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终端:我还需要给谁作秀？

　　当人们对具体的执行者不满时，体制成了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指责对象；而当人们对某项制度有所微辞时，却又找不到为其负责的人。“问责制”下的官员奖惩只是权力序列中的规则和秩序的体现，公共层面的评价对其影响甚微。某种意义上，公众对于官员的评价被体制包揽了。这样一来，政治失去了该有的个人色彩，执行者和制度往往被混为一谈了。

　　二是过去多年来政治的隐秘和官员的低调，在两者和公众间制造了隔膜。媒体业的兴起和发达，增加了天平上信息获取方的力量，却并没有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相反，当媒体无法接触到核心信息源时，阴谋论成为弥补信息空隙的最好产品，它给信息的失真混乱添油加醋。此时，官员多半成为躲在舆论之后那个阴谋和想象的混合体。

　　在近年的舆论事件里，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无论官员在事件中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也不管政府多么有力地表明立场，谣言在公共事件中仍层出不穷。

　　这不仅是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信息扩散的便捷，更是因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公共信用系统的崩溃，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官僚系统的陌生感很轻易地唤起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继而它又与人们对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奇妙地揉和在一起--公共机构在过去的形象里往往是互相推诿的，这成为人们巨大不安全感的来源。

　　如何重建信任？我想这是制度建设的大课题，是公共社会再造的大课题，也是一个传播领域的大课题。

　　二

　　“你了解政府和官员吗？”公共治理权威戴维·奥斯本与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主义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写道，“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经济和政治改革本身也造成官员角色的模糊。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起，政府一直在努力根除冗员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旧疾。尽管许多职能部门至今多少还保留着王蒙1950年代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所描述的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气息，但臃肿和低效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公众对于权力的新的警惕针对它的过度使用。在一个不完全“有限而有效的”政府中，政府承担了方向把握和领导作用发挥的大部分职能：它要确保经济增长，它要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它更要在一片荒原之上建立起提供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规范。政府的确在学习变成一个服务性机构，而在过去的一系列改革中，它的宏观调控角色越是被强调和突出，它就越要依赖众多的微观手段来实现这些宏观目的。而这些微观手段的工具，往往是借助最传统的“权力”。

　　政府瘦身和公共权力膨胀的结果，是官员个体权力的放大和权力边界的模糊。它在某些地方演变为一种“新官僚主义”。

　　那么，官员作为和不作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一个出色官员的标准是什么？官员如何面对公众并表达自我？现有的新闻发布制度如何更好地完成信息的表达和沟通？这可能是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更深入去触及的问题。更为透明化地公开官员的行为和决策思路，也许是通过公众力量去约束权力边界的渠道。

　　官员是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延伸。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误解的制造者，也可能是误解和人们不安全感的消除者。

 　　多年来，我的采访经常要和各个层级的官员打交道。在突发事件和城市报道里，我希望去寻找英雄，寻找每个城市的“朱利安尼市长”。通过他们，将体制运转、政策产生的机制分享于众。但这极为不易。

　　2005年松花江水体因上游化工厂爆炸污染，造成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哈尔滨面临全城停水危机。“停水公告”的发布过程和公众质疑哈尔滨政府隐瞒信息的真相是我要去寻找并揭开的。

　　但在哈尔滨的采访中，官员们几乎从不谈论自己，他们很少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个人化情绪。即使他们在彼时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和紧张，他们也不愿意透露。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无数的会议，来完成上情下达的政情发布，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表达来向市民们解释政府如何在做以及为何这样做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政府最大的公关员；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极力隐藏在组织程序的背后。

　　有一本访谈录上说：“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我希望去突破这层坚核。我希望去寻找政治英雄。既是为了直达事件内核，也是为了揭示事情全貌。由他们去讲述政治规则；由他们去刻画自己的对手，讲述权力中的阴暗面。这比任何外部的揣测和妄论要更有力量。

　　只要是从业者都知道，官员采访是一切采访中最难突破的，而在官员采访中，要突破那些处于新闻事件之中的官员又是难上加难。他们要应对事件本身，还要应对媒体包围。我们的政治环境更讲究低头做事而不是抬头说话。那么如何建立起好的沟通界面呢？

