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掐尖儿”联盟战

自2003年正式实行自主招生考试，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衔的两大阵营，尤为引人关注，好事者为其树立起了竞争意味十足的旗帜：“华约”“北约”。

2010年2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自主招生考试

高校“掐尖儿”联盟战

2月19日起，全国范围内近20万通过自主招生联考初审的考生将陆续走进各大城市的考点，开始高考之外的另一场规模最大的“小高考”，最终获得录取资格的考生，将获得高考成绩5至30分的优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场国内一流高校对各中学“尖子生”的“组团”捕猎。

自2003年正式实行自主招生考试，自此变成三大一小的四个“联盟”。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衔的两大阵营，尤为引人关注，好事者为其树立起了竞争意味十足的旗帜：“华约”“北约”。

然而从单打独斗的各自为战，到集团考试的联合招生，对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乃至教育制度，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仍然未知。事实上，真正的战斗或许不应该发生在“北约”与“华约”之间，而应该在各大高校与中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之间。

2011，高校站队

2011，国内高校能否迈进“分层次”招考的大门

本刊记者/崔晓火

和全国的应届考生一样，排名年级上游的江苏高三考生靳雨婕(化名)，向往大学里的学术氛围和自由气息。在她最喜欢的学校，她可以求知，可以谈恋爱不被老师骂，可以一觉睡到很晚。

于是，当今年自主招生联考的消息传到她所在的班里，全班沸腾。每个人都像忘了复习，热烈点评着“华约”“北约”“卓越”结盟的大学，那股劲似乎不亚于挑选对象。

但是当“靳雨婕”们着手报名联考，自主招生复杂而苛刻的申请过程却让他们纷纷清醒，想被心目中的大学录取，远比他们梦中畅想的要复杂……

结盟，大势所趋？

1月末，正当中国高校对优质学生的“捕猎”迅速升温，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办主任曲铁军却在组织几十名教师和同学埋头做一件事：往32000个信封里装发票。

这些印着“200元”统一考试费的凭证将从哈尔滨发至首次参与“卓越人才培养合作”自主招生联考(以下简称“卓越”)的9所高校、25个考区，再转发到考生手中，整个过程不能出错。单是通过审核获得哈工大初试资格的考生，就从去年的4000人增加到今年的5000人；而参与联盟9所学校初试考生的总数则达3.2万人，规模前所未有。

哈工大负责“卓越”高校联考的开支，工作琐碎，方法也有些很原始。曲铁军坦言，联考给他很大压力。“自从有了(联考)这工作，就没怎么轻松过。”这位招生办主任说。

与他相似，许多高校人士在面对2011年自主招生的激烈场面时，也感到应接不暇。

2003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自主招生，结束了此前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只能在每年同一时间进行招生考试的历史。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申请与评定，提前确定意向高校的录取名额，并在最终录取时得到最高20分的降分优惠 。

因为略微触动了“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此举一度被誉为“我国高招制度的破冰之举”，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也很快从最初的22所增加到2010年的80所。不过，自主招生考试渐渐成为另一项负担，为了争取考上心仪的高校，准备高考之余，许多高三学生还要另外准备各种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自主招生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2009年起，北大开始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少部分高校也开始小规模的联考。直至2010年，终于演变成全国高校大规模地联盟，形成了三大一小四座阵营。其中，单是以清华为首的“华约”和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约”，便集中了大陆地区传统实力较强的19所高校，以及去年世界排名第21位的香港大学。

有人预计，2011年，是中国高校选择站队的一年，也将是招生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多位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在谈到本轮结盟时，都提到去年11月召开的教育部与国内主要高校招办负责人的研讨会。“希望联考的学校坐在一起商讨考试的流程、形式和考试时间。”今年加盟“北约”的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教授说，“而且是北大、清华分别组织会议。”

也有不少高校的招生负责人现场向三大联盟提出了加盟要求。但领衔的清华、北大和同济考虑到联盟内高校的匹配度和操作性，没有答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会人士形容说：教育部的会议成了自主招生的交易市场。

高校希望通过结盟来进行自主招生，主要因为，单独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正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单打独斗式的自主招生考试，每年都要耗费上百万元考试经费，漫长繁冗的自主招考过程也让考生、家长甚至中学校长苦不堪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单独命题的考试，无论结果的公信力还是命题的科学性，都频频受到质疑。

