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单词的读法:明镜出版社的

中国出版业破冰：非公有出版书商可合法参与经营

　　出版变局

　　一个被称作“中国出版业春天”的改革已经启动。

　　5月21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出的信息是，明年底前，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经营性出版社将全部转制为企业，其所属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等经营性出版单位一并转为企业。

　　此前的4月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解读这个政策时公开表示，民营资本将被吸纳参与出版行业融资。

　　这个敏感话题一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这场变革中，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出版工作室的利益关系有何转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阅读格局？

　　出版转身记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发端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破冰之年始于2003,攻坚之年始于2009。转身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北京、沈阳、南京报道  插图   邝飚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最近特别忙。

　　4月17日，他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两天过后，他再次出现在央视《对话》栏目。短短时间内，两次在央视露面，谈论的主题都是中国出版体制改革。

　　最近，他又马不停蹄地到各地的出版集团、出版论坛视察指导，推动出版界要动起来。此前，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一直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但大多数国有出版社，因为既得利益，按兵不动。

　　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书商。官方最初对书商的界定是：“非法经营”。

　　这就意味着，非公有的出版书商，今后将可以合法身份参与出版行业经营。中国的出版格局将被重构。

　　破冰

　　把时间的镜头拉得远一些。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在日后生效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诺开放出版业，但外国企业可通过打入图书的零售与批发市场、网上出版和电子图书，渗透中国出版业。国际形势促使中国出版业要进行一次大的变革。此时，中国政府就出版体制，开始酝酿布局谋篇。

　　然而破冰之旅，步履维艰。

　　金丽红和黎波，分别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和副社长，分管出版社设在北京的图书中心。两人在出版界素有黄金搭档之称，业内有人戏称，任何一本书，只要打上金黎的名字，这本书马上就会出现在盗版书摊上。

　　金黎二人相识于偶然。初次见面前，黎波想象中的金丽红，应该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见了面才知道金是个“40岁的小老太太”。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俩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正好赶上了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节拍。

　　在黎波的印象里，2002年柳斌杰进入新闻出版总署之后，就不断地呼吁出版体制改革，“柳署长推动出版体制改革是真心实意”，但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按兵不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出版社为什么不想动？因为一到市场，就要靠本事吃饭，没有本事就得死，出版社不动，是想拉着领导为他们注血，拨经费。”黎波快人快语。

　　这种情况，到了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那里，陡然换了一种说法。

　　俞晓群记得过去开会，署里的一些老领导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要好好做，要做大做强，因为没有几年了，将来要开放出版，就没有人保护你们了，你们要利用现在的政策好好发展。”过去的出版社，确实一直处在政策的保护之下，如今，随着出版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出版社享受保护的“好日子”成为明日黄花。

　　而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推进，支持来自中央。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专门发布了文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最新的一个信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分别担任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

　　据北京出版业内一位资深人士透露，前不久，柳斌杰去山东济南参加中国出版发展论坛，“柳署长是去鼓劲的，他一开始就说：‘出版单位过去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实际上是非事非企的怪胎，结果人往事业靠、钱按企业拿，一些出版单位公司牌子挂上了，但思维定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实践证明，不重构出版格局，中国出版业就难以实现质的突破，早改早受益，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

　　“这话说得很厉害。不过也可以看出出版体制改革的破冰之艰。”这位资深人士说。

　　启动

　　2003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紧接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立，确立了中国出版集团等7个全国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在翌年的举措中，行政审批制度和政企分开成为破冰之旅的重要动作。圈内人将这一重要动作，简称“改制”，改制为企业后，出版单位进行股份制改造，称为“转制”。在出版社转制之前，出版界的一个大动作，是把各个出版社合并成立出版集团。

