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游戏交易平台:长孙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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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中文名: 长孙无忌
国籍: 中国隋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河南洛阳
出生日期: 597年
逝世日期: 659年
代表作品: 《贞观律》《律疏(唐律疏议)》
目录
生平简介长孙无忌功垂唐室凌烟阁第一功臣概述两个不安分的少年法律比进谏重要“我死后,你要保护无忌”
略论长孙无忌法律思想概述后世评价
长孙无忌诗集长孙无忌墓永寿坊村家谱与长孙无忌贴吧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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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编辑本段长孙无忌功垂唐室
现代电视剧作中的长孙无忌形象(20张)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  长孙无忌题跋像
[1]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因自己对嫡次子李泰的过度偏爱造成嫡长子即太子李承乾的谋反,并最终导致承乾被废而悲伤  
不已,沉浸在过度悲伤中的唐太宗因此没有看出李泰的野心以及李泰对嫡三子李治的威胁。最后在大臣诸遂良的提醒下才看清李泰的野心,本来“阴许立泰”的唐太宗,再三思量之下决定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在这场斗争中本来一直都置身事外,直至看到小李被承乾的事弄得思绪大乱才站出来扶了唐太宗一把。
历来以为,长孙无忌之所以推李治上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是为了以后好控制李治,但是李治继位之后到长孙无忌被流放之前,长孙无忌从未染指军权,更没有逼迫李治做任何事,相反,长孙无忌曾经劝李治要从谏如流,对学士更是礼遇有加,不以自己爵位高而压人。
长孙无忌之所以背上这么大的黑锅,完全是因为后期武则天的出现,然则谁都不能预知身后事,而且武则天做皇后长孙无忌是极力反对的,更成为长孙无忌被冤的导火线,而后人却将武则天的上台尽数归到长孙无忌身上,岂不可笑?无忌死后到武则天掌权,这期间难道大唐就没有男人了么,难道那些大臣都是哑巴么?武则天的上台与长孙无忌当时力挺李治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却很可笑的被人硬弄成了因果关系。
长孙无忌当时力挺李治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来是李泰杀子传弟说法遭到大臣褚遂良的揭穿,二来长孙无忌也是看准了李世民想保全三个嫡子的心思,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还有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李泰去威胁李治是因为:“泰数知太宗爱晋王,因谓之曰:‘汝善於元昌,今败,得无有忧色’?晋王忧之,见於颜色。太宗怪而屡问,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
唐太宗之所以选择李治是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因素在内的。李承乾,李泰,李治均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深爱发妻长孙后,对嫡出子女宠爱非常,对皇后家族也照顾有加。长孙后去世后,李世民更是对其所生的七个子女宠溺至极。在承乾和李泰已然成仇的情况下,选择年幼但性格温和的李治就是为了保全三个心爱的嫡子。(“……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记载于多部史书》)所以,李治这个太子最终还是李世民决定的,只不过当这个决定在李世民心里还有犹豫的时候,长孙无忌出来推了他一把,让李世民更加肯定自己的决定。 有一种很可笑的观念就是长孙无忌挟持李世民立李治,堂堂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居然成了长孙无忌的傀儡,这种观点可笑的地方就在于贞观时期的长孙无忌权利都是李世民给的,而且同永徽时期一样没有军权,拿什么威胁李世民呢?