2010年7月，《新华视点》曾长篇报道高校自主招过程中的乱象，揭露自主招生过程因操作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权力寻租及少数内部人徇私舞弊的现象普遍存在。

而且，这种制度并未脱离以考分评价学生的桎梏，高考成绩和近乎僵化的“分数线”在决定一个考生命运时仍承担主要作用，因此，在自主招生制度诞生不久，便有教育界人士指出，自主招生不过是“戴着镣铐舞蹈”的“伪自主招生”。

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本来使人为之振奋——那些被现行高考制度埋没了的偏才、怪才有可能借助这一制度脱颖而出。因为如果没有破格录取，就没有钱钟书、华罗庚、季羡林、闻一多、吴晗、曹禺、臧克家这些大师，他们都是被慧眼识才破格录取入学的，北大的试点无疑将再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项推荐制度刚实行两年，便屡遭诟病，获得中学校长推荐的，仍是那些在各项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却忽视了“偏才”“怪才”等具有特殊潜力的人才。

一位见证自主招生发展历程的高校招生人士坦言，虽然近十年来自主招生未出现重大的“事故”，但越是下游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程序就越受质疑。自主招生联盟形成的动力，正是各高校要改变这种无序而繁琐的局面的强大希冀。

“联考的最大意义，是实现统一考试成绩的多元化使用，也使考生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不同高校，分数不同的甲乙两名学生，有的高校会选甲，有的会选乙。”曾参与设计联考制度的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说。“联考所做的是把考试内容的共性和高校选拔标准的个性结合到一起。”

多年关注自主招生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郑若玲认为，“由政府或专业考试机构主持的统一考试，或者由若干同类院校共同主持的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无论从命题的信度、效度还是从严密性、权威性、效率方面等，都将高于各校主持的单独招考。”

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自主招生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联合确实有其优势。

实际上，去年清华首次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四所高校进行联考，笔试人数逾3万，北大紧随其后，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香港大学展开自主招生考试，应考学生也达1.2万。两大名校的自主招生“战绩”都足够出色：清华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200人，占当年录取计划3360人的6%；北大则招收了280人，占录取总数2780人的约10%。

正是在这个颇为光辉的成果下，各大高校都看到了自主招生联考的效益，因此纷纷加盟，使得自主招生演变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甚至香港大学也加入进来。港大招生主任郭瑛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港大希望看到自主招生的范围继续拓展，不排除明年会与更多内地高校联合自主招生。

“掐尖”大战？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以多样化选材设计目标的自主招生联考，却正在变成高考前的“掐尖儿”大战。

首先是抢占考试时机。“多极”联盟尽管在2月进行的笔试时间安排上费尽心机，但仍然躲避不了有意无意的“撞车”。

最初，“北约”与“华约”都将初试时间定在了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周六——2月19日。一番协调后，“北约”将考试日改在2月20日。不过这一天正好与北京“学院路五校的联考”撞车，部分考生不得不“二选一”。

时机之后，是生源。

据自主招生联盟的初步公布的统计显示，“华约”“北约”两大联盟获得自主招生笔试的考生合计约达10万人，较去年约增40%。不过，这种增长主要出现在重点中学，且越是名校，学校获得的推荐名额越多。

安徽省重点中学——合肥市第一中学，就在自主招生报名期间意外地收到了复旦大学的来函，提出追加10个自主招生指标。“北约”成员复旦大学在这封特快专递的信函中表示：“所有获得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也可以增加报考复旦的自主招生考。”

对此，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解释说，复旦大学并非是追加考生名额，只是希望给予部分被中学控制选择权的优秀生更多机会。

但一流高校招生的名额仍然稀缺，也使“名额”问题成为对今年自主招生联考最大的质疑。

了解自主招生的人士都了解，考生自荐的名额在自主招生总人数中，非常稀少；大部分自主招生的指标都分配给了全国各地的优质高中。清华、北大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源基地均超过千所。高校也并不是将所有报名考生按成绩排名筛选，而是以省为单位，按一定名额分配，分配标准则是历年高考录取的排名情况。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在基础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地区，几乎不需要太多回合，自主招生的名额就被重点中学的“尖子生”瓜分完毕。