　　访谈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而我想强调的是，这是智力上而非表面的冲突和针锋相对。在我看来，提问并非一种权力。当你把它看作一种权力时，你和你的被采访者就都成了主角，那种以刺激、挑衅为目的的提问，是有功利性的，它试图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被采访者身上转向自己。提问是引诱，是倾听，是打听，却并非对抗。也许电视传播造就了这样的采访，但我想告诉受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提问者，它首先是一个倾听者。

　　愿读者能耐下心来读一读这本访谈录，它有助于清除疑惑，寻找答案。它们可能不像明星、导演访谈录那么轻松。请相信，它们中的大部分绝不轻松。

　　朱文轶

　　--对话陕西神木免费医疗风波中的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

　　·导言·

　　郭宝成的一天从被人“包围”中开始，他要去乡下考察两个待定工业项目，中间还不乏媒体挤进来想继续打探“免费医疗”的话题。我们的访问约在2009年6月3日晚上8点进行，晚上10点以后郭宝成还有一个公务会谈。他说，在神木这样一个经济权重巨大的县，一把手如果哪天闲下来了，就太不正常了。

　　这位自称“老县官”的地方官员，说话和他的陕北口音一样保持了同样的风格。他仍然习惯去“四书五经”里寻找现代城市管理的经验和智慧。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不容置疑，他是神木医疗程序的“主设计师”，而就在他不久前写的一篇《老子与治县》的执政心得中，他也流露出“'无为而治'是官员的一种境界”的想法。

　　“没有媒体和别人想得那么'惊世骇俗'，”郭宝成对我说。在他看来，“全民免费医疗”在神木的实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县城2008年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2008年开始着手考虑全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全民免费医疗”不过是这一系列财政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他在神木人面前把神木的未来描绘得引人入胜，这无疑减轻了财富膨胀给这里造成的紧张感和敌视。它将成为未来政府改革和民生工程展开的基础。他试图告诉大家，所有生活在神木的人，只要是你看见的财富，那里就有你可共享的一份。他告诫有钱人不要吝啬，要常常拿点钱出来给县里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他让200个私人企业去帮扶200个贫困村。“富人还有钱赚，但穷人不穷了。”他说。

　　神木在榆林市甚至陕西省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某一方面，决定了它的人事安排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而很少受到外派官员的影响。“神木向来维持着这种模式，每届搭班的书记和县长，书记下了，县长上。”神木的老市委书记王振武说，一把手都是熟知县情民意的人。郭宝成是神木解放建县以来的第七任父母官。

　　郭宝成在神木一待就是13年。13年前，国务院撤销煤炭部，煤炭产业由此开始一轮史无前例的“国退民进”，为神木这个建立在煤炭资源上的城市种下了难以预料的未来。

　　“免费医疗”只是一个大课题的“开题报告”。郭宝成的执政生涯将始终伴随着这一场剧烈而后果未知的变革：他不光要面对如何为这座城市积累财富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管理和使用迅速膨胀的财富、平衡财富带来的社会风险，更是同样严峻的挑战。我们的谈话从“免费医疗”开始，追溯了一个县委书记眼中完整的神木故事。

　　·对话·

　　“灾难性医疗支出”

　　朱文轶：“免费医疗”这个政策是怎样来的？

　　郭宝成：我没想到“免费医疗”引起了这样的反应。实际上，它在神木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举动。我们这几年有钱了，就一直在做民生保障这一块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步骤。

　　我们2008年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不止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概念，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来上学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同时还给你提供“伙食补助”，保证你在校期间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实现免费教育以后，我们去年底就开始着手考虑免费医疗和全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

　　本来这两件事情都是计划在今年元月一号就开始实施的。但因为我们新建的县医院的搬迁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担心没做好准备的话，“免费医疗”一实施，床位肯定吃紧，就先启动了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个标准也还是很高的，考虑到这里面存在反向的城乡差别，农村的老人毕竟有点土地，而城里的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们制定的标准是农村一天发放8块钱的保障，城市一天发放10块钱的保障，从1月份开始，这项政策全县都覆盖了。

　　等到县医院的搬迁就绪，我们第一时间3月1日就发布了“免费医疗”政策，它是神木县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扶贫济困等一系列公共财政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这部分总投资是13个亿。 
     朱文轶：一开始出现了“混乱”，你们事先想到了没有？一下子医院病房都住不下了。

