王灼《碧鸡漫志》中所说：“
苏轼这首中秋词，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赞誉，这首词作于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这一年王雱去世，王安石退隐，新法改革正陷入僵局。当时苏轼外任密州太守，做了这首中秋词之后传唱至京城，呈到神宗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七年（1084），神宗对新法的改革大约已经失去指望，看到因反对新法而外任的苏轼（这时他已经因“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词中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这样的句子，竟然不胜感慨，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话，正触动他改革失败的无可奈何之情，由此也感到一丝心灵相通的慰藉？神宗说：“苏轼到底还是爱
《铁围山丛谈》里记载了另一件关于这首中秋词的逸事：歌者袁绹，歌技比得上唐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曾经陪侍苏轼游宴，一日东坡与客人们游镇江的金山，是时亦值中秋，天宇四垂，长空一碧，脚下江流奔涌，天顶明月如昼，东坡与客人齐登山顶高妙台，命袁绹歌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东坡亲自起舞助兴，回顾问道：“如此便是神仙吧！”袁绹多年之后供奉内廷，尚自缅怀回想，笔记的作者、权相蔡京之子蔡絛也不胜歆羡的评价道：“所谓文章才子，风流人物，真是千载之下，一时之有，后世哪可复得！”
苏轼在宋词坛上的地位，以他这首代表作《水调歌头》中流露出的浩然飞举、态拟神仙的高逸之气来看，颇似唐代被誉为诗仙的李白；然而苏词中又另有关心民谟、用意深沉的一格，又似有“诗史”、“诗圣”之称的杜甫。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即这样评价：“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于太白为近。”具神仙出世之姿，又有襟抱沧桑之慨，这是苏词的独特风采。他与辛弃疾都是豪放词的领袖，一“旷”一“豪”，正如天空中的双子星座，照耀两宋词坛，辛弃疾文武双全，抱负不凡，是词人中的英雄，而苏轼光风霁月，磊落高迈，却是词人中的仙客。
时人谈东坡词，喜欢与柳永相比，就连苏轼自己，也问过幕客：“我词何如柳七？”这个幕客的回答堪称绝妙名言：“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者似乎有抑柳扬苏的嫌疑，其实在当时环境之中，十七八岁的女郎和拍曼声而歌，才是词的正宗用途，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的壮歌，却是歌词中的异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首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词，被人称道为：“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据同时人考证，周瑜破曹的赤壁，其实并不在苏轼所游的黄州而当在汉阳，就连《渔隐丛话后集》引用苏轼自己所说这首词的背景，也摸棱两可的称：“不知孰是？”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肯定，但此词一出，黄州赤壁遂成为著名景观，永擅大名，也可谓是文词千古了。苏轼并有前后两篇《赤壁赋》，极写江山盛迹，他在游览时与朋友李委“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渔隐丛话后集》）所描写的背景恍惚如有神鬼变幻，意气激昂，宜乎后人称道：“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王士祯《花草蒙拾》）东坡多胡须，所以称“髯公”（民间传说中的苏小妹故事，即有嘲笑兄长多髯的情节。），“挟海上风涛之气”的壮观，正是这首《念奴娇》词中涌动的豪情盛慨。《念奴娇》这个词牌，本来取自于唐玄宗时著名的女歌者、能唱“响遏行云”之调的念奴，本来就是词曲中的高音，经苏轼填词之后，该词牌又得了两个别名：“大江东去”与“酹江月”，二别名前者着眼逸兴俊思，后者注目苍凉感喟，而这两种情调，却水乳相成的统一在坡词之中，的确非大手笔莫办。
苏轼词风格，一般都以上述两首词为代表作，而近代学者夏敬观却以为不然，他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柳枝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所描写的一位少女，传说她：“吹叶嚼蕊，调丝弄管，作海天风涛之曲，幽咽怨断之音。”这可是说是一种亦刚亦柔、亦悲亦壮、亦幽怨亦激昂的歌调，可能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及上述豪放逼人，却更适合一再回味。夏敬观所举出的例子，是这首《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
