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陶瓷发展史:【珍贵资料分享】曹雷撰文：揭密“内参片”

“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曹雷（撰文） 苏秀（校正补充）

　　早期的“内参片”

　　现在人们提到“文革”期间的文化现象，常常会出现“内参片”这个词汇。“内参片”是“内部参考影片”的简称。其实它早在“文革”之前就有了。但是，“文革”前的“内参片”和“文革”中的“内参片”含义不完全一样。“文革”前的内参片，是指不能对外公映，仅供业界内部学习参考的影片。而“文革”中的“内参片”差不多就是为“四人帮”等少数人“唱堂会”，虽然有少数影片也给部分文艺界或一些特殊部门的人“内部参考”。

　　解放以前，美国电影充斥上海的电影市场，虽然我国的电影先辈们也制作了不少优秀的国产电影，但在很多电影院，特别是头轮影院，还是以放映美国电影为主，连欧洲各国的影片都鲜能见到，更别说其他小国家的电影了。

　　解放初期，美国电影仍在影院放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引起解放军战士反感的“大腿舞”霓虹灯，就是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广告。直到抗美援朝开始，我们抵制美国的文化侵蚀，美国电影才从影院里消失。记得当时的群众歌曲刊物上，还有专门宣传抵制美国电影、批判这些“精神鸦片”的歌曲。这以后，要看美国电影就很困难了。但是，电影工作者出于业务需要，还是有机会从电影系统的资料馆里调出一些以前留下的美国片拷贝，来作研究参考用；电影局的放映厅里，每星期也会为创作人员放一些老片，就称为“内参片”或“参考片”。

　　虽然禁映美国电影，但那个时期，在电影院里公映的其他国家的进口电影还是不少的。随着和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逐渐开展，进口电影中从开始以苏联电影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影片为主，慢慢发展到西欧、拉美、北欧、日本、印度、埃及等等地区、国家的影片在电影院里都能看到。虽然数量不多，但面还挺广。英国电影《士兵的经历》、《王子复仇记》、《百万英镑》、《罪恶之家》等都是很好的影片。美国演员格利高里·派克就是因为主演了英国出品的影片《百万英镑》而为我国观众所熟悉。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后来的《佐罗》。西班牙电影《影子部队》、《马歇尔欢迎你》，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罗马十一点》、《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等也同样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风靡一时，那些插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里的黑妈妈多罗雷丝、《勇敢的胡安娜》里的胡安娜也是中国观众十分喜爱的人物。

　　到195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苏联出现了一批“解冻”思潮的文艺作品，电影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解冻”影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士兵的颂歌》、《一个人的遭遇》、《晴朗的天空》被称为“修正主义五大王牌”。前四部我国都译制过来了，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除了《一个人的遭遇》和《雁南飞》作过短期公映外，其余几部都作为“内参片”，在一定范围里放映，是作批判用的。后来还作为“内参片”译制过《人与兽》、《一年中的九天》等。　还有一部分代表西方电影新潮流的影片，像《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有的译制了，有的虽没译制，也采取同步翻译的方法在文化界内部放映过，是让文化界人士解西方的电影动态。这些也都属于“内参片”范围。还有些影片，如波兰的《修女院院长约安娜》、印度的《两头牛的故事》等虽译制了，但由于“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作为内部放映。

　　上面讲的是上海的情况，相信北京也大致如此，其他地方可能就不容易看到这些“内参片”了。

　　“文革”中的“内参片”

　　到了“文革”时，由于大批国产的以及国外进口的影片都作为“毒害人民的封、资、修作品”受到批判，被封存。能公映的影片中，外国片只有《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等极少数苏联早期影片；国产片也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等有限的几部。到“文革”中后期，十亿中国观众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拍成的电影，银幕上再也见不到其他国家影片的影子了。直到“文革”末期，才有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公映。精神处于极度饥渴的中国观众把这仅有的几部外国片视为甘泉，一时间，这些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的影片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观众，成了一大奇闻!

