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甲酸标准溶液: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图文版） 张文举：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图文版）张文举 2011-02-12　　1910年1月15日，一个澳大利亚人名叫莫理循（1862---1920）的，在做了长久准备后，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河南府，在那里带着仆人和两辆骡车，开始骑马西行，踏上了丝绸古道。他先后途经西安、兰州、凉州、肃州和甘州，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然后继续西行到达伊犁，再向南进入南疆，最后到达喀什。这次旅行和使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1894年的中国西南行相辉映。所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留下12篇文字报道外，更重要的是他操机拍下了近千张照片，事后他亲自编制出版了相册，精选了658帧此行的照片。这照片集始于1910年1月26日“华州以西”，终于同年7月10日“前往奥什途中”。
　　照片集现由福建教育出版社精印出版，上下两册，纸盒套装。因没有用脱水纸，捧在手上很沉；书价也太贵，标价280元，折后也得220。莫理循此行途经我的家乡，很想具体看看一百年前我们那里怎么个情形，便下狠心买了来。书甫一到手，急急翻看上册，依次看到了我熟悉的地名：咸阳、乾州（乾县）、永寿、彬州（彬县）、长武、泾州（泾川县）、平凉府（平凉市）、会宁、定西......一路上是颓圮的城墙、破败的寺庙、凹凸坑卯的道路、人迹稀少的集市、荒凉的河谷和大山、废弃的村庄，偶尔有树木繁茂的风景；与此同时，是麻木、迟钝、辛苦但和平知足的人民点缀其间，裹着小脚的妇女，带着脚镣或枷锁的囚犯、忠厚的马夫、穿着各种破布片的乞丐---有大人也有孩子，还有衣着鼓鼓囊囊骑着矮马一脸风霜的信差、拖着长袖管的年轻差人。比及兰州，我们看到几个服装体面的外国人，还看到数位蓄着长须神态尊严的伊斯兰长者。出兰州城，有许多废墟---清兵镇压造反回民后的遗留；再往西，更多是回、蒙、维等少数民族人众，他们无论男妇老幼，不拖辫子，衣服即使破旧，也似比汉人体面些，而精神面貌尤其好，到了下册，进入新疆地域，这种感觉更为突出。　　翻完这几百幅照片，我的直观印象是：自然景观比人文景观好看，动物比人精神，少数民族比汉人更尊严。说到汉人，我不得不特别说到服饰，不仅仅是穷的问题，无论贫富，整个一个“丑”字，臃肿、不合比例、不讲究舒适和美感，也不讲究干净（比如：上15、18、27、30、45等）。　　从照片可反映出莫理循所特别关注的对象：宗教建筑（佛塔、佛寺、清真寺、教堂）、军事设施（防卫农场、烽燧、城门楼、多幅嘉峪关的照片、下册特别提到的乌鲁克恰提要塞和叶金要塞）、交通（多幅道路和驿站照片）、废墟（破庙、毁于战火的村庄等）、经济和技术（集市、水车、磨坊等）。对于人，他似乎更多把镜头对准底层，很少士绅、官僚、商贾等的影像，文人士大夫也几乎没有一张。本来从北京出发，但西安以前却没有照片；一路上肯定经历许多官府，也基本没有它（他）们的照片。我想起莫理循此前的另一趟旅行，1894年的大西南之旅，两次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似乎对中原和江南不感兴趣，他的趋势是离开京城，去向乡村和多民族汇聚的边疆。这是很有意味的角度，是西方人的角度！（？）　　面对这样的角度，敏感的人可能觉得对方在猎奇，专拣落后、丑陋的摄入；甚至会有人觉得对方在做情报工作。但我却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时代错位的观察，是以近、现代人的眼光，注目于中世纪的景像。冯友兰好像有一个观点，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文化上的，而是时间上的。我尤其想到莫氏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是否可以这么说，这一角度，依托于基督教信仰所培育的近代人道主义信念，它关注的是普遍的真实。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角度：说的是清未年间，一个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考察，他走遍了中国的乡村，看到的全是衣衫褴褛、神情憨直、无知无识的国人，他极为失望地说，“中国没有文化！”后来，法国传教士来到京城，受到文人雅士的热情款待。当他走进朱廊画壁、匾额高悬、古色古香的豪华餐厅，品尝着精美绝伦、丰盛无比的中国菜肴，听着士大夫们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般的高谈阔论，他又感叹说：“中国太有文化了！”莫理循取的是乡村的视角！他的视角里有两个区分：书本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阔人的中国与穷人的中国，他舍前者而取后者。