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词的副题是：“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关盼盼是唐代人，为徐州故尚书张建封之妾，张死后盼盼独居燕子楼不嫁，白居易曾有诗写之（传说中白居易写诗讽刺盼盼没有随张建封早死，盼盼哭泣自杀，其实有点小说家言，事实并非如此。）同时代人晁无咎评价“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为：“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这首词并没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的雄壮，却在苍凉寥落中显露出无尽的感喟；并不激起读者的一腔豪情，却显示出“咏古之超宕”的高旷。这首《永遇乐》词的节奏很有特色，既舒缓又顿挫，正适合抒发这种“幽咽怨断”的情感，读者即使不理解词作的意义，也会不期而生一腔幽情。传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作了这首词，词稿初定，还没有给人看过，忽然一日已经盛传城中。苏轼很讶异，追查起源，却来自于夜间巡逻的一个街卒，苏轼召他来询问怎么能得知自己的新作，街卒回答说：“我稍微懂一点音律，有天夜里在张建封庙里歇宿，听到有歌声传来，细听就是这首词，于是我记下来传唱出去，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词的意思是什么！”可见此词的魅力，只通过音节已经能够感染人心了。
“豪迈”也罢，“幽咽怨断”也罢，不管当时或后世对苏词风格如何评价，反正，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甚至两宋文坛第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他可谓是“全才”、“通才”、“天才”式的文人，诗文、绘画、书法，乃至政治见识，都有特出之处，相传苏轼自己也承认事事皆无不如人之处，唯一不行的，只有下棋、喝酒、唱曲，因此后人认为他“小词似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谙音乐，所以词不合律。但苏轼其实并非不通音律，今人朱玉书认为他是音乐世家，据《历代琴人传》的引文说：“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认为苏轼父子兄弟三人都是弹琴能手。南宋陆游也提到苏轼曾唱《阳关曲》，“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苏轼确实有一些词作不合乎常见的词牌定格，这一点在学界聚讼纷纭，我认为叶嘉莹的评论比较中肯：
“总之，苏轼词就寻常格律来看，是确实有些‘不谐律’之处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了解，苏词虽有‘不谐律’处，但确都掌握了基本的重点，若此者，我以为并非由于苏轼之不熟悉音律，反而正是已熟于律然后能脱去其束缚之表现，所谓‘曲子中缚不住者’是也。此正如李白之于律诗，往往突破外表声律及对偶之限制，而却掌握了保持声律之优美平衡的某种本质上的重点。此亦如骑车技术之高妙者，方能在车上做出不守常规之种种表演，而却掌握了平衡的重点，所以才不致跌落地上。至于一般无此高妙之技术者，则最好依守常规，不可胆大妄为，以免跌致血流骨折之下场。”
前面那首《永遇乐》词最后一句说到“黄楼夜景”，黄楼是苏轼在徐州治水留下的业绩，《岁时广记》引《古今词话》记载：苏轼出守徐州的时候，连月霖雨引发黄河决流，四野俱被漂没，洪水一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命令手下尽力堵塞洪水，保护城池，上万人紧张操作，水势到晚却愈加汹涌，徐州城内弥漫着惊恐的气氛。苏轼于是亲自登上城楼，露宿城头督工抗洪，人心方才镇定，终于保住了全城不遭淹没。苏轼后来又开凿水道，疏引积水，水退之后，又向朝廷请求筑十里长堤拒水护城，堤上建了一座黄楼。堤成后河水循着故道分流而去，苏轼在上巳日，也就是
世人无不重名，尤其象苏轼这样天才特出之士，他二十一岁时就中了进士，可谓是科名早成，而甫入京城便即得到当时名流的延誉，盛名一时无两。是年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举，是年报考的举子很多，某日相国韩琦和宾客闲谈时说道：“二苏在此，那些考生怎么也敢和他们较量呢？”这话一传出去，竟然吓得十有八九的考生都散去不敢应试。这是苏轼自己的回忆，可能也有些微夸张的成分，但其时得到推誉的情况却相去不远。张方平初见他们，怕自己的推重不够分量，不惜修书向政敌欧阳修力荐；韩琦因苏辙临当考期生了病，怕他误了这次考试，不能兄弟同时登榜，竟向皇帝上书奏请延期二十余日，等待苏辙病好方开考；欧阳修更是对苏轼赞不绝口，初见时即大喜称道：“天下的文章应当在这里了！”又向梅尧臣说：“读到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就汗流浃背，真是痛快！老夫自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通过这些事迹，即可知道苏轼兄弟在当时，可算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在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发生之前，他于政坛上虽不得志，却也未曾遭受到迫害，外任杭州、徐州、密州的时候，他尚是有着一股勃然豪兴在胸的，因此才会说：“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他相信纵使在自己百年之后，这爱护子民、治理水患的业绩，也能够深深铭刻在后世之人心中。他对“名”、对身后事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自许的，带有一种既骄傲又感慨的喟然之情。
