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厘园林餐厅电话: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三)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12:25

作者：祝华新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连载
(21，改正)

　　情系庶民

 

　　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

 

　　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胡耀邦主持和参与平反、落实政策的，不仅是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这样的党政军领导人，还有大量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代表执政党与它曾经敌视的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可能会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也可能把几十年间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一遍，而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但无论如何，这样做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就像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当着几十名红衣主教的面，毅然公开承认360年前教廷处置伽利略是一个“错误”，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保罗二世对教廷罪恶的自责和自赎努力，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谅解和基督教众的认同。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对同志、对同胞博大深沉的爱，感动了全中国。即便是历来对中共治国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从梁漱溟教授到达赖喇嘛，都对胡耀邦发出衷心赞誉。胡耀邦1981年取代华国锋出任党主席后，收到达赖喇嘛发来的贺电：

 

　　“我希望你会继续用你的胆略和努力来承认现实和尊重人民的愿望。祝愿你胜利领导中国人民繁荣富强。”

 

　　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访问从人民日报社长位置上离休的秦川，请他谈谈对胡耀邦的印象。秦川的回答一连用了4个“最”字：

 

　　“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人民日报紧随胡耀邦，既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也为普通百姓、普通党员的悲剧命运仗义执言。最典型的两件事，是推动全国各地对“右派”冤案几乎一风吹地“改正”，隆重纪念被虐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

 

　　“改正”“铁案”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

 

　　“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

 

　　“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

 

　　“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思想底色倾向于“五四”科学民主主张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中共党员只占4.4%，始终得不到信任。

 

　　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2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当年的北大旁听生从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精英，大多不懂政党政治，但愿意服从政治权力，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国家效力，甚至不自量力地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经验对执政者有所箴谏。

 

　　中国最好的翻译家傅雷，一解放就被《人民日报》指责，说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译者的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尽管如此，傅雷还是对新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叹服毛主席——

 

　　“运用马列主义已入化境。”

 

　　“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都融会贯通了的人。”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云中仙鹤”，自称“仓库里的老鼠”，在1957年可悲地被领袖的诚恳所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任何政治企图的意见。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不肯放过傅雷，拍板扣上“右派”帽子。

 

　　父亲遭到不测，长子傅聪在波兰风闻要让他提前结束留学回国。《世界》杂志2005年第10期施雪钧文章记载了一个未经傅聪本人证实的传说，初恋女友偷偷写信将国内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告诫傅聪：

 

　　“你不能回来，如果回来，你的艺术就完了!”

 

　　女友大胆无私的爱，为华人世界挽救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傅聪当机立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

 

　　从“反右”到“文革”前，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多亏周恩来和陈毅的关照，傅雷得以与自行流亡的傅聪保持通信。天各一方的父子，视政治劫难为无物，心无纤尘地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祖国和人生。傅雷在信中嘱咐傅聪：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文革”中，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在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尽管国内家破人亡，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凡是对祖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多大的价钱邀请演出，他也绝不肯踏上其土地一步。据三联书店老编辑范用回忆，“文革”后胡耀邦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

 

　　“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由范用编辑，三联书店在1983年终于排除阻力，出版《傅雷家书》，成为博主这代大学生喜爱的艺术和人生修养必读书。

 

　　放眼全中国，多少像傅雷、傅聪父子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文化人，冤魂不得安息，才华湮没无闻，赤胆忠心却报国无门?然而，当年的“反右运动”，毕竟涉及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在一些人心目中是难以撼动的“铁案”。邓小平“文革”后对“反右”讲了3句话：

 

　　“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3句话是个整体，不可分拆。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和民政部5个中央部委在烟台开会，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给予妥善安置，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勉强同意对极个别完全搞错的予以“改正”。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写道，与会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就是当初把批评郭玉峰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的那位老干部)当场表示“保留意见”，力主划错多少“改正”多少。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于国厚赞同这个意见，回京后向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上的争论。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闻讯后火速商议，给杨士杰打电话，建议写出书面材料报送中央。王泽民还到中组部同志家里面商。很快，杨士杰署名写出对烟台会议的书面意见，胡耀邦又安排以中组部名义给中央打报告。中央发下话来，5个部委再开一次会进行研究。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即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在书中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

 

　　“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右派”记者刘宾雁晚年回忆说：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

 

　　“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

 

　　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

 

　　“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

 

　　“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后来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

 

　　“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

 

　　“这怎么办?太多了。”

 

　　胡耀邦说：

 

　　“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也由于邓小平的容忍，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赤子情怀

 

　　1980年11月，国务院参事、“反右”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呼吁为1957年赫赫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平反。

 

　　葛佩琦，“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大学领导人之一，1938年的地下党员，以国民党军少将参议的身份潜伏东北，为共产党收集军事情报，解放后却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到了1957年阴差阳错，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帮助党“整风”。葛佩琦对自己的党“爱之深，责之切”，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激动的讲话。他的即席发言先是被《人大周报》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接着《人民日报》又加以转载：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人民日报》还特地制作了醒目的小标题：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957年的危言，今天听来已经稀松平常。“文革”后连党内元老陈云都告诫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年的公众不了解葛佩琦本是一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他的“亡党”警告听上去很像一个党外异己分子(还是国民党少将呢!)赤裸裸的挑衅，十分刺耳，被指认为“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以至于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提起“反右”，还记得“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

 

　　葛佩琦察觉事态严重，6月9日上午来到人民日报社，给编辑部送上一封更正信，指出：

 

　　“6月8日你报7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葛佩琦在信中申辩说，他在座谈会发言的语气要缓和得多，原话是这么说的：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此时正在遵照毛泽东“反右”部署，紧锣密鼓发出“反右”动员令，对葛佩琦的来信置之不理，继续连篇累牍地渲染和围剿那句“杀共产党人”的话。

 

　　葛佩琦为人民日报上的这段话，坐了18年大牢，妻离子散，出狱后靠双拐走路，几乎成了瞎子，一个人住在大杂院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他为争取平反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总算在档案中翻出1957年6月他给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件，提供了他受诬陷的重要证据。葛佩琦先后去过中组部上访、找到胡耀邦家递交申诉信，种种努力最终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委封杀。同情他的李逸三老人只好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给胡耀邦写信求援。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透露，李老在初稿中痛责自己：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做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面对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李逸三又觉得这样的话未免唐突，把它划掉，改成——

 

　　“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谈到葛佩琦漫长的颠沛流离，有关部门的麻木不仁，李逸三愤然向耀邦建议：

 

　　“在查清制造这18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18天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18年冤狱的滋味!”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澄澈透明的心：对自己参与过的“祸国殃民”深切忏悔，不肯心安理得地居于庙堂之高“平安无事”，轻飘飘地说什么“娘打孩子，孩子会记娘的仇吗?”“犯了错误又改正错误，正说明党的伟大”。

 

　　与李逸三的自责相呼应的，是1924年入党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同事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记述这段往事的朱学勤感叹：

 

　　“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正如共产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共产党人的良知和觉醒也不分国籍。在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1968年接任捷共第一书记后，才有条件阅读党内绝密档案。当他详细了解到几十年间政治迫害、血腥镇压的真相，连捷共总书记也被送上绞刑台，杜布切克失声痛哭，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祖国重演。于是，有了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在“文革”后的中国，想必胡耀邦心中激荡着同样的道德震撼和刷新政治的理想情怀。所以他才会不避嫌忌，出手拯救当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的活标本葛佩琦。

 

　　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孟晓云、王楚报道《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耀邦家庭灵堂吊唁活动纪实》写道：

 

　　“受过耀邦同志爱护和关照的老教授葛佩琦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灵堂。是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诉信上亲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耀邦同志遗像前，他怎能不思绪万千。”

 

　　共青团系统“右派”平反后，身为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遇到中国少儿出版社刚刚“改正”的“右派”陈模。据陈模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耀邦在主席台上面对全体与会者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

 

　　说着，胡耀邦走到陈模的面前，行了三鞠躬。陈模在文章中感慨：

 

　　“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接着，胡耀邦还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

 

　　“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在人民日报，报纸上为“右派”平反鸣锣开道的同时，抓紧为报社内部的“右派”昭雪。由秦川负责，报社32名“右派”经复查，不管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律宣告平反。最难办的是为“右派”刘衡平反。这位湖北女性二十多年来以“九头鸟”的倔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当年军宣队对她说：

 

　　“你只要承认是右派，我们就给你摘掉帽子。”

 

　　刘衡断然拒绝说：

 

　　“我本来不是右派，是硬给我戴上的，如果胡乱承认，在我就是不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是否摘帽子，就看看你们的水平了。”

 

　　“文革”后，刘衡直接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平反。耀邦把信批转给人民日报处理。人民日报编委会当然愿意把“右派”问题一风吹，可是组织上找刘衡谈话时，卡在了胡耀邦煞费苦心发明的“改正”概念上。刘衡要求的是彻底平反，不要这羞羞答答的“改正”，她不依不饶地说：

 

　　“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不合逻辑。”

 

　　“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应该给我摘掉，但不能以要我承认帽子为前提, 我是死也不会承认的。”

 

　　秦川亲自登门拜访刘衡，苦苦相劝：

 

　　“这次平反，根本不问当时该不该反‘右派’，也不问给你戴‘右派’帽子，是戴得对还是不对，现在都一律平反。”

 

　　“过去都把你当敌我矛盾，同你谈问题是很不平等的，摘掉帽子以后，再讨论问题，你就取得了平等地位，无论是政治待遇问题，还是生活待遇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二十多年前的是非问题，这笔账留到以后去算好不好?”

 

　　自身受过多年迫害的秦川不是军宣队，刘衡冰封多年的心在慢慢融化。她后来回忆说：

 

　　“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大家不好再说什么，相视而笑。”

 

　　在报社召开的“改正”大会上，主席台上机关党委书记、报社秘书长面无表情地念出一个个“右派”的名字，没有一句检讨，受冤屈22载的老同志听了心凉半截。此书记和秘书长2人，都是当年人民日报“反右”的当事人。这时候，秦川看不下去了，蹬蹬跑上主席台，向全场“右派”朋友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

 

　　“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秦川在粉碎“四人帮”后调入人民日报，与报社“反右”没有任何牵连，自己长期遭受了与“右派”相似的苦难。这个最不该道歉的人，代表人民日报向政治运动的难友们深深鞠躬。秦川的举动，让在场“右派”热泪盈眶。

 

　　秦川晚年在《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录中，提到老上级张子意“文革”后从监狱里出来，第一次见面，就拉着自己的手说：

 

　　“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

 

　　秦川1959年在中宣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张子意是常务副部长。尽管秦川明白自己主要是被康生盯上和定案，张子意在出狱后还是对部下抱愧不已。

 

　　过了几天，张子意病重住进医院，秦川赶去看他。张子意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

 

　　“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

 

　　秦川在回忆录上感慨地写道：

 

　　“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4字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从胡耀邦到秦川、张子意，3位共产党人面对“我们”做过的“祸国殃民的事”，不约而同地作出真心实意的道歉。胡耀邦和秦川在“文革”后或大或小的领导岗位上，各自努力，不惜以自己的仕途和政治生命为代价，竭力避免整人势力卷土重来。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22，张志新)

 

　　1979年初，人民日报编辑部从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上，看到“文革”中被杀害的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事张志新的报道，极为感动。人民日报立即约请《共产党员》杂志写出一篇通讯。

 

　　张志新，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一个生性浪漫的文艺青年。她出生于天津，三姐妹酷爱音乐，组成家庭小乐队经常参加演出，是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大姐张志新擅长六弦琴，小提琴拉得也不错，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是她最喜欢演奏的曲子。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她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志愿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并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直到1957年冬与丈夫曾真一道移居沈阳。

 

　　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的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在这里蒙冤落难，另一个比张志新小5岁的法律系大四女生程海果（林希翎）在校园辩论会上意气风发的演讲，张志新不可能闻所未闻。其实，张志新与喜欢英国小说《牛虻》主人公亚瑟并更早参军的林希翎风格很相像：敢作敢当，很有主见，用过于理想甚至比较主观的眼光看待客观环境，经常表现得一厢情愿，不识变通，宁折不弯。虽然她们卷入了连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干部也当局者迷的政治，骨子里却是一片少女般的天真烂漫。

 

　　但张志新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思考要比这个著名的“右派”学生晚得多。从参军、入学到工作，从沈阳市委到辽宁省委，她的人生起步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颇受眷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也曾报以极大的热情。只是后来目睹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全社会的动荡，她渐渐产生了疑问。

 

　　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文革”后追踪采访，张志新所在的省委机关分裂了，甚至一家人也变得势不两立，群众组织从早到晚用“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对骂，从“动口”变成“动手”，从石块、棍棒发展到步枪、机枪和土坦克的武斗。一次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暴力冲突，多少无辜青年倒在血泊中，过后郊外添了许多新坟。

 

　　张志新曾经与家人到天津姨妈家避乱，但天津照样是大规模的武斗。她又从天津跑到北京看望哥哥、妹妹，但首都也好不到哪里去，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与将军、学者都被揪斗，押上卡车、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街。

 

　　回到沈阳，张志新开始沉默，爽朗的笑声听不见了。在一位省委书记批斗大会上，看着几个彪形大汉按着这位老红军的头搞“喷气式”，张志新抑止不住当场啜泣起来。

 

　　据《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采访调查，张志新对时局的忧虑，最初只是在与同事朋友的闲聊中零碎地流露出来，并未在公开场合谈过。省委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干校”学习、“清队”后，她对“文革”的非议被揭发出来。一腔赤诚的张志新，带着党员对组织知无不言的道德信念，加上文艺青年浪漫不羁的性格，不知闪避，对组织上和盘托出内心的想法。

 

　　另一件事也证明她对组织的绝对信赖和性命相托：她读到人民日报有关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报道后，感动之余，用共产党员标准审视自己，陷入深深自责。在那个社会风气极为保守的年代，她不顾一切地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了自己与一位文艺界男士有过的婚外恋情。

 

　　另据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前处长、后在盘锦干校工作的韶华2005年在《中国妇女报》撰文说，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林岩透露，张志新是这样被揪出来的：

 

　　“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

 

　　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这些话，是在会议上讲的。会后要向上面写'简报'。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的。上面一见简报，立即命令我们组织对张志新的批判。可是张志新不服，不仅不服，还继续讲自己的观点，越说暴露自己的观点越多。”

 

　　林岩等同事私下找张志新谈话，苦苦劝说她承认“错误”、赶紧检查。这样，再往上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发落。张志新就是不肯低头。于是，上面继续组织对她的批判--

 

　　“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就这样，“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她一次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直言不讳地对“文革”路线和执政当局提出颇为系统的批评。对林彪--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

 

　　对江青--

 

　　“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可以揭么！”

 

　　“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对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刘少奇，张志新竟然在1969年8月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为这位党内曾经的二号人物鸣不平。她说--

 

　　“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

 

　　“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起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对彭德怀--

 

　　“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该平反。”

 

　　对毛泽东，张志新肯定他自遵义会议挽救党、领导夺取全国政权的“丰功伟绩”，同时尖锐指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集中反映在3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对“文化大革命”--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对党内愈演愈烈的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

 

　　“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今天，让我们触目惊心的，不是这些政治见解的超前--张志新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提前写出了一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大纲！更令人惊奇和敬畏的是，在那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这个奇女子竟然不避刀镬，公开地，而且是一二再、再二三、引颈就戮式地发表这些与当局相悖的政见。

“特殊材料”

 

　　回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处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底色的党外人士，本来最有可能对新中国一边倒的极左路线提出异议。然而，民主党派，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经过创巨痛深的“反右”运动，更是被抽筋去骨，露出文人的孱弱。就像剧作家曹禺“文革”后接受田本相访谈时回忆说：

 

　　“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

 

　　大师级学者陈寅恪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困守羊城，别寄怀抱地编写风尘女《柳如是传》。

 

　　党内干部，铮铮铁骨如彭德怀、陆定一，可以坚持自己不认错，但因为老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和传统思想体系的约束，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路线、对毛泽东本人提出峻切的分析批判。以死抗争的，出于对身后政治清白和亲属政治安全的顾虑，还得在遗书中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

 

　　而乱世中的普通党员，就像诗人雷抒雁诗中所言：

　　“我曾满足于--

　　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

　　我曾满足于--

　　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党内出了个张志新，就是这个党理想主义情怀遗风余韵的最好证明。斯大林在列宁墓前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是20世纪人类学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忠诚和执着，成为人生坚不可摧的精神支点，造就了类似尼采笔下那种挑战生理极限、超越人性弱点的“超人”。

 

　　在解放前，多少革命烈士粉身碎骨，宁死不降。像毛泽东的“同学少年”蔡和森，在广州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烂。像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豪迈地宣称“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28岁走上刑场前索来纸笔慨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张志新的性格、气质与革命先烈一脉相承。在组织上看来，她的一次次口头发言和书面意见，是“死心塌地”的“恶毒攻击”，在她自己看来却是“一个普通党员对待路线斗争应尽的义务和权利”。韶华《中国妇女报》文章回忆张志新在干校被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大会的情形：

 

　　“我再细看，这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她进了会场，仰着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一点愧色。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大喝一声：'张志新！低头！'

 

　　张志新不低头，好像没有听到。这时原来扭着张志新背膀的大汉，使劲按着张志新的脖颈，每按一次，张志新便顽强地再抬起来。反复多次后，两人按着张志新脑袋的手，干脆就不再抬起，用全身力气压在张志新的头部。张志新的头发也全乱了。她想用被绑着的双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但不能够。”

 

　　1969年8月，张志新走到了悲剧命运的一个关节点：有关人员奉命前来找她核实“问题”。大祸将至，利剑当头，她却没有一点怯阵退缩。《共产党员》杂志的通讯写道：

 

　　“张志新慷慨激昂地讲了好几个钟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一系列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等重大问题的观点。

 

　　最后，那几个人把记录交给她看，问：'是不是你的观点？'

 