甚至可以说，他用的是田野调查的方法，得到的是最具现场感的实录。记得胡适当年有“五鬼闹中华”的概括，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看着这些照片，谁说不是最形象直观的注解呢？！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学会这一角度，眼睛不再往上翻，而是向下看，至少是平视，两边都看到，也许我们离真实就不远了。比如近来的阅兵，是够辉煌的了，但这是真实吗？好像不好回答。　　关于情报工作，在我读了莫氏的西南旅行记后，觉得不能完全就肯定其无了。14年前的这趟旅行，最后目的地是英属缅甸，到达仰光之日，他说自己“先去情报部见陆军少校库曼”（P198）。这个问题也许容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情报，是针对所有英国和西方读者的，是为了他们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狭义的情报，则与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有关，与政治、经济、军事有关了。前者是自觉行为，后者也许是不自觉行为，但也不好说。　　因为这些图片，而记住了莫理循的名字。后来无意间在网上发现，此前所关注的中国酷刑问题里的“凌迟”照片，正好也是他拍摄的。但未知确否，因为这里的图集中没有这些照片；他留下的文字著作里，也未明确提及自己曾亲临现场观摩拍摄过。　　由于这本图片集，我顺藤摸瓜又买了关于莫理循的两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北京的莫理循》。前一本，是莫理循在中国的两次旅行的文字记录：1894年，穿越西南；1910年，穿越西北。第一次旅行较少照片，但文字记录却多于后一次；后一次旅行则相反。后一本书，系澳大利亚作家西里尔·珀尔依据莫理循的日记所写的传记。　　关于西南旅行，大约是这样的，1894年，莫理循作为一个爱冒险、爱旅行的医学院毕业生，怀揣向妈妈借来的40英镑，一句中文不会。他径直从中国的上海溯流而上，穿越西南至缅甸，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旅行。其后他将这次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该书生动记述了清末中国西南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见闻。他也因此而被《泰晤士报》看中，于1897年被聘为该报常驻北京记者。第二次旅行的照片部分已在上面介绍，文字部分较短小，是在《泰晤士报》上连载过的12篇报道，不过它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风情、文化，开启了一扇窗口，曾引起轰动。莫理循于1912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至1920年去世，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政治。他的影响由两个细节可以见出，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曾有一度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莫氏本人，曾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　　以下是1910年西北考察之旅所写12篇报道的阅读札记：　　“京汉铁路是世界上最长、并且经济效益最好的铁路之一。......管理部门疲于应付的问题是小偷和盗贼，他们在夜间偷盗螺钉和路轨。每月有近60000个螺钉、每年有10000段路轨被偷走。路轨的钢材比中国国内自产的金属制品质量高，这些都变成了剃刀、剪刀、锄头和犁头以及其它物件。目前还没有对付这些犯罪行为的好办法，旧的律法中也没有惩治偷盗螺钉的条款。偷盗这一行为在警察的保护下很有市场。”（P205）有建设却无保护无维护，旋建旋破坏。无公益心，至今依然　　“在中国，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很少受到公众的信任。......在北京，当人群在售票处的窗口拥挤、吵嚷的时候，售票员则在紧闭的窗口后面与五六个朋友轻松地闲聊。这一景观使西方人感到好奇。但中国处于铁路管理的初级阶段，必须为缺乏经验付出代价。”(P206)缺乏服务意识　　“我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皇上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的习惯，一些开明人士的却开始做了。但在华北几省，习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在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努力下建立的中国妇女天足会，一直致力于祛除这一陋习，成就是显著的。