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雄联盟内网架设:孔庆东：人生在世，加减二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2:30:15
人生在世，加减二字——读吴稼祥《入世心法》 作者：孔庆东 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吴稼祥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名震一时的“谋士”型才子。我那时在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闻得吴稼祥的大名，拜读他的宏文，对其才华十分敬佩。后来风云际会，在一处开过两次慷慨激昂的秀才会，我亲耳聆听了他的“二把手更换率”的政治卓见，又亲眼见他十几分钟草就一篇气壮山河的檄文。不禁心中暗叹：谁说中国无人！只可惜多少英雄沉于下僚，龙卧沙滩，虎困斗室，一个个憋得壮怀激烈，最后只落得三杯两盏淡酒，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转眼一个八年抗战，我在沙家浜养好了伤，拿了个北大的博士，再出江湖。我不知道吴稼祥在此期间，战胜了精神分裂症，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作者《再版序》）我再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大茶馆里，仍然是三山五岳的秀才们纵论天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吴稼祥变得澹泊了，沉稳了，而且稍稍有点“圆融”的意味了。我回家读了他赠给我的大作才知道，他刚刚修习了太极哲学与太极养生。怪不得。
他赠给我的那本大作，就是上海三联出版的大名鼎鼎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在九十年代的政治低气压中，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谋略类书籍，就像1927年之后的“革命文学”一样畅销。但那些书多数是古代谋略的炒冷饭，或者是中外成功事例的拼凑版，只具备泛泛意义上的智慧启发性，不具备特殊的时代针对性，更不具备学术原创性。我本人就被书商利用，策划了两部此类“大作”，框架材料都齐备之后，书商说因故不能出版了，于是作废。过俩月俺到书店一看，书商改了书名，换了次序，自己充了作者，文文静静在那里热销着呢。那种心情，就像被富姐利用，替人当了一回父亲，数年后在街上遇见自己的骨肉儿女，可人家爹妈愣不承认一样。
而吴稼祥的这本《智慧算术》，却是他以自身的政治创伤为眼睛，观察古今中外的人生得失，用自己的痛苦熬出的一碗“智慧高汤”。不但名列京沪穗几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MBA培训班选为教材，2005年获得“杰出管理学者奖”，甚至近来还有读者表示，假如出国创业只能带两本书，那么一本是《易经》，另一本就是《智慧算术》。
有趣的是，得到如此激情评价的好书，“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这让我想起黄子平老师讲的，他们80年代的一群新锐批评家，出版了一套“牛犊丛书”，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没想到，他们去书店怎么也找不见，原来被放到了“畜牧业”一类。说句“网语”：晕！
因此，这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之际，书名就改成了《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名字更精彩，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大脑的缺乏智慧的时代呢？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学会装傻充愣，就必须随时随地降低自己的智慧，一直降低到尘土中去，憋死就憋死了，倘能不被憋死，又重新开出花来，那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拈花一笑的智慧。
在我看来，吴稼祥提出的不是“算术”之类的小道，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加减哲学”的大道。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懂得加减的奥秘，才是真正的数学高手，也才有可能成为哲学高手。蜀国加上吴国，就减去了魏国。关羽减了吴国，也就减去了蜀国的未来。“胡雪岩善用四种加法：给予、借用、转化和联合”，所以他富甲天下。萨达姆早年善用加法，把伊拉克搞得好生兴旺，可是晚年骄傲自大，远得罪欧美、近得罪中东、外有仇国、内有政敌，所以最后孤家寡人。共产党当年依靠工农大众，又联合中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所以万众一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搞和谐社会，不再依靠工农，天天任由外资大款率领贪官污吏对下层民众横征暴敛、大搞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那不要说红色江山不保，就是把江山都染成黑色黄色也保不住了。
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加一减，颇得天道。”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加N减2”，孤立美苏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
如果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给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六大加法》）