这种自我期许的情绪有时显得更为激昂，如他在密州担任太守时所作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这首小词，他在给朋友鲜于子骏的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他此时已入中年，但仍然有着才堪大用的自许，期冀终有一日，象汉武帝派出冯唐赦免有军功的云中太守（云中是地名，在今山西大同，为边关要隘）一样，朝廷也能将自己从这外任的闲职中起用。他只是一介书生，却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对边关军事也充满了自负的豪情，这不免带有几分夸大，还属于未曾受到挫折时的昂扬意气。待到他经历过各种政坛风波，新党当政时受迫害，旧党上台后又遭排挤，这样的盛气已渐转而内敛，对于生前事身后名，则又有了另一番感悟，且看他在杭州写的这篇《八声甘州•寄参廖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廖子即释道潜，与苏轼交情甚笃，曾经不远千里陪伴苏轼远谪黄州，所以苏轼感叹：“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参廖后来又因苏轼受牵连获罪，被勒令还俗），他外任杭州，这时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是因为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自请外放，其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而这一次却是在旧党上台的形势下，他又因为反对将新法一律否定的过激政策，再度不容于朝，两次出任杭州太守，似乎是一种反讽，他自称“白首忘机”，其实在他的政治理念里，从来就不曾有过机心与私心，决不肯作随声附和的应声虫以博富贵，以求平安。在遭遇过困厄之后，他的立场仍未改变，但人生的态度，却渐渐圆融达观，看开了生死荣辱。“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东晋谢安出山做官后，一直有意归隐而未得，最后病卒于西州门，他的外甥羊昙自此不过此门，有一次喝醉了无意路过，醒觉之后失声恸哭而去。苏轼在这时已经不再象在徐州时所作的《永遇乐》词中那样遥想：“异时异日，应当有人对着这黄楼的夜景，为我而发一声长叹吧！”屡遭打击之后，他乐观的许诺着将来归隐的愿望一定兑现，“不应回首，为我沾衣。”不会让朋友因为遗憾和痛惜，将来为我一洒伤心之泪！这既是安慰，也是告诫。
然而风波之险恶，总是出人意外者。在之前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已经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境：因为党争的缘故，新党罗织告发他写有诋毁新法的诗作，甚至有的诗还被人傅会上叛逆不轨的罪名。他在湖州的任上被逮捕入狱，解送京城，受到多番审讯，他形容那时的情景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见当时恐惧凶险的程度，连神宗读后也为之恻然。他在湖州任上被逮时，全家惊恐万状，妻子号哭，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他回顾看着妻子说道：“你眼下难道不能象隐士
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告发作诗诋毁新法而被逮捕审讯，关押在御史台狱中，御史台中多乌鸦，雅称“乌台”，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文字狱可谓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噩梦，其间的惊心动魄，未身历其境者永远难以想象。苏轼当被逮时，几个狱卒犹如驱赶鸡犬一般的将他押解出城，登舟而去，追送的郡中百姓无不泪如雨下。下到狱中，狱中主管开口即问：“祖辈五代之间，有没有获得过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这是历来的常规，专问死囚的话，其他的罪犯只需要问三代就足够了。这些打击犹如暴风骤雨一般急剧降临在身，纵然是圣贤也未必能始终保持泰然自若的心态，何况早年成名、一直被目为天下奇才、处于群星捧月地位之中的苏轼？如他这等高傲的文人，或可以不惧死亡，却很难不恐惧即将到来的人身侮辱，临别时尚从容向妻子开玩笑的表现，历来被赞为苏轼的幽默和无所畏惧，却不知这只是强作镇定，他的内心中，其实充满了惊慌、忧惧等等软弱消极的情绪，乃至一度意志崩溃想要自杀以逃避迫害，只赖有对亲人的眷恋才使他坚持到了最后。
亲友中最使苏轼难以割舍的人，是小他两岁的弟弟苏辙，《孔氏谈苑》中记载“乌台诗案”颇详细：苏轼就捕，在太湖登舟北上受审，某日船柁坏了修补，暂泊湖中，当夜风大涛急，月光明亮。他自思这样仓卒被捕，前途难测，想到可能凶多吉少，不免起了消极逃避的念头：“假如闭着眼睛往湖里一跳，顷刻间就能解决一切了！”比起即将面临的折磨，死亡竟似一个美好的诱惑，自古曾有多少人临此艰难关头，选择了那条一了百了的绝路！但是，在作这番计较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不能辜负了老弟。”原来一开始李定等人罗织苏诗入罪，派使者前往湖州任上逮捕苏轼，当时的驸马都尉王诜因为与他交好，闻讯后秘密遣人告知其弟苏辙，苏辙当时在南京为官，立即派人往湖州通报苏轼，前去逮捕苏轼的使者去势如飞，苏辙密报却抢在了前头，虽然于事无补，然而早早通风报讯，让苏轼得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在那等混乱惊慌的情况下失措，甚至做出短见的事来，却是他对兄长的最大爱护。苏轼明白：“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子由必不独生。”——正是这种骨肉相连的弟兄情谊牵挂，成为苏轼在困境中的支持力量，使他有勇气去面对那不可测的未来。