　　辽宁出版集团是出版社集团化潮流中的先行者之一。1999年，辽宁省省委决定对其实行政企分开，成立辽宁出版集团，把辽宁省出版局管理的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集团。当时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经任惠英的推荐，成为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之一。“那时候我们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过去长期都是政府管理，现在终于成立集团了。”俞晓群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实际上，集团成立之初，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事业单位，也没有改制。虽然说要企业化，但是到了挂牌的时候，辽宁出版集团后面加不加“公司”引起了争议，因为政府批的是“辽宁出版集团”，而不是“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出版集团的改变是渐进的过程。但是走出第一步之后，就越走越远了。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集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因此，在一年多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被认为是对“辽宁出版”改革经验的肯定。

　　“先是转企，然后是改股份制，接着是上市。自从2000年集团搬到这里的大楼，重点一直放在这上面。”刚开始，俞晓群介入的还多一些，后来介入逐渐变少，集团成立上市公司之后，俞晓群甚至没有介入到上市公司的工作中去。

　　《中国周刊》记者在辽宁出版集团大楼见到俞晓群的时候，他首先声明两个问题比较敏感：“一个是上市，一个是和民营合作的问题。这两件事，都是任惠英亲自操作的，而且这个操作并不在集团这边，都在上市公司那边。集团一开始就制定了非常严明的纪律，我们不在上市公司绝对不能谈他们那边的事。尤其是具体的问题。”
出版界的黄金搭档——金丽红（右）和黎波（左）。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要谈这些问题，最好还是去和任惠英谈。”俞晓群说。

　　如今的辽宁出版集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惠英为人低调，至今不用手机。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任惠英时，辽宁出版集团宣传人员说：“老板的兴奋点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阵痛

　　关于集团化，俞晓群甚至也不愿意谈起，倒不是因为敏感，而是他觉得在集团化过程中兴盛起来的商业化，“想法虽然没有错，但是确实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低谷。让青春小说和外国文学充满了图书市场，好书出不来。也许这是改革中必须经历的阵痛。”

　　“很痛苦，确实很痛苦，很痛苦。”俞晓群一连用了三个“痛苦”表达他身处变革之中的感觉。

　　辽宁出版集团先是上市，然后收购三家民营公司，这样的举动，在没有政策支撑的当时，让外界颇多猜疑。

　　“虽然当时的政策支撑不是很充足，但是每个环节都是通过文件批的，没有文件，谁敢走这一步？因为原来的政策不支撑这种行为，没有保护，就会有风险。”只要不涉及具体问题，不违背纪律，俞晓群就很健谈。

　　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俞晓群有自己的思考。

　　“辽宁为什么做(指收购民营公司)？真的是辽宁(指国有出版社)没有人才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才去做非要让民营去做？谁出问题了？是机制出问题
了还是别的？民营可以找到的作者出版社也能找到，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优厚的条件去收购民营？再比如说转制，转制的目的是什么？你会说要改革，那改革的目的
又是什么？总不能说因为是领导让我改的，我们要做大做强。那什么叫做大做强？我很茫然。”

　　俞晓群对《中国周刊》一连串的问号，像极了他曾出版过的那本描述中国书业的书：《一面追风，一面追问》。

　　“中国加入WTO这么多年，放开越早的领域，就越规范，法律建制就越完善，放开越晚的领域法律就越不健全，因为会不断地用行政手段去干预。”俞晓群说。

　　合拍

　　破冰之初，众多出版社按兵不动，金丽红和黎波却自己动了起来。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成立的2003年，正好是出版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年。那时，金丽红和黎波已经在华艺出版社一起共事了十几年，积累了不
少在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两个人都觉得，今后出版的趋势，“一定是沿着市场化的路子走，就决定自己出来干。”黎波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在此之前，金丽红在华艺出版社的实际操作中，接触的都是一线作家，比如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叶辛等等，之后北京图书中心的出版方向，在那时已
经有了初步的雏形。回忆往事，黎波说：“在和老金合作的过程中，她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那时，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两个人离开华艺后，把关系放到了人才中心。“当时想办出版社，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国家对于出版社的建立和运营的原则是必须通过很高层级领导的批准才能成立。但是要做民营公司，买任何出版社的书号都没有问题，可跟我们的想法不符合。”黎波说。

