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敌比蒙特:张爱萍: 16 内战之海岛争夺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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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标,一江山


“目标,一江山!”这是军队行动时下达命令的术语。炮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高地,两个齐射,放!”航空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分三个批次,起飞!”登陆兵指挥员的口令是:“目标,一江山,成展开队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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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山岛成了整个大陈战役的首要的突击目标。

但是,把攻打一江山岛作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却费尽了周折。

从宁波驱车向南沿着去温州的高速公路跑上两个小时,就到了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长三角南翼的城市台州。在台州海面,星罗棋布地散布着106个大小岛礁,主岛大陈,成众星捧月之势。这里是浙江最大的渔场,在历史的鼎盛时期,它曾是个繁华的海上渔镇。战前,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上岛,临海伫立,家乡奉化虽只一水相隔,但已成千山万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往日繁华,已是过眼烟云。他站立的这块石头,被当今有些商业头脑的人,包装炒作一番,成了大陈旅游一景。

1951年9月,胡宗南进驻大陈;1953年8月,刘濂一接替,增调了四个军官战斗团,守军总兵力达一个加强师18000余人,同时又整编了流窜的海匪武装共6个突击大队,并配有海军10艘战舰。建立起以大陈为核心,包括鱼山、一江山、披山、南麂山等岛的大陈防卫区。美国也在岛上设立名为“西方企业公司”的情报机构。大陈成为了蒋介石在浙江当面反攻复国的指挥中心和海军进攻大陆沿海的前进锚地。

华东军区作战会议曾几次研究过这个问题。父亲在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争得比较凶的是首战放在哪里打。”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当时的浙东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先攻上下大陈或先攻一江山岛或先攻披山三个方案中,开始主张先攻大陈的占多数,他们认为敌指挥中心在大陈,只要当胸一拳,毁其心脏,其余岛屿,自可不战而得;主张先攻披山的也不少,认为该岛守敌较弱,容易取得首战的胜利;根据敌情、地形和可能集中的船只等情况而选择一江山为进攻目标的,却不是很多……”(注: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很明显,这次战役的基本形势对我军是有利的,优势在我一方。大陈守军不足2万人,且又分踞于6个岛屿,岛间首尾相距正面达200公里,各岛无法在战术上取得配合和支援。同时,这个敌人远离台湾,按当年装备的性能,海上航行要10~20个小时,飞机支援的留空时间最多也就20分钟。没有航母这个作战平台,支援大陈的远海作战是无法想像的。在大陈海域,我军完全可以取得制空、制海权。

敌方的强项是,经过多年设防,已构建形成了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地堡、堑壕、雷场、各种障碍物遍布整个岛屿和水际滩头。敌火力密集,且有坦克作为反突击的力量,敌舰驻防大陈海区,与陆上相互呼应。大陈各岛四周全系岩岸陡壁,纵深山地纵横,海面遍布暗礁,利防而不利攻。

我方的困难是,大陈主岛距离大陆50公里以上,只能靠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而用于火力支援的舰只和轰炸、强击航空兵又不足,难以形成对上陆部队有效的火力掩护。

基于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作战会议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突袭的方式,使用一部兵力攻击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吸引敌注意,集中主力直取上、下大陈,在敌人没有做出反应前,一举攻占大陈。

另一种意见是,战役分3个阶段。首先以海、空军和岸炮部队实施预先打击,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然后攻占外围屏障一江山岛,建立炮兵阵地,摧毁大陈防御体系;最后发起对大陈主岛的攻击。

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气氛是紧张的。不难看出,争论双方潜在的立论基础是对使用兵力数量和可能的评估上。

按照我军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的经验来看(那时我军还没有作战条令),予敌3到5倍的优势,这一仗就可以打了。持一举攻占意见的同志认为,现在无论在兵力还是在火力上都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应该是有胜利把握的。何况,直取大陈可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而分阶段的行动,等于把意图告诉了对方。愚蠢!

