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哪款钢笔好用: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_学术论文网-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权威(CSSC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呈现出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并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其中最典型的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温州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泉州为代表的“泉州模式”和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模式。这些区域模式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并逐步蔓延的形势下，探讨分析四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不同影响和差异反应，对总结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调整转换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整体和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切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三十年来苏州、温州、泉州、东莞地区经济的突出表现，以这四个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此进行研究的角度和观点也很多。对于四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大致可概括为：(1)温州地区依靠内源性资本，重视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并以本土企业开展一般贸易和境外投资为主；(2)泉州地区依靠内资并引进侨资侨汇，以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逐步融合为基础，注重国内市场，兼顾国际市场开拓；(3)东莞地区依靠港澳台等外源性资本，以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为主；(4)苏州地区依靠欧美和新加坡等外源性资本，以外资企业加工再出口为主，但相比于东莞，苏州的引资规模和质量更高。
对于这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和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和结论不尽相同。林俐、徐徐(2008)基于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内向、外向视角，对温、苏、泉三地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进行了测算及比较，认为内向国际化程度的大小排序为苏州、泉州、温州，而外向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温州、苏州、泉州。蔡建娜(2007)通过对温州和东莞两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外发型和内源式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认为虽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特征，但在增长效率上珠三角模式远远落后于温州模式；窦开龙(2003)认为经济发展无固定的模式，清晰的产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民营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施端宁、陈乃车(2000)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而张一力(2006)从区域人力资本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温州和苏州分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并得出结论认为：包括“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内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将殊途同归，向双高型演进。
自从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和其后逐步酿成全球性金融海啸以来，上述四种区域经济模式由于其固有的外源性特征而均受到冲击，但因为各自对外资和外部市场依赖程度的差异，受到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于这种差异性及其影响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作出足够的反应，然而该问题的重要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
         二、四大区域经济模式的特征及其演化
         (一)四大区域经济模式的特征
         1.苏南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的苏南模式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为主，地方政府主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而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产权体制改革，并借助浦东大开发及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机会，苏南模式有了新的发展，主要特征为“以国家开发区为依托，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苏南模式的引导下，苏州地区不但稳固推进纺织服装、冶金、化工、机电等传统产业，并且及时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促使电子信息、新型材料、轻型汽车及配件等六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
        2.温州模式
早期的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董辅礽、赵人伟，1986)；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温州模式突破了以家庭工厂、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逐步向企业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经营全球化迈进，大力发展“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引导下，温州地区形成了服装、鞋类、低压电器、眼镜、打火机等10多个产业集群，这些产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很高，产业配套体系趋于完善。
       3.泉州模式
泉州模式是在晋江模式的基础上扩展形成的，早期晋江模式的特点可以理解为“以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侨资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式”(施永康，1995)。随着时间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泉州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和发展，形成了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发达的集群经济，特色的县域经济，活力的品牌经济，发展的创新经济和新型的文化经济”。在泉州模式的引导下，泉州现已聚集起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纺织服装、建筑建材、食品饮料等五大传统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汽车及配件、生物制药等五大新兴产业。
       4.珠三角模式
传统的珠三角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为主导，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这个时期的引资政策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贸易模式以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为主。但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引进外资为主的高速发展阶段后，珠三角模式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充分运用市场规则，变政策优惠吸引外资为配套产业引导外商投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此模式引导下，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了纺织、电子、玩具、钟表等传统产业集群。(二)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笔者从两个角度对四种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第一，按照经济资本的来源，可分为内源性经济模式和外源性经济模式；第二，按照贸易结构的不同，可分为贸易导向型模式和外资导向型模式。这部分的比较分析将以金融危机前2006年的数据为基??1.内源性经济模式和外源性经济模式 根据表1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看出：相比于温州和泉州较为弱势的引资力度，苏州和东莞在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上表现        (二)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笔者从两个角度对四种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第一，按照经济资本的来源，可分为内源性经济模式和外源性经济模式；第二，按照贸易结构的不同，可分为贸易导向型模式和外资导向型模式。这部分的比较分析将以金融危机前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