不论国家个人，我们一生都在用加减法，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明白，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加法，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减法。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尖子加早恋”等于什么？“幼年丧父加百万遗产”等于什么？“农药化肥减去农业税”等于什么？“北大清华减去希望工程”等于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减腐败、减浪费、减污染，加民主、加法制、加公平，可能要比加政绩、加文凭、加钞票和减上访、减讽刺、减批判更重要吧。
上述我的发挥，不一定都合乎吴稼祥老兄大作的原意。但我相信他说的“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这番话，绝非广告言论，而是跟当年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一样，隐痛在心，要一醒天下人之耳目的。
陈远先生在《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的跋中说：“李宗吾注定要让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误解”。我想，一切思想比较复杂的人士，都免不了被世人从多方面误解。像吴稼祥和我这样的在短短几十年中便阅历了几个时代的思想者，就更难免。那些到庙里对着佛像烧香跪拜的善男信女，跟砸佛像烧庙宇的激进青年一样，都是不懂佛心的人。吴稼祥祭出的这套“加减大法”，也肯定要被各路君子以自己之心揣度出一百种说法来。陶渊明乐观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而人生的真况却往往是：衣服也沾湿了，愿望也落空了。李敖在《春秋评论》里解释这句说：“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作为一名文化战士，李敖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但问题是，李敖的名誉确实遭受了很大损毁，而台湾却依然把玩在被李敖称为龟孙子的政治玩家手中也。
所以最后，我再对吴稼祥的加减大法表示一点保留意见：也许我们认为的那些加减大师的“错误”，是我们看错了题。加减平衡是对的，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也许就是需要大加大减。烈士们减去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减去了自己的神通，鲁迅减去了自己的寿数，高昌国减去了自己的社稷，可能都不是“误算”，而是一种需要更高地提升我们的智慧去想象的“世外心法” 一、苦难的孩子
如果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孩子，到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06年9月)，他已经满10岁了。他出生时的名字叫《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他的父亲虽然是我，母亲却是苦难。我和苦难的婚姻持续了40年，我不记得我们举办过婚礼，如果一定要找这么个可纪念的日子，那就应该是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那日，我母亲因贫病交加辞世于县医院，当时我不满5岁。看来，我和苦难之间的婚姻是包办童婚。作为童养媳的苦难虽然穷，但并非没有嫁妆，她的嫁妆是饥饿。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不被饿死，不仅是个奇迹，而且是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随着我慢慢长大，苦难也长大了，而她与我的关系也慢慢从肉体发展到精神。这种精神上的苦难被王若水先生称为“智慧的痛苦”，我智慧不多，但痛苦不少，世界上还有什么精神痛苦能与看着那些自己心中的偶像一个个被击碎的痛苦相比吗？经济改革已经长大成人，但它的奶妈与保姆们呢？“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1992年底，我刚刚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溜达回来，我的一位从政的师兄来看我。他给了我“三句教”：别轻易放弃政治感觉；从今而后好好种菜；闲暇时读点历史。菜我是种了，但几乎没有收成，结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因是我做好人做坏人都不彻底，且缺乏技艺。莫非我这一生与踉跄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可能是我平生中最潦倒的一年，我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阅读与写作成了我唯一的内心缓释剂。就在彼时彼地，这本书开始受孕并妊娠。我与苦难结婚36年才第一次真正生育，可见，我既不是一个好公民——“早婚”；也不是一个坏公民——“晚育”。
痛感于80年代的改革，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深层原因，10年前出版它时，我在序言和第一章中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在我看来，改革绝不缺乏道义和良心，缺乏的是神通。假如《西游记》中的西天取经班子只有唐三藏，没有孙悟空，真经是取不来的。要取真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没有唐僧的菩萨心肠，孙悟空永远是妖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为虎作伥；没有悟空的霹雳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里的美味，不能取回真经，只会为他人延寿；没有如来智慧，顶多是行为悖乱的宋襄公，虽然他既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遗憾的是，他用霹雳手段对待会场里的盟友，用菩萨心肠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卒为千古笑。