　　张志新回答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录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她写了一份长篇的书面补充材料，并堂堂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月后，张志新被投入监狱。据陈禹山说：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在狱中，她还有理有据地写出上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郑重声明：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危，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的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像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就光会吃饭？那时候该做出什么回言？”

 

　　“文革”后查阅过张志新案卷的陈禹山说，她也有过懦弱的时刻：

 

　　“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在被判无期徒刑后，她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然后拢拢头发，坐下来读《毛泽东选集》。她与毛泽东晚年的治国理念发生尖锐分歧，但在人格结构上还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党性，是“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是“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具有的那么一股冲动，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张志新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自己斗争很激烈，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想过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在西方，公共道德允许人们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为了保命，可以违心地认错服罪，只要不伤害他人。在党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林彪、江青劫持的情况下，张志新完全可以韬光养晦，委曲求全。但为了配得上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一次次拒绝了回头是岸的求生机会！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特种性格”和“特殊材料”。她的钢笔被狱方没收，就用小木棍沾着墨水，在手纸上写下对监狱长的控诉，骄傲地宣称：

 

　　“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做70年代的哥白尼！”

 

　　张志新还是高估了专制者的人性，等待她的不是哥白尼的活受罪，而是比布鲁诺更惨烈的下场。

 

　　骇人听闻

 

　　人民日报把《共产党员》专稿付印，大样送给分管宣传的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审阅。胡乔木一个多月留中不发，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催问几次，胡乔木就是不明确表态。据胡绩伟回忆，一再追问下，胡乔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

 

　　毛泽东生前五大秘书之一胡乔木，特别提到张志新之死的一个情节“太残忍”。秦川不服，又去请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胡耀邦。与此同时，光明日报陈禹山采写的张志新通讯也送到了耀邦案头。胡耀邦一字未改，同意报道，只是叮嘱两报删去胡乔木反对的那个情节。胡耀邦对秦川说：

 

　　“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

 

　　1979年5月25日，报道张志新之死的长篇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终于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其实，《共产党员》杂志原稿只揭开了沈阳监狱的暗黑一角，更多的血腥野蛮在《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采访笔记中秘而不宣。直到2005年，已经退休的陈禹山才在深圳向媒体“解密”：

 

　　在那个“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年代，一入狱就谈不上基本的人权保障。张志新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

 

　　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

 

　　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据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证明，张志新在里面脱光了衣服，狱方找了几个女的进去才给她穿上衣服；张志新还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狱警据实上报，上级却说“装疯卖傻”。

 

　　在犯人“批林批孔”会议上，狱方宣讲林彪“极右路线”时，张志新忽然站起来说了一句：

 

　　“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从张志新一贯观点看，她认为毛泽东犯的是“左倾错误”，此话应是精神失常状态下的言语。她立即被狱警扑过去押走了。就是这句话，结束了她6年生不如死的监禁。

 

　　监狱给辽宁省委送上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岂能容忍一个普通党员对伯父的不敬，发下话来：

 

　　“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4月，办案人员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后问她：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此时神志尚清醒的张志新说：

　　“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

　　办案人员不给看，张志新的犟脾气又犯了：

　　“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

　　这就是张志新给亲爱的党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东北的天气还很冷，犯人都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

　　“让她尿裤子里。”

　　这是“阶级立场”坚定的狱方，对这位六弦琴手最后的侮辱。

　　行刑那天，发生了胡乔木脆弱的神经受不了的那个情节，人民日报第一次向全国报道时被迫删去，陈禹山稍后在《光明日报》撰写的首次报道也语焉不详：

　　“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陈禹山报道见报后，有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陈禹山让接电话的干事“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位全国人大常委闻讯，打电话厉声质问人民日报：

　　“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

　　在党内外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张志新惨死的真相。陈禹山在后续报道分两次透露了1975年4月4日早上发生的黑暗一幕：

　　“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3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陈禹山在采访中得知，张志新并不是辽宁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

　　“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要到后来，中国人民才陆续知道，因为与张志新同样反对“文革”，李九莲在江西赣州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与辽宁的割喉管有异曲同工之恶。

　　18岁的中学生黎莲被4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2个穿白大褂的用一把精致的手术刀活体取肾，也没有采取任何麻醉。

　　就在全国开始轰轰烈烈拨乱反正的1978年4月，在江西新建县，为李九莲辩护的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然后几个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她滴洒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满了半桶血！

　　张志新的冤案曝光后，立刻震惊了全党、震惊了全国！在不少单位，人民日报被争抢，很多人一边看报一边流泪，连看几遍。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

　　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声称比资产阶级民主高明不知多少倍的国度里，竟然发生了阴险毒辣足与纳粹焚尸炉有一争的虐杀！

　　人民日报在不到一个月内收到读者来信、来电500多份，对“文革”期间法西斯专制的“滔天罪行”表示强烈义愤！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企业职工，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以至家庭妇女和中小学生。

　　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政府南京“模范监狱”的帅孟奇大姐，在人民日报悲愤撰文：

　　“'四人帮'对张志新的残酷迫害，同过去西藏的农奴主一样残忍，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凶恶。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想出割气管的酷刑，我们的先烈在赴刑场时，还能高呼口号。他们高昂的口号声划破夜空，惊醒了狱中的战友，唤醒了附近的百姓。就我所知，有的人就是听了烈士临刑时呼喊的口号，深受感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四人帮'竟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切断张志新同志的气管，他们怕她发出最后的真理的声音，怕这声音唤起更多的人反对他们。”

　　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陆定一慨然为张志新题词。在夏夜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举行“向张志新烈士学习”朗诵演唱会。“文革”中劫后余生的演艺界人士赵丹、白杨、张瑞芳、黄宗英、田华等登台表演，与首都市民一道深情缅怀张志新。1979年出版的新中国最大一部综合性词典《辞海》，收录了张志新的词条。

　　张志新的名字，成为1979这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伤痛记忆，这代人从此对任何专制政治的企图格外敏感、格外痛恨。

(23，任仲夷)　　

全民“天问”

　　1979年五六月间，全中国的大脑陷入正义的愤怒和痛苦的思索中。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勇抗争和悲惨结局，让多少中国人椎心泣血，拍案而起。

　　6月7日，军旅诗人雷抒雁夜不能寐，8日于曙光中，急就出著名的诗篇《小草在歌唱》：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像松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面，

　　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这是全党面对张志新的愧疚。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前处长韶华“文革”后在《中国妇女报》文章中说：

　　“张志新命运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个年代，我和许多人都有和张志新一样的看法，可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活下来了。”

　　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含泪采写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中，也曾自责：

　　“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飞蛾扑火般的举动，在全党面前树立了与刘少奇“驯服工具”论有别的另一种党性标准。人民日报1960年1月14日发表陶德麟文章，阐发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的党性观：

　　“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文章要求党员“老老实实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队伍里做一名普通战士，听党的话，同党一条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警告那些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党员属于“党性不完全”，“妄想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就会“同党对抗，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走上反党的道路”。文章虽然表示做党的驯服工具不等于不动脑筋的“木头人”，但对于如何避免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张志新念念在兹的党性、“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是从创党宗旨出发，用冷静的眼光观察、衡量和批判党的中央执行机构的路线政策。在张志新的价值谱系中，党员应尽的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党员和中央执行机构同样有权“为真理为捍卫党的利益而斗争”；党员发现上级组织乃至最高领导人有什么问题和错误就该公开说出来，“促其改变”。张志新在一次批斗会上公开提出：

　　“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人民日报署名由广赋的时评，批评党内同志慑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明哲保身，话到口边留半句，甚至左右逢源、上下讨好、八面玲珑，与张志新相差十万八千里！报纸大声疾呼：

　　“‘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应该永远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座右铭。”

　　张志新坚持正义、对上级“促其改变”的政治勇气，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自身也有深刻影响。胡绩伟、秦川等社领导，都从张志新身上找到了强烈的人格共鸣。张志新的作为和信念，无疑推动和强化了胡绩伟“文革”后关于新闻媒体“党性”与“人民性”的思辩。

　　张志新殷红的鲜血，让“文革”后一度流行的“娘打孩子”一类强盗逻辑、犬儒心态黯然失效。党和国家应该如何保障党员、公民的民主权利，如何建立民主决策和权力监督机制，引起全国人民的严肃思考。

　　据后人揭露，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只有60多个字，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一笔勾销。死刑判决公布后，狱方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但上级说那是“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张志新在监狱中，一再为自己申辩说：

　　“检点言行，没越过党纪国法的规范……根本构不成犯法违法。”

　　对于张志新案，辽宁省高级法院也曾表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然而，这个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断然否决。

　　张志新在狱中谱写的《谁之罪》，强烈地冲击着全中国没有窒息的头脑、没有冰冻的热血：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

　　我是无罪的人。”

　　在张志新平发后，什么人、什么力量、什么体制应是这“领罪的人”？“文革”幸存者有责任替烈士问出个究竟！人民日报以《人民的义愤》为总标题，摘登了一批读者来信、来电。北京卫戍区某部张岚从最初的悲痛中抬起头来，显然想得很深：

　　“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会出现这样的大冤案？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内个别领导人提出一点意见，就要杀头？为什么对她的判决不让本人看，不准上诉，不通知家属和工作单位，也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的灾难年月，冤、假、错案岂止张志新同志这一桩！上至忠心耿耿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不知名的基层干部、普通党员、老百姓，不知有多少受到迫害和残杀。为什么他们在身陷囹圄时虽然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忍气吞声，甚至饮恨而死呢？那么从张志新烈士和千百起大冤案中到底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这里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国没了法律，党没了纪律，社会没了民主！”

　　有些读者给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提意见说：

　　打倒“四人帮”后，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报上登的和电台讲的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肆意横行？根源究竟在哪里？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却很少论述。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接受读者批评，组织了一批讨论文章，希望把张志新之死变成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就像上个世纪之交，法兰西民族围绕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是否“出卖军事情报”，卷入一场涉及公平正义的大辩论，张志新案件在1979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全民“天问”。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不仅主持了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而且提出把她定为“革命烈士”，以省委名义召开两千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大张旗鼓地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张志新学习。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任仲夷在分组会上发言：《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工人日报刊出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成为党内最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警世之言：

　　“从张志新同志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针对含混不清的“反革命罪”，任仲夷提出：

　　“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

　　“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定罪。即使政治上确实反动的，只要没有破坏行动，也应当区别于刑事犯，也不能处死刑。”

　　任仲夷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工作报告为例，由于思想定罪盛行，“文革”期间“反革命”案冤错比例一般占40％，有些地区竟高达60－70％！任仲夷以党内高级干部罕见的率直，提出新中国一直讳莫如深的“思想犯”问题：

　　在历史上，凡是滥抓滥杀“思想犯”的，无不留下恶名，滥抓“思想犯”还容易伤害好人和社会的优秀分子。

　　即使是面对“敌人”，任仲夷也谴责了切断气管一类超越法律程序的“专政”手段：

　　那时候，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阶级敌人”（事实证明，这些年来常常认定得不对），就失去了法律的任何保护。只要是对“敌人”，怎样做都不许说“过火”。

　　任仲夷在“文革”中作为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被批斗无数场，有时一天三四场，一场三四个小时，脸上被造反派泼墨示辱。与广大普通党员、干部一样，对于这场无法无天的“革命”，对于最高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之上，任仲夷有切肤之痛。全国各地读者也纷纷上书中央党报，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献计献策：

　　--党纪国法上应明确规定什么是“反党”，什么是“现行反革命罪”。必须制订出广大人民认可的明确的“政治犯”判罪量刑的标准，并公布于众，各级执法部门严格照办，不受任何政治压力或个别领导人旨意的干扰。

　　--不能以言定罪。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人民群众、共产党员有向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及其负责人提意见的权利。被提意见者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即便是错误的意见，可以进行批评教育，但决不应以言定罪。同时，应即废止对政治犯处以死刑。

　　--创办一种党内刊物，专门刊登党员的批评建议，防止堵塞言路，保证党中央能及时听到党员群众的呼声。

　　--法律上应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虐待犯人是犯罪行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对上级法院负责。

　　--必须从组织形式上、法制上保证“法庭只忠于法律”。司法、检察机关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凭“长官意志”办事。迅速恢复和健全各级检察院，恢复公审制度，恢复辩护律师制度，切实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未来的总书记胡耀邦也在思考。早在中央党校策划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时，他就对作者杨逢春等人说：

　　“这20年来，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趁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

　　“今后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三不主义”是邓小平的主张，胡耀邦把它发展为“四不主义”。当胡乔木一再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张志新案件是“一个大错误”，胡耀邦却在一次党内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们党在历史上有很多为革命而献身的人，张志新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彭真没有对张志新案件公开发表意见，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说过：

　　“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致力于改变党蔑视法制的教训，像邓小平总结的那样，“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为新时期中国走向法制之路立下卓越功勋。

　　戛然而止

　　到了1979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的张志新报道戛然而止。

　　从第一篇《为真理而斗争》开始，持续约半年时间，中央级报纸上民怨沸腾，党内外人士纷纷要求追究对张志新之死负有罪责的人，否则民心不服，烈士死不瞑目。

　　光明日报刊登郭罗基教授的文章《谁之罪》，愤怒谴责“扼杀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剥夺言论自由、“以言治罪”的人才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发誓说：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

　　美学大师宗白华老先生读后感叹：

　　“这是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笔下所无。”

　　《谁之罪》触及传统体制的痛处，引起上层的干预，各报迅速消声。甚至1979年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任仲夷在国家“议会”的发言，某些词句今天竟通不过网络BBS和博客的“审核”。

　　然而，很多年后，中国还是有人拒绝遗忘，耿耿于怀于这位不屈的女共产党人。网友“祭园守园人”发帖《呼唤毛远新》：

　　“奇怪的是，网上流传的你--毛远新的近照一共不过3张，却不管从哪个网搜索，结果均呈你的近照和张志新的遗照并列在一起。

　　尽管你晚境比之纵横神州的其他太子群应属凄然，我最遗憾的仍然是，毛远新，如果你能以墓碑前对父亲的思念同样的情真意切，对张志新家属与亲人示以忏悔，或哪怕就像狱中终于承认‘文革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一样，对自己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张志新之死向社会有所公开悔罪，网上的气氛，会不会不这样苛严与峻急于你呢？

　　是的，张志新之死的真凶是一条罪恶链而不可能是一个人，不过你毛远新，是最至要一环。”

　　在中世纪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被火刑处死时，那个负责点火的刽子手Geoffroy Therage内心陷入恐慌：

　　“非常害怕烧死了一位圣女而会被打入地狱。”

　　在现代中国，辽宁那些提议和实施对死刑犯切断气管的医生，江西活体取肾的“白衣天使”，你们抛弃了中医的“医本仁术”，也抛弃了西医的“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今天还安然健在吗？45年来内心有没有处死“圣女”的恐惧煎熬？

　　另一位网友撰文《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有好几个，我想看看他们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不同。当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把张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喉管时，他们的面孔上，是怎样一种表情。他们的眼睛里，会不会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泽。盯住他们！用我们的眼睛与心灵，死死地盯住他们！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愧对后人

　　令人伤怀的，是张志新亲属“文革”后的反目。

　　张志新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已被赶出沈阳到农村落户的曾真无奈提出离婚。狱中的张志新接到离婚判决书，痛哭了一天。平反后，不少报纸刊登张志新一家合影，都裁掉了曾真的头像。张志新女儿曾经给媒体写信，为父亲的被误解和歧视而鸣不平。法院为曾真撤销了离婚判决，却引起张志新母亲的异议。

　　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痛心地说：

　　“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张志新自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直至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一直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曾真在漫长的风雨岁月，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一直没有再婚。如今，张志新母亲已经过世。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早已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再无往来。

　　曾真住在一座没有电梯的单元楼七层，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菜，自己做饭，孤苦伶仃消磨余生。

　　张志新的2个孩子，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自幼内心的创伤更加让人难过。据“南方网”陈少京对陈禹山的专访，1975年初春张志新遇难前后，爸爸曾真和林林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参加沈阳法院来人举办的“死囚家属学习班”。法院的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给他们念了两段关于阶级斗争和镇压反革命的语录，然后问林林是否知道妈妈的狱中表现，林林摇摇头。她确实不知道，爸爸每次到监狱送衣物，都不让见人。

　　陈少京写道：

　　“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强装镇静，强忍着泪。因为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

　　爸爸代她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她低着头没说话。

　　爸爸又代她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法院的人又问林林，对妈妈的罪怎么看？林林就按照老师平时教的话回答：

　　“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

　　法院的人让林林在“笔录”上签字并按手印。

　　问话的过程中，彤彤紧紧依偎着爸爸，吓得不敢出声。

　　曾真领着两个孩子顶着呼啸的风雪，跌跌撞撞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林林和彤彤吃，吩咐吃了早点睡觉。以为两个孩子睡着了，曾真轻轻地打开从沈阳带来的箱子，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流下泪来。林林没睡着，彤彤也醒了，扑进爸爸的怀抱大哭起来。

　　爸爸搂着两个孩子，连声说：

　　“不能这样，不能让领居听到。”

　　一个完整的家庭被粗暴地撕裂，还不能表示任何抗议甚至一点点悲伤。组织上践踏自己的党员，国家毁灭自己的公民，还要求儿女也来羞辱自己的母亲！

　　这一夜，一家三口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敢哭出声来。那一年，林林不满18岁，而彤彤不满10岁。

　　陈少京辛酸地评述：

　　“如果说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让张志新的一双亲生儿女留下那份签字并按手印的‘笔录’，就是人的另一种暴力行为。而且后面一种比前面一种，无疑更加凶残。

　　因为那些施暴者，割破张志新的只是肉体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双亲生儿女的，是精神的喉管。”

　　“文革”后，林林和彤彤都去了海外，如今双双定居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彤彤在档案中“母亲”一栏写着“幼年丧母”。

　　对于张志新一家，对于共产党员和中国人，张志新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什么时候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加严肃坦然的态度，直面历史的惨淡和烈士的鲜血呢？