        1.内源性经济模式和外源性经济模式
根据表1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看出：相比于温州和泉州较为弱势的引资力度，苏州和东莞在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上表现出强劲的态势，两者之间的绝对值相差了一个数量级，显示了苏州和东莞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烈的资本外源性。四个地区中引资最少的是温州，不但在当年的绝对值和依存度上表现为最低，而且1984年到2006年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为18.21亿美元，甚至不足苏州单年的水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很鲜明的资本内源性。而泉州地区在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同时，借助侨乡优势，大力引进侨资侨汇，嫁接本土企业和创办外资企业，在资本的利用上表现出其介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中间路线”特征。以上内源性、外源性及“中间路线”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结果。注：(1)经济开放度的计算方式为：对外开放度=(进口+一般贸易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外资依存度+境外投资依存度。(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产值比重以本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基底。
首先，四大模式在经营主体方面存在差别。从表1的最后两列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在外源性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内源性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以2006年为例，东莞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4822.55亿元，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产值为3838.65亿元，占了近80％，而苏州也高达66.52％；与这些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该比例在温州只有6.6％；而与“中间路线”特征相对应的是，泉州地区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50％，体现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的协调性。
        其次，四大模式在对外开放度方面存在差别。对外开放度用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本地区经济发展对于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由表1的第二列可知，四个地区中对外开放度最大的是苏州，其次是东莞，均高于100％，说明外源性经济在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这也可以从表1第六列外贸依存度指标中看出。相比之下，温州及泉州的经济开放度则低很多，而从两者的外贸依存度来看，说明温、泉两地区非常重视内贸，在进行国际开放的同时，通过区际开放来推动经济发展。
再次，四大模式在形成的产业结构上存在差别。借助于引入外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相比之下，外源性经济的产业结构会优于内源性经济，尤其是主导产业。以经济开放度最高和最低的苏州与温州的比较为例，2006年，两地的三次产业比例基本相似，分别为：1.9︰65.4︰32.7和3.5︰54.7︰41.8。但苏州近年来的制造业发展更快，在第二产业内部，苏州主导产业的层次明显要比温州高许多(张一力，2006)。苏州主导产业近年以高端纺织、电子信息、普通机械制造等为主，温州的主导产业以皮革、服装、低压电器等为主，两个地区在产业高度化方面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从出口商品的结构上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最后，以上差别带来四大模式经济指标的差异。由表2的第二列和第三列可知，外源性经济在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上要明显高于内源性经济，苏州的GDP和工业总产值分别是温州的2.6倍和3.7倍，反映出外来资本对创造当地GDP和工业产值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在关乎区域居民实际富裕程度的相关指标上，外源性经济并没有带来同比例的提高，在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和人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方面，苏州甚至比温州还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仅比温州高一点，说明在外源性经济中，经济利润的大部分被外资企业拿走，有别于内源性经济“藏富于民”的特征。       2.贸易导向型模式和外资导向型模式
由表3“贸易方式”项的相关数据可知，苏州地区和东莞地区都是典型的以外资带动外贸，以加工贸易作为进入国际市场主要方式的“外资导向型”经济模式，温州则主要是利用本土民营企业以低价、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贸易导向型”模式，而泉州则走“中间路线”，其特征是通过吸引外资发展本土企业，使本土企业成为外资企业的配套企业，继而推动对外贸易。这些模式的不同特征使得各地区在贸易主体、净出口依存度、境外投资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1)贸易主体的差别
由表3“贸易主体”项的数据可以看出，“外资导向型”经济的出口额主要由外资企业贡献，而“贸易导向型”经济则主要由本土企业贡献。以2006年为例，苏州地区全部出口额为946.85亿美元，而外资企业的出口额为852.62亿美元，占据了90％以上；同为“外资导向型”经济的东莞也高达61％；相比之下，该比例在温州仅为16.76％，但本土企业的出口额却占到83％以上。而泉州外资企业出口额比重只是略高于50％，体现了其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融合出口的特征。
       (2)净出口依存度的差别
由表4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可知，“外资导向型”经济在出口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上均显著高于“贸易导向型”经济，但由于其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特点，进出口顺差较小，因此对GDP的贡献率也就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限制。而“贸易导向型”经济下的一般贸易模式，其出口总额要远高于进口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反而较大，从表4最后一列来看，各个地区的净出口依存度差距明显缩小，温州甚至反高于苏州和东莞。而在境外投资方面，继承温州模式“走出去”的战略特征，其步伐要远快于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外资导向型”经济的境外投资不仅数额较小，而且都以外资企业的再投资为主，对外贸出口和GDP的带动作用不大。        三、金融危机对四个区域的经济影响及比较分析
起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7年已初现端倪，并在2008年恶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实行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中国实体经济在此次危机中也遭受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笔者通过2008年各个城市“地区GDP”、“工业总产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吸收外资”、“外贸出口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等8个经济指标增长率的变化，来分析金融危机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并通过比较地区间经济指标相比于危机前同期的增减幅度来分析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一)金融危机对四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表5、表6、表7、表8可知，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2008年温州、苏州、泉州、东莞四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较往年同期有所提高，保持了较强劲的增长趋势，反映出各个地区企业对国内市场的重视及不断发展内贸的态势。而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上，四个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情况，即泉州和苏州的失业率在2008年有所下降，且苏州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温州和东莞的失业率在2008年有所上升，且东莞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剩下的6个指标中，四个地区基本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除泉州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上升外)，说明金融危机确实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二)基于不同发展模式的区域经济比较