反方当然也不示弱。华东军区的所在地南京,是何许地方?是当时军事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江南多才子,这且不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建在这里,由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执掌。华东和其他战区的大批的部队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来到他的麾下,按现代战争的标准,回炉锻造。刘帅年轻时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这所学院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段赫赫有名的话:“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大概就是刘帅办学的宗旨吧。虽然取得政权才短短的几年,但人民解放军中新的因子生长起来了。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开始直面一场新的战争,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挑战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前辈们了。

他们首先对使用的兵力兵器做了详细的计算。海上的登陆作战和我们过去习惯的陆地攻防作战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没有地形可以遮蔽和利用,部队的战场机动完全要靠火力来掩护,也就是说获取绝对的海、空优势,是登陆作战最基本的条件。他们是这样计算的:

从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渡海登陆作战的原则看,登陆和抗登陆双方的兵力对比通常是3~5比1,也就是,防御方如果是一个师,进攻一方至少应该是3个师以上。同时,按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情况看,一个登陆兵通常需要5~7个保障兵。摆在华东军区面前的问题是,打这样的一场仗究竟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呢?

据此,大陈守军一个加强师约2万人,我方登陆部队则应在6万~10万人,保障人员应不少于30万~70万人。如果取其下线,按6万登陆兵计算,那么需要多少登陆舰艇呢?一艘登陆艇装载50人,一艘登陆舰是500人,再加上火炮、装备,这样算下来,仅装载登陆兵的登陆舰船就不下几百艘,这还不算其他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  

再者,大陈岛是个不足15平方公里的小岛,敌人苦心经营多年,部署完善,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属于要塞式的防御。对这样的岛屿进攻,在作战样式上,华东军区当时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对中等筑城海岛的进攻作战”。(注:华东军区《大陈战役总结》)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个创举,它在登陆作战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与美军的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以及我军对海南岛的登陆在作战性质上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属于在宽大正面的作战行动,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大,主要战斗发生在抢占滩头后抗击敌人的反突击阶段。而大陈和一江山作战,近似于美军硫磺岛、塞班岛作战,主要在于抢滩上陆,夺取滩头阵地。由于敌人部署密集,上陆地段狭小,突袭的可能性很小,只能强攻。再则,大陈与金门不同,它远离大陆50多公里,我军炮火无法掩护,全靠海空军的火力,无形中增大了对装备兵器的要求等级。对这样一个小岛,兵力多了摆不开,少了突击力量不够,只能是在狭小正面上,多波梯次地投入,这就更加增大了在战役准备阶段隐蔽企图的困难和航渡中编队组织的难度。这样一分析,直接攻打大陈,显然是胃口太大。因此,战役的首次突击目标应该是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

华东的作战参谋们对组织这场战役的分析,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指挥筹划单一陆军的运动战,发展到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当然,现在下这个结论还太早,一切要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才好说。

但他们竟遭到了斥责:“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

是啊!这些分析,这些名词,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甚至都有危言耸听之嫌了,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掰呼?

“首长啊!这可不是您当年啊……”参谋长王德这句多少带有打圆场的话还没讲完,“啪”的一声,有位首长拍了桌子:“我他妈操你姥姥的!”

“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X!”首长真的动肝火了。 

父亲在晚年回忆时是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意见的:“直接打大陈本岛,我认为这样有危险,把握不大。守敌虽不足2万人,但在我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投入一个整师是很困难的;同时,登陆编队在航渡中要经过头门山和一江山,必定会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袭击。而首战选在一江山,这些就可以避免了。一江山守敌1000余人,距大陆近,在我岸炮火力射程之内,可以弥补我舰炮火力和轰炸航空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把握保证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短时间内一举突袭成功。一江山又是大陈的门户和前哨据点,俞大维(注: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己就说过,一江不保,大陈难守。从一江山打进去后,可俯瞰大陈,大陈就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了。我们计划打下一江山后,把炮兵送上去,三五天后,一举夺取大陈。一江山既是敌人外围的强点,又是它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弱点;首先攻占它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怎样考虑美国出兵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不应该会出兵,也不应该会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取决于我军突然而迅速地行动。退一步说,如果美军干预,我已先期占领了一江山,站稳了脚。即使撤,我也撤得回来。”

他在这里用了“不应该”三个字,这只是个推理判断的结果,是个主观性的词汇。作为军事上的判断,恐怕只能是这样的,因为风险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力争首战速战速决,抢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使局面不可逆转,应该是这一战的目标,也是最高指挥员把握的关节。