长孙无忌一生都尽忠于大唐,却因为武则天的上台而被后人诟病,而现代有些人更是用心险恶,妄想将他一生的功绩抹杀。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年纪相仿,进入永徽时期之后,除了教导李治如何做一位明君,他还加紧律法礼法的修订,著名的唐律疏议便是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并被后世视为典范,赞之为“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正所谓“礼义廉耻,国之根本”,长孙无忌奠定了大唐两百多年的律法根本。
之后,长孙无忌开始为李治帝位的平稳铺路。李治当时仅仅二十出头,在位才三四年,长孙无忌已经将近六十,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死后李治压不住,所以借着高阳谋反案将对李治有威胁的皇子一并除去。
史书虽称高阳公主“帝爱之”,论起实际待遇却是远远比不上嫡出女儿的,因此高阳嫉妒房遗直的官爵,一直陷害房遗直未果,永徽年间,她又勾结李元景意图谋反,从而给了长孙无忌一个很好的机会。
长孙无忌将唐高祖、唐太宗两位年长的皇子一并斩首,李元景死有余辜,李恪史称是冤杀,因为李恪当时身在封地,离长安十万八千里的地方,确实不大可能参与谋反,但是当时他是李世民所有庶出子中年纪最大的,换句话说,杀了他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根据当时皇子们的封地等待遇来分析,李恪可以说是唐太宗所有庶出子中待遇最差的一个,他的弟弟更是被唐太宗骂成“禽兽不如”,那么这样一个待遇平平的皇子,为什么能让李世民动了立太子的念头呢?首先当时的李治只有15岁而已,他的性格柔弱,又是被自己捧在手心中呵护长大的,完全是个没经历过风雨洗礼的孩子。李世民看到这一切,自然会产生出自己走后,这个孩子能不能撑起大唐的江山的疑问,那么这个想法一开头,自然就要往下想,如果他撑不起,又该选谁呢?这时李世民自然要把他的儿子们排一遍。当时李承乾被废,李泰被贬,李宽、李佑已死,李愔、李恽的品行之差李世民心知肚明。李贞虽然比李治大,但当时来说也只有16岁左右,文才武略方面恐怕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一轮下来,最适合的人就只有李恪了,一来他英果,二来他年长,经历的自然比李治多,性格也较李治成熟。李世民一想到这个,以他的急性来说,必然要向人吐露,于是就找来长孙无忌单独商量,然而他对立李恪只是处在一时兴起的阶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否则就不可能被长孙无忌的一席话就此说服,从此不转此念。李世民没有将想法付诸行动与私爱李治有很大关系,根据史书记载,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治与妹妹晋阳公主一起被唐太宗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长大,一直到立为太子都没有离开过父亲身边出宫单独居住过,甚至在立为太子后,都不让李治在东宫居住,褚遂良与刘洎曾两度进谏,要求放太子回东宫,进谏的理由也是不可过于溺爱太子。因此唐太宗对李治可以说是万般呵护宠爱,而李恪在贞观7年就已经离开长安去封地了,直至贞观十七年与李世民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是寥寥无几,比起由李世民亲自抚养大的李治,在感情上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后世之人曾评价唐太宗——今太宗以一旦之爱,必立晋王,岂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犹以私爱弃英果而立柔懦。
皇权斗争中,牺牲在所难免,而对于杀李恪这样一个普通的皇子,长孙无忌一点压力都没有。真正让长孙无忌有压力的,是宗室功臣李道宗。李道宗的宗室地位加上军功才是让长孙无忌犯难的,所以最后长孙无忌选择流放李道宗,因为他不忍对这样一个功臣下杀手。

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尽力辅佐新皇帝。在这期间他又主持修撰了《 唐律巯议》三十卷,系统疏证诠解《唐律》的各项条文。这部法典不但对完善唐 朝法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古代法典。 然而,在一场皇后的废立斗争中,长孙无忌这位初唐忠臣,终于因反对立后而遭陷害致死。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 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 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 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 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毕生忠于大唐王朝。作为唐朝的开国元勋,他不居功,不自傲,尽力协助唐太宗、唐高宗治理朝政,为唐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一代忠臣。最终仍旧没有逃过“泰极否来”的规律,死于宫廷斗争之中。
编辑本段凌烟阁第一功臣
概述
《环球人物》 ( 2007-07-01 第十三期 ) 作者:萧让
长孙无忌是个胖子。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兴冲冲地叫来大画家阎立本,让他给24位开国功臣画像,排名第一的就是长孙无忌。