　　郭宝成：实施政策的初期，神木县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的病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关于“免费医疗”的启动，我们很慎重，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来调研。对于病人增加比例，我们有一个事先的预测，相应的免费医疗费财政支出在3月份到4月份大概会达到2600万。我还做了一层打算，在神木经济条件相对差的地区，积累了一批历史积累留下来的病人，他们会来看病，那么有可能再超支400万，达到3000万。

　　可实际上，3月份报销的经费是960万，4月份报销的经费是1270万，这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300万，离预期的2600万都差了一截。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居民素质并不像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的评论家们想象得那么糟糕，相反，人们暴发性地去看病，不是道德问题，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朱文轶：这一年零三个月的调研怎么来做的？发现了我们县城医疗体制中的哪些问题？“康复办”是个怎样的机构？

　　郭宝成：我到每个乡镇走了一遍，发现在我们神木县境内所有贫困家庭几乎无一不是灾病、残疾、孤寡家庭，好多是干了几年，富了，结果一家出了一个大病，又穷得叮当响，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完了，病看不好，还背了十几万的债，最后不看了，顺其自然，等死。因为他倾家荡产了，贷也贷不来款，借也借不来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总的自费医疗支出超过了非生存必需支出的30%，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医疗支出”。在神木，发生这种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少，这是咱们这免费医疗政策最重要的救助对象。多年来，很多地方公共财政中的卫生投入比例在逐年缩减，而神木这几年一直在增加这个比例。

　　为了解决“免费医疗”以及孤寡老人、残疾人特殊人群这几个问题，我们县常委会议定，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一个叫康复工作委员会，一个叫特殊人群工作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下设了自己的办公室。

　　委员会主任人选，我提议我自己担任，同时我还提议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考虑到残疾人、孤寡老人这块数量相对较少，事情要好办些，就没有专门成立办公室，由民政局局长兼任。而“免费医疗”是新东西，所以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康复办”。我考虑选调一个主任过去，他过去是我们县卫生局的副局长，是学医的，有医学的专业知识和医院方面的管理知识，同时，他又在药监局当了几年的局长，对药这块也比较熟悉，就由他具体负责这项制度的推进。

　　“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朱文轶：神木的人口流动很大，那些流出的人口，也在这个制度包括的范围之内吗？

　　郭宝成：流动出去的人，他们愿意参与就能享受。有人说我们“全民免费”这个提法不对，实际上，我们免费的覆盖率是997%，剩下的03%，有长期外出的，也有自己本身很有钱，不愿意加入到这里来的。这都是自愿的。99.7%的覆盖率要说是全民免费也不过分。

　　神木推行免费医疗有一个优势。我去国内很多兄弟县，包括好多排在全国百强县前面的县，它们有压力，人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又是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比如昆山，本地户籍人口150万，可外来人口比150万还要多，这样一个县城，固然是全国第一县，但它要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成本就要大得多。

　　你看我们是陕西面积最大的县，7600平方公里，实际上广大土地上没有多少人，神木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2万人口，光县城就生存了18万人，我们利用城乡一体化搞了个第一新村和第二新村，事实上就是两座新城，而且跟老城连起来了，用不了5到10年功夫，我们有32万人将都是城镇居民。人少，人口集中，这些对于推广免费医疗都是有利的。

　　朱文轶：我相信大多数人担心的同样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免费”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去防范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人事关系干扰这个“公平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比如，有关系的人可以开到好药，没关系的人用不上好药；有关系的人可以小病大养，没关系的老百姓住院需要排队住院。

　　郭宝成：这是我们当初担心的问题。我们县委这个班子，副县以上干部四十几个，反复讨论了多次，请专家来论证，反复斟酌，我们充分利用了县医院搬迁这个延迟期。在是不是要全民免费这点上，大家完全一致，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杠杆，使得神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不然相应的社会问题会很多。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只是出台一个粗放的政策。根据大家不同的意见，这个政策下面有众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包括单病种的最高限额；包括哪些病只能在门诊治疗而不能住院，但是还给钱，最高补贴多少；包括制定一个详细的《药品目录》，什么病开什么药，目录上是有明确规定的。本来你得的是这个病，你就应该开这个药，你非要把人参开上，