“那种把大陈一口吃掉的办法,雄心可嘉,但力不从心。”

父亲统领的是一群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实战经验,又经过刘帅亲自教育的,具备了新型知识结构的参谋人员。

战争将检验他们。
父亲回忆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只有拿到军委去了。他们的主意也不能说坏,但困难和风险太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彭老总批准了我的方案。”

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父亲说:“王德同志遭到训斥后很难受,我跟他讲,算了,不要在意这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他还说,刘帅当时也在南京,宽慰我,说上面还是有数的。我到北京汇报工作,去看望罗帅,他那时住在东交民巷,也和我打了招呼,闷头把工作做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些什么。

父亲曾对我说过:“调我任参谋长时,陈老总要我兼个副司令,我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军委考虑到几个大战区的领导人都兼了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在参谋长这里,所以给参谋长都下了个副司令的命令。华北的杨成武、中南的黄永胜、东北的邓华、西北的彭绍辉、西南的李达、华东就是我了。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兼。我对陈老总说,我们华东不乏战将,我就不要兼了吧,这个位置留给其他同志会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我会全力做好我的参谋工作的。陈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就自己和彭老总去说吧……”

我的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他怎么就不想想,华东是不乏战将,但华东也不乏骄兵悍将!他又一次因为推辞职务,而使自己居于人下,当意见相左时,他别无选择,不是放弃,就是得罪。这样的情况他以前经历过,后来又有过多次。

这种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在陈老总领导下,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父亲回忆:“当时要叶飞同志也兼个副司令,但叶飞也是这个态度,说我把福建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早在这以前,陈毅就对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同志说,三野部队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两部分组成的,在任职上,新四军的同志风格要高一些。在新四军长期工作的钟期光和来自山东兵团的唐亮资历、职务相当,但钟期光主动提出,政治部主任由唐亮担任,自己做副主任。在淮海战役中,三野和二野协同作战,二野堵截增援的黄维兵团,围上了,打不下来。三野上去,才把黄维吃掉,三野一些同志为此沾沾自喜。陈老总知道后大发脾气,召集三野的干部开会,他说,你们得意个屁!二野为了挺进大别山,把重火器都扔掉了,攻坚能力当然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二野牵制住敌人,我们能打得这么顺利?打了几个胜仗,穿上缴获来的呢子军装,拿了汤姆式(二战时期的美式冲锋枪)就以为了不起了,耀武扬威的。就你们,进了大上海,连个冲水马桶都不会用,土包子!

父亲在个人名利前的豁达态度,的确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人为的困难,但我认为,党是看到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领导过他、接触过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20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出现了。轰炸伦敦、柏林,动辄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我10兵团28、29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

时任10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8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10兵团9000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注:1952年10月25日《人民前线》杂志151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133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你们说呢?

父亲是直接向彭老总汇报的。彭总同意这个计划,还有他更进一步的考虑。从美蒋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的讨价还价看,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底线到底画在何处,一时尚无法看清。彭老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正式签署的文本证实,除明确了美蒋共同防御的领土为台湾、澎湖外,又增加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彭当时认为,不妨先在一江山这个小岛上刺探一下,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样做不至引起大的风险。但必须取胜,否则可能助长敌军气焰,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公开宣称“协防”,所以他说,杀鸡也要用宰牛刀。 

8月2日,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准了父亲对作战方案的设想。

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军区关于大陈列岛战役行动方案。

8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

前指副司令员共4位,他们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

与此同时,浙东前指又成立了空军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马冠三任司令员。不久,又成立了登陆指挥所,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后勤联合指挥所,林维先任司令员。海军的实际指挥是华东海军司令陶勇。

10月31日,父亲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浙东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由一名总参的副总参谋长担任,可见这场战役作战指挥层次之高。 

1954年12月9日,战役决心下达到参战部队。

一江山,终于成了攻击的目标。从此,这个小岛一举成名,成了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标志,永远载入了我军的战史。 

6、天空和海洋


翻开大陈列岛作战的档案卷宗,你会看到,早在正式作战方案批准前,作战行动就开始了。 

军委最后批准的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是这样的:

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形成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守敌的战场条件。