　　1979年间，人民日报发表辽宁省黑山县委办公室两名干部的来信，至今还敲打这我们的心：

　　“我们既然说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为什么不可以揭露呢？这样做，更能激起人民对敌人的无比憎恨。

　　问题在于，有的同志至今仍然还在不同程度上把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视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他们认为，揭露林彪、‘四人帮’就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就会给无产阶级丢丑。这仍然是思想不解放的一种表现。林彪、”四人帮“是不得人心的，那些腐朽、野蛮、愚昧的东西与社会主义丝毫没有共同之点，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揭露。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有不完善的方面，即使揭露了这方面的‘阴暗面’，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能说明我们是进步的、正义的、是有希望的。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

　　是啊，“实事求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最响亮的一句口号，为什么真的实行起来就这么艰难？

　　也在1979年，画家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受《连环画报》编辑部之约，奔赴辽宁监狱，含泪实地绘制出14幅连环画《张志新》，然而直到第一作者刘宇廉病逝，也未能公开出版。

　　2005年为配合党内“保先”教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联袂推出《永远的丰碑》栏目，以“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优秀代表人物、革命英烈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为己任，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张志新。

　　就在这一年，中国美术馆举行刘宇廉作品展，一个有着黄色挑染头发、学生模样的男孩，对着展柜里的连环画《张志新》，狐疑地问同伴：

　　“张志新是谁？”

　　男孩一定知道解放前的刘胡兰，却不知道解放后的张志新。张志新已从“正史”中被轻易地抹去了痕迹。

　　连环画中有一幅，描绘的是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时尚男孩看得懂已故画家当年窒息般的憋屈和愤怒吗？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24，毛选)

　“毛选五卷”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几十年前，中国曾经印制发行过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它辑录毛泽东语录427条，短则十几字，长则上百字，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每次开会、发言、写文章乃至日常会话中，一再被引用。它以大约50种文字、500个版本，总印数高达五十余亿册！而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8亿人口，全球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亿。

 

　　这是中外语言史上一个奇特现象，执政党领袖区区8800字的言辞，竟然成为个人职场生存乃至人身安全的护身符。党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也要从这本“红宝书”（“红卫兵”语）或“小红书”（西方记者语）中，寻找政治合法性来源。林彪就是凭借倡导对《毛主席语录》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忠诚接班人的形象。

 

　　在毛泽东病逝后，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就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后，立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此显示自己是毛泽东事业的正统继承人。“毛选”第5卷快马加鞭编辑出版后，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入选《毛泽东选集》的，都是相对完整的文章，与《毛主席语录》中脱离特殊语境的只言片语相比，研习价值要高得多。但在毛泽东身后，党内和民间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多有微词或腹诽，华国锋却依然对毛泽东著述萧规曹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选”第5卷收录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批示。本来，在数以千万计的流血牺牲与战火殉葬品之上诞生的新政权，应该而且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与民休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来补偿22年的战乱之祸。1949年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就是这样想的，在西柏坡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提出，鉴于“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构成：

　　“（1）国营经济；

　　（2）合作社经济；

　　（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刘少奇宣称：

　　“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949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工业产品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两千分之一。80％的中国人不识字，90％的农业、手工业是个体经济。务实的刘少奇主张在共产党执政下，允许除国民党势力外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力量并存。

 

　　党主席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公开政见与刘少奇区别不大。他早在1940年就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把共产党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反对“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土地但不消灭富农。

 

　　在政治上，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呼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承诺：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毛泽东声称“联合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区别于苏俄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949年诞生的新政权，大致有个“联合政府”的模样。非中共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占3席（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在政务院副总理中占2席（郭沫若、黄炎培），在政务院部级机构正职中占22席，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占1席（程潜），还有一名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虽然这些职位都是些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干预国家大政方针的空衔。

　　毛刘内心的分歧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短暂过渡型，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长期稳定？刘少奇当然从未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目标，但设想是在遥远的将来某一天早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举实现“国有化”，但现阶段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容许私有制的发展。

　　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到中国第二大工商城市天津看望资本家，开导工人代表：

　　“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刘少奇又转身安慰资本家：

　　“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

 

　　沿着这个思路，刘少奇得出了一个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离经叛道的结论，“文革”期间被《人民日报》穷追猛打：

　　“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少奇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1951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告诫说：新中国需要10年建设，为工业国有化作准备；然后再过几年，至少15年以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离开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不能为农民提供大量拖拉机，单纯依靠农民十家八家地组织农业合作社、互助组，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

　　然而，刘少奇的一厢情愿，在党内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例如“东北王”高岗频频质疑刘少奇经济政策“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而卢作孚在共产党新中国的遭遇，就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走麦城的例证。私人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卢作孚，笃信“实业救国”和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解放前击败外资公司而统一川江航运，1950年把民生公司避居香港和海上的18艘主力轮船开回内地，希望在新中国继续航运事业。卢作孚主动表示接受公私合营，然而，公股的介入严重干扰了资方的经营自主权。公司资金周转紧张，中央政府打电报明确承诺贷款金额，但民生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就是压住不向卢作孚汇报。公司轮船触礁，被说成“阶级敌人”有意破坏。1952年初，在针对国家干部和私营企业家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卢作孚收养的孤儿、住在他家中的通讯员跳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公股代表，会场上还频频高呼口号，让坐在台下的卢作孚内心十分难堪与沉重。从会场下来，回到家中，卢作孚只说了7个字：

　　“我累了，我要休息。”

　　当天晚上，这位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俭朴的一代船王在卧室仰药自尽，遗嘱把家里的办公桌椅还给公司，把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捐给国家，妻子“今后生活依靠儿女”。看来不仅是剥削“有罪”，像卢作孚这样两袖清风的私人资本家也不见容于新社会。新华社一份内参称卢作孚是“畏罪自杀”。在“五反”运动高潮中，民生公司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枪杀。

 

　　卢作孚死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并配发评论《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只字未提卢作孚，却严厉指责民生公司私营期间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盘据在公司各部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和压迫职工的特务与封建把头”，肯定国家派遣干部参加经营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人民日报》断言：

 

　　“私营企业中由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份，便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这就是公私合营企业优越性之所在。”

　　卢作孚的命运是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连毛泽东也曾经承认：

　　“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通忘记卢作孚。”

　　然而，四大民族实业家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卢作孚，靠一条小火轮起家发展到上亿元资本、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重庆奇男子，被日本同行业视为“对手”，被美国航运业称为“奇迹”，却消失在毛泽东和高岗等人跃跃欲试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夜。

　　卢作孚过世一年后，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刘少奇--

　　“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不顾1949年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抛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资本家和小业主闻讯惊耸。仅用3年时间，在全国旋风般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大大小小的私有产权被国家政权吞没。

　　以卢作孚为代表，本是中国极为匮乏的实业家、资本家资源，从此进入冰川期。没有像卢作孚这样玉碎的资本家苟活下来，也不复有用武之地，只能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

　　取代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成分”，却并未如人民日报所预言的那样，“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

　　等到“文革”后人民日报终于承认卢作孚这位“超群实业家的卓越才华”和“艰苦创业、富国利民的崇高精神”时，等到人民日报读者第一次读到卢作孚这个大资本家竟然慷慨奔赴国难，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从宜昌抢运部队、难民150万人和军工厂等物资100万吨入川，民生公司为此牺牲116名员工、66人致残时，蓦然回首才惊觉今天像这样德才兼备的资本家、创业者是多么可遇不可求！刘少奇建国前夕在天津不幸而言中--

　　“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香港船王”包玉刚曾经感慨：

　　“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未能以“执政党”的身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继续以一个“革命党”的姿态，一次次发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取缔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一切民间社会组织，严厉镇压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主张，抑制人民物质生活的渴望，用美好而遥遥无期的未来社会图景麻醉和凝聚人心。

 

　　1956年是中国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朝廷专制集权，在民间却有着相当悠久的小生产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滋生民本思想和自由情怀的土壤，也是制约皇权专横跋扈的大后方。中国历史上政治的大一统固然根深蒂固，但经济的大一统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在1956年成为几亿人民唯一的Boss后，得以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建立起一个覆盖社会一切领域的“全能政府”。毛泽东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导师”，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定于一尊，可以为所欲为。

 

　　紧接着就是毛泽东欲擒故纵、巧布“阳谋”的1957年。一些旧中国遗留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一年前不反对甚至乐见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却希望中共采纳英美民主政治的某些元素。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说过：

　　“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

　　“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

　　在经济的“大一统”上幻想政治的某种“自由化”，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岂不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章伯钧等人很快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迎头痛击。“毛选”第5卷到此打住。

 

　　“继续革命”

 

　　历史没有给予华国锋继续整理出版毛泽东1957年后著述的机会。这部分文献，有不少散见于《人民日报》。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怀念起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毛泽东十分遗憾地看到，新中国还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存在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生产关系上还不是那么纯粹。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闻讯，立即在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指责解放后的工资制是等级制，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与“物质利益”原则一样应予限制。毛泽东读后大喜，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转载，并亲自加了按语。

　　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随即被增补为上海市委常委。

　　由张春桥等人和人民日报鸣锣开道，毛泽东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上一路狂奔。1958年岁末，毛泽东从故纸堆里翻检出一个“社会主义作风”的古代范本，向中央全会郑重推荐三国人张鲁的“五斗米道”。这个割据汉中的小朝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政教合一，劳武结合，大搞思想教化和群众运动，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备有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让路人无偿取用。张鲁的故事透露出毛泽东内心深缠的情结--一个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桃花源！

　　不幸的是，敌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跃进和革命，只能扼杀全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导致生产力的大倒退，几年后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最惨烈的三年大饥荒。

 

　　据1978年统计，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合起来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几乎是社会劳动者的全部，城镇个体劳动者仅为社会劳动者的0.04％，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则完全消失。正是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力丧失殆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年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含恨退居二线，再也不敢对经济建设发言。但他依然通过“纲目”论，保持自己对国家事务的绝对权威，即把经济建设说成“目”，把他“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说成“纲”，只能“纲举目张”，绝不容许允许“以目乱纲”、“以目篡纲”。毛泽东甚至纵容“四人帮”不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撇开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祈望一个理想社会，只能是在上层建筑频繁进行政治整肃，发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自下而上地“造反”，煽动“天下大乱”，甚至不惜砸碎1949年后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权力重组和社会秩序重建；同时，在意识形态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以堵塞民众物质利益的人性觉醒，维系原教旨主义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凭借顽强的领袖意志和“个人崇拜”，终于把中国拖入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毛泽东以“重上井冈山”的豪情，把昆仑山“裁为三截”的气魄，掷地有声地宣称：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1967年2月，毛泽东交给“中央文革”组员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5月16日深夜，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一周年之际，毛泽东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求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以示纪念。陈伯达会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南海秘书、“中央文革”的“四大金刚”通宵不眠，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劈头就问：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

　　《人民日报》5月1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可能或者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但社论没有详细说明共产党掌权后还要“革命”的缘由和基本内容。

　　10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正式使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并把它说成是“文革”的一个根本问题。

　　转眼到了11月6日，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论概括出“继续革命”的6个理论要点，作为发动“文革”的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不能讲“和平共处”、“仁义道德”；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继续革命”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人们灵魂”，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的上层建筑。

　　文章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肉麻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接着，“继续革命”相继写入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

 

　　1977年3月，毛泽东逝世后首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汪东兴领导起草会议文件，遵照“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批判“唯生产力论”，指责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强烈，会议文件被迫做了修改。华国锋的“五一”文章就是妥协的产物。

 

　　一方面，华国锋谴责了“文革”时期在人民中间挑动“全面内战”、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等极端做法，强调要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他从毛泽东的国务言辞中，挖掘出一段已被毛自己遗忘的名言：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会不会开除“球籍”，这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指标、生产力指标，与是不是“继续革命”一道，借助毛泽东一贯的夸张口吻，被提升到执政合法性的高度。经过几十年绵延不断、纠缠不清的政治运动，这本来是个耳目一新的视角，可惜华国锋不敢做任何理论上的阐述和延伸，因此未能构成官方意识形态的突破。

 

　　另一方面，华国锋又竭力维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正统：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基本上把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概括的“继续革命”理论框架照单全收。

 

　　华国锋煞费苦心，甚至不顾江青等人敌视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基本事实，把“四人帮”也说成是“走资派”，以此证明“继续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华国锋不敢像他的前任一味沉浸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继续革命”的快感（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他想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抓捕“四人帮”后就减缓直至停止了“批邓”，在党的“十大”上毅然宣布结束“文革”，但他绝不肯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放弃“继续革命”。

 

　　“语录”之争

 

　　然而，“文革”前的老干部，有头脑的知识界，从个人与家庭的悲剧命运，从这场哀鸿遍野的国难中抬起头来，不满于华国锋这种骑墙态度。大家心里明白：不突破这个冠冕堂皇的“继续革命”理论，政治运动、内部倾轧就永无休止。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你死我活，到头来只成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几个野心家的投机。当年有诗为证：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只要“继续革命”这把上方宝剑还高悬头顶，像邓小平那样清醒务实的领导人顺应民心的“整顿”政局和“四个现代化”的努力，随时会被扣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而腰斩。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再这样“革命”下去，全国人民只能喝西北风。用《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劳动模范潘从正的说法，就叫爱“折腾”，“越折腾越穷”。

 

　　在中央党校，在人民日报，有识之士都在借学习“毛选”五卷的机会，思考如何破解“继续革命”这个魔咒。

 

　　人民日报最丰厚的一笔资产，就是自创刊以来所有见报文字的原稿、小样、大样，包括领导机关的批示和重要读者来信，都得到妥善保存。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吩咐吴冷西从北京用飞机送来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社论小样，按照小样上刘少奇、周恩来的修改笔迹“秋后算帐”。“文革”后，人民日报也是从档案库中翻出葛佩琦当年给报社的更正信，为这个“大右派”的重见天日尽了一份义务。在华国锋文章发表后，心怀不满的编辑翻检出1967年的几篇社论小样，有了惊人的发现！

 

　　11月6日那篇“两报一刊”社论的“出身”就不光彩：康生策划，陈伯达、姚文元主持撰写，六易其稿。陈伯达作为林彪的笔杆子，在毛泽东身前已被打倒；姚文元成了华国锋的“阶下囚”；康生在“文革”挨整的大批老干部复出后已经变得形迹可疑。而且小样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由陈伯达主张排成黑体字（“文革”中“毛主席语录”都享受黑体字待遇）。特别是“继续革命”六要素，是用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串连编写而成，直接用黑体字排出。

 

　　毛泽东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这篇社论改成“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四字完全是陈伯达、姚文元炮制出来的，成为“文革”期间杀气腾腾、闻之胆寒的执政理念。

 

　　陈伯达、姚文元在给毛泽东的送审信中说：

　　“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

 

　　人民日报如获至宝，给党内高层呈上一份“内参”，郑重提出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伪造语录”的问题。

 

　　汪东兴主持的“中办”看到“内参”不高兴了，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说对于陈伯达、姚文元的社论第六稿，毛泽东是完全同意的，在信封上亲笔批示：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人民日报编辑傻了眼，但不服输，告诉中办，你们把批示原件拿出来，我们就为“内参”发更正。中办不愿或者不屑于出示原件。这场“语录战”，人民日报险胜，党内理论界对人民日报的揭露大呼痛快，为“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学说的正宗性岌岌可危而幸灾乐祸。

 

    邓胡“接触”

 

　　1977年7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教研室座谈会，讨论党校开学后如何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教学辅导。首先发言的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对于华国锋刻意维护的“继续革命”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吴江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继续革命”也不等于不断反右，现实生活中有“左”也有右，或形“左”实右，有什么反什么。

　　胡耀邦听了，很受启发，认为吴江抓住了“毛选”第5卷的一个中心问题。据沈宝祥回忆，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

　　“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怎么样？”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政后，为活跃思想而提议创办的理论内刊，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提出和阐明一个理论问题。耀邦正在为创刊号缺少有分量的文稿而犯愁，吴江当即应允。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第二天他写出4500字的文稿《“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交给胡耀邦秘书陈维仁。下午打印出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作了一些修改。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呱呱坠地，印刷300份，除了在中央党校内部发放，还呈送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名单由胡耀邦亲自审定。

 

　　一个历史的巧合：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第二天，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邓小平党政军职务。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沈宝祥清晰地记得，《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负责编辑这份内刊的理论动态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同事接完电话后，高兴地告诉他，中办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

 

　　7月19日，胡耀邦召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会议开始时旗帜鲜明地说：

　　“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

 

　　人民日报与中央党校联手出击。9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乌疆”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把《理论动态》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文章强调：

　　“特别要大力进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

　　文章说，有人把“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显然是不对的。“四人帮”更是从来只讲“上层建筑革命”，避而不谈生产斗争，鄙视“物质基础”，是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篡改”。

 

　　“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了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

 

　　就在这年10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570万考生的考卷用纸急需，中共中央决定，悄悄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这是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让步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11月8日，人民日报接着发表凌亢文章《继续革命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借助毛泽东的论述，提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都是“革命运动”，不应用阶级斗争冲击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不宜用阶级斗争的经验，用搞社会革命、群众运动、举国动员、大跃进的方法来抓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无视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

 

　　人民日报还在新闻报道中煽风点火，宣扬这样的主张。比如关于常州经济建设与科技工作的报道，做出标题：

　　“这也是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常州市大搞科学实验，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激光、材料科学等正在不同程度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有力推动了生产发展”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记载，胡耀邦1982年10月16日找他谈话，中组部长宋任穷在座，耀邦说：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

　　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

　　“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理论务虚会经过反复斟酌，提出赋予“继续革命”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个提法是作为“文革'指导思想出现的，已经同”文革“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郑重提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必须”坚决纠正“。

　　在”继续革命“问题上，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耀邦对”文革“路线的怀疑态度和大无畏的批评精神，引起小平的共鸣和关注。以邓小平为政治后盾，胡耀邦通过《理论动态》频频发力，吹皱一池春水，人民日报推波助澜，从此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海啸春潮。

　　1982年，人民日报没有报道的一件事：“毛选”五卷因为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的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此时，华国锋已因主张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错误，离开最高领导岗位。

　　人民日报活版车间负责铸字的工人师傅忽然发现，“革命”两字的铅字需求量大幅下降，而“改革”两字的铸字量急剧上升。一字之差，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已经截然不同。

　　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全部出齐。新华社特别说明，文集第八卷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相关文献，只选了这一时期关于对外宣传、三个世界的划分、打开外交新局面、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一些论述。尽管如此，新华社承认文集第六、七、八卷，即从1949年建国到1975年病逝前夕，有些重要著作仍“有'左'的痕迹”。

　　《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一字之差，后者只具备“历史文献”价值，与华国锋奉为圭臬、宣誓要“进行到底”的那个“继续革命”理论已经风马牛不相及。

(25，臭老九)

　　招生会议两度开

　　197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和王惠平来到北京饭店，采访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29天前，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刚刚在太原开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次开会研究大学招生已是前所未见，更没想到，北京会议一开就是44天!会场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友谊宾馆，从友谊宾馆的主楼搬到配楼，最后又改在专家套房，从盛夏开到秋凉，参会的外地代表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什么样的议题如此费尽周折仍然举棋不定?