阎大画家抬头一看,文可安邦的长孙国舅,长得离“玉树临风”实在有差距,说“以胖为美”还差不多。于是,辛辛苦苦若干天,第一功臣的肖像活灵活现地挂上了凌烟阁:一个“面团团”国舅爷,冲着大家微笑,既温情,又孤傲。两个不安分的少年
想当年,长孙无忌也是个英姿勃发的少年。
那时,隋朝正鼎盛,父亲长孙晟也在世。这位隋朝的名将、鲜卑皇室的后裔,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和长孙家族“霹雳堂”的绰号一样威风:无忌。
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个喜讯,他替无忌的妹妹订下了婚事,李渊家的二公子李世民被他“抢”到手了。
奇妙得很,小无忌和未来妹夫李世民,十分投缘。
兴冲冲的长孙晟肯定没料到,这是他为一双年幼子女,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安排。很快,长孙晟一病而亡,长孙无忌和8岁的妹妹不容于异母兄长,两个小小孩儿,投奔舅舅高士廉。幸好高士廉是个厚道人,无忌不用愁吃喝,还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他的出众文才。
“小哥们”李世民也丝毫没嫌弃长孙兄妹,照样来找无忌一块玩儿。两个少年英杰,一文一武,在天下大乱的隋末并肩而行,风华夺目。
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正好给这两个不安分的少年,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公元617年,19岁的李世民怂恿着老爸李渊在太原 “造反”;几个月后,李家军一渡过黄河,长孙无忌就正式和隋朝说“拜拜”了,跑到军中,成为“渭北道行军典签”,专门给妹夫管理小本子、小册子。
严格地说,隋朝要到第二年才算正式咽气。但对长孙无忌而言,“隋”在这一刻已经终止,“唐”正在他脚下展开一条鲜花大道。
当然,也有凶险的荆棘。
起兵不到十年,李家就开始内斗:李建成有太子名分,李世民有显赫军功,兄弟大战逐步升级,今天李世民才被人下毒,明天李建成就被人告密……双方各出奇谋,争先恐后收买对方的手下,安插“间谍”。
在极度敏感的夺嫡时刻,明知只有“杀了李建成”一条路,可就连房玄龄这样的心腹老臣,都不便说出口。毫不起眼的“小文书”长孙无忌,立即显示出他的关键作用:我来说。
谁都可以背叛李世民,长孙无忌不会。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不祥”的太白金星两次划过了白昼的天空。长孙无忌随李世民伏兵玄武门,长孙王妃亲自慰勉将士,舅舅高士廉坚守在李世民王府……整个家族生死与共。
“我有天下,多赖无忌之力”,玄武门血迹未干,李世民已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布,无忌就是他的姜子牙、管仲。法律比进谏重要
然而,长孙无忌的官运,沉沉浮浮。
打天下的时候,李世民立功,他就跟着水涨船高,从小文书,到比部郎中、上党县公。  
得天下了,长孙无忌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自然而然交给了他。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国力没有恢复之前要对突厥服软。
一年下来,得罪人无数。外戚的身份立刻敏感起来。
谦和的长孙皇后深感不安,屡屡要求哥哥辞官远祸。兄妹俩今天一个辞职、明天一个不妥,把李世民弄得头大如斗。他干脆写了篇《威凤赋》,传诸朝野,说当年夺嫡之时我连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无忌哪有今天、他就是我最亲的人以后谁也不要罗嗦云云,亲自堵大家的嘴。
从此,长孙无忌就挂了一堆荣誉头衔:开府仪同三司、司空、司徒……不掌实权,只做顾问,更不屑于交结群臣。
奇怪的是,闲官长孙无忌,非但对长孙家的传家武学没啥兴趣,就是从舅舅那学的诗书文史,也不怎么用心,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到了“法律”上。从贞观元年开始,十年磨一剑,大唐《贞观律》问世。之后,又折腾出一部《大唐仪礼》。
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惊叹:“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
然而,在贞观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以“法”、“礼”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正是盛世之源。大家仍然在重人治、轻法治的路上徘徊,盛赞魏征的铁骨铮铮,却忽视了长孙无忌的严密律条。
闲归闲,一旦有了大家都管不了的事,就知道该找长孙无忌了——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头脑发热,想要“复古”西周,把皇亲和功臣都封到各地去做“山大王”。大唐朝廷被这道“英明决策”炸了锅。从老成持重的宰相房玄龄,到怒气冲冲的小老头魏征,重量级的大臣排着队进谏,要求收回“反动”的“割据政策”,李世民就是不听。
房玄龄叹口气,去找长孙国舅。巧得很,长孙无忌既然为功臣之首,在分封名单上,第一个正是他。
我不去还不行吗?长孙无忌轻描淡写一句话,众人恍然大悟。于是乎,所有受封的功臣给皇帝写了联名信:放心,我们都不会去封地的。
一招釜底抽薪过后,长孙国舅又用了一招温情脉脉,他派出了儿媳妇长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仲春二月,李世民的宝贝女儿长乐公主回宫“撒娇”了:“你让公公到外地去当封建诸侯?这不是让我们离开您的身边吗?我可不干!”