第二阶段,对南、北一江山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全歼守敌。尔后,完成对该岛的防御,粉碎敌可能的反击。

对大陈的攻击另行下达。

……  

参战兵力(略)、任务区分(略)、作战编组与装载等(略)。

从第一次攻击大陈岛的动议,到毛泽东最终批准这个计划,已经整整两个年头了。

究竟这场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谁都说不清楚。实际上,自父亲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后,这么多年来,海峡双方围绕着沿海诸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1954年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大陈作战的方案之前,海、空军和拔除近岸敌占岛屿的作战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许多今天讲起来策划周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往往是由一个突然事件和冲突而触发的。台州外海的大陈海域盛产各种鱼类,入汛以来,南来北往的渔船云集于此,高峰时竟达5000多条,约10万之众。3月18日凌晨,我护渔的“兴国”、“延安”两舰与来犯的敌“太”字号护卫舰、“永”字号扫雷舰交火;在三门湾附近活动的我巡逻艇也遭到6架敌机的袭扰。情况报上来后,华东战区立即给海军下达作战命令。下午14时38分,我海军航空兵米格-15战机2架进入南田上空,与对猫头洋海域进行骚扰的4架敌F-47遭遇。2架对4架,空中缠斗一直逼近到大陈岛上空,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敌地面对空火器的威胁下,我机把敌一直压到距海面70米,两机近到400米时才开的火。真是玩命!这就是著名的南田空战,也是我海军航空兵组建以来的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2架,我一无伤亡,开局2比0。

父亲立即电话向参战部队祝贺,省委书记江华亲临慰问,军委海军给予嘉奖。历史记住了这两位空中英雄的名字,他们是海军第一代飞行员:长机崔巍;僚机姜凯。

双方由此展开了浙东海域制海权、制空权的争夺,拉开了大陈列岛战役的序幕。这一天是1954年3月18日。  

为什么要早在大陈战役未批准前,专门组织海空军争夺制空、制海权的作战呢?后人在整理和研究这个历史事件时,往往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说:“兵无常势。你要打人家,就要先考虑人家会打你。要想到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情况。一旦敌人发现我们有发起战役的征兆,有可能先发制人,抢先对我沿海城市实施轰炸,如上海、杭州、宁波、福州等,那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从海上也可对我舟山、象山、海门等港口进行炮击。分散、牵制我作战力量,稳定大陈的防守态势。蒋介石的海、空军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并未被削弱,后来又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在数量上是我参战兵力的若干倍,而且又有海上作战的经验,应该说,敌占优势,不能不防。但不是不能打,我们比敌人离战区要近得多,这是我们的长处,天时、地利在我一方。”

父亲在讲述时,一再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你想,战役行动还没有批准,就遭来敌人的报复,万一上海落下颗炸弹,炸得你人仰马翻、断水断电的,领导层还不迁怒于你?搞什么名堂?这个惹事的家伙!没等敌人打你,自己就先被撤职查办了。

“首先是加强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防轰炸、防炮击的准备。最重要的是,主动寻找战机,彻底打垮他在浙东沿海的海空军力量。我们把轰炸部队、强击部队、歼击部队在沿海展开;把鱼雷快艇、巡逻艇推进到田岱岛、白岩山附近;把炮兵部署在头门山、白岩山、羊屿,摧毁驱赶一江山、披山,和进入岛屿之间的敌舰船。”

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考虑对敌斗争,也要兼顾到内部的各种制约因素,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才能使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这大概也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特点。

他有两个朋友,也是他得力的助手。
前指副司令兼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他在朝鲜战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以聪明机智和大胆著称,面对世界空军霸主美国,把我们这个年轻的空军部队指挥得虎虎生风。他比父亲小4岁,父亲对他非常赏识,提起他时说:“这是个有本事的家伙,朝鲜空战、沿海空战,实际上是他指挥打的。”上世纪80年代空军司令员人选更迭时,父亲在军委工作,曾力荐过,但最后聂被安排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父亲说:“可惜了,这个人放在空军作用会大得多。”

聂凤智回忆道:朝鲜战场打的是大机群空战,不习惯于打单批单架或小编队偷袭性窜扰的敌机,在担负防空作战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没打好;在轰炸、强击部队中,也需要由陆上转入到海上的问题。