　　这个会议关系到当时几千万青少年的命运——该不该恢复“文革”后中断11年的高考?能不能用考试的方法录取新生?“出身不好”的人有没有资格考大学?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常识、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因为恢复高考势必颠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价值。有人要冲破牢笼，有人要誓死捍卫，有人沉默以对，有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会下悄悄流传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

　　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

　　玉门紧闭吹不开。”

　　“玉门”是个双关语，暗指教育的大门。中南海抓捕“四人帮”后，政治形势渐趋宽松，“文革”前的老电影陆续恢复上映。经过多年“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这类“文革”歌曲的癫狂冲击耳膜，“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抒情在大街小巷悠扬地抚慰着中国人紧绷的心弦。但教育界的坚冰就是迟迟不肯融化。

　　1948年投奔解放区的老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到教育部几位领导反映说：

　　“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能否把会议的分歧写成一份内参向中央反映?”

　　雍文涛副部长说“你要想写，可以写”，但李琦副部长、特别是华国锋任命的刘西尧部长都不置可否。

　　执政党向大学宣战

　　穆扬1948年调入当时还是晋冀鲁豫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于共产党执政近三十年间教育制度的动荡了如指掌。

　　穆扬刚进人民日报时，正赶上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做施政报告。当时中共对教育的态度还比较克制，承诺华北解放区中小学校“大体上应当暂时沿用国民党时代的旧制，而在课程上加以必要的改革”。

　　大学也是如此，像辅仁大学把宗教课程改成了选修，燕京大学主动增设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课程，但教授还是教授，他们多年养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没有受到冲击。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起初也还允许其存在。

　　随着全国政权落入囊中，“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进城后，与身边的高等学府显得格格不入，迅速打破了20世纪上半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个有趣的对比：国共两党均受日俄德影响深厚，而中国教育界则饱经英美文化熏陶;日俄留学生投身革命战争者众，英美留学生大多选择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和平的党外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共产党“六大”在苏俄召开，国共两党很多政要和将领都曾在日俄留学并接受其资助，都聘过德国军事顾问。两党都曾企图以日俄德的政治全能主义，渗透和干预英美教育体系。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设立“党义课程”和孙中山“纪念周”，但在其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始终未能从组织上彻底掌控大学校园。

　　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断然拒绝在校内悬挂国民党旗，也不肯安排孙中山“纪念周”。散淡文人林语堂则用美国式幽默调侃道：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

　　即使对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不能因为政府提供办学经费，就对教员聘用和学生管理指手画脚。政府通常任命政治色彩较淡、社会声望较高的文化人做校长，大学内部事务则由教授评议会掌管。大学独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做过北大校长的国民党人蔡元培道出了那一代大学校长共同的办学理念。难得的是，当时的政府对此竟然也给予默认和宽容，否则就难以想像“五四运动”可以在军阀政府的肘腋下发生，中共地下党竟然把国统区的学潮演绎得如火如荼。

　　陶行知在南京政府眼皮底下办晓庄师范，惊动蒋介石大驾，亲临学校视察。正在授课的陶行知闻报，没有受宠若惊，淡然处之，安排手下接待，自己继续讲课。

　　1937年“七七”事变前，北大三位“红色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政见不同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挺身而出多方奔走，使三教授获得释放。

　　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校长梅贻琦闻讯立即召集校务会，通知黑名单上的几十名学生离校躲避。

　　正如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致胡适信中所言：

　　“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

　　在国民党望而却步的地方，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提出废除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教育制度”和“英美式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为穷人乞讨兴学的武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解放前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痴想，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国粹均受到严厉抨击。过去不关心政治，或者像梁漱溟教授那样不自量力地企图在国共两党以武力为后盾的政争中另辟蹊径的自由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钱钟书、杨绛夫妇戏称为精神“洗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强化国家工业化所需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同时，一举取缔了与世界文化主流接轨的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后踵被驱逐出境。本是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执政党变幻无常的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大学者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北上主持学政的答复中，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手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痴人说梦。

　　到1957年，大学的自由主义防线终于崩溃。对于不肯放弃自由主义信仰但也未必真想冒犯现政权的教授们，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以工人农民的名义剥夺了各学科整整一代最优秀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权利。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宣布终结大学教授“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把高考“扔到垃圾堆”

　　斗垮人之后，接着摧毁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信中抱怨说：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煽动“教育革命”、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五七指示”。“文革”一来，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整整一年，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校方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授意下公开发表，“红卫兵”组织冲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彻底颠覆教育文化秩序的雄心鼓舞下，一些中学生以“愤青”的狂热，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珣2007年采访了解，那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两名高三学生薄熙永(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找到学弟刘源，请他给父亲刘少奇递交一封信，郑重地说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认为当时的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回到家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悄悄搁在了刘少奇办公桌上。

　　1966年6月18日，这封信与更早写出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信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共同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

　　人民日报为两封信配发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透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在6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当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这个通知时，“文革”乱局已成：新的“中央文革”陈伯达做组长，江青、张春桥做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虎视眈眈即将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政变”成功，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动乱引向全国。但此刻毛泽东还在南方集聚力量，以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刘少奇摊牌;刘少奇、邓小平虽然政治地位摇摇欲坠，在形式上还留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刘少奇安排发表北京四中学生的来信，未尝不是对领袖的曲意逢迎。所以刘源说，废高考，刘邓那一代人是有责任的。虽然这样的决策不可能没经过毛泽东的首肯，这样的决策也百分之百地是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

　　《人民日报》扬言：“摧毁”从孔夫子以来几千年“旧的教育思想影响”，把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理由是：

　　“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人民日报》预告，以招生考试制度为突破口，要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怎么搞“彻底的革命”呢?社论举例说，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整整11届中学生的前程，就这样被轻率地葬送。从1966年到1969年，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3000万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现代教育体系的链条中硬生生拔出来，驱赶着“上山下乡”。

　　手上老茧是上大学资格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又对上海机床厂办学经验作出批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就在这段批示中，毛泽东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大学就不能办了吗?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就危言耸听地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后来由于中苏论战等现实政治需要，大学文科专业才得以保留，但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像大师级学者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在唐诗中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厌恶“哭哭啼啼”的杜甫，写出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全然不顾自己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犹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革”后期，北大文科进而沦为“四人帮”批“周公”和“批邓”的吹鼓手，所谓“梁效”文章，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

　　上海机床厂批示一个多月后，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军宣队”驻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外行领导内行，让低文化的教育高文化的，让没文化的践踏有文化的，就是要从校园内部打断千百年来自成一体的育人方式，扼杀文化价值的自由传承。

 

　　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高等院校6年间撤销106所。学制全面紧缩，大学从4年缩短为3年，小学从6年缩短为5年，中学从6年缩短为4年。虽然从1970年开始，不少大学更延宕至1972年，恢复招生、上课，但改用“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此不惜把生源降低到“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群众推荐”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更不是择优录取。教育部门每年把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形式上由群众评议推荐人选，实际上由那些得到分配名额单位的领导来决定，决定后进行“政审”，最后由地方党委政府审批，招生部门只起一点形式上的作用，高等学校也只能照单全收，毫无选择的余地。

 

　　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政审”比文化考试严格得多，完全排斥解放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城乡富裕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以及有海外背景(港澳台亲属、侨胞)的子女。

 

　　当年一部反映“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中有句台词：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中外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招收94万人，虽然其中不乏某些优秀人才。毛远新甚至在辽宁朝阳农学院推广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挑出一个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作为大学生的榜样。

 

　　这样的“教育革命”，从生源、教育者、教育目标几方面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进步，只能说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倒行逆施。

 

　　古国文明黯淡时

 

　　这是中华文明古国星河灿烂的教育史上最黯淡的时刻。

 

　　遥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民不聊生，教育家孔子不顾生命安危，忍受物质匮乏，漂泊十四载，周游十余国，广教三千弟子，培育七十二贤人，殷殷嘱咐他们游说诸侯，救乱世，兴灭国，复礼仪，行仁政。在“文革”时期“批孔”的喧嚣过后，一位中国网友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著作《孔子》，这样描绘自己心灵受到的震撼：

　　“既然文王已逝/传播弘扬文化的只有自己

　　如果上天要毁灭文化/文化就传播不到他那里

　　如果上天不想毁灭文化/像桓魋这样的小人

　　像愚昧无知的匡人

　　能奈我何/能奈我何

　　因此/必须听从上天的使命

　　肩负起/传播文化/拨乱反正

　　神圣而又苦难的命令

　　百折不挠地/迈步前去”

 

　　八年抗战，遍地焦土，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也从未中止。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学生的困难，国民政府开始统一高考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大后方各考点分发。就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中国抗日军队死伤惨重，兵源危机，军方要求征召大学生参军。

 

　　胡适等教授坚决反对，认为战事再紧，也要为民族复兴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最后蒋介石拍板，不同意征召青年学生入伍。这个做法，就像当年“神圣同盟”军队兵临城下，巴黎理工学院师生要求投笔从戎保卫大革命政权，被拿破仑断然拒绝，“我不能杀鸡取卵”的豪迈言语至今还雕刻在理工学院大厅的天花板上。一直到1943年为缅甸远征军作战需要，才由三青团出面鼓励部分青年学生保留学籍从军。

 

　　国难当头，半壁江山沦陷，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3所高校依然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昆明苦撑8年。教室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雨天铁皮屋顶叮吟作响，教授讲课要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朱自清教授过冬时穿不起棉袍，就买了件赶马人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旁若无人地走过昆明大街，睡觉时就当褥子垫上。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自嘲既通风又透气。学生一间宿舍挤进40人，大雨一来宿舍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用场。

 

　　这样的教授教出这样的学生中，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

 

　　抗战期间，中国那么多学子完成学业，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归功于师生风雨如晦、闻鸡起舞的坚忍，也受益于国民政府不肯“杀鸡取卵”的明智。

 

　　然而，中国在烽火连天的春秋战国和抗日战争中，以孔夫子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尚能存亡续绝，20世纪下半叶，却在和平年代被粗暴地蹂躏和叫停。包括刘源、薄熙永、孔丹这样的高干子弟，很快在上层的政治倾轧中家破人亡，在农村、工厂的颠沛流离中饱尝了“愤青”的苦涩，十一二年后青春消逝时才挣扎着圆了大学梦。

 

　　大学的劫难，责任不在“愤青”，而在于那个“越界”侵入大学的公权力。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1971年采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吃惊地发现，这个公权力竟然要对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和教师队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穆扬注意到：会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中，“文革”前的教育部和高教部一个人也没有。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甚至只是沾过教育工作边的人仅占1/3，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其他代表都不熟悉“文革”前17年的教育状况。尽管如此，当会议讨论到对“文革”前教育的基本估价时，多数代表希望肯定那个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

 

　　然而，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不干了，指责这些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迟群说：

 

　　“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文革’前的大学教授)让他们讲的。

 

　　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全教会”领导小组一名成员提出，不能把普通大学与“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文革”期间流行的工农兵教育)写在一起，这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话没说完，立即被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当众表扬了扣帽子的人，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名领导小组成员。

 

　　迟群是什么人?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1968年作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之一被派驻清华大学。1970年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主要领导成员，并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与迟群一道进驻清华，后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这名女机要员，作为毛泽东晚年身边最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一个警卫兵，一个机要员，在社会常态下压根没有资格谈论教育，却秉承领袖旨意，把持了“教育革命”的话语权。

　　“全教会”上，来自“文革”激进派发源地上海的代表，第一个抛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的论断，作出高调发言：

　　“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

　　这名代表会后回到上海，依然兴犹未尽：

　　“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动手加工”、迟群保驾护航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先民把“师”与天、地、君、亲并称，写在同一牌位上供众人朝拜，教师和教育的尊崇可见一斑。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师说》把教师的文化使命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1971年的中国，如此赤裸裸地骂自己的教育是浑蛋。

　　按照上述“两个估计”，中国教育完全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全盘推翻，彻底砸碎。知识分子成了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类贱民，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人称“臭老九”。简直是斯文扫地，再也别提什么“学府的尊严”。

　　1973年《人民日报》大肆炒作一个大学招生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一个蔑视“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

　　“插队知青”张铁生，辽宁兴城县一名生产队队长，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明知大学录取无望，就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吹牛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只是因为忙于夏锄生产顾不上复习，同时抱怨说考试被一群书呆子、大学迷“垄断”了，对几小时书面考试定夺入学资格表示愤懑。这个面颊黑红、身体结实的生产队长，此时就表现出政治投机素质，在信的末尾不忘恭维“新的教育制度”、“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并强调自己家族的政治清白，希望借“教育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果然，毛泽东的侄子、在辽宁执政的毛远新相中了这张“白卷”。《辽宁日报》发表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用“白卷”来反击教育界那些企图维护正常教学考核秩序和文化尊严的努力。《辽宁日报》编者按说：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8月10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强调“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押宝成功，不仅如愿上了大学，更身不由己卷入了“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的政治斗争。他到山西不少地方鼓吹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变种”就是走资派，走资派都不肯改悔，走资派遍地走，激怒了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一代老干部。“四人帮”一倒，张铁生也被捕入狱，成为“教育革命”的牺牲品。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为给老师写了3篇日记提意见，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本来只是一桩很普通的师生矛盾，《北京日报》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认为黄帅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是直接涉及“师道尊严”，但“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报道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三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党报煽动小学生与老师对抗很不以为然，以“王亚卓”的笔名给黄帅写信，希望他设身处地为老师们想想，不要做“造反派”。迟群闻讯，在“王亚卓”的信上批示：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

　　随即策划了《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作为答复，经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审阅，在《人民日报》发表，把三位失去升学机会的知青诚恳的劝告说成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

　　一年后，江青委托迟群、谢静宜到河南，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一名女中学生自杀事件。期末英语考试，张玉勤同学答不上来，在“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下，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学校负责人罗长奇、老师杨天成“不适当地批评”了她，张玉勤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杀身亡。江青听了迟群夫妇汇报，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复辟”的典型，又哭又闹说“要向全国控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扬言对有关教师“要判重刑”。结果，罗、杨二人被判处2年徒刑。

　　鼓吹交白卷，鼓励小学生造老师的反，把管教学生的老师抓进大牢，孔夫子地下有知，定会扼腕叹息：桓魋这样的小人、愚昧无知的匡人横行，莫非上天真要毁灭华夏文化?

(26，穆扬)

　　美籍华人巧进言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前主任王焱感叹：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也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杨振宁，针对“文革”以来教育科学的衰败，提出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正中下怀，随即指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

　　扫除障碍，拔掉钉子，念过南开大学、留学过日本的周恩来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这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另一位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时，又大胆提出——

　　“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李政道1974年在上海听说，因为江青偏爱芭蕾舞，学生不需要脱产劳动两年就可以上芭蕾舞学校，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李政道致信周恩来，建议说，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可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此外，优秀青少年可以早入大学，理科人才也要像文艺、体育人才那样从小培养。

　　在“文革”的万马齐喑中，海外华人是唯一可以对中央高层说点大实话又不必担心被惩戒的通道。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并临时决定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副总理，还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

　　李政道回忆说，周恩来把麦克风交给李政道，要他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建议。当时气氛紧张，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李政道刚讲完，毛泽东的前机要员谢静宜很不礼貌地说要与李政道辩论，她质问：

　　“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

　　李政道的回答滴水不漏：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会见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周恩来不得不出来干预：

　　“不许开小组会议。”

　　没有人能站出来声辩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会见结果，少年班可以试办。毛泽东在接见李政道时，也同意试办少年班。

　　周总理巧借美籍华人之口扳回一城，满意地宣布会见“到此结束”。这是周恩来不顾“文革”派虎视鹰瞵，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胆识，发出恢复高考的先声。

　　教育部长昏死批斗会场

　　周恩来在北京医院病榻上安排四届人大新一届政府教育部长人选，坚定地否决了江青推荐的迟群，提名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前做过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周荣鑫。

　　周荣鑫对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很是蔑视，教育部的工作报告从来直接报给国务院，见到写成“春桥同志并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一律勾掉“春桥同志并”几个字。周荣鑫上任后，念念不忘周恩来对李政道的谈话，提出：

　　“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荣鑫与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有一段对话：

　　“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

　　“对。”

　　“对，为什么不执行?”

