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禁乞运动”

“看完于建嵘教授领衔的‘禁止儿童乞讨’提案草稿，恕不支持。”2月16日，知名媒体人笑蜀在明确表态。公共知识分子连岳在微博上明确反驳：“无视伤害真正的乞讨者，这无异于变相认为赤贫者无隐私权，这是文明及法治的倒退。发起者不修正，追随者应尊重自己的判断力……”

打拐转为禁乞：“随手拍”陷舆论漩涡

“看完于建嵘教授领衔的‘禁止儿童乞讨’提案草稿，恕不支持。”2月16日，知名媒体人笑蜀在微博上明确表态。2月15日晚，《“禁止儿童乞讨”拟提交两会系列提案、议案、建议案、要点》在“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博客”发布，在引来颇多关注的同时，诸多人的质疑把本已陷入争议漩涡的“随手拍”解救乞儿活动推向了更为尴尬的境地—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运动调转了方向，突然转为“禁乞”。

这让一些原本支持这一活动的人一时难以理解，作为发起人和召集人之一，著名媒体人李承鹏也对该草案不太满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于1月25日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简称“随手拍”）活动，走到这一刻，质疑声达到最高潮。微博打拐接下来将向何处去，让人难以捉摸。而这，是于建嵘等发起者没有料到的。

解救“天使”

2月10日，上海地铁1号线的车厢里，网友沈佳元遇上了一个乞儿。拍下照片时，她的心头不是滋味。“那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眉清目秀，身无残疾。他穿行于人群之中，边前行边下跪磕头。”看着男孩走近，佳元掏出手机，准备抓拍，却被孩子发现。他没有回避，反而上前“要价”，“既然要拍照，那么，一定要给钱。”

佳元满脸堆笑，心里一阵酸楚。“我对着他拍了一张，而后，其又比出‘耶’的手势，我再按一张。”照片上，他的笑容纯洁如天使，而等佳元拿钱时，男孩却精明地说道，“一共拍了两张”，提醒佳元给足两份钱。

“乞讨对孩子的影响极其负面。将心比心，怎么会有父母舍得让亲生子女从小给人下跪？”沈佳元认同这样的看法：乞讨是一种降低、贬损人格尊严的民事行为，而儿童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多数并非自主行使乞讨权，而是遭受他人操控、利用甚至胁迫。

这正是于建嵘倡议“随手拍”的初衷。2011年1月17日，于教授接到一封求援信，信中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2009年7月20日傍晚，5岁的福建泉州男孩杨伟鑫离奇失踪，其母洪玉萍苦寻未果，直至去年初，才在网上发现一张酷似儿子的照片，拍摄地为厦门火车站，而图中的杨伟鑫已经残疾。但等她赶到厦门，孩子早已不知去向。

杨伟鑫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据联合国统计，仅2008年，全世界被拐卖的人口高达260万，拐卖妇女、儿童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犯罪之一。在中国，被拐人口数也颇为庞大。2009年4月起，公安部开展第五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0年底，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儿童9388人。广州打拐志愿者“仔仔”（化名）告诉时代周报，拐卖儿童大多被非法收养，但不排除受人胁迫、上街乞讨的可能。

这促使于建嵘萌生了解救行乞儿童的想法。最初，他建议网友，遇到10岁以下伤残儿童在街头行乞，立刻拨打110，并将出警情况发送到微博。此后，该计划又被几度调整，最终成为“随手拍”模式，即，呼吁网友发现乞儿时随手拍照，连同拍照时间、省市、街道等信息一同发送微博并“@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

后者是于建嵘等发起者在注册的博客账号，用于收集、公布乞儿信息。目前，该账户由网名“色色猴”的风行网总监侯志辉维护，负责转发各地网友“@随手拍”的乞儿信息，并“@”当地的公安、媒体以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以吸引他们的关注与参与。

微博世界中，依靠“转发”与“@”两项功能，“随手拍”活动几乎是一夜走红。1月29日，该账号试运行3天，便吸引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等近8000名网友的注意，收集乞儿照片100余张。

全民参与

“随手拍”初建时，于建嵘没有料到，一个博客竟会催生一场人民运动。

迄今为止，我国已开展5次专项打拐行动，成果显著。不过，在不少失去孩子的父母看来，警方“打拐”仍有不作为之嫌。在2月8日终于通过微博找到被拐三年的儿子的彭高峰，就在其寻子日记中认为，公安部门对类似案件缺乏应有的重视。

但在微博上，孩子的遭遇牵动更多普通人的心。“随手拍”活动恰逢春节长假，回家过年的传统与乞儿流落街头的现实激烈对撞，激发了全国网民的同情以及对这个活动的参与热情。“色色猴”告诉时代周报，春节里，“随手拍”每天发布微博100余条。两星期来，他和两名志愿者几乎累瘫了。

当“色色猴”带着志愿者“连轴转”，“随手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2月2日，除夕夜，有着33万微博拥趸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布《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他提议，所有微博闻人、影视明星、商界达人、意见领袖都应在百忙之中转发此文、关注此事。

此后，在经过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娱乐界明星姚晨、赵薇等转发后，“随手拍”的相关信息，传播范围涉及1千多万博友。

