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短蓝猫品相怎么看:了解孔子：走下神坛的孔子（二）

 

一生仕途毁于不现实

孔子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工作，立志创建一个理想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社会。然而，西周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温文尔雅的周礼全然崩溃，原先维持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遭到肆意践踏。孔子的理想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展现与实践。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最后也不得不转而以教育著书的形式，来寄托他一生的理想与奋斗目标。 1、孔子一生经历的种种险境 孔子是个孤儿，一生坎坷，颠沛流离，虽才高八斗，然而才高也遭嫉恨，时常如履薄冰。孔子率领门下弟子周游天下，俨然一股强悍崛起的政治力量，引起外交纠纷习以为常，甚至需要外事压力或者剑拔弩张来解决。

孔子首先在国内被人侮辱，那个人就是同为士人的阳虎，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录两个人长相接近。当时孔子刚刚丧母，服丧期间腰中系着麻带，这时季氏宴请士人，孔子随同前往。季氏家臣阳虎斥退孔子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没敢请你啊。”孔子因此退去，后来阳虎控制季氏，而季氏则操纵国君，鲁国的政治一塌糊涂。孔子在出鲁之后，在齐国受到排挤，被宋人、卫人所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种种险境相当严重。

政治迫害，路线斗争 孔子35岁那年，来到齐国，担任齐卿高昭子的家臣，打算以此来与齐景公交往。孔子与齐国太师谈论音乐，听到《韶》的乐曲，学习《韶》乐，陶醉得居然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齐国人称赞孔子。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说：“讲得好啊！如果真的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纵然有粮食，我怎么能吃得到呢！”改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询问为政，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约财物。”景公很高兴，将要把尼溪的田地封赐给孔子。晏婴进言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此后齐景公虽然恭敬地接见孔子，但不再问有关礼的事。有一天，齐景公挽留孔子说：“按照季氏上卿的规格来待你，我不能做到。”于是就用介于鲁国季氏和孟氏之间的规格来接待孔子。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听说此事。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就上路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指挥作战，亲临前线 孔子55岁那年，担任大司寇的孔子对鲁定公说：“臣子没有私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三百丈的城邑。”派仲由为季氏的管家，将要拆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的都邑。于是叔孙氏首先拆毁了郈城。季孙氏将要拆毁费城，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费邑人攻打季氏宅第，没有成功，射出的箭飞到了鲁定公的身边，孔子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下台攻伐，费邑人战败逃跑。

自我放逐，监视居住

        孔子56岁那年，担任代理国相，但是因为齐国采取美人计，让鲁定公陷入温柔乡，孔子不满而讽刺，导致国君不满。孔子来到卫国，寄居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俸禄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禄粮食六万。”卫国人也致送粮食六万。过了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居住了十个月，离开卫国。

心理恐吓，耀武扬威

        孔子57岁那年，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死孔子，拔起那株大树。孔子离开那个地方。弟子说：“可以赶快走了。”孔子说：“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貌合神离，不白之冤

        孔子57岁那年，离开卫国之后，孔子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匡邑。匡人听说来了人，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匡人于是就留下孔子，孔子样子长得像阳虎，在匡拘留了五天。

殃及池鱼，卷入冲突

        孔子60岁那年，孔子离开陈国准备回鲁国，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随从孔子。他为人长大贤能，又有勇气力量，对孔子说：“我昔日跟着您在匡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您再次蒙难，宁可搏斗而死。”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困于陈蔡，断粮之厄

        孔子63岁那年，吴国军队攻伐陈国。楚国出兵援救陈国，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陈国、蔡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刺抨击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久滞留在陈国、蔡国之间，众大夫所作所为都违反仲尼的心意。如今楚国，是大国，派人前来聘请孔子，倘若孔子在楚国起用，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主事的大夫就危俭了。”于是就共同调发役徒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没法行路，断绝了粮食。随从的弟子疲惫不堪，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孔子派子贡到达楚国，楚昭王兴师动众派出军队迎接孔子，孔子然后得以脱身。楚昭王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但被大臣阻止。          来源：新浪网         2、孔子没分到祭肉离鲁奔卫 一步九回头

　　公元前497年，孔子与弟子一行数十人，自鲁抵达卫都帝丘（今濮阳），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政治生涯。

　　卫国商代已有，周灭商后，卫成周的姬姓封国。西周时，卫国统治中心在淇县、浚县一带。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公元前241年，卫元君迁都野王（今沁阳）；战国时期，因卫都帝丘位于濮水之阳，更名为濮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君为庶人，卫国灭亡。卫曾四徙其都，共历800余年，是秦统一后名义上仍存在的诸侯国。

