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魂之刃点券怎么用:董其武率23兵团赴朝鲜参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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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武率二十三兵团赴朝鲜参战前后
 
  董其武(1899—1989年),山西省河津市固镇村人。他于1924年参加国民军,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曾先后毕业于太原学兵团、***陆军大学将官班。历任***军排长、连长、营长、旅部副官长、侦察队长、支队长、作战参谋,干部政治训练队队长、团副、团长、旅长、师长,包头城防司令,暂编军、骑兵军、步兵军军长、十二战区步兵总指挥兼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兼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张家口警备总司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

 

  董其武于1949年率部在绥远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绥远军政委员会第三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绥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兼兵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后兼志愿军修建委员会主任。在战争中指挥所部参加了朝鲜南市、泰川、院里三个机场的修建和保护,并组织部队修建了有关军事工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回国后,任解放军六十九军代军长、军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曾被授衔为上将,并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二十三兵团开赴河北景县整训
  
  1950年冬,周总理接见了绥远军区来京的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等同志。周总理讲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和国内恢复生产等情况,对起义部队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他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整训,准备赴朝参战。

  听了周总理指示后,董其武和高克林觉得一年来部队解放军化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如部队中曾发生过多次小部分哗变,尤其是发生了刘万春等人派人赴港通敌的事件后,使董其武觉得由他带领起义部队赴朝参战,有很多顾虑。会后,董其武和傅作义去见总理,董其武提出,绥远部队起义刚一年,潜伏在内部的特务分子未彻底肃清,带领这样一支部队赴朝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必然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他主力部队出国参战。周总理听后说:“匪特捣乱早在预料之中,你不要着急,要相信这支部队中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你要有信心。”董其武又对总理说:“抗美援朝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光荣的使命,何况我是起义军人,正是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让我带领这支部队入朝,总是觉得信心不足,把握不大,最好选一位参加革命时间长的老同志来担当这个责任。”总理听后大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能向困难低头嘛!要正视困难,鼓起勇气,整训好部队,赴朝参战。我等候你们胜利的好消息。”总理又接着说:“你离开绥远后,把家眷也接出来,住在北京。”这时傅作义说:“请总理放心,我替他安排。”董其武感到总理如此信任和关怀,心中十分渐愧,悔不该在总理面前流露畏难情绪,于是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1950年12月1日早7时,董其武率来京开会的军、师、旅长回到绥远市,大家即分头做移防的准备工作。董其武把在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向副主席杨植霖做了移交,就一心一意地抓兵团的组建和移防工作了。12月10日,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于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为抗美援朝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任副政治委员,边章伍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潘瑞征任副部长,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代理该军军长。

  这次会议之后,董其武、高克林和边章伍等人立即召开了兵团机关组建和部队移防会议。各军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骑四师政委、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参加了会议。董其武、高克林等决定从绥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抽调60%的人员组建兵团机关,责成袁庆荣、裴周玉、张升初三位同志负责组建工作。会议还决定:于12月22日,完成部队东进的一切准备工作,真正做到“五不要”,即政治上弄不清者不要,年老体弱者不要,有疾病者不要,坏武器不要,老弱马匹不要。

  各军、师受命回部队后,即召开了各军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研究移防中的具体问题。由于第二十三兵团的领导成员不全是共产党员,上级命令实行一种特殊的领导体制,以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和政委高克林为首组成了军政委员会,凡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大事,军政委员会均召开会议,经委员们共同商讨后,才作出决定,另外由于领导干部配备不齐,高克林既是兵团党政工作的领导者,又是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者。军、师也是采取这种特殊的领导体制。各团级单位接到命令后,马上收拢部队拟定行军计划,组织设营队和行军收容队。对出绥(远)后的善后工作,高克林指示各级机关都抽调干部走访群众,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要求做到损坏东西要赔,借东西要还,做到秋毫无犯。各军、师成立了留守处,统一组织留后方人员的学习和工作,组织家属生产,安排他们的生活,使移防东进干部解除后顾之忧。  部队完成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后,各部出发的情况是:12月23日,三十六军在包头乘火车出发;同日,三十七军从陕坝各地乘汽车或徒步行军至包头集结,25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骑四师从武川县乘汽车到归绥,12月29日从归绥乘火车出发,分别开往河北沧州地区驻防整训。

 