“随手拍”的微博效应继续发酵，网民群情激奋，有“疯狂”者甚至要求当地警方一收到“照片”，必须立即出警，否则应该被问责。各地新闻媒体亦火速跟进，不少打拐信息甚至未经核实就见诸报端。被汹涌的舆论推至台前的各地警方亦纷纷表示，将马上联合城管、民政等部门对辖区内的乞讨儿童进行清查。陈士渠亦通过微博回应，公安部打拐办将核查每一条线索。

截至发稿时，“随手拍”博客发布信息3000余条，九成以上为网友拍摄的乞儿照片。而这给了不少寻子家长春节里最大的宽慰。“宝贝回家网”负责人张宝艳告诉时代周报，有的父母甚至通宵达旦地关注“随手拍”，如果劝他们去睡，他们说，也许还会传几张照片上来。

打拐还是禁乞

发迹草根的“随手拍”活动在一片舆论褒扬中愈演愈烈之际，现实的“打拐”真相却使其逐渐冷却，问题也开始呈现。

2月8日，珠海警方澄清，在前一日被志愿者解救的乞儿常懂懂和同行男子具有父子关系，而非拐卖后，不少新闻“乌龙”也被一一揭开。《微博打拐13天解救6儿童》的报道被证实为假消息，当时，尚无一例被强制行乞的拐骗儿童因“微博”打拐而获得解救。在“亲生父子被强迫验DNA”的极端个案等多种因素作用下，“随手拍”的舆论阵营开始出现明显分裂，各种质疑纷至沓来。之前支持“打拐”的人，有的甚至转而成为“反打拐”人士。

一位广州市公安部门人士认为，此种民间解救很鲁莽、不专业，甚至容易打草惊蛇。他向记者讲述了不久前经手的一个案子：一位父亲无意间发现某个街头乞儿正是自己被拐的孩子，便向警方报案，而事实上，警方已跟踪此事多时，也清楚这名孩童的状况，但当父亲要求立即解救时，警方却拒绝了。

“因为，当时的案件处于侦破阶段，控制孩童的只是马仔，幕后指使者尚未被控制，主要证据亦不齐备。我们需要将整个集团连根拔起，而草率解救被拐孩童或者过早曝光其信息只会使整个行动功亏一篑。”上述人士说。而打拐志愿者也发现，许多行乞儿童躲了起来。

法律界人士则质疑，“随手拍”究竟意图“打拐”还是“禁乞”？如果是前者，那么，公安部已经澄清，街头乞儿分为被拐骗、被雇佣以及亲属携带三种，目前，街头的多数乞儿属于亲属携带，而非被拐儿童。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涉嫌干涉穷人的乞讨权以及侵犯儿童的肖像权、隐私权。

对此，有“随手拍”活动参与者则辩称：“你都乞讨了（或，生存权都没有），还有什么隐私权？”

这一观点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公共知识分子连岳在微博上明确反驳：“……无视伤害真正的乞讨者，这无异于变相认为赤贫者无隐私权，这是文明及法治的倒退。发起者不修正，追随者应尊重自己的判断力，最好只发被拐儿童照片（应确认，防止恶搞），不应再随手拍乞讨儿童了。”

前景难料

“随手拍”究竟意图“打拐”还是“禁乞”？这是该活动自发起之日便模糊不清的问题，而这也最终成为人们争议的核心。2月12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运动开始半个多月后，于建嵘纠集各路人马在北京宋庄召开“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让这一问题越发清晰地浮出水面，将“随手拍”推入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漩涡。

会上，于建嵘明确指出，自己的目标就是让政府和全社会都意识到，杜绝一切儿童乞讨，让所有乞讨儿童重回学校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

于建嵘告诉时代周报，一方面要在法规上严禁儿童乞讨，不给儿童乞讨牟利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配套保障制度的建设，儿童福利机构要对父母确实无力抚养的孩子敞开大门。他指出，在西方，福利制度的首个立法便关系儿童福利。早在1909年，美国就在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儿童局，如果有儿童被发现在街头行乞，便会被送至儿童福利机构。如果背后有成年人指使，即便是他的父母，也将面临起诉。

在当天的会议中，从湖南赶来的律师甘元春宣读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讨论草案，提出了在立法层面和解救机制中杜绝儿童乞讨的建议。目前，长期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人大代表佟丽华律师也已加入到起草活动中。

然而，15日，该草案在网络上公布之后，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质疑。笑蜀在微博上回应：“打拐突然变成全面禁童乞，难以理解此其一。二，全面禁童乞之根本目标无分歧，但首务应为建设儿童福利体系，却以禁童乞为首务，碍难接受。三，童乞有隐恶，但底层民众往往只能非法生存，且其执法成本不比儿童福利体系低，不可操作。”

作为发起人和召集人之一，李承鹏也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即是：“原草案名字不适当，不应是‘禁止乞讨’，而应是‘救助计划’”。

截至记者发稿时，“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博客”上收到89条回复意见。于建嵘称，这份提案将征求网民的意见，不断修改。

争论还在继续，“随手拍”志愿者们的行动却并未止息，与此同时，于建嵘教授还在力推建成打拐数据库，“壹基金救助乞讨儿童专项基金”也正筹备成立。“随手拍”这样一个发迹于草根的运动未来究竟将走向何方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