押解到京师之后，这桩文字狱由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主审，这几人都是苏轼的敌对派，可以想象审理中是怎么一心陷苏轼于罪，这种情势下他认为势在必死，忧心忡忡，甚至偷藏了毒药在身边，预备走投无路时用以自杀。这是他第二次流露出自杀的意图了。在这等情势下他最牵挂的自然还是兄弟苏辙，写了两首诗与之诀别，词极凄楚：“……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其一》）后来他能够生出乌台狱，据说与这两首诗不无关系：“神宗初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从宽释，凡众请用深文者皆拒之。”皇帝不再听信诬陷者的深文罗织，宫中又有太皇太后为之说情，终于将他开释出狱，贬谪黄州。
苏轼在狱中写作这两首绝命诗的时候，诚恳的拜托一位平素待他很好的狱卒日后将此诗寄给苏辙，并说：“能够万一获免就罢了，如若不免一死，而此诗又不能送达子由的话，我将死不瞑目！”后来他获得释放，狱卒将诗稿交还给他，苏轼百感交集，以面伏案，竟不忍重读这两篇血泪之作。这是他最真实的惊惶恐怖，他虽然潇洒不羁，甚至被誉为神仙中人，但在鬼门关面前，并不是始终能保持那一份淡定从容的风度。
然而天性中有乐观因素的人，纵使遇上困厄，也不会就此一蹶不振。苏轼被释时不忍回顾这段悲惨的往事，但出狱未久，心情已经豁然开朗，又轻快的提笔自和那首绝命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招诗笔已如神。”写下这句之后，不免又私下自骂：“这该死的毛病还不改悔呵！”如果联想到他被逮捕的时候对妻子说的那个笑话里面，杨朴妻所作的诗句：“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诗与酒，原本代表着文人自由放旷的精神，遭受过牢狱也不自改悔，不肯放弃，何尝不是一种极至的刚劲？只是他的刚劲表现得不是强硬，而是带一分自得的谐谑，有一种豁达的轻松。
历过生死线之后，苏轼对生死荣辱的看法，显然又进了一层。不经历“死”不知生的可贵，既险濒“死”又会觉得人生困厄，原来无非如是。他在黄州贬所时曾经几次传出死讯或者业已弃世出家的消息，时人都信以为实，甚至有朋友写信探听他是否还活着。地方官更对他的行踪时刻留意，《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他与数名宾客在江上饮酒共乐，饮散归来，作了一首《临江仙》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其时江面水波连天，风露泠泠，令人不禁陡生浩然高举之意，苏轼赋了此曲，与朋友长啸高歌数遍，兴尽各自散去。谁知次日就流出以讹传讹之言，喧传苏轼夜间作了一首辞世之词，挂冠江边，乘舟长啸而去，正同词中所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去也。黄州的郡守听了大惊失色，担心失去了罪官谪臣，要连累本地官员，急忙赶到他家中去查看，却见苏轼正鼾声如雷，宿醉未醒，才知是一场虚惊。然而这个谣言传入京城，连皇帝神宗都难免将信将疑。神宗虽然贬谪苏轼在外，对他的才华却还是钦服的，曾经因为误闻了苏轼已经死亡的消息，忽忽不乐，将进食时辍饭而起，叹息再三，说道：“才人难得啊！”也许正因这一点惜才之念，后来当苏轼被诏量移汝州时，在谢表中写道：“疾病连年，人皆相传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生。”语气中不无怨怼揶揄，朝中的仇家乘机参奏他有“怨望之语”，这个罪名很严重，神宗却只是慢慢的说：“我已灼知苏轼一片衷心，实无他意。”言者为之语塞。
《临江仙》词中提到“夜饮东坡醒复醉”，苏轼在黄州时供给频繁，亲自耕种养家糊口，在东坡之地开垦有田地，所以自号“东坡”，这个号从此伴随了他一生，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眩目的一笔。他平生经历的大起大落甚多，但由乌台诗案之狱而贬黄州，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一场生死磨难，他依然是以前那个意气高纵的的绝世才子，前半生的色彩，可以说是明妍轻扬的，经历过这次磨难，才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更为凝重的色调，荣辱不惊的沉着。叶嘉莹赞扬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质：“是一个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虽在困穷斥逐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
苏轼圆融达观的人生智慧，使得他能够随遇而安，“此心安处是吾乡”，却并不是随时俯仰，他的个性之中，亦有“才意迈峻，惟己是信”的一面。他表面上风趣豁达，在原则问题上却倔强认真，“非随时上下人也”，新党在朝时不容于新党，旧党得势后他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旧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题作“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因为词境极为幽冷，不类东坡平日的高逸之作，给后人提供了想象的素材，傅会了爱情故事：《能改斋漫录》说是为王氏女子作，而《女红余志》则说此词作于惠州，当地有一个温氏女子，名超超，到了及笄之年也未肯轻易的许嫁于人，惟独对