　　在金丽红和黎波的构想中，国有出版社一定有一条产业化的道路。他们找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提出一个说法，叫“国有资本，民营机制”。

　　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机制，黎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周百义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干。”两个人一点一点向周百义说明他们的想法。“民营有资本，出版社也有资本，只不过是资本属性不同，但是在机制上完全可以一致。”

　　以金丽红在出版界的金字招牌，逐渐地，周百义被两个人打动了。

　　于是有了北京图书中心，不仅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资金，而且有全部的经营权，但图书中心是非法人单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是一个经营性机构。
“我们的法人在湖北，这是个变通的方式。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属性，还都以为我们是工作室。其实不是，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通过出版局任命的，只不过以合同
的方式聘用。”黎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两张纸”(合同)。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钱也不是白给。在那两张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北京图书中心在政治上受什么制约，在经济上要达到什么目标。“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聘任制度。”黎波一语道破天机。

　　回忆当年，金丽红坦言：“我们是比别人走得早一些，步子也快一些，但是当时所承受的风险也大一些。”

　　黎波阐释了金丽红所说的风险：“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种体制能否获得认可，二是能不能养活自己。”关键在于后者，赵萌是图书中心成立时的老员工，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员工心里都打着小鼓，不知道公司能够做多久。”

　　而对于金丽红和黎波来说，风险还有一方面，如果一旦成功，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所以在图书中心成立三年之后，他们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完成了股份改造，“这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黎波解释说。

　　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获益者，黎波很感谢这场改革，让他“得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研究市场、享受市场、获得市场回报的乐趣”。“说起来，改制就是谁早动，谁得益。”他总结说。

　　杀出来的血路

　　中国的民营书业，正是在俞晓群所说的“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他们没有金丽红和黎波那样幸运。

　　民营书业圈内颇为资深的民营书商柯尚宏(化名)，经过记者的几番沟通，才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这个问题不太好说，我只能给你讲一些大概的情况。”柯尚宏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柯尚宏脸上的表情。

　　中国民营书业，在上个世纪末发端于西安和长沙。因为“非法”，书商做事都很低调，长期以来，这个行业在外人看来有很多神秘色彩。

　　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书商们的操作模式，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变过：

　　书商们策划一个选题，然后去跟出版社谈，出版社如果觉得没有政治问题，就给书商书号，书商交钱，出版社办好各种手续，出版社发新华书社系统，书
商的则在二渠道发。所谓二渠道就是全国各地的民营批发商。给出版社的书，因为折扣特别低，书商别想从中获利，另外书商还要给出版社交一份旱涝保收的管理费
(即书号费)。这一切完成之后，出书之后的利润，就归书商个人所得。

　　一旦被查出倒卖书号，书就不能再印，出版社领导也会挨批评甚至丢掉乌纱帽。出版社对于这类书商也会敬而远之。

　　书商就一直处于这种游击状态。而且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订货会则老是被人赶着到处跑。

　　北京书商的聚集地一开始在大北窑，后来则是在惠侨饭店。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人在那里常驻，每人一个房子，门开着，书往床上一摆，来看书的人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挨着转，看上哪个书就现场点钱。

　　要是忽然有人喊：“公安来了。”“哗——”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时候我们开订货会就像搞地下工作。”柯尚宏说。

　　柯尚宏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民营书商在南京开订货会，开了个宾馆，忽然公安来查，大家一下子作鸟兽散;换个宾馆继续，公安又来了，如此反复了三次。

　　“常常觉得我们是‘二等公民’。”柯尚宏抱怨说。

　　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宣布民营书业合法化，但是越往后来越宽松，“非法经营”的说法也慢慢不再被提起。

　　民营书业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是在1997年，湖南省出版局在长沙一本正经地举办了一次二渠道的订货会，当场打出的巨大的条幅上，上面写
着“热烈欢迎各地民营图书出版人到湖南参加出版物交流会”，这在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但是在当时，柯尚宏的感觉是“湖南人的胆子真是大”。

