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苓子:红太阳CCTV

                红太阳CCTV

唱红了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一下子被央视选进了春晚，这可不得了，名气不但大了，而且是太大了。估计春晚以前万把块的出场费，因为央视升到十几万了。以前的路边小摊进了大雅之堂，没想到一首《春天里》引来了麻烦。收到了汪峰的通知：今后不许唱《春天里》，尽管旭日阳刚名气响了，出场费高了。其实，旭日阳刚可以有一万首歌可选，为什么一定要唱《春天里》，这就是央视的功劳了。央视的主要功劳是什么呢……？

春晚第二天，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便公布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近94%的家庭收看，近82%的受访者认为办得好。央视拿自己的右手数着自已的左手指，岂能算数；央视刚说兔年春晚拒绝植入广告，有眼尖的网友就列出了8项“软广告”；这边有人赞央视让草根“旭日阳刚”登上舞台，那边就有人质疑，这不过是被刻意拉近宫廷的“灰姑娘”…… 。

1983年，在导演黄一鹤手中，央视开春晚直播的先河。晚会抛弃报幕制，首设主持人，邀请马季担纲。晚会播出了仍在接受批判中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也播出了王景愚的哑剧《吃鸡》。接着，第二年马季的《宇宙牌香烟》等节目又大获成功。直到1985年，这时期是春晚获得全国性影响力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以娱乐为主，节目较少受到多级审查，往往导演就能确定。歌曲、相声等也没有什么主题的限制，就是以“有意思”、“联欢”为主。当时央视也没有形成独家供应的局面，北京台等一些地方台也开始尝试制作这类节目。

1986年，随着央视春晚影响力的扩大，一纸禁令彻底改变了春晚市场的生态。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发文，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夜制播同类晚会。这一纸禁令，使得同时段的央视没有其它竞争对手，除夕夜，打开电视机，看到的只有央视一台春晚。中国人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坐一起看春晚的习惯，也恰是此期逐年养成的。看春晚成了中国人春节民俗中的一种“准图腾”仪式，这是央视春晚霸主地位的形成阶段。

1993年后央视春晚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广电总局越来越深地介入进来，春晚也在当年实行了导演招标制。春晚总导演除由央视的21位编委投票表决外，还需广电总局批准。晚会的“联欢”色彩淡化，变成了“盛典”，增强了“团圆、团聚和团结”的宣教功能。央视春晚彻底转向，变成了新时期的“寓教于乐”，变成了一个除夕夜的党国仪式展示。

2000年后，央视春晚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以行政禁令解除，一些省级电视台纷纷抢滩春晚市场为标志。但面对央视霸主地位，挑战者明显力量小，信心不足，不敢直接掰手腕，多选择在小年夜或初一播出。同时央视为应对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及与更偏娱乐的对手竞争，也开始调整。比如2005年提出“开门办春晚”，尝试接纳南方或西部四川等地的相声小品；例如在兔年春晚上使用大量网络语言，试图与民众贴得更近一些，与“性”有关的语汇也逐步放开。

如此主动或被动的调整真能挽救央视春晚的颓势？抑或是这颓势已无可避免，等待的只是个时间而已？答案显然是后者。

首先，这颓势源自所有娱乐媒体的一个内在困境。欢笑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共鸣。而情感本就相当个性化，在某一时空下，各人喜怒哀乐的相异部分远大于相同部分。而媒体又是一种共享方式，同样一个节目让不同个体同时接收。所以，所有娱乐媒体本身面临一个困境，媒体的共享性与娱乐的个性化相冲突，现象就是众口难调。毫无疑问，除夕夜，一家人团圆饭后需要娱乐。但现在仅靠一个国家电视台办的晚会，想满足中国当下不同阶层，全部家庭，甚至一个家庭的三代、四代人的娱乐偏好，绝无可能。除非没有别的替代品可选择(但不满者仍有一种选择，就是关掉电视)，或央视仍旧维持行政性垄断地位，独家供应。央视春晚恰恰没弄明白这种娱乐媒体的困境，存在一种妄念，方方面面都想涉及，想去迎合各个不同的个体，也想做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结果最后是谁都不喜欢。年纪大的可能觉得花里胡哨，新一代的年轻人则可能觉得土里俗气。

