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临风笛子独奏: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2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17:13:42

作者：祝华新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连载
(31，万里)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

 

　　从太行山中走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文革”中回到山西左权采访，战争年代她的女儿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在县里，她听熟了干部嘴边的官话，什么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啊;只有到了女儿的奶娘家，才听到老人家悄悄诉苦说：

 

　　“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左权。不仅仅是左权，众多革命老区曾经以并不富饶的水土养育了一支在野党及其军队，眼巴巴盼到后者执政的那一天，没想到生活依然贫困。连那位唱出著名的毛泽东赞歌《东方红》的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到70年代初儿媳妇也被迫踏上了讨饭路!

 

　　直到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写出一份内参，披露革命圣地延安竟然还有不少乞丐。人民日报11月23日头版发表冯森龄等人的新华社通稿，公开承认：

 

　　“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给延安人民复信，祝福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然而，直到毛泽东辞世，这个诺言也未能兑现。

 

　　陕北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解放后上井冈山、回家乡韶山，还多次登临蒋介石喜爱的庐山，唯独没有重返曾经庇护中共中央达12年之久的延安!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从在陕北插队的高干子弟那里，得知延安人民生活真相，痛心地说：

 

　　“战争时期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老区人民……”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着手援助延安发展电力、化肥、水泥“三小工业”，但在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延安在内的农村落后面貌。一个赶走了蒋介石的新政权，废止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和家庭经营，从合作化、大跃进到人民公社，闹腾得翻天覆地，没想到执政29年后却没能消除革命大本营延安的乞丐!

 

　　尽管解放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少，农田基本建设成绩也不小，但由于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仍然徘徊不前，不少地方甚至不如解放前。

 

　　“文革”结束后第二个寒冷的冬春季节，人民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胡绩伟出差路过粤港边境，极目张望大吃一惊：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多年后，胡绩伟还记得当时的感受：

 

　　“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世界’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叫人大为震惊。我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却特别难过。”

 

　　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比如李克林，对于合作化以来报纸和记者个人卷入农村极左政策的宣传，也是深感“负疚”：

 

　　“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

 

　　“责任虽不在我们，但我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

 

　　好在“文革”已经结束，邓小平东山再起后，提出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立刻得到人民日报的响应，组织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什么叫做“落实政策”，当时农村有什么政策没有落实?其实自从“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就是农村的最高政策，在全国雷厉风行没人敢于公然违抗。邓小平此时能做的，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维护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种植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落实按劳分配。而这些较低层次的农村经济政策，当年毛泽东虽不满意也不便彻底否定;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地方挺进中央的“文革”受益者，从基层工作经验出发也是较为认可的。

 

　　华国锋接班后，一方面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一方面着手进口粮食，减免贫困地区的税收，重视社队企业，缓解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一个例证就是《红旗》杂志在1978年一边抵制“真理标准讨论”，一边却率先发表了万里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同时，“凡是”派对于落实政策会不会导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侵蚀人民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经常心存疑虑，一旦触及他们心目中的底线就会奋起反击。

 

　　所以，当李克林组织了一篇社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政策》，排出小样送给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副总理审阅，纪登奎发话了：

 

　　“关于农村政策，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社论缓缓再说。”

 

　　纪登奎，1951年毛泽东沿京广线南下视察途中接见过的“老朋友”，28岁就做了许昌地委书记。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南下，召见纪登奎询问合作化试点情况。刚从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归来的纪登奎，圆满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挠到领袖心中的痒处。在党的领袖一路关照下，纪登奎出掌苏联援建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升任河南省级领导，在党的“九大”上跻身政治局。他和陈永贵一样，在某些问题上跟江青等“四人帮”有距离，但不会容忍党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试图改变人民公社体制。

 

　　社论发不出去，李克林不死心。经报社领导同意，她把社论改成无需送审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直到1978年2月才在头版刊发出来。这篇评论批评了“文革”中“侵犯农民利益，导致生产连续下降”的过火做法，比如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说成“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把农民按劳分配说成是“物质刺激”，鼓吹“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还有“割自留地等资本主义尾巴”。人民日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一下农村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自留地、奖励等政策，一项一项地落实下来。评论特别提示说，当前尤其需要落实关系7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当时盛行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的现象，健全“生产责任制”。

 

　　为此，人民日报惹恼了一些忠于毛泽东集体经济理想的领导干部，经常受到当时中央分管农业、宣传的领导以及地方官员直白或含蓄的批评。一名省委书记读到人民日报提倡农民家庭饲养禽畜，骂道：

 

　　“靠老太太养鸡能养出社会主义?”

 

　　向来快人快语的李克林心里不服气。有一次，她在报社礼堂传达中宣部负责人对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批评，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一句接受批评的表态也没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气呼呼地走下讲台，还在嘟嘟囔囔。

 

　　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摆脱不了对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下长官意志、人多好办事的迷恋，在农村推行人海战术的“大会战”。过去搞大炼钢铁，现在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从1975年开始的山东“邹西会战”，“文革”结束后继续受到新的中央青睐。它动员了10个公社、77个管区、448个生产大队，覆盖45万人口与6700公顷耕地，大规模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财力和物力。

 

　　这种“会战”思维，其实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下徭役贡捐的现代版。在古代，轮流耕种公田、在自家村口修路搭桥一类劳动叫“徭”，中央政府为修长城、凿运河等全国性工程而征集的劳动叫“役”，地方自愿上缴中央的叫“贡”，地方摊派到个人的叫“捐”。人民公社在把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剿杀殆尽(仅剩自留地)的同时，也把这种徭役贡捐制度发挥到极致。在“大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从中央级(如大炼钢铁)到县级(如林县“红旗渠”和邹西)的大会战搞得地动山摇，甚至砸碎自家的铁锅，全村人进了公共食堂。为了一个神圣而虚幻的“公”字，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被农奴化了。

 

　　在“邹西会战”经验推广大会上，中央领导讲话，强调大干快上、规模声势，要求农民“吃大苦，流大汗，不惜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在台下，国家农委的一名干部悄悄告诉人民日报记者：

 

　　“中央领导人这样一发话，下边干起来就难免死人啊!”

 

　　党报记者在体制内工作时日已久，未必都能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对徭役之苦的控诉：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但他们对“大跃进”的教训都记忆犹新。会后，李克林在安排“邹西会战”宣传时，抛开中央领导的要求，嘱咐记者在如实报道“邹西会战”的成绩时，重点关注农村政策问题。她带领农村部编辑，会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山东记者，撰写了几篇述评，批评“邹西会战”中种种违反政策的口号和现象，诸如“要大干就不能怕农民负担过重”，“要大干就不能不平调”，“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

 

　　1978年6月的一篇述评《从山东农田基建会战看政策问题》，提出警告：

 

　　“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充分注意，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必须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致相适应……”

 

　　在习惯了“大会战”的年代，这篇述评以罕见的商业眼光，对“邹西会战”与农民利益的关系做出“斤斤计较”的评估：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670万人，其中3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280万人;按每个冬春干70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3亿斤粮、近1亿元钱。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因此，人民日报提醒地方政府：

 

　　“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人民日报似乎又回到了25年前合作化初期的那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回到了邓子恢、杜润生的价值立场：

 

　　“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虽然此时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一个土地制度意义上的小私有者，但李克林等人意识到，即使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从人性本原看，最关心的仍然是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常到这个农业大省的广阔农村考察。他把苏产“吉姆”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自己步行入村，见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

 

　　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万里竟然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

 

　　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万里了解到这个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万里，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闻所未闻，但是与农民的一番直接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据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在定远县城卢桥镇附近，一个年轻的农夫放下一副担子在路边休息，万里走过去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有什么要求。农夫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夫又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对张广友感慨地说：

 

　　“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据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说，万里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收入在40元以下的约占25%。第一书记难为无米之炊，心急如焚的万里陷入沉痛的反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万里，1975年邓小平厉行“整顿”时的急先锋，作为铁路部长，亲赴各铁路枢纽地区，旗帜鲜明反对派性，抓捕“文革”造反派头头，确保了铁路畅通。为解决南昌铁路造反派与地方派系、部队派性勾结闹事问题，万里曾经在夜里十点多钟去敲开邓小平的宾馆房间做汇报。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邓小平立即接见，明确支持万里的要求，责成军方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因此，万里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靠边站。

 

　　在毛泽东身后，以万里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真诚地面对广大农民“吃饱肚子”这样一种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他们拨开公有制意识形态的迷雾，继续邓子恢对于新中国“祸国殃民的做法”的未尽批判，开始质疑人民公社体制的“不顾群众死活，危害群众生活”(安徽省委语)。

 

　　趁着继任领袖的弱势地位，以及党内高层的杂音，他们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放胆而为，默许和鼓励基层政府与农民“揭竿而起”，自下而上地撼动了人民公社的大一统。

 

　　“要吃米，找万里”

 

　　1978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大部分地区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唐代大文豪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涂县地区，人民公社的书记们9月初参加地委召集的救灾会议，谈起各地灾情，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242个公社，一个公社农业搞不上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可能我们是笨蛋，可是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不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新中国政府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而且党和军队的干部多数出自农村，为什么竟然没有办法帮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个变成了懒人?

 

　　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这个看似美妙的“新村”制度上。

 

　　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那年头农民下地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边哨子慢慢晃”，“男的上工在打牌，女的上工在纳鞋”，“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社员直言不讳地说：“有队长一个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

 

　　为了寻觅农业脱贫之路，滁县一些地方在“文革”后期就偷偷把一个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承包管理的尝试。1977年上半年，地委组织干部调查了400多个生产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调查和今后意见》。王郁昭送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没被理睬。万里来到安徽后，在清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了滁县地委的报告，立即表示赞同，批示给各地、市、县委，要求重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对滁县地委提出的建议可参考执行。

 

　　这是万里主政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重要报告。省委负责人还亲自到农村调查，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发现“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省委郑重召开由地、市、县委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组织讨论修改，于1977年11月颁布执行。

 

　　“省委六条”大胆突破禁区，比如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农民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多种经营”，不再要求生产队按照公社党委、县委甚至省里的统一要求安排生产计划，不再批判生产队的“自由种植”。文件还涉及当时全国各地呼声较多的另一些问题，包括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实物，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分配要兑现;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省委六条”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安徽农民的反应，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新闻报道描述，是“奔走相告，人心沸腾”。各地传达、宣讲省委文件时——

 

　　有的大队通知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

 

　　全椒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别人口里听到《规定》的一些内容，带上干粮跑了六十多里路，到县委会亲自询问，当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

 

　　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规定》时，附近的生产队有两千多名社员赶来听讲。社员们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队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我们心坎里。”

 

　　人民日报敏锐地发现了安徽的异动，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出长年厄运的希望。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在《边区群众报》的同事，在“文革”中曾经蒙冤。赵守一“文革”后的平反，秦川和胡绩伟都曾出过力，到安徽协助万里工作后，仍然同秦川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就是赵守一及时通报给人民日报的。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记者田文喜、姚力文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2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安徽定远县的报道，说定远全县适宜种植水稻的农田仅80来万亩，过去却硬要扩大到150万亩，有些生产队偷偷种上黄豆、花生也要被强迫犁掉。现在定远县委新领导提出：有水栽水稻，无水种旱粮，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力争不误农时地将所有空田全部种好。

 

　　人民日报为这一报道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用万里在安徽的一个内部讲话直接改造而成，一针见血地指出：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的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

 

　　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不仅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实也是尊重个体农民的自主权，不要把几亿农民当作实践毛泽东“新村”狂想而罔顾死活的棋子。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

 

　　1978年的安徽大旱到了9月份已经非常严重，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让农民“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

 

　　“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

 

　　“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已经超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范畴，涉及集体经济管理方式、人民公社运行体制的变革。1979年2月初，省委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干部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整，不敢轻易表态。万里开腔了：

 

　　“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在敢为天下先的滁县地区，基层社队冒出了3个“秘密武器”：作业组的联产承包，棉花的包产到户，对基层干部的联产考核。万里在合肥听取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后说，你回去抓紧把3个典型好好总结一下，给省委写出报告。

 

　　滁县地委把3个典型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个县选择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开明政策不胫而走，结果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王郁昭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们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查看，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纷纷要求回去也要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已属大逆不道，安徽农民一不做二不休，又犯下了一桩在毛泽东时代更加严重的杀头之罪——分田到户。1979年初，北京刚刚开过著名的“三中全会”，涂县地区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到一个村民家密谋。据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

 

　　“当时穷极了……小岗村每年秋收后都有人出去讨饭，不再想办法是不行了。”

 

　　为了大家吃饱肚皮，小岗村曾经一遍又一遍轮换村干部，村里像模像样的男人都做过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但都无力回天。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把村里的土地给私分了!

 

　　求生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神圣的“主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18户农民在一个小学生写作业的格子簿上，写下一份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密约。村民们都没念过几年书，错别字在所难免，句子也不太通顺，却炮制出一份毛泽东身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严俊昌还记得那份密约的大致内容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8名户主一个个走过来，郑重地摁上“血手印”。

 

　　这是一个与《水浒传》里吴用、晁盖智取“生辰纲”一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以“盗贼流寇”的勇气，冒死劫取另一笔本该属于自己、却被朝廷以人民的名义征用的财产——土地。

 

　　他们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分摊到户。这就是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大包干”。

 

　　小岗村的秘密，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公社开会时发现了。据秘书陈怀仁回忆，陈庭元一开始虎着脸指示公社书记：

 

　　“谁叫他们这么干的?马上并过来!”

 

　　可是，回县城的路上，车子行驶不到一公里，陈庭元又让司机开回去，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小岗村。看到各家各户在自己的田里忙活，陈庭元心一软，对公社书记说：

 

　　“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还会有矛盾，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公社书记战战兢兢地说：

 

　　“那你写个条子，将来出了问题，你调走了谁来保我?”

 

　　陈庭元吼道：

 

　　“狗日的，这都是没有文件的，我写什么条子给你?就这样，不要误了春耕。”

 

　　为了乡亲们能吃饱肚皮，陈庭元顾不上自己的乌纱帽和人身安危，决定“瞒上不瞒下”，悄悄给予庇护。

 

　　2007年4月7日，当年参与小岗村分田的12名健在的农民集体出现在合肥陈庭元遗体告别仪式上。他们胸佩白花，手里拿着一条12人签名的横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

 

　　“‘老元子’一路走好!”

 

　　估计在陈庭元生前，他们当面不敢这么称呼去世前做到副省级的父母官，但对于这样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农民兄弟事隔28年也没有忘怀。

 

　　“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收获粮食13万斤，远远超过“大跃进”时期的3万斤。滁县地委几位领导闻讯来到小岗村考察，高兴地告诉村干部：

 

　　“地委支持你们干3年，3年以后再说。”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来到小岗村，爽快地表示：

 

　　“地委批准你们先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5年以后如果干得好，还可以继续干。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小岗村社员倍受鼓舞，热情地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往万里和随行人员大衣里装。万里落泪说：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回到合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分给到会的常委们吃。万里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此前“省委六条”公开批准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括默许的包产到户，让农民以作业组或农户为单位，承包的是全部产量。农民还得按照集体的生产计划进行种植，产出的粮食等农产品要全部上缴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的统筹和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量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经营权，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框架。“大包干”与“包产到户”不同，农民承包的内容不是全部产量，主要是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给集体的提留，除此以外农田里的全部产出都是自己的。用农民的话来说：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

 

　　专家学者对小岗村农民的创造做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大包干到户承包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者，农民通过承包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同时又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在保持“集体经济”名义下，农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户成为一个主体经营单位。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已经被虚化，为农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从小岗村开始流失的国家土地，就像1992年从上海滩全面开放的股市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从此，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求生的本能，发展的冲动，人性的欲求，在中国大地上汪洋恣肆地流淌。中国农村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凤阳花鼓的故乡悄悄揭开了序幕。

 

　　“要吃粮，找紫阳”

 

　　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1978年初他出访南亚路过成都时，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万里在安徽的做法。

 

　　赵紫阳，党内农业专家，“文革”前以善于发展农村养猪为周恩来、邓小平所称道。1961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表扬了自己的助手赵紫阳：

 

　　“广东在中南地区遭受的灾最少，这里面有紫阳同志的功劳，他坚持要农民养猪，结果，保住了粤东一大片。”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人民日报驻广东记者林里曾经多次跟随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农村考察。赵紫阳发现，所谓亩产七八千根本不可能，早稻高产地区亩产充其量也就三五百斤。赵紫阳当即指示：

 

　　“如实写——人民日报登就登，不登就罢，不要强求。更不要叫人民日报为难。”

 

　　1959年农村残酷的“反瞒产”斗争中，赵紫阳到四会调查，亲眼看到农民家的米缸空空如也，口粮全部集中到食堂，连给婴儿煮糊糊都没有米了。赵紫阳如实给中央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粮!”“反瞒产”斗争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政府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

 

　　党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如今有了邓小平的点拨，赵紫阳立即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四川省委也制定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12项农村经济政策，首先抓1977年的分配兑现。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比上一年增加66斤，现金分配增加9元6角。

 

　　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通稿：

 

　　“赵紫阳等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放思想

 

　　四川省决定做好近三年经济调整工作　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

 

　　这篇报道凸显了赵紫阳“冰雪聪明”的人格特质。在乱云飞度的时刻，他抛开流行的意识形态术语，破解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冷静地拎出农村工作的本质，是让农民“休养生息”。赵主持的四川省委开门见山指出：

 

　　“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各级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认为，最突出的是‘恐右病’。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心理感到不踏实，怕又说是“右”了，执行起来就犹豫徘徊。”

 

　　赵紫阳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解放思想——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批判过没有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要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允许四川试验、比较各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经营管理措施，“看那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恐右病”釜底抽薪，彻底解除后顾之忧，要求各地抓紧平反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解放后对农村干部打击面甚宽的“四清运动”，提出干脆取消所谓“四清下台干部”这个名词。

 

　　政策放宽，蜀中大治，3年大饥荒中伤亡惨烈的四川农民终于过上了衣食温饱的小日子。

 

　　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农民中不胫而走。

 

　　紧随万里、赵紫阳的，是内蒙古区委第一书记周惠。

 

　　这位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名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成员，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因为对“大跃进”的反省与前4人观点相近，差点被打入“反党集团”。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手下留情，“从里面硬抠出来”，但没能苟延残喘几年还是坐了冷板凳。

 

　　直到“文革”结束，周惠才被老部下华国锋提名出山到内蒙边陲赴任。在荒凉的草原上一路奔波考察，他深感“愧对天下黎民”，走一路讲了一路：

 

　　“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国家管不过来，我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已能管了。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这位庐山会议的幸存者，继承了政治难友彭德怀元帅的遗志：“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代表农牧民向中央郑重提出“借地”，要求把土地借给他们包种，未获应允后转而推行农民牧民的“口粮田”，对羊群草地也实施了承包制。

 

　　胡耀邦说过一句话：

 

　　“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万里的安徽、赵紫阳的四川、周惠的内蒙，遥相呼应，成三足鼎立之势。包产到户暗流汹涌，人民公社的雕梁画栋断裂之声嘎嘎作响、摇摇欲坠，汉室不保矣!