　　“……”

　　“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

　　“当然执行了。”

　　周荣鑫让教育部派出两个组，调查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1976年开始执行。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顿”国务，1975年9月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尖锐地指出：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邓小平预感到“文革派”的反扑，高调声明：

　　“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邓小平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考虑，大声疾呼：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

　　邓小平将了周荣鑫一军：

　　“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

　　周荣鑫追随邓小平的整顿部署，要求教育界从“教育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

　　“学校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文化的场所。教师要敢于给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必须学文化。”

　　“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

　　周荣鑫提出理清几个关系：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周荣鑫力图恢复教育的尊严，按照文化传承规律办学。他批评说：

　　“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

　　在教育系统，周荣鑫部长不是孤军奋斗。在“教育革命”的大本营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第二把手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作派看不顺眼。1975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鼓舞下，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次领衔给毛泽东写信，请邓小平转呈，反映迟、谢在清华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从信中读出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网友tanggongnan在博客上，这样回忆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的戏剧化场面，主会场设在大礼堂：

　　“二楼的栏杆两侧挂着两副标语，上面的口号是一般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或者类似的话。到会的党员好像意识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虽然主席台上没有来人，但气氛已经很严肃，偶而的咳嗽声非常刺耳，印象中只有1971年传达林彪事件时的气氛与此类似，但那次传达前，小道消息已经都有耳闻了。但这一次会又与那次会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小道消息都是不利于当时的军宣队领导迟群和谢静宜的，而传达的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突然，主席台前的大灯打开，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步入主席台。简单的开场白后，吴德开始传达最高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吴德的话声刚落，二楼的大幅标语被掀起一层，下面的另两幅标语显现出来，其中的一幅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幅是‘翻案不得人心’。后来听说都是老毛的原话。接着就是有人高呼这两句口号，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全国点名批邓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邓小平整顿教育，出师未捷，再次被打倒。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表态还有：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已经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只能在一间指定的小屋里聆听毛主席的数落。在接受无数次批判后，他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

　　11月18日，张春桥副总理亲自出面，给教育部长周荣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停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次劝说加警告中，张春桥说出了那段臭名昭著的断语：

　　“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想坚持，说：

　　“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

　　“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张春桥谈话失败，迟群等人编写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本诬陷材料。经张春桥批准，教育部成立了由迟群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的部长职权。

　　1976年4月12日一早，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接受审查批判，临走前抱起不到两岁的小孙子亲了亲。这一去，周部长昏迷在批斗会现场，因专案组的阻挠和拖延，在会场地上躺了3个多小时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第二天零时许，周荣鑫便离开了人世。他没能看到落实周恩来指示，在全国恢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那一天。

　　直到一年多后，人民日报才发布消息说，中央决定为周荣鑫恢复名誉。周荣鑫的“黑后台”邓小平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隆重的追悼会。

　　查教授一言惊天下

　　周荣鑫死后，“文革”中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接任教育部长。“四人帮”垮台后，他曾奉命坐镇《光明日报》，看守舆论阵地有功。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迟钝，报社同仁提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宣传，他犹豫了一下问：

　　“那还有康老逝世一周年的问题呢，怎么办?”

　　真是糊涂得可以。出任教育部长时，刘西尧请示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回答得干脆：

　　“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1977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此时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教育部允许少数高校尝试招收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只给了2%至5%的额度。

　　“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校长、刚到天津分管科教工作的蒋南翔给刘西尧打电话，要求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上大学，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刘西尧口头答应可以考虑，但在晋祠会议上，天津代表出面表示：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太原会议从总体上延续“文革”做法，强调招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仍然是初中即可，招生方式还靠“群众推荐”，文化考察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实行“开卷考试”，“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

　　太原会议闭幕第二天，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东山再起。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他指示政治局委员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特别叮嘱说：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于是，中国科学院和著名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来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青年化学家温元凯还记得：邓小平那天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5天的座谈会，邓小平除了有半天时间因为接待外宾而给大家放假，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了4天半，很少插话。他耳朵有点背，女儿邓楠在他身边一句句讲给老爷子听。

　　“文革”结束不久，科学家们还心有余悸。三十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年纪最长的杨石先教授先讲，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邓小平一番话后，会场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座谈会第三天，武汉大学中年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开始对高校招生制度“放炮”：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查全性郑重建议：

　　“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环视四座问道：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教授纷纷表示赞同。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文革”期间大学招生方针是16个字，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要害是取消文化考试，用“领导批准”堵塞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却为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后门”。四川有些地方，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1980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

　　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过一个真实情况：有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愤怒的群众推倒了他家的围墙。

　　当年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的教学都得迁就班上最差的同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著名的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

　　“1/2加1/2等于多少?”

　　学生答：

　　“2/4。”

　　老师耐心启发道：

　　“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

　　学生答：

　　“二两馒头。”

　　老师无语。

　　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无法理解1/2为什么会比1/4大。东北工学院1972年入学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广州外语学院恢复招生后，个别学生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对1976年入学新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查，出了12道初中一般水平的数学题，结果答错6题以上的占80%，几何题基本上没有人做得出来，有的学生连小学四则运算都不会!

　　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抱怨：

　　“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当即不客气地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国少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导致“文革”结束后中高级专业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在复出前夕曾警告说：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座谈会代表中的小字辈温元凯抓住一个场合插话说：

　　“高考制度要改革，能否换成这样16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表示：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当场询问刘西尧，教育部关于当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中央没有。刘西尧说，当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果断地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查全性也插话附和：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8月8日讲话。此时的邓小平，与11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废止高考时，政治地位同样微妙。

　　教育曾经两次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滑铁卢。1966年刘邓决定向北大、清华派出工作组，试图约束那里的“文革”狂潮，受到毛泽东严辞训斥，这是刘邓倒台的导火索。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战车在清华大学门口翻了车，帮刘冰转信给毛泽东成了“翻案”的罪证。

　　“文革”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文革”受益者还在台上，对邓小平充满疑虑和警惕。叶帅提议重新启用邓小平时，高层就有人担心：

　　“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1977年初，华国锋派汪东兴找邓小平谈话，企图以他承认错误、承认1976年广场运动是“反革命事件”为出来工作的前提，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自嘲“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的邓小平，不怕犯错误，不怕被打倒，三起三落，锐气不减，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毛泽东身后，把恢复高考提上议事日程。历史见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大无畏的胆识和伟大的忠诚。

　　给邓副主席送去“炮弹”

　　5天后，遵照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回炉重开，研究落实恢复高考事宜。

　　到底能不能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有邓副主席发话，冲到了最前面，但毛泽东余威犹在，教育系统干部还是远远落在后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甚至时时东张西望、神经兮兮，高度警惕会不会走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邪路。几十年间遭受毛泽东重创的教育部，即使在“文革”后也仍然是风气最为保守的一个部委。

　　穆扬和王惠平在会场看到的，就是“文革”精神余孽主导“话语权”的场面。会上只是把邓小平讲话做了一次口头传达，让各个小组自行学习讨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却一直不表态。一部分“文革”前在教育系统工作、刚获“解放”的代表内心希望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立即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代表团的实权人物很多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仍然坚持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广西自治区招生办公室的刘永强回忆说：

 

　　“当年的会议遇到涉及政治的问题，谁都不敢轻易表态呀，开会的时候大家会吵起架来，一个问题连续几天都讨论不下来。”

 

　　《人民日报》事后撰文介绍《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恢复高考前后，从1977年到1978年，教育系统激烈的争辩包括：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不是“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毛主席当年指示：“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毛主席还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

 

　　“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在这些颠覆“文革”成果的敏感问题上，教育部领导就是不吭气。特别是刘西尧部长，态度就是一个字：拖!他从未到会讲话，也很少到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此时，教育部批评刘西尧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他却如老僧入定，纹丝不动。

　　穆扬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深深感到恢复高考的问题积重难返，根子还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新中国延续的世界主流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不是应该唾弃?教师队伍是不是整体不合格?这就涉及1971年“全教会”强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掀翻这“两个估计”，赦免中国教育的“原罪”，还教育和几百万教师的清白与尊严，像高考这样的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王惠平则认为，“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界的“癌症”。当时教育界反映：

 

　　“粉碎了‘四人帮’，教育战线的同志膀子才甩开了一半，‘两个估计’的问题不解决，各条战线能甩开膀子大干，我们还是甩不开。”

 

　　穆扬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座谈，收集舆论争取推翻“两个估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王惠平表示赞同。

 

　　9月3日下午，穆扬找到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石油化工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在自己驻会房间里秘密座谈当年“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王惠平这天一早因为忙于私事，要请几天假，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于文达、王野平告诉穆扬，“全教会”前，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全教会”的基调。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会议一开始就是“大批判”，把会议气氛搞得十分紧张，形成了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只能说坏话、不准说半句好话的局面。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收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与北京的谢静宜以及辽宁、天津等省市代表声气相求，共同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说得一团漆黑。

 

　　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参加修改、张春桥负责定稿的纪要，要害问题是第一段和第四段对“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和对我国知识分子的估计。

 

　　第一个“估计”原稿写道：“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已经是很恶毒的描述了，张春桥在改稿中又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断语。张春桥还授意迟群等人写上：“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耸人听闻的词语，像“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

 

　　第二个“估计”，原稿写的是：“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后，全国教育界绝大多数同仁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不了。连毛远新严密控制的辽宁，多数人思想也不通。毛远新只能亲自出马，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要求大家“从立场上转变过来，从思想上端正过来，从感情上接受下来”。

 

　　穆扬一边听，一边奋笔疾书，连夜赶写出2600多字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内参特别点出刘西尧，说明此次招生会议代表中出席过1971年“全教会”的只有六七人，而且基本上是地方代表，对“全教会”内幕所知有限;但刘西尧曾经是“全教会”领导小组成员，有责任把“纪要”产生的经过和政治历史背景搞清楚，如实地报告给党中央，并带领大家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肃清“纪要”的流毒，打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新局面。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位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不但自己死抱住“纪要”不放，还竭力阻挠与会代表揭批“四人帮”，致使招生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等王惠平回到会上，帮助对内参做了几处文字修改。

 

　　9月6日，在会议代表对招生工作方针、办法意见极不一致的情况下，刘西尧突然宣布会议将于15日前结束，不作总结。不少代表强烈不满，矛头一致对准刘部长：

 

　　“邓小平同志讲话传达后，大家都很高兴，说教育大有希望了。万万没有想到，竟开了这么一个会，部长连一句话都不讲!本来可以开成一个很好的鼓劲的会，却开成了泄气的会。对这位部长，过去还谅解，现在却不好理解了!”

 

　　穆扬和王惠平急了，决不能让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指示就这样胎死腹中!9月10日，两人给中央写出第一份内参：《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指责刘西尧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

 

　　接着，穆扬把6位代表座谈“纪要”的稿子送给报社值班编辑黄植，值班编辑在稿子上署了穆扬和王惠平两人的名字。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

 

　　穆扬考虑到“全教会”《纪要》是毛泽东画圈的，文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批评“两个估计”可能遇到风险，没有告诉家人，免得日后连累他们，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另据王惠平回忆，早在太原招生会上，人民日报记者找代表聊“两个估计”，就引起主持会议的教育部一名负责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议去!”

　　9月20日，全体会议代表接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穆扬隐隐预感到，这个传达会与自己的那个内参有关。3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情形：

　　“那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个个表情凝重、茫然。”

　　只听主持人开始传达邓小平一天前与教育部长刘西尧的讲话：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

　　穆扬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一年多以前，清华大学的刘冰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信触怒龙颜被全国批判和劳动改造，谁知道这次会不会又犯了大忌呢?主持人把邓小平的话接着念下去：

　　“……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听到这里，穆扬才松了口气。一份人民日报内参，给正在思考打开“文革”教育僵局的邓副主席及时送去重磅炮弹。

　　“不赞成的，就改行”

　　根据事后披露的材料，就在全体会议前一天，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手握人民日报内参，直言不讳地警告刘西尧：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终于可以放手清算“文革”极左派在教育界的胡作非为，他斩钉截铁地说：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邓小平再次要求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他批评了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不敢放弃“文革”中的“政审”做法。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回忆说，当时他们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对考生的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邓小平看了之后，连说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邓小平说：

　　“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放宽和淡化“政审”条件，直到最终取消“政审”，让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被打入另册的家庭重见天日。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照抄了邓小平的这段原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恢复职称、从大学撤出“工宣队”和“军宣队”等问题。最后，邓小平叮嘱也是要求刘西尧“转弯子”：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9月25日，刘西尧在招生会议上露面，作了检查发言，表示“诚恳地接受邓副主席的批评，并决心坚决改正”。会议势如破竹，很快对恢复1977年大学招生问题作出决定：

　　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

　　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决定对每个考生只收5角钱，考试经费由国家多负担一些;全国考卷纸张紧张，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用纸。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冬季组织招生考试，第二年春季新生入学。

(27，刘项)

　　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

　　邓小平给教育部留足面子，指示教育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自己写文章正式推翻1971年“全教会”的“两个估计”，交人民日报发表。

　　教育系统的人没有人民日报记者的胆气，写作组想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红头文件”，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依然顾虑重重。

 

　　教育部前后召开了5次党组扩大会议，每次由写作组吉伟青宣读，逐字逐句推敲。写作组还邀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人民日报记者保育钧、《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孙长江等人，对草稿的结构和各章节的资料使用、论据的阐述等，“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

 

　　正当写作组和教育部领导苦于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平淡乏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长江查看教育部一个“文革”极左派笔记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录不全的毛泽东“全教会”期间跟迟群、谢静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教育部党组请求中央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核其中毛泽东讲话的记录。整理后，写作组建议写进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审稿时，对原稿中引录毛泽东“全教会”期间的谈话，加上一头一尾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11月17日，邓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并同时发表记者报道《“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连邓小平也只能在“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的大旗下为“文革”纠偏，承认自己8月8日那篇讲话“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因此，这篇文章的论战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即用毛泽东驳斥“四人帮”，甚至说“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

 

　　但在很多年后，当教育部写作组成员吉伟青在回忆文章中，仍说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封锁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忍不住发言，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

 

　　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余焕椿与吉伟青的认识分歧，也许可以视为人民日报与教育系统的思想观念落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云激荡中，就像邓小平对刘西尧部长的批评——“要当动力，不要成为阻力”，各中央部委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即使是在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力度速度也千差万别，耐人寻味。

 

　　1979年1月，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召开，90多位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刘西尧揭批“四人帮”、改正“文革”错误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王惠平和编发过反对“两个估计”座谈会内参的同事黄植写出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提出“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

 

　　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听到了校长书记们的呼声，一个月后，刘西尧离开教育部，教育部长易人。

 

　　“文化大革命”的重镇、体现“文革”核心价值的教育界，终于光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拨乱反正”的第一道曙光。

 

　　“刘项原来不读书”

 

　　如果余焕椿分析成立，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堂堂一国之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叶剑英元帅养女、光明日报前记者戴晴在传记文学《储安平》中，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1957年“大鸣大放”中，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民主党派和知识界“鸣放”情况：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戴晴认为：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政治学博士，西南联大教授。而毛泽东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几个月的普通管理员。罗隆基在1957年给执政党提意见时抱怨过：

　　“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土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

　　这位狂妄的“海龟”低估了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已臻化境，白话文和诗词更是连自由派胡适教授也给予赞许。但“五四”时期北大边缘人的生活，无疑给毛泽东一生留下不愉快的记忆。他曾经对斯诺抱怨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在给家乡友人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他因为用龙飞凤舞的字体抄写图书馆卡片，受过高级职员申斥。

　　戴晴传记文学《梁漱溟》开头便是：1918年毛泽东借住在未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时，与他同龄的梁漱溟经常来串门聊天，每次都是毛泽东替他开门。这位暴得大名的北大讲师向毛泽东点点头，但从没跟他说过一句话。杨昌济教授曾经提起过毛泽东的名字，梁漱溟也没有记住。1938年梁漱溟赴延安拜会毛泽东，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40年代，拥兵自重的毛泽东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见面，谈及“五四”时期的北大，傅斯年表示：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别时，毛泽东给傅斯年题词：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自比刘邦、项羽，毛泽东是自谦，更是自负。戴晴分析说，罗隆基在“鸣放”中那句话触动了一个至为敏感的伤疤：

　　“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

 

　　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讲话，对罗隆基傲慢的优越感余恨未消：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怨怼和对抗，也许可以作为1949年以来执意推行“教育革命”的另一种非理性解读线索。

 

　　毛泽东早年托身于北京大学，定都北京27年后，北京古城被破坏殆尽。今人想看北京老城墙，举目四望，只剩北京火车站以南有一小段明代老城墙，以及城北的一段元土城遗址。

 

　　而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滩，与白道黑道均有来往，为正派文化人所不齿，定都南京22年，南京城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城，山环水抱的明城墙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实测周长33.67公里。

 

　　也许应验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那句题词：

 

　　“刘项原来不读书。”

 

　　真是造化弄人。

(28，高考)

千万人命运的拐点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新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新闻透露：

 

　　“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图片说明：77级、78级大学生在黄山上巧遇恩人邓小平）

 

　　“条件是……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招收新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考试分文理两类。今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刊出教育部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解释说：招生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广开才路，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报考，使国家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材，以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了！喜讯传遍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在稻田、高粱地、橡胶林、军营和车间里蔓延。

 

　　博主当时正在苏北一所县城“戴帽高中”念高一，听见老师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地称道“邓副主席”，然后，这些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老师用像是欣慰、像是羡慕又像是惆怅的眼光看着我们说：

 

　　“你们赶上了好时光，要好好努力啊！”

 

　　而对于已经在工厂、农村苦干多年的“文革”前中学生来说，高考成为改变人生命运的飞来鸿运。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级学生陈传敏还记得那一天：

 

　　“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1977年冬和1978年夏报考大学的人数，竟高达1160万人！这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11届中学毕业生的欠帐一次归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求学欲、求生欲、发展欲的喷涌！众多步入壮年的考生自勉也是自嘲：

 

　　“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作家陈建功，18岁开始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每天扛起与自己体重相当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上班去，最拿手的活儿是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中间蹿上蹿下。恢复高考时已经28岁，那是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陈建功与二十几条汉子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上一辆卡车。他回忆说：

　　“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山西芮城中学毕业的吉彦波，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恢复高考后回到母校高考复习班。说是“班”，其实更应叫“团”。因为这班太大了，竟达千人之多！蜂拥而至的求学者，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家三五结队、八九成群，不用报名、不用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是“站票”了。雨天，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人多地方小，窗台上都坐满人。