　　说实话，在这项“免费医疗”当中，政策设计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市民、农民，政府干部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保障程度，没有任何增加，相反倒还多了一个门槛。过去干部外出医疗没有3000元的门槛，现在纳入“免费医疗”之后，干部和市民一样，到外地定点医院享受医疗服务，必须在3000元以上才能全额报销。不然，你光给老百姓设门槛，不给干部设，这不又是制造差别，把人三六九等了吗？考虑到我们县医院的条件现在不比省级医院差，该有的设备都有，高价聘的外地专家也很多，我们鼓励在本地就医。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帽”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了。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3月份和4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答案是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暴露出制度中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不想报道的，也没有想让谁来复制我们的东西，根本想都没想。这就是我们神木的事情，把自己这个县40多万人的事情办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县官的责任就尽到了。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们是明码标价的。”

　　朱文轶：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底子，它如何能支付在别人看来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支出？从我手上的材料看，神木县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是17.19亿，同比增长59.2%，而你们预计花在“民生工程”上的钱就有13个亿，剩下4个亿，连吃饭都不够了，怎么保证发展呢？

　　郭宝成：你问对了。财政的事情比较复杂，这17.19个亿是明码标价的预算内收入，这个收入是一笔账；地方预算内可支配财力又是一笔账，我们神木去年财力是23个亿，这是我们可以花的钱。当然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像神木这样的经济大县，预算外收入就高，这部分应该还有七八个亿。这些加起来，县上去年可以支配的钱应该有30亿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拿出13个亿来，也还不至于捉襟见肘。

　　当然这是一个执政理念，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说实话，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作秀，我今年55岁一大把年纪了，你看我满脸沟壑，十八大的时候我就60了，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我还需要给谁作秀啊？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们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老百姓得收益。

　　“免费医疗”实行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全县、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和市民得到了治疗，有一部分濒临死亡而又没钱看病的人，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朱文轶：这13个亿具体是怎么花的？

　　郭宝成：这13个亿是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其中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是6个亿。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其他剩下的7个亿，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

　　神木县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这个通村公路，名义上是通村路，实际上标准远高于通村公路的级别，有时修得非常宽，不宽没办法，要跑60吨的大车啊，国家规定通村公路3米5宽，我们神木是两个3米5都不够，有时候要四五个3米5才行；国家规定是铺3公分的油面，我们三个3公分都不行，大车过来碾个五趟路就得散架了，所以我们这里修路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再有一些是水库的投资、饮水工程的投资，这也得有3个亿。

　　假如10000名干部下海

　　朱文轶：我看到，神木县去年的财政总收入是72.27亿，这里面中央、地方、省市之间是如何分配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煤炭上的税收已经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我采访神木前任书记王振武时，他回忆说，分税前，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税是留给地方的，当时几乎占了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分税后，只保留给神木3000万的基数，等于说来自神东公司的税收，以后每年的增量部分都被中央拿去了。后来这是怎么变化的？

　　郭宝成：我在佳县做了5年的副县长之后，1997年奉调到神木，在这里一待就是13年。当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财政总收入7000多万，去年是72个亿，10年时间增长了100倍。

　　就在2005年，市政府一声令下，把神华集团所属在神木的所有企业收入全由市上收。在我们这里设了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一个地税分局，这样，就把这部分钱都拿走了。这一下子就是60个亿。

　　所以说我们对榆林市财政转移的力度之大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财政总收入的72个亿之外，榆林已经从源头上拿走了60个亿，当然这60个亿还包括向省上交的、向中央交的和向榆林地区贫困县转移支付的。另外，我们还向温总理交了40个亿，应该说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算是可以的。

　　朱文轶：我不是很明白，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税收不是应该由神木县收，然后按国税地税分，国税上缴中央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吗？为什么2005年是把这收到市里了？

　　郭宝成：我们这个蛋糕做大了嘛。2005年是县财政收入井喷的一年，钱多了。当然2005年拿的时候还没有60个亿，大概是二三十个亿，去年年底才到60个亿。

　　朱文轶：这样一种财税分配的现实应该说对神木县很不利，神木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如此惊人的财政积累的？

　　郭宝成：我们可支配收入里的80%都来自于私营经济。现在全县民营经济的总数量应该有1700多家，当然比起昆山，我们少多了，他们有35000多家，不过我们企业数量小资本大，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企业就有不少。现在在整个县域经济总量上民营这块已经快接近65%了。

　　我刚到神木的时候，神木的收入主要是国有经济。然后就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全都改制了，当然这些企业最后也没干成啥事，改制了也不行。到2000年，我当县长发动了一个运动，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草根经济给搞起来。