名额之争也从高校传递到中学，排名靠前的学生最先获得推荐资格，轮到普通学生时，选择已经不多。虽然一个考生可以报考同一联盟中的多所高校，甚至是不同联盟中的若干所高校，但除非个别实力“强大”的学生，中学往往只允许一个学生报考一所高校。想要以个人自荐的形式报数一数二的名校，通过初审者只是凤毛麟角。

一位北京应届生通过了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初选，她母亲表示，她认为高校之间也存在某种“默契”：名校要的学生，弱学校不会抢；弱校要的学生，名校也不感兴趣。

高校招生人士证实了这种说法。“这个原理类似多层过滤纯净水。名校的人才门槛最高，过滤层也最多，其他学校则依照座次逐步放宽入门标准。初试之后，各校从强到弱，筛选学生，不夺人所爱。”一位联考高校的招生人士如是说。

面对名额分配的质疑，一位资深招生人士指出，这是各界夸大了自主招生联考的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能公平参与的实际上是高考，联考所要做的是集中高层次学生，进行一次真正能考察他们能力的分层次考试。”这位人士说。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生人士解释，高校延揽成绩优秀的“尖子生”和“状元”，本身无可厚非。“应该说，多数尖子生还是很优秀的孩子。”当然，他也承认，“尖子生”不是唯一优秀的群体，但有时，高校的“状元情结”和“掐尖儿”行为，也和社会对高校的期待，以及高校对自己的定位有关。

各高校似乎也正在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比如，清华大学今年首次提出在未获得校荐资格的考生中，推出倾向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考生的“B计划”，试点包括新疆、湖南、江西、广西、甘肃、四川、陕西和海南等八省区，其中湖南、四川、陕西均为高考大省。

不过，这种新办法也引起警惕。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省区，这些多分配的名额仍然可能被用于补充给重点中学，而非缺乏名额的边缘地区中学。

前景模糊？

“自主招生笔试，除了多了一些偏题、怪题和难题之外，与高考真的不同吗？较大规模自主招生联盟的出现，提高了自主招生笔试环节的效率和便利，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自主招生的笔试更像另一次高考了。”去年12月2日，几个联考联盟宣布招生简章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该校网站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直言：自主招生实际效果与期望之间还有不少偏差，且当前自主招生本意就是针对少数考生的，与占全国千万名99.9%的普通高考生没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已具备自主招生资格的农大并没有参加任何一个联盟。

自主招生制度，正被部分评论称为“应试教育同一个母鸡下的蛋”。教育界人士提醒，如果考试内容和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没有明显突破，国家办学体制下的高招制度难以前进。

“对学校而言，目前的自主招生，就是‘抢生源’的一种手段，这是自主招生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期望目前大学的自主招生，能录取偏才和怪才，不过是不了解自主招生制度设计的一厢情愿罢了。”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评论道。

面对不完善的体制，国内的高校做出了不同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选择适应现实，通过结盟积极圈定生源，而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58所“985工程”重点高校，却选择暂时不参加任何联考。

高校人士分析，部分高校对自主招生联盟的“围观”心态，从侧面反映了自主招生制度在现有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方向不明，前景模糊。

一所位于北京的重点高校招生办主任坦言，在中国现行制度下，自主招生制度必然会产生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人才评测标准、公正透明度等现实问题让目前的自主招生与其初衷渐行渐远。高考、自主招生考试对考生的分层作用还不明确，自主招生未来的形势让人捉摸不透。

“我们拥护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的必要补充，但目前不好说自主招生的前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生人士表示。

正当自主招生联考有扩张之势时，教育部谨慎地收紧了自主选拔录取政策，重申“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使自主招生的局势更加不明朗。

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认为，教育部重申这条规定，将使得获取自主招生优惠资格的机会下降，竞争将更加激烈。

但另一位高校招生人士则怀疑这项规定的效果。

“在此时，教育部的这一脚‘急刹车’来得有点突然。一些刚适应自主招生的高校也许来不及减速，甚至产生反弹。”他说。

实际上，这一规定早在2003年便随自主招生试点同时出台，但教育部一直未强调其执行。随着高校自主权的逐步扩大，这一“红线”逐年被各校突破。教育部态度的强硬，并未阻止参加联考的高校探索规定的灵活度。部分联考高校在招生简章中表示，“若学生报考踊跃且生源质量高，总人数将适当增加。”