　　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选在帝丘。“卫都帝丘今已无存，它早在西汉晚期就被黄河水淹没，深埋于地下，直至2005年，才因高城遗址的发掘，露出冰山一角。”濮阳市文史专家李中义先生道。

　　2009年3月9日，抵达濮阳寻觅湮没已久的卫都帝丘。

　　从濮阳县城南行大约十公里，即抵达五星乡高城村。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村，静卧于平坦、开阔的黄河故道上。该村老支书高自海把我们带到村南，指着一片青青的旷野说：“这就是原来发掘高城遗址的地方，早已回填了。”

　　2005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对高城遗址四面城墙进行钻探和试掘，当时开挖了四条探沟。“发掘时正遇濮阳市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工地发掘的探方全部成了水坑。”参与发掘的村民高奎生讲。后来只好打眼井排水，发掘困难，探沟都没发掘到底，最深探沟也只发掘了两米夯土。

　　自2005年4月至2006年5月，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发掘结果是：初步探明该遗址为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

　　这座城，城址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保存高度6～9米，城墙基础宽约70米，顶部宽20～30米，城墙外有一周城壕，北墙长约2420米，东墙长约3790米，西墙长3986米，南墙长2361米。古城址四面城墙顶部被4~5米厚的唐宋和明代淤沙层所覆盖，城壕和城内文化层被汉代厚6～8米的淤土层所叠压。

　　帝丘是个大城，据专家推测，它应是被西汉晚期一次黄河特大洪水冲毁淤埋。专家们因此设想，它既然是一次性地被洪水深埋于地下十几米，当时街道、宫殿布局会不会保存较好？将来发掘中会不会有惊世发现？能否为卫国历史研究提供更多资料？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916万平方米的高城遗址之上，现在散落着13个村庄，一派北方乡村恬淡气象。深埋于乡村之下的帝丘城，当年孔子抵达时，是什么样子呢？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为何选择卫？他曾对卫国抱着何等希望呢？

　　这一切，都要从头讲起。

　　为何离鲁奔卫？

　　孔子在鲁国从政，以司寇身份代理相事，干得有声有色，公元前498年，孔子策划的一个重要事件“堕三都”不幸失败，这改变了孔子为政的命运。

　　原来春秋中后期，鲁国有三种政治势力，一是鲁定公代表的公室，二是“三桓”代表的贵族，三是家臣势力。鲁定公受制于“三桓”，“三桓”又受制于家臣。鲁定公希望削弱“三桓”，“三桓”希望打击家臣。孔子就想利用这种矛盾，拆毁“三桓”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并借此抑制“三桓”。但计划失败，孔子和鲁定公遭受打击。“三桓”对孔子有了戒心，联合对付孔子和鲁定公，再度把持国政。

　　第二年，即公元前497年，齐国送来歌舞美女80人，骏马120匹，诱使鲁国君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鲁定公由此不问朝政，怠于国事。

　　子路看到这种情况，劝孔子辞职，一走了之。孔子心存幻想，坚持再等等看。因为马上就是郊祭的日子，如果郊祭后仍能按“礼”的规定，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还打算留下来。

　　结果让孔子非常失望，他没有分到祭肉。孔子是个通达的人，深知“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率领众弟子辞官别鲁。临行之际，孔子以独特方式表达了对鲁国的留恋与热爱：“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一步九回头，迟迟不肯离去。

　　孔子要离开鲁国，他不能东向去齐国，因为“夹谷之会”时孔子触犯了齐景公，“齐赠女乐”的事又大大激怒了孔子。向西奔卫，是他和弟子们认真商议决定的。

　　“鲁、卫是兄弟之国，卫国政治平稳，文化上有郑卫之音，经济上陶卫并称，都比较发达。”濮阳市文史专家孙德萱先生讲。

　　何为兄弟之国呢？卫国是鲁国近邻，与鲁国同为姬姓国家。鲁国为周公之后，卫国是康叔之后，周公、康叔都是周文王的儿子，两国是名副其实的兄弟之国。

　　卫国又有孔子好友蘧伯玉，他是卫国大夫，一生侍奉卫国三公（献公、襄公、灵公），以贤德闻名于诸侯。孔子与他相交甚厚，此前曾多次入住其家。

　　孔子选择卫国，与他的多位学生是卫国人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得意门生子夏、子贡都是卫国人，还有一些较知名弟子，如句井疆、琴牢、颜仇由等也是卫国人。颜仇由是子路妻兄，已在卫国做官。这些人在卫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称扬，使孔子在卫国的知名度不亚于在鲁国。子路就很积极主张到卫国去，因为除了颜仇由外，他还有个连襟弥子瑕是卫灵公的宠臣。子路认为，可以通过蘧伯玉、颜仇由、弥子瑕等人，和卫灵公建立联系，很可能得到重用。

