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学启功 老愚
如果你手里有一封启功的书信，那就轻巧地成了万元户。你或许在想，要是时光退回到三十年前，该有多么富足和荣耀啊。但彼时，启功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大笔一挥，便是黄金万两。所以，他随手写字，谁做喜欢状就欢喜地给谁。他或许在嘀咕：我的白话律诗不比汉字值钱么？未见有好诗如好字者也。
名人死后往往不经意间逸为段子，段子的数量与风流倜傥的程度成正比。
启夫子洁身自好，不近女色，打趣者只能在他对妻子的深情上做文章。比如，婉拒媒婆由双人床改睡单人床之类。其他流传的启功逸事，风趣，智慧，但不乏些许油滑。这跟解读有关。如果不能将本事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必经由他人的附会而走样。
喜怒形于色，得意时手舞足蹈，困窘时手足无措。李可讲先生在《服膺启夫子》书中写道，某日拜访，发现独步书坛的启功先生，正在独自把玩牌九……除了蕴含对母亲的绵绵忆念外（小时候，他常常坐在玩牌九的母亲身边），恐怕也有自在惬意的成分，那种童心未泯的憨态，才端的是其真面目。
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先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客气，和蔼，彬彬有礼，书里用一个词“谦己敬人”指代了。常“用敬”并不等于无是非，启功先生对粗野、蛮横、无礼的东西，冷不防一针扎将过去，直奔要害，常常令撒野者尴尬不已。一日，空军司令秘书替首长索字，言语轻佻霸道，夫子缓缓问道：如果我不写，你们首长不会派飞机来炸我吧？秘书乐翻：当然不会。那我就不写了。夫子笑而罢笔。
他有自己的拒绝法。七十七岁那年，应邀出席某政治表态会，他不能不去，去了又不能不说话，在众目睽睽之际，他站起来，徐徐发声：我没有别的本事，就给诸位敬个礼吧。话毕，迅疾将手抬至眉额，算行了礼。未戴帽子的这个敬礼，自始至终不露媚色，一脸冷峻，令场内心有灵犀者肃然起敬。
在内心里，他是安静的。从不向执政者提意见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老伴时常伤心哭泣，他心里也有委屈，但劝慰妻子的话却令人动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他欣然预备了一幅温情的挽联，称两人之间有“缘”。
委屈的时候，他自有对付的办法。在接到必须证明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为假的“旨意”后，先是应付，在权势者屡次逼迫后，他才撰文附和，但附和的逻辑是：你说是那样，按照你的要求，就是那样。把启功“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讥讽为“曲学阿世”是容易的，但重要的在于能设身处地体会他的态度。他不是战士，也不想做。翻译家杨宪益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这个“怕事”讲的就是不与人争的和善，给别人面子也保全自己的尊严。窃以为这是做人的美德——他不想把自己从人群中拎出来，变成某种标签供人膜拜或待价而沽。
启夫子的故事，可以有这样的叙述法，可谓别开生面。文字读来趣味横生，满口留香。虽也有几近拍案而起为大师辩护之处，但作者大体以委婉解读飞白，谨慎小心，生怕误读了大师，误导了读者。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
作为一个目击者，李可讲先生在《服膺启夫子》一书里所言应该不虚。大家别忘了，他可是《启功全集》编委会的把门人之一。
此书的副题为“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封面上的一句话道出了作者的用意：“服膺启功夫子德行，人道近于天道，可以善我生。”模仿夫子做人处事，除了诚心，恐怕也须有慧根吧。
《新周刊》左撇子说专栏 2011年1月1日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