(32，张浩信)

   “红头文件不能成为记者的出发点”

 

　　1978年岁末，在“文化大革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实际上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他在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全会开幕后印发，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2008年1月5日在《财经》网络版撰文回忆，邓小平找政研室的同志起草讲话稿时，郑重提出：

 

　　“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

 

　　邓小平特别强调，通过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让一部分地区和社员先富起来：

 

　　“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三中全会在农业问题上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等人力主删除了以往文件必写的“农业学大寨”内容，代之以一个概括性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

 

　　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试图纠正“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生产队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但没有正面触及人民公社体制。这份下发各省试行的文件也载明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9月，四中全会将这份农业文件正式颁布前，授权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阳对文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件为人民公社体制松绑，写上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在当时的政治理念和权力格局下，赵紫阳和胡耀邦等人尽了最大努力，把两个“不许”减少到一个，另一个改成了温和的“不要”：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后一个“不要”还允许某些例外，这就为农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万里从山西请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的吴象说：

 

　　“别小看这道小小的门缝，正是它使完全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变为可允许、可接受，从而能在实践中大显身手。”

 

　　人民日报就从这道“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一道，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中央文件仅限边远山区才能包产到户的政策防线很快被冲破。从安徽到四川，各地农民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都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人民日报农村部，来自太行山农村的老记者宋琤兴奋地称之为一场“真正的农民运动”。宋琤内心也赞成包产到户，但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老编辑，对于在公开宣传中突破中央文件规定还是“心有疑虑”。

 

　　问题尖锐地摆在李克林“李老太”面前：是死抠着文件条文对现实闭眼不看、掩耳不闻，还是勇于面对、如实报道？

 

　　胡绩伟、李克林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从安徽、四川、内蒙，到广东、云南、贵州，不论是边远地区还是沿海地区，只要包产到户能让农民不再挨饿，帮他们脱贫致富，报纸都给予正面评价，进行连续报道。对于包产到户引发的一些思想观念斗争，报纸也不加回避。

 

　　在党内价值取向不一、政策边界不清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果敢地站到党内务实改革力量一边，把农民偷偷摸摸的改革尝试拿到桌面上来吆喝，热情洋溢地向全国其他地方推销。因此，人民日报激起了不小的反对声浪。

 

　　有人说：中央提倡多种责任制，你们却突出一种。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大方向有问题”，这样强调包产到户，会动摇集体经济。面对责难，李克林沉着地勉励农村部同仁：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思想解放，报纸应该如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新的实践和要求。

 

　　记者许仲英1979年春天去江浙农村采访。在黄岩县，一位五十来岁的大队支书隐约透露农民合计着还要搞50年代尝试过的包产到组，就是不知道中央准不准。许仲英当即以党报记者的身份打气说：

 

　　“现在不是过去了，中央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能增产，群众又愿意干，是不会有人批判你的。”

 

　　大队支书听了，眼神一亮，精光四射，当即约请记者秋后再来大队看看包产能不能增产。许仲英前脚回到北京，浙江省委后脚就把人民日报告到了中央。省委常委会想必对毛泽东当年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心有余悸，有人抱怨：

 

　　“人民日报的老许在黄岩说可以搞，结果那里搞起来了。我们叫黄岩纠正不好，不叫纠正也不好。”

 

　　1984年许仲英再访浙江，省委书记当面表示了歉意：5年前人民日报记者的黄岩讲话是对的，符合中央精神；当时省委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待群众要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是不对的。省委负责人已经在党代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三中全会前后采访过四川农村改革的老记者田流感慨：

 

　　“一个记者要想使自己的报道对党的事业有所帮助，对人民有点用处，就必须深入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任何别的什么地方出发。包括那些不正确的‘首长’指示的已落后于实际的‘红头文件’、政策法令等，都不能成为记者的出发点。”

 

　　与李克林共同来自太行山区的老记者宋琤总结说：

 

　　“农民的实践在前，中央在政策上给与肯定加以完善在后。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政策的放开，根源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靠报纸反映、传播。在这中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发挥了特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很少有的。”

 

　　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在农民的实践和党的决策之间沟通传递、搭桥铺路，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敢于相信“红头文件”不是“记者的出发点”！记者首先要对“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的严酷现实负责。

 

　　在纪念改革30年的时候，那一代人民日报记者的新闻理念、道德视野和人格操守，随着30年的风吹雨打，仿佛已经成为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一个传说。

 

　　“报纸是公共汽车”

 

　　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农村改革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并经常以人民日报为意见交锋的讲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安徽省内的情形，是两头热（省委、生产队和社员）、中间冷（县、区、社、大队）。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省委班子为民做主；草根阶层的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可以百无禁忌；但农村中低层干部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吃够了苦头，生怕将来弄不好犯错挨整，对落实生产责任制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万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写出文章《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鞭辟入里地剖析阻碍农村发展和变革的障碍——

 

　　“工作中宁‘左’勿右是党内思想上的‘内伤’！”

 

　　《红旗》杂志首发、人民日报1978年3月17日转载的这篇文章用含混的表述提出，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有一条与学大寨不同的路径，“最根本的还是靠人的积极性”，要靠落实党的政策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起用的农民宰相、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万里看不下去了，气愤地说：

 

　　“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

 

　　“必须痛加驳斥。”

 

　　陈永贵1978年春节期间回到大本营山西，布置《山西日报》准备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地“打排炮”。5月13日，受大寨党支部掌控的中央新闻单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暗中针对安徽的做法，提出：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最根本的就是学大寨人，走大寨路，推广大寨经验”。

 

　　报道意有所指地写道：

 

　　“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联合报道组说，昔阳允许社员养鸡、养猪、养兔，是为了“调动农民集中精力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让农民在自留地里打冲锋，“干脆靠自己，不靠社会主义”。当前围绕农村政策“斗争多么尖锐复杂”，提供昔阳经验“供大家研究”，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人是干社会主义的”，把着眼点放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报道警告说：“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

 

　　“资本主义歪风”的提法，依稀让人想起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抨击。1957年批判温州包产到户的评论题目也叫《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包产到户被说成“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

 

　　正在滁县农村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昔阳报道意见强烈，便拨通了北京长途，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提意见。

 

　　李庄说：

 

　　“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人民日报》照登。”

 

　　张广友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万里书记做了简要汇报。万里说：

 

　　“他们不点名批判我们，我们也可不点名批判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与南振中、沈祖润合作采写的通稿《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　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回答了党内对安徽的几个疑虑：

 

　　实行按劳分配，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会不会妨碍国家、集体和社员利益“三兼顾”的原则？

 

　　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

 

　　稿件结尾，记者以挑战式的口吻写道：

 

　　“过去，一些人搞一平二调、瞎指挥，随意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基层干部和社员干生气。如今，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又有党组织撑腰，碰上破坏政策的人敢于斗争；碰上不符合政策的事敢于抵制。社员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谁违犯了也不行！”

 

　　1979年2月，为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开始运作。曾被毛泽东誉为“华北第一才子”的王任重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从“凡是”派手中接过农业政策大权。

 

　　王任重，李先念治鄂的得力助手，1954年长江发大水时毅然决定分洪，以淹没部分农田为代价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文革”后在陕西省委书记任上，为改变陕北老区落后面貌，王任重大胆主张放弃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以牧业或林业为主。作物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自主决定，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

 

　　据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报道，王任重表态说：

 

　　“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不知道。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文革”中蹲了7年秦城监狱的王任重来到北京分管农业，自然比“文革”受益者纪登奎和陈永贵务实和开明得多。他讨厌那些无视和敌视农民利益的极端做法，但内心深处不会动摇对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与“凡是派”如出一辙，这是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

 

　　在陕西工作时，王任重就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坐到全国农业主管的位置上后，面对各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来势汹汹，他坐不住了。1979年3月，他一边组织召开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7个农业大省农村工作座谈会，一边打算通过人民日报阐述自己的主张。

 

　　王任重把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批给人民日报，批示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闹分队的现象，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报纸要赶快发表纠正这种现象的言论，引起注意。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王任重所说的，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党主席华国锋、老资格的副总理李先念“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

 

　　杜润生分析，华、李、王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分管报社农业宣传的副总编辑李庄看到来信，不同意刊登，打电话向住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一个会议的总编辑胡绩伟请示。对农村落后现状“特别难过”的胡绩伟当然支持农村改革，对企图拽着人民日报负隅顽抗的保守势力心里有股气。这个内心颇有点自负的四川小个子生性倔强，有时甚至会产生恶作剧般的冲动，难怪经常被高层领导视为“政治上不成熟”，此时他竟然赌气地认为：

 

　　“登出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可以让读者知道这决不是出自一般人的手笔，引起读者的注意，可以从负面来提高认识。”

 

　　考虑到李克林的农村部不会接受这封来信，社领导安排总编室直接编发，并依据王任重的指示信写出编者按语，3月15日头版显著位置见报，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张浩来信说，自己到河南洛阳出差，看到、听到当地开始自找对象、自由结合搞“包产到组”，把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下一步还准备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张浩质疑这样做会“削弱和动摇”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

 

　　一位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的普通干部存在这样的疑问不奇怪，但人民日报如此隆重地发表这篇来信，肯定“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对现实的杀伤力是可怕的。编者按明确要求：

 

　　“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在来信右侧，还从《吉林日报》转载了一条新闻，作为农村“纠正错误做法”的具体案例。南崴子公社六家大队第四生产队把国家的征购任务摊派到小组，把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也平均分到3个组，秋收后由小组自行核算和分配，生产队从三个组提取积累。这个问题引起了公社党委书记曹慧森的注意：这样做不是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吗？他“心平气和”地说服了群众，让大家回到中央文件精神上来。

 

　　人民日报3月15日的版面语言，已经不是“大寨联合报道组”的指桑骂槐，而是让读者联想起1957年6月8日反右动员令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不由得寒意刺骨。当年的社论也是因为一封信件而起，据说是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一份匿名恐吓信，人民日报据此大加炒作，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这一天的报纸发行到各地，引起强烈的震荡和混乱。编辑部收到大批来信，纷纷质问：

 

　　“是中央政策变了，还是报纸错了？”

 

　　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急先锋滁县，王郁昭书记从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马上往地委赶。据他回忆说，路过光明公社时，公社书记抱怨说：

 

　　“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

 

　　滁县地委经过研究，当机立断：“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

 

　　3月1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见报的第二天，滁县地区全椒县委领导向万里汇报说：

 

　　“人民日报文章一播，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胸有成竹地说：

 

　　“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

 

　　“《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人家一封信就打退堂鼓。”

 

　　针对安徽受到非议最多的篡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是所谓“三级半”体制，万里大大咧咧地说：

 

　　“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搞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万里支持滁县地委稳定现行责任制的决定，表示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能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群众生活能改善，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赵守一书记给秦川副总编辑打电话，反映万里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3月15日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国家农委召开的7省农村工作座谈会场，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有人问到会采访的李克林：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她带着一丝无奈、一丝悲愤回答：

 

　　“奉命搞的！当然报社也有责任。”

 

　　座谈会上，湖北等省领导对安徽代表及其支持者进行围攻。有人怒问：“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

 

　　据杨继绳专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记述，在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亲自听取座谈会汇报，当面询问安徽代表、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

 

　　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

 

　　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

 

　　王任重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底气十足地回答：

 

　　“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

 

　　华国锋见状松口说：

 

　　“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

 

　　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在会上举出湖南洞庭湖农村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华国锋讲到他心目中的责任制还是一种评工记分、按公分配的联产奖励形式，但也讲到不要“一刀切”，对安徽包产到户的试点没有提出一句指责。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特别是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指出：“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据《杜润生自述》，华国锋、王任重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杜润生看来，王任重聪明干练，在许多问题上“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杜润生等人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争论，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

 

　　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首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与毛泽东时代怒斥“单干风”相比，此时的中央真是宽大为怀。

 

　　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有关包产到户的分歧，是透视党内政治生活状态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一阶段的人民日报不再是吴冷西总编辑时期的“舆论一律”，用万里的话来说，“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

 

　　一张人民日报，八面来风，“凡是”派可以在上面自吹自擂大寨经验、对万里指桑骂槐；“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中稳健守成者可以批发来信，要求纠正“错误做法”；万里等激进改革派可以在上面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批评宁“左”勿右和“恐右病”。

 

　　这个情形接近恩格斯的设想，即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视党报为论坛，是革命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党报理念，恩格斯曾经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说：

 

　　“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

 

　　恩格斯充满自信地提出：公开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是党巩固壮大、具有战斗力的前提。仿佛预见到党的执行机构和领袖不可避免的专制偏好，恩格斯给国际共运提前注射了一剂预防针：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恩格斯特别警告党的领袖不要企图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对于领导人压制党内新闻自由的行为，恩格斯不客气地斥之为比资本主义民主还差一个等级的“普鲁士作风”。他多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像王任重这样的“文革”前老干部，拒斥偏离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努力维护集体经济。在解放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在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格局中，他们的言论主张可能给初兴的农村改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王任重批发的来信就差点把包产到户扼杀在摇篮中。但另一方面，华国锋作为党的领袖，毕竟容忍了党内干部和党报在不违反党的宗旨前提下突破中央文件规定，没有上纲上线，没有“痛加驳斥”，只是“多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试图说服党内同志。

 

　　华的身上较少“普鲁士作风”。这就使得人民日报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有可能成为万里所说的党内思想上的“公共汽车”，成为恩格斯所希望的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并使得党报编辑部有可能凭借对党的道义使命的理解，发挥接触现实的媒体优势，独立思考，在党内纷纭的政治主张中择善而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尽管“凡是派”占有体制优势，人民日报却能成功突围，为企图发动社会变革的党内非主流派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张浩来信发表后，党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发话了。他批评拨乱反正宣传中的老搭档、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胡耀邦要求胡绩伟赶快补救。据杜润生回忆，胡耀邦和邓小平一开始都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内蒙的周惠请中央同意借地给农民时，耀邦还曾批示说让小农经济再恢复是不利的。杜润生认为：

 

　　“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时，据胡绩伟透露，胡耀邦很早就主张：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耀邦提示胡绩伟特别注意邓小平在三中全会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定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

 

　　后来胡耀邦还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

 

　　人民日报开始考虑如何抵消王任重批转来信的影响。特别是李克林，一说起这件事情就激动不已，向报社领导据理力争，要求在报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澄清思想，稳定农村改革局面。

 

　　秦川、李庄与李克林等人商量，解铃还得系铃人，还是用读者来信加编者按的办法，充分肯定包产改革。但王任重不同意，他要报社再刊登两封意见对立的来信，免得“显出倾向性”。

 

　　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这是秦川副总编辑向赵守一书记约来的稿件。安徽干部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来信和“编者按”造成的混乱：

 

　　“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

 

　　安徽来信为“包”字鸣不平：

 

　　“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

 

　　为照顾王任重副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同一版也刊登了另一封来自河南兰考、要求“刹住分队风”的来信。编者按继续提出不要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但终于承认半个月前发表张浩来信并加编者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提出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包容，切不可搞“一刀切”，不管采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不要再轻易变动。

 

　　对这种貌似公允的版面处理，李克林感到有些遗憾，称它为“糊涂的补救”。

 

　　直到1980年4月2日，王任重已经从国家农委调离，全国80%以上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下，李庄副总编辑才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在社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中加了一句话：

 

　　“去年3月15日，本报曾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做自我批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3，杜润生)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1980年2月，为农村改革立下首功的万里从安徽奉调进京，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3月接替王任重兼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万里在农口遭到顽强的抵制。多数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完全臣服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理念，站到了农村改革的对立面。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三期连续发表重头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公开点名批评安徽。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这两期杂志送给刚到北京不久的万里。万里读后，示意张广友和吴象写出7000多字的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进行不点名的反击。万里建议文章用安徽省农工部的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但接替万里的安徽省委新任书记张劲夫不赞同包产到户，不同意文章使用省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安徽日报》发表。

　　这时，幸好人民日报社领导看到了文章的清样，大为赞赏，4月9日安排刊出，为万里撑腰。

　　1980年4月，中央召开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会议前夕，姚依林副总理把经济部门负责人找来，讨论如何解决农村两三亿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杜润生趁机对姚依林说：

　　“我有一个意见供你考虑，就是贫困地区可实行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中央每年都得给这些困难地区输送大批粮食，一路上光是老百姓背粮食就得吃掉一些，到了贫困地区就没有多少了。安徽省凤阳县试验过包产到户，很解决问题，老百姓都吃饱了。”

　　杜润生，坐镇中央农口支持和落实农村改革的灵魂人物。他在50年代初做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辅佐邓子恢部长时，就对山西的合作化试点深表忧虑，认为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会诱发“左”的倾向。“文革”后，杜润生以66岁高龄重返农口，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带着年轻人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奔走农村做田野调查。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

　　“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杜润生重提包产到户，积淀了他长时期对农业合作化苦难教训的调查和反省。他注意到，农民2分自留地就可以创造出1亩集体地的收入!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人民公社的致命伤——

　　“实践证明集团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

　　姚依林向邓小平汇报说，老杜他们农委的人主张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表示：

　　“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包产到户”问题正式表态。邓小平复出后，没有立即对敏感的包产到户问题发表意见。1979年3月中央领导听取7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时，他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年7月，邓小平以75岁高龄爬上黄山。他在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对包产到户仍然未置可否。

　　邓小平的为政风格是不说话则已，一言定乾坤。5月31日，邓小平感到时机成熟，再次发表讲话，明确支持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此时，刘少奇已经平反，胡耀邦主持架空了党主席华国锋的书记处，邓小平、陈云着手组织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将包括对华国锋主政的短暂过渡期得出结论。中央权力的天平向邓小平一边倒。位高权重的邓小平终于明确认可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发出了全面推进农村改革的信号。

　　然而，正如万里感叹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党内几十年的思想僵滞谈何容易?