　　我常跟干部们讲危机感。当年我们县民营经济的总量和邻县府谷县比差远了，它的经济总量占榆林市的三分之一，现在是我们占三分之一。当时我就说，下决心我们用3年时间民营经济超过府谷。

　　那时我当县长胆子大啊，那些焦化厂、电石厂，不加任何限制全面放手，谁申请给谁做，占地不出钱，零地价，只要你去干，不用这手续那手续。干起来再规范嘛。小孩长起来我们再给他起名字不迟啊，不用在肚子里就非硬要给叫个名。

　　这也担风险。2003年正好面临“五小”整顿，问题就来了。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大群官员们指着我们锦界工业区的17家电石厂就问：“这些电石厂谁批的？”省政府说，我没批过；市政府说，我也没批过；然后问我，你是县长，谁批的这些小企业？实际上当然是县里批给锦界的，我只能说：“我也没批过，这些企业就是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是我们监管不力。”

　　到整顿完了，其实不只我们这儿，其他地方很多小企业也得办啊，整顿小组的领导们给我们的电石厂下了个定义：“是中国目前小型电石厂最为标准的，可以作为样板，其他地方照这个去建，就符合标准。”哈哈。当然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后来就越来越严格了。

　　朱文轶：神木的民营资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都起来了？都是跟煤炭有关的企业吗？

　　郭宝成：我当县长那个时候，神木起码有七八百家企业，快上千了。一次，常委会开会，有30个项目，全部通过，一个也不卡。但是，我那时候办企业有三句话，叫“三远离”，远离水源，远离村庄，远离公路，这和国家环保总局后来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远离村庄和水源，尽量对人不造成危害；远离公路，怕被人看见啊。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工厂就都冒起来了，几大片。

　　基本上都是跟煤有关系的企业，小电厂、小焦化厂、小电石厂、小铁厂、小金属镁厂，还有一些第三产业、一些相关配套项目。煤炭的产业链很长。从2000年开始布局，到2005年，我们神木就一下子财富膨胀起来了，所以说这一年是神木的一个井喷嘛。

　　朱文轶：正好赶上煤价的一个井喷。

　　郭宝成：煤炭从2003年开始涨价，涨得幅度比较大，最后井喷是在2008年的七八月份，那个时候一吨煤的价格到了750块，现在降下来了，在400到500左右。煤炭一涨，从坑口，到我们那些聚氯乙烯厂、各个加工厂，价格都上去了，所以一下子，2005年我们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

　　煤价是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说起神木的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地方，有的也是打了政策的擦边球。比如刚才说的“五小企业”，开始大家还有些争议，后来从上到下都认可了。再比如，一下子这么多企业，管理人才怎么办？我们就允许神木的干部职工带薪、带职务去挂职办企业，这在很多地方是敢想不敢做的，我们神木先后有两三千人干过这事，现在由这些挂职干部干起来的企业就有240多家，这240多家企业的总投资达十几个亿，养活了6000多人。

　　这事情刚开始县委班子讨论也是不同意，2006年正月十六那天，我把我们全县副科以上干部全部叫到会议中心讲话，我说现在请你们下去，挂职办企业，学习微观经济管理的经验，一是为我们将来干部队伍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人才，二是为神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时我还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可能没几个钱，也许过几年，我们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你们会开着奔驰宝马来参加，当时下面嘘声一片，议论纷纷。这话被我言中，到2008年3月，神木开挂职干部表彰大会，仅仅两年时间，那些小子们就真开着奔驰、宝马来开这个会了。这里面有些人就辞了公职，他那边摊子已经很大，没法再两头兼顾了。

　　郭宝成：有什么风险？我觉得没啥风险。我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党员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在陕北，很长时间行政机关有人浮于事的情况。为什么把机关干部放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上班没事干，不高兴了发发牢骚，然后扬长而去，下馆子喝酒，回家打麻将。我们把那么多干部下放到企业，机关的行政效率也提高了。

　　去年春天，榆林市组织思想解放大讨论，县级干部都参加，会上我说了四件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说，假如全市有10000名干部下海的话，经济会如虎添翼，就能把市场经济搅活了。毕竟在我们这样的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还是很重，第一精英、一等一的人才一定在政府里面，智慧、知识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

　　你到他们那收什么税嘛。”