一些高官公开谴责这一习俗，这是满族统治者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中国要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P208—209)妇女缠足问题　　“他们肮脏的程度令人吃惊。客栈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口低于地面，院子里流出的水有可能流进井内，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医生，肯定注意到这里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房屋空气不流通，忽视排水设施，必然会产生肺病。”(P210)肮脏，缺乏基本卫生常识和卫生习惯。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一些人家的见闻，一百年没有什么改进。谁之错---当政者、教育者、本人？　　“景教碑是在781年立的，表明中国那时就有景教了。635年，叙利亚的传道者来到西安府。此后200年，他们一直享有宗教自由，但在845年时被禁止了。景教碑于1625年出土。”(P214)关于景教　　“古老的中国在苏醒。尚武精神和西式教育在广泛传播。......城内（西安）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需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拥有好教师的重要性。他们不像日本人用高薪聘请好教师。如果教师比学生多有一点知识，中国人就很满足了。”(P215)　　“兰州进步很快，7年前，这座城市里还没有学校，说没有是指除了教授古文经典的旧式学堂而言。现在有一所省立学堂或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使用的是伯里兹体系。有漂亮的教科书、教具、地图和图表。每所学校都有。彩图很吸引人，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但人们常常提到的是缺乏师资。”（P225）在偏远的大西北，当时已经有相当好的办学硬件了，但软件却远远跟不上，严重缺乏好老师。大约与观念有关，不完全是客观情况所致。　　“与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省咨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开会。会期依法开了40天。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这里也很明显。会议期间我去访问，印象深刻。多年以来，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商讨方式，不是只有这几天的事。66名议员组成了咨议局，其中16名是西安的居民，50名由各地选出。咨议局每天发布报告说明会议的进程。鸦片问题是讨论的主题，一致通过禁止罪恶的鸦片。”(P217)百年前的宪政地方实践，让今天的人感慨。这是由士绅阶层所推进的，可惜下半个世纪这一阶层被消灭殆尽。　　在甘肃“由于歉收，贫苦普遍存在。粮食缺乏是由于大面积种植罂粟而非谷物。已经有三年颗粒无收了。”(P221)恶性循环，缺粮却去种罂粟，种罂粟而更缺粮，更缺粮更去种罂粟。　　“甘肃在中国各省中最贫穷，由于交通不便，也是最不容易去的地方。1861年至1878年的回民起义对此地破坏严重，这里一直也没有从其所遭受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过去繁荣的村镇现在成了废墟，给我以深刻印象，使我对中国的叛乱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起义意味着失败后起义者被杀绝，无论男女老幼，都不放过。起义中有上百万的人失去了生命，甚至1896年一次短暂的起义，起义者所遭受的屠戮也使人感到可怕。......中国省没有树，森林毁坏严重。采伐林地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气候。雨下起来来势凶猛，没有植被以稳固土壤，结果暴雨把土壤都冲走了。”(P222—223)　　“村庄毁坏是这个省大部分地区的特征。幸存的人们还记得甘肃以前的人口有3000万，现在则不足600万。”(P237)　　“从新城往伊犁的路上7英里处，有一个曾经繁荣过的满城废墟，叫巴彦泰。回民起义前，这里的满人有5万到15万。1865年此城被回民毁掉，所有的男人和大部分妇女、儿童被杀。”（P246）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民民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死亡枕藉，村社丘墟，赤地千里。想起小时候见到的每个村子当年在山下修建的“堡子”，四面绝壁，一孔进入，易守难攻。可是还是听到不少被攻克，一旦攻破，全部死翘翘。　　“左宗棠在80年代建立了织呢局，当时雇佣了8个德国人在厂内工作。工厂遵循德国体制，有30名中国的代表，他们贪婪地侵吞了所有的利润，所以工厂很快就倒闭了。有一段时间，这里被用作军械库。