　　书商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参加订货会，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再往后，2001年在北京又举办过一次专门针对民营的订货会。两次订货会之后，民营出版人心里亮堂了很多。

　　可是没有政策给民营书商正名，书商们做书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俞晓群对于民营书业心情比较复杂，对于这次的“出版新政”，他说：“民营书业已经增长得这么快了，总无视它的存在肯定不行。承认他们的存在，就
要有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次最大的进步就是承认民营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要给民营什么政策？这个问题要我个人来说，政策给的还是
远远不够，就应该从政策上给民营和国有同样充分的空间，不能国有是‘亲的’,民营是‘后的’。当然反过来也不对。”

　　对此，柯尚宏更是有切肤之感：“柳署长一直为我们民营书商说话，我们心中都记着呢。《指导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民营出版是光明
正大的生意了，可以做了。对于个体来说，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现在因为肯定了民营出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鼓励民营与出版社合作，但是对于如何给民营出版
平台，指导意见并不明确。”

　　“民营这条路是一条杀出来的血路。能获得承认，说明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柯尚宏有些感慨。

　　双“百亿”结构

　　凤凰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出版传媒企业。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出版业改革的量化指标，就是要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这样的出版集团。

　　不过，凤凰的“双百亿”在业内颇受质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说：“你别看现在有的省搞得红红火火，要是往深处调查，还是靠教材支撑。你要是去采访，别听他们怎么讲，你要看他们的产品结构，不要看他们有什么文库，什么文丛。”

　　对此，凤凰集团董事长谭跃并不讳言。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凤凰集团现在的产业结构分六个板块，三个传统板块是出版、发行、印务，还有三个新兴板块：金融、地产和酒店。目前达到的双百亿，出版和发行占87%的比重。

　　而在占了87%的出版发行上，占比例较高的，还是教育产品。

　　“但是这个话要说清楚。”谭跃说。

　　谭跃认为，这种情况反映的不是出版水平低，而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不高，首先是城市化的程度不够高，因此国民阅读力不高。读书人不多，这种情
况反映到出版上，就是读书人的主要群体是学生。这种社会现状，决定了这种出版格局。另外一个情况则是，在国外，无论大众读物再怎么发展，教育出版依然是这
个产业最大的一块，比如说美国，教材教辅的出版在大型出版集团中依然占到了33%的比例。如果具体到凤凰出版集团，“我们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主要致力于
教育出版。”

　　对此，业内质疑纷纷，文化的影响力，靠的是拳头产品，而不是靠规模和码洋。

　　谭跃其实有清醒的认识，“无论规模多么强大的出版集团，将来不会有人记住它的码洋有多少，大家记住的是他们出版的有价值的书。”

　　就在《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他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刚刚在凤凰集团考察完，“领导对我们改革的措施很肯定。但是也不要去渲染。”谭跃说。

　　针对凤凰集团的产业结构，他在向总署的汇报中提出：“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要改变这种结构是对的，因为城市化的程度不一样;从中观的层面讲，从我
们集团来讲，就不一定要改变，不是要调小我们的教育出版，而是要做大我们的大众读物，同时教育出版丝毫不能放松;从微观层面来讲，具体到集团的各个出版
社，这个方向又对了，不能每个出版社都以教育出版为主。每个出版社都应该在市场中摸索自己的专业方向。”

　　2008年，凤凰集团拿出2100万给江苏文艺出版社，不允许文艺社再做教育出版。

　　游戏新规则

　　《指导意见》出台前后，一个消息在民营书业圈内流传，很多民营书商要被国有出版集团“收编”，其中包括在业内比较知名的张小波(共和联动)、陈明俊(新经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张小波执掌的共和联动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联姻”，两家共同出资1个亿，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凤凰控股51%，张小波则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

　　柯尚宏暂时还没有被“收编”的想法，“你拿了钱进去，但是民营和国有还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再说还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变。”

