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广场舞宝贝麦西西:欧阳竞无

　　欧阳竞无（1871－1943）近世佛学一代宗师，他的佛学水准与学术成绩都可堪称举世顶级，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之论，是确定了佛法是不共于世间学理的独特范式。使得以佛法治佛法的纯粹性理路得以张显，他的“唯识抉择谈”之妙论将唯识内在之意蕴料简清淅，抉择契理之高论，又从学理上将千古之密揭开，使得世人明了唯识与法相之通局之别功用之差，从而把唯识与不法相妙义阐释无遗，并且将其纳入真正理论体系方法论方法论上进行严密地研究，仅从如上所论就可以确定欧阳竞无大师在佛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欧阳大师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他能够以佛法为本位，以佛法的真实精神为济世度人之良方，这本身就是超绝的高见。欧阳大师及其门人形成了中国近世以来最大最高的佛学研究群体，他对佛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整理文献出版善本，讲学育人，开宗立说，他一身肩挑，非有超人之德超人之力熟能如此，非大慈之心非大悲之情熟能如此。欧阳者乃大菩萨之应世也。无上善事，我辈当应恭敬也。欧阳大师于多事之秋现居士之身，广行菩萨之行，是为难行之行也。我辈皆应赞叹也。欧阳大师是有情有理的。何谓有情者，欧阳大师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他视外道破法如万剑穿心一般。所谓有理者欧阳大师秉承圣教，据理抉择，当人不上，是纯之又纯的理性主义者。

　　然而世人之心叵测，于如此披肝沥胆之人也要诋毁诅咒。此何居心，彼何人哉？众所周知，我国近世僧界大德，如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等人都对欧阳大师之为人为学大加赞叹称颂。虽有学术性分歧，然从整体上都承认欧阳大师为近视佛学之重镇也。从近世以来能于学术上与欧阳大师进行交流者寥若晨星，太虚、印顺、法尊堪为重量级者，然而据理而论，实无可破欧阳一毫，欧阳之论坚如金刚，固若磐石。特别是其门徒吕澄及王恩洋在技术上义理细节上的推阐，更使得欧阳学派鼎立于佛学上颠峰。时下一些学人不肖者，因不满纯正佛法者，不满居士佛教者，不满学理高深者，而生大嗔恚之心。对欧阳大师生起诽谤之论。一些在佛学院讲唯识者，因不满欧阳之权威，以小小之慧，做小小之论，妄论欧阳学问之得失。彼人等学问远不可论此等大问题之能力，纵观彼等所有之论，皆是一般说文解字，实难算上学术专论，人要有自知之明。侏儒岂可与巨人相比肩乎，尔等实乃学术上的侏儒之辈耳。欧阳乃千古学术之巨人也。有一个在佛学院执教二十多年的僧界法师，以研究唯识讲授唯识而自居，坊间也有讲录流通。在佛学院担任导师。此人对居士佛教十分不满，对居士的佛教地位十分鄙视，其用心在于建立佛教的“神权”并且以“出家众”为“神职人员”，是为住持佛法者。从社会关系上，把出家与在家的平等关系要变成一个从属关系。似乎是“出家众”是俱有“特权”，可以凌驾于在家人之上。这种观念实际上是潜附在佛教中的邪势力，是断送正法的元凶，是平等真理的最大讽刺。