菩萨心肠是道，霹雳手段是谋，如来智慧是神。道用来兴善，谋用来除恶，神用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用来决定何时该兴善何时该除恶，兴除到何种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谋是做减法的能力，神是如何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能力。神道谋，就是本书要向读者推荐的人世心法，运用它，不仅可以打开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黑匣子，也可以编织出现实中通往冠军领奖台的红地毯。人间万法，无非一加一减。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
二、良知开花
这“孩子”长到10岁，我才说破“他”的身世，是因为当时我希望“他”面目不清，今天，却不想再让“他”像丑小鸭一样，煎熬于身份危机。
这本书出版后，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大概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算术”和“加减”的字样。还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劝告我以后不要再写这类书，也许是副题中“谋略”那个词像只蝎子一样蜇疼了他们。的确，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里，“谋略”如同青楼里的春宫画册，正经人是不屑于碰它的，怕坏了名声。这就难怪当代某位伟大的政治家就曾愤怒地拒绝看《资治通鉴》，在他看来，皇宫和春宫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就造就出两种典型人格：正人君子和势利小人。正人君子是什么人？是传统儒家理想的人，董仲舒对他的描述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势利小人是什么人呢？说含蓄一点，就是鬼谷子推崇的“圣人”：“阖而捭之，以求其利”；说露骨一点，就是冯道自嘲的那种小人“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前一种人成事不足，因为他不计功利；后一种人殃民有余，因为他漠视德性。
这从一个方面揭示出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能臻于完善的一个思想根源：道义不必与功利关联，有德不必与有福匹配，好心不必与好报对称。其结果自然是德性得不到幸福的鼓励，幸福得不到德性的支撑。没有幸福鼓励的德性，有如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必然凋败；没有德性支撑的幸福，有如断了根的大树，岂能繁茂？
一个至善的社会是德性与幸福都同比例增长的社会，实现这个目标，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哲学家们的神圣使命。谁都知道，德性并不必然带来幸福，要鼓励德性，就要创造一种条件，给德大于福的人补偿幸福，给福大于德的人追加惩罚。即民间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善恶都报”。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承担的就是这项任务，它创造了两项条件，一是“灵魂的不朽”，二是“神的存在”。有了这两个条件，最终的幸福就会按德性分配：你在今生努力修德，神(上帝)将在天国给你分配与你的德性成比例的“天福”。中国古典儒家学派也试图创造类似条件，它用生命的延续代替灵魂的不朽，用历史的审判代替上帝的审判：有德无福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按比例领取幸福；有福缺德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承受迟到的谴责。于是，有人冒充岳飞的子孙，想冒领幸福；无人自称是秦桧的后裔，不愿挨骂。
但是，历史并不是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历史却是人写的，而且通常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可以被写它的人伪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寇”；人也可以在写他的历史面前伪装：“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因此，让历史来扮演上帝，有福的必定是暴君和伪君子，他们想得龌龊，说得、做得好看；或者做得龌龊，在史书上写得好看。结果是有德之人得不到幸福，便鄙视幸福；有福之人蔑视真正的德性，道德沦丧。
宋明之际的儒家学派深切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社会道德危机，试图重新拧紧早已松弛的儒家道德发条，在新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基础上重建儒家道德规范，并要求学者把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结合起来，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至善，也就是终极追求。为此，朱熹发展出“格物致知”之理学，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心学。