　　尽管，外界公映的电影极度匮乏，但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工作却并没有中断，那就是译制“内参片”。其他电影厂也陆续接到译制外国影片的任务，如以前很少搞译制片的八一厂，就译制了《山本五十六》等片。在众多的电影厂中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任务最多，这些任务都是从“中央”下达的。影片从哪里来?译制后作什么用途?供什么人看?都是保密的。

　　1970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人员和整个电影系统的人员一起，都在上海奉贤县东海滨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有不少导演、演员还在“接受审查”。忽然一部分人被领导上影系统的工、军宣队调回市里的原厂房，参加了第一批“内参片”的译制工作。

　　当时的上译厂老厂房还在万航渡路，和上海美影厂同在一个院子里，合用一栋小洋楼。上译厂的录音棚就搭建在三楼楼顶平台上。演员回到厂里，发现这工作十分神秘，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保密条例；在上三楼的楼梯口还贴着一张告示：“非工作人员禁止上楼”。参加译制工作的人都必须对影片的片名、内容保密，连家人也不许透露。即便是本厂的翻译、演员，只要在目前正在译制的影片里没有任务，也一概不能接触这部影片。还明确规定，剧本不能带出厂外，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必须交还厂里。这是作为一条纪律必须执行的。

　　第一批需译制的影片都用代号，代号为A片、B片、c片……A片是《红与黑》；B片是《漂亮的朋友》；c片名《战火中的城市》。当时对这些影片的译制质量要求很严，时间也很紧。原译制厂的演员不够用，也会借故事片厂的演员来一起工作。我当时的编制是在故事片厂，被调去参加了c片的配音。这是一部纪实片，英国出品，由三个短片组成：《伦敦》、《列宁格勒》和《柏林》。记述了这三个城市在二战中的遭遇。我参加配音的那部是《柏林》，它以一位德国妇女用第一人称口吻的叙述贯穿全片，反映了一个德国普通百姓眼里看到的柏林这座城市从希特勒上台到纳粹灭亡的经过。全片的资料十分详实，画面有的来自纳粹自己拍的纪录片。

　　由于保密的规定，当时我并不了解别的演员都在配些什么，也不敢打听。自己的剧本不能拿回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得在厂里做，所以那几天总是要加班，天天工作到很晚。做些什么对家里人也不能说。配完片子以后，我就又回到了干校。

　　1970年一共配了八部内参片，片名我是多年后得知的，现在也已经记不全了。只记得其中一部是《红菱艳》，事后我听说《红菱艳》配完送审时，引起江青不满，认为质量不合格，要译制厂重新返工。这迫使工宣队不得不启用当时仍然戴着“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正在接受审查的上译原厂长陈叙一来担任译制导演，也不得不同意还在木匠间监督劳动的邱岳峰担任男主角莱蒙托夫的配音，重配以后才得以通过。说明这些“内参片”都是送到江青那里去的，她对质量的要求还挺严。

　　记忆深刻的“内参片”——《罗马之战》

　　到了1971年，来上海译制的影片多了起来。用ABC来做代号已经不够了，改用数字编号，如“沪内14”、“沪内15'’等等。既有“沪”字打头，说明除了上海，北京一定也有电影厂在译制“内参片”。

　　那一年上译厂一共译制了11部电影，其中大半是日本影片，而且都是有关二战内容的影片，有：《军阀》、《神风特工队》、《日本漫长的一天》、《零式战斗机》、《樱花特工队——啊，战友》、《啊，军歌》、《战争与人》等，其中由日本左派导演山本萨夫导演的《战争与人》共分3部6集。另外还译制了由美国拍摄的反映太平洋战争的《冲绳决战》。译制前，工宣队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内容大意是：翻译这些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影片，是为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

　　这一年除了以上说的日本片外，还译制了苏联拍摄的《解放》(前半部)和《湖畔》。前者也和二战有关。

　　有些影片人物众多，所以经常从故事片厂借调来一些演员，如孙道临、高博、林彬、卫禹平、康泰、达式常、乔榛、中叔皇等等。

　　在这年，我又一次被凋去参加配音的是和日本无关的一部历史巨片：《罗马之战》，代号为“沪内17”。影片由西德、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合拍，演员来自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美国、意大利等好几个国家，我们只认识其中的美国大明星奥森·威尔斯。现在一提起“内参片”，很多人只知道《罗马之战》。那是因为在姜文导演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情节：“文革”期间北京的军区大院里放映内部影片，几个孩子偷偷溜进去看，看到的就是《罗马之战》里的一个片断。在这部影片中苏秀和我配哥特王国的两位公主，两人为争夺王位斗得你死我活。那个片断，就是妹妹把姐姐淹死在浴池中的一场戏，因为有个半裸的镜头，在当时特别觉得稀奇。