故事固然凄婉动人，若据实却不堪考证，只能作为一个哀感缠绵的故事传说而已。实则东坡词中“幽人”、“孤鸿”云云，分明是自写，既非有什么悱恻情事，也不是象清代常州词派的穿凿傅会所说，是什么讥刺朝政昏暗、放逐贤臣之作。苏轼作此词时，心中固然不能毫无骚人迁客的悲慨，却只是幽微的，这一种孤寂凄清的感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情绪，是无以名状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何止是无人省得他这一腔幽怀，纵使他自己，也未必能解之明之释之。
苏轼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党争的倾轧下到处遇贬，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到晚年终于被赦北还，路过金山的时候，自题画像一偈，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儋州惠州。”这三州都是他被贬最困苦的去处，然而就是在这困苦之中，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力和愈挫折愈豁达的胸怀，人生的苦难，于他是一服清凉散。经历几番贬窜之后，他对“名”的追求，已不再是坚信“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也不复坚持“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而是：“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意耳。”（《哨遍》）他在海南儋耳的时候，常常背负着大瓢，且行且歌，唱的都是《哨遍》长调，在田间怡然自乐。某日遇见一位老婆婆，对他说：“学士，你昔日的荣华富贵，恰似一场春梦！”东坡深以为然，遂呼她为“春梦婆”。后来文人将这段事写成戏剧，甚至傅会这个“春梦婆”是神仙所幻形，下凡来点化东坡的，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充满了起伏不可测的人生，很容易使人堕入梦幻泡影的虚无当中去，而苏轼虽然也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却终未逃于禅，遁于道，主要还是他善于自己慰藉，如这首著名的《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苏轼早年的词作，后来流放到惠州，有一日他与爱妾朝云闲坐，时值秋风初起，落叶萧萧，不觉有凄然悲秋之意，于是命朝云把酒唱这首《蝶恋花》词，朝云歌喉将转，却禁不住已泪水盈盈，苏轼问她缘故，她答道：“我所不能唱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翻然大笑，说道：“我正悲秋，你却又伤春了？”于是停歌罢酒，未几朝云病故，苏轼终身不忍再听此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本是豁达的开解语，意境略似唐人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心态更为超旷，后人常常用它来安慰失恋者。所有美好可爱的事物，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在“永恒”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无足称道。苏轼在情绪低沉时以此自解，朝云却从这超脱之中，读出了人事无常的悲哀：春能复至，花可再发，然而消逝的毕竟已消逝，人生即使有轮回，下一世也不是这一生！同样的看破，是悲是喜是豁然，原来也只在解读者一念执著而已。
《柯山集》中说：“苏公黜官，贬走数千里外，放之大荒积水之上，饘粥不给，风雨不散。”可谓困窘已极，他本人却在这困境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初到达南海，环视四周，天水无际，不禁凄然伤怀，说道：‘什么时候才能出了这个孤岛呢？’后来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中国在四海当中，但凡有生之年，何处不是孤岛？譬如倒一盆水在地上，水面浮着一片芥末，芥末上附着一只蚂蚁，茫茫然不知这芥末小舟将要漂流何处，不久积水干涸，蚂蚁获得了自由，离开后遇见同类，不禁涕泪交流，说：‘差点不能与你们相见了，谁知道俯仰之间，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啊！”——苏轼讲了这个寓言，也以乐观旷达的心境、不被困难击垮的信心，实践了自己对寓言的阐释，料想他在困境当中，也始终是恬然微笑，再也不会似当初受到牢狱之灾时那样惊惶无主，乃至产生消极逃避的想法了。
他晚年终于被贬北还的时候，本已定居阳羡，拿出平生的积蓄购买了一座宅院，却又因为怜惜年老的宅主被不肖子弟卖掉房子后的苦楚，竟慨然烧毁房契，将住宅无偿退还给她。自己则直到客死，都是借居在朋友的家中。到病重的时候，有位信佛的朋友的来探视，苏轼说：“我万里岭海，被贬不死，到了归宿田里之后，却病不能起，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生死也不过是件小事罢了！”时人说他临终时“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其实他并不是无所遗憾，在人间还有很多事让他未能忘怀：暌别已久的故乡未能回去，与苏辙昔年的夜雨联床之约再也不能完成……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命定论者，却以“命”来解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为了宽慰自己，还是宽慰别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红尘中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永不磨灭的影响。