　　这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到会的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杜润生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坚持说：

　　“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参加过“1·29”学生运动的杨易辰，“文革”后投身拨乱反正并不落伍，曾在全国率先提出“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但就是不能放弃毛泽东的公有制理念。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急了，打断杨易辰的话头，赌气道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名言：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池必卿的后任朱厚泽，记得他在另一个场合这样自剖心曲：

　　“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十字大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党内这些富有使命感的高级干部，为了放人民群众走上吃得饱、穿得暖的“阳关道”，个人甘愿踏上仕途的“独木桥”，一不小心犯了政治错误、坠入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无独有偶，万里在安徽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

　　万里的爱将吴象干脆把一篇讨论包产到户的文章命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呼吁“打破框框”，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

　　“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记载，参加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有很多曾经跟随毛泽东一起万水千山战斗过的老同志。会议茶歇时，一位老同志拉住他的手说：

　　“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农口有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 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 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 里：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极左政策的大本营和避风港，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中国古代政治家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大彻大悟和大无畏，万里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麾下，跻身为冲锋陷阵的“高级工程师之一”(田纪云语)。

　　李克林感慨地说过：1956年的“包产到户”(浙江)，1957年的“拉马退社”(东北)，1962年的单干风，一次次地硬把人家给打退了。“上级领导同广大人民之间老是扭着。”什么叫历史的大转折?就是党的政策终于开始支持群众创造。

　　经胡耀邦、万里商议，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就是著名的75号文件，在前面保留了“要社会主义”的标签，写上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为的是掩护后面“要群众”的政策实质：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

　　“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座谈会结束后，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游说“诸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省委的工作，把农村改革的火种撒向全中国。当时，改革虽然成为新的权力中枢的判断和决心，但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根深蒂固，难以撼动。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改革力量大权在握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强制手段压服，还是采取“多讲道理”的办法，对抵触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干部依然没有“痛加驳斥”，没有上纲上线，耐心地等待其觉悟。

　　“不能再干批‘二道贩子’的蠢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央和地方的政局在民主的气氛中渐进式改组，人民日报则抓紧推动意识形态观念的变革，为农村改革扫清党内思想障碍。

　　李克林高度信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驻站时的老朋友杜润生，杜老说什么，她就在报纸上宣传什么。在力挺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同时，人民日报还积极为农村私有商业正名，支持农村“专业户”雇工扩大私有经营。

　　解放后，政府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割断了城市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对于少数不辞辛劳奔波乡里的小商小贩一直实行限制乃至取消的政策。农村“四清”运动中，“长途贩运”被称为“投机倒把”，当作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批判。其实，商业本来就是通过资源在时间、地理空间中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而获利，本质上带有“投机倒把”性质。但中国人又在道德范畴厌恶过度投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因而“投机倒把”一词带有更多负面语义。

　　人民日报编辑部意识到，在个体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后，下一步就是允许他们从生产领域自由进入市场，搞活流通渠道，而“投机倒把”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观念和政策障碍。

　　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孙连成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文章提出：长途贩运是商贩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从而获得一部分收入。在现阶段，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交通不便，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特别是需要拓展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允许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经商，允许多余劳动力游乡串镇，把千千万万种零星分散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这不是“投机倒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担此恶名。

　　不少经商的农民看到这篇文章，喜出望外。在浙江，有人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捆在扁担上，挑着去上集，仿佛为自己找到了一张护身符。

　　当年有个道德色彩浓厚的贬义词，叫做“二道贩子”，说的是那些买进商品转手卖出的商贩。在当年的中国人看来，如果销售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就有巧取豪夺之嫌。说到底，这个奇怪的观念还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思想作怪。在老实巴交黄土里刨生计的人看来，“二道贩子”与那些敢于在大白天稍微直白地流露出一点夜间性欲望的男女一样，可以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予以蔑视，这是新中国政府打击“二道贩子”、取缔婚外性自由的民间道义基础。现在，人民日报打定主意，为“二道贩子”正名。

　　1982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专门解答了对“二道贩子”的新政策：“这种活动有国家允许的，有不允许的。”到产地抬价抢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从国营、集体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再转手加价出卖，属于哄抬物价、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活动，必须坚决取缔;但对“二道贩子”的正当贩运活动，如农村社员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贩卖农副产品，应当给予保护。

　　3月12日人民日报“市场随笔”专栏刊出读者来稿综述，集中讨论“二道贩子”问题。读者的意见大体有三种：一是主张保护，不要打击，理由是生产者需要，消费者需要，城乡市场也需要;二是主张坚决打击和取缔，理由是“二道贩子”坑害农民，扰乱市场，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破坏计划经济;三是主张“分清良莠，祛邪扶正”，肯定、鼓励他们促进生产、方便生活、活跃市场的积极作用，防止和打击他们冲击计划经济的行为。编辑说，第三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

　　11月18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再次发表“市场随笔”综述，釜底抽薪，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北京一位读者来信说：

　　“‘二道贩子’是经济学辞典上查不到的新名词。人们很难弄明白它的含义。如果以转手买卖的次数为尺度，那么，不仅有些个体商贩是‘二道’、‘三道’贩子，从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进货的国营零售商店，是不是也可以称作‘二道贩子’、‘三道贩子’?”

　　显然，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在极左当道的那些岁月里，没人敢于质疑：为什么国有商业可以堂皇地“剥削”城乡之间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却不允许农民从城乡商品交换中分得一杯羹?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农民或农村商贩出来收购、周转、推销到消费者手中，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趋势，不管他们是长途或短途贩运，都对活跃城乡经济有好处。很有必要把“二道贩子”这个贬词正名为“商贩”。

　　人民日报的报道，引起党内的不同意见，有人指责说党报在宣传资本主义。胡绩伟社长请示到胡耀邦那里，耀邦说：

　　“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

　　此时中央正在酝酿国营商业让出部分阵地给集体、个体经营的政策。人民日报受到鼓舞，1983年1月29日发表山西平顺县委书记张志刚、县长郭建裕的来稿《应当支持农民从事贩运　如何疏通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地处太行山区的两位农民父母官，提到他们在盛产山药蛋的井泉大队调查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小孩问道：

　　“你们要山药蛋吗?到我家去吧，光我家就能装一大汽车。俺爹说，产多了也是害——吃，吃不完;卖，又卖不掉。只要你们买，便宜一点也行，反正总比烂了强。”

　　孩子的话，在他们心头引起很大的震动。该县前一年有5000万斤山药蛋需要外销，国营商业的网点和设施严重不足，只有下决心对“二道贩子”解禁，支持农民自己贩运山药蛋，不受里程、数量、交通工具的限制。县委、县政府破天荒地要求工商部门帮助农民联系客户，银行提供贷款，交通部门安排车辆。结果尝到了甜头，除了官方供销部门外销100万斤外，剩余的山药蛋都由农民自行推销，足迹远达冀、鲁、豫、皖、鄂等省。农民增加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1984年3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潘岗采访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发回一篇会议侧记《有管有活　疏通渠道》，大声疾呼：

　　“要改变把‘弃农经商’、‘弃农从副’当作资本主义的错误看法，绝不能再干过去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二道贩子”的蠢事了。”

　　在开放搞活市场的新形势下，各地“工商大盖帽”的心思也活了，提出对农民经商，即所谓“贩运户”，要从过去的“一赶二堵”变为积极保护。农村商品经济由此开闸放水，奔腾千里。

　　“不叫他剥削，你给我们找工作嘛!”

　　当农业承包发展到副业承包，包产的个体农民变成私有规模经营的“专业户”，党内恐“资”症又发作了。这回出面质疑的，是与人民日报渊源深厚的毛泽东大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领导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成为对抗“四人帮”的一个秘书和参谋班子;1978年以后主持撰写“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邓两届领导核心都认可的“党内一支笔”。值得玩味的是，据有关当事人回忆，邓小平为三中全会定下基调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却不是乔木执笔的。据说邓小平曾经让胡乔木考虑初稿，可惜乔木未能领会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口的新思维，竟然写出带有“文革”色彩的“走资派”、“阶级斗争”一类概念。邓小平不满意，亲自拟出几条提纲，让胡耀邦找来于光远等人起草。据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郑惠推测，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乔木至多只是参与了文字的润色。

　　乔木倒是在纪登奎副总理领导下，主持起草了“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那份文件。当时省委书记们对多年的“农业学大寨”感到失望，普遍希望这次在政策上放宽一些，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落笔时“控制得还很严”，特别写上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据郑惠告诉访谈人邢小群：

　　“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

　　“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

　　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明明各地农村已经波涛汹涌，但胡乔木还是告诫报刊宣传不宜过多，要掌握分寸。1981年，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高要县社员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355亩，承包金额达到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乔木读后不仅批评了人民日报，还给广东省委写信，要求马上制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

　　此时主政广东的，是“文革”前的副总理习仲勋。广东省委很重视乔木的信，马上组织了调查组。乔木也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组赶到广州。两个调查组在同一个地点调查，由于价值取向不一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人民日报坚定地站在广东省委一边。秦川副总编辑曾经长期在习仲勋领导下工作，为了这篇报道，与习仲勋沟通过几次。秦川还把围绕鱼塘承包的分歧向胡耀邦做了汇报，耀邦明确表示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秦川立即把耀邦的意见转告习仲勋。

　　广东省委沉住气，认真研究了渔塘承包后的情况，对比了两份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说省委支持渔塘承包，得到中央的认可。

　　秦川、胡绩伟乘胜追击，从5月29日起在报纸上展开一场“渔塘能不能承包”的讨论，从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说开来，提出了当时具有爆炸性的专业户雇工“剥削”问题。

　　体现胡乔木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于京实”在文章中提出，像陈志雄这样的农村能人剥削雇工剩余价值，这种作法“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正常途径”。

　　但更多的读者对此不以为然。有的说陈志雄作为鱼塘承包者，除了要付出体力劳动，还要付出养鱼技术，付出成本，更要承担盈亏的责任，赚钱是合理的。还有人说：目前国家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陈志雄承包鱼塘，既有利于集体、又有利于个人，“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当地社员说：“我想的只是希望他请我帮工，没有想到剥削问题。”外乡社员说：“我们这里有个陈志雄就好了!”

　　有趣的是，人民日报竟然直言不讳地说，所谓“剥削”是《雇主和被雇人共同的要求》，这是7月28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反映云南盐津县有家个体户雇了两人开饭馆。市管委会的干部对个体户说：“你这是剥削，必须取缔!”个体户反驳说：“我们早开门、晚关门，方便顾客，价钱比国营和集体的便宜;来帮工的人，我每天付的工钱比国营和集体饭馆的职工还多，咋个叫剥削!”被雇的两个人也说：

　　“你说这是剥削，这种‘剥削’我们愿意;你不叫他剥削，你给我们找工作吃饭嘛!”

　　市管委会干部无言以对。这个“剥削”志愿说，与1949年刘少奇天津讲话中的“剥削有功”说遥相呼应。双方的共同点是面对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主张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的“剥削”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商业文明的大发展。

　　经过这场讨论发酵，广州郊区渔业迅猛发展，全国农村各业承包破冰前进。3年后，广州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吃鱼最多，鱼价最便宜。

　　“说真话的时代开始了”?

　　1981年在国务院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杜润生做农村改革报告，就家庭承包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做出了一番精妙、透彻的阐述：

　　“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做出很多创造的;不给他自由，他有可能变成你的包袱。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

　　既得到了回归农民私有经营的里子，又保住了当初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面子，杜润生真是煞费苦心。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记载，杜润生报告完毕，邓小平、陈云之间的联络人薄一波第一个发言，欣慰地说：

　　“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我们要集体化，这个矛盾反反复复多少年。许多干部，包括邓子恢、润生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多年的冤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1982年初，由新成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著名的“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一号文件”代表政府与农民击掌盟约，包产到户等责任制“长期不变”，用改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话说，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文件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

　　“完全同意。”

　　陈云叫秘书打来电话说：

　　“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平日深居简出的陈云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文件说明，最后说：

　　“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至此，二十多年来几起几落、农民望穿秋水又屡屡伤心失望的“包产到户”，终于在新中国获得合法地位!

　　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当初反对包产到户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后来思想也有变化。据杜润生自述，企图通过人民日报制止包产到户的王任重，调离国家农委前，与杜润生有过一番恳谈，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

　　王任重的恩师李先念，“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群众观点很强”(杜润生语)。他和王任重一样，很长一段时对包产到户有抵触，但也没有高压反对。后来，李先念将信将疑地问过杜润生：

　　“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杜润生回答：

　　“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税费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这位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第三号人物长叹一声：

　　“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据杜润生自述，此后，李先念、王任重、华国锋都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李先念这代老共产党人在现实面前的诚恳，以及内心深处对传统观念的固守，出乎后辈意外，令人感念唏嘘。

　　直到1989年4月，李先念忽然驱车来到毛泽东题写过“人民公社好”的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视察，栽下一棵雪松作为纪念，挥毫写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8个大字。雪松和题词仅仅是一种怀旧，还是一种婉转的表示?

　　第二代领导集体中还有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爱“打横炮”的政治局委员王震。王震做过农垦部长，听说国营农场也搞起家庭经营，拖拉机下放，大骂你们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杜润生很会揣摩老同志的心理，从王震将军“带来的兵”生计角度，解释说：

　　“大农场还保持原来规模，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给工人家属。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国营大农场带家庭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

　　王震听了说：

　　“这样，我就放心了!”

　　各省封疆大吏们渐渐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包产到户”，原来并没有在农村导致“变天”，这项改革对地方经济来说收益甚大而风险很小，因此纷纷效尤。也有些省，经过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改变观望态度，例如福建是在项南接任书记后才开始大规模改革，湖南是在1981年胡耀邦视察后才决定“不堵不塞，群众选择”。而河北，金明书记受到胡耀邦当面批评“耽误了3年时间，要捡回来!”

　　到了1982年，除黑龙江省外，所有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省份先后“易帜”。1983年春，黑龙江省委经不住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强烈要求，终于放弃反对包产到户的立场。杨易辰书记态度诚恳地告诫下属：不要再坚持领导规定的那种体制了，还是尊重群众为好。

　　农村改革前的旧体制样板昔阳县，1982年底也抵挡不住包产到户的诱惑。据杜润生口述，消息传到北京，陈永贵副总理问：

　　“咱大寨人愿意干吗?”

　　谁料想，昔阳社员回答：

　　“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敢，咱大家干!”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周宇在一篇纪实报道中提到，1980年辞职的纪登奎副总理专程来到安徽最早试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作检讨说：当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文件是他签发的。

　　面对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村改革，已改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想得很深很远。1982年夏天，他带领记者采访安徽、江西，包括分田到户的发源地小岗村，进行了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2月24日，胡绩伟和记者胡志仁以“胡尔任”的笔名发表文章《农业大变革的启示》，高屋建瓴地梳理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意义，“在于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文章婉转地批评了列宁关于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批评农业合作化“没有很好研究中国国情”，在经济上侵犯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损害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使我国农业二十多年来陷于徘徊的局面。

　　联产承包责任制凯歌推进的这几年，农村部主任李克林虽年过花甲、离休在即，却是从事农村宣传几十年“心情最为舒畅的”几年。同事眼中的“李老太”既兴奋又不无辛酸地说：

　　“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历来存在着‘唯上’和‘唯实’的矛盾。只知‘唯上’，不敢‘唯实’，盲目紧跟，不顾群众，曾使我们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怎能不记取这惨痛的教训?”

　　“农村走上富裕之路时，我们这一代人已是发苍苍、视茫茫，垂垂老矣!将走到人生之旅的终点站了。有几分悲凉，更多是欣慰。”

　　“我坚信说真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四人帮”的笔杆子姚文元在狱中翻阅人民日报，读到各地民众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吃吃喝喝，担心这样下去，没几年就会把粮食吃光。据2005年2月7日《采风报》小云的文章《姚文元出狱的前前后后》，他请狱方转告中央：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吃”。狱警听了哈哈大笑，反唇相讥说：

　　“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

　　姚文元听了楞在那里，对高墙之外发生的变化恍如隔世。

(34，陈永贵)

“氓之蚩蚩”

太行山中一位从小放牛的乡村领袖，为了自己和父老乡亲的生存，默默奋斗了半辈子。49岁时来运转，通过人民日报走向全国，50岁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从此误入政坛，58岁进入党的政治局，60岁官拜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后政局变幻，64岁时他被人民日报不点名地指责为“说假话”，做“蠢事”，在家乡昔阳和山西全省施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干脆给了他一句判语：政治上“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65岁被罢官，重新成为一名农民，或者说一名土生土长的“农业专家”。

他就是山西虎头山下大寨村的陈永贵。

在陈永贵身上，演绎了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对苦难命运的不屈和抗争，对恶劣生存环境的随机应变和见风使舵。在家乡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是土里刨食、号令一方的草莽英雄；一旦走出家乡，他们就身不由己地被政治势力所操控，同时也以乡村精英的乖巧，相当自觉地充当某种政治徽章。当政治面临价值重建、版图重构时，失去点缀意义的他们立刻被打回原形，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诗经》里，有首《卫风•氓》吟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围绕这位先民的“蚩蚩”状，学者发生了分歧。王力先生把“蚩蚩”解释为“忠厚的样子”，“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采用了这个说法；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说“嗤嗤，犹言笑嘻嘻”，美籍华人作家刘墉也据此翻译出白话文：

“臭男生笑嘻嘻，抱着布来换我的丝，其实不是真来换丝，是想来接近我。”

 这完全是一副无赖嘴脸。

 陈永贵这位从大寨农村到国务场合都喜欢扎白肚头巾的当代大“氓”（是草根百姓的meng，不是地痞流氓的mang），到底是生性忠厚还是寓投机于木讷，在1963年到1980年长达17年间的《人民日报》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令人感慨唏嘘。

“农村阵地”

 1963年，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何燕凌来到解放前夕随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战斗过的太行山区，采访山西昔阳县大砦村，结识了农民陈永贵。

 这也是大砦人第一次见到来自北京的“大干部”。解放后在基层民众眼里，人民日报记者就相当于中央的干部。虽然陈永贵在山西已经小有名气，到首都参加过国庆观礼，但大砦和永贵大叔真正走向全中国，开始于何燕凌回京后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

何燕凌在大砦村发现，这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大砦人硬是在山沟里垒筑石坝，填土淤泥，改造成一小块一小块可以播种的耕地。特别是在洪水最猖獗的狼窝沟，陈永贵表现出乡村领袖异乎寻常的意志力和鼓动民众的能量。狼窝沟两次筑坝抗洪，两次被洪水冲垮，前功尽弃。有人抱怨说：

“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劳一水漂！”

“再也不干这号事了。冬天没事干，还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哩！”

陈永贵和党支部还是第三次说服村民进沟奋战，干部群众一道冻肿了手、压破了肩、磨厚了皮，愈挫愈奋，终于筑起了安全的石坝，抵挡住洪水的肆虐，打造出一片良田。大砦人无奈而又自豪地告诉何燕凌：

“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是一亩几十块。”

大砦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加起来才97个，但就是这点人马凭借原始的生产工具，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作，平整出几百道石坝围护下的2900块耕地。在这个穷山恶水中刨出良田，丰衣足食才有保障。最后，大砦人特意留出一段半里长的山沟，保存历史原貌，为的是让后代知道先辈曾经在怎样的穷山恶水中讨生活。

何燕凌的这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宣传了山西好几个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像平顺县西沟村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全国知名度要大得多，人民日报早在进城前的1946年就做过报道，此外还有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合，闻喜县涑阳村植棉能手吴吉昌。

党内最早鼓吹合作化的山西省委，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验遭遇大挫败后，善解人意地贡献出一批集体经济生命力并未衰竭的经典案例，给党内同志打气，特别是宽慰中南海。就像一年后何燕凌随同采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的曲沃家乡行，目睹彭真参观杨谈大队粮仓时，抓起一把麦粒，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这16个字，是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过的话。经过三年饥荒，共产党领导人对饥饿有了切肤之痛。曾经陪同邓小平出访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唇枪舌战的彭真，心里很清楚，“大跃进”失败后，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空前沉重的压力。在党内高层，刘少奇主持的“西楼会议”试图实行弹性的经济政策，农村“包产到户”暗流涌动，被毛泽东强力扼杀。在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农村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提出了严厉批评：

“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问题上的一意孤行，彭真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在实施步骤上不无疑虑，但在终极价值取向上还是高度认同的。何燕凌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个细节，彭真见到路旁一些小块的自留地，微微蹙起眉头问：

“群众有多少自留地，影响不影响集体的生产？”

杨谈大队支部书记王德合告诉彭真：

“根本不影响集体生产，杨谈群众关心集体远远胜过关心各家的自留地。”

彭真听得顺耳，谈笑中浮想联翩：

“集体的土地搞好了，自留地也就没影响了。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上升了，个人主义也就下降了。”

希望群众“关心集体远胜过关心各家”，跟与生俱来的人性较真，这是典型的中南海式一厢情愿，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一部著名政论片《河殇》，就提到了中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必然性：

“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著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

在农业生产和人居条件极差的太行山，又是共产党经营多年的革命老区，促使陈永贵积极地参加党号召的互助组，兴办“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何燕凌的通讯《在农村阵地上》，“阵地”2字说的既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也包括对根深蒂固的个体经济传统的冲撞。