　　面对众多的学生、拥挤的“课堂”，芮城中学的老师们虽然没有一分钱奖金，但一个个竭尽全力。没有扩音器，为了让这千人大班的学生都能听清楚，许多老师因声音过大而讲哑了嗓子。吉彦波还记得有位年轻的女教师郭亚姣，怀孕七八个月，还坚持费力地给大家讲数学。下课时，学员们用如雷的掌声像欢送英雄一样，簇拥着她走出教室。

 

　　这一年，不满30万人口的芮城小县，考取大中专学生千余人，创山西省第一。

 

　　这年冬天，在科教座谈会上首倡恢复高考的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高考，均考上重点大学。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美国博士学位。这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好人好报，查全性院士完全应该得到这份福气。

　　“贱民”的苦海新生

　　邓小平对“烦琐”政审的厌恶，帮助整整一代“问题”家庭子女脱离苦海走向新生。对考生的政治审查，重在本人表现，不再追查祖宗三代的历史。人民日报前社长范长江的冤案尚未平反，儿子范东生鼓足勇气报了名--

 

　　“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范东生1977年顺利考入父亲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7年前一个暴雨之夜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绝望投井的范长江地下有知，应该感到一丝安慰。范东生后来子承父业，担任《华声月报》社长。

 

　　1977年胡风还在狱中，儿子张晓山却也获得了高考资格，考上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为此发了消息。后来，张晓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当年给父亲刘少奇转交北京四中呼吁废除高考信件的刘源，也在北京起重机厂憧憬着大学梦。他在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上“众所周知”。

 

　　他的报名迟迟未获批准，就直接给父亲的政治难友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批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校招生的部门。结果，刘源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源的那两位四中学兄，孔丹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薄熙永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

 

　　岳麓千年茶院主持一清回忆，1977年的湖南高考命题作文题目叫《心中有话向党说》。做中学教师的父亲参加作文阅卷归来，掏出一篇作文的手抄本，郑重地召集四个孩子念读--

　　“五年了啊，五年了，我听到了五次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当我颤抖的双手接过小小的'准考证'时，我从未流过眼泪的眼睛这一次湿润了。我望着这份珍贵的'准考证'，心啊，如卷起的春潮。”

　　父亲哭了，为自己的“小土地出租”家庭出身连累几个孩子都不能上大学感到歉疚。这时候，干了四年采石民工和一年猪倌的一清脱口而出：

　　“爸，您别念了，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啊！您难道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写的我们家里的情况吗？”

　　父亲张大了眼，一家人都张大了眼，望着一清，好像望着一个怪物。一清起身离开一家人围坐着的火塘，翻开书包，找出了考场上偷偷带出的底稿。父亲一看，闭上眼睛，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这个准考证号“001295”的作文，在阅卷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开始因为“对社会不满”判了0分。在阅卷快要结束时，餐桌上，有位老师提出了异议，立即引起更多的人对文章的关注。情况迅速汇报到省招生考试中心。

 

　　省里的干部闻讯赶来，所有阅卷教师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由一位女教师在台上朗读。教师们更容易对“臭老九”人生际遇的倾诉产生共鸣。台上，朗诵者已是泪水满面，台下也是唏嘘一片。最后只剩下一个疑问，一个“文革”中毕业的学生怎会写出“逃之夭夭”这类成语，而且是一韵到底的文章？

　　其实也不奇怪，在那个天昏地暗的年代，多少身世飘零的有为青年不甘沉沦，一清的同乡杨小凯在十年冤狱中，拜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难友为师，自学了数学、英语、材料力学、机械学和经济学，发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三大缺陷。出狱后，以高一学历直接考上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后又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一清在农村劳动的那几年，熟读《红楼梦》，还自学了《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最后，一清的作文从0分改为满分！

 

　　在恢复高考30年的时候，一清在博客中以感激的心情忆起当时的阅卷组负责人、文艺评论家李元洛。从0分到满分，这场中国高教考试史上很可能是最大的“判分”风波，折射出那个年代多少“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多少“贱民”一跃而为民族的可用之才。

 

　　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1977年，1978年，全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邓小平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高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途径。举国上下，好像都卷入了范进中举般的狂热。

 

　　恢复高考后的教育系统，迸发出与考生同样的热情。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出卷、监考和指导考生复习的老师，乃至社会各界，都对年轻人的命运，对民族教育大计，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1977年高考恢复得仓促，来不及全国统一出卷，当时甚至连一个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都没有。11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哪里？谁会组织考试？没人知道。

 

　　博主家乡江苏省招办副主任朱轸回忆，整个省招办加上两个正副主任，才五六个人。熬夜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大家极度疲劳，却极度兴奋。

 

　　第一次省招生会议在南京召开时，受到了贵宾级的款待。南京市工商局和南京市建邺路招待所特别供应了当时紧俏的牡丹、大前门等名牌香烟，南京市粮食局补助会议粮每人每天2市两。朱轸带着从省内各地抽调的二十多名教师，在溧阳县沙河水库住下。那里条件简陋，连厕所和浴室都没有，但老师们表示：为了江苏的千万学子，为了我们的明天，再苦再累也坚决完成任务。20多天的时间，不仅高考试题，连中专招考试题也一起出好了。朱轸不无得意地说：

 

　　“今天的沙河鱼头已经成为一道江苏的招牌名菜，沙河水库也变成了美丽的天目湖风景区。我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滋味了，但有很多'鲤鱼'是从这里跳出了'龙门'，哈哈！”

　　湖北一位民办教师陈培环，1977年报考受到生产大队阻挠。1978年得知可以报名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考试第三天凌晨两点，孩子降生了。天亮后，丈夫奔向考场办公室，请求让妻子考完最后一门。情况迅速汇报给县教育局乃至县委，各方领导紧急商议，设立“特别考场”，专派两位女监考员，按时把试卷拿到病房让她考试。连巡视员也没有忘记巡视这个特别的考场。

　　陈培环最后以几分之差落选，但她那在考场出生的儿子余昕于17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圆了母亲17年前的心愿！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动情地讲述了一件往事：江苏省招办主任胡新善发现有名常州考生成绩不错，但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父亲而政审不合格。胡新善责成常州市招办主任回去复查。常州招办主任立刻坐火车到常州，找了五六个人调查情况，又连夜赶回来复命。原来这名考生的父亲参加过长征，1959年说过类似于彭德怀那样的话被打成“右倾”，“文革”期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还不服，竟被枪毙了。

 

　　教育官员为一个“反革命”家属如此尽心尽力，一天之内火速复查改正，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不是两位招办主任及时发现问题，连夜盖出五六个“政审”公章，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就大相径庭。

 

　　那是一个政风清廉、社会风气纯净的年代。江苏省教育局长余卫群的孩子，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未能录取。余局长始终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过省招办的同志。南京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何平，多年在招生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孩子报考高校，考试成绩距录取分数线仅差一分。当时允许考生查分，由考务组负责抽调包括何平孩子在内的同期20名考生各科试卷，密封后交阅卷老师复查，看看阅卷中是否有差错。复查后未发现任何差错，何平的孩子终未录取。今天听来，似乎天方夜谭。

 

　　与近年来高考接近2：1的录取比例相比，1977年高达29∶1的录取比例是一场残酷的淘汰与选择。因为很多考生被“文革”耽误得太久，已经没有第二次走进考场的机会。这个情况反映给邓小平，他说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招生计划？教育部门担心大学没有足够多的学生宿舍，食堂也装不下。邓小平说，那就走读。

 

　　于是，在大规模录取后，各地又追加计划扩大招生。1977年广东省53万人参加高考，只有八千多人能上大学，还有三百多名考生上线未被录取。广东各院校负责人在一起开了三天会，千方百计，终于把这些考生全部“消化”录取了。

 

　　那是一个全民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时刻。四川小伙子罗中立，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已在大巴山农村扎根，得知高考恢复时也没怎么激动，他正准备成家。多亏女朋友深明大义，苦心劝说，他才极不情愿地沿着河边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期间，他以一幅高度写实的农民《父亲》油画震动全国，毕业后成了这所学院的院长。

 

　　上海学者朱学勤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因为已婚，高考录取门槛高，错过了前几次机会。1982年再次报考，已是他改变人生的最后机会，偏偏去开封考试路上，中山装里的准考证被小偷顺手牵羊。小偷发现信封里不是人民币而是一张准考证，当即扔还给朱学勤。很多年后，朱学勤眼前还是栩栩如生的那一幕：

 

　　“在公共汽车上，他居然还幽默地问了我一句：'老哥你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低头一看，发现准考证扔在了膝盖上面的书包上面，所以也幽默地一笑，说：'没丢，啥也没丢。'

 

　　那人吹了一声口哨，和另外两个打掩护的人飘然而去。”

 

　　能不能说，中州河南的雅偷，是中国文化虽经毛泽东“文革”浩劫，命不该绝的象征。朱学勤感叹说：

 

　　“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居然还怜惜一个书生的前程，如果他下了车把准考证撕掉，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成人大学生“老三届”

 

　　黑龙江亚布力镇中学教导主任刘德深，在考场上遇到了25名当年高中的同班同学，大家都是来圆梦的。等待发榜的日子焦虑难熬。一天上午，校长找来，说有人要见他。刘德深走进校长室，来人介绍说：

 

　　“我是东北农学院的阎老师，给你送录取通知书来了。祝贺你被我校录取并被选拔到数理化师资班学习。”

 

　　刘德深当场惊呆了，高中毕业后11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用一盘炒鸡蛋、一盘花生米、一盘辣白菜、一瓶老白干，请本单位最高首长--校长陪同，在自家热炕头上款待了阎老师。饭后，刘德深挣扎着送走了阎老师，却没能去上班，他醉了。

 

　　云南彝族青年杨继渊，家住金沙江峡谷，山外的风吹不进，山里的鸟儿飞不出。离乡上大学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山一程、水一程，放着鞭炮送了他两里多的山路。大学毕业后，他回县城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

 

　　1978年，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78级的7名男生住进同一间宿舍，年纪最大的覃乃昌32岁，最小的黄忠东才15岁，差不多相差了一代。据老二田晓明回忆，当时看到老七的时候，觉得他就像个可爱的孩子，不由得生出一种要爱护他的感觉。而老七也说，自己年龄小，起初父母都不放心，到校后同学、舍友都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老七年纪虽小，但文学基础好，就经常给哥哥们讲解作文。而哥哥们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也都不忘给弟弟捎上一份。

 

　　这种兄弟之情，延续了30年。

 

　　1977级、1978级的大学生年龄悬殊。年长的已婚已育，对还是青涩少年的师弟最爱开的玩笑是：

 

　　“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录取了大量“老三届”大学生。所谓“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即1966、1967、1968三届。特别是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学阶段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下乡期间也没有完全放弃学习，高考成绩非常出色。所以，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中特意提醒注意录取这两届学生。

 

　　1966届高中生徐友渔，到四川绵阳乡下插队3年，高中的全套课本一本没丢。农村研制化肥需要生物、化学知识，他获得了村里开具的证明，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借阅“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材。招工回城后，他又做了7年锻工，继续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和哲学。1977年高考一道政治试题是解释“先验论”，徐友渔从柏拉图谈到康德，再按照要求批判林彪的唯心论。他在考场上暗暗得意，心想：

　　“判卷的老师也未见得知道得比我多。”

 

　　拜邓小平扩招政策之赐，徐友渔进入四川师范大学走读，两星期后蒙校方关照与全日制学生住在了一起。进校不久，他就准备考研究生，一跃成为1979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后来，徐友渔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做研究员。

　　谈起恢复高考，徐友渔给出两句评价：

　　“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恢复了一代人对社会的信心。”

 

　　“老三届”中，年龄最大的是1966届的高三毕业生，人称“老高三”。如果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文革”晚来三个月，他们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开启一帆风顺的辉煌人生。三个月的阴差阳错，竟是整整十年的人生蹉跎。30岁的“老高三”刘伯奎本已习惯在铁路沿线流动放电影的生活，当他以芜湖市高考文科总分第五名的成绩，接到安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时，在心底发愤，给自己改了年龄：

 

　　“减去12岁，这样，我18岁，是班上的'小同学'。”

 

　　江苏青年崔成柱1977年冬天，由妻子陪着在寒风雨夜里叩开十多位中学同学的家门，找齐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课本。高考金榜题名后，妻子卖掉两车萝卜，用70元为他做了件新大衣。临行那天，妻子带着刚满４岁的女儿，用平车拉着行李，执意让丈夫坐到平车上，送到火车站。不几天妻子又给丈夫寄来绣花手帕，上面是一株鲜艳的月季花，旁绣四个字“永不变心。”崔成柱毕业后，花700元稿费为妻子买了件羊绒大衣，为她办妥“农转非”，如今全家住在徐州市中心一套三室一厅。

 

　　在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大转折关头，演绎出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大学的门槛，也割裂了多少曾经听天由命、水波不惊的家庭，这是人性的嬗变，还是历史的孽债？

 

　　1977年、1978年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以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填补着民族的文化断层，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回城当了七年搬运工的张艺谋，参加北京电影学院首次招生，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录取摄影系，如今是举世闻名的电影大师。

 

　　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创始人李东生、康佳掌门陈伟荣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1978级同学，毕业后三星同辉，同为彩电业巨子。

 

　　闽西插队8年的杨锦麟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如今全国电视观众通过凤凰卫视跟着他“有报天天读”。

 

　　同一年，东北建设兵团的王毅在插队8年后，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为中国驻日大使。目前中国省部级干部中，也有不少那两届的大学生。

 

　　但有更多的人不能如愿。教育部当年编发过几期简报，反映不少考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东西，有的考生没有答卷，在上面大骂“四人帮”。阅卷老师也在骂，祸国殃民的“教育革命”祸害了整整一代人！

 

　　最令人痛惜的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是“老三届”中的小弟弟、小妹妹，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闹革命”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在荒废了两年学业后，也与哥哥姐姐一道头戴“知识青年”的荆冠被送上了下乡的列车。

 

　　谁来为他们被葬送的青春、被荒废的人生赔偿？这种毁灭性的戕害，即使搭上毛泽东逝世时累积的7582万元著作稿酬，他赔偿得起吗？

 

　　一代人珍藏的记忆

 

　　博主家乡江苏，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旁，保留一处四合院式结构的楼宇，这就是著名的江南贡院遗址。清朝光绪年间，这里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是中国古代第一考场。有清一代共产生112名状元，其中58名出自江南贡院；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走出来的。

 

　　1864年7月，湘军从“太平天国”手中攻克南京，百废待兴之际，曾国藩力排众议，压下两江总督衙门等官衙工程，主持修复江南贡院。他每隔几天就要亲临贡院建筑工地督促进度，赶在阴历11月初8这一天补行因战乱中断了12年的江南乡试。

 

　　荷叶塘农家出身的曾国藩，理解贫寒士子出人头地的苦心，一心要给天下读书人一个发展自我、报效国家的光明前程。贡院重开，江南士子奔走相告，江苏、安徽布衣旧衫的年轻人挑着书箱，络绎不绝走进南京石头城，明清两代中国科学文化最昌明的地区得以重见天日。中国最后一位状元、江苏人张謇，就是从江南贡院走向全国实业救国之路。

 

　　曾国藩不是一介武夫，他深知文化对民族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在湘军出师前夕昭告天下的檄文里，曾国藩谴责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号召所有读书识字者起而捍卫孔孟名教。这就是文化存亡续绝的感召力。曾国藩等人作为中流砥柱，托起咸丰、同治年间的国力中兴。

 

　　前些年江南贡院门前的龙门街上，立起唐寅、吴承恩、郑板桥、吴敬梓、林则徐、张謇等曾在江南贡院求取功名或主持学政的名人铜像，不少人建议也该塑一座曾国藩铜像，纪念他力挽狂澜复兴教育文化的历史功绩。

 

　　现代史上盘踞东三省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属于马背打天下的军阀，却也深知不能单靠马背治天下。1923年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从1929年起挑选东大优等生赴英美留学。父子俩重金礼聘章士钊、黄侃、梁思成等学者名流到东北大学讲学任教。上世纪30年代，东大学生三千、教授三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为了勉励大学生磨练意志，张学良捐款30万元，在东大建造了一座可容纳3万人的现代罗马式体育场，还资助体育系学生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了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当时日俄文化渗透的国际化城市哈尔滨，张学良鼓励商人集资、官府赞助兴建了一座祭孔的文庙，并亲自题写碑文。文庙前院丹墙横亘，却没有正门。据说只有本地状元来此焚香祷祝，才能推墙开门。而黑龙江历史上没有出过一名状元。五方杂处的黑龙江人一直虔诚地等待着这一天。

 

　　遥想曾国藩和张氏父子所处年代，国内兵连祸结，中外文化风云激荡，他们能够体察民间呼声，念念不忘维系民族教育和文化传统。由周易和孔子奠定的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渡尽劫波而终于香火不绝，恐怕不是偶然的。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举措，尽赎历史前愆，有大功于民族。

 

　　而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善待苍生的仁政，也不会轻易原谅那些毁灭文化的恶行。

 

　　人民日报记者、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赵蓓蓓在追踪报道《一代人的缩影》中，提到他的同学伊仁，初中毕业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曾考过一次大学。钢铁学院的招生老师告诉他考得不错，学院已同意录取。当时他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就跑了。伊仁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买了糖请客，还把被褥以外的个人物品都送了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知人民日报突然开始大肆表扬“白卷英雄”张铁生，并批判考试。伊仁一直没有收到那份录取通知书，那时真是欲哭无泪。

 

　　一代巨擘邓小平，只手挽救中华民族于“文革”中世纪般的蒙昧，给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和他们的后辈，重新燃起了光明的希望。

 