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著作佐郎、秘书丞。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徽宗立，召知太平州，九日而罢，复除名，编管宜州。三年而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号“秦七、黄九”。著有《豫章集》、《山谷词》。
【清平乐】
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
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
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在宋代文学史上以诗著名，都知道他是“江西诗派”的宗主，对有宋一代诗风的影响极为深远，却不知他在宋词坛的位置也不容小觑，同时的陈师道就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 冯煦认为秦观非黄庭坚之可比，却又将黄比之于柳永，说：“柳词明媚，黄词疏宕。”（《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秦、柳都是婉约词的大家，黄庭坚的小词，的确也有清新妩媚之作，如上引的这首《清平乐》，但更多的词作，却不全是这种风貌。他的词风多变，有俚俗如柳永、乃至被讥为“亵诨”之作，也有超旷如东坡、后人赞其“疏宕”的作品，而更能体现他个人创作风格的，却是近似他“瘦劲拗折”的诗风的另一类词作：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
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
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
几人黄菊上华颠？
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
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一首《定风波》词是他在绍圣二年被贬黔州所作，名义上黄庭坚被贬的罪名是修《神宗实录》失实，其实是新旧党争中清除“元祐党人”的攻击手段。秦观亦在之前被贬，流离徙方，最终郁郁以死，留下的词句也都是抒发胸中凄厉伤恻之情。黄庭坚遭贬的际遇与秦观相似，心境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他是旷达的兀傲的，即使是在“鬼门关外蜀江前”，也自信自得自许：“风流犹拍古人肩！”和秦观孱弱的悲音绝无相同之处。两人相较，秦词如幽花，黄词便是瘦竹，嶙峋中见出劲节，给柔性的小词注入了刚性的风骨。
黄庭坚于困境中怡然自得的精神，一半来自天生的修持，另一半则不可忽视苏轼对他的影响，东坡之于山谷，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景仰终身的对象。元丰元年（1078），这一年也正是秦观初谒苏轼于彭城的时候，黄庭坚也向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写信，并投寄了自己的两首诗作，苏轼和诗复信，极力称美他的诗：“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后来又在复信中说起：首次见到黄庭坚的诗，别人劝替黄扬名，苏轼答道：“此人如同精金美玉，即便不接近人，人也会主动的去接近它，只怕想逃名也不可得，哪里还需要我来称扬始能成名呢！”秦观是时与苏轼交游，也对黄庭坚的诗文赞不绝口，《王直方诗话》中记载秦观的评价：“每次览读，总觉得怅然若失，废寝忘食，其作品邈然深远，浑如两汉风骨，现今交游以文章著称的人中间，没有见到能与之堪为敌手的，真是所谓：‘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啊！”“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典出《世说新语》，“隽爽有风姿”的王济见到形容出众的外甥卫玠，不由自主的发出由衷的感慨，秦观在少年时也曾意气不可一世，这样的推重绝非泛泛而言。两人在苏门子弟中文名最重，遭受牵连贬谪最苦，性格文风却截然不同。少游脆弱多意气，苏轼对他文章的影响多在政论方面，而山谷本身性格中即有持重老成的一面，来自苏轼的影响，就集中在旷达开朗的人生态度上。
秦观的淮海词中没有接近苏词风格的作品，黄庭坚的词却有极象东坡词的篇章，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念奴娇》“瑶草一何碧”），简直就是套用苏轼中秋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而不仅仅是句子相似，神情也相属的词，是他所作的《念奴娇》：
断红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
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
万里青天，姮娥何处？
驾此一轮玉。
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渌？
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