  12月31日下午5时,董其武、高克林和边章伍等率兵团机关离开归绥,在火车站受到了党、政、军及各界人民群众几千人的夹道欢送。

  1951年的元旦之夜,董其武、高克林和边章伍等兵团其他领导同志,是在火车的车厢里度过的。次日火车在通过北京站时,又受到了华北局、华北军区领导同志的欢迎,并命令董其武、高克林、裴周玉三人留京开会。他们三人在北京参加了四天华北局的会议后,即乘车赶回部队。

  部队到达衡水地区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兵团没有发生叛逃事件。对于部队的进步,董其武、高克林、姚、边章伍等,都非常高兴。1951年1月20日,兵团领导将部队的这些进步情况,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即转傅作义批阅,在报告上写道: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此致

      敬意

                         毛泽东
                         1月28日

  毛主席对部队的关怀和称赞,使兵团全体领导精神为之一振,增添了带好部队的信心,进一步鼓舞了干劲。在周恩来及傅作义的关怀下,董其武在离开归绥不久,其家眷就搬到了北京居住。

  部队抵达河北衡水地区后,兵团机关驻景县龙华镇,部队分驻周围地区。在这里,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领导全兵团开展了一系列赴朝参战前的整训工作。

  由于出绥时间仓促,兵团机关的成立大会到龙华镇后才正式举行。1月11日,在龙华镇召开了成立大会,董其武和高克林在会上讲了话。在这之前,分别成立了兵团党委会和兵团的最高领导权力机关——军政委员会。高克林同志为党委书记,姚、边章伍、裴周玉同志为常委,董其武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任副主席,王克俊任秘书长,姚、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等同志为委员。兵团司令部下设作战、侦察、通讯、军务、管理五个科;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文化、保卫四个部,另有报社、检察院、总务科及文工团;后勤部下设战勤、军需、财务、军械、卫生、管理七个科及医院、运输团、战勤大队驻北京办事处等单位。

  1月29日,董其武和高克林到华北军区开会,接受了军委的指示,要兵团在半年内完成入朝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后,兵团领导分别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和紧急会议,决定在团结改造的总方针下,加强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早日完成解放军化的任务。同时,努力完成部队整编、骑兵下马、补充新兵、改换武器和军事训练等任务。

  整训运动从2月中旬开始,到4月初结束。内容是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忆苦,自我教育为主,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使部队彻底解放军化。对于开展民主运动,董其武是积极拥护的,他以为在东进前提出“五不要”后,满以为部队基本稳定纯洁了。不料部队初到河北之后,有两排人逃跑,说明部队还没有完全摆脱起义前的许多不良影响,且相当严重。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完成任务,为此在兵团召开的反对军阀主义的大会上,带头解剖了军阀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他说道:“军阀主义的思想就是特权思想,作威作福,把部队看成是个人的财产,是个人升官发财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是个人专横独断,站在人民头上,站在士兵头上,压迫人民,压迫士兵。这是封建主义思想在部队中的反映。”

  在同军阀主义斗争中,广大指战员表现积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人的血泪历史,控诉了军阀主义的残酷迫害,检举和揭发了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场运动也给予董其武很大的教育。

  有一次董其武下其层,一个战士拿出一件血衣,控诉特务分子对一个逃亡士兵刺了37刀,挖出肝肺。这士兵泣不成声,当场昏倒在地。在场群众都愤怒地拍着胸膛,要为死者报仇。通过这件事使董其武认识到,旧军队中许多罪恶,多半是大权独揽,压制民主的一长制所造成。董其武受到教育后,在兵团的军政干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批判了自己思想上的种种余毒,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此后,他经常以群众的意见检查、对照和鞭策自己,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心当小学生,以昨死今生和脱胎换骨的精神改造自己。        但当他看到群众有较多的意见和不满时,也难免顾虑重重。有一次董其武到北京开会时,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总理说:“民主运动对你是‘解了旧甲换新甲’。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随着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只要你努力工作,威信很快就会恢复。到那时的威信才是真正的威信,同时部队才真有力量。”总理的教诲对他启发很大,使他消除顾虑,变苦闷为愉快,进而虚心接受意见,改正错误,发扬民主。在群众检举揭发中,共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905人,参加了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共1924人,交出私藏长短枪133支。在以上这些人中,经兵团党委重点审查,扣捕、管训现行反革命分子512人,其他人则调离学习,继续考察。通过民主运动,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有了本质变化,指战员觉悟空前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大多数旧军官受到了教育,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军阀主义的流毒被彻底肃清,使部队向解放军化又迈进了一步。

 

  在民主运动结束之后,对部队进行了又一次整编。这次整编,华北军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起义部队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方案,主要是充实步兵师,撤销各军、师暂编骑兵旅。3月底,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裴周玉四人联合签发了兵团的整编命令,兵团辖:

  三十六军代军长:王建业政委:康健民
  副军长:张惠源参谋长:樊折桂
  政治部主任:李远任
  三十七军军长:张世珍政委:帅荣
  副军长:卫景林冯梓
  参谋长:化博元
  政治部主任:张逊元
  
  三十六军一○六师师长:赵晓林
  政委:疗鼎琳
  一○七师代师长:段吉祥
  代政委:慕湘
  三十七军一○九师师长:温汉民
  政委:曾威
  一一○师代师长:王孝模
  政委:白正刚

  原骑兵第四师、骑四师独立骑兵旅、三十六军骑兵旅、三十七军骑兵旅番号均撤销,部队分别并入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的步兵师内。具体并编方案是:充实一○六、一○七、一○九、一一○四个师:一○八、一一一师之部留后方另有任务。一一一师部队编入一○六师,以一○六师为主,由一一一师副政委、副师长、政治部主任三人,率部前往并编。三十六军骑兵旅,一个团编入一○六师,由骑兵旅指定负责同志率部前往并编。另两个团编入一○七师,以一○七师为主,由骑兵旅政委、副旅长、政治部主任率部前往并编。原骑四师与一一○师并编,以原骑四师为主,编为一一○师。由一一○师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率部前往合编。三十七军骑兵旅编入一○九师,以一○九师为主,由旅长、政委率部前往并编。另成立兵团师级教导大队,由孟昭弟任大队长,彭正谟代理政委。

  整编命令下达后,各部深入动员,迅速行动。尤其是撤销番号的四个骑兵师、旅的骑兵,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坚决执行命令,愉快地下马,改建步兵。整编于4月13日胜利完成。

  整编后虽部队精干了,但缺员严重。于是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江苏、河南征集了两万多名新战士补充部队。新兵充实到连队后,全兵团立即掀起了练兵的热潮。除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五大技术为重点科目外,边章伍还根据朝鲜战争的特点,增添了防空伪装、打坦克、近战、夜战、迂回包围等内容。兵团领导派出司、政、后的机关干部,分配各军、师指导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军政训练,部队思想面貌有了大的变化,战术本领有了大的提高,赴朝参战的信心日增,进步的新型军队出现了。

  为了增强朝鲜战场的有生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8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二十三兵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边章伍、姚任副司令员,边章伍兼任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王克俊任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李振智、潘瑞征任副部长。并要求在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准备工作。董其武、高克林主持召开了兵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到10天,就完成了出国准备工作。
  
  二十三兵团开赴朝鲜修建机场
  
  9月1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中央军委的命令:命令二十三兵团于9月3日,由景县驻地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命令中对兵团入朝后行军路线作了详细规定,还命令兵团副司令员姚率必要的参谋人员及电台一部,提前于9月2日,由北京乘飞机到安东,与军委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及空军司令员进行会商,联系兵团入朝后,进行修建机场等问题。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董其武、高克林主持召开了兵团军政委员会,进行传达布置,同时还派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袁庆荣率先遣部队于9月20日赴安东,筹备部队住房与入朝前的物资补充等问题。随后部队开始陆续出发:9月3日早6时,三十六军从景县乘火车出发;9月5日,三十七军乘火车出发;9月8日17时,兵团直属队乘火车出发。当兵团几位领导路过天津、沈阳时,还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

 

  9月7日,三十六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安东市附近的长甸口,一进入安东,战争气氛就十分浓烈。从此部队一切活动,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此时,兵团调整了开进序列,还请志愿军代表向部队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情况及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兵团领导,听取了空军司令部对修建三个机场的具体要求。同时确定三十六军率一○六师及一○七师之三一九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云山,进入价川之院里,担任院里机场的修建任务;三十七军率一一○师及一○九师之三二五团,过江后经朔州、清城镇,进入龟城郡之近郊南市,担任南市机场的修建任务;兵团率直属部队及一○七师(缺三一九团),一○九师(缺三二五团),过江后经朔州、龟城,进入泰川郡,担任泰川机场的修建任务。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任务明确后,即开赴朝鲜境内,按预定时间和行军路线,分赴各修建机场的场地。同志们克服了语言不通、道路生疏、敌机干扰等困难,按时到达了施工工地。

  9月18日前,各部分别到达了目的地,受到了朝鲜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朝鲜老乡热情接待,把修好的房屋让给部队,把开水和饭菜送到部队驻地。指战员们也帮助朝鲜人民抢修房屋,收割庄稼,军民关系搞得十分融洽。