空军20师副师长张伟良,第一次率队出击,袭击停泊在大陈湾的军舰。投弹后看见浓烟升起来了,特别兴奋,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战果。返航时他不放心,又转了一圈,妈的!是国民党军舰上放的烟幕,够狡猾的,愣是把自己给涮了。那时政治工作搞得特好,这边机场上欢迎的人群还手举鲜花,敲锣打鼓地准备迎接载誉归来的空中英雄呢。

张伟良写道:我一下飞机,就低着头赶紧从飞机后面溜掉了,坐上吉普车直奔指挥所向聂司令报告,聂司令,我没有完成任务……可庆功会都准备好了,张爱萍司令员亲自到会讲话:“应该奖赏你们,你们取得了胜利还作检讨,很可贵。”……当张爱萍司令员亲自给我戴大红花时,我难受地退缩了……我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他们和我一样,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我们心里清楚,这是首长给我们鼓励。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真滑稽!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怎么不记得?是有个飞行师长,姓张,那次吴法宪还去送行。看一支部队,看信心、看勇气。像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在当时的技术状况下,要提高命中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投弹高度。为了避免被敌防空火力击中,就要巧妙地利用地形,紧贴海面,躲过敌方的雷达,或绕过岛礁,从山谷中穿进去,从背后攻击停泊在港湾中的军舰。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胆量。张伟良师就在玩命地训练这个高难度课目,飞行员的行话叫超低空掠桅轰炸,也就是低到快要碰到船上的桅杆了。轰炸航空兵部署在杭州笕桥机场,从模拟的山谷飞出来,返场时一个大转向,正巧从西湖边擦过。父亲曾坐在山顶上,看战机从他脚下的山谷中一架架掠过,风把帽子都吹跑了。可能是飞得太低了吧,空军司令刘亚楼三次给张伟良打电话:你疯了!怎么搞到西湖上来了?知道吗?毛主席在杭州!”

 

刘亚楼把张伟良传去:怎么说了就不听的!我空军司令怕你什么飞机,掉到我头顶上我也不怕。但毛主席在这里工作休息!知道吗?

不过他又笑了:毛主席听到整天隆隆的飞机声一再说,训得好!但你们动静也实在搞得太大了嘛!

1955年1月10日,张伟良师奉命出击。从上、下大陈间的海面上掠过,第一次投弹就命中了,这是一艘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冲天的火焰喷射出来,这一次再也不是烟幕了。

在最后解放一江山和大陈列岛的作战中,张伟良师战功赫赫。张本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张伟良这回可受之无愧了。

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张爱萍司令员很早就向我们明确提出:海空军要先于陆军投入战斗,边打边练。要积极寻找战机,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破坏敌之心理稳定,使敌由强变弱,使我由弱变强,从而夺取战区制空权、制海权,从空中、海上封锁、围困敌岛,力求在我对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时,敌难以对我进行空战和海战。”

父亲自己说:“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实战中锻炼我的部队,锻炼我的司令部。”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新四军的一员战将,也是个锋芒毕露的家伙。他并没有参加到前指来,不是不要他来,是他自己不来。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看前指设海军指挥所就是多余的!”

回忆到这一段情节时,我问父亲,他笑了笑,说:“是他亲自部署海军的作战行动。”

“作战会上,陶勇和苏联顾问吵架。我是想给苏联同志留面子的,有不同意见不奇怪。但顾问不干,一定要我表态,说你这个司令员要讲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说我们海军司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赞同。顾问不高兴了。我们吃饭叫他也不来,他自己打开个手巾铺在草地上,吃面包和香肠。我说你那个东西没有我们的好吃,叫人送去,后来他也吃光了。我对顾问说,我们两个布尔什维克好好谈谈怎么样?他回到华东军区告了我的状,后来又告到北京彭老总那里,我才不管他这套呢。一江山胜利后,他到机场来,拥抱我说,欢迎胜利的将军。我很感动。后来我去苏联访问,他请我在莫斯科吃烤鸭,哪里能好吃?是布尔什维克,就应该这样。”