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
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注]醽醁：音零录，酒名，又名醁醽、绿酃。）
《渔隐丛话后集》引黄庭坚自己说明此词的创作背景，是在他被贬后又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时，某年八月十七日，与诸生赏月饮酒为乐，席中有人吹笛悠扬，连作数曲，座上诸人都说：“今日之会乐之极矣，不可无词记述。”于是黄庭坚当场填词，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并不无得意的称：“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云。”比较这种在困境中赏玩的意兴，苏黄确有心灵相通之处，然而苏词浩然飞举，黄词悠然高远，却又是在天生性情中的些微差异。
黄词有学苏之处，也有被人讥诮的似柳永的情词，他的词风在当时人中可谓极其多变而复杂，极其典雅的作品与极其俚俗甚至有点“亵诨”的作品，在山谷词中形成奇妙的对比。也许从某一方面来说，黄词之所以不能象苏轼、秦观一样成为大家，就是因为他的风格多变，反而无所树立吧！他的词中有用俗语极多的，甚至被人说成是元曲的先声，也有趣味比较低级的，显然是消遣随意之作。一般来说，黄庭坚并不大在词中作儿女语，如果要择出他所写情词的代表作，可以选下面这首《喝火令》：
见晚情如旧，交疏分已深。
舞时歌处动人心。
烟水数年魂梦，无处可追寻。
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
便愁云雨又难寻。晓也星稀，晓也月西沉。
晓也雁行低度，不会寄芳音。
这首词显然是酒筵歌席上的应酬之作，文字却洁净流利，黄庭坚不似秦观多情易感，写儿女情长，也不能象他那样深隽秀美，却别有一种活泼风致。他一直崇佛，相传他妻子去世，黄庭坚作《发愿文》，发誓断绝嗜好淫欲，不再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种众生代受其苦。”时人赞之：“可谓能坚忍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虽然说他以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但他有一首《西江月》小词的序中说：“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似乎戒酒确是实事。这首小词开头两句比喻酒：“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是摘韩愈两句不同诗为对，后来常常被话本小说引用，黄庭坚与俗文学，隐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其诗风瘦硬奇拗，代表着他性格中倔强过人的一面，但时人又赞许他的性情之中，另有超然淡泊的一面。苏轼称赞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孙公谈圃》记载他青年时的一件逸事：黄庭坚在省应举，与数人等待发榜，这时已相传黄将被点中为省元，同舍的考生置酒相庆。正在欢饮的时候，忽然有仆人从门口披头散发大声呼喊着进来，举着三个指头，一问才知道中举的是同舍的另三个人，黄庭坚不在其中，座客尽皆散去，有人竟失望得流下泪来，惟独黄庭坚饮酒自若，酒罢与人一道去看榜，情绪全然不显露在脸上，当时人对他的风度都很推重。纵使在被贬黔州安置的朝命下来，他也丝毫不动声色，累年贬居荒边，仍然保持容颜光泽，和做官的时候也没有两样。所以时人感叹：“鲁直的品德性情该当是天性中带来，不是学而能之！”同样是戎州安置时的作品《鹧鸪天》，也体现了他豁然不萦于事物的心境：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一首词有狂放，有豁达，也有一种实则出于愤懑的傲慢，时人以冷眼付之，又何不我行我素，自得其乐？山谷的通豁，是旷达淡定中隐藏着刚劲，既清峭又老健，他的沉稳，他的安然不动声色，其实是内心对自我信仰的坚持。坚定和自持，使他即使一再遇到困境，也不迷失，不哀戚。他在“万死投荒鬓毛斑”之后，遇赦还乡，尚能自得的吟诵这样的句子：“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看君山！”（《雨中登岳
然而在苏门子弟中，以秦黄二人遭贬谪最苦，其中又以黄庭坚最为命运播弄。宋徽宗即位之后赦还南谪的诸元祐党人，苏轼和秦观都未能等到归还家乡就已在途中长逝，黄庭坚在贬谪多年之后终于等到得召还朝，却因为以前得罪过小人的缘故，又被翻出文字官司来，重新贬到宜州（今广西宜山），老死是乡，当时人无不为之痛惜！
黄庭坚二次被贬的恩怨，范文偁《过庭录》里记载颇近琐细，说黄庭坚青年时恃才傲物，曾与赵挺之（赵明诚之父，李清照的公公）同作试官校核举子的试卷，一人的卷子上使用了“蟒蛇”二字，赵挺之想黜落这份卷子，同僚尽皆附和，惟有黄挺坚持反对意见。赵挺之就问他：“你主张录取这篇文章，却不知这两个字有什么出处？”黄挺坚沉吟良久，答道：“出自梁武帝的忏文。”赵挺之被驳了面子，感觉受到轻侮，从此衔恨在心。后来赵挺之做到宰相，宋徽宗即位后召还被流放的官员，黄庭坚得召就任，寓居荆南，赵挺之嗾使湖北的当道官员挑剔出黄庭坚为荆南的一座寺院所写的《承天院塔记》中的句子，指摘他“谤讪朝廷”，重贬宜州，就此死于边荒。因为黄庭坚是由于文字贾祸，后人编定他的文集，竟不忍心收录这篇《承天院塔记》，直到其曾孙续编别集才收入，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摘录了这篇塔记，并评价说：“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风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其实在党争的漩涡里，在当道有心挑刺的情况下，黄庭坚即使不作这篇塔记，也未必逃脱得了报复。《过庭录》只归之于黄庭坚因为“少轻物”得罪小人而遭贬，未免是把矛盾小事化简单化了。