为比较各个地区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笔者将根据8个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与2007年同期相比的增减幅度进行评级，A级代表各个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小或增加幅度最大(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反)，B级、C级依次递减或递增，D级代表各个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或增加幅度最小(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反)。         根据评级和比较结果可以得出，泉州和苏州所受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都为4A，2B)，表现出较强的经济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而温州和东莞所受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分别为4D，2C和3D，2C)，表现出较弱的经济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对于以上的比较结果，笔者认为可以用各地区特有的经济模式差别来进行解释                               1.温州模式是典型的“内源性”经济模式，走的是民间资本自主推动的内发式发展路径。这种模式减弱了政府和企业对外引资的需求，阻碍了温州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因而难以有效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成熟经验和专业人才，以致产业结构难以较快升级，产品大多徘徊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没有形成核心价值；而行业进入门槛低则导致了企业多、规模小，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优势只能是低成本、低价。                                                                   2.东莞模式是典型的“外源性”经济模式，走的是以外资企业加工再出口为主的外发式发展路径。但引入的外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其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优惠政策和廉价成本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这样不但难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而且使得企业本身所获利润微薄，发展受限。且外源性模式固有的弊端还在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外贸，受国外市场波动的影响很大。
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如：外部市场低迷、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时，上述两种模式潜在的弊端使得温州和东莞的大多数企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据2008年最新统计，截至10到11月份，温州共有1259家(近8％)企业倒闭，东莞共有909家(6％)企业倒闭。当然相比之下，两者出现的倒闭潮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温州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地落后企业的淘汰，这种洗礼更像是对资源和产业的优化重组；而东莞则更多地表现为外资企业的迁移和撤资，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3.苏州模式也是典型的以外资企业加工再出口为主的“外源性”经济模式。但与东莞相比，苏州具备更好的投资环境，外资带有更高的技术价值和外溢性。因此，资本在引进和融入的同时推进了苏州外部导向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机电等中高端主导产业，并促进了产品结构的升级优化。相对来说，金融危机对中档产品的冲击是最小的，以中国2008年1-9月数据为例，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幅大幅下滑时，机电等相对高端产品的出口反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2.3％(白永香，2008)。
4.泉州模式则是介于“外源性”和“内源性”之间的“中间路线”模式，在贸易方式上体现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融合出口，并以一般贸易为主。虽然引入的外资主要源于侨资侨汇，但却能很好地嵌合本土企业，从而较快地推动了产业升级。另外，根据表1可知，泉州的内贸依存度是四个地区中最高的，达到了77％，早在2002年出口受挫时，泉州就开始在国内扩张市场，做自己的品牌；在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大幅下降时，借助庞大的内需市场，泉州大大地降低了危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四、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温州、苏州、泉州、东莞在各自特有模式的指导下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绩，总体上来说，这些模式都是成功的，其发展经验对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但通过笔者的分析可以发现，各种模式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经济都受到了较明显的冲击，并且温州和东莞表现出了较大的经济波动性。因此，根据这些模式的不足，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内资与外资要兼顾利用
内资作为一种本地资本，其快速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当地资本的快速积累，而且由于国内资本较强的产业扩散和技术溢出效应，将更有力地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因此，总体上来说，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地方财政贡献率等方面，内资的作用要明显大于外资(林民书、杨治国，2006)。但通过“引进来”的战略，特别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则可以更好地带动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技术、品牌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走出去”战略。
        (二)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应并行发展
在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下，我国许多沿海城市不遗余力地通过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以国际代工的方式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不但利润微薄而且过分依赖国外市场。但事实上，对外开放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从大国工业化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强调国内需求的扩张优于国外需求(谢健，2006)。这表明，区际开放的重要性甚至可能高过国际开放。特别是近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扩大内需的区际开放和促进出口的国际开放应至少得到同等重视。
        (三)民营经济应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起点较高，后发优势明显。与国营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具有高度灵活的市场机制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与外资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更深的根植性，更能形成产业的扩散和企业的集聚，也更能促进本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民营经济已越来越成为各地拉动投资、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但其发展仍然存在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外部性，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四)产业的调整应向本土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
本土化产业具有更好的根植性，能更切实地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地方在引入外资时，应注重其相关产业的配套发展，使整个产业在当地形成更强的依托和根植性；专业化产业有利于做大、做强主业，有利于形成自主品牌和核心价值，因此企业应立足于主业，在专业优势地位巩固的基础上，再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进而向其他多元领域拓展；而产业的市场路径应是在扩大国内市场，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积极开拓更广阔的外部市场；总的来说，地区经济的产业调整应立足于本土化、专业化，继而向多元化、国际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