　　佛不是神，佛教不是神教，佛教中没有特权，没有神权，没有神职人员，因为佛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沙门不是婆罗门。佛教是平等主义。佛教是自律的。出家众是受戒具足而已，是自律极强者，非但没有什么特权，而是有的是更多的自律自责。然而今世之出家众，则以“师父”自居，似乎出家就是在家人的“师父”了。在礼节上，应受礼拜。实事上，佛法是圣人设教，以开示真理为务，人是以善知识“为良师”，而善知识者是不论在家出家能者为师，从古至今，在家人也有无数大德应世，如佛世时，有维摩居士他的智慧高于文殊，乃他方佛祖化现。出家众也应礼拜也。掀开佛教史大德居士不乏布金者，一句话没有在家众的佛教就会灭法。出家修道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而在家则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平等主义角度出发建立居士佛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适应更广的社会存在。因此欧阳大师的居士佛教理念是佛法的真实本怀。更具有普度有情的功效。相比之下，神化佛教，神权出家众者建立不平等制度的观念是多么偏离正法呀！在某种意义上讲，佛教走向衰微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点：一是不能正知佛教本义，二是于世间妄立神权不平等的信众制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建立居士佛教回归平等法度，以法为依，以法为师，是最好的契理契机的大方便道。是广弘佛法广度有情的真实法门。欧阳大师为此贡献巨大，我们应该恭敬赞叹，他的理路是佛法在世间的真正发展之方向，他最能契合佛法本怀，他又最能契机社会现实，平等的真理是法界的大道，以如是观是成就无上正觉的必由之路，佛法对于有情而言，就是真理之光，而学佛法之人要从破我执法执为务，我执法执的破遣就是要张显平等的法性，一类我痴我慢的出家众，我相不除，又增上我相，于出家与在家之关系上，要当“奴隶主”，要当“大祭祀”，要当“精神领袖”，要当“神权代言人”,这是一种腐朽的观念，我们要摒弃之。从佛教腐朽的现象上，更觉欧阳之伟大也。

　　古来圣贤皆寂寞——孤愤之师欧阳竞无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在此风雨如晦的时刻，但凡有志有识之士，皆不能安于寂寞，纷纷挺身而出，或揭竿而起，以革命寻路；或著书立说，以思想觅途。尤其当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相继爆发后，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在此期间，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更是振聋发聩。五四运动的爆发意味着新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诸多思想由此从幕后登上了时代的舞台。然而，在这惊涛骇浪，千帆竞逐的时刻，有一群人却很少为人注视。他们独处江津、深居简出，以殉道者之精神，继往圣之绝学，探讨佛学之终极真理，成为中国近现佛学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个奇观。而此团体的领袖则无疑是近代著名居士——欧阳竞无。

　　佛学自汉代传入中土，经过与儒学、道学的不断结合而逐渐中土化，形成了天台、华严、法相、净土、律宗、禅宗等中土佛教派别。唐代中期之后，禅宗开始占据了中土佛学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南禅的顿悟以及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等教义的普及，中国佛教徒开始逐渐泛滥，佛学也自此每况愈下。到了明代，长期的不立文字以及呵祖骂佛的机锋公案导致了狂禅的出现。教内大德为了避免狂禅，纷纷开始走起了禅净合流的道路。至此中土佛学已经彻底改变了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而中国佛学也走到了最低谷。此时，教内教外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为此感到极度的担忧与悲哀，开始试图恢复佛学的本来面目。杨文会便是此运动的先驱。他创办了金陵刻经处，以西方近代的宗教研究方法来钻研佛学、校刻经典，被誉为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之父。然而，限于本身学识，他只是“筚路蓝缕”之功，而真正使此派学说蔚为大观的则是他的弟子欧阳竞无。