如此攻势,李世民终于败下阵来:“分封功臣本是一番好意,你们拒绝接受,难道我还能勉强你们不成?”“我死后,你要保护无忌”
天底下最管不了的事情,就是立太子。
“玄武门之变”过去了18年,长安却再一次陷入兄弟相残的血腥中——公元644年,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骨肉,太子李承乾、次子李泰,走上了夺嫡的不归路。
此时,皇后已逝世7年,儿子没有了母亲的管教;喜欢唠叨的魏征也去世了,皇帝没有了大臣的约束。只剩下做舅舅的长孙无忌,冷眼旁观,看几个外甥演的好戏——李承乾谋反,被废;李泰谋太子位,公然许诺“我当了皇帝,就杀了自己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年幼柔弱的李治,只知道没命地哭。
伤心到了极点的李世民,也放声痛哭,他是个多自信、多骄傲的人啊,对异族都坦然信任。可现在,太子、弟弟和旧臣联合起来,要篡他的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挫败席卷而来,李世民拔出佩刀,意欲自刎。
长孙无忌等人惊惧交加,一拥而上,夺刀的夺刀,抓手的抓手,总算“制服”了哭闹的皇帝,“您现在到底想立谁为太子?”李世民哽咽着说,“我看李治挺好的。”无忌心头一松:还好,是长孙皇后仅存的幼子。他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臣听陛下诏命!如有异议者,请允许我为陛下斩之!”
柔弱的“小九儿”李治,早吓呆了。李世民赶紧递眼色,“你舅舅已经答应你做太子,还不快点拜谢”,李治才回过神来,向无忌跪拜下去。
自此以后,哪怕李世民左看右看,又在其他几个儿子之间摇摆起来,长孙无忌也坚决不答应“易储”了:“李治仁孝,是个守成之君的好人选。举棋不定尚且会输棋,何况是太子大事?”
太子危机平稳渡过。但李世民受的精神冲击实在太大,五年之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公元649年,李世民做出一连串政治安排:长孙无忌出任太尉、兼尚书、门下二省的实职。最后,他叫来了另一位托孤之臣褚遂良,病榻之上,传出一丝微弱而坚定的声音:
  
“我死之后,你要保护无忌。若你放任别人伤害他,就不是我的忠臣。”
太子和群臣跪了下来。这是李世民最后的遗愿——保全长孙无忌。50年来,兄弟曾相煎、儿女曾反目,只有这位少年朋友、郎舅之亲,陪他走完了23年漫长的贞观路。有无忌在,贞观盛世,就能延续到下一代人。
李治搂着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几乎气绝。长孙无忌忍着泪抱住他:“你父亲托付给你的是国家,不可以再哭了。”
从此,他为心爱的外甥耗尽十年心血,沿着贞观开辟的道路,向唐的全盛时代稳步前进。
多年以后,长孙无忌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死在了流放之地重庆。有人回忆道,在他辅佐李治时,监修国史的学者举行宴会,长孙无忌身为主编,以国舅和辅政大臣之尊,却从不会第一个举杯。孤傲如他,总以温情的微笑,把第一个举杯的荣耀让给德高望重的学者。而这,正是贞观时代的传统……
编辑本段略论长孙无忌法律思想
概述
长孙无忌,字辅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59年,唐初大臣,河南洛阳人。先世出于北魏皇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之兄,博涉书史、亦谙武  
略。高祖武德9年(626年),决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助太宗李世民夺取帝位,居功第一.以皇族及元勋身份,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极得宠幸。贞观23年(649年),与褚遂良同受命辅佐高宗。当高宗即位,任太尉同书门下三品,后因反对高宗册立武则天为后,为许敬宗所陷、诬以谋反,被流放黔州自缢而死。长孙无忌因编修《唐律》,撰写《唐律疏义》而名垂史册,在法制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长孙无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诏与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十九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烦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安定繁荣的新局面。长孙无忌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不可能认识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质。他在《律疏义序》一文中写道:“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识沈愆戾,大则乱其区宇,小则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长孙无忌在这里告诉人们,法是伴随着国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其所以要设置刑法,是因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满了恶念,大则扰乱天下,小则违背等级秩序、如果不定出条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封建政权有覆没的危险,于是就产生了刑罚。这就是长孙无忌所说的为自然之理。
从长孙无忌的这一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法的产生和本质的观点,把阶级产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说成是伴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法律,认为法律是永恒的,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这里长孙无忌还宣扬法律是帝王根据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为统治阶级的法律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来显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显示出氏孙无忌的唯心主义法学观。