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表白短句:陈寅恪为何写《柳如是别传》（争鸣录）

胡晓明
柳如是（河东君）是明末清初的名妓。最近，三联书店重印了陈寅恪先生的写于五六十年代的奇书《柳如是别传》。这确实是一部一直引起海内外许多争议的著作。大史学家陈寅恪晚年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写这样一部书？九十年代，随着陈寅恪的研究日渐成为读书界热点，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了不少新见。具体说法如下：
辨诬说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的专著中，认为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文史家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但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荡不羁的风尘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自娱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误说。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已。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自娱还有知性的一方面。汪说：“《柳如是别传》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寅恪欲借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他还举证说，书成之后，陈寅恪嘱其助手黄萱写文章总结他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这正是当事人表明此书的撰述动机的直接证据。依汪氏此说，《柳如是别传》并无学术思想史上重大的深意，只是一部十分偶然的充满个人特殊因素的著作。
复明运动史
持这一说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钟翰、何龄修，唐史家王永兴。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就笔者所见，这是第一篇系统评价《别传》的专论。他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龄修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还知道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王永兴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王钟翰进而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
颂红妆的女性史
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等人持这种看法。因为《柳如是别传》毕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对于柳如是的情史与生活史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爬梳考证。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那么，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气质。所谓“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合”，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来分析此书。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显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
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
陈寅恪的友人吴宓以及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等持此说。一九六一年，吴宓到广州会见老友陈寅恪，谈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情况。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由于这段话具有当事人口述性质，所以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之后，成为论者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说法。这个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周勋初说：“《别传》实际上却是一部反映明末知识分子动态的史诗。”寅恪先生对柳如是身边的这些士人，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从而起到了“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作用。
明清文化痛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近年发表一系列研究陈寅恪的论文。关于《柳如是别传》，他在诸家群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内容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史事极为纷繁。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4月0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