但是，他们依然继承了古典儒家“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超越西方古典伦理学派——斯多葛学派的道德理论水平：该学派把德行法则本身作为至善的唯一条件，而忽略了人类至善的第二个元素，即幸福。在他们看来，幸福似乎只在于躬行道德，或对自我人格价值的孤芳自赏。这种道德理论很容易让实践者陷入康德所说的“完全无自知之明的通神家的热狂幻梦中”。
理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在感性相对主义的道德文化传统中首次提出了理性绝对主义的道德法则；心学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把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善心与善行内在地统一起来。在心学看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道德行为，不是看它在表面上是否合“理”，而是体会它背后的“存心”。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心道德论”
但是，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患有一种名叫“道德无能”的顽症。它们只能告诉我们，无德者不应有福，坏心者不得好报；但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有德者怎样才能有福，好心者如何才能好报，好人怎样才能办成好事。拿心学术语来说，它只要求“存心”与“用心”的统一，王阳明称为“知行合一”；但它不要求“存心”、“用心”与“报心”(好一心好报，坏心坏报)的平衡，或者说，不要求善心、善行和善报的平衡，我称之为“心报平衡”，也就是道德与幸福的匹配。没有幸福匹配的道德，就如同没有配偶的关鸠，虽然叫得好听，但不能繁衍。宋明儒家的道德也就是这样一匹没有生育能力的道德骡子。
本书隐含的一个诉求，就是想给中国传统道德的关鸠找到一个配偶，让有德者也有福，让好人成好事，让“心报”当下平衡，而不必借助上帝或历史的审判。这个配偶就是“法”。法在哪里？在你的心里。王阳明的《传习录》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山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必须了解王阳明所说的“花”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花”，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花”。从本体论意义上说，花之体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识独立存在；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花之理离不开感知者心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花之理与万物之理一样都在人的心里，这些理凝聚在一起，就是他所谓的“良知”。
良知合而为“一”，分而为“三”：“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此其人生“三宝”。在我看来，被“妙用”的良知就是“法”。良知的根是理，是存心；花是法，是用心；果是福，是报心。法花是理根上绽放的，福果是法花里凝结的。理根和法花都在心里，心静生根，心动发花。福果一半结在心里，一半结在心外，心里的福果是喜乐，心外的福果是功业。理法是“内圣”，功业是“外王”。用以求外王的心法，便是入世心法，它是良知之树上开的花。它也和别的花一样，并不开在你的心外，开在你的心里。万物之理，成败之道，存乎一心而已矣。 这就是这本书，或者说这个“孩子”的身份。
三、生“书”的快乐
不过，“生”一本书，和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孩子生下来，创作才刚刚开始，而一本心血之作一“生”下来，就可以享受劳作完成后的快乐；孩子要你抚养，书却能赡养你。《智慧算术》一面世，就上了当年北京、广州和上海的畅销书排行榜，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的疼爱；在三年时间里先后被深圳、广州和珠海三地的几个中外合作的MBA培训班选为教材，我因此也被聘为这几个培训班的授课教授；2005年底，我因这本书被中国首届管理大会授予杰出管理学者奖……有个叫“牛头”的网友甚至在网上写了一段让我脸红的话：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预测的情况，我必须登上飞机，只身到另一个国家从零开始，我会带上两本书：
1.《周易》(指《易经》与孔子注解的《十翼》，合称《周易》)——我从来没有读通过，但我一直相信它包含天地万物的大智慧。
2 吴稼祥的(《智慧算术》——我曾以为自己读懂了，可是我明白，我须穷一生来学习与实践这本绝世奇书。 我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写的书可以望《周易))的项背，也知道对于网络评论不可太当真，但读友的偏爱对于我仍然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与激励，一激动，今年初为《智慧算术》产下一个“弟弟”，名叫((加减——博弈与作局的中国功夫》。原以为会好评如潮，结果却是反应平平，我的一位老友心怀怜悯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可能写得急了点……”我再次明白，伤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果然与唾液腺里流出来的东西不同，吐出前者的是伤痛，分泌后者的是欲望；茅台也与秦池两样，前者是酿造出来的，后者是勾兑出来的……苦难之作没有续集，它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唯一。