　　此外，卫国还有史鱼、公子荆、公叔发等一批不错的大臣，是孔子比较欣赏的。去卫国之前，孔子要么认识要么已久闻其名。

　　公叔发，即公叔文子，孔子认为他是个不苟言笑，不义不取的人。他死后以“文”为谥。有一次子路问老师，公叔发为啥能以“文”为谥？孔子说，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认为公叔发担当得起这个“谥号”。

　　孔子奔卫，是满怀希望的。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先后在卫国待了十年，使卫国变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孔子带弟子取道西行，几天后就进入卫国边境，他们先来到卫国的一个小集镇上，孔子举目四望，看到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深感意外：“原来卫国很繁华呀，小集镇上也有很多人。”

　　孔子为什么会意外呢？因为当时卫国是小国，公元前659年卫文公执政时，齐桓公曾率各诸侯国士兵帮他兴建宫室，这就是《定之方中》一诗所歌颂的内容。孔子认为，卫国虽经卫文公治理，逐渐强盛起来，但在当时诸侯争霸的形势下，仍是受人怜悯的小国。因此，他看到卫国小集镇人口稠密，心情开始变好。

　　弟子们看到老师高兴，也都兴奋起来。弟子冉求正专心地为老师驾车，听到孔子之语，回过头问：“老师，人口已经很多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想办法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再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开办学堂，教育他们。”

　　孔子主张对民众实施教化，但教育必须有物质基础，他主张先富后教，这与管仲所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同一道理。孟子、荀子也都继续发挥了这一主张。孟子说：“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仪哉？”意思是好年景老百姓日子还过得苦巴巴的，坏年头连活命都难。活下去尚且不容易，哪有闲工夫学习礼仪呢？

　　孔子与冉求说得高兴，便开始针对冉求的特点进行启发式教学。冉求聪明稳重，也有从政才能，只是学习不刻苦。孔子说道：“求呀，我不是生而知之者，是通过学习才获得了知识。”

　　冉求辩解：“老师，不是我不喜欢你的学问，是我太笨，没力量学好。”

　　孔子说：“假如真是力量不够，走到半路便走不动了，在我看来，眼下你却像是还没向前走呢！”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冉求有所醒悟。他默然走了一阵，又问：“老师，你此次被迫离开鲁国，难道没有怨恨吗？”

　　孔子叹道：“此番出走，是我自己的主意，我不怨天尤人，凡事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这样怨恨就没有了。不然，怨恨会越积越深。我谁也不怨恨啊！”话虽如此，孔子已是语带酸楚。

　　子贡跑到老师车旁，说：“老师，我们歇会吧。”孔子同意。子贡扶老师下车，问道：“老师，你此番离开鲁国，打算怎么办？”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应做到国有道鼎力相助，国无道则远避他乡。人生在世，必有所追求，不可昏昏然度春秋，茫茫然无所适从。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去奸佞，除邪恶，平欺诈，息战争，恢复周公礼制，实现天下为公。我此番离开父母之邦，就是去寻求实现理想的途径呀。对于一个无所追求、不知自己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不知怎么办了。”

　　冉耕一向少言寡语，听到这儿问道：“君子和小人有何区别呢？”

　　孔子听到一向沉默的冉耕同学发问，很高兴，说：“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小人则宽以待己，严于律人。”闵损也跑来问道：“老师，君子对待事业应持什么态度呢？”

　　孔子说：“君子对于事业，以合乎时宜为原则，用谦逊言论谈论它，

　　用诚实态度对待它，依照礼制实行它。”子路问：“君子也有怨恨吗？”孔子道：“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没本事，不怨恨别人不了解自己。”子路闻言诧异。孔子又补充道：“若说君子也有怨恨，那就是无所建树，空忙一生，不被人们称颂。”

　　朝见灵公话不投机

　　孔子来到帝丘，子路带着大家，来到妻兄颜仇由（又名颜庚、颜浊邹）的家。颜仇由禀告卫灵公。卫灵公大喜，认为孔子是名扬天下的圣人，此来定可为卫国效力。

　　卫灵公接见孔子，问：“你在鲁国拿多少薪水？”孔子说：“奉粟六万。”即六万小斗，合汉代两千石。卫灵公很爽快：“我也给你这么多。”

　　待遇不错，但卫灵公对孔子的真正来意尚不了解，并不给他官职。卫灵公问孔子：“夫子在鲁国为大司寇，弃官不做，不知作何打算？”

　　孔子说：“丘以为，人生在世，不必为无职位发愁，应该为无任职的本领发愁。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我所追求的是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