　　对于凤凰和共和联动的联手，谭跃这样阐述他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之间有一个章程，在经营上，以他为主;在选题开发上，以他为主;在资产的把握上，以我们为主。所谓以我们为主，就是一票否决权，国有资产
有风险不行，另外一个，在内容上，有否决权，如果导向不正确，我们可以一票否决，不需要讨论。共和联动对此表示充分理解，而且支持这样的决定，他们也感觉
到在出版上内容是生命线。”

　　“当时我和张小波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不是凤凰一般的员工，你是带着资金来的。你也是主人。凤凰的钱你可以花，但是要有效益，因为你的利益也包含在里面。”谭跃说话不拖泥带水，喜欢直奔主题。

　　正是这种一票否决，让柯尚宏觉得不平等，“被出版集团吸收，我们也要拿钱，但是并不能说了算。”柯尚宏坐在沙发上狠狠吸了一口烟，有点无奈地说。出版行情：利好下的隐忧

　　改制新规的出台，给出版业带来了发展机会，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陈远 北京报道

　　2009年4月7日，星期一。延续上周五沪深股市微幅下挫颓势，新一周的A股市场开盘后呈现出“温吞水”式的行情，股指在开盘点位附近窄幅摆荡，大盘走得懒洋洋，令多数投资客面露倦容。

　　但就在此时，一部分嗅觉敏锐的投资人士，已经在一方“小园地”里展开了激烈的竞逐。出版传媒(601999,SH)开盘涨4.65%，短短四分
钟，即飙升至8.59%;粤传媒(002181,SZ)以3.11%的涨幅开盘，一小时又十分钟后飙至7.3%;新华传媒(600825,SH)、中体产
业(600158,SH)等个股，早盘涨幅也均在3%以上。远远超过同期的大盘上涨幅度。

　　政策利好改善行业预期

　　资本市场的每一次异动都不是空穴来风。一向表现沉寂的传媒出版股，这次迎来了一则罕见的政策性利好。

　　新闻出版总署于4月6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在完成转制的基础上，推进联合重组。

　　这种利好有多大？专门从事传媒出版行业业态研究及投资价值分析的银河证券研究员许耀文向《中国周刊》表示，足以改善当前市场对传媒出版行业的不良预期。

　　据其介绍，原有政企不分的出版发行体制因较难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已经使得我国人均读书量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蓬
勃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对传统阅读的部分替代性。与此同时，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主要利润来源——教材教辅，也因为学生规模的逐渐减少、教材招标体制改革的
推进、课本循环使用等因素，盈利空间越来越受挤压。整个行业的发展形势堪忧。

　　“欧美和台湾等市场化机制运行较好的图书市场都已经出现了萎缩迹象，我们这边若不改革，将来的后果可能会更糟。”

　　在许耀文看来，《指导意见》在此间推出，有助于打破僵化的体制，盘活图书市场的运行，进而有利于人均阅读量的提升。因而对整个产业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从单个企业来说，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社的资源整合，不同集团之间的兼并重组，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上市重组仍有重重顾虑

　　除利好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刺激其股价走高外，《指导意见》也为拟上市的企业送来了春风。相关内容显示，今后政府将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这无疑将加速新闻出版业改制上市的步伐。据《中国周刊》了解，目前凤凰集团上市前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年底前可将集团中的发行类资产上市。与此同时，湖南出版、长江集团等出版企业进入了上市筹备期。江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出版集团也跃跃欲试。

　　但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如果企业在上市之前做好了项目准备，融到资金后就可以“把蛋糕做大”，获得更大的发展;但事先毫无准备，所融到资金反而
会给企业带来沉重包袱。当年北青传媒在港股上市后筹资9亿港元，却最终无处投放，所募款项不得不搁置于银行，令正在筹划上市的出版业高管们至今心有余悸。

　　凤凰集团董事长谭跃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每个省都有一个出版集团，日子都比较好过，不管哪个出版集团想去并购另外一个集
团，省里都不会答应。”这种行政壁垒的存在，使得优质出版资源的并购变得难以成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企业通过上市融到了一大笔钱，也同样面临没有项目
可投的困境。