于是，我决定再版《智慧算术》这本书。虽说是“再版”，除了书名、序言和装帧，正文没有一字的改动(除了错别字)。一字不改，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精当到无可改动，而是因为十年来我的思想在此领域里没有实质性进展，心态更不如十年前恬静，如果这本书的边界是两边的河岸，我也没有感到它已经被现实生活的河流淹没。对这本书仅仅做文字上的润饰，无异于为一位从工地上归来的苦工的干裂嘴唇涂点口红，读者得到的不一定是美感，更可能是恶心。
被改动的虽然不是这本书的文字，但我希望这篇序言改变了照在它身上的光，从一抹智巧暗色，到一束天慧福光。
是为序。
2006-10-4于北京
转眼一个八年抗战，我在沙家浜养好了伤，拿了个北大的博士，再出江湖。我不知道吴稼祥在此期间，战胜了精神分裂症，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作者《再版序》）我再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大茶馆里，仍然是三山五岳的秀才们纵论天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吴稼祥变得澹泊了，沉稳了，而且稍稍有点“圆融”的意味了。我回家读了他赠给我的大作才知道，他刚刚修习了太极哲学与太极养生。怪不得。
他赠给我的那本大作，就是上海三联出版的大名鼎鼎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在九十年代的政治低气压中，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谋略类书籍，就像1927年之后的“革命文学”一样畅销。但那些书多数是古代谋略的炒冷饭，或者是中外成功事例的拼凑版，只具备泛泛意义上的智慧启发性，不具备特殊的时代针对性，更不具备学术原创性。我本人就被书商利用，策划了两部此类“大作”，框架材料都齐备之后，书商说因故不能出版了，于是作废。过俩月俺到书店一看，书商改了书名，换了次序，自己充了作者，文文静静在那里热销着呢。那种心情，就像被富姐利用，替人当了一回父亲，数年后在街上遇见自己的骨肉儿女，可人家爹妈愣不承认一样。
而吴稼祥的这本《智慧算术》，却是他以自身的政治创伤为眼睛，观察古今中外的人生得失，用自己的痛苦熬出的一碗“智慧高汤”。不但名列京沪穗几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MBA培训班选为教材，2005年获得“杰出管理学者奖”，甚至近来还有读者表示，假如出国创业只能带两本书，那么一本是《易经》，另一本就是《智慧算术》。
有趣的是，得到如此激情评价的好书，“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这让我想起黄子平老师讲的，他们80年代的一群新锐批评家，出版了一套“牛犊丛书”，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没想到，他们去书店怎么也找不见，原来被放到了“畜牧业”一类。说句“网语”：晕！
因此，这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之际，书名就改成了《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名字更精彩，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大脑的缺乏智慧的时代呢？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学会装傻充愣，就必须随时随地降低自己的智慧，一直降低到尘土中去，憋死就憋死了，倘能不被憋死，又重新开出花来，那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拈花一笑的智慧。
在我看来，吴稼祥提出的不是“算术”之类的小道，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加减哲学”的大道。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懂得加减的奥秘，才是真正的数学高手，也才有可能成为哲学高手。蜀国加上吴国，就减去了魏国。关羽减了吴国，也就减去了蜀国的未来。“胡雪岩善用四种加法：给予、借用、转化和联合”，所以他富甲天下。萨达姆早年善用加法，把伊拉克搞得好生兴旺，可是晚年骄傲自大，远得罪欧美、近得罪中东、外有仇国、内有政敌，所以最后孤家寡人。共产党当年依靠工农大众，又联合中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所以万众一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搞和谐社会，不再依靠工农，天天任由外资大款率领贪官污吏对下层民众横征暴敛、大搞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那不要说红色江山不保，就是把江山都染成黑色黄色也保不住了。
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加一减，颇得天道。”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加N减2”，孤立美苏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
如果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给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六大加法》）