　　1977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正在湘桂边界密林深处一座水利工地上劳动的龙国武和知青伙伴们意外地得到一张《人民日报》。那张载有恢复高考消息的报纸已经皱巴巴的，显然经过了不少青年的手，上面沾满了泥土与粉笔末，报纸的右上角不知是谁用钢笔勾勒了一朵硕大的喇叭花，花芯处写有“报考去”三个醒目大字及一个硕大的惊叹号。他在给人民日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后，堂堂五尺男儿们竟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龙国武最终没能考取大学，但他永远忘不了当年在考场上用发抖的手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分明“感受到了那位世纪伟人---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张亮1998年1月13日自华盛顿报道，在一家豪华饭店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大华府地区五百多名事业有成的旅美学子欢聚一堂，庆祝中国恢复高考20周年。中国大使馆教育参赞蒋妙瑞宣读了国家教委发来的贺电，接着--

　　“老三届”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登台即兴发言，激动地回忆着当年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有的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塞北的朔风，岭南的骄阳，巴山雨夜的惆怅，漠河雪天的迷茫，奔向考场的紧张，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兴奋……他们都记忆犹新。

 

　　会上还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留学生头戴军帽，身着军装，挎了只绿书包；另一个留学生则是20年前典型的安徽人打扮，一身传统中式服装。高考那一天，两位同学就是这副模样进入考场的。出国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带这些纪念品，并且一直珍藏至今。

　　张亮特别提到文艺联欢中有这样一个节目：

　　首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位男同学朗读《人民日报》当年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他的声音洪亮，语调也酷似当时的播音员。乍一听，人们还以为是在重放20年前的录音带呢！为了表演这个节目，他特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当天的《人民日报》，并复印下来。

　　人民日报与自己的读者一道，曾经沧海，过尽千帆，见证和参与酿造了一代中国人的坎坷与哀愁，也见证和参与推动了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奋起。

(29，李克林)

    有其女必有其母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母亲过世后，在新浪博客写过一篇《我所不知道的妈妈》。她说直到读了母亲同事钱江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才发现自己对母亲生前好多事情都不甚了了。

　　今天的时尚青年，大多读过李银河捍卫年轻人性爱权利的前卫文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银河的父母林韦、李克林，人民日报前后两任农村部主任，曾经为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利挺身而出，发出过什么样的呐喊？

 

　　林韦和李克林在1937年和1938年相继奔赴延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党的文宣工作。在那个举国癫狂的“大跃进”年代，这对农村记者伉俪，一个去了河南，一个去了安徽，在采访中对农村的大好形势产生了某些疑问。李克林带回报社两块炉渣似的“烧结铁”，让报社同事看到了全国“大炼钢铁”的荒诞。快人快语的李克林还说出“许多尖端的话”，例如报上说农村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却唱反调说：

　　“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

　　谈起当时盛行的“浮夸风”，李克林断言：

　　“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

　　“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

　　农村部主任林韦1959年春在安徽农村发现开始饿死人，给社长吴冷西写信反映农村悲情。没想到吴冷西从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下来，立即召开人民日报干部大会，以绝决的口吻宣称：

　　“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

　　报社另一位领导悄悄地告诉李克林，吴冷西这话指的就是林韦。几天后，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林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林也受到批判。据李克林回忆，蒙冤的日子里，林韦常常半夜起来自言自语：

　　“我入党是为追求真理，怎么一句话也不让说了？我反映安徽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向党反映真实的情况，怎么就是反党呢？”

　　李银河家的保姆是安徽人，父母和姐姐都饿死在“大跃进”年代。林韦晚年得了脑血栓，这个朴实的安徽保姆悉心照料，还经常念叨说：

　　“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而挨整的，是个大好人。”

　　保姆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去世。

　　林韦较早离开了人民日报，而李克林在报社工作了半个世纪，直到离休。从“文革”前的合作化、“文革”中的学大寨，一直到“文革”后的包产到户，李克林作为农村记者都是历史的见证人。1946年与李克林同时进入还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同事宋琤，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她带着女儿的情形：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身穿一件旧土布带襟褂子，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一手提着打水或盛饭的小罐罐，说起话来直言快语。”

　　与其说是一名女记者，不如说更像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李克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农村解放区养成的生活习惯：

　　“我这个人不爱吃肉，偶尔有碗羊肉汤，我打回来去换老乡的白粥喝。我就爱吃些野菜、杂粮的，吃的上头一辈子不讲究。”

　　直到晚年，李克林与同事去报社附近商店购物，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说了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

　　“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

　　李克林一听乐了：

　　“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

　　在营业员看来，这位人民日报离休干部俨然一个文盲老太。中央党报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身在魏阙，与江湖草根阶层外形相似、气质相通，也是一种境界。

　　营业员哪里知道，李老太在上世纪5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之交，曾经追随党内高层领导，两度为恢复农民家庭自由经济呼风唤雨。上世纪50年代，李克林是人民日报派驻中央农村工作部“联络员”，忠实反映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的主张，顶住毛泽东主席的压力，坚持农村“合作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现实出发、切实尊重农民利益；七八十年代之交，她紧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为几亿农民杀出极左路线重围保驾护航，推动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并促成毛泽东“人民公社”制度的消亡。

　　李克林、李银河母女，在现代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勇于捅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层薄薄的虚伪，直面人性说出几句大实话，竟然相继扮演了某种历史代言人的角色。只不过，李银河代言的是中国人羞于谈论的“性”权利--婚前性、婚外性、同性爱、多人性爱等等，而李克林代言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肯正视的“私”字--特别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家庭私有经济传统。

　　今天的年轻人聆听李银河，肯定不会有博主这代大学生读到63岁的恩格斯老人谈论性权利时的惊心动魄之感：

　　“最后总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必需和非常惬意的事情……”

　　这是“文革”过来人闻所未闻的恩格斯。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另一位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伦敦构思共产主义不朽著作的时候，本人也难免“人性的弱点”，与结实的女仆琳衡（海伦·德穆特）有一个非婚生儿子亨利。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爆发了可怕的争吵，于是恩格斯赶来认下了这个儿子，直到去世才卸下为老友代背了几十年的这口“黒锅”。

　　“文革”过来人同样也不熟悉，或者选择性遗忘了革命导师的另一些名言，例如马克思说：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例如，列宁曾借用黑格尔的话，肯定地说：

　　“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

　　在那个“利益”和“利润”基本上属于负面词汇的年代，李克林和人民日报同仁用大半生试图揭示中国人的“私”权利，保护这种“私”权利免受公权力伤害。为了中国人能够像今天这样百无禁忌地打工、经商、炒股、炒房，发家致富，从容地做这些“自然、必需和非常惬意的事情”，李克林和人民日报同辈人付出的努力、承受的打击，比她的女儿沉重得多。

 

　　女儿李银河获得美国社会学博士学位回来，以现代学者的通达解读中国人的性和社会学家的工作：

 

　　“西方文化注重人的感情和人的欲望；东方文化则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感情这一领域处于整个文化的阴面，被各种教义和规定所忽略……社会学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时代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必要的参考为己任。”

 

　　母亲李克林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农村摸爬滚打多年，血液中流淌着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深情：

 

　　“中国的农民实在太好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们生活在最底层。解放后，虽是翻了身，却又被'左'的绳索拴了那么多年。他们好像巨石压抑下的小草，探出头来吸点阳光雨露，为祖国默默地作着贡献。”

 

　　李克林在接受李小江“中国妇女口述史”访谈时，说起做一名记者最重要的条件--

 

　　“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文化知识不高、学历不够，可以去学。而这个良知是人的基本素质！”

　　共产党人的杀手锏

　　一般人很难理解，20世纪上半叶那场席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强行分给“贫下中农”，赢得农民兄弟箪食瓢浆以迎王师，为什么在江山易帜后，忽然很快演变为一场剥夺全体农民的风暴？

　　据林彪将军的秘书季中权回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秀水河战斗前，林彪让他带上几个战士，到秀水河北面一个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搞了一次试验性士改，把地主的粮食和土地给瓜分了。群众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战斗打响后，小村出了二十多副担架救护伤员。林彪听了汇报，兴奋地说：

　　“能发动群众，这仗就能打，东北就是我们的！”

　　东北战场上，林彪麾下是10万穿土灰军装、武器落后的前游击队，而国民党有30万全副美械装备的正规军。林彪部队人生地不熟，打仗没人带路，伤员没人抬，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就地招募的新兵经常临阵脱逃。退出四平后，林彪痛下决心，背水一战，祭出井冈山根据地那一套搞土改。

　　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要求立即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根据地。林彪部队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2/3的党政干部下乡搞土改。到1947年初，东北有4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还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

 

　　过去地无一陇、房无一间的赤贫阶层，幸福从天而降，都分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个个喜出望外。有人一夜到庄稼地里转上几遍，看看写着自己名字的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自己家土地的界桩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于是，“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去”一类标语、口号迅速传遍东北乡村。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共有145万农民参军。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民工高达160万人！林彪部队入关时才10万人，等到1949年出关时扩张到120万人，东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大逆转！

 

　　这就是共产党击败蒋介石的杀手锏。当时的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这些地主、富农不是西方式的农场主，土地资源的高度集中没有导致机器化大农业的出现。他们把土地切割成零碎的小块，租赁给广大无地农民耕种，收取地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村很多地方处于赤贫状态，阶级仇恨的火种遇上一粒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北伐军将领大多出身农村富有阶层，定都南京后作为经济后盾的江浙财团也与农村地主经济结盟，或者自身就在农村占有土地。蒋介石政权无力摆脱农村地主阶级的沉重包袱，只能坐视共产党亮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农村呼风唤雨，颠倒乾坤，招纳民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底层造反大军，最终掀翻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商业利益的南京政府。

 

　　对于土改，发源于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日报是衷心拥护、热情赞颂。例如，李克林1938年从延安到太行山，一直在农村工作，办过报纸，做过县委宣传部长。据钱江采访考证，李克林是背叛了祖父和舅舅所属的地主家庭，投奔革命队伍的。抗日战争期间，她所生的两个女儿都是由太行山农民的奶水哺育长大，李银河的姐姐还曾寄养在老乡家。李克林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对农民翻身做土地主人的喜悦感同身受。

 

　　至于土改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暴力剥夺，乃至对私有者的人身侵犯，人民日报除了有时提到某地镇压农村中的土豪恶霸，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倒是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对农民斗地主有生动的描述：

　　“挡也挡不住的暴怒的群众，高举着棒子，纷纷往前挤。乱棒子纷纷落下来。

　　“'打死他！''打死他！'分不清是谁的呼唤。”

　　即使是在民风温婉的苏南，据江苏省档案馆收藏的苏南土改检查处的材料，土改中斗争地主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等。奉贤县一个乡每村选出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到诉苦会上担任打手。会场上一动手，老年人叹气，胆小的妇女低头不敢往台上看，甚至流泪。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283 人自杀，轻生的原因一般都是害怕受折磨。

 

　　后来的中国人，从毛泽东1927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目瞪口呆地读到农村土改的经典场面：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李克林做县委宣传部长时，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志的牺牲，体验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残酷，因此认同毛泽东的价值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但是，当这种“恐怖现象”从地主富农延烧到普通农民的时候，李克林等人就产生了痛苦的疑虑，并企图有所抵制。

 

　　“农业社会主义”狂想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席卷全国，分田到户的农民当初企盼“一亩三分地”的革命冲动得到满足，指望从此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发家致富。然而，针对农村土改后私有经济的发展，1951年共产党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

 

　　中共山西省委提交的一份报告警告说：老解放区随着战争的结束、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民“自发力量”正在“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建议扩大农村合作组，对于农村的私有经济“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到否定它”。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请示到刘少奇那里。少奇同志严辞批评山西省委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农业集体化只能以城市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为前提。

 

　　如果刘少奇对“农业社会主义”的狙击成功，中国农民将躲过一场灭顶之灾。然而，这时候，毛泽东发话了。他力排众议，支持山西省委，并让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刘少奇不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自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刚刚分田到户的农民又得交出心爱的土地。

 

　　1953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统一领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点将邓子恢，从中南局调京出任部长。人民日报为了更好地把握合作化运动的进展，由总编辑邓拓与福建老乡邓子恢商量，派遣李克林长驻农村工作部做“联络员”。人民日报派记者长驻中央部委，此前没有先例，这张报纸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工作部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是李克林在太行山工作时期的老领导、老同事，相得甚欢。李克林跟他们一起参加农村工作部的各种会议，看文件、听汇报、参加讨论，俨然成了农村工作部的一员。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经常向李克林透露邓子恢对合作化的最新想法。人民日报由此触摸到农村土地所有制巨变的脉动，对农村政策的焦点和农民的痛点了如指掌、悲欢与共。

 

　　在农村中消灭私有制，是毛泽东年轻时就萌生的梦想。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曾与蔡和森等好友踏遍岳麓山乡村，一边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一边高谈阔论如何从乡村开始改造社会。来北京后，毛泽东拜访过留日归来的周作人教授，还加入了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作人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日本人人劳动、精诚合作、发展个性的“新村运动”；王光祈则以日本新村为样板，组织“工读互助团”。毛泽东进而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描绘出一阙从“模范村”入手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狂想曲：

 

　　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再把这些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偏爱乡土的毛泽东相信：岳麓山一带是建设新村的最适宜之处。

 

　　这是一个比陶渊明的“桃花源”更浪漫的境界。毛泽东1959年在家乡韶山吟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早已下定决心，为了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变成现实，“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农民也就在所难免、在所不惜。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合作化运动和政府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同时展开，从生产和销售两翼，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给千百年来小生产私有经济致命的一击。

 

　　对于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的辛酸苦涩，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南方日报》报道，以那个年代罕见的写实笔法，作了一番细致灵动的描述：

　　在合作化已经大功告成的1957年，趁着毛泽东鼓励全国“大鸣大放”，广东农村一些被剥夺的富裕家庭纷纷诉苦，要求退出农业合作社。顺德县羊额乡东宁农业生产合作社前一年因为生产没有搞好，全社减产，富裕中农的社委陈华批评说：

　　“依我看，合作社人多手脚乱，肯定是无法办好的。合作化后，只给农民带来'三衰'，第一衰是社员减少了收入；第二衰是限制了社员的自由；第三衰是辛苦还收入的少。”

　　这位富裕中农心里有本账：

　　“大家都知道啦，我入社前每年都收入8万多斤甘蔗，仅这一项就有一千多元收入，养鱼、养蚕还不算。可是入社后，收入还不及过去一半。”

　　陈华的意见，得到不少富裕中农的响应。何和说：

　　“合作化确实来得太快了，说社好是骗人的，我们社里起码有七成人减少收入。”

　　他还摊开手向大家说：

　　“请问在座有那个增加收入的？”

　　甚至有些贫农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富裕中农何星甫抱怨道：

 

　　“老实说，我在单干时劲头十足；参加互助组只做八成工夫；入社呢，只做五、六成工夫。”

 

　　富裕中农何星甫不服气地表示：

 

　　“合作化虽则是对大多数人好，但是生蛤拖死蛤，终归是富裕中农吃亏。”

 

　　有人问他：

 

　　“怎样吃亏呢？”

 

　　他说：

 

　　“入社前，富裕中农土地好、资金多、劳动力强，入社后一拉平，还不是贫农揩富裕中农的油水？”

 

　　何和更在旁边说：

 

　　“提到这个问题，真是伤心到睡都睡不着了！”

 

　　他们这么一说，贫农又议论纷纷了。有的认为确是揩了富裕中农的油，如贫农麦娣说：

 

　　“我入社前只得两条瘦基，他们入社大都是好基好塘。”

 

　　因此不敢驳。有些也只是说：

 

　　“合作化嘛！共产党嘛！少不了要揩点油的了。”

 

　　这个时候，贫农周辉站起来，用一套资本剥削劳动的正统理论，驳斥富农的委屈，说富裕中农是用资本剥削贫民的劳动，是他们揩贫农的油。在公有制崇拜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对合作化的疑惑很快被封杀。李克林在50年代写过一篇短文《如此“自愿”》，说的是某地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场院里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宣布：

 

　　“自愿入社的到东边桌子来报名，不愿入社的就到西边去；东边连着北京，西边通向台湾。”

 

　　许多农民本来还犹豫不定，听到干部这样一说，呼啦一下都到东边去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李克林没敢把这篇报道拿出来。可是，两张桌子的场景，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千百年来小农经济自由耕耘、勤劳致富的传统，被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步消解。这就是农民作家浩然在小说《艳阳天》中讴歌的合作化运动。然而，熟悉农村和农民的李克林内心不免疑惑：这样强压出来的合作化，真的就是社会主义“高潮”吗？

 

　　“十日并出”的“艳阳天”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怀揣圣洁的理想，试图在市场经济为枢纽的社会，在乡村甚至荒岛上，建设和睦纯净的“乌托邦”，最终免不了理想落空，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破产和绝望。比如法国贵族子弟圣西门企图建立人人劳动、按能力计酬、没有失业的“实业制度”，却经营无方，靠原来的仆人收留才勉强度日。

 

　　然而，合作化运动企图实施的青年毛泽东“模范村”设想，最终演变成1959-1961年间一场举世震惊的大饥荒，付出的代价却是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浩然笔下富有诗意激情的合作化，成为十日并出而烧得草木庄稼枯焦的“艳阳天”！

 

　　土改中，共产党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农民诉的是地主剥削之苦；合作化后，基层政府再组织农村忆苦思甜，农民悲情诉说的，初听以为是说解放前、土改前，细一听不对头了，一个个说的都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如何吃不饱肚子，死了多少亲人。

 

　　凯迪社区网友“偶遇人间”在“猫眼看人”频道，讲述了父亲说起的一件少年往事：

 

　　1961年，“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他父亲当时在县城念中学，按照政府规定，中学生每人凭粮食本每月供应15斤大米，对一个身体发育期的少年来说不算多，但毕竟可以保住一条小命了。没有考上县中学的同龄人，无声无息地在田里饿毙的数不胜数。爸爸许多童年玩伴就是在那些岁月里消失的。

 

　　有一次，爸爸突然发现粮食本不翼而飞。前一天晚上睡觉时，爸爸还检查过，粮食本还在衣服口袋里。奶奶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姨妈家揭不开锅，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是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的。