但是长孙无忌又认为,政府和官吏是为了进行长期统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这种对法律产生的动因观点,倒还接近实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从长孙无忌叙述法律的必要性来看,他把统治阶级用法律镇压人民的手段,说成是正义的行动,认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恶念,往往会起来犯上作乱,没有法律那是绝对不行的;而封建统治者,却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颠例了是非,掩盖了事实本质的真象。长孙无忌在论述法律的作用和礼治的关系时,主张“德主刑辅”。他在《唐律疏义序》文中说:《唐律疏义》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强调“礼治”、阐述治国的根本在于礼治。但是主张以礼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而是礼刑结合,揉成一团。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是礼的辅助工具,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人刑,即所谓,“德主刑辅”。其含义集中地概括表现在下面几句话里:“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就是说,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体,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犹如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春阳秋阳相须而成一岁一样。这里长孙无忌所解释的“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层讲,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惩罚为辅助手段。刑法虽然是治国的辅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长孙无忌阐述日:“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故日: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刑罚不可驰于国,答捶不得废于家,时遇浇淳,用有众寡。”“德主刑辅”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认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对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一体,溶成一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本用关系。长孙无忌充分阐发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论,明显地区别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儒学的旗帜下,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溶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说:“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祟升降之制,以极颓风。”他认识到刑罚的“正浇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说法不一样,首先,西汉时《大戴礼记》认为礼被破坏,世俗才浇薄,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认为,时俗浇薄与淳厚,是由于失礼与否而在时间上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浇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浇俗”的作用,礼也有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样,刑律用科罚来体现,礼则用升降其规格来表示。
关于立法方面,长孙无忌认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及以防奸恶而救患、检淫邪而内正道”。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诚然,法律本身是有一个教育问题,法律是通过惩罚犯罪行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强制性却是法律的本质和特点,如果回避惩罚而侈谈“救祸患”、“内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质的作用。长孙无忌把立法的基点放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法制建设,同时又掩盖了阶级压迫的残酷性。
长孙无忌在理狱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所谓理狱,就是说的诉讼。长孙无忌认为,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来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刺,谓之忠。长孙无忌讲得这样透彻,不可谓不精辟。也就是说,那些办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审讯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观臆断,进行所谓“有罪推论”,把未经审判判决的被告叫做罪人。这样,在审问时,实行逼、供、信,迫使达到他的预断。他们不去侦查案件产生的因果关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应该用什么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判处,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图进行随心所欲任意的判决,这种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称为“忠臣”。在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观主义审判态度和随意断狱的恶劣作风。