　　像这样一部人物众多，故事情节复杂的大片，按当年的正常工作节奏，起码需要四十天。但是上面催得很紧，说“首长等着要看”，只给我们九天时间　也就是说从接到任务，第一次看到原片至译制完成送北京，只有九天。九天的工作包括翻译出剧本，导演和口型员(配音演员兼任)数出原片演员每一句台词的口型进一步对剧本台词进行修改(这一步工作称作“初对”)，演员按原片口型对词(这叫“复对”)，排戏，进棚录音，剪接员修口型，将配好的中文声带与效果和音乐声带合成混录，这才算完成。这部电影分上、下集，共180分钟，实际上是两部电影的长度。九天，哪怕一天三班。要完成这样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北京方面一催再催，于是，九天就成了九个白天加九个黑夜，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

　　原片语言复杂，有德语、意大利语、英语等多种语言。记得当时有一支多人组成的翻译队伍，除了电影系统的翻译外，还请了外语学院的多个语种的教师一起来工作。要知道，所有的内参片因为没有公映版权，都是没有原文剧本的。全靠翻译听原片对白再译出来，这就更增加了难度。而厂长陈叙一既要把经过多名翻译的译稿进行校阅和统一，又要担任译制导演。所以刚刚工作两天，他就累得说不出话了。

　　这样的日夜加班，所有参加工作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回家的。为了保证演员嗓子不哑，影片能顺利配成，向美影厂借了两间办公室，作为男女宿舍，让每人一天轮流能有几段时间睡一下。至于什么时候能睡，时间长短，就不能挑剔了，反正谁一有空档，就赶快躺下。

　　那部影片讲的是西罗马帝国末期哥德人入侵、东罗马兴起，三国四方在罗马城下的混战。戏里的角色特别多，配音的演员一大帮!上影演员剧团的许多老演员和青年演员，像高博、仲星火、康泰、中叔皇、林彬、徐阜、李兰发都来到了这个组。那年的夏天是少有的酷暑，录音棚里那时是没有空调的，开电扇又有噪声，妨碍录音。天气实在太热，只能搬来几块大冰，放在木盆里给空气降温。男演员也顾不得文明礼貌，只穿个短裤背心，就这样，在棚里还是大汗淋漓。有一场戏，是片中两位公主和枢密院大臣们开会，众多演员要对着一个话筒说台词，配大臣的高博、康泰、于鼎、李兰发都是胖子，把苏秀和我围在当中，真是热得气也透不过来。我当时还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也只能腆着大肚子，在胖子堆里挤来蹭去。棚里有三个铁壳保温瓶，分别装着冰咖啡、冰红茶和冰酸梅汤，给大家提神解暑，却喝得人直泛胃。最辛苦的是导演陈叙一，别人可以轮番休息，戏没录完，导演是无法歇下来的。连续白天黑夜工作下来，老陈的嗓子已经一点声音都发不出了，对演员的提示只能用手势。

　　全片配完后，按惯佣，要将分段配的音带接起来，与画面同步放一遍，检查配音中的问题，以便修改提高，这叫“鉴定、补戏”。可是，在3小时的鉴定中，我和许多演员难抵几天来积累的困乏，都睡着了。只有陈厂长仍看得十分认真，并提出几处要修补重录的地方。不料在补戏时，发现演员嗓子都哑了，声音跟原先录好的声音接不上，老陈无奈，除了改个别错词，其他也只好算了。这部影片，因为场面恢宏，情节曲折，很让当时闭塞环境下的中国人开眼界。所以在北京的一些单位(包括军区)内部作为“内参片”放映得很多，看过的人也不少。六年后，我出差去京，一位朋友给我票子，说是看“内参片”，我去一看，竟是《罗马之战》。影片拷贝已经很旧了，有不少断损处，可见此片放映之频繁。难怪姜文在他记述童年生活的影片里要写这一笔。但我当时还是看得津津有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自己配好的全片。

　　之所以对《罗马之战》的配音说得这么具体，一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外国故事片的译制配音，印象特别深刻，记下这些。也可以让后人知道当时配音的环境和条件。还有，便是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封资修”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最好看”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件极为特殊又古怪的事。

　　美国老片成了译制重点

　　到1972年，送来译制的片子就比较杂了。虽说也有反映二战的美日合拍的影片《虎虎虎》，但其他的片子有法、意合拍的《巴黎圣母院》，有美国黑白版的《简爱》，有意大利的《切·格瓦拉》，还有两部墨西哥电影：重拍的《生的权利》和《冷酷的心》。