  为了统一集中领导,按质按量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修建委员会。董其武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高克林任政治委员,姚、杨尚儒和朝鲜检阅相金元凤任副主任。9月16日,修建委员会在泰川郡山城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志愿军总司令部修建机场的指示及要求,并确定成立各机场修建委员会分会。院里机场为第一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一分会,王建业任一分会主任,张惠源任副主任,康健民任政委;南市机场为第二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张世珍任二分会主任,卫景林、冯梓任副主任,帅荣任政委;泰川机场为第三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三分会,王克俊任第三分会主任,裴周玉任政委,王连峰(工程大队长)、金得兰(泰种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任副主任,兵团干部部长吴中瑞任副政委。各分会设指挥部、政治部、工程部、材料运输部,分别贯彻执行上级施工计划、指示、保证施工质量和物资材料的供应。

  在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人的坚强组织领导下,院里、南市机场于19日开工,泰川机场于20日开工。由于领导广泛动员,合理组织劳力出勤,院里、南市两机场每日可出工8000人,泰川机场每日可出工9500人。但由于部队行军疲劳未得到恢复,加以组织施工不严,分工不科学和工具缺乏,前三天不能按时完成每日的施工任务,效率较低。为此,兵团领导除电请志愿军总司令部从速解决工具缺乏问题外,还发动广大指战员自己动手制造工具。经过大家献计献策,自制了铁丝筛子、抬工架、草绳抬石筐、抽板装砂箱等;在搅拌水泥时,开辟了水渠,以代替抽水机,仅泰川工区,即自制6744件工具。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既提高了工效,也为国家节约了物力和财力,从而提高了指战员早日完工的信心。

  他们科学组织施工,成立了采石、筛沙、平整跑道、搅拌水泥、装卸、运输等各种专业队。南市机场还创造了一元化的抬土法,使身材高矮与体力强弱协调一致。在采石上,如石场坚硬,就采用掘开采石法,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由小到大,由浅到深,或在石场内挖一条沟,使石子从上面流下,与沙土分开,既便采,又便运。在人力运石上倡导接力运石,各部组织整连、整排的大接力,夜间挑运,白天将路铺平,并用石灰标好,积土区规定好记号,以免混乱误工。在汽车、大车运石上,明确任务,改进装卸办法,院里机场用三面装车法,比原来的装车时间缩短了1/2。南市采用循环装车法,最快的两分钟就能装上一车。泰川采用接力传递装石草袋法,工效平均提高二三分钟。在开凿山洞上,泰川找出了死洞眼爆破性小、活洞眼爆性大的规律后,炸药用量明显减少而收效很大。在拌水泥时,多搅拌,少渗水,夯实压平,以保质量。

  在修建过程中,各级指战员以身作则,带头出工,深入现场就地指导。各军、师、团的机关和卫生所都搬到了工地,文工团结合形势,收集好人好事,排演节目及时演出。炊事班把热饭菜和开水送到工地。指战员们在他们的鼓舞下,把多担一担沙石,多制一块水泥板,看做是向美帝国主义发射的一颗子弹。人们每天在太阳落山时就进入工地,第二天太阳老高才收工休息。工地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兵团后勤部刘双喜一股劲装卸水泥20吨,手被烧伤仍不休息。采石组原来每人每天采石0.15立方米提高到2.1立方米。刘成义采石组每人每天采石5.2立方米,超过指标三四倍。打水泥的某小组在13个小时内,打了11个方格,提高工效两倍。
  
  为了防止敌机的狂轰滥炸,在机场开工修建时,兵团领导就指示各部队分散布置,严密伪装,设置掩体,夜间施工。敌人是不甘心败退朝鲜战场的,敌机经常在我工地上空侦察盘旋。10月18日9时30分,院里机场忽遭美机B—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敌机分三个梯次,从八九千米高空进入工地上空,倾刻间倾泻了成百吨重磅炸弹,一时间机场上空马达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响彻云宵。机场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硝烟滚滚,尘土飞扬。新修好的跑道被炸得弹坑累累,工棚、木材在燃烧,特别是防空壕沟,掩体被震塌,不少指战员掩埋在里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机一离开,同伴们便冒着硝烟,冒着敌机重返轰炸和定时弹随时爆炸的危险,从四面八方奔赴机场,展开扑灭余火和抢救伤员的战斗。他们拿起工具,刨开震土,找不到工具就用手扒,直扒得鲜血直流。负伤的伤员也投入了抢救的队伍。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将被掩埋的数百名同志抢救出来,送至安全地带。那些牺牲的同志,为朝鲜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0月22日8时40分和9时30分,南市和泰川机场都遭到美机B—29重型轰炸机各9架的轰炸。一周后又有成批敌机进入机场上空轮番轰炸。据不完全统计,美机共向我三个机场投弹4925枚,其中定时弹1925枚,使我伤亡数百人。美机轰炸后,指战员们看到一个月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十分伤心。但他们决心将仇恨化为力量,提出豪迈的口号,“上刀山,下火海,不修好机场不下战场!”