何燕凌写到，1953年“初级社”第一年秋收完毕，党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扬集体经济“优越性”，招募新社员。这时，一个被称作“黑鬼”的“反革命分子”站起来，“挺胸叉腰，歪着脖子”发言：

“算了吧，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合作社好什么？还不及我单干哩！我的地赖，每亩还打了300斤，你们地好，每亩怎么才打200斤多一点？”

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大柳树下空气骤然低沉下来，一时没人说话了。如何回击“黑鬼”的挑衅？陈永贵这位农民中的智慧脑袋闪过一个念头，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商量说：

“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永贵在会上宣布：

“不论是合作社、是互助组或是单干户，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

听说自家田里的粮食都要按照统购价格卖给国家，“黑鬼”一下子像散了骨头架子，蹲在那里，打起自己的嘴巴来，改口喊道：

“我这嘴，不成嘴！是屁嘴，是贱嘴！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160斤，连秆秆也没有300斤。”

第二天，“黑鬼”挨门挨户求告：

“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没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我这嘴太坏，我犯了错误了……”

　　陈永贵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家的亩产160斤“差不离”，但又发动群众揭发了“黑鬼”过去当过汉奸的罪行，判了他几年徒刑。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败在政府统购统销和法律机器手下，更多的乡亲“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

    在曲沃县杨谈大队，彭真希望从老乡王德合那里得到一点安慰：

“赫鲁晓夫说我们的集体经济垮台了，你说能垮了吗？”

王德合不假思索地回答：

“根本垮不了，只会越办越好！”

彭真兴奋了，连声说：

“我们给他拿出一百个像杨谈这样的典型来，到时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怎么样。”

从陈永贵到王德合、李顺达、吴吉昌，太行山中这些筚路蓝缕、埋头苦干的草根农民，践行着那个“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他们的身上默默闪耀着中国几千年来最宝贵的精神元素。现在忽然被执政党赋予了“让赫鲁晓夫来看一看”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大砦村的大柳树下被描绘成“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何燕凌通讯中的话）。陈永贵等农村能人坚忍的人格被人民日报等文宣工具高倍放大，与此同时，农民内心潜伏的某种圆滑事故、狡黠逢迎、自我吹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也有可能被激活和恶性膨胀。

1963年8月，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何燕凌大砦通讯的时候，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扑向大砦，冲垮了山丘梯田，倒塌了房屋窑洞，70%的村民无家可归。政府决定紧急救济大寨。没想到，陈永贵一口谢绝了。这条朴实的太行山汉子，感念政府家底拮据，发动村民自食其力，响亮地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和“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陈永贵还真有两下子，领导社员“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抢救被冲垮的耕地和庄稼，重建石窑和瓦房。当年大砦硬是在一片残山剩水中奇迹般地夺得农田好收成，留足社员口粮，如数完成国家粮食缴售任务。

大砦人的善良与厚道，感动了山西省委。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山西省委推荐下，深入采访大砦和陈永贵。擅长揣摩中央精神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指示，“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把“大砦”改为更通俗的“大寨”，“狼窝沟”也改名为“狼窝掌”。同日人民日报配发何燕凌起草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把大寨人的精神提到到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高度：

“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

从这篇通讯和社论起，陈永贵一举成名，整整一代中国人都知道了他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勇豪迈。

人民日报2月10日的报道，3月份送到了毛泽东出京考察的专列上。在邯郸车站，毛泽东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汇报，眼前一亮。从组织起来的大寨人身上，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他的农村集体经济高压政策，与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实现了无缝链接。专列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向当地党政负责人“推销”大寨：

“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回到北京，在6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大寨强化集体经济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总理，派遣农业部长廖鲁言亲赴大寨实地考察，在12月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在国家议会的全体会议上，陈永贵登上主席台，以《自力更生是法宝》为题，介绍了大寨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迅速改变大寨村面貌的奋斗史。同日发言的还有大庆油田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铁人”王进喜。

一农一工，两位坚苦卓绝的草根人士，为了体现新中国施政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因缘际会，被拔擢到国家政治的层面。

高层道具

在陈永贵崛起于政坛的前后，中央还推出了另一些平民百姓和基层官员的先进典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推荐一位在辽宁抚顺服役的22岁军人作为“公而忘私”的道德楷模。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学习大庆油田。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雷锋和焦裕禄名扬全国的时候，已经因公牺牲或病逝。王进喜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永贵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但次年即病故。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寿辰这一天，陈永贵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交谈，就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回毛泽东与刘少奇冷战的道具。

此次，毛泽东对党内功高震主、即将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猜忌日深。6天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两巨头围绕“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不是整治“当权派”发生争执。毛泽东一改解放后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的惯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祝寿，亲自审定了客人名单，让汪东兴和江青操办，用自己的稿费支付。

毛泽东吩咐，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农民陈永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董加耕，科学家钱学森，以及陶铸、曾志夫妇等，与自己同桌；而把中央同事刘少奇、邓小平晾在了另一桌。

宴会前，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穿件黑布对襟夹衣，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先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这位党内第二号实权人物正在办公桌前埋头审阅一份“四清”工作文件，一时竟没顾得上招呼客人。“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对此还耿耿于怀：

“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心情激动，自述“抱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只因为旁边钱学森也伸出手来等待领袖，“咱不能不丢呀”。毛泽东对陈永贵等平民的态度非常热情，喝下三杯茅台，谈笑风生，连连夸赞陈永贵：

“你是农业专家哦。”

听说陈永贵快满50岁了，毛泽东望着陈永贵脸上刀刻般又深又长的皱纹，感叹道：

“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陈永贵不太听得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更想不到毛泽东会借题发挥，话里有话。据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大声对李富春说：

“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与毛泽东交情深厚的李富春，显然不是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但毛泽东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宴会厅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陈永贵想像不出，毛泽东会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胆气，像在遵义、延安、庐山等场合那样，敢于撕破党内温情脉脉的面纱，不给他人也不给这个讲求团结至上的党留一点情面。陈永贵倒是听清楚了毛泽东对有些人“作下成绩就翘起尾巴”的批评：

“作一点也不要翘，作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

陈永贵一直把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对自己的鞭策。而在场的曾志却理解这句话另有所指：

“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可能除了几位工农嘉宾），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

“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

寿宴两天后，毛泽东公然发难了。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兴师问罪：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陈永贵在政坛的崛起很不是时候，也可能正因为“文革”专制和极左政治的需要，像他这样的普通农民、工人、商业员工和解放军战士，才可能破格跻身于中央决策中枢。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陈永贵与另一名资格更老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当选为山西仅有的2个中央委员，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则只是一名候补中央委员。陈永贵在山西省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则没有省级官职。这个现象提示，劳动模范往往比中央和地方大员更适合充当最高权力得心应手的花边人物和人头票。

1973年9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59岁的陈永贵更上层楼，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名列第七，排在老革命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人前面。

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上，先后出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工农兵代表，还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警卫员汪东兴（政治局委员），钳工倪志福（政治局候补委员），纺织女工吴桂贤（副总理），工人孙健（副总理），蔬菜售货员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人姚连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士兵代表孙玉国（边防站长），最高职务做到中央候补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这是“文革”政坛上一群变异的政治物种，他们原本熟知基层生活和民众悲苦，有的自始至终保持着平民生活习惯，可能是很称职很优秀的工农兵专家和基层干部。但恰恰是因为在“文革”前后那种极左病毒肆虐的年代，他们染毒不浅，不惜违反民众生活常识和基层工作经验，竭力支持哪些不合人性的“新生事物”（如取消自留地、取消奖金，体育竞技取消比赛成绩），而自以为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甚至周恩来那样的党内老资格领导人面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紧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可疑倾向绝缘，具备更为纯正的政治优越感。毛泽东以非程序化的方式提升这些草根代表，以期打破当权派的“经验主义”秩序，确保自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主张获得足够多的票数和民众舆论导向。

尽管他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就某些具体政策可能与江青等激进派有差异（如果他们还有自己独立的政策见解的话），但拥护和捍卫“文革”成果、警惕“走资派”，无疑是他们最鲜明的政治共性。只不过，他们在政坛存在的脆弱支撑，是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是一套不得人心也站不住脚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口号，远不像江青等激进派拥有文宣工具（如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和地方势力（如极左大本营上海）等实力支撑。因此，在毛泽东病逝、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被擒后，他们跌出政坛就是顺理成章、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王洪文先是因为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能力，而输给了复出的邓小平，后来又受命到长沙毛泽东面前状告温和派领袖周恩来，日后作为江青的马前卒被捕和受审，被判无期徒刑。

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自从应招进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就认定了王洪文，按照“四人帮”的意图频繁到总参“放火烧荒”，开罪了叶剑英等一批军内元老。“四人帮”倒台后即被审查，最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

汪东兴是这批草根跃迁中央的人士中，唯一有点实权的。他把持的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档案，足以让那些在毛泽东身后企图改弦易辙的老干部望而生畏。在华国锋接班后，他以毛泽东的忠诚卫士自命，抵制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只是在党心民意的强大压力下才黯然下野。

其他草根人士在毛泽东部署的政治局“帮助周恩来”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特别是在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中，不自量力地扮演了一个个虽不重要却很可恨的角色。因而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党内“文革”前老干部的普遍嫌恶。

陈永贵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尴尬角色。“农业学大寨”写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16条”。而历史证明，“社教”和“文革”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打击刘少奇等“当权派”的政治运动。1967年5月5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跟贫下中农的死对头算总账——清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矛头直指刘少奇在农村“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何燕凌的太行山战友、老记者李克林，大约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以获刚“解放”的干部身份，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文革部”农村组负责“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李克林在《中国女记者》第6集中感慨地说，人民日报对大寨的宣传长达18年之久——

“全中国无论山区平川，海河草原，到处学大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篇幅之多，版面之集中，持续时间之长，为党报史所罕见。”

李克林认为，大寨报道前期“尚属正常”，后期把大寨“由经济典型变为政治典型”，“谎言、谬论充斥舆论界，祸害全国”。几乎三天两头都有大寨或昔阳的文章，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各行各业在大寨都有成套的经验。上头要干什么，大寨就有什么：

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唯生产力、批刘少奇、邓小平，最后又批“四人帮”，大寨人都是“一眼看清了”、“早就识别了”。这种恶劣的做法在新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例如，1966年5月13日，陈永贵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挖苦和抨击老社长邓拓等“三家村”党内文化人：

“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

“邓拓，我告诉你：我们工农兵群众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是绝不留情的……你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仅中国人民不能饶恕你，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不能饶恕你。”

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回忆，4天后邓拓自杀身亡，精神压力来自两方面：组织上没收了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报纸上工农兵对他指名道姓的大批判。想来陈永贵的“绝不留情”和“不能饶恕”，让老社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吧。

“文革”中，陈永贵像一个忠实的提线木偶，遵照最高权力的意图，在人民日报上频频发声，从《我爱红卫兵》（1966年9月6日）、《欢迎为工农兵服务的芭蕾舞》（1967年4月25日），到欢呼揪出陆定一、周扬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6年5月25日），以“握紧锄把子”的姿态要求党“管好笔杆子”（1968年9月3日）。

 

螳臂当车

在华国锋主政后，陈永贵以对毛主席接班人的朴素感情，反对邓小平复出。据中组部同志反映，他曾劝告华国锋：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据《共产党员》杂志2007年9月号顾育豹文章，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陈永贵会前握着邓小平的手，满脸诚恳地说：

“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当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紧锣密鼓部署教育、农村等全面改革的时候，陈永贵看不下去了。1980年1月的一天，陈永贵在休息室找到邓小平，问道：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据顾育豹文章，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

“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35，学大寨)

流汗宰相

　　“文革”后，不少人送给陈永贵副总理一个贬称“文盲宰相”。陈永贵没念过书，只是在政府扫盲活动中识点字，比“四人帮”时期人民日报的“白字总编”鲁瑛犹有不如。中央同事都知道，开会时他“连个录也记不了”。在昔阳县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干部大会上，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开口就是：

　　“现在，我的民愤很大!”

　　在场干部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老熟人在一旁小声纠正道：

　　“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

　　推出一个文盲参与国家管理，是对5000年文明古国的蔑视和羞辱，足以提示“文革”政治的反文明性质。

　　然而，在新中国几十年曲折的发展史上，以陈永贵这样的平民出身，得以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毕竟代表了执政党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括对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品德的褒扬，对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亲民关系的倡导。陈永贵也没有辜负重用他的党和领袖的期待。

　　早在1948年，陈永贵主动把大寨的老弱病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互助组。有乡亲嘲笑他们是“娃娃组”、“懒散组”。陈永贵的老上司、昔阳县的一个区委副书记张怀英问他：

　　“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陈永贵回答说：

　　“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少小孤苦的陈永贵对共产党和集体经济有着天然的向心力，有一副共同富裕的火热心肠。结果，这个老少组相濡以沫，整修土地，垒筑地堰，庄稼长得特别茂盛。

　　解放后，党中央号召新中国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执政团队进城后不要高高在上，要继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迫于组织和道义压力，不少村干部只是在地里参加一些象征性的劳动，而地级和县级干部则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劳动。然而，陈永贵从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除了外出公干，没有一天不是与社员一同劳动。他的行为准则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开会，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有时买头怀仔猪，从县城一路往村里赶。

　　在重视生产这一点上，陈永贵与大寨人跟江青一手扶持、只会吟诗的天津小靳庄截然不同。

　　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3日刊登通讯《不是要做官 而是要革命》，让读者耳目一新。这篇通讯说，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时外出开会动身前还在地里忙活，有时从北京、太原回来跳下车就下田。平时在大寨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社员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

　　从北京出席党的“九大”回到大寨第二天，他照常扛着一把大镢头，带领社员走向虎头山。这位新科中央委员还是那个永贵大叔，拣脏活干——扛上工具去拌茅粪;拣重活干——拉上小车推土垫地。

　　当上副总理后，他坚持不领国家领导人的那份工资。组织上考虑到他进城工作开销大，中央每月补给他生活费36元，山西省每月给他兼职补贴60元，后来提高到100元。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平均工分。分配时，他与社员一样，一个劳动日值1.5元。他坚持自己和家属的户口都不迁到北京来，大寨只好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拿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再给他。

　　2008年秋，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后，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省党校这样训诫几百名地方官员：

　　“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李书记的话提示我们两个事实，第一今天的干部已经不可能从农民中产生，第二前呼后拥的官场习气已经深入骨髓。但在毛泽东时代，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用训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陈永贵，做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脚下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妻子做的布鞋。出访墨西哥时，代表团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中国大使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陈永贵一口拒绝：

　　“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不行，不行!”

　　陈永贵到杭州视察工作，不肯顺道游西湖，把工作和官员的个人享受分得清。而且他相信：

　　“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景象。”

　　1975年，中央安排陈永贵搬进钓鱼台，与江青、王洪文、吴桂贤等人为邻，一人占据一座小楼。楼内到处是厚厚的地毯，每天搞卫生的、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入，偌大的地方没有一点声音。乡村热闹惯的陈永贵消受不了这种富贵荣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搬出钓鱼台，请求让自己经常下去跑跑，1/3的时间在昔阳抓点，1/3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1/3时间在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称赞说：

　　“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在那个时代，很多官员和民众都记得陈永贵的名言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

　　“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

　　人民日报1972年报道，陈永贵自豪地说：

　　“你只要摸摸干部们的肩膀，握握干部们的手，看看干部们的脸，你就知道昔阳的干部今年是怎么当的了。”

　　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陈永贵，最有资格告诫中国人：

　　“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

　　“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

　　劳动模范出任国家领导人也许荒唐，但千万不要低估国家领导人身兼劳动模范的道德示范能量。

　　灌溉革命

　　毛泽东时代，尽管存在严重的政治钳制，但领导干部的身先士卒，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国分忧、共度时艰。

　　三战狼窝掌的陈永贵，大灾面前不要国家救济也不给国家少卖一斤粮的大寨，成为当代的“愚公移山”故事，象征着穷山恶水和经济困难打不垮的民族精神。而人民日报的学大寨宣传就是这个意义上，给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建设以巨大的鼓舞：

　　《盂县两年来在千沟万壑筑起石坝，出现近20万亩“大寨式”农田》(1965年9月19日)

　　《智慧加双手沙荒变良田——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治沙斗争　 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6年1月12日)

　　《贵州山区自力更生开展冬修水利活动　　遵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教导，自筹资金，自备物资，尽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1969年2月15日)

　　《上旺大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移山填溪造良田，茶农不吃供应粮》(1970年3月18日)

　　《农业学大寨，苇湖碱滩变良田　　新疆乌苏县宏图大队第六生产队六年造田3000亩》(1970年6月17日)

　　《天山脚下粮食亩产也能过千斤——新疆米泉县红旗公社兴无大队学大寨由低产变高产的先进事迹》(1970年11月3日)

　　《荒湖涝洼换人间——山东省鱼台县革委会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的事迹》(1971年2月7日)

　　撇开毛泽东和陈永贵热衷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不说，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新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农学家考证，解放前中国农田灌溉面积2.4亿亩，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1958年“大跃进”时开始大修水利，在学大寨高潮的70年代，中国农民和县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硬是靠一把铁锹、手推肩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灌溉革命。

　　截至“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3亿亩。新增灌溉面积的2/3在北方，像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此外，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建成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8.6万座，再加上星罗棋布的小水库、人工河渠和堤防。毛泽东时代工程总量土石方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立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专家推测，三峡工程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年的22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相当于平均每年啃下5座三峡工程!