　　欧阳竞无的佛学虽师承杨文会，但他却并未如乃师一样仅仅从事佛学的传播与典籍的校注，同时更以大乘菩萨道的担当精神来弘扬大乘佛学，并力图消除近代佛学的流弊，重现印度佛学的大乘精神。他继承杨文会的佛学，以法相唯识学为治学方向，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唯识学，并使之承古扬今。按照他的论断，法相唯识学是此时代最需要也是能够扫除中国佛学流弊回归大乘精神的不二法门。他认为当时中国佛学存在五种弊端：一、盲修禅宗者作业口头禅、野狐参而废弃经教；二、思想方法笼统、多疏漏而凭私见妄创作；三、天台、贤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为足，而使佛法之不明宜矣；四、学人于经典著述不知简择最精当唐人之书，漫无简择，所以义常解错；五、学人全无研究方法而妄执难易、世出世法门。①而只有法相唯识学能够消除此五种弊端，还佛学以本来面目。故他着手创办支那内学院，并在开学之初便宣讲《唯识抉择谈》，然而此文却遭到同门太虚法师的反驳。由此可见他在明道之初便是四处受敌，虽是如此，他却凭着一种孤愤的精神不断进行学术论战，对中国佛学的深入研究启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欧阳竞无的佛学多受责难，其中遭受抨击最多的当属他对中土佛学及疑伪经的批判。中国佛学的最主要弊端在于大乘精神的消解。禅宗的自性具足与自性自度逐渐消解了大乘普度众生的慈悲精神，使佛学从外视转而成为内视，从而使大乘精神不断削减而最终从中土佛学中消失。欧阳竞无以独到的眼光与睿智的思维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结症，并从思想源流上准确的把握了消解的根源。他与弟子吕澄认为印度佛学是主张心性本寂的，而中土佛学则演变为主张心性本觉，这便是中土大乘精神消解的根源所在。为了断绝谬误，弘杨正法，他对种种伪说赖以生存的《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经论作了深刻的批判，认定其为伪书。此举于其时实是惊天地、泣鬼神，发前人所未发、明时人所未明。其弟子、著名佛学大师吕澄先生曾说：“《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杨文会）料简未纯，至师则毅然屏绝。荑稗务去、真实乃存，诚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②然而，真理却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对于欧阳竞无的论断，教内教外均视为异说，大多数人都对其横加指责、批判。致使到现今其佛学地位仍为众多人所否认。不过，种种指责与压力更激发了他对真理的执著。他以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气势继续其治学弘法之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与气魄为中国近代佛学开辟了一片净土。

　　风雨飘摇的时代，即便是隐者亦不能独善其身，佛学者亦不例外。欧阳竞无致力、弘扬佛学并非只为佛学本身，更主要则是为了济世救民，拯救苍生。他在世人因久弊于迷信而盲目归附于极端的科学主义时，指出宗教、哲学、科学的弊病，认为“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③独树一帜，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的口号，以严整精密的论证，欲使众生不堕迷妄、不再执著，足见其用心之良苦。同时这个口号也表明了他的治学目的，既以大乘菩萨道之慈悲精神来拯救众生，堪破执著迷惑而得识见真如本性，这亦是他一生最大的目标与心愿。只是此种担当精神却不为教内所认同更不为世人所理解，实是中国佛学乃至中国文化莫大的悲哀。

　　但凡一种新学说的创立势必要建立在对旧学的批判以及摒弃之上，而在批判之初必会遭到尚有相当势力的旧学的排挤与压迫，而为此新学者则颇具“宗教之色彩”。欧阳竞无正是生于这种时代、治于此种学问，这便注定了他必不为当世所认同，也注定了他的悲哀。同时他又执著真理，绝不随波逐流，这又注定了他的寂寞。他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深恶痛绝，认为其未领悟佛学：“十力、真如皆不知佛门宗趣唯一是无余涅盘。”④然而熊十力却在海内外学术界倍受推崇，这恰反映了他的孤寂。他因悲愤而后有学，却又因执著所学而孤寂，如此矛盾着实令人感到遗憾与无奈。不过太白诗曰：“古来圣贤皆寂寞。”既是圣贤，自然难免寂寞。话虽如此，只是我们更期待这孤愤者开辟的佛学终有不再寂寞的一天。