 

  排除定时炸弹是最为棘手的问题。10月24日,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加强防空,增挖和修整防空壕沟和掩体,禁止人员、车辆白天进入机场施工,组织力量排除定时炸弹。院里机场三一六团一营营长王毓民带领3个战士,经过几小时的奋战,将落在机场跑道上的一颗定时弹挖了出来,运到清川江边引爆了。参谋长边章伍进行了经验总结,并通报部队,立即组织挖掘定时弹的突出队。领导一号召,部队和机关迅速行动起来,积极踊跃报名参加,连文工团几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也报了名。有的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表示要:挖出炸弹,为死难烈士报仇!

  根据当时的情况,兵团领导令每团成立二至三个突击队,每队约五六十人,每个突击队分侦察、挖弹、爆炸三个组。根据参谋长边章伍的具体指示:侦察小组从工兵中选择有经验的三至五人组成,负责勘察每个定时弹的具体位置和深度,判明它的危害程度,并用各色旗子作出标志。如把一天内将要爆炸的定时弹插上红旗,说明随时可能爆炸,不准人员接近;对跑道和施工影响不大的定时弹插上黄旗,说明不用人挖取,待它自行爆炸;水泥跑道及附近的又不马上爆炸的定时弹,爆炸组一定要就地引爆,或是挖出弹体并拉至预定的弹坑内引爆。在处理定时弹中,许多人坚持几个小时不要别人替换,肚子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直至挖出炸弹才休息。有的特型重磅炸弹入地深达3米,往往需要同志们冒着危险坚持两三天才能挖出。有的突然爆炸,使许多人牺牲或负伤,但没人退却或吓倒,在短短二十几天中,共挖出定时弹915枚,保证了工程的如期完成。

  由于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人的坚强领导,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南市机场于10月20日,泰川机场于10月29日,院里机场于11月4日先后完工。全兵团共投工1071400个,完成跑道3条(各长2000公尺、宽60公尺),停机坪8个(共长1500公尺、宽30公尺),还有滑行道、联络道(共长9437公尺)、推机道(长8754公尺)、飞机掩体(193个)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

  在修建机场中,朝鲜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开工之初,价川、龟城、泰川郡人民政府表态说,场址选在哪里就建在哪里,哪里有砂石就在哪里挖,硬是把最好的水田交出来修建机场。稻子没有成熟就提前收割。院里机场被炸后,老乡们把房子腾出来给伤员住,拿出鸡蛋和母鸡给伤员吃,给伤员洗血衣,端屎端尿,轮流看护。为了减轻伤病员的痛苦,他们还唱歌、跳舞、讲故事,这些都说明中朝友谊的确是用鲜血凝成的,是国际主义的典范。

  彭德怀总司令员原拟定二十三兵团在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后,调赴东海岸前线作战,并派人到东海岸的四十军和四十七军参观学习。于是兵团派出副参谋长袁庆云、三十七军副军长冯梓率兵团师、团及机关干部100余人,往东海岸部队参观学习,他们于11月24日回泰川后,向兵团领导作了汇报。

  部队在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后,就地休息整顿,评比总结工作。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人,将三个月来修建机场的情况,给彭德怀总司令员和华北军区写了总结报告,并报告朝鲜人民政府。他们接到报告后,当即发来贺电。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袁长奉还授予董其武、高克林、姚、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6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这些也是全兵团的荣誉。

  部队在休息整顿后,又开始了紧张的整训,准备开赴东海岸参加战斗。后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局势的变化,于11月底令二十三兵团回国整训。但绝大多数人不愿回国,写血书要求留在朝鲜。经过反复做工作,才打通了他们的思想。11月30日至12月1日,全兵团先后于泰川、龟城及院里出发,分两路步行回国。兵直、三十六军从新义州过江到安东,三十七军从清城镇过江到长甸河。12月5日,全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登车,于12月11日回到河北保定地区定县,开始了“三反”、缩编和军事训练。后来,二十三兵团缩编为六十九军。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前志愿军战士)
  (原载《河津文史资料》第1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