黄庭坚被贬宜州的时候，已是近六十的高年，在万死投荒之后又复远谪天涯，一般人可能已经消沉不乐，自分再无回归之望，黄庭坚却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境。当时有个崇拜他的人范寥，听说黄山谷谪居岭表，于是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而来拜谒，感叹黄俨然有如“谪仙人”，使人顿然忘记了路途之辛劳，瘴疠之可怕。范寥在宜州住了下来，见黄庭坚日日都写日记，以当年干支为名，题为“乙酉家乘”，并对范寥说道：“等我北归的时候，这一卷日记就送给你做纪念了！”他对前程，永远没有放弃过乐观的希冀。在宜州他见到了梅花开放，即赋《虞美人》小词：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
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
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的故乡是江西分宁，在古代属于广义的江南，白发垂老之年，在濒临南海的偏僻小城里，忽然看到一树繁花，恍然江南故土送来的春信，原来纵然在天涯海角也有这样粲然耀眼的春天！他是博学多识的，关于梅花的典故自必知道无数，词中所拈出的却是寿阳公主梅花妆的故事，旧说的浪漫，久远的旖旎，似乎都在这细细梅花香中生动鲜活起来，生命之烛快要熄灭的老人，在那一刻追思“老尽少年心”的时候，所想起的究竟是什么呢？一生景仰敬如师长的苏轼已死，平生交游互相推重的秦观已死，去国万里，寥落孤零，可是他心底深处，藏着的仍旧是那一股不肯熄灭的热焰。
黄庭坚到底还是没能坚持到还乡，看梅的这次，是他在宜州度过的唯一一个冬天，他死于到达宜州的次年九月。由于路途遥远的缘故，他的家人子弟均不在身边，惟有萍水相逢的追随者范寥替他料理后事。那一卷《家乘》，本来已说过赠给范寥为纪念，但在范寥替黄庭坚盖棺南楼悲痛不能自已的时候，日记竟被人拿走，不知下落。范寥遗憾久久不能平息，一直到南宋的绍兴年间，忽然有人将抄录的《家乘》寄还给他，范寥亦已垂垂老矣，看到这册三十年来不能忘怀的日记失而复得，“读之恍然，几如隔世”，于是为之刊刻印行，认为这册日记最能够体现出黄庭坚“虽迁谪，处忧患，而未尝戚戚也，视韩退之、柳子厚有间矣。”贤达如韩愈、柳宗元，在贬谪穷方时尚不免有凄苦之音，黄庭坚的超然，确实是他的过人之处。
这一册日记，后来名为《宜州家乘》，至今传世。日记中大部分记载都是日常琐事，范寥字信中，在日记中也屡屡提及。南宋时范寥尚在世，宋高宗喜欢读黄庭坚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宜州家乘》，曾经对范寥产生兴趣，特地问黄庭坚的外甥徐俯：“文中所说‘信中’是什么人？”徐俯不知，随口答道：“宜州是穷荒之地，想必也没有文人士子，这个‘信中’，大约是和尚之流。”范寥就此错失被皇帝提拔的机会，然而他为人豪侠，也未必适合处于官场之中。至于当时黄庭坚亲手书写的《家乘》的下落，在那时也得到了答案，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黄庭坚的书法为当世一绝，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中坐第二把交椅者，趁范寥料理丧事时拿走这册日记的人，多半也只是看中了书法的价值，而并非象范寥一样，是黄庭坚真诚的追随者与生死之交，宜乎范寥为之痛心疾首了。
陆游还记载了黄庭坚的最后时光：谪居宜州时黄庭坚住宿条件艰苦，连僧舍也不得僦居，惟有搬到城楼上的一间小屋，也就是他最终盖棺于斯的“南楼”。宜州地方潮湿闷热，当夏秋之交时更是难捱，年已老迈的黄庭坚住在狭窄湿热的城楼里，受暑甚苦，有一日终于下了一场凉雨，他饮酒之后伸足到屋檐之外，沾湿清凉的雨点，欣然对范寥说道：“信中，我平生没有过这样的快活！”不久便即病逝。
黄庭坚所作的最后一首词，有可考为《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
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
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
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
白发簪花不解愁。
据《道山清话》中说，这一年重阳黄庭坚登宜州城楼，听见有人在说“鏖战取封侯”的志向，不禁喟然有怀，自作小词倚栏高歌，似乎情有不堪，这个月底遂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最后这一阕高歌，也许是想到了自己初入仕时也曾怀抱的兼济天下之志，也许是慨叹再也不能踏上的政坛，再也无法实现的理想抱负？“万事尽随风雨去”，是豁达，也是无奈，他在自惜其老，自羞其老，却又恬然簪花为乐，在一切都成为幻影之后，他仍然有所欣赏，有所期待，有所坚持。
“所谓青山白云，江湖之水湛然，宁复有不足者？”这是南宋人楼钥在跋《宜州家乘》时对黄庭坚宜州最后时光的评语。从绍圣元年初次遭贬，到最后编管宜州困顿以死，差不多正是那首《虞美人》词中所的“十年”，一身流落天涯，遭受诸般非人的折磨，他那一颗“少年心”，纵使是全部老尽，难道真能推开万事，尽随风雨？恍惚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个白发萧然的老翁，伸出双足到栏杆外接雨，欣然一笑：“我平生，没有过这样的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