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枢要的长孙无忌,能够这样讲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量刑问题,长孙无忌反对以君主个人的情趣来量刑定罪。《贞观政要•公平》:“取舍枉于爱憎,轻重由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在这里,有些官吏毫不隐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恶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与法无定科互为影响,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无定科、法无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滥不可止。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不仅为唐太宗夺取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树。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探索。后世评价
1、史臣曰: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嗟乎!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河间节贯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胜德明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3、赞曰:高宗之不君,可与为治邪?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 朱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新唐书、长孙无忌列传》
4、尧有天下,不以传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传商均,而授之禹。夫岂不爱其子哉?以为子不肖而授以位,则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圣人不私其子也,犹外求贤人而授之,况有贤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爱。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限以非次,回惑不决,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己从。继又欲立呉王恪,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惧,不能守社稷;呉王英果类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晋王也。嗟夫,恪诚英果耶,则不当以无罪弃;晋王诚懦,不可守社稷也,则不当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爱,必立晋王,岂公心乎?且恪雉奴等己子耳,犹以私爱弃英果而立柔懦。借使诸王皆朱均也,其肯舍己子而外求贤人授之位乎?此其去圣人逺矣!——《香溪集》唐论
5、初,承乾之将废也,魏王泰日入奉侍,太 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褚遂良进曰:“陛下大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持国执柄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於晋王者乎?陛下日者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有逾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监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泰,伏愿陛下别安 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内。太宗以晋王仁孝,心所锺爱。又以太原瑞石文云‘李治万吉’。意以为嗣,而未发言(治即高宗也)。泰数知太宗爱晋王,因谓之曰:“汝善於元昌,今败,得无有忧色?”晋王忧之,见於颜色。太宗怪而屡问,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是日,太宗御两仪殿,群官尽出,诏留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绩、谏议大夫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聊。”因自投於床,引佩刀。无忌等争趋抱持,太宗手中争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 “汝舅许汝也,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等又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手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妃嫔列於纱窗内,倾耳者数百人,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一时喧叫响振宫掖。太宗於是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曰:“承乾悖逆,泰亦败类,朕所观之,皆不可立。欲选诸子尤仁孝者,立为蒙嗣。尔其为朕明言。”众咸言:“晋王忠孝仁爱,文德皇后之子,立为储君,无所与让。”皆腾跃欢叫,不可禁止。太宗见众情所与,颜色甚悦。是日,泰从百馀骑至永安门,诏门司尽辟其骑,令引泰於肃章门入出,去武门,幽於北苑——《册府元龟》储宫部·建立第二》
编辑本段长孙无忌诗集
(共8首)
新曲二首其一
侬阿家住朝歌下,早传名。
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
玉佩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
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
新曲二首其二
回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