有多位参加过教育部招考制度会议的高校招生办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对于今年自主招生联盟的实际态度为“不鼓励”。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仍在跟踪和评价自主招生的成效，但教育部不宜对自主招生的现状做出公开评论，因为事情往往会“越说越复杂”。

但教育人士也指出，当前高校之所以对自主招生如此狂热，有部分原因也是在国内拥有越来越大市场的海外优质高校。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学里，每所学校均有应届毕业生选择留学。外语类中学尤其显著，近两年的毕业生中，有两至三成的学生选择离开中国本土继续深造。

高招改革症结：选出真正的人才

是“大一统”，还是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如何设计好测评人才的“标尺”，是未来中国高招改革的关键

本刊记者/招生季的高校招生办公室处处堆放着蓝色EMS封套。从国内各省快递来的考生简历，几乎每所高校都有数千份。未通过初审的简历堆在一旁，通过的则锁在以省份为单位的柜子中。

这些格式相同的申请材料，如不是学生的籍贯和照片明显不同，几乎看不出差异：从年级排名、期末成绩，到获奖情况、自荐文书，几乎千篇一律。

英国生态学家约翰。马金诺(John.MacKinnon)曾就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打过一个经典的比方：一个书架上放着1000本同样的书，每本定价20元，其“硬价值”是2万元；而如果每本书内容都不同，虽然总价值仍然是2万元，但其“软价值”远大于前者。

如今，已有教育人士认为，多样化的生源群体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犹如这些定价相同、内容各异的书籍汇集后产生的“软价值”。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目标，也应以兼顾公平的多样化为诉求。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如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这把标尺，应该是高校招生各项改革的出发点。

公平还是多样？

十年来的高招演进，并没有从源头上，解救个性被压抑的高中生。

许自文，有20年高三教学经验的安徽省六安一中年级主任，每年都要培养近50名考进清华、北大等名校的高中毕业生。在他的教师生涯中，曾遇到过不少具有个性或特长的学生，但他们都尚未发展便在应试大军中淹没了。

五六年前，他在一次作文改卷时偶然发现了一名文学素质极高的高三学生。许自文被这个年轻人的文学才华打动的同时，禁不住在试卷上写下了一行批语：“渴望成大器！”

然而，他很快无奈地发现，由于家长的压力，这名学生加入了理科班。后来他得知，这名学生连读两年高三连一本线也没考上，渐渐沦为平庸。

这位教师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去年陕西“国学天才”孙见坤的遭遇。孙曾获因其过人的文史功底获得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资格，但高考成绩与“一本线”相差6分，虽有复旦大学破格录取的邀请却仍遭陕西省教育部门阻拦，最终只能辗转入读山西大学。

许自文说：“作为老师，看到这些学生被淹没，很无奈。但拿现在的标准衡量，很多学生就不是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无法进入自主招生考试体系，这是谁的问题？”

从目前看，虽然各高校的标准略有不同，但目前自主招生的“门槛”无外乎针对拥有各类获奖证书的学生。一些无法跨越传统分数线障碍的有才华的学生，却无法进入自主招生的范畴。

“高校自主招生普遍孜孜以求于整齐划一的优秀‘全才’，非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物种的单一性对于生态系统的活力有致命的伤害一样，生源群体的单一性对高等教育的活力也有很大的损毁作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郑若玲教授表示。

1月23日，北京大学通过了2011年“校长实名推荐”初审名单，不同校长笔下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的特征十分相近，“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志向远大、具备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强”。

针对外界所质疑的“千人一面”，北大招生办表示：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既然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

“如果真正破除了‘唯分数论’的羁绊，学生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主动学习，未来的偏才、怪才可能就在不断培养中脱颖而出，那才是真正的偏才、怪才。”北大表示。

而对于改变衡量人才的单一标准，教育界内的这种呼唤并不孤单。

一位“北约”联盟中的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坦言，每每看到内容趋同的申请材料，他便对国内的基础教育失望。“现在招生困难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基础教育的缺陷。大学看不出人才的潜力，因为学生的现实能力就是一堆分数。”

教育学者已发现，现行的高考制度，只能够以成绩准确区分出中等偏上学生，而在此水平之上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差距，高考无法完全反映。

在必须以高考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制度中，现存的考察方式已经落后。在高招中如何衡量人才，国内亟须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高校亟须新人才“标尺”