　　农业发达的中国，自古就把政府能否领导人民照料好耕地视为仁政的标尺。《孟子•梁惠王上》说道“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农村改革以来，生产责任制解放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束缚的生产力，但多年学大寨积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也为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当我们自豪于中国人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4%的人口，要感激邓小平、万里、赵紫阳这样的务实政治家解散“人民公社”、还地于民，要感谢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也不能忘记这位改造穷山恶水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不能忘记倡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毛泽东。

　　但是，也别忘了，政府以人民福祉的名义，驱使几亿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像古代徭役式地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而且没有基本劳动保障，严重剥夺农民。用现代公共管理和人道眼光看，可议之处甚多。那些年农村人口约6亿，8万多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修一座，而当时年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一些不适合艰苦环境下重体力劳动的老少妇女也在政府征调之列。

　　每到冬春季节，千村万户门可罗雀，只剩下老头老太太看家，其他人一律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进驻水库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大自然较劲。甚至哺乳期的妇女也奶着婴儿上了工地。在辉煌的农田水利建设背后，有多少无声的血和泪在流淌?就像我们今天感奋于万里长城的伟大时，也不能忽略万喜良的辗转沟壑、孟姜女的千古悲伤。例如河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在开挖过程中，就有189名男女(一说81人)献出了生命，256名民工重伤致残。

　　这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凭借这种不可思议的巨大牺牲，保障了一个民族的繁衍。

　　极左样板

　　陈永贵是个体农民出身，5岁时母亲和弟妹被父亲狠心卖掉，7岁为地主放牛，婚后到昔阳城内一家烧饼铺当伙计。一无所有的家境，让他对私有经济无所留恋，对农业集体化分外热心。何燕凌第一次采访陈永贵后，就在人民日报通讯《在农村阵地上》中感慨：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

　　对赤贫阶层来说，“三十亩地一头牛”是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陈永贵很有可能还在为一家人的温饱而挣扎。解放后有了房有了地，更何况天降奇缘，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礼遇，更让陈永贵感激涕零。党的“十大”后，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昔阳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衣锦还乡的陈永贵，对毛泽东的感恩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从两千年前陈胜在田头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的艳羡，盘亘在中国农民心头的一个情结，就是作鸿鹄凌云高飞，而对家门口燕雀的叽叽喳喳掉头不顾。陈永贵既然做了“古今中外”第一人，也就死心塌地跟定毛泽东，不惜用一代农民兄弟的血汗，浇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狂想。先是在大寨，接着在昔阳，后来在全国范围内，以对农民心理的熟知，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农民，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发家致富欲望，打击“小生产习惯势力”。大寨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农村的样板田乃至发源地。

　　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后，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中央政府在“大跃进”失败后对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必要退缩，有力地遏制了由公社或大队包揽盈亏的平均主义和以公共食堂为代表的供给制倾向。虽然毛泽东被迫接受这个退缩，但内心是不满足，甚至不满意的。陈永贵步入官场，很快瞅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真实想法，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农业60条”的政策框框。

　　1963年大寨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农民家里的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趁势以天灾为由，宣布取消自留地、自留树，因为如果保有自留地，就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为单干扫清道路”。

　　随后，大寨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1968年，陈永贵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大寨不仅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连男青年穿皮鞋、姑娘穿花衣裳都被斥责为贪图资产阶级享受，连老太太卖筐小枣也被打成资本主义倾向。在陈永贵的脑袋里：

　　“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陈永贵最别出心裁的发明，是在大寨推行“自报公议工分”。“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22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的这个创造：平时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时，先评出上个月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农活质量最高的“标兵”，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一天应得的工分，交大家评议后给予认可或修正。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寨式记工”。它取代了传统的按时计酬、按件计酬或定额包工，淡化了多劳多得的普世经济原则，希望凭借农民的政治觉悟学习先进多干活，分配报酬少索取。陈永贵解释说，这么做就是为了抵制“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确保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之间差别不大，避免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大寨式记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好让不争的“君子国”，作为小说家言不失为一种美好的道德憧憬，但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未免脱离实际，只会鼓励懒惰、大锅饭和扼杀民众的进取心。

　　陈永贵却似乎真的相信大寨人都已步入“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对此，连谨言慎行的周恩来都婉转地表示不能苟同。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但在另一些场合把大寨精神谨慎地概括为“先公后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农业专家韩丁等人时，谈到大寨时坚持说：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

　　由于陈永贵的“政治觉悟”，也由于人民日报这样党的文宣工具大肆渲染，大寨成为到处乱挥的大棒，在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土壤上，扼杀农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私有利益的冲动。从人民日报十几年的学大寨报道中可以看到，各地农村只要私有的想法一冒头，就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给予严厉批判。大寨经验被高度政治化了。

　　正如人民日报1976年3月15日报道所言：

　　“学大寨运动，不是一个什么学技术、学高产的运动，而是一个学大寨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大寨党支部在1974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周恩来纠正“文革”极左的努力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197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肥乡县委宣传部韩青春的文章《学大寨必须批邓》，点名批评邓小平讲学大寨的时候不讲阶级斗争——

　　硬把大寨说成是“老老实实地干”的典型。按照这种说法，学大寨运动不就成了单纯的生产运动了吗?

　　例如，河北涿鹿县城镇公社二队有人说：“本队人少地少，要想变得快，庄户加买卖。”党支部认定这是“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让老贫农宣誓：

　　“学大寨，创高产，就要像大寨那样，不给资本主义留一条缝，一个心眼干社会主义。”

　　对于“以粮为纲”还是重菜轻粮，队里产生了争议。有人主张：“每人碗大一块地，从粮食上打主意，不如从收入上挖潜力。”这本是正常的经营方针之争，但党组织不这么看：

　　“种什么作物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公社党委在干部和群众中办起了学大寨的学习班，展开“为什么种田”的讨论，批判了重菜轻粮的“资本主义的苗头”。(197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山东菏泽县小留公社弃农经商、劳力外流多。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批判”了几次，但总是“按下葫芦瓢起来”，一直没有解决。原来是公社领导班子内部有人主张“只要每天向队里交两元钱，劳力可以随便外出”，为“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于是，公社党委组织领导成员狠批修正主义，狠批资本主义，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发动群众围绕劳力往哪里使、大车往哪里拉、农副关系怎样摆等问题，展开大辩论，很快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197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可悲的是，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连农村商业部门也要批判商业经营意识。湖南省汉寿县位于洞庭湖滨，平原丘陵各占一半，适合多种经营。有的说“种(棉)花不如种瓜”，有的把棉花地改种了药材;有的抽调劳力去烧砖瓦，搞运输，外出抓现金收入，影响农业生产。商业职工不是见猎心喜，却只能自断商机，协助大队党支部发动社员群众讨论：

　　发展多种经营，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是计划种植，还是“自由种植”?

　　结论自然农业压倒副业，以粮为纲。反正在那个年代，“流通决定生产”、“利润挂帅”统统被视为“修正主义货色”加以摒弃。(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也像当年的大寨一样认定唯我革命、唯我社会主义，但已无力在政治上打压异己。而当年的大寨手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尚方宝剑，可是威风八面，动辄祭起利剑，“谁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

　　趁着“文革”狂热，陈永贵主持，从1967年冬季开始对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人民日报1970年9月23日通讯夸耀了昔阳整肃农村基层干部几种人的经验：

　　有极少数社、队领导班子里混进了坏人，这些人让地、富、反、坏出来破坏，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

　　有的社、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中，有的中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较深，热衷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一套资本主义的东西;

　　有的社、队“老好人”当领导，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政治上右倾保守，不搞阶级斗争，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摇摆，使学大寨运动遇到阻力;

　　有的社、队的一些党员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篇通讯根据陈永贵在昔阳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看似最平和的农业生产运动，竟然也需要借助于政治倾轧。

　　“穷过渡”

　　1975年7月，陈永贵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大概对三年大饥荒期间的“公共食堂”心有余悸，对陈永贵的建议迟疑未决。

　　1977年是学大寨运动进入顶峰的一年。陈永贵向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重提全国农村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以农业专家自居的华国锋产生共鸣，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什么是“大寨县”?华国锋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解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

　　此时陈永贵的头脑异常发热，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他激情满怀地问家乡人：

　　“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呀?”

　　这年7月，大寨公社拿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提出公社要办学校、合作医疗、幼儿院、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工农商学兵的职工都是一样挣工分。实际上，陈永贵要在家乡做一个更激进的实验，把昔阳县从大队所有制提升到公社所有制，并把公社纳入国家的全民所有制。

　　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据统计，“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全国有1/3的生产队人均分配收入不足40元，口粮不足150公斤，全国有2.5亿农民在饿肚子。而这个凄凉的现状，正是人民公社扼杀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恶果。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果进一步以大队甚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哪里是走向共产主义，只会走向共同贫困、更加贫困，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用当时的说法，叫做“穷过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

　　“胡耀邦，胡乱邦!”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受到安徽等地农村改革尝试的鼓舞，发表文章和报道谈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立即遭到陈永贵副总理的批评：

　　“这些年农民是拉着推着才走向社会主义的，叫他们自主，他们会自主到哪里?”

　　如果是别人不了解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还可以原谅;陈永贵这位地道农民，为什么看不得农民过上“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日子，好像存心跟农民过不去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时代另一位农民名流身上找到答案。他就是“文革”中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中一枝独秀的作家——农民出身的浩然。晚年他在京郊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采访时坚持说，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曾被认为——“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

　　浩然承认60年代初听说过有饿死人的现象，自己也曾亲眼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浮肿后不能下地干活，但他辩护说：

　　“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党就承认了错误。我认为从整个农村合作化运动来说这是支流问题。”

　　“我觉得，农业合作化无论多少年后想起，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大事件。历代农民运动从李自成、捻军到太平天国，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功了：把农民真正调动起来了。从这点来讲，即使它最终失败了，也算一种胜利。那种情景至今想起，还让人兴奋。”

　　为什么把导致几千万农民死亡的合作化运动，轻描淡写地称为“支流问题”，失败了还让人兴奋?为什么没有一点痛定思痛的反省，反而以铁石心肠把农民“拉着推着走向社会主义”?从浩然到陈永贵，这样的心理实在难以捉摸。

　　晚年浩然住在京郊一片漂亮的独家小院中。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富裕农民，但浩然不喜欢他们，说住在那里感到很压抑。人民日报记者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着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感到压抑呢?”

　　浩然说：

　　“他们都是靠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更多的农民不这样。”

　　人民日报两记者又问：

　　“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能认同呢?”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想来陈永贵当年在钓鱼台的皇家林园里也是这般压抑和寂寞。就像浩然不认可经济上的“暴发户”，陈永贵也不能接纳政治上的暴发户如张春桥之流，而且最烦恼钓鱼台每天中午的功课——到王洪文居住的16号楼“学马列”。他内心还是和那些“沾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虽然他在道义良知上早已冷酷地抛弃了他们。

(36，庄主)

大寨和西沟之争

　　小说家金庸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时，谈到“韦小宝作风”，如投机取巧、讲谎话、贪污，认为不宜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道德品性和个性”，还是要改造“社会和制度”。金庸说：

　　“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

　　“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

　　在新中国长期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中崛起的陈永贵，做出了一些捧不上台面的事情来。不宜过度地追究这位发迹时年届半百农民的个人品质，更应该反思他从中讨生活、求发展的制度环境。也许是这个制度环境本身包含某些毒素，就像深深浸入大陆乳制品的三聚氰胺。浸入餐饮业的地沟油，关键不是少数奶农和餐馆的不讲道德，而是整个行业的无良。

　　“文革”一来，当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强悍的个人意志和不惜“天下大乱”的道德考量，扳倒国家主席和大多数中央委员、省部长时，一些进取心强的中国人从这场“史无前例”的乱局中看到了机会。

　　在上海，31岁的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自命为“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率领几千名工人到上海北郊的安亭小站卧轨，中断京沪线运输31个小时，逼迫中共上海市委下台。

　　在山西，陈永贵闹出的动静要小得多。当初带着乡亲们“三战狼窝掌”时，他只是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不求闻达;是“文革”给了他机会与野心，1967年2月乘势而起夺了昔阳县委的权，作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受到《山西日报》的欢呼：《陈永贵“杀”出来了》。接着，陈永贵又积极配合省里的造反派，进入了新组建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列名副主任，完成了从一个小小村官到副省级领导干部的惊险一跃。

　　陈永贵与山西另一位劳模李顺达关系的逆转，深刻地揭示“社会和制度”是如何打破了草根人士内心善恶的平衡。

　　1951年陈永贵第一次见到更早受到毛泽东表彰的西沟老劳模李顺达，口口声声敬称“李老师”。在历史上，是大寨学西沟在先，西沟学大寨在后。陈永贵出名后，虽然对省里面在大寨与西沟之间搞平衡耿耿于怀，但两个劳模之间大致相安无事。

　　等到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到1977年派出工作组到西沟，查处李顺达的“反大寨帮派体系”，高音喇叭天天冲着李顺达家吼叫，还罢免了李顺达的省人大代表资格。在办案过程中，再次使用了“文革”整人手段，仅西沟所在的平顺县就牵连出一百多人。有个曾给李顺达做过秘书的人，在清查中因为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阳泉市下章召大队老人王进军，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只因为去大寨参观后又参观了西沟，也被说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锋。

　　恶性膨胀的乡村能人

　　在全国学大寨的政治部署中，周恩来曾跟陈永贵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好一点的基层支部书记可以调出来。华国锋在副总理任上也曾建议昔阳干部支援他的家乡山西交城县改变落后面貌。寿阳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则向地委、省委呼吁，请昔阳的同志来寿阳帮助工作。于是，昔阳输出干部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起初陈永贵可能是真诚地希望传播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促进更大范围的农业进步，但后来私欲膨胀，给了陈永贵扩张个人势力、在山西大搞唯我独尊的理由。

　　昔阳籍成了山西官场进身之阶。据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有一些人调出时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调出后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还曾经发生过昔阳县抵制山西省的闹剧，1973年共青团山西省委代表大会没有眼力劲，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名额，引起陈永贵的不满，竟然宣布大寨抵制团代会。只是在受到周恩来批评后，陈永贵才乖乖地带队到太原开会。

　　“文革”武斗高潮中，陈永贵因卷入派系之争，被造反派围困。驻扎山西的69军军长谢振华曾经奉周恩来之命，派出一个营的士兵赶赴平遥，让陈永贵套上军装，混入军用卡车才脱险。谢振华主持山西省工作期间，在“九大”前夕的例行清查中，发现陈永贵曾经被逼做过汉奸伪维持会代表。只因为北京发话“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陈永贵才幸免于冲击。对此，陈永贵咬牙切齿地说：

　　“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

　　几年后，陈永贵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逼着谢振华认罪，企图置昔日恩人于死地。后来，山西进京献演的晋剧《三上桃峰》被江青说成是为刘少奇“翻案”，陈永贵又给谢振华定了个上林彪集团贼船的罪名。整治谢振华的会整整开了一个月，没想到这位老红军气定神闲地接过话筒说了一句：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

　　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

　　陈永贵的尴尬可想而知。永贵大叔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分量。虽然谢振华拿这个毛泽东钦点的副总理没有办法，但农民出身的政治暴发户想要收拾一个党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红军，倒也“没资格”。谢振华抱恨被逐出山西，但军内党内的地位依然稳固，离休后进了中顾委，这是后话。

　　一个有趣又苦涩的现象，是在大寨大红大紫的年代，它的上级晋中地区和山西省向大寨颁发奖旗，都不敢写“奖给”二字，只能写“赠给”，以示授奖者的政治地位低于大寨。

　　同样滑稽的，是大寨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为了便于“学大寨”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都在大寨建了长驻记者组，新华社还安装了固定的新闻照片传真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有摄影师在那里驻守，后来电视记者也到了大寨。但大寨对这么多中央、省和地市媒体有限制性规定：记者不能参加大寨的社员大会，未经大寨党支部批准不能直接找社员进行单独采访。即使有记者找到某个村民，也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警觉的村民会提醒记者：

　　“你经过支部同意了吗?”

　　“你还是去找支部吧!”

　　记者只能通过大寨接待站，向大寨党支部递交采访计划，等待统一的安排开始采访。

　　至于全国其他省市允许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省市记者站派记者列席党委会采访，在大寨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大寨一手遮天的支委会远远地躲开记者耳目，搞得神神秘秘。“四人帮”下台后，大寨公社妇联主任竟然上调山西省委宣传部任部长，分管山西新华分社“清查工作”!

　　陈永贵成了昔阳和山西的土皇帝。据新华社农业记者陈大斌回忆，在昔阳有一次陈永贵喝了点酒，大着嗓门，得意地问记者和县干部：

　　“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

　　另一位长期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感慨地说道：

　　“‘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陈永贵在大寨和山西的做派，后来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典型、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还有几位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旗帜的庄主身上，还能找到流风余韵。问题也许不是出在他们信奉市场经济或人民公社，而是在于公权力需要在农村寻找体现政策意图、政策成效的样板和人格化身，在于这些农村精英“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评论禹作敏)。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政治舞台就给农民频频提供不寻常的政治资源。面对以地主乡绅子弟为主体的北伐军国民党将领，共产党要另起炉灶，只能发动农民。据毛泽东1927年踏访5县写出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地描绘了底层民众的激情和野性，这种激情和野性被长期的法律、道德、习俗所压抑、克制和疏导，如今在革命的旗帜下、在“农会”的组织下瞬间爆发，聚啸乡间：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乡村的革命领袖往往是失去土地的流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在游离于现行体制的游士、“流氓有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登上政治舞台，并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参与主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把“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甚至古代士大夫羞与为伍的“鸡鸣狗盗之徒”的生活习惯、审美品位，乃至语言，带到了上流社会，推广到全社会。它一度让中国人以穿高跟鞋为耻，让文化人礼赞“不须放屁”这样的诗句，更严重的是让一种专制、狭隘、飞扬跋扈的农民气质、流民气质扩散开来，颠覆了文明古国传统的“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让章诒和小姐那样的贵族遗少心里很是不舒服。

　　向大寨发难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人民日报》，不仅要看它报道了什么，还要看它没报道什么。比如，1978年岁末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想知道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得看看毛泽东时代农业政策化身陈永贵没有说什么，尤其是与陈永贵有区隔的农村代表人物说了些什么。

　　翻开《人民日报》，明眼人不难发现，陈永贵从这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后，就失去了对农业政策的话语权。整整一年前，他还风光无限地访问“民主柬埔寨”，接受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在稻田边的欢呼：

　　“大寨!大寨!”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热情洋溢地告诉陈永贵：

　　“反映大寨战天斗地的中国电影在各大区农村都放映了，柬埔寨农业合作社社员在银幕上看到了陈永贵副总理，大家都认识你。现在，他们都想再亲眼看看你。这将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鼓舞。”

　　实际情况是，从中国舶来、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农业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把柬埔寨民族逼入绝境。波尔布特从1975年春天执政，立即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乡下，组成“合作社”，住在简陋的茅屋里，人人拿起锄头种田。除了睡觉的铺盖，其他财物全部充公，在公共食堂里每10个人一组围着喝“大锅粥”，缺医少药，结果导致1/3的国民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大寨!大寨”的吆喝，在这个小小的佛教国家成了几百万冤魂的噩梦。

　　到1978年底，当中国“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离丧尽人心的波尔布特逃出首都金边没几天了。大寨在它的原产地第一次受到了冷落。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华国锋授意的原稿被推翻。胡耀邦主导另起炉灶，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字里行间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让陈永贵气恼的是，决定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但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全会公报中连盛行了14年的“学大寨”口号都没有出现。

　　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搬出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对头李顺达。1979年1月4日的报纸刊发新华社通稿，报道西沟村大队党总支书记李顺达带着老花镜读罢三中全会公报，不点名地敲打了一番挫伤农民积极性、“以粮为纲”、人造耕地的大寨：

　　“这些年来，农村经济政策得不到贯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以为搞农业就是搞粮食，只抓粮食，丢了林牧副渔，不搞多种经营，结果，粮食也抓不上去，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社员生活也富裕不了。太行山都是土石山区，把山头全部削平，也造不出多少地来，因为没土呀!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山上打主意，大力发展林牧副业。”

　　李顺达赞扬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措施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农业搞上去。报道还通过李顺达的口，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还是要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党内场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率先对大寨经验提出批评。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几个月，正在安徽推行“农业六条”的万里，在省委党校、在包产到户的急先锋滁县等场合，对大寨冷嘲热讽：

　　“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学不了。”

　　“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在省委明确宣布，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与此同时，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寨的做法受到党内一批新锐思想家的指名批评。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第一个公开向大寨发难。他曾经率中国农学会代表到大寨实地考察，发现砍掉树林种小麦，把小麦种到山顶上，麦穗只有几粒瘪籽，或压根抽不出来，而畜牧业等综合经营却受到压制。杨显东指名道姓、直言不讳地提出：

　　“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大寨一位政协委员看到政协简报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农业部要求杨显东向大寨的政协委员当面检讨，杨显东不予理睬，坚持说：

　　“大寨问题很大，如果盖子再不揭开，对全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利。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一名政协委员，我要对8亿农民负责，要敢于说实话。如果我们再捂盖子，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啊!”