　　1973年和1974年译制的片子不多，有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合拍的、在国际上获过奖的影片《z》，有墨西哥的《白玫瑰》和《在那些年代》，还有苏联的长片《解放》的后半部分。其他有意大利的《警察局长的自白》、罗马尼亚的《沉默的朋友》，以及西德跟荷兰合拍的科教片《猿和人》、意大利的《马太伊事件》。

　　这些影片的拷贝(当时并没有买下放映权)是从哪里来的?译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仍是一概不知。像《巴黎圣母院》、《简爱》等片显然和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无关。有个说法：是为了了解各国电影的动向；也有说是为拍样板戏电影作参考。听说江青看了这些影片，不断对样板戏的电影拍摄提出要求，一会儿要求“出绿”，因为我们国产的胶片拍出的画面都偏红；一会儿又要求拍“长镜头”，说是国外的流行。这些都是作为“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内部传达的。

　　到了1975年，忽然陆续送来了一大批影片。除了《红莓》是当时苏联的较有名的影片外，其他二十来部几乎全是美国老片子，有的解放前还在上海影院里放映过，像《红袖倾城》、《魂断蓝桥》等，我小时候就看过。送来让我们工作的拷贝也是过去存下来的老拷贝，有的已经残破缺损。记得有一部英格里·褒曼主演的《煤气灯下》，本来也是要译制的，但拷贝已多处断损，又因老拷贝用的是易燃片，放映到一半时，片子突然烧起来了，画面都化了开来，不能再工作，就没有译制。

　　这批影片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巫山云》、《舞衫骑尘》、《海底肉弹》、《鸳梦重温》、《屏开雀选》、《空谷芳草》、《怒火隋焰》、《琼宫恨史》、《苏彝士运河》、《春闺泪痕》、《春闺怨》、《美人计》、《农家女》、《鹿苑长春》、《同是天涯沦落人》、《化身博士》等(也许还有遗漏)。

　　那一年还来了两部较新的影片，一部是新拍的由乔治·斯科特主演的彩色版《简·爱》，还有—部叫《鸽子号》。后者是江青钟爱的影片，她在对电影工作者的内部讲话中曾一再引用《鸽子号》的例子。

　　上译厂迁址，“内参片”任务继续

　　1976年，内部译制的影片仍很多，有美国老片，如：《狄克·杜平》、《琴台三凤》、《美凤夺鸾》、《基督山恩仇记》、《碧云天》、《谍海群英会》、《青春恋》等，也有较近期的美国电影，像《音乐之声》、《比男人更凶残》、《铁道儿童》、《猩猩世界》等。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影片，像法国的《梅耶林》、《沉默的人》、《阿尔方斯·齐特巴特》，以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囚徒》、《坎贝尔王国》、《奋斗》等。那年一共译制了22部。

　　由于译制任务重，而上译厂的录音设备陈旧，录音棚和放映间也都很简陋，当时“中央文革”的领导特批在上海另选址建造厂房，设备也予以更新。于是，上海电影译制厂搬到了永嘉路385号。

　　那一年的下半年，　“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是译制“内参片”的任务并没有中断。到1977年，仍译制了《刑警队》、《悲惨世界》、《未来世界》和《蛇》。一直到1978年，还译制了《猜一猜，谁来吃晚餐》、《朱丽亚》和《尼罗河上的惨案》。至此，　“内参片”的译制任务才告一段落。其中有一部分影片虽然后来在影院公映。但译制时并没有版权，所以仍算“内参片”。

　　这些特殊时期译制的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或神秘，只是在那样一个十亿人只能看八个戏的时代，这些只供极少数人观看的影片，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就显得很神秘了。那时，部分“内参片”也会通过内部途径到上海供领导及有关专业人士观看，所以在那个时代，谁有一张看“内参片”的电影票，就会显得身价不一般，因为这是一种特殊待遇，十分奢侈。甚至出现这样荒唐的事：当初参加配音的人员，因为运动中某个“历史问题”没弄清楚，竞然没有资格作为“革命群众”领到看自己译制的“内参片”的票子。

　　“文革”以后，文化上的禁锢消除了。外国电影又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口了，而那些“内参片”里的一部分影片，有的买来了放映版权，正式进口在影院上映，如《巴黎圣母院》、《尼罗河上的惨案》、《简·爱》等；有的买了电视播映权，在电视里播出了，如《美人计》、《农家女》、《音乐之声》等。

　　现在，我们和国外文化交流的门越开越大，“内参片”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折射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怪像，我想，记录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注：文中所列片名，因没有准确记载可查，可能有误或遗漏，特此说明]

来源：《档案春秋》2010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