不论国家个人，我们一生都在用加减法，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明白，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加法，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减法。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尖子加早恋”等于什么？“幼年丧父加百万遗产”等于什么？“农药化肥减去农业税”等于什么？“北大清华减去希望工程”等于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减腐败、减浪费、减污染，加民主、加法制、加公平，可能要比加政绩、加文凭、加钞票和减上访、减讽刺、减批判更重要吧。
上述我的发挥，不一定都合乎吴稼祥老兄大作的原意。但我相信他说的“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这番话，绝非广告言论，而是跟当年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一样，隐痛在心，要一醒天下人之耳目的。
陈远先生在《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的跋中说：“李宗吾注定要让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误解”。我想，一切思想比较复杂的人士，都免不了被世人从多方面误解。像吴稼祥和我这样的在短短几十年中便阅历了几个时代的思想者，就更难免。那些到庙里对着佛像烧香跪拜的善男信女，跟砸佛像烧庙宇的激进青年一样，都是不懂佛心的人。吴稼祥祭出的这套“加减大法”，也肯定要被各路君子以自己之心揣度出一百种说法来。陶渊明乐观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而人生的真况却往往是：衣服也沾湿了，愿望也落空了。李敖在《春秋评论》里解释这句说：“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作为一名文化战士，李敖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但问题是，李敖的名誉确实遭受了很大损毁，而台湾却依然把玩在被李敖称为龟孙子的政治玩家手中也。
所以最后，我再对吴稼祥的加减大法表示一点保留意见：也许我们认为的那些加减大师的“错误”，是我们看错了题。加减平衡是对的，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也许就是需要大加大减。烈士们减去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减去了自己的神通，鲁迅减去了自己的寿数，高昌国减去了自己的社稷，可能都不是“误算”，而是一种需要更高地提升我们的智慧去想象的“世外心法” 一、苦难的孩子
如果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孩子，到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06年9月)，他已经满10岁了。他出生时的名字叫《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
他的父亲虽然是我，母亲却是苦难。我和苦难的婚姻持续了40年，我不记得我们举办过婚礼，如果一定要找这么个可纪念的日子，那就应该是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那日，我母亲因贫病交加辞世于县医院，当时我不满5岁。看来，我和苦难之间的婚姻是包办童婚。作为童养媳的苦难虽然穷，但并非没有嫁妆，她的嫁妆是饥饿。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不被饿死，不仅是个奇迹，而且是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随着我慢慢长大，苦难也长大了，而她与我的关系也慢慢从肉体发展到精神。这种精神上的苦难被王若水先生称为“智慧的痛苦”，我智慧不多，但痛苦不少，世界上还有什么精神痛苦能与看着那些自己心中的偶像一个个被击碎的痛苦相比吗？经济改革已经长大成人，但它的奶妈与保姆们呢？“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1992年底，我刚刚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溜达回来，我的一位从政的师兄来看我。他给了我“三句教”：别轻易放弃政治感觉；从今而后好好种菜；闲暇时读点历史。菜我是种了，但几乎没有收成，结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因是我做好人做坏人都不彻底，且缺乏技艺。莫非我这一生与踉跄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可能是我平生中最潦倒的一年，我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阅读与写作成了我唯一的内心缓释剂。就在彼时彼地，这本书开始受孕并妊娠。我与苦难结婚36年才第一次真正生育，可见，我既不是一个好公民——“早婚”；也不是一个坏公民——“晚育”。
痛感于80年代的改革，是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深层原因，10年前出版它时，我在序言和第一章中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在我看来，改革绝不缺乏道义和良心，缺乏的是神通。假如《西游记》中的西天取经班子只有唐三藏，没有孙悟空，真经是取不来的。要取真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没有唐僧的菩萨心肠，孙悟空永远是妖猴，不能替天行道，只能为虎作伥；没有悟空的霹雳手段，唐三藏只能是妖怪嘴里的美味，不能取回真经，只会为他人延寿；没有如来智慧，顶多是行为悖乱的宋襄公，虽然他既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遗憾的是，他用霹雳手段对待会场里的盟友，用菩萨心肠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卒为千古笑。
