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对简爱的评论:民主党派换届将首次落实任期制 或“大进大出”-搜狐新闻

　　《瞭望》文章：培养造就党外政治家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与中共亲密合作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前途命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杜明华

　　1月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的领导人雷洁琼与世长辞。106岁的世纪老人，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百余年前积贫积弱、战火纷飞的中国。与她一样，在当时激情澎湃的社会运动中，一大批党外代表人士和政治家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建立前后爱国统一战线的坚强力量。

　　时光荏苒。当前，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已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与此同时，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新老交替、培养培训等方面也面临新挑战，尤其是如何选拔培养与中共真诚合作，有广泛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政治家，成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一大重点。

　　201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围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开展了高密度的调研并形成了汇总性的调研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近期来自高层的要求是，要以完善理论政策为前提，以加强培养选拔使用为重点，以提高素质、发挥作用为目的，全面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确保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

　　换届＝换代？

　　今年下半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市级和省级组织将开始换届，中央组织2012年也将换届。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又一次重要的组织更替。

　　据本刊了解，此次换届将首次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中落实任期制，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到龄退出和任满两届的调整比例将高达43.7%，有的甚至超过50%。如此大的调整比例，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骨干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民主党派换届的第一次“大进大出”了。2002年的民主党派换届实际上就是一次“代际转换”。当时进入各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如何鲁丽、成思危、许嘉璐、罗豪才等，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了。2007年各民主党派换届，上述领导人也退出了领导岗位。如今，民主党派有90%以上成员都是“文革”后加入党派组织的，其中相当多的人是新世纪加入民主党派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晓英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出现班子成员大进大出的现象，与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不够合理，没有形成梯队结构有关。也与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机制不健全，后备干部选拔范围不宽、年龄结构、专业类别结构、界别结构、层次结构不够合理等有关。”

　　“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历来强调老、中、青梯队建设以实现顺利交接。而目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就面临着年龄断档的突出问题”，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说，“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老的太老，年轻的又相对过于年轻。由于中国社会历来重视‘年资’，年轻干部容易受到群众认可度、社会威望的限制，因而新老交替出现了明显困难。”

　　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党派历来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聚集之处，发展成员的门槛较高，新发展成员年龄相对较大。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要求在所从事专业领域有影响力，有一定的党派工作和行政工作经验，有群众基础和相当的级别，而党外干部整体实职安排锻炼较少，还要考虑班子内具有一定本党派界别成员的比例，因此领导班子成员培养和成长时间长，选拔相对困难。一般进入省级领导班子时，年龄已经偏大了。

　　“事物都有两面。知识层次高固然好，但在培植宽、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方面，也存在‘下伸’时探不下去的问题”，刘春说。

　　目前，高层已要求各地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协助民主党派制定好换届文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为主题，支持各民主党派搞好换届工作。把思想引导贯穿全过程，使“进”的精神振奋，“留”的思想稳定，“退”的心情舒畅，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时代烙印很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发展最快的时期。民主党派由6.5万人，发展到目前的80多万人。甄晓英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一组数据：目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18.7万人；在全国各级政协委员中有37万人；在政府、高法、高检中担任处级以上职务的有3.2万人。

　　由于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有所不同，与老一辈党外代表人士相比，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党外代表人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一群体大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多党合作制度给他们提供了参政议政、施展才华的舞台，因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和政党制度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专业层次更高，在各自领域取得比较优异的成绩，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他们思想活跃，关注国内外大事，关心国家荣辱兴衰，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消极腐败现象强烈反对；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对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对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强烈。

　　同时，这一群体也存在一些弱点和不足。甄晓英指出，这首先表现为政治把握能力有待提高。他们大多是专业领域的骨干人才，其中一些人重专业技术、轻政治理论，学习和接受政治理论培训不够。在社会深刻转型、价值观念多元化、西方意识形态等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历史条件下，有的人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作用的认识有所保留，有的人理想信念有所淡化。

　　其次，参政议政能力与多党合作事业的要求有差距。他们大多从事教学、科研和专业技术工作，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因此在接受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前，大多经历比较单一，缺少困难环境的磨炼和多种岗位的锻炼，尤其缺乏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实践。

　　北京市委统战部在对党外干部的调查中，认为自己的能力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仅为21.6%，认为担任现职胜任的只占56%。有的人甚至表示，自己在当政协委员之前不知政协是什么样的单位，有人在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后，不知如何批阅文件。

　　“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的参政意识也存在差异，参政热情容易波动。比较年轻的成员、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主动性比较高，而新阶层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则因缺乏组织渠道，只能在体制外发表言论。有的人对政治表现漠然。”甄晓英说。

　　再有，这一群体的一些人对老一代党外代表人士与中共合作的历史了解不够，对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认识不深。有的人对老一代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继承不够，全局观念淡漠，群体意识弱化，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中，过多考虑个人，缺少奉献精神。

　　“出现上述情况，既有经历单一、参加党派时间较短、接受政治理论培训较少等自身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外部原因，需要系统性加以应对”，甄晓英说。

　　四大关注点待规范

　　正如去年出台的《2010年～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提出，必须“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突出、群众认同的党外代表人士”，同时还要培养一些政治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层次人才明显短缺的问题”。

　　“现在党外代表人士中，不乏学术精英，也有大量政治活动积极分子、社会活动家，缺少的是有影响的政治家”。甄晓英说，与老一代党外人士相比，一些党外代表人士的学术影响不弱，但是缺少那种深刻的政治见解、政治眼光和政治号召力，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危难时期把握政治方向，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与中共真诚合作、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成长规律”。