现在景况好起来，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的介入，工人不熟练，羊毛质地较次，织出的毛织品质量不佳，不能和澳大利亚的产品媲美，缺水......”(P226)兰州的近代工业萌芽，中国特色---贪污（婪）、不能独立于政权、工人缺乏训练......　　“回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大于汉人。他们比汉人爱清洁，讲卫生，体格也比汉人强壮。他们在露天生活。回民妇女不像汉人妇女那样从小就被剥夺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由于从不富裕的地区不断流向这里的缠头回所引起的。”（P247）这里讲到的所谓回民，主要可能指维吾尔人。强调他们的爱清洁，讲卫生，体格强壮，这从大量照片可以得到印证。　　“有一片胡杨林，里面有一块纪念1878年中国收复新疆的碑。湖南和甘肃来的兵勇组成的卫戍部队守卫着这里的边境。他们在破烂不堪的土坯房里，手持古老的前膛枪，衣衫褴褛。在第二站见到了石油。第三站看到了正在开采的煤。沿途有许多收复新疆时所建要塞的废墟。”（P266）　　“我在参观时，四个看守边境堡垒并体现中国尊严的中国军人中，有两个一直在农田里除草，另外一个在洗小葱，第四个只穿着内衣和裤子，一直在街上饼摊旁弹五弦琴。没有人穿军服，所有的人都是衣衫褴褛。我在一间肮脏的屋子里看到他们的武器，是生了锈的老式毛瑟枪---那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进攻的武器。在四顶吉尔吉斯帐篷组成的营地外，有15名用于二线防御的吉尔吉斯人。他们装备着同样的毛瑟枪，长度缩减至卡宾枪大小。这些吉尔吉斯人被雇佣来成立了骑兵巡逻队。”(P267)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敢肯定这个边疆要塞会在三个拿着扫帚的老妇人勇敢的打击下陷落。没有哪儿比这里更能体现中国队边疆的忽视了。其他国家在边境上使用精明、适用的士兵。只有中国把她最不幸的、衣衫褴褛且肮脏的人送到边境。每一个从这条路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通过这个边防哨所的卫戍部队产生了对中华帝国的第一印象。每一个通过边境的喀什噶尔人或安集延人必然通过这支部队了解彼此的实力对比：一边是俄国的精兵强将，另一边是中国的羸弱不堪。”（P268）边疆空虚，军备废弛。我们与西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我们在中世纪，而他们早已进入近代“民族国家”的时代了。说我们无知比较准确，说愚昧却有点苛责于先人。说我们爱好和平，有点阿Q；说人家时时有觊觎之心，也有点过敏。当取现实态度，奋发自强，争民族生存之权。上午看国庆阅兵，联想到莫理循对一百年前中国西部边疆的描述，对比太明显了，进步巨大。但是，我以为，如果要比较，最好还是和人家的今天比！！硬件重要，软件更重要，人和制度我们能比吗？人家的军队属于国家，我们的呢？　　“从北京道乌鲁木齐，我整整走了100天，没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人人都有礼貌和友好。这是在中国内地旅行的人普遍的感受。”(P237)　　“在行将结束我对穿越中华帝国旅行的简短描述时，我愿意对中国各级政府给予我的帮助、永久的友谊和无尽的情意表示感谢。在中俄铁路之间3760英里、174天的整个旅程中，我所感受的除了善意，别无其他。我想不出一丁点儿不愉快的事情。我受到当地王公、总督、巡抚和提督的款待。我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从出身最微贱的马车夫到最有权势的清朝官员，所有的人对我都同样地以礼相待，很友善，并且很尊敬我。这种感受与我在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是一样的。我认为，我之所以受到款待，是因为我属于这样一个国家---英国，她同情中国人民每一项进步的行动，如鼓励教育，主张自由、真理、公平、和平。她以此而为世人所知。”（P269—270）这是一个普通西方人，他在中国却找到了感觉，甚至成了政府的高级顾问。设若他一直待在英联邦本土，他能有这份感觉吗？个人的背后是民族和文化---那个近代以来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他的找到这份感觉，就像我们内地人进入所谓少数民族地区时的感觉一样。还有，他找到的感觉，对于普通中国人，尤其是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底层民众，谁能找到？他们一生里所真实面对的，究竟是些什么景况，莫理循觉察到了没有？从照片看，他似乎觉察到了，但是还不够。他仍停在表象阶段。　　在西北旅行的这12篇报道里，我们看到莫理循所关注的焦点：交通（道路、桥梁、铁路）、军事（军人地位、空虚的边防）、教育（武备学堂、警务学堂，包括法律、农业、矿业等各种实业学校，设备优良而师资恶劣）、邮政、工业（织呢局、矿务局等）、政治（咨议局）。所有这些，都是近代诞生的“民族国家”所首当追求的目标，所谓“现代化”。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些刚刚起步的事业所显现的微小成绩，很是抱有信心并存有期待的，这正是他对中国的善意的表现。　　