菩萨心肠是道，霹雳手段是谋，如来智慧是神。道用来兴善，谋用来除恶，神用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用来决定何时该兴善何时该除恶，兴除到何种程度。道是做加法的能力，谋是做减法的能力，神是如何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能力。神道谋，就是本书要向读者推荐的人世心法，运用它，不仅可以打开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黑匣子，也可以编织出现实中通往冠军领奖台的红地毯。人间万法，无非一加一减。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
二、良知开花
这“孩子”长到10岁，我才说破“他”的身世，是因为当时我希望“他”面目不清，今天，却不想再让“他”像丑小鸭一样，煎熬于身份危机。
这本书出版后，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大概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算术”和“加减”的字样。还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劝告我以后不要再写这类书，也许是副题中“谋略”那个词像只蝎子一样蜇疼了他们。的确，在中国主流传统文化里，“谋略”如同青楼里的春宫画册，正经人是不屑于碰它的，怕坏了名声。这就难怪当代某位伟大的政治家就曾愤怒地拒绝看《资治通鉴》，在他看来，皇宫和春宫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就造就出两种典型人格：正人君子和势利小人。正人君子是什么人？是传统儒家理想的人，董仲舒对他的描述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势利小人是什么人呢？说含蓄一点，就是鬼谷子推崇的“圣人”：“阖而捭之，以求其利”；说露骨一点，就是冯道自嘲的那种小人“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前一种人成事不足，因为他不计功利；后一种人殃民有余，因为他漠视德性。
这从一个方面揭示出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能臻于完善的一个思想根源：道义不必与功利关联，有德不必与有福匹配，好心不必与好报对称。其结果自然是德性得不到幸福的鼓励，幸福得不到德性的支撑。没有幸福鼓励的德性，有如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必然凋败；没有德性支撑的幸福，有如断了根的大树，岂能繁茂？
一个至善的社会是德性与幸福都同比例增长的社会，实现这个目标，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哲学家们的神圣使命。谁都知道，德性并不必然带来幸福，要鼓励德性，就要创造一种条件，给德大于福的人补偿幸福，给福大于德的人追加惩罚。即民间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善恶都报”。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承担的就是这项任务，它创造了两项条件，一是“灵魂的不朽”，二是“神的存在”。有了这两个条件，最终的幸福就会按德性分配：你在今生努力修德，神(上帝)将在天国给你分配与你的德性成比例的“天福”。中国古典儒家学派也试图创造类似条件，它用生命的延续代替灵魂的不朽，用历史的审判代替上帝的审判：有德无福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按比例领取幸福；有福缺德的人，将由你的子孙们来承受迟到的谴责。于是，有人冒充岳飞的子孙，想冒领幸福；无人自称是秦桧的后裔，不愿挨骂。
但是，历史并不是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历史却是人写的，而且通常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可以被写它的人伪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寇”；人也可以在写他的历史面前伪装：“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因此，让历史来扮演上帝，有福的必定是暴君和伪君子，他们想得龌龊，说得、做得好看；或者做得龌龊，在史书上写得好看。结果是有德之人得不到幸福，便鄙视幸福；有福之人蔑视真正的德性，道德沦丧。
宋明之际的儒家学派深切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社会道德危机，试图重新拧紧早已松弛的儒家道德发条，在新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基础上重建儒家道德规范，并要求学者把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结合起来，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至善，也就是终极追求。为此，朱熹发展出“格物致知”之理学，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心学。
但是，他们依然继承了古典儒家“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传统，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超越西方古典伦理学派——斯多葛学派的道德理论水平：该学派把德行法则本身作为至善的唯一条件，而忽略了人类至善的第二个元素，即幸福。在他们看来，幸福似乎只在于躬行道德，或对自我人格价值的孤芳自赏。这种道德理论很容易让实践者陷入康德所说的“完全无自知之明的通神家的热狂幻梦中”。