　　最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对大寨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人民日报》是中央级媒体中宣传报道大寨的第一家报纸，从1964年起，为落实贯彻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连篇累牍，不遗余力。这是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的党性使然，但不代表即使在那些狂热的年代里内心深处没有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最早从北京走进虎头山的记者何燕凌，此前也曾写出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导致“文革”前温州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而在70年代末主导《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两位关键人物——社长胡绩伟和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党的农村政策更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五味杂陈的思想颠覆。

　　胡绩伟在50年代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配合吴冷西的“大跃进”宣传。起初胡绩伟崇拜苏联的“集体农庄”，对“大跃进”的成就信以为真，曾亲自到陕西王保京大队测算一亩地能打多少斤麦子，还在《人民日报》撰文谈论“光化作用”可以保障亩产几千斤。在3年饥荒中，胡绩伟随同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调查，一路上少奇对“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宣传提出严厉的批评。胡绩伟对农村灾情耳濡目染，又经刘少奇醍醐灌顶，开始察觉到党的路线偏差，“全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文革”后与胡绩伟搭档领导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就在陕甘宁边区固临镇做过农村调查，更是从“大跃进”一开始就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文革”后与万里在安徽省委的副手保持密切联系，对胡绩伟也有很大影响。

　　而农村报道负责人李克林，对多年来主持人民日报的“农业学大寨”宣传，“负疚”和“造孽”之感日渐强烈，她说：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李克林曾经与一些朋友悄悄议论：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这副样子?”

　　“难道我们多少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的一种局面?”

　　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大环境发生变化，春风融冰，《人民日报》率先觉醒，摆脱左倾思维定势的束缚，睁大眼睛研究中国现实，其中自然包括人民日报老记者团队非常熟悉的农村。要知道，1942年当秦川白天骑驴下乡、晚上在土炕上一边捉虱子一边写作近10万字的《固临调查》时，陈永贵还在大寨做日本人的“维持会”代表呢!

　　党的这批老报人对农村的了解和感情，要比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历史久远得多。于是，从1979年2月起，李克林在报社编委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编者按直指农村的恐“资”病态：

　　“有关发展农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被搞得混乱不堪，急待分清是非，拨乱反正。比如，这些年危害农业最为严重的到底是‘左’还是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除了迫在眉睫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日报编者按对于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商品化和现代化也提出了深远的思虑：

　　“我们指导农业的思想、作风、方法，以至生产措施、耕作制度、管理体制等等，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怎样向现代化转变?怎样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彻底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这场讨论引起农村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强烈共鸣。他们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具有令人压迫的真实感和变革的紧迫感，特别当这样的文章来自陈永贵的大本营山西。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痛心地指出：

　　“多年来，农村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左’。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

　　在2月14日讨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的流毒》中，王国英谈到了“学大寨”，认为这个问题多年来已被极左思潮搞得人们无所适从：

　　“不去注意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劲儿地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大做文章，搞什么‘穷过渡’。谁要是不赞成，谁就被扣上一项‘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搞得农民动辄得咎，气也喘不过来。”

　　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把矛头对准陈永贵总结的大寨式口号“一批二斗三大干”、“大批促大干”，不留情面地说这是一个“极左公式”。这类口号基于对农村现状“唯心主义的估计”，总觉得农村中资本主义充斥，指望“靠搞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工作，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生产斗争”。其后果是，农村干部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也不敢放心大胆抓生产，成了用大部分精力搞政治的“运动员”;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把人心搞散了。

　　后来一直做到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建功，以直言敢言的个性，在3月4日的讨论文章中，不点名地剖析了大寨的另一个致命伤，即农田基本建设“大轰大嗡”、不讲求实际效果，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注意多种经营。比如在煤炭资源丰厚的山西不允许搞小煤窑，“守着金饭碗讨吃”。

　　在山西以外，农村基层干部对于长期卖力地推行“学大寨”意见更多。甘肃会宁县甘沟公社党委书记欧永福带着愧疚写道：《取信于农民是件大事》，因为“多年来政策多变，失信于农民的事不少”，算起来至少欠了农民4笔债，包括农民牲畜、农具折价入社后没有照价偿还;大炼钢铁拿走了农民的铁锅;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充公;修水利工程拆迁社员住宅、水窖，平调非受益区劳力，没有兑现补偿。

　　浙江衢县县委书记谢高华痛定思痛，得出结论：《农民需要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批评现在订生产计划不敢讲提高社员的物质利益，抓生产不敢讲降低成本，搞分配不敢讲增加社员收入——

　　“群众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收入只有三四角钱，哪里来的积极性?”

　　山东乳山县委书记曲元显大胆质问《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他认为，在农村干部的头脑里形成了许多糊涂观念，把“穷”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富”等同于资本主义，抓粮就是“迈社会主义步”，抓钱就是“走资本主义路”，把农村搞得鸡犬不宁。曲元显认为，思想根源跟大寨有关，因为干部以为学大寨就是学一个“苦”字和“干”字，不能沾“富”字和“钱”字的边，否则就是走歪门邪道。干部把注意力放在所谓“把关定向”上，把改善社员生活的门路卡得死死的。

　　曲元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什么群众拥护的，我们的干部却怀疑和反对呢?”

　　这不仅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的困惑，也是以李克林为代表的人民日报农村记者真诚而痛苦的反思。这场讨论持续到1979年12月结束，人民日报试图用50期122篇讨论文章，偿还十几年的“学大寨”宣传对农民的欠账，春风化雨、水滴石穿，在思想观念上为“学大寨”刮骨疗毒、正本清源。

　　揭开“西水东调”的老底

　　“三中全会”后，作为毛泽东人民公社农村思想遗存的大寨，已经成了万里、赵紫阳和邓小平推行农村改革的绊脚石。服膺“三中全会”的《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站到大寨的对立面，陈永贵腹背受敌。

　　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甘肃省张掖地区农机局的史荣福在来信中反映，这些年全国各地前往大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仅张掖地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几乎都去过，有的还去过好几次。但参观效果不佳，有的纯属游逛，有的回来汇报一下交差了事，有的把大寨“学歪了”，回来就收农民的自留地。史荣福的意见是：

　　“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雁门关，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山西对大寨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报道《学大寨要冲破禁区 “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这篇新华社通稿说，会议总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与会者尖锐批评：

　　“‘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

　　人民日报提到，与会者“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领导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公开承担了责任。昔阳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喜慎(陈永贵当时兼书记)发言，开始承认昔阳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通稿《昔阳县委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报道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首次承认昔阳县1973年虚报粮食产量7000多万斤!

　　这是人民日报为昔阳“背书”欠下的一笔旧账。1973年春天，昔阳遭遇大旱灾，境内5条大河断流，水库大部干涸，80%的土地因为含水量太少而难以开犁下种。当年7月，人民日报以陈永贵的一句话为题，发表了一整版的通讯，赞扬昔阳《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了秋天，陈永贵又在这句话后面加了半句“没见过的大丰收”。但此时庄稼还长在地里，究竟能收多少粮食还是个未知数。据李喜慎说：

　　“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越打越败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人民日报按照陈永贵的调门，没有深入实际调查采访，就轻率地报道了昔阳的3个“没见过”。

　　一年后，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准确数字，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共虚报了2.7亿斤粮食，比这5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县委每年布置各公社按照虚报的数字更改粮食产量账。这时候的大寨，从“三战狼窝掌”时埋头与自然的抗争，心有旁骛，走向旁门左道，精气神已经涣散。网友“历史的脚印”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发帖分析，陈永贵凭着农村精英分子的“狡猾”，与国家达成了“交易”：

　　“他所领导的小集体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国家为这个政治样板已经不惜成本”。

　　大寨这个农业样板的核心价值，是把农村人力资源榨取到极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自力更生养活庞大的农业人口。大寨“三战狼窝掌”的前期，还是艰苦奋斗改造家乡的榜样。到了中后期，一个穷山村要想不断制造亮点，毕竟潜力有限，只能而且理直气壮地向政府伸手。政府为了让大寨样板保值增值，也心甘情愿地给大寨输血，投入外部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大寨兴修水利、挖山造田，往大寨脸上贴金。

　　老一代政治家未尝不知道，大寨成名后，政府在它身上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银子，但就是不愿深究大寨后期的花拳绣腿和弄虚作假。例如，这一年3月，李先念副主席转给胡耀邦一封宁夏干部反对淡化“学大寨”宣传的来信，并做出批示：

　　“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

　　“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陈永贵也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大寨最后一道防火墙。这年5月，他在昔阳县的一次会议上振振有词地提起：李副主席说，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陈永贵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在昔阳内部，完全不见了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的那种谦卑，而是以挑战的口吻扬言：

　　“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

　　胡耀邦对“学大寨”运动中动辄组织“大会战”、搞“人造平原”很是反感，曾在中央党校指责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为了彻底抹掉大寨头顶的虚假光环，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揭开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

　　所谓“西水东调”，是新中国最早的“形象工程”之一。它从山西省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这样做的结果，是废弃西边原有的三十多万亩水浇地，来保障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它酝酿于1974年。陈永贵听了昔阳赴河南红旗渠的参观汇报，指示昔阳水利要居于全国前列，要流向西边的河水调回来，浇昔阳的地。后来，陈永贵进一步提出，“西水东调”工程要作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观项目，要搞得雄伟壮观，有气魄。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员陈思和、本报记者张进兴(实为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当时分社记者可同时署名为人民日报记者)合写的长篇报道《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公开揭露了这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的形象工程。10月24日，人民日报老记者许仲英披露更多内幕的通讯《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见报。

　　据这两篇报道透露，“西水东调”的设想，曾遭到山西和北京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山西省水利设计院婉转地表示：这项工程是“水利搬家”，抢别人的用水，效果不好。但是，中共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应该是王谦书记)明确表态：

　　“宁肯把山西所有项目抹掉，也要上。”

　　为了赶时间，中共昔阳县委不等整个工程设计完毕，就下令开挖了长达三十多华里的输水洞。另据山西资深水利专家张弘毅在2003年第5期《文史月刊》撰文回忆，关山水库选择坝址更属荒唐。这个水库上游流域面积过于狭小，本无建库必要。但陈永贵执意要把这里建成参观风景区，区内要有人造湖、湖中岛，还要饲养珍贵动物。选择坝址那天，李喜慎副书记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到山头开会，捡起一块石头向河滩一扔，说就在这里筑坝，要省设计院工程师第二天就出图。

　　工程师感到为难：修建水库必须经过勘探设计才能拿出方案，这样草率地选址，简直就像“农家在墙角挖厕所”。省水利局从水电部搬来救兵，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冯寅亲自来到昔阳，就技术问题提出询问。这下子惹恼了李喜慎，他站起来，将烟头一摔，训斥省里的技术人员：

　　“你们提的意见是给昔阳出难题，是搞阴谋诡计，是反大寨行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昔阳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你们不想干就离开昔阳。”

　　北京来的大专家冯寅不会被昔阳小县吏吓倒，他立即起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我不是党员，但我是水电部党组同意来的，我要对领导负责，对党负责。我不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问题都要如实地向当地领导汇报。我向总理汇报也是这样，我多次给总理汇报都是畅所欲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和县领导讲的话，回到部里一定一句不漏地向部党组汇报。”

　　会议不欢而散。

　　水利专家张弘毅还提到，从平定调水到昔阳，设计人员选定的路线是沿山边挖渠引水，但昔阳县领导要求改在交通线上，让来大寨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即使成倍增加工作量和投资额也在所不惜。“西水东调”经过李家庄低洼地段，技术人员设计用倒虹吸管方法输水，但昔阳县领导说这里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倒虹吸管埋在地下看不见，还是要搞渡槽，“这是老陈定的，谁也不能改变”。而渡槽的造价是倒虹吸管的数倍。渡槽是长达数百米、高数十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工干不了，只好由省水利工程局修筑。昔阳县领导别出心裁，在专业团队浇筑的数十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外面，由民工再砌上一层护石，对外宣传说是昔阳农民自力更生的产物。

　　大寨和昔阳丑陋的虚荣心，演变为对政府和全国人民赤裸裸的欺诈!

　　“西水东调”工程投工近500万个，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1/10，征用的劳力包括社队民工、干部、工人、教师、解放军工程兵指战员。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1000多元!而水利专家张弘毅说，当时山西一亩水浇地平均成本仅100元左右。许仲英给昔阳算了几笔帐：

　　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了5100万。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有80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9亿斤，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已。

　　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山西省被迫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在6月15日首次揭开“西水东调”工程暗黑面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亲自审阅过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政策一靠运动，二靠“大干”：

　　“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

　　社论对所谓“大干”分析说：投资少、收益大的工程可以搞，但是像“西水东调”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也不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

　　这篇社论如果由今天的南方报系来写，行笔至此，或许会延伸到秦始皇的筑长城、隋炀帝的修运河，然后给予愤怒谴责。这就是体制内报纸与体制外报纸的区别。《人民日报》不可能站到体制外立场，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进行道义的审判，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人民日报》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导人素质等问题的叩问，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为什么山西省内外专家反对，却不能制止“西水东调”呢?社论直指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还要把不同意见打成“立场问题”。

　　正像许仲英在通讯中讽刺的，这些年在山西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和昔阳做的照搬;凡是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陈永贵)说的照办。“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一个“照办”的典型。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有一次坐汽车路过一个县，因为县委没有准备好招待饭，他大发雷霆，说这个县反大寨，省委很快就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了。在一次大会上，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名点了一些县委是反昔阳反大寨的，省委就把那几个县的县委书记调走，换上了从昔阳调来的公社或大队干部当了县委书记。

　　这一年，人民日报还揭露了陈永贵的笔杆子和军师宋莎荫。他以《山西日报》副总编辑的身份，控制对大寨和昔阳的报道，迫害报社同仁导致精神失常。山西省委决定开除宋莎荫党籍，震动了山西官场。接着，又点出了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奸污妇女、鲸吞公物、毒打无辜群众，纯属“依仗老子权势作恶多端民愤甚大”。

　　在《人民日报》的聚光灯下，陈永贵从国内外景仰的劳动模范，已经变异为一个丑陋的“封建家长”!

　　考虑到孕育陈永贵的政治大环境，胡耀邦审阅的这篇社论深刻地指出：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治生活要反封建，思想战线也要反封建，这个判断振聋发聩、力透纸背。《人民日报》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因为认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改革取向，相当自觉地配合他们的政治运作，比如扳倒国务院内的大寨派陈永贵和大庆石油派，为赵紫阳、万里等接管国务院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从胡绩伟这样的社领导到李克林这样的老记者，视野和兴奋点也不局限于帮衬某些领导人的更替。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日报，决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与“两个凡是”人事交替的舆论工具。它集中了党内一批深入草根、直面现实、有历史感的优秀大脑，这些谔谔之士以诚挚的思考和激情的献身，勇于揭示党和国家的挫折创伤，刨根揪底，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批判现实、除旧布新的思想风暴。

　　读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感奋不已：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檄文。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

(37，平常心)

回归草根

　　1980年，陈永贵请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解除自己的副总理职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联合调查组，从北京赶赴大寨和昔阳，进行了40天的调查采访，写出一组内参。这是全国性媒体有关大寨的最后一批报道，只是大多数中国人无缘读到。看看标题就知道，这个曾经吸引了700多万人参观的农业圣地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

　　曾几何时，中央级媒体云集大寨，连篇累牍的赞扬，让陈永贵飘飘然。如今中央级媒体再度出手，一组言辞犀利的批评内参，让陈永贵坐卧不安。他大病一场。

　　据苗长青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山西工作》2004年第9期撰文回忆，此时邓出面，给陈永贵说了两句公道话：

　　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指1963年遭遇洪水那次给国家卖粮不减少)。

　　中共山西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写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肯定了“文革”前大寨治山治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难能可贵;但否定了大寨和昔阳的“3条基本经验”，即所谓“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省委承认：大寨从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邓看了省委报告，不赞成把责任推到陈永贵一人身上。11月 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写下批语：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中央批语着眼于肃清农业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贯彻“三中全会”以来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农村新政。对于陈永贵的造反起家和家族统治未予深究，但对于新中国给没文化的劳模加官进爵的做法进行了谴责：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这段话，实际上是帮助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模范解脱误入官场的尴尬和罪责。据宋连生专著《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写道：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表示：

　　“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陈永贵进入中央高层后，一直保持着农民身份，在大寨领工分，解职后才开始按行政13级领上工资，工资标准是每月200元。这也是陈永贵那一拨工农兵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的共性。风云际会，把他们推上高处不胜寒的政坛巅峰，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相当低调和谦卑，私生活都能洁身自守，进京后差不多都不带家属，保持了社会底层的饮食起居习惯，不习惯享受特供，也不喜欢看“内部电影”。

　　中央对他们的收入实行“巴黎公社”法则，相当的菲薄。像同为副总理的吴桂贤每月只领西北国棉一厂的工资76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还是军工厂4级工的月薪58.86元;售货员李素文工资62元，出国访问时连行头都买不起，只好向对外友协借来皮箱和衣服，回国后再归还人家。

　　从政坛高层跌落后，他们也大致保有一颗平常心。吴桂贤从北京坐火车回到咸阳当天，就赶着要上工厂当晚的夜班。另一位副总理孙健回到天津机械厂，还像以前一样提着饭盒上班。

　　比较而言，陈永贵下台后的安排算是最好的，经胡耀邦提议，他留在了北京，住在部长楼，同时在北京东郊农场做顾问。夫妇俩和小儿子的户口也终于迁到了北京。据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河南文艺出版社)介绍，陈永贵给大寨人交待说，他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伴贾进才。

　　官场私德

　　陈永贵下台后，不少过来人还记得他在台上时表现出的农民的朴实和基本的是非感。1968年秋天大丰收，昔阳计划免去社员欠集体的粮食。有人提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电话请示北京的陈永贵，他不假思索地说：

　　“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对张春桥的傲慢看不顺眼，中央会议上敢于公开顶撞这个“政治局的恶霸”(李先念语)。相反，他对周恩来总理抱有很深的感情，国庆招待会时周致辞完毕，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陈永贵的鲁莽和直率显得颇有几分可爱。

　　在北京赋闲的陈永贵晚年生活波澜不惊。陈大斌在《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撰文提到，有一次，昔阳铁厂的一个老乡请求陈永贵给铁路方面的人打电话，要了几节火车皮。老乡告诉陈永贵，对方只要了200块“好处费”。陈永贵大概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潜规则，一脸疑惑地问：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

　　“开甚发票哩!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变，喊道：

　　“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

　　说着，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逝，骨灰按照遗嘱撒回大寨。人民日报上陈永贵逝世的消息中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陈永贵那代工农兵出身的干部虽然眼光狭隘、观念僵化，但在金钱和性的诱惑面前内心是比较干净的。今天某些贫寒出身的高级干部则大不一样。

　　例如，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京西煤矿工人出身，当官后一段时间还随手拿起别人的茶缸喝水，活灵活现地讲一些从矿工那里听来的粗俗笑话。而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母亲早逝，儿时兄妹5人家境艰难，下雨天就把鞋子放进书包，自己打赤脚回家。但政坛发迹后，一个个搞起贪腐，堪称大手笔。刘志华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600余万元。京郊一个叫做宽沟的地方按星级宾馆的规格装修，成了他幽会的“行宫”。扳倒他的竟是多名情妇中之一寄给政府的一盘幽会性爱录像带!郑筱萸为企业通过药品、医疗器械审批放水，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649万元，一家四口全部收监。

　　从这点上说，陈永贵那拨工农兵干部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高层权力所利用，不自量力地参与维护一条不得人心的“文革”路线，并且带有整人恶习，但还没有放纵私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与今天的刘志华、郑筱萸们相比，当年陈永贵住在钓鱼台如坐针毡的浑身土气，倒是今日官场的稀缺资源。

　　梦回大寨

　　1984年，中国粮食在连年增产后再获丰收，总产81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赵紫阳总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通报说：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得苍生俱温饱”，是中国士大夫的千年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衷。此时，百感交集的是李克林这样的农村记者。

　　她从解放前夕开始农村报道，是多么希望她深爱的农民父老兄弟姐妹能过上好日子，却每每沉浸在失望中。她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的“学大寨”报道，在艰苦卓绝改造乡土的大寨人身上，真诚地寄托了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和祝福。然而，对于“学大寨”宣传演变为没收自留地、叫停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感到了“太沉重太痛苦了”，却又不能不坐在那里发稿子，“真是无奈啊”(同事宋琤语)。李克林曾经悲叹：

　　“七斗八斗，灭资兴无，这种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所谓‘大寨经验’，一段时间里竟能吹遍全国，吹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多么惨痛的教训!”