一个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领导核心,是胜利的保证。

按作战计划,一江山渡海登陆作战,至少需各类舰船125艘。可华东海军只有59艘。陶勇从青岛海军基地、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福建军区、浙江军区和22军,又征调了60艘船只,但仍有缺口。父亲亲自跑到上海,从江南造船厂、上海港务局又弄来17艘登陆艇。到一江山岛作战前夕,华东海军共征调了各类船艇144艘。

火力是登陆的首要问题。登陆兵在海上是完全暴露的活靶子,要靠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也就是首先摧毁敌人的地堡群,然后对堑壕里的敌人要打得他抬不起头来。登陆上岸后向纵深发展时,也是个难点。因为远在大陆的海岸炮和空军怕误伤自己部队,不便以覆盖火力压制敌人,而要靠舰艇的随伴火炮对点状目标进行随机射击,所以增加舰船的火力就尤为重要。海军和兵工厂的工人们把喀秋莎火箭炮搬上船,又把登陆艇和渔船改装为火力船,陶勇和彭德清坐镇上海,用21天时间,改装了77艘船只。

海军给敌人最大的震慑要数击沉“太平号”了。“太平号”护卫舰(当年称它是驱逐舰)排水量1500吨,是浙东海域敌我双方最大的一艘军舰。它自恃个头大,经常耀武扬威地进出这个海域。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父亲说到它时,还用拐杖使劲地往地上一杵:“打的就是它!这是一艘支援大陈的常备舰,炮艇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用鱼雷攻击。”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向苏联购买了36艘P-4型鱼雷快艇。这是一种铝质艇体的快艇,排水量约20吨,两台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46节,战斗定员12人。配备45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两具,双联装14.5毫米机枪两挺。它像狼群,在岛礁众多的台州列岛海域,隐蔽待机,纵横穿梭,一旦扑到猎物,立即将他撕碎。但不幸的是,它是个瞎子,艇上没有雷达,完全靠岸上雷达指引寻捕目标。在海战中,尤其在夜暗和雾天,多次发生狼群找不到猎物,或半路丢失猎物的情况。

当时的雷达是用巨额外汇进口的美国SO-8型对海警戒侦察雷达。那时雷达工业在我国还是一张白纸,不但不能制造,就连修理厂所也是凤毛麟角。父亲组建海军时,在上海华东海校设立了最早的雷达专科班。1952年5月,第一批8名学员毕业,在青岛筹建了我国第一座海军雷达站。 

老天不负苦心人。1953年,海军的第一批雷达兵随雷达站由朝鲜回国,在浙东前线的高岛开设。这个雷达站几乎是开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用高倍望远镜都可以看到一江山敌人的活动,其危险和困难可想而知。据当年雷达站的老人回忆:“那时敌人非常猖狂,即使万里晴空,敌人军舰也停在我岛前方两三海里的地方,打炮一百多发……我们把雷达天线进行特别伪装,除盖上涂有多种颜色油漆的帆布,还插上许多树枝。因为海军制服都是白色,很显眼,平时在山上活动,我们都是光着膀子,装成渔民一样。由于敌人封锁,海岛淡水特别稀少,都实行定量配给,每天早上洗脸刷牙用过的水都用大汽油桶储存,一般洗衣洗澡都去海边,洗完后再用经过大油桶沉淀过滤后的淡水冲洗,不然,身上衣服上会留下很多晶体粉末,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战争的进程是扑朔迷离的。其实,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要锁定“太平号”。1954年5月,也就是击沉“太平号”的半年前,为了整个战役的需要,必须扫清敌占外围岛屿。5月15日夜,我军发起了夺占东矶列岛的作战行动,依次攻克了东矶山、蒋儿岙、高岛、头门山。原舰队司令员邵震写过篇回忆,记载了这期间战况的变化:当时判断,敌人失去与岛上的联系后,必然会派舰船靠近核查情况,这就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战机。果然,第二天拂晓,敌出动了4艘舰船,连旗舰“太和号”也跟过来了。双方发生了战斗,因天气变坏,能见度降低,遂脱离了接触。东矶山的战斗,引起了海军各级的兴趣,迅速把青岛的鱼雷快艇调过来,隐蔽在东矶列岛待机。但敌人不来了,这一呆就是半年。(注:邵震《浙东海上作战片断回忆》)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扫清外围引来了敌舰,敌舰的光顾,引起了我海军的食欲。但等我布下了圈套,野兽却不来了。什么叫狩猎?就是捕获猎物要等待,要能耐得住性子。费了这么大的功夫,要抓,当然要抓大的。据文献记载:“张爱萍于25日登上高岛核实了这一情报,定下攻击‘太平号’舰的决心。”(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261页)

