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自带的浏览器:反腐倡廉制度的分析框架和分层理论结构

徐晓冬

   如何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有效治理腐败，既是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建立反腐倡廉制度理论基础，不仅要结合反腐败的实践，也要广泛深入地研究西方制度主义理论，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科学成分，研究制度的分析框架和分层理论结构，探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反腐倡廉制度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对“制度”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制度是人们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包括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条例）、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和它们的实施机制。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腐败犯罪成因的分析框架，即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和腐败成本三个维度,对应制度结构三个维度，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对三个维度的界定，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从理论上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推导，促使个体实施腐败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教育机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弱化。二是正式制度结构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制度真空(漏洞)和制度结构中的短板效应等。三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导致制度执行力不强。针对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和腐败成本三个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原则，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入手推进制度建设。
   反腐倡廉制度三个层次的理论结构
   由于社会生活中制度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任何一种制度理论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层次上的制度分析。现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层次分类是单一静态结构。实践中一般分为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研究反腐倡廉制度理论应该是立体的、动态的。试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建立反腐倡廉制度理论结构。
   一是从微观上分析和设计制度———人类行为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人类行为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时，就能理解诸种制度何以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从人类行为理论角度分析，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任何“理性经济人”在参与社会行动时的最大动机在于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当其选定行为目标后，会根据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权衡各种可行方案，从而作出最佳选择。腐败被发现的可能性和所受处罚的程度是腐败犯罪可能支付的预期法律代价或成本，道德代价和道德满足感在个体选择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个体的责任心同他坚持的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减少交易费用角度分析，人与人之间交易费用的存在必将导致制度的出现，而制度的运作又必将对降低交易费用非常有益。减少交易费用起源说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提出了“制度选择思想”。在科斯看来，选择的依据是两个层次上的比较：一个层次是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类型的交易费用比较；另一个层次是制度变迁、操作的成本与其带来的收益的比较。通过对人类行为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研究，可见制度设计要体现前瞻性，制度制定要体现民主性，制度结构要体现协调性，制度规定要体现科学性，制度本质要体现普适性，制度落实要体现可操作性，制度执行要体现严肃性，制度评估要体现严密性。
   二是从中观上安排和推行制度实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结构中从不同角度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规则形式，它们互为耦合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制度结构的效能。当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互补性关系较弱时，二者在保障社会经济运行方面会出现功能障碍。反之，正式制度在得到参与社会行动的个人或组织的认可，并与非正式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较强的互补性时，才可能在较低的实施成本上实现高效率的运转。当制度安排及制度执行存在缺陷性时，非正式制度因其具有较好的经济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和实施环节的不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协调，有利于明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
   三是从宏观上推进反腐倡廉制度的整体设计———自发演化与理性建构相结合。从宏观层面推进制度建构的整体规划，要以“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为逻辑起点。“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诺斯分别在不同年代提出的重要理论。哈耶克特别强调了社会秩序的自发演化过程，他把自发秩序理解为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中所保持的并非他们有意建构的一种行动的状态。哈耶克同时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认识自身能力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执意滥用理性，那么人为设计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制度将会是低效率或者无效率的。在建构理性主义的指引下，诺斯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石，建构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参与社会行动的个人、组织尤其是企业家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推进了制度的发明与创新，而这一制度变迁来自于统治者和企业家们的理性建构，并非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诺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方面基本接受了演化理性主义的分析路径。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及其“锁入效应”提醒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好未来制度安排设计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也必须注重制度的执行路径。（作者系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