理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在感性相对主义的道德文化传统中首次提出了理性绝对主义的道德法则；心学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把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善心与善行内在地统一起来。在心学看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道德行为，不是看它在表面上是否合“理”，而是体会它背后的“存心”。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心道德论”
但是，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患有一种名叫“道德无能”的顽症。它们只能告诉我们，无德者不应有福，坏心者不得好报；但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有德者怎样才能有福，好心者如何才能好报，好人怎样才能办成好事。拿心学术语来说，它只要求“存心”与“用心”的统一，王阳明称为“知行合一”；但它不要求“存心”、“用心”与“报心”(好一心好报，坏心坏报)的平衡，或者说，不要求善心、善行和善报的平衡，我称之为“心报平衡”，也就是道德与幸福的匹配。没有幸福匹配的道德，就如同没有配偶的关鸠，虽然叫得好听，但不能繁衍。宋明儒家的道德也就是这样一匹没有生育能力的道德骡子。
本书隐含的一个诉求，就是想给中国传统道德的关鸠找到一个配偶，让有德者也有福，让好人成好事，让“心报”当下平衡，而不必借助上帝或历史的审判。这个配偶就是“法”。法在哪里？在你的心里。王阳明的《传习录》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山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必须了解王阳明所说的“花”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花”，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花”。从本体论意义上说，花之体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识独立存在；从认识论意义上说，花之理离不开感知者心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花之理与万物之理一样都在人的心里，这些理凝聚在一起，就是他所谓的“良知”。
良知合而为“一”，分而为“三”：“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此其人生“三宝”。在我看来，被“妙用”的良知就是“法”。良知的根是理，是存心；花是法，是用心；果是福，是报心。法花是理根上绽放的，福果是法花里凝结的。理根和法花都在心里，心静生根，心动发花。福果一半结在心里，一半结在心外，心里的福果是喜乐，心外的福果是功业。理法是“内圣”，功业是“外王”。用以求外王的心法，便是入世心法，它是良知之树上开的花。它也和别的花一样，并不开在你的心外，开在你的心里。万物之理，成败之道，存乎一心而已矣。 这就是这本书，或者说这个“孩子”的身份。
三、生“书”的快乐
不过，“生”一本书，和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孩子生下来，创作才刚刚开始，而一本心血之作一“生”下来，就可以享受劳作完成后的快乐；孩子要你抚养，书却能赡养你。《智慧算术》一面世，就上了当年北京、广州和上海的畅销书排行榜，得到不少新老朋友的疼爱；在三年时间里先后被深圳、广州和珠海三地的几个中外合作的MBA培训班选为教材，我因此也被聘为这几个培训班的授课教授；2005年底，我因这本书被中国首届管理大会授予杰出管理学者奖……有个叫“牛头”的网友甚至在网上写了一段让我脸红的话：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预测的情况，我必须登上飞机，只身到另一个国家从零开始，我会带上两本书：
1.《周易》(指《易经》与孔子注解的《十翼》，合称《周易》)——我从来没有读通过，但我一直相信它包含天地万物的大智慧。
2 吴稼祥的(《智慧算术》——我曾以为自己读懂了，可是我明白，我须穷一生来学习与实践这本绝世奇书。 我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写的书可以望《周易))的项背，也知道对于网络评论不可太当真，但读友的偏爱对于我仍然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与激励，一激动，今年初为《智慧算术》产下一个“弟弟”，名叫((加减——博弈与作局的中国功夫》。原以为会好评如潮，结果却是反应平平，我的一位老友心怀怜悯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可能写得急了点……”我再次明白，伤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果然与唾液腺里流出来的东西不同，吐出前者的是伤痛，分泌后者的是欲望；茅台也与秦池两样，前者是酿造出来的，后者是勾兑出来的……苦难之作没有续集，它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唯一。
于是，我决定再版《智慧算术》这本书。虽说是“再版”，除了书名、序言和装帧，正文没有一字的改动(除了错别字)。一字不改，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精当到无可改动，而是因为十年来我的思想在此领域里没有实质性进展，心态更不如十年前恬静，如果这本书的边界是两边的河岸，我也没有感到它已经被现实生活的河流淹没。对这本书仅仅做文字上的润饰，无异于为一位从工地上归来的苦工的干裂嘴唇涂点口红，读者得到的不一定是美感，更可能是恶心。
被改动的虽然不是这本书的文字，但我希望这篇序言改变了照在它身上的光，从一抹智巧暗色，到一束天慧福光。
是为序。
2006-10-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