书的最后，莫理循提到“进步”、“自由”、“真理”、“公平”、“和平”等，这些大概是所谓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吧。这些观念，在我们的传统里，应该说基本是比较陌生的，或者是完全没有的。试想想那些对莫理循礼貌、友好的士大夫、官员，当他们面对自己治下的民众时，都会想些什么，他们的做法和心态是怎样的？中国的“官”包括“民”，其实与莫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许多人仍然根深蒂固地认为，莫氏提到的这些，只是虚伪的说辞而已。殊不知，这些观念，对他们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理想、和信仰，不能完全当现实看的；并且，对这些理想、信仰，他们在总体上一直是比较真诚地努力实践着的。最后，持有这些理想，总比持有持有致君尧舜、封妻荫子，以及“福禄寿”稍高些吧！　　倒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就完全一片漆黑，而是说这两个世界确实太不同了。如今唯一能做的，首先是努力去了解这不同；并且，我相信，这了解包括进一步的理解，如要深入下去，是不能期望于西人的，只能期望于我们自己。因为语言、文化、制度，以及深处潜在的心理景观，都是那么地差别巨大，有些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相比于理性文化为主调的西方，我们有太多的模糊地带，涉及这一领域，外人很难洞悉。比如今天大家都在说的“潜规则”，还有比如“阳谋”，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传统，并非始自今日。　　在这理解的方向上，我再一次发现了鲁迅的深刻之处。只可惜他深于知己方之人心奥秘，却疏于知彼方之人心所系（宗教信仰），尤其陋于知彼方制度之严密美备（政治法律）。　　读过莫理循，我更迫切地希望能系统地读一读这几年购买的、颇成规模的近代来华外国人的各种回忆录，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他们中有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冒险家、教师、商人，等等。比如：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两大册）何兆武 柳卸林 主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六大册）[法]杜赫德 编　　《中国人的特征》[美]明恩溥　　《真正的中国佬》[美]何天爵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英]约·罗伯茨　　《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罗生　　《中国的乡村生活》[美] 明恩溥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　　《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英]雷蒙·道森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美]M·G·马森　　《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A·罗斯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英]阿绮波德·立德　　《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俄]D·马克戈万　　《孩提时代---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美]泰德·何德兰 [英]坎贝尔·布朗士　　《花甲忆记》[美]丁韪良（已阅）　　《畏三卫生平及书信》[美]卫理婓　　《马礼逊回忆录》[英]马礼逊　　《北京的莫理循》[澳]西里尔·珀尔　　《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　　《亚洲腹地旅行记》[瑞典]斯文赫定　　《斯泰因：考古与探险》[英]珍妮特·米斯基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美]周锡瑞　　好多哦！阅读这些书，是觉得旁观者清，这些旁观者代表着一种绝然不同于我们的文明。经过多年摸索，我自己似乎更为认同这一文明的精神成果。我们确实有丰富的遗产，但我们有进入这遗产的能力吗？或者说，我们做好了进入这遗产的准备吗？读他们，其实是借他们的眼光走捷径，通过他们，也许能更好地了解自己---过去以及现在---的质地和分量，然后再下判断、定取舍，寻找新的生长点，以求转化和更新，所谓凤凰涅槃。 

 

 

 

 

 

 

 

 

 

 

 

 

 

 

哈密的维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