其次，这颓势也源于央视春晚内容供应上的悖论：是否真能寓“教”于“乐”。前面已经分析，娱乐是相当个性化的感情体验，而宣教却是一种不分对象的说教，与个性无关，更让人厌恶的是，说教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由于魔术、杂技、舞蹈等很难适合所谓的“寓教于乐”，这责任势必落到歌唱、相声、小品头上。通俗歌曲不适合，那就选民歌来讴歌现状抒情怀展未来。但真正的重担落在语言类节目头上。

对语言类节目那几个常年上春晚的喜剧演员，有网友尖锐地总结说，赵本山代表了央视“对新农村、新农民的捏造式想象”，随手能捐出两万元；黄宏、冯巩代表了都市下层民众，“靠装修工人的急中生智和的哥的自我解嘲，来纾解现实里的身份痛楚”。的确，从近年来看，小品的开始无论如何冲突，中间几经波折，但结局总是相互理解，和谐万岁。紧跟当下政治需要，要求老百姓：克已复礼！

纯娱乐性质的小品，具有讽刺性的相声，如《吃面》《开会迷》《吃鸡》《宇宙牌香烟》《电梯奇遇》等等，再见了。

从一连串媒体披露的细节看，能上春晚的相声小品，往往要满足7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梁子”，是故事片段，有点冲突，最好还有几个反复，像情景喜剧一样；二是“开口响”，“一开口没有包袱，几秒钟甩不出包袱，在春节晚会上就待不下去”；三是故事立意积极、健康、亮色、时代感强，不能丑化农民、不能给社会错误导向；四是“翻上去”，让人在笑了之后还能感觉到有深度；五是形体包袱和语言包袱明显；六是反映当年主题，主题不能雷同，“你是家庭和谐，我就是社区和谐”；七是不能长，10分钟左右。为了将故事“翻上去”，央视甚至指定人专职负责。冯巩的小品《跟着媳妇当保姆》，原来的冯巩演的是个猥琐的农民，朱军演的则是一个趾高气昂的城里人，最后被“翻成”，双方往中间靠，变成了农民和城里人互相理解的主题。

如此的标准，再加上各级领导的层次把关，六次审阅，再好的剧本也被磨得棱角全无，变得中规中矩。相声小品，真正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往往是针砭时弊的主题。这类主题的“被和谐”，等于掏空了相声小品的五脏六腑，形成了一道没有味道的烂菜。

春晚，弄一些教条主义的形式，洗脑的主题，缺乏个性的作品，只会招来更多的指责和批评。越来越多人，会选择在除夕晚关上电视，不看春晚。而形成春晚最大的娱乐功能，是在晚会播出之后。

显然，央视春晚其内在的困境和悖论难以克服，“开门办”救不了央视春晚，“旭日阳刚”也救不了央视春晚。这与中国国企改革的道理是同样的。央视春晚在一片质疑声中的颓败过程，恰恰是中国这个时代要取得伟大进步的注脚。

这一占据除夕夜，绝大部分中国人年夜饭之黄金时段的晚会，经逐年演化，无论是内容、架构还是表现形式，操作程序，已基本固定。每年春晚大概是十一国庆晚会后启动，到元宵节评选完“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止，历时四五个月，其间要经6次审阅，多次彩排。审阅的层级共四级，包括央视文艺中心、央视、广电总局和中宣部。

知道了春晚的原来初衷和如今的目的，我释然了。

汪峰没有错，当旭日阳刚流浪街头时，汪峰送去了《春天里》。如今这对农民工成了大款，将来可要在北京买房子、买车。汪峰还有必要无私的奉献吗？汪峰错就错在，他得罪了农民工，他的脑子进水了，央视都不敢得罪的农民工，他敢得罪，不骂他骂谁……？

旭日阳刚也没有错，这么大的老板找上小小老百姓，还不激动的发疯？东家叫唱什么岂能不听，况且需要和谐，有什么事大老板一发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要向本山学，不学郭德刚。还好，旭日阳刚不是刘邦，不是朱元璋，也不是xxx。还没到那个份上。旭日阳刚还想在那个圈子里混，想买房买车。所以：