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
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
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吹箫逐凤凰。
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
灵夔振穷发,淑景丽青阳。
千乘隐雷转,万骑俨腾骧。
目极三山崄,流睇百川长。
仙湖遥蔼蔼,蜃气远苍苍。
下物深逾广,引浊清讵伤。
带雾含天碧,浮霞映日光。
楼台自接影,云岛间相望。
春波飞碣石,晓浪拂扶桑。
喧声骋游□,旅浴恣翾翔。
群鸥心久狎,如何□稻梁?
五言〔仪鸾殿〕早秋侍宴应诏
金飙扇徂暑,玉露下层台。
接绶芳筵合,临池紫殿开。
日斜林影去,风度荷香来。
既承百味酒,愿上万年杯。
与欧阳询互嘲
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
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猕猴。
灞桥待李将军
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
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
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
天步昔未平,陇上驻神兵。
戈迥曦御转,弓满桂轮明。
屏尘安地轴,卷雾静乾扃。
往振雷霆气,今垂雨露情。
高垣起新邑,长杨布故营。
山川澄素景,林薄动秋声。
风野征翼駃,霜渚寒流清。
朝烟澹云(上罒下干),夕吹绕霓旌。
鸣銮出雁塞,叠鼓入龙城。
方陪东觐礼,奉璧侍云亭。
五言侍宴延庆殿同赋别题得寒桂丛应诏
根连八树里,枝拂九华端。
风急小山外,叶下大江干。
霜中花转馥,露上色逾丹。
自负凌(上文下羊)性,岩幽待岁寒。
编辑本段长孙无忌墓
  
编辑本段永寿坊村家谱与长孙无忌
距永寿县城40公里处的槐山脚下,有一个名为永寿坊的村子,境内原面开阔,耕地充裕,群众富足,历史悠久,自古闻名。
据《永寿县志》记载,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558年)永寿境内建广寿县,县治就在永寿坊村,先属泾州,后属豳州;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迁永寿县治至今永寿村,改县名为永寿县,属新平郡。唐武德二至四年(619-621年)复置永寿县,居豳州,县治在麻亭(今永平乡),唐贞观二至三年(628-629年),又迁县治至永寿坊村。唐兴元二年(785年)德宗李适复迁县治于永寿村。前后算来,永寿坊村作为永寿县的军、政、文化要地时间长达167年之久。加之该村长孙氏家族唐时出了一个名相长孙无忌,所以自古以来,永寿坊村就是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村落,该村的长孙氏家族为永寿县的名门望族。
2003年,永寿坊村长孙氏族面对和谐盛世,遂起修谱之心。于是由该族长孙振文、长孙振敏、长孙书亭、长孙仲泰、长孙学亭、长孙博等人组成了一个修谱小组。由长孙氏的八十世孙长孙振文、长孙振敏和董沐谨执笔撰写。历时一年,于2003年12月15日修撰完成了《永寿坊村家谱》。
家谱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信史,是家庭演变的记录,是以严整的单位、明确的分类,用以记叙人、事、物的录籍,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一部完善的族谱记录着每个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的过程。《永寿坊村家谱》,就是永寿坊村长孙氏家族的一部鲜活的生命史。
据《永寿县志》记载,永寿坊村的长孙姓氏相传是唐相长孙无忌后裔,祖籍河南洛阳,唐初来永寿坊。初来者长孙步云,自称是长孙仁的二十四代孙,定居永寿坊村。今长孙姓聚族永寿坊村,分支龙头沟村。
同《永寿县志》记载相似,在永寿坊村的村民中流传着另一种关于长孙家族的传说。说是长孙无忌在唐时的朋党之争中被许敬宗、武后一派陷害失宠后,被唐高宗贬到了黔州(今四川彭水县)。朝廷随即派杀手一路到黔州刺杀了他,并祸及家族。长孙无忌的儿子为了使父亲落叶归根,于是准备将父亲的尸体运回洛阳老家安葬,半路打听到洛阳老家的族人也已遭通缉杀戮,便改道长安方向,当时京城长安城内凡和长孙无忌来往甚密的官员也同遭祸患。无奈之下,长孙无忌的儿子便载着父亲的尸体一路北上来到了永寿坊村,以金头玉身安葬父亲于此。自己从此也隐居于此。半道途经五峰山(永寿、乾县、礼泉三县交界处)的时候,为了惑众遮目,他曾将父亲的头埋在了永寿境内的上邑乡南顺什村。至今南顺什村埋有长孙无忌头的一个小山包,人们还叫它无忌头。长孙无忌密葬于永寿坊村的事后来被官方知晓后,直到民国时,凡来永寿做官的官员,上任前都要先去永寿坊村拜祭长孙无忌,村民为了接待这些一拨一拨的客人,就在长孙无忌墓旁建了一个占地四十亩之大的拴马桩场,供来客歇息,安置车马,并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戏楼,供来客休闲娱乐。后来,村民实在无力应付这些络绎不绝的来客,就对外宣称,该村的长孙无忌墓为假墓,是衣冠冢。慢慢的,永寿坊村便无人问津,安寂了下来。如今四十亩大的拴马桩场已没有了踪迹,戏楼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坏,但经过修复仍在。从长孙无忌后裔繁衍至今,永寿坊村的长孙氏子民已达1339口。
该族唐初至今千余年,没有流传谱牒,仅存各支系清末民初一些支离破碎的篇章。民国时期长孙邦俊,长孙有章曾修家谱一册,也未能留存,仅找到了初修谱。这次修谱,摈弃旧规,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入赘男之子与兄弟同列,抚养不作区别,独女入谱。行辈字从北魏时的世祖长孙仁起至24世祖长孙步云,记叙清楚;从25世祖至64世无考;从65世至今83代记载完整。
该《家谱》共分为序言、凡例、姓氏溯源、姓氏考证、行辈字、世祖谱、长孙氏名流、重修长孙无忌墓草图、长孙氏家规、长孙氏世祖谱、东分谱、西分谱、南分谱、北分谱、中分谱共14个部分。《家谱》收录了自十六国时代至民国时期的长孙氏名流60余人,其中就有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父亲长孙晟等人。《家谱》不仅翔实地记叙了永寿坊村长孙氏家族的繁衍变迁,同时也为研究永寿县的历史变迁、古时民居分布、社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咸阳日报 2007-10-25 史小平 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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