　　欧阳竞无 《中庸读》叙

　　中庸，以一言之，曰诚；以二言之，曰中庸、曰中和、曰忠恕；以三言之，曰费而隐、曰微之显。无所谓天地万物、中外古今，止是一诚；无所谓天下国家、礼乐政刑，止是一诚；无所谓智愚、贤不肖、知能大小、曲直险夷，止是一诚。诚至，则生天、生地、生物不测；诚不至，则一切俱无。心非其心，境非其境，事非其事。以之为己，乌乎能存；以之为人，乌乎能信；以之为天下国家，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变态谁究，又乌乎能行？及其至也，不敢知其人，不足以为国，岂不哀哉﹗

　　诚者，物之终始，但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天下之大本以立；但庸德庸言之行谨，而天下之达道以经纶。天下大本，非贯彻于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无可贯彻，不足以立也；天下达道，非推极于继志述事、参天赞地之无可推极，不足以经纶也。中庸之实，一曰费而隐，逆而穷其源也；一曰微之显，顺而竟其委也。不如是，不足尽终始之量也；不如是，不足尽中庸之量也。道通为一，非畛非域，中即渊深，庸即高明，亦何怪哉？

　　道之不明也，一言中庸，而一切过不及之名、平常之名以至。何者过不及，何者平常？但是空言，都无实事。明明经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即行实地，不劳揣摩。明明经文"庸德之行"，继以"素位而行"，素患难，行患难，为人君止于仁，即庸德之行也。千有余年，後儒之说行而圣训晦，名句之学徇而实事疏，否塞晦盲，酿为风俗，沉渊　股，致死藐诸孤，精诚格鬼神，独不利儒者之口。天下奇男子，行人所不能行，而不能以一盼。乡党自好者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全家保妻子，箪食豆羹见于色，又何恤乎邦之阢陧？黠者于是乘其弊，窃其器，以钳制一世，而复任艰无伎，私炽无智。于是乎，日蹙国百里，强者乃吞噬不已。揆厥病源，皆不识中庸之道之所致也，而岂细故哉？

　　或问︰如子之言，中庸之道高深若此，圣人之事，常人乌能？

　　答曰︰万物皆备，四端固有，但是有心，皆是圣人；圣人与人同，人自异于圣，直下自承，念念悉诚，则亦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而已。若本非圣，而求作圣，望空出华，宁非虚妄？﹗

　　又问︰直下自承，心若不纯，险不可言，敢卤莽耶？

　　答曰︰诚者自成也，待他而成，杂而不纯；现成自成，焉得不纯？不学而知，其良知也，何险之有？不此之恃，复何所恃？若他可恃，何必定此？惟其门外天涯，皆荆棘也。

　　又问︰世态万变，而独一诚，迂不可行，不合世情，奈何？

　　答曰︰至诚无息，不言而信，参前倚衡，夫然後行。诚为物体，情伪无物，无物必反，为时不远。

　　又问︰天下国家，万几丛脞，独以一诚耶？

　　答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

　　又问︰若是，则枯坐寂然，大道是禅，何须学耶？

　　答曰︰禅亦须学，况此非禅。中庸有所以为中庸者，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也。为性而学，学以尽性，是宗旨也。认明宗旨，学问思辨大有事在。唯天下至诚，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然後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谁谓是诚，而顾可以不学哉﹗

　　呜呼﹗千有余年，中庸不明，人不务诚，失其本心，大义不行，浩然之气不存，盖已非复人间世矣。南渡君臣，偷安寡耻，河山恢复，初亦未始无心，但恨不能作气。日月马＋马＋，安然无事，自有肺肠，俾虏卒狂，父母苍天，人之无良。陆象山发愤，作《大人诗》曰︰

　　从来胆大胸膈宽，

　　虎豹虬龙亿万千，

　　从头收拾一口吞。

　　有时此辈未妥帖，

　　哮吼大嚼无豪全。

　　朝饮渤海水，暮宿昆仑巅，

　　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

　　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

　　嗟乎象山﹗天下大乱，孔学将亡，吾乌得其人，而旦暮遇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欧阳渐叙于支那内学院

（选自《欧阳竞无先生内外学》第二十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