　　朱文轶：它还有一个社会平衡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极易产生这样的贫富分化，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山西，比如瓮安。神木在如此快速的财富积累中，悬殊的贫富分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又让那么多官员下海，神木又有这么多从普通乡村里崛起的煤炭大亨，还有一个庞大央企在这里，阶层之间的种种落差很复杂。作为一把手来说，如何去兼顾各方利益，如何去保证社会的平衡？

　　郭宝成：我跟你说个实话。没别的办法。一手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所有的私营企业，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从富人的腰包里把钱拿出来，让富人继续发展，但穷人不穷了。我们这几年除了正常的税费收入之外，这部分当然是从富人头上拿的，我还通过“双百帮扶”工程，让200个私人企业帮扶200个贫困村，通过教育优先工程和县里的慈善事业，从富人腰包里拿出来也不止3个、5个亿了吧。这些钱拿出来都是花在穷人身上了。

　　就说“免费医疗”、“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些公共财政的支出不也都是从这里拿钱的嘛。用在哪里？用在低收入群体上。那些富人还在乎免费看病那几个钱吗？根本不会。我们神木有个富翁，他坐的车就七八百万，他得了癌症，在北京看病光发红包就发了一百万，吃的药全是从日本空运的。

　　所以我一再跟税务机关讲，一个卖西瓜的老太太、卖瓜子的老大爷，你到他们那收什么税嘛，你工商局在那收什么管理费嘛。他们是没钱生活困难才在那儿摆摊，你税务局长为什么不在那摆个摊卖瓜子呢，你有钱，犯不着。那你就让他们经营点小生意。抓大放小，把小的放开，搞活了，搞大了，咱们再去收税。刚开始摆个摊，就又是税又是费，那就弄不下去了。神木在这一块上放得非常宽，这是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朱文轶：回到免费医疗这个问题上，你们的定点医院绝大部分都是私营医院，我也注意到神木县的民营医疗系统极为发达，它成为煤炭资本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那我有个疑惑：其他地方医疗改革的主体资源是公立医院，而神木现在的财政是受益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民营医院本身是神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一个产物，它是竞争性医疗市场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神木医疗资源的一个主体。你现在一下把它公益化了，用政府外力介入了，这存不存在一个理念上的矛盾？

　　郭宝成：欧美这些纯正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高福利国家。我2001年考察了西欧以后，对这块感受很深。我们搞免费医疗，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公共服务同市场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民营医疗资源发达，我们县城之内，有一所公立医院县医院，有其他大大小小10多所民营医院，神木有钱之后，有人投资这块，证明这块还是有利有图。我们把这些民营资源都纳入政府免费医疗的框架内，现在有7所私立医院作为我们免费的定点医院。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谁的质量好，谁可以作为定点，你就有病源保证，你搞不好，过度牟利，违反我们规定，我就把你清出去，把那家请进来。

　　公益性和市场不矛盾，只要政府控制得好，制度设计得完善，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既把私营医疗资源为我所用，为民服务，也推动了私营医院的发展，不用去恶性竞争了。

　　朱文轶：最后一个问题，我跟神木县的几位前任书记聊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是这项政策会带来区域差别，造成另一种社会利益不均。我们医疗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于社会是个有机整体，改革者一直在差异最小化中探寻平衡之道。而在榆林这个南北地区差异向来就很大的地方，神木现在一个县异军突起，在医疗改革这块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对神木人当然是好事，但会不会又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新的差别，加剧了区域间的失衡？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郭宝成：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们对市里一年的财政转移已经有60个亿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被用于榆林南部的扶贫工作，所以我们对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已经尽了很大一部分责任。

　　我也对世界上公共医疗制度的趋势有所了解，经济状况好的英国，经济状况不如中国的印度，都是免费医疗国家，印度人口也10多个亿了。我认为，免费医疗基本不是个财政问题，是把钱花哪儿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的成果应该谁来享受？我想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免费医疗”这个事情，国家要在十几亿人口中立刻推行可能比较困难，但应该允许一部分地方，比如说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些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做试点，在这上面有一个突破。

　　其实我们就是想实实在在干点事。在神木人自己看来，“免费医疗”这些政策是顺理成章的事。2008年免费教育，2009年就该免费医疗了，也该把孤寡老人、残疾人、农民、市民身上压了几千年的上不了学、看不起病的沉重负担减下来了，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把群众的负担卸下来。我想，中央心系天下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小县，要是知道了这件事，知道了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一定会有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