　　有着类似想法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干脆选择放弃，决定不参与母公司长江集团的上市计划。他向《中国周刊》明确表示现在“不缺钱”，“找不到新的盈利模式，我们就不会上市”。

　　业内专家分析，由僵化的行政隶属关系直接突变为高度透明的上市公司模式治理，传媒业高管的担忧和顾虑并非毫无道理。改制新规出台后，如何破除市场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不光考验改制企业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有没有推进改革的魄力。

　　一个农民与他的《命根》

　　出版业的变革，使普通人出书更容易成为现实。农民李冉与他的《命根》为此做着注脚。

　　中国周刊记者   綦伟 北京报道

　　在王府井书店的纪实文学专柜，在西单图书大厦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图书专柜，人们都可以看到一本名为《命根》的书，书中记录了农村和农民1978到2008三十年的变化。此书作者是一位来自山东省沾化县李果村的青年农民，名叫李冉。

　　5月23日，李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2008年以前，他想都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出一本书，也可以把书摆在北京、济南等大城市的书店里，让读者们翻阅、购买、品评。

　　为生计奔波

　　李冉打小生长在农村，1995年考进滨州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系。

　　滨州师专岁月，占据他更多脑细胞的是工作，而不是书。他脑子里想的是，不能再让身在农村的父母养活了。怀着这个念头，他在1997年就开始到社会上打工了。1998年毕业后，他只身南下广东东莞，在一家滨州人开的酒店里，干起清洁工的活。

　　独在异乡，寂寞时李冉开始写日记。年少的心情思绪，有时也化成一首小诗，发表在所在酒店的内部刊物上。因为是家乡人，又会鼓捣点文字，李冉被老
板看中，调入广告部做策划，后到企业文化中心办报纸。此后，李冉从广东回到山东，从酒店到房地产公司，再到一家铜业公司，做的都是广告营销、企业文化方面
的事情。天天考虑的是公司的事，看的多是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方面的书，与文学距离很远。

　　事情在而立之年发生了变化。2005年7月，李冉听同事讲了一个农村的故事：一个农村男子南下打工，归来时却发现独守空闺的妻子另有了心上人。这个发生在农村的婚变故事，让李冉感到有一些话如鲠在喉，起了念头要写一篇小说。

　　为了写小说，他开始读文学。最喜欢读的，是贾平凹的作品，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几个月后，他终于改定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男人走了》，登在《中国乡村发现》杂志的网站上。

　　日记编成书稿

　　可农村的男人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土地？李冉发现自己触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觉得，应该写一个更大篇幅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他开始翻看自己坚持了几年的日记，从字里行间，他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足迹，还有农村的变化。

　　他想，要不就把日记改成一本大书？就这样，一个出书的梦想，在2006年的春天，种在李冉的脑子里了。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一边工作，一边用业余时间改写日记，用电脑整理一章，就打印出一章。当把几十万字的日记改写成17万字的书稿时，李冉找来一本相同篇幅的书，糊上自己的封面，拿在手中看。他想：如果我的这本书出来，大概就是这么厚厚的一本吧。

　　可——书稿成了，怎么出版呢？李冉一窍不通。他悄悄找到自己认识的几个广告界的朋友打听。朋友的话，当头给他浇了冷水——现在出书难、自己不掏钱出书更难，你又不是什么名家大腕，干脆就自己拿出万把块钱来，自费印个几百本，朋友间送一送，过下瘾得了。

　　如此出书，有几个读者能读到？书到不了读者面前，出这书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自己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李冉把出书的梦搁置了，有些心灰。

　　但他还是不死心，没事就往书店跑，去找同一类的书看，想象着自己这本书成书后的样子。2008年5月的一天，他在书店里拿起一本《六十年代生人
成长史》，在封三页看到了此书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林栋的电子邮箱。“要不，咱试一试”，李冉想。回到家，他马上写了一封信，附上书稿的简介，发
到了林栋的电子邮箱里。