中国高考制度的弊端一直在被广泛讨论，但如何对其进行改革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有不少呼声建议，教育部完全放权给各大高校，摒弃统一高考，建立美国那样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

厦门大学教育学者郑若玲教授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她认为，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全盘西化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变形走样，国外的制度在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土壤中，很可能“水土不服”。

事实上，几乎没人认为“大一统”招生标准不应该改变。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现有制度下，对其进行改革。

“高校应该获得更多自主权，改变自主招生名额的分配方式，不再一味根据各学校考取的人数来分配。此外也应该改善目前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对于特殊才能学生的考核标准，高校必须细化。”吉林省某全国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赵枫说。

还有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意识到，在自主招生的本质是丰富人才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能够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学生，就没有必要再进入自主招生的通道，从而为更多的学生留下机会。

去年11月，北京大学高松、文东茅、饶毅、张颐武、周其仁等11位知名教授给北大校长周其凤致信，提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这些长期关注和参与招生工作的教授们表示，在当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无法根据自身需求选拔学生，面对少数分数虽高但不一定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淘汰，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自然难以凸显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水平。

针对体制弊端，教授们认为“至少在北大，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并呼吁北大“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

但参与公开信起草的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强调这并不是要完全舍弃高考：“还是存在于高考分数基准线以内的，并非不跟高考制度对接，而是在高考制度整体范围之内，增加一些灵活性、弹性。这几乎是我们所达成的共识。”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一流大学招生过程的通行做法。

今年参加“北约”的香港大学，也仅是把高考成绩作为参考。港大招生主任郭瑛琪表示，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经验丰富的教授面试，对学生进行“资质测试”。 这种面试，也不是传统的一问一答，而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考查学生的思维是否敏捷，表达是否有逻辑，对社会问题否关注，及其沟通能力、团队精神等。

2005年，港大获许在内地自主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年，便因面试成绩不理想，拒收11名内地各省市的高考状元。

教育人士表示，类似的测评方式不是没有想过，甚至早有储备，但国内高校的条件和社会环境还不成熟，这样的改革只有整个教育体系的政策方向、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合理时，才会有所改变。

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国家队”高校在招考过程中，既要保证机会公平，又兼顾招收合适的学生，并不如国外高校那样容易。“每个教育人士都知道，对一名学生高中三年的过程评价比一次考试更能反映其真实能力。但这需要培养更多高水平的面试教授，以及探索一种公众认可的评价标准。”

这位国内高校自主招生联盟的发起人也承认，目前国内的高考，无论是考试内容、手法，还是评价方式都过于单一。考试基本只能考察出是不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无法判断是否有潜力满足大学研究的要求。

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也导致一流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考生的选择权有限，只好服从于既有的选拔标准。

不过，也有许多高校在试图遏制自主招生的异化。南京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将门槛设为“零”，只要学生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就可以申请，不需笔试，直接面试。

事实上，取消笔试、只举行面试的做法在坚持不结盟的中国海洋大学自主招生中已经实践多年，并吸引了很多适合教学风格的学生。

该校一份针对2006年以来自主招生学生的调研报告显示：相比通过高考成绩录取的学生，相当比例的通过自主招生入校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更强、专业满意度更高，学习成绩以及专业拓展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等都具有较明显优势或略有优势，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有较为明确的个人发展规划。

不过，教育人士亦认为，“零”门槛更适应目前对优秀生源较为饥渴的高校，对于竞争超饱和的国内名校来说，以目前的招考制度不足以保证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理想化的高校考试招生应该是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多次考试，既允许大学在公众监督下制定个性标准，又使得一些值得培养的“偏才”和“怪才”能获得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

去年7月2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占据了重要篇幅。其中提到，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高校人士分析，这份纲要表明，以统一高考为准的高招制度至少在2020年以前不会改变，但或许以高考为代表的人才选拔机制会有所改变。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指出，社会不应只把目光聚焦在高校自主招生单一改革上，而应“利用整个社会资源改变现状”，因为人才评价体系并不只在高校招生中才存在。

“必须改变独木桥的独，使高考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才有可能对高校评价人才的标准有所推动。”他说。

在教育人士眼中，高校招生的标准之变，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全社会对人才的评价都互为因果，很难单纯地要求大学独自改变对人才的衡量手段。自主招生形式或许只是中国高校招考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性片段，而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