　　李克林积极推动，人民日报频频发声，协助中央扳倒了大寨这座毛泽东时代的神牌，为农村包产到户保驾护航。但对于大寨的崛起与坠落，她内心的落寞和苦涩不足为外人道也。李老太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远远超出了城里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晚年，她执意给长期在家里帮忙的安徽保姆发“退休工资”。正因为如此，李老太内心对于大寨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包产到户底定农村大好局面后，1985年李克林以古稀之年重返大寨，10月5日在人民日报写出通讯《今日大寨》。开篇就是：

　　“金秋时节，我来到大寨。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山村静悄悄。虎头山默默无语，大柳树长丝低垂，几条牛在山坡慢悠悠地吃草，小雀在枝头鸣叫……往昔那‘红火’的景象，那无尽的人流，都已悄然逝去。那曾经踏上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的千千万万个脚印的大寨之路，如今已长满荒草，只留下窄窄的山道。夜晚，我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虎头山边的李克林思绪万千。作为记者的职责，就是清理这片昔日辉煌的精神废墟，从中捡拾出对后人有价值的柱石瓦片。

　　过去李克林来大寨采访，不能随便跟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这次，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东家串西家，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她串了七八家窑洞，几位大娘谈起过去“早晨五点半，地里两顿饭，有时还加班干”的艰难岁月，感叹不已。她们说，现在是粮没少打，活也没少干。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但不同的是：

　　“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

　　从“伙的”到“我的”，从全国各地到大寨回归“明摆”着的人性常识，真是换了人间。

　　摆脱了陈永贵的大寨，1980年由大队核算重新分成3个生产队，1981年分成6个作业组，1983年初实行了包干到户。大寨人捡回了曾被陈永贵痛斥的一句老话“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经营项目包括采煤、运输、烧砖、石子、林果、畜牧、酱醋加工等。

　　李克林发现，虽然大寨没有了参观朝拜的人山人海，但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大寨集体统一购买了一批“昆仑”电视机，以低价分发各户，对缺少劳力的困难户用各种办法给予扶助。现在家家有余粮，全村最困难的户也吃饱穿暖，还有电视看。

　　李克林为大寨的旧曲新声感到欣慰，同时她也在细细体察老大寨不可磨灭的印迹。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大寨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百万斤大关，李克林认为，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

　　“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的因素。”

　　李克林想为她爱恨交加的大寨和昔阳人说几句公道话：

　　现在人们一想到“堵路”“割尾巴”以及“七斗八斗”所造成的灾难，自然联想到昔阳和大寨。“风起于青萍之末”，好象这里就是“风源”，一听说是昔阳和大寨人，好像他们身上就带着一股“左”味儿。

　　这是不公平的!岂不知，大寨、昔阳人在“左”风劲吹时，是首当其害。在那“七斗八斗”、杀气腾腾的年代，昔阳因批斗致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付出过血的代价啊!

　　李克林坐在老劳模贾进才家炕头叙谈往事的时候，带着歉意说到当时的报纸宣传。贾进才老伴宋立英连忙说：

　　“也不怨你们，那时候不那样说行吗?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甚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

　　李克林握着贾进才“树根一样的双手”，心情激荡。当年纪录片《大寨之路》就有一个贾进才挥锤开岩打石头的双手特写，解说词赞叹道：

　　“那是一双战斗的手、创造的手，最有力量和最美的手!”

　　李克林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就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这篇《今日大寨》差不多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后一篇大寨通讯，李克林在报道中诚挚寄语大寨年青一代——

　　“正确认识老一代走过的历史道路，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他们的欢乐，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欢乐;他们受过的苦难，正是我国众多农村苦难的缩影”。

　　带着这样的理解和祝福，大寨从此消失在新闻界的视野中。李克林解放前人民日报的太行山老战友宋琤感慨：

　　“写出了这篇通讯，多少年来郁结在老太太心头的大寨情结应该可以解开了。”

　　郁结的情结同样可以稍稍舒展的，是“拥有树根一样的双手”的大寨人。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地理环境，只能在一片穷山恶水中讨生活;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政治环境，难免被利用、被捉弄，穷乡僻壤中潜藏的恶被诱惑、激发和放大，对这个国家造成深深的伤害。大寨人的蹉跎，与全国几亿农民的苦难相比，要轻微得多，但毕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另一位曾经多次采访大寨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提起：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聊起1978年访问美国的见闻，笑着说：

　　“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作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就是大寨和昔阳的世界观、权力观。尽管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一直在宣传大寨人“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局限，可怜陈永贵和战友们还是让几千年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的虎头山遮蔽了双眼。

终于，这一切都随着国家的大变革戛然而止。他们的抱负和坚忍，他们的野心和狭隘，他们的朴实和粗鄙，都留在了历史深处。

(38，还击战)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

　　中越一战，标志着中国用“武器的批判”，正式脱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率先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而与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兵戎相见，成为一个历史契机，中国乘势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国门，开始战略合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对华封锁和新中国的闭关锁国;那么，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则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全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远不如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泽东捉刀代笔的新华社电讯交待得清楚一些。“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

　　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我们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同样是推崇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浸入骨髓的东方文化!西方媒体评述道：

　　“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无法理解的，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

　　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国民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

　　在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

　　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

　　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

　　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

　　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

　　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

　　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

　　默许“知识青年”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

　　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

　　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

　　《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

　　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三十多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英雄遗弃在岁月深处

　　战后有部小说《凯旋在子夜》，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

　　“现在我是英雄，走在那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小说家言”很快一语成谶。

　　越战幸存将士从199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元甲作为北京亚运会“特邀贵宾”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刘水明、温宪的现场写真《武元甲在亚运村》，让多少越战老军人百感交集：

　　“亚运村‘村公所’门前广场四周忽然聚集了许多人，不一会儿，几辆疾驶而入的黑色小轿车在广场边停了下来。当车内走出一位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笔挺白色戎装的军人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

　　武元甲在中国首都的亮相，深深刺痛了老军人的心。新浪博客“牛刀的BLOG”回忆，武元甲访华那天，他正与一位将军共进晚餐，看到电视新闻，将军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怒声说：

　　“我前方将士尸骨未寒，政治家已经握手言和了，这仗还有什么打的?!”

　　然而，不论1979的英烈们能不能理解，握手言和是国际政治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据《人民日报》报道，谷牧副总理握着武元甲的手说：

　　“你是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十多年来到北京的第一位越南领导人。我们愿意看到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实现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与中国渊源极深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对于有生之年重返北京倍感高兴，他说：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此越南人民将永志不忘。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乌云，相信它会散去。越南的党和人民希望能够尽快地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政治家们的外交辞令，反映出国家之间不可抗拒的和平发展潮流。据后人披露的史料，中越和解从1989年就秘密进行了。越共新任总书记阮文灵托老挝领导人转达对邓小平的问候，表示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主帅邓小平，也请老挝领导人转达自己对阮文灵的问候，但要求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1990年亚运会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秘密会见了越南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以及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武元甲公开访问北京一年后，越共中央下一任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中越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越边界开始大规模排雷，恢复边境贸易。这对中越两国都是幸事，然而，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来说，枪声炮声可以停歇，但1979是一段铭心刻骨、震撼灵魂的记忆，是不曾干涸、永远猩红的一汪鲜血。这鲜血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在燃烧，那股灼热、那种蒸腾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更大的尴尬在于，正如小说《凯旋在子夜》里越战英雄童川的预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处于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在官方媒体上很少被提起，再也没有任何公开纪念的官方仪式，更不要说继续1979和80年代前期的表彰颂扬。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们当年为国分忧的英勇和为国捐躯的壮烈?!

　　早在80年代，《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茂生的文章，批评一个看似旅游团的摩登男女清明前夕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碑林中追逐嬉闹，争相留影，大声喧哗，还不时扔出小鞭炮。作者借人民日报一角呼吁：

　　“来烈士墓的人们，请你声音小一点，脚步轻一点，举止稳重一点，莫吵醒熟睡的烈士，让他们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吧……”

　　人民日报还曾刊发山东安丘县驻军的来信，反映安丘县汽车站拒载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16名退伍战士(其中残疾军人7人)。司机嫌退伍战士行李太多，部队另派一辆解放牌卡车运送行李，只求客车载这16名退伍兵，司机还是不允。《人民日报》为如此粗暴地对待越战英雄而愤怒。

　　这两件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1987年，离那场血流成河的“自卫还击战”刚刚8年!如今31年过去，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那首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对于慷慨赴死的岩龙、梁三喜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估计大多数人连他们的英名都没听说过，虽然他们肯定熟悉周杰伦，多半知道张朝阳、丁磊、马云和黄光裕。

　　西祠胡同和百度贴吧里，有一个《我想哭　确(却)没有泪》的帖子，说的是1979年一对兄弟同时去了越南战场，老大是侦察兵，老二是步兵。6月份父母收到民政部门来信，告知老大在越南牺牲，老二失踪。老大被评为烈士，老二因为没有找到，算不算烈士还要等待。官员放下500元抚恤金就走了。从此以后，老两口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民政部门的28元抚恤金——因为只有一位烈士。

　　1985年春天母亲病重，因为没钱交医药费耽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去世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在喊着失踪的老二名字!

　　2000年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在自行车修理铺拾掇完最后一辆自行车后，永远地睡着了。老人的枕头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刚刚领到的28元抚恤金。

　　人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一个木箱里发现了257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28元儿子的命钱。加上老人枕头底下的那个，一共258个!有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流通了，可它们被放得整整齐齐，合计人民币7224元!这对老夫妻至死也没有动过这笔钱!

　　记者来了，报社的、电视台的，还有的是说不上是哪里的人。然而，记者走后，他们的报纸、电视台最终都未作报道。这个帖子的细节还有待考证，但所有体制内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对于越战英雄的身后事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则是令人汗颜的事实。

　　只有一些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战士和少数军事迷在互联网上开设“燃烧的血”、“老山兰”等网站和BBS，顽强地提醒人们别忘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慷慨悲歌。特别是在1979年开战后发表社论《奋起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日报》，对战后英烈关怀的缺位和失语，是中国第一大报的严重失职!

　　好在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在《人民日报》偶尔露面，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的英雄和亲属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市场经济的阴影中挣扎和喘息。

　　2001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交警与特困生》，写的是安徽六安市独山镇长生桥村小伙子杨志伦考上省级重点中学，却付不起每学期五六百元的学杂费，勉强读到第二学期，被迫选择退学。他的父亲在1979年对越战争中负伤致残，拖着残躯在一家建筑工地烧饭，母亲在黄土地里刨食，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的油盐柴米都快不够了，到哪儿弄钱供小杨读书呢?

　　六安市交警一大队的叔叔、阿姨们闻讯，受到“强烈的震撼”，决定由车管所民警与杨志伦签订助学协议，提供小杨在高中的学杂费，直到考取大学。小杨高考被安徽大学录取后，民警们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沿着崎岖山路驶到杨家，送来助孩子入学的捐款，整个山村沸腾了!

　　这篇《交警与特困生》，与其说是一篇交警助人为乐的表扬稿，不如说是一篇越战老兵余生的凄凉写照。

　　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亲属接获部队讣告却迟迟没有现身，原来梁三喜70岁的老母亲和妻子为了节省车票钱，抱着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从160华里以外的火车站翻山越岭徒步走过来。路上走了4天，吃的是随身带的地瓜干煎饼!

　　不幸的是，“小说家言”再次一语成谶。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提到麻栗坡的一首诗，应该源自八九十年代之交麻栗坡的真实见闻。诗人周宝莹纪实性诗歌《相会》，说起烈士母亲好几年想来扫墓却没有盘缠——

　　“那些人当年为你披红戴花后，在家门贴一幅‘光荣人家’红纸，前年又换成‘烈士之家’金匾，却不肯给予一块或一毛乃至半个硬币的情感和良心……”

　　《人民日报》在1990年大声呵斥：

　　“……背叛!背叛!除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黑了心的总是极少数，诗人的诗行却是警钟：忘记他们就是背叛!”

　　《人民日报》上表达的担忧与呵斥，又过了十几年依然无人闻问。据媒体报道，麻粟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说，有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来没有来祭扫过，原因大多数是没有路费，有些家属来了却没有了回去的路费。

　　从2004年起，一段《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的视频帖在军旅同心网站、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转帖流传。35207部队58分队汉族烈士赵占英1984年在中越边境的后续冲突中死于越军炮火，大腿及屁股全部炸掉，年仅19岁;在网友“老山之眸”拍摄的这段录像中，烈士母亲在儿子牺牲整整20年后，2004年4月在侄子侄媳陪同下，从云南昆明附近的嵩明县终于来到麻栗坡祭奠。

　　嵩明县和麻栗坡都在云南省内，相距不算太远，但这位母亲竟然等了整整20年!靠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专门拨付给烈士家属的一笔祭奠费用，才得以到边境为儿子上香!发帖人无限酸楚地写道：

　　“比起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赵占英的母亲算是‘幸运’的，但这20年后的‘幸运’里包含着的是怎么样的辛酸?作为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那怕是战死沙场，我觉得那是军人的本份和义务，但作为国家，政府照顾烈士的亲属也是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三十多位烈士的家属我想肯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要不然我怎么也无法想像，养了十八年的儿子静静地躺在烈士陵园里几十年而不去看他一眼，如果烈士泉下有知，不知他又该做何想?”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被网友制作成歌曲MV，竟然多达十几个版本，泪湿互联网!有网友转帖时忍不住质问：

　　《母亲无路费去看长眠地下的儿子，尴尬了谁?》

　　另有网友发帖说，赵占英一个幸存的战友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后，千辛万苦找到烈士家乡，站在这位老母亲家门口惊呆了：她家里除了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子，别无长物。如果英雄在世，只要他有一份普通的生存能力、普通的孝心，老母亲的晚年也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

　　这是佚名网友为赵占英母子写的一首诗：

　　“妈妈，20年，

　　我知道你好难，好难，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你空手来的，

　　没有任何祭品，

　　我不怪你，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

　　妈妈，我明白，

　　你还没有吃饭，

　　可惜我不能为你尽孝，

　　只能望着你无言。

　　妈妈，

　　你的哭声是那样辛酸，

　　我明白你嫌自己来得太晚，

　　妈妈，

　　你在我头上的拍打是那样的无奈，

　　我明白你在追问为什么要20年?

　　妈妈，

　　为了千万个另外的妈妈，

　　我和你都作出了无悔的奉献。

　　妈妈，

　　在你的身后，

　　是飞速发展的喧闹，

　　是灯红酒绿的金宵，

　　是耸入云端的豪华，

　　但是，

　　你感受到了什么，妈妈?

　　我不求再有什么额外的照料，

　　一声‘烈士’已经足够，

　　我只求下个清明，

　　我的妈妈，

　　能够再来抚摸我的墓碑，

　　因为我的妈妈，

　　没有剩下多少20年!”

与这些热血青年当年的慷慨献身相比，早已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到2008年热议该不该“抄底华尔街”的中国社会，奢侈品消费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社会，近30年来，在“飞速发展的喧闹”、“灯红酒绿的金宵”和“耸入云端的豪华”中，对这场尸横遍野的南疆血战是不是过于冷漠，对这些民族英雄们的报答是不是严重不成比例?

(39，柬埔寨)

历史错位在印度支那

    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欧洲人普遍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他们把中国和印度的结合部，即中南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e），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

    就是世界地图上这3个不起眼的小国，先后把3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卷入腥风血雨，吃尽了苦头。

    先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遣远征军接管越南，遭遇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共产党政府的强烈抵抗。1954年奠边府战役，北越军队大胜法军，一纸《日内瓦协议》宣告法国殖民势力狼狈撤出印度支那三国。在东方的越南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的相继溃败，就是法兰西帝国的梦醒时分。法国电影《情证今生》、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等，都是从法国女人的视角，描写法兰西在印度支那曾经的浪漫缠绵和那把握不住的逝水流年，极度的自恋自怜。

接着登场的是美国。这个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暴发的超级大国，自命为自由主义卫士，而把越南视为在东南亚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美国从1955年起分别在南越、老挝扶植亲美政权，1961年对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出兵南越，1970年在柬埔寨策动推翻亲近中国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在东南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美军在越南投下近800万吨炸弹，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总投弹量；使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新式杀人武器，越南热带雨林成为野蛮的现代屠宰场。越南有多达160万至300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

    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到1973年撤军前，5.6万美国人丧生、30万人负伤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更要命的是，这场美国在海外延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给美国军人、家庭和社会留下了噩梦般的精神创伤。爱国主义与和平反战，维护自由与滥用武力，撕裂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的价值观。好莱坞越战题材的电影，大多是反战电影，如《猎鹿人》、《野战排》、《现代启示录》、《生于7月4日》、《阿甘正传》等，对越战持尖锐批判态度。近年来美军驻守伊拉克在国内引起的反对声浪表明，美国人要想回到全民拥戴的“爱国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越南的北方，雄踞着另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对于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党革命来说，几十年来，中国始终是温暖人心的大后方。越南革命的发起人“胡伯伯”每次在越南境内待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躲到中国避难。胡志明和武元甲不仅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交情深厚，甚至曾经受到中国国民党人的庇护。二次大战后法国远征军在西贡登陆，在北纬16度线被入越受降的蒋介石国军封锁了北上的道路，使北越胡志明政权有了喘息之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北越政府达成协议，中国人从云南边境源源不断地给越南人运去高射炮、轻武器、弹药、粮食等。新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工程和防空部队三十多万人。越南人引以自豪的奠边府战役，就有中国上将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前线。中国对越南兄长般的仁爱，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周恩来总理考虑到越南运输战争物资主要靠妇女头顶肩扛，特意关照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胡志明生前赋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决不是句客套话。