从制定计划算起有半年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这之前,鱼雷艇在海上隐蔽待机了13个昼夜,14日零时5分,高岛观通站雷达发现“太平号”出现在一江山岛东北海面,鱼雷编队立即出动,对准敌舰的侧腰部,展开成一个扇形,这是最佳的攻击队形……“太平号”的噩运来临了。

战史记载:“1954年11月14日第31快艇大队155、156、157、158、159、160六艘鱼雷快艇和414、415、505、506四艘护卫艇,在浙东大陈至鱼山之间海面,击沉蒋匪‘太平号’护卫舰。”(注:《海军组织建设大事记》85页)

由于指挥位置不同,当事人之间回忆的角度也就有所不同,父亲回忆时讲得非常详细:“这个大家伙总是黄昏出动,先到一江山、头门山转一圈,再返大陈基地,这是它活动的规律。我专门到头门山的雷达站蹲了一晚上。用8艘鱼雷艇(注:和战史记载有些出入),由象山港出发,为了隐蔽企图,黄昏时再折转到头门山西南伏击,待敌人进入到一江山海域后就出击。不巧那天敌人恰恰就改变了航线,走一江山的外海,到鱼山列岛。一进外海,我鱼雷艇就不行了,我们的艇只能抗3~4级风浪。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能动,打草惊蛇,它就不来了,我决心等。果然,天快亮时,报告它回来了,是4艘一起攻击。(注:具体数量有误)很快接到报告,说是打中了。但我看雷达上的光点还在晃动,我以为没打中,就和海军的同志们说没有关系,下次再打它。后来敌舰到了大陈时沉没了。”  

据在一线的目击者描述:一串串炮弹、一排排照明弹、一颗颗求救信号弹,划破长空,从“太平号”舰上冉冉升起,红红绿绿,煞是好看。很快,两艘敌舰慌忙从大陈港内驶出,但不敢向“太平号”军舰靠近,害怕遭受第二次打击,打了几串信号弹,又急匆匆缩回港内。这时荧光屏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号”军舰明亮的回波信号,但位置略有变化,经过观察测算,航速只有1~2节,肯定它已失去控制能力,只能随海浪漂流。3点半钟,东方拂晓,天空微明,从望远镜隐隐看出,一艘拖船急速向“太平号”军舰靠拢,并且用粗大的缆绳,拖着它向大陈岛行进!航速很慢很慢,移动不到1海里,“太平号”忽然像一个昏迷的醉汉,拽着拖船,踉踉跄跄,直向海面倾倒。拖船惊恐万分,魂不附体,赶紧砍断缆绳,脱身而去。

据高岛雷达站的同志描述:“天亮以后,一轮红日高高升起,万里天空,白云朵朵,辽阔海面,波光粼粼。雷达已经关机,并且作好了天线伪装。赵班长、小金和我都十分振奋,跑步冲出坑道口,围在纪副大队长的身边,轮流用他的望远镜观看胜利的美景。这时,几艘军舰围了过来,一艘大型拖船又向‘太平号’靠拢,这个排水量1520吨、舰员220多名、各种大炮18门的庞然大物,突然一反常态,如同一匹疯狂的野马,狂奔乱跳,东倒西歪。大型拖船惊恐万状,力不从心,回天无术,只好一刀两断,落荒而逃。

“‘太平号’军舰作完了各种精彩而惊险的表演以后,已经筋疲力尽,开始向前俯冲倾斜,挣扎短短5分钟时间,就迅急完全沉入海底!

“新华社记者华明同志,立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佳良机,对着放大40倍的大型望远镜,拍下了“太平号”军舰沉没的历史珍贵镜头。接着又在坑道口的雷达天线旁边,为纪副大队长、朱副站长、赵班长、小金和我等几个雷达人员拍了合照。”

海军作战的环境是残酷的。海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败了,唯一的去处就是葬身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