 

　　奶奶当机立断，带着爸爸飞奔到粮站，向工作人员挂失。工作人员答应，如果有人拿来写着爸爸名字的粮食本领取粮食，立刻将他扣下。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进办公室等候，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对于奶奶来说，这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她盼天盼地，希望能找回救命的粮食本；但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可能就是自己的亲人！

 

　　突然，外面乱了起来，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瘦小的侄儿，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

 

　　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

 

　　“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两位母亲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不知道究竟是谁酿成了这一切，究竟该怨恨谁、诅咒谁？网友“偶遇人间”悲愤地写道：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找回粮食本的爸爸，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活活饿死了。从此以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30，邓子恢)

　　共产党不能欺侮老实农民

 

　　毛泽东一言定乾坤。在刘少奇怯懦地退缩后，除了个别党外人士如梁漱溟跳出来，质疑共产党进城后“忘掉了农民”，呼吁在农村施行“仁政”，党内高层只有一人挺身而出，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争论。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

 

　　解放后，邓子恢有次带领全家观摩《收租院》泥塑展，在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塑像旁默默地站了很久，淌下两行热泪。邓子恢说：

 

　　“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侮他们。”

 

　　自称为“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邓子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反对“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主张“地主也分田”，缓和农村阶级斗争形势。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后被主力部队抛弃，留在苏区的战友瞿秋白、何叔衡都壮烈牺牲，他凭借熟悉家乡情况得以九死一生。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受命落实农业合作化后，不止一次地说过：

 

　　“凡涉及广大群众的事情，不要个人自作聪明，不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要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邓子恢与毛泽东并无不同。在那一代共产党人眼里，要想改变小农经济，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农场是绝对不能考虑的。要到21世纪，邓子恢的助手杜润生才有可能对当初排斥私有财产、特别是消灭富农的政策有所反省。杜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说：

 

　　“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在走向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邓子恢比同时代人的高明和可敬之处，在于他坚持寻找“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当时中共党内的共识是，合作化要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完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实行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在承认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而高级农业合作社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邓子恢反复强调的是，这种过渡一定要循序渐进。他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上提出：

 

　　“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邓子恢眼中的农村，与毛泽东从青年时就醉心的“模范村”出入很大。邓子恢认为，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所以合作化的速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在土改后要尊重“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保障农民的“四大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

 

　　毛泽东听了很不乐意，发牢骚说：

 

　　“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党报体谅小农经济的“保守性”

 

　　邓子恢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史上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党中央路线的执行机器，更不仅仅是某位最高领导个人意志的传声筒。从部长邓子恢到秘书长杜润生，都能从农村基层的丰富经验和调查研究中，保有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随声附和。农村工作部在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战略时，讲求战术、控制节奏、捍卫底线，是一个服从中央大政方针但又与中央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具体决策部门。

 

　　这段时期的人民日报，通过李克林的牵线搭桥，农村报道追随邓子恢的想法，突出宣传农村政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

 

　　毛泽东强拽全党启动农业合作化后，邓子恢不赞同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主要问题是“急躁冒进”。农村工作部成立之初，他安排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见报。

 

　　这篇社论分析了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包括1亿户小生产小私有的个体农民，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组，占总农户2‰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足总耕地面积3‰的国营农场，还有比重很小的富农经济。与主要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生产队伍、私有分散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是，生产力极为落后：

 

　　“农具还是古老的木犁、水车，靠人力、畜力耕耘，靠人工肥料，而不是靠机器耕耘、机器灌溉和化学肥料。”

 

　　人民日报社论如此深切地体察小私有个体农民的苦衷，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再也看不到了：

 

　　“他们在生产中就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他们对于生产上任何一种新的改革，一定要经过反复计算比较，确知其有得无失、有利无害时才能接受。他们深知自己的经济条件，万一有失，就要影响他们一年的生活，甚至两三年还翻不过身来。”

 

　　社论因此强调：

 

　　“当我们向互助合作道路上前进时，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工作对象是小私有者。而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邓子恢、杜润生在社论中向全党发出告诫：强迫农民入社，将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入社农民的土地和牲畜的报酬，必然会“吓退农民”，导致互助组合作社垮台：

 

　　“因此，想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必须谨防各种冒进倾向的发生。”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下，党内有识之士仍然试图通过人民日报为“最老实的”农民说上几句体己话，努力减缓合作化风暴对几亿农民的小日子、也是国家根本的冲击。发源于太行山的人民日报，在听命于执政党中央的同时，又体现出几分俯察民瘼的底色。

 

　　这篇社论是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定下的工作基调，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讥讽为“小脚女人”的思想源头。

 

　　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

 

　　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驱赶着诺大的中国抛离千百年来私有财产的温馨庭院，驶向公有制的茫茫戈壁。

 

　　1953年10月间，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针对邓子恢部长的审慎行事，指明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

 

　　一味贪“大”求“公”，源于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神魔之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魔，而社会主义是神。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本属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的考虑，但只要扯上这种神魔之辨，就得立刻让步。因为毛泽东在第二次谈话中“上纲上线”了：

 

　　“‘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事实上，到1954年底，全国合作社数量已经发展到49.7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0.9%。在邓子恢看来，步伐足够快了，现在需要的是消化已有成果、稳定农业生产。1月10日，中央发出邓子恢起草的文件《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有相当部分新社是在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合作化运动当前“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毛泽东勉强同意合作化实行“停、缩、发”三字方针，即有些地方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适当收缩，有些地方仍要适当发展。三字方针，邓子恢的关注点放在“停”和“缩”上，曾经致电浙江省委建议解散一批条件不成熟的合作社。

 

　　人民日报的李克林当然了解邓子恢所谓“无准备或准备不足”是什么样的情形。当时的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杀猪、宰牛、砍树、卖粮，也不愿看着它们被拉去充公。人民日报响应邓子恢主导的中央文件精神，连续发表社论，反对急躁冒进。

　　李克林利用常驻农村工作部的便利，抓住各地合作化工作中反映上来的突出问题，一事一议，与同事编写了一系列花边短文，像《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这些署名“仲夏”、“杨紫”的短文，一看题目就知道是亲近邓而疏远了毛。

　　毛泽东有点坐不住了。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对党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抱怨说：

　　“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但现在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

　　此时，合作社在全国已超过65万个，但毛泽东还嫌发展太慢。他跑到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基本点其实是“发”。他要求到1956年全国发展到100万个合作社。这个提议很快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可是，毛泽东在视察南方行程中又有了新想法，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晚上约见邓子恢等人，提出100万个社似乎太少了，干脆在65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左右!

　　面对领袖的狂热主张，邓子恢坚决不从，两人发生了激烈争辩。邓子恢坚持说，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65万个社已属冒进，100万个更不容易，如果再加码到130万个则大大超出条件许可。邓子恢主张还是维持100万个的原计划比较好。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刚愎自用，邓子恢面折廷争，从前半夜争到天亮，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党史上第一轮“毛邓”之争。毛此时的对手不是后来影响更大的邓小平，而是党内地位低得多但顽强抵抗领袖意志达十年之久的邓子恢。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事得知后，暗暗替邓部长担心，劝他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

　　邓子恢坦然回答：

　　“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邓子恢要捍卫的“办社的条件”，是生产关系必须服从生产力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长官意志必须尊重农民利益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道德底线。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等人，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恼火了，对这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老战友说：

　　“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31日，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登台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激情澎湃地宣称：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自己对邓子恢的不满，与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分歧，在全党面前和盘托出，决心以领袖之威强迫合作化加速。他责备邓子恢：

　　“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

　　毛泽东不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留情面，公开收回其对合作化工作的指导权，他本人要直接掌控合作化运动全局了。会议一结束，中央即发出指示：

　　“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接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顺从毛泽东的意志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做出检讨。此后，邓子恢靠边养病，由谭震林接手主管农村工作。而杜润生则被调离农村工作部。

　　全会结束一年后，中国农村快马加鞭基本实现了“合作化”。除了不许入社的地主、富农，除了地处偏僻的零散农户无法建社，所有农民都被拉进合作社，而且大多数是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从邓子恢创建农村工作部的1953年起原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才过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

　　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高级社又发展为管理高度集权、分配高度平均的“人民公社”。

　　何燕凌发历史先声

　　“小脚女人”定语一出，人民日报就不便再去联络这个“右倾”部门了。报社领导对李克林说：“回来吧!”李克林无可奈何地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回到报社编辑部。

　　眼看着地方党委纷纷向中央打报告检查“右倾错误”，竞相追加发展合作社的数字，“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李克林感到大惑不解。这是她在党内生活中遭遇的第一次“突变”。她在心中纳闷：邓子恢部长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究竟有什么错?

　　李克林后来在一篇怀念邓子恢的文章中写道：从延安到太行，到北京，自己对毛主席长期十分崇敬，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可是，1955年批判邓子恢后，虔诚之心有些动摇了，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了。在公开场合，她忍不住气愤地说：

　　“现在调查研究的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的反倒有发言权。”

 

　　从此，李克林被左派同事讥讽为总是“站在右边看问题”，“一贯右倾”。

　　在政府如泰山压顶般强力推行合作化的时候，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反抗。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成为既成事实后，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方式悄悄蔓延开来。

　　自古习惯于在自个“一亩三分地”里忙活的农民，忽然进了社里，出工要靠生产队长吹哨子，什么时候插秧、收割要等书记拍板，干多干少一个样，“大跃进”期间连一日三餐都砸了自家锅灶，一起进公共食堂，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可言?一些基层干部在农民的撺弄下，在保留集体经济的框架下煞费苦心想出一个办法，来调动个体劳动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立即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动向，1956年4月29日第二版出现一篇署名“何成”的小评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评论说：安徽芜湖实行生产队向合作社管委会、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还不够;四川江津进一步让社员向生产组“包工包产”，做得更到位。

　　“何成”提出了合作化以来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公有制，越像无人所有制。“牲口糟踏庄稼不管，青苗长得好不好不管，庄稼收多收少不管”，队长“成了一条光杆”。希望找到一种“灵活的办法”，“从制度上鼓励社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在不可能否定“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前提下，人民日报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合作化以后“社员的生产责任心”缺失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鼓励各地各社的领导人员“把生产责任制贯彻执行到底”。

 

　　“何成”就是李克林在太行山的解放区战友、老记者何燕凌。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那四个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就是何燕凌在西柏坡请薄一波向毛泽东讨来，由何燕凌亲手制成报头的。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位做过地下工作的复旦新闻系学生，从解放区农村工作的实地经验中，率先发现了党的农村工作路线的致命伤。在这样一个涉及立国之本的农业战略问题上，他不是用论战风格，而是通盘用平实的文字，尝试提出了纠偏和救治方案，在中央党报上发出历史的先声。

 

　　何燕凌的评论文章直接启发了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李副书记在温州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实验，据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稿介绍：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拔山倒海而来，“包产到户”成为农村“右倾”路线错误的代表。这篇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报道，是把他作为“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典型进行公开批判的。报道说，在“反右”运动中，温州约一千个农业社已经纠正“包产到户”，绝大多数重新实行了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南成的评论《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严厉警告说：

 

　　“‘包产到户’这个错误办法所以能够在许多农业社里推行，主要原因是它正好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这不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么?那么，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在斗争的前面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在政治高压下，人民日报只能对上负责，在记者编辑的内心迷惑中，违心地宣传违背常识和人性的东西。从否定“包产到户”开始，到“全国学大寨”，到宣传小靳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这张发源于太行山农村的报纸与它所熟悉的农民心声渐行渐远。

 

　　飞蛾扑火反对“祸国殃民”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和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巧遇。毛泽东突然向这位已被他贬斥靠边站的老战友提出，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

 

　　游泳时没法深谈，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详细陈述了保留自留地的理由，第二天急送中南海。他在信中痛切陈词：

 

　　“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毛泽东阅信后，感到邓子恢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

 

　　然而，邓子恢还是无可奈何地坐视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途中遇到闽西根据地战友、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职的张鼎丞，得知自己的家乡龙岩地区饿死了很多人。邓子恢赶到龙岩访贫问苦，心情十分沉重。在闽西根据地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出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颤巍巍地端到他面前说：

 

　　“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此时离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12年，革命老区还只能用蕉芋粉待客!

 

　　邓子恢心情激荡，含着眼泪喝下了这碗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尽管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宜进甜食。

 

　　在自己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来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

 

　　“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革命根据地农民的悲惨境遇，乡亲们“想想法子”的泣血呼吁，重新唤醒了邓子恢直言犯上的勇气。他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斗胆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公社食堂全部停办。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意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也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进言，希望允许农民“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内心深处不可能接受扭转合作化方向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虽然饿殍遍野的压力，使毛泽东无力阻止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检讨党的农村政策，但还是在会议期间不动声色地撤销了曾希圣的省委书记职务，疏远了曾经亲如子侄的秘书田家英。

 

　　“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谈到“责任田”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以及曾希圣下台后省委改变“责任田”的苦恼。邓子恢明知“责任田”违逆毛泽东的旨意，但思考再三，为了缓解广大农民的苦难，毅然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

 

　　王观澜副部长发回当涂县、宿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与符离集区委的“责任田”汇报，不约而同地肯定责任制把产量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合作化以来社员劳动态度消极的弊端，对恢复生产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这些调查报告和汇报中，农民表示：

 

　　“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

 

　　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

 

　　“不要给我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3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邓子恢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

 

　　“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6月下旬，党中央书记处听取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仗义执言：“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总书记支持邓子恢的意见，道出了那句著名的“猫论”：

 

　　“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

 

　　7月9日、11日，邓子恢来到中央党校的讲堂上，做农业问题报告。他坦率地指出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因此需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力图冲破党内对劳动形式、经济管理形式的“姓社姓资”忌讳：

 

　　“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这位早已被剥夺实权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

 

　　这是在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党内高级干部凭借内心良知，发出的历史最强音。“祸国殃民”四字，体现党内对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厌恶和摈弃暗流涌动。

 

　　人民日报与邓子恢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一样，对大饥荒感到“痛心”和“内疚”。李克林1959年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亲耳听说饿死了农民，忧心如焚，回报社后向编辑部做了如实反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时为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的李克林，收到大批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来信。李克林毫不犹豫主持选编了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与邓子恢、田家英等人的声音相呼应。

 

　　7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已经受过一次严厉批判的邓子恢，对老战友几十年间睚眦必报的人格知根知底。但是为了几亿农民的疾苦，邓子恢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向毛泽东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

 

　　在中南海的夜色中，他手摇芭蕉扇，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恳切地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毛泽东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侃侃而谈。直到邓子恢告别时，毛泽东才说了一句：

 

　　“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

 

　　从中南海回到农村工作部大院，邓子恢兴奋地告诉同事：

 

　　“主席同意试一试!”

 

　　受邓子恢的影响，人民日报上再次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容易滑向资本主义。

 

　　邓子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期的毛泽东虽然还没从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中缓过气来，但不服输也拒下罪己诏的性格，使他不可能真正容忍邓子恢的主张。邓子恢走后，毛泽东对董必武发牢骚说：

 

　　“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听取秘书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的汇报后，突然冷冷地提出一个问题：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毛泽东的怒气很快爆发。8月6日，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训人。他大谈阶级斗争新形势，要求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骤然提高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一些好心人劝说邓子恢记取前车之鉴，在会上不要硬顶，赶紧做自我批评。邓子恢平静地表示：

 

　　“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出批示，对邓子恢痛下杀招：

 

　　“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毛泽东还在大会小会上，批评邓子恢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甚至干脆断言——

　　“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

　　邓子恢不肯屈服，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反问道：

　　“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10月5日，邓子恢主持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中央撤销农村工作部。有资料表明，就在这一天，邓子恢进中南海见毛泽东，当面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郑重提出：

　　“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

    这一年，人民日报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左右摇摆，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女记者金凤等到京郊房山县调查“包产到户”，目睹队里大田的庄稼“稀稀拉拉”，各家用篱笆围起的自留地玉米却“长得真好”。开始因为摸不准上面的行情，调查报告起了个万无一失的标题：《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初稿面面俱到，分成3部分：巩固集体经济;“小自由”的做法，如自留地、自由市场、牲畜分户饲养等;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的态度和意见。接着，听说中央允许全国不同地区恢复农业生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赶紧改写，扩大后两部分。再后来，又听说中央转而批判“三自一包”，他们又赶紧扩写第一部分，压缩后两部分。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对事实真相任意裁剪，可悲地成为领导人旨意的注脚。

 

    “文革”中，追随邓子恢的李克林被说成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多次被批斗。

 

　　邓子恢凄惶下台，转眼十年倏忽而过，到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

 

　　“包—产—到—户—没—有—错……”

 

　　两天后，这位中国最早的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抱憾离开人世。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人民日报才郑重地为邓子恢拂去“历史的尘污”，宣布：

 

　　“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

 

　　项南、江一真在回忆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说：

 

　　“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邓子恢之子邓毅生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迟来的悼文，用一句俗话概括父亲不依不饶地对党进言、为农民说话的后半生，很耐咀嚼：

 

　　“当蜡烛向下斜的时候，火焰却一个劲地往上伸。”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三)1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23 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39，柬埔寨) - 文章收藏 人民日报-人民网 刘华清同志逝世 人民日报-人民网 吴阶平同志生平 王蒙：从小平同志保护《沉重的翅膀》谈起 社会太沉重了看看美女吧! 海归，这一步迈出去太沉重 社会太沉重了看看美女吧 洪艺菁：别让阅读太沉重 沉重河南1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材料三 习近平同志“三心”警言 缅怀麦永周同志(三首) “三学”李林森同志先进事迹 含泪活着太沉重 (附完整版视频） 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 纪念冯理达同志逝世三周年 忆江南.瓣香荐麦永周同志(三阕) 孙中山“三大罪状”：残害 蒙蔽同志 李瑞环同志语录1 1文建明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中国人在日本的留学太沉重 - 文学畅读 - 青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