　　浙江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研究中心曾在“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成长规律”课题研究中提出，党外政治家的成长既要靠自身的努力，又要靠组织的培养和创造适宜他们成长的政治环境。包括提供培训机会，提供挂职锻炼、换岗交流等实践锻炼的条件，给位子、压担子等等。为此，亟须解决“到届不到龄”、岗位交流难、实职安排缺台阶、担任正职的党外干部与党委（党组）关系缺乏规范等制约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难点问题。

　　“到届不到龄”，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属于法律标准和有关规定的“摩擦”。由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在年龄层次上断代，这一现象在民主党派干部选拔任用中似乎较为明显。

　　“老一代的领导由于年龄原因退出领导岗位，中年干部跟不上，一些地方急于把年轻干部‘拔’上去，结果45岁的干部任满两届才55岁，又没有‘三线’可退。人才的淤滞，不利于干部的培养、使用以及积极性的调动”，刘春说，这其实是一个人事安排科学化、制度化的问题。

　　岗位交流难和实职安排缺台阶，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因为干部要交流，就需要安排实职。而在目前条件下，党外代表人士担任实职还存在一定的“天花板”。

　　“比如一个市有1名市长6名副市长，一般安排1个民主党派人士名额。这个职位的领导‘下不去’，新的干部就‘上不来’，难以实现流动和台阶”。刘春建议，这提示各地在干部任用上，不能完全按照党派来安排，而要根据岗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安排、按需按才安排。“虽然这个局面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扭转，不过中央对此的重视态度说明，改革正在酝酿之中”。

　　与前几个问题相比，担任正职的党外干部与中共党委（党组）关系缺乏规范问题，在现阶段的实践中还没有出现集中突出的矛盾。“这方面的现有矛盾较少，更多的是靠政治要求，靠个人的修为和党性，而不是靠制度化解决”，刘春指出，“用人”与“管事”的脱节，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可预先规范的问题。随着党外代表人士担任实职的增多，这方面的规范需要提上日程。

　　近年来，中共各地党委、统战部门及民主党派的探索创新也在推进。比如，有的地方建立党委统战部门和组织部门的联系会议制度，形成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岗位交流、实职安排等难点问题。“北京等省市单位，专门拿出一些竞争上岗的领导岗位，包括一些正职领导岗位，专门留给党外人士”，甄晓英说。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目前高层已要求抓紧制定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文件和相关配套文件，使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更加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同样需要制度创新

　　在受访专家看来，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干部队伍的培养规律上确实存在一些通用原则，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于民主党派鲜明的组织特色，其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机制并不等同于中共的相关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各民主党派提拔干部，普遍实行了与中共提拔干部大体相似的程序和制度。其党派的行业特色、专业特色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体现不甚明显。”刘春说。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人员构成有较强的独特性。比如“民盟”，是以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民建”，主要由工商经济界人士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民进”，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组成。“农工党”，成员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全国工商联”，是由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工商界资深人物当选民主党派领袖，其重要特征是商德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尤其是在社会分层加剧、道德诚信滑坡的转型期，选择社会形象好、热衷于推动公益、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强、有正义有大义的商界人士，出任以工商经济为特色的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就能够更加鲜明地体现该党派特色。这方面完全可以探索”。刘春说，但是现在来看党外代表人士具有特色的考察、评价、监督机制创新仍然不足。

　　甄晓英表示，创新来自实践，来自基层。各民主党派可以在中共党委领导下，在统战部的具体指导下，像中共那样鼓励地方或基层进行创新试点，不断总结经验，对成熟经验进行推广。

　　培训培养需“补差”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事关统一战线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上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培训与中共相比，培训力度还不够，培训特色也不太突出。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的主阵地，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负责岗位多年的甄晓英认为，过去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缺少一个系统的长远规划，在培训资源的使用、培训经验的交流、党外干部进行实践考察、实践锻炼的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在按照党外干部的成长规律，突出统战特色、分层分类培训、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结合以及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方面，与学员的要求还有差距。社会主义学院虽然已形成中央、省、地市三级体系，总数已达400多所，但与中共党校、行政学院相比，硬件软件都还有较大差距。

　　“尤其是以往在干部培训的‘党派所有制’界限亟须打破。长期以来，只有个别的党外干部可以进入党校系统学习，整个队伍只能在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刘春说，目前不少党外代表人士也是公职人员，而公职人员在培训方面是有共性的，完全可以统筹安排、统一培训，将通识培训和专业培训区分开来。

　　当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培训的问题已经受到高层重视，并纳入制度化解决进程。去年出台的《纲要》，第一次把党外干部和人才的教育培训纳入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这也意味着党外干部和人才的选拔培养，被提升到国家人才建设层面、在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建设层面进行整体谋划、通盘考虑。这被视为党外干部培训体制上的重大前进。

　　“目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已建立三校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甄晓英说，这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培训，就可以充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丰富的培训经验、培训资源等。

　　针对党外代表人士多岗位历练不足的状况，《纲要》第一次把加强实践锻炼作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强化实践教学、推动挂职锻炼、注重社会服务。

　　据本刊了解，目前高层已提出通过探索建立实践锻炼基地、搭建任职平台、加强岗位交流等方式，在人大、政府、政协、法院和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6个方面进行推荐使用，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多岗位的实践锻炼机会，全面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