中越之间的裂痕，源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反美又反苏、几乎要领着中国独自对抗全世界的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思虑，即安排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战略，做出了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大胆部署。邓小平主导中国政局后，进一步做出了联美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中国逐步放弃了鼓励越美战争升级的激进路线，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越南的战争援助。已经对中国养成依赖惯性的越南领导人却抱怨被中国出卖，着手调整外交格局，从亲华转为亲苏和反华。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急于扩张在老挝、柬埔寨的势力，表现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而把与柬埔寨有很深渊源的中国视为地区扩张的障碍。1978年11月，越南与前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将南越的金兰湾交付前苏联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构成对中国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前苏联已经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获得金兰湾后，将使中国陷入前苏联的南北夹击。不拆散越苏军事同盟，中国南部永无宁日！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后，统一的越南与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所作所为一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善于商贾的越南华侨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比前苏联和中国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改造走得更远，越南党和政府所要的，不仅是华侨的法人资产，还包括华侨的全部生活资产，干脆让他们净身出门，掀起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难民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和无情。据人民日报1979年揭露：

    “被驱赶的华侨，长期劳动所得的财物，大多被无理没收，随身携带的小量生活用品，也在出境前沿途被搜劫掠夺，致使大部分华侨进入中国国境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不少老人小孩饥病交加，景况十分凄惨。”

    香港艺人夏梦1982年监制了一部描写越南排华潮的电影《投奔怒海》，以“全国政协委员”之尊，却未能在大陆获准公映，其中的忌讳就在于影片触及了共产党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苦难。从传统社会主义教义来看，越南的做法并不离谱，只是他们把事情做得特别绝情而已。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越两国按照各自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国家利益之间的冲撞，到1979年已是在所难免。但是，让中国人民耿耿于怀的是，1979年的越南不是一般的敌国。中国对越援助到1978年7月停止前，几十年间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而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为了越南的独立和革命事业，中国人民可谓节衣缩食、倾囊而出、相濡以沫，举全国之力，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物质支持。中国援越军人和顾问伤亡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遗骸就地安葬，长眠在越南的国土上。

所以，当1979年人民日报披露，越南夺走中国子弟兵生命的工事大都由中国援越物资构筑而成，在全国读者中点燃的民族愤怒可想而知！

大恩成仇。新中国曾经不惜血本援助过的两个邻国——朝鲜和越南，后来都曾与中国反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金日成孤注一掷打过“三八线”，以既成事实胁迫中国参战，让中国军队在朝鲜国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导致新中国被西方势力包围，牺牲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幸福，而且背上了朝鲜战争致使韩国军民伤亡失踪百万人的沉重道义包袱。“抗美援朝”一战，本是小国挟持大国的典型案例。

北朝鲜凭借中国的支持苟延残喘，但中国不曾觊觎它的一寸土地，最终还是一次次饱尝了“唇齿相依”的苦涩。战争结束后，牺牲了17万将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前脚刚撤回国内，金日成后脚就在北朝鲜清洗亲华势力；1967年又大举毁坏志愿军烈士坟墓和纪念碑；1993年临时变卦以一票之差使中国首次申办奥运会功败垂成；近年来的“六方会谈”中，金正日朝秦暮楚用发展核武器来讹诈全世界，三番五次令“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中国难堪。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很可能是受到朝鲜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致使四十多名水兵葬身海底，更把中国逼到了死角，温家宝总理表示：一旦朝韩发生冲突，“中国也难于幸免”。

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出于对中朝“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爱护，对北朝鲜在中、美、苏之间见风使舵、敲诈勒索的卑劣行径，基本上没做过公开报道，中国老百姓对此知之不深。中朝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至今还飘拂在人民日报等体制内媒体的报道中。前几年《北京青年报》一次国际观调查，中国年轻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依然是朝鲜！

中国一次次原谅了朝鲜，却在1979年选择性地教训了越南。当普通中国人从1978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言人就越南驱赶华侨回国问题发表谈话》，都大吃了一惊！中国和越南，以及同期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的外交关系破裂，让一代中国人曾经献出子弟兵和物质财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黯然失色，乃至血腥落幕。

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述评《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报道越南人在边境线“中越友谊大桥”架设路障、筑起地堡，被驱赶回国的华侨已有7万人，毛泽东时代神圣的国际主义道德境界，立即转化为邓小平时代同样神圣的民族主义情感本能。拿起枪杆，打进越南，惩罚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国人的尊严，迅速凝聚为一种强烈的民族共识。

    人民日报老编辑在1979年间多少有点尴尬。因为此前30年，他们经手编发的亲越反美的宣传报道和诗歌散文绘画连篇累牍，对越南军民崇敬有加。对于越南的奠边府大捷、胡志明小道，还有南越游击队员的《南方来信》，中国读者早已通过人民日报耳熟能详。正如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朱子奇诗句：

    “啊，越南！我在海这边呼唤你，

    我的好兄弟！

    你被侵害的国土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乡呀，

    你受难的人民就像是我自己的同胞呀。

    我时时希望你打胜仗，多打一次歼灭战吧！

    我时时默祝你丰收，多收一枝稻穗也好啊。

 

    我要跨海奔去！紧握你刚刺倒敌人的热手，

    我要跨海奔去！拥抱你那充满活力的胸膛。”

 

    中国人终究没有跨海奔去，但在1979年派遣自己的优秀子弟跨过了“中越友谊大桥”，对昔日的越南“好兄弟”们“紧握”刀枪，“拥抱”死亡，拼了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

    客观地看，越南军民与中国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勇于献身，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更是举世罕见。例如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作为北越胡志明部队支援南方游击队作战的秘密通道，美军曾经绞尽脑汁进行绞杀，动用了强大的航空兵狂轰滥炸，投放了大量先进的传感器进行追杀，最终还是失败了。美军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胡志明小道”到底有多少条路。据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普拉多斯分析，“胡志明小道”应该有5条主路、29条支路，还有一些捷径和“旁门左道”，总长近2万公里，先后向南方输送了100万名游击队员！

1979年春天，中越狭路相逢，中国军队连克越南谅山等重镇，虎虎生威，威逼河内。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原王朝大军攻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年轻的中国军人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但从越南方面看，军民不分、妇孺皆兵，同仇敌忾、顽强抵抗（“自卫还击战”早期中国军人就因为善意看待越南平民而吃了大亏！），可能也是另一种壮怀激烈，甚至可歌可泣。

借用共产党人殷夫1929年写给国民党高官哥哥的诗句，用来概括50年后中越两国曾经相互敬重的年轻人在战场上的相遇，也许荒唐，荒唐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民族（原诗为阶级）交了战火。”

    真是造化弄人！1979年的硝烟，历史学家称为继越法战争和越美战争之后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两个东方伟大民族的悲剧！在多灾多难的印度支那，中越战争又一次重创了越南的经济民生，越南的举国战争体制让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巨大，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

    近来，博主从网上发现一份《越南自助游攻略》，上面有两段问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越南人对中国人友好吗？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这是当年同志加兄弟的写照，如今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商品经济唱主角。越南人现在对中国游客大多很友好。但中国游客去到越南，应避免谈及有关中越战争的话题。”

    “边境是否还有地雷？

    中越两国交恶时，两国装过近几百万颗地雷，边境地区还有地雷是无可置疑的，但游客常去的东兴、凭祥地区早已排完地雷。这一点不用担心。”

 

当武元甲大将所言中越天边的“一些乌云”散去，回望1979，站在中国立场看，我们依然可以坚定地为这场“自卫还击战”的民族正义性辩护！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责任，首先在于越南，在于黎笋、阮基石那一代越南领导集团的鼠目寸光，以越南人民的福祉为赌注走上了反华亲苏路线，更在于那个领导集团以小国挟持大国、受惠国反噬施恩国的狂妄野心和不自量力。

1979年时国际“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一年前一个星期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年最后几天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国际社会到今天也尚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冲突和解仲裁机制，战争在那个年代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解决方案。1979年的硝烟中，战士沙场的大无畏，与时代的大无奈，是划过那个时代的一曲凄凉苍劲的悲歌。

 

毁誉胶着在柬埔寨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第二天，人民日报2月18日社论《奋起还击  保卫边疆》谈到战争的动因，除了重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自卫还击”，还增加了一条理由：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

    此前半个多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公开表示：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门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

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年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

    “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

    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

    “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毛泽东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

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

    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

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

    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

    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

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

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

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会主席。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

    “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记者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

    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

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可能至少1/4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

(40，猫耳洞)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

　　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

　　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

　　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

　　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　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

　　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

　　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

 

　　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

 

　　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行政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

 

　　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人民日报通过《今日“两地书”》的报道，思虑深远。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41，逢九)

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10年录取比例将会达到68.65%，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就会有近7个人可以上大学。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10年有652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就算找到一份工作，再高的薪水也赶不上城市的高房价，只能做“蜗居”的“蚁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横幅。

　　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科教版主编罗荣兴力荐，报社值班编委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

　　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权限所及的事务性工作，从如何评价“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南疆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

　　1980年的“竞选”还只是在大学校园内发热，1986年岁末合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潮却延烧到社会。就在街头蠢蠢欲动的关口，南疆“猫耳洞之声”乐团身穿迷彩服，敲打着“炮弹壳编钟”、“枪油桶架子鼓”、汽水瓶凑起来的“酒瓶琴”，弹奏着压缩干粮箱制成的“土二胡”，北上首都高校演出。对于同龄人的政治激情，战士们很不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张善菊、李双泰注意到，乐团的一位战士走进北大图书馆，激动地说：

　　“多好的条件啊!打完仗我要考大学学习。”

　　在清华大学，另一位战士对大学同龄人婉言相劝说：

　　“我们许多战士揣着电大、业大的录取通知书上战场，把课本带到猫耳洞，在煤油灯下、炮火声中学习，为祖国发愤读书。我们的任务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华腾飞。”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某集团军炮兵旅许多新战士接受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给自己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写信，“畅谈大好形势”，建议一起“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学潮爆发后，云南前线解放军某团全体指战员给军地联谊单位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发来一封电报，寄语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多做巩固安定团结的事”。

　　但是，在80年代大学生看来，不是有机会读书、学知识就别无所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更笃信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工具，而且应该是价值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监督政治、推动良政。在前线战士和普通中国人为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自由市场初步繁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却相信改革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扼杀和扭曲变形的危险。

　　70年代末到80年年代的大学校园八面来风，耳濡目染执政党拨乱反正决心的青年学子，率先从几十年斯大林体制下幡然觉醒，更多的是鲁迅所言在一个封闭的铁屋中独自醒来的精神痛苦。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潮中读完大学，知晓了政治迫害的惨烈，独裁权力的疯狂。死难者淋漓的鲜血，幸存者凄凉的伤痛，告密者的翻云覆雨，旁观者的冷漠盲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扭曲，明晃晃地灼伤了大学生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这代大学生对专制和愚民政治，对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统制经济深恶痛绝。大家为胡耀邦挥舞拳头演说的激情所感染，矢志投身改革，不惜冒着被传统体制压迫和吞没的危险，也要砸碎这铁屋，对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贡献青春、自由和生命。

　　他们怀揣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宁愿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乌鸦嘴”，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颠覆历史、奠定未来的理性社会框架。他们的怀抱就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低吟的那样：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锤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稽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此后30年，不管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仕途蹉跎、商场浮沉、人生悲欢，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一直没中断，内心深处保持了1979政治理想主义的底色。

　　现实政治关怀之外，是生命自我价值的觉醒。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男大学生潘祎和离婚女工黄晓菊的来信，署名合为“潘晓”，诉说青年人“文革”以来灰色的心路历程《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社会观察，在当时惊世骇俗又是这么真诚透明：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结论在大学校园和企事业单位引起震撼，一代地方青年由此走上“自我设计”(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语)的道路，成为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活跃主体。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精神废墟上，地方青年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等价交换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群体的价值，无视道德的底线。用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薛涌的话说：他们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那个扔下学生逃跑的中学老师范美忠，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本质区别，是一种“洋泾浜自由主义”。

　　当时就有一些边防战士给“潘晓”写信，激动地批评他的“利己主义”哲学。对于已经冲上前线和在后方待命的战士来说，血淋淋的生死关头，“主观为别人”可不是专横的说教，而是随时准备着、自觉自愿的生命奉献。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尤小刚拍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时，遇到一个尴尬的场面。有个大学生冒冒失失地向战士们提了个问题：守阵地有多少奖金?对于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弊端的大学生来说，敢于谈钱，要求收益与付出均等，可能意味着勇敢的叛逆，只是跟范美忠一样选错了场合!

　　司令员和战士们都劝尤小刚说：删了这一段吧，不要伤了我们那位大学生。尤小刚还是坚持写上这一笔：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我也有过那位大学生同样的想法。战士们爱护我们，部队首长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却无权姑息原谅自己。我相信，那位不知深浅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会感到自责的。”

　　尤小刚伤感地提起，《凯旋在子夜》的一些群众演员——前线士兵，在拍片第二天就牺牲在战场。战士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生命，给那位观念“时尚”的大学生一记无声的耳光。

　　80年代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反思和打磨社会阅历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胡广华、赵奇，参加胡耀邦倡导的中央讲师团，来到雁北偏远山村助教一年。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俩给在校学弟的回信，真切细致地描述了80年代大学生的苦闷彷徨：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交替过程中读完大学的，受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自以为是清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我们渴望着一个更加富强、更为健全的社会，并愿为此尽心尽力。但有时现实和理想的不合谐，使我们常常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困扰，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生活。”

　　山村教师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对山村子弟教育“不动摇的责任感”，对京城学子产生了一种聂赫留道夫式的灵魂忏悔和苦行僧般的奉献冲动：

　　“痛感它的落后，但不是袖手一旁，指责、叹气，而是自觉地与山村人民一道背负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上爬坡。”

　　这些从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面对祖国的苦难和落后，见解可能偏激，思想可能浅薄，但他们内心的诚挚纯净，对国家的忠诚自许，与战火硝烟中的同龄人并无不同。虽然他们穿着牛仔裤，难免几分年少轻狂，即使是奉献牺牲时也有很强的镜头感;而一身橄榄绿的青年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木讷无言，只求“理解万岁”，更显得悲情和凝重。但他们的一个时代共性，就是身上绝无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养成的犬儒心态。无论在校园还是猫耳洞，他们都不会认同1986年底学潮中，老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治运动老“运动员”周谷城教授的谦卑：

　　“现在领导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这是民主作风。但我们自己知识太少，不易作出判断，献计献策云云是不可能的。”

　　南疆战士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慷慨赴死，大学生为了社会理想也可以从容就义。就像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1979年，浙江一个叫做范熊熊的24岁姑娘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投海自杀。她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职员，中共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人民日报记者章南舍、吴恒权和新闻研究生李长群闻讯赶到浙江采访，1980年7月5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范熊熊的死因，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她不是失恋绝情，不是生活无着。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耿耿于怀的，只不过是本单位的一起违规招工事件。她所在的渔业基地向农村征用土地时，按照规定可以招收当地农村户口的青年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和户口“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足以改变年轻人的一生。单位领导趁机把包括自己和上级领导亲属在内的7名本系统子弟，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范熊熊四次给上级纪委写信，十来次登门拜访纪委，揭发招工弊案。在常规的党内投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她毅然选择了“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惜一死，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恒权等人在通讯中痛心地写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猫耳洞军人和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相继成为与范熊熊一样英勇决绝的死士。那个年代，军地年轻人虽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为了捍卫它的安全和纯洁性，战士既然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口无遮拦有话就说。

　　牛仔裤和橄榄绿：一个是矢志改革传统，日后可能成为思想精英;一个是誓死保家卫国，始终是民族魂魄，在不同的领域里挥洒着青春飞扬的梦。改革传统，需要对自己的祖宗和旧制有更多的批判和扬弃;保家卫国，则需要对自己血祭的家国有更多的肯定。80年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士兵及工农大众在精神思想层面拉开了距离，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信和狂妄，又使他们不屑于求得社会的认同甚至谅解。

　　当“猫耳洞之声”乐团步入清华礼堂时，场外鞭炮齐鸣，场内欢声雷动，大学生高呼：“战士万岁!”清华大学赠送战士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

　　“老山、清华、祖国;战士、学生、人民。”

　　这是1986年底。3年后，牛仔裤和橄榄绿，老山和清华、祖国，战士和学生、人民，在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激情冲撞，溅起殷红的鲜血……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博主认为同样适用于另一个青年群体：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不管他们的人生射程多长、落点在哪里，80年代最优秀的两个青年群体，看重的都是自己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同样热血奔涌的年轻人，内心都诚挚地践行了猫耳洞伤残战士徐良献给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民族伟力栖息在草根

　　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扣林山……

　　天安门、新街口、人民广场、人民南路广场(天府广场)……

　　两个青春群体，勇敢而孤独地走进历史深处。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1989年初，《中国青年报》发表学者金观涛的一首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

　　理想主义者。”

　　一语成谶，这首小诗竟然成为1979-1989那一代年轻军人、知识分子、大学生的精神祭奠。

　　如今，逢九之年的悲情都已远去，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历史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但不能忘了，无论身着橄榄绿还是牛仔裤，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精神境界都曾令当时的中国人民动容震撼。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似乎先验地预言了中国两个青年群体、一代青春年华的时代悲剧：

　　“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后叙)

　　我的人民日报史札记，从1956年时的老社长邓拓写起，才写到1979年和80年代初的边境战争，感觉有点愧对这座历史宝藏。连载到今天的第1-41篇算是上部，诚挚感谢“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80年代以前的报社老人中，近二十年来已经送别了秦川、李庄、王若水、范荣康、李克林、刘宾雁、刘衡等，但还有不少历史的见证人犹在。希望在今后的打工之余，能继续整理史料，计划一直写到1989年3月8日三峡工程被成功狙击的报道为止。此后的事情，都是历史的逻辑推演。

　　记得在那个山雨欲来的时刻，这篇发在头版头条的报道，题目叫《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人民日报敢这么写，是因为党的“十三大”明文规定“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日报作为“文革”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受益于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以胡耀邦等为优秀工程师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发有为，更受教于广大党政干部、知识界和民众的智慧与勇气。

　　有网友跟帖批评我对“本报”太多的自恋。在历史上，包括80年代，人民日报不乏像张浩关于包产到户来信这样“开倒车”的报道。人民日报即使在它最辉煌的时刻，肯定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例如老社长秦川离休后有过这样的反思：

　　“是历史把我推到前台。我作为人民日报的具体负责人，在抓住小平同志的改革路线、开创新局面方面宣传得不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理论不够，没有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忙于应付‘清污’，对清查文革‘三种人’的宣传也做得不够。”

　　但我固执地认为，人民日报在80年代具有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群体人格。在中国改革和思想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评论、报道和内参，总体而言在推动历史。它的这种历史角色，是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中国文化古有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去塞求通”的新闻启蒙理念的混合体，是对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的一份承诺，也是中共“党性”的体现，后者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描述为“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用这12个字，概括人民日报在80年代末以前种种成功或不成功的悲壮努力，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以史见人，我比较敬重本报一批老同志洒脱雄奇的人格。人民日报的老人还记得，秦川于1985年12月10日忽然被宣布免去社长职务，从组织上找他谈话的办公室里出来，对等候在外边的前部下们哈哈一笑，说：

　　“以后你们谁管我的饭啊?”

　　拿得起放得下，雷霆起于侧而不惊，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这就是人民日报老报人的精神境界。

　　在秦川北京木樨地22号的寓所里，曾经挂着一幅朋友送的对联：

　　“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

　　这是秦川、也是党内一批老干部光明磊落的人生写照。

　　李镇西老师跟帖说：在我的文字中，“重温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精神历程，看到了昨天的中国和昨天的自己。这些人在历史中沉浮，同时也丰富着乃至推动着或阻碍着历史。”谢谢李老师的勉励和鞭策，更希望人民日报老报人的担当精神，被更多的网友记起，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香火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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