　　卫灵公说：“卫国自先祖文公大治以来，历经六代，始终未能强盛，我年事已高，仍有图强之心，用何方法可使国家强盛？”孔子用心听着，觉得卫灵公口气虽大，但似乎毫无信心，便含蓄地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必须怎样办，也没规定不准怎样办，怎样恰当便怎么办好了。”卫灵公似懂非懂。孔子感到话不投机。

　　虽不能“为政”，孔子在卫国过得还不错，他一方面多与贤者交往，一方面教导众弟子，并不寂寞。

　　不久，卫国发生了公叔戌叛逃事件。公孙戌是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文子死后，公孙戌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文子在卫国声望极高，“富而能臣”、“富而不骄”，可是他的儿子却既富且骄，灵公很烦他。公叔戌与他的同伙一起密谋，准备除掉卫灵公夫人南子及同党，被南子发现，于是卫灵公驱逐了公叔戌及其同党。公叔戌先逃到他的采邑蒲（今河南长垣），企图顽抗，后又逃到鲁国，他的同党赵阳逃到宋国。

　　孔子到卫国后，出于对公叔文子的尊重，曾和弟子一起采集过他的言论事迹，和公叔戌也有交往。公叔戌被驱逐后，孔子与他的关系引起卫灵公的猜疑，卫灵公派了个心腹到孔子师徒住处，察看他们是否有勾结。这种情况下，孔子决定离开卫国，到陈国去试一试。

　　公元前497年年底，孔子和众弟子离开仅待了10个月的卫国，取道南下陈国。
（文/盛夏 来源：大河报）         3、孔子很理想主义 一生仕途毁于不现实 　　春秋战国550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大调整的一段时期。很多仁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看法。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然而，孔子的理想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展现与实践。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最后也不得不转而以教育著书的形式，来寄托他一生的理想与奋斗目标。

　　孔子从小勤奋博学，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尤其对古代的礼仪很有研究，35岁时已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他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工作，立志吸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的经验，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社会。然而，西周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温文尔雅的周礼全然崩溃，原先维持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遭到肆意践踏。当时的鲁国，政权长期受控于大臣，而后来鲁昭公竟然被臣子赶到了齐国。孔子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实在无法接受鲁国的这种政治格局。

 

　　为了看望被驱逐出境的鲁昭公，同时希望齐国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抱负、实现其理想社会的机会，时年35岁的孔子决定出走齐国，开始他第一次的列国之游。齐景公对于他的到来，虽然非常高兴，还曾热情地询问孔子怎么构建政治理想、社会有序等问题，但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对，加上自己目光短浅，最后对孔子采取了“敬而不用”的态度。

 

　　三年后，孔子带着无奈又回到了鲁国。然而，此时的鲁国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目标远大、心怀安邦之志的孔子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以在家著书、教育的方式为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此后的十几年里，鲁国多次发生大臣叛乱事件，这些叛臣也曾邀请孔子出仕，但均被他拒绝。

 

　　在孔子的心目中，凡是不符合周礼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后来，可能是鲁国臣子叛乱不断，以及当时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鲁国政府开始觉得孔子平常提倡的“忠恕”、“仁政”、“德治”等政见，也许对鲁国走出困境有所帮助。所以，孔子在51岁那年被委以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县长）的官位，开始了“五十知天命”的仕途生涯。孔子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政绩卓著，使得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各地纷纷效法他的治理办法。不久，他就被鲁国聘为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在孔子任大司寇的两年里，采取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兼重的方法，使得鲁国的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气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然而，上述政绩并没有帮助孔子大展宏图，由于孔子一心想用周礼治理国家，触犯了当时权贵的利益，所以反而摧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孔子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治国理念，向当时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皇族“三桓”建议拆除都城，还权威于国君，不料却遭到三桓的猛烈攻击。此后，三桓就处处为难、排挤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好在他55岁那年，再次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第二次列国之游。十多年中，孔子路经卫、曹、宋、郑、陈、楚，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期间受尽了苦难、艰险与凌辱。而他所强调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也到处碰壁，君王们不是以沽博爱贤之名对其敬而不用，就是受臣子反对。而孔子也多次受到生命的威胁。例如在宋国，他受到实际掌握权力的大臣桓魋的诋毁，差点掉了脑袋。《论语》里有一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强大的吴国。因此，鲁国的君臣把在外流浪了14个年头的孔子请回了家乡。那一年孔子已68岁。这几年流离他乡的人生阅历，使孔子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鲁国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于是，孔子本着“尽人事安天命”的态度，本着传承古代政治理想的使命和信念，决定在晚年专心于教授门徒、著书立说。

 

　　在今天看来，孔子努力倡导的理想在当时最终没能实现，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追寻的政治理想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当时其他学派，如墨家的“爱无差等”，与道家“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六十七章）的说法，也是如此。
（文/陈中浙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