　　此后几天，李冉时不时地回顾这个自觉有些冒失的举动。“真是勇气大于信心，根本不抱什么希望的”，李冉回忆说。

　　李冉想不到，林栋在收到他的邮件后，会很快给他打来电话。四天后，正在公司里上班的李冉，看到手机上显出一个区号010的电话号码。北京！没有
亲戚也没有朋友，难道是——编辑老师？李冉摁下接听键，里面传来带着他渴盼的声音：“李冉吗？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林栋，你能把整个书稿发过来我看一下
吗？”

　　李冉感到说不出的兴奋。马上就把书稿通过电子邮箱发过去了，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邮局邮寄一份打印稿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两个星期后，6月10日下午，林栋再次打电话来，告诉李冉，已初步决定纳入出版计划，要他进京商量修改事宜。

　　真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出书的梦想重新升腾。

　　翌日一早，李冉乘上长途客车赶到北京。他拿着一张北京地图，看准东四十二条的大体位置，便乘上地铁往中国青年出版社赶。让人着急的是，他提前一
站在朝阳门下了车，不得不再打的士。下午2时30分许，他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门。“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一家出版社的大门。”李冉说。

　　在办公楼五层办公室里，李冉见到了林栋。林栋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青人分社总编辑。他告诉李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韩亚君也看过他的书稿
了，出版社认为这书的写作视角非常新颖，反映的是最基层的心声。当然，书里不能光写过去的事情，还得再实地采风，写进当下的新变化。

　　此行，李冉同中国青年出版社达成了出书的初步协议。

　　梦想成真

　　北京归来，李冉大张旗鼓地干开了。他干脆辞掉了公司企业文化中心主任的职务，一心一意做书。已是公司老板的同学，为他提供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并赞助他一部数码相机和一支录音笔; 另一位任公司高层职务的同学，赞助他5000元人民币的采风路费。

　　之后几个月，李冉在林栋的指导下，走访了山东滨州市杨柳雪村、山东寿光市三元朱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典型农村。9月，他重回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开始最后的冲刺。

　　成稿、审稿、改稿、再审稿、再改稿，反反复复不下五遍。一个多月，李冉基本上足不出户。

　　“累、烦，像揉面、像推磨，来回折腾、不分黑白地干”，李冉说，他一边改一边出声地读，每改完一章，便抿一口二锅头，小酒一喝，高兴一阵。在深夜改稿的间歇，李冉会突发奇想，支起三角架，自拍下伏案改稿的形象，记下这“非常难忘的阶段”。

　　2008年11月底，看到胶片下厂后，李冉回到了老家山东沾化县李果村。12月1日，样书寄到李冉家中。摸着封面上凸起的“命根”两个大字，李冉想：“我终于出了一本自己的书了。”

　　12月16日，新华网山东频道报道了李冉创作《命根》一书的消息，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媒体也先后加以报道。李冉，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得知李冉出书的消息后，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专门买了一只足有十五六斤重的猪后肘，送到李冉家中，说：“好好补补脑子！”

　　原先并不看好李冉出书的朋友，齐向李冉祝贺，“这是一个奇迹！”

　　沾化的朋友告诉他，县新华书店给他的书出了一个专柜。济南的朋友告诉他，在泉城路新华书店看到他写的书了。

　　2008年12月18日，李冉来到北京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当看到有读者在翻阅《命根》时，一种奇妙的感觉从心里直冲眼眶。李冉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在林栋看来，李冉的《命根》，正符合了当下的市场需求。林栋说，以前出版社的思路没有更多地考虑市场，主要考虑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做好
宣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市场化的取向逐渐明显。发展到现在，只要是符合大政方针、整体利益，而且又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就可以出版。

　　李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不是专业作家，甚至连一个业余作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能够在国家级出版社出一本书，正是改革的产物。”

　　现在，李冉又悄悄回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在室内挂起一张大海报，是关于他已着手的第二部纪实文学作品《命脉》。

　　他把那部二手笔记本放在正对着海报的小桌子上，写一会儿看一会儿，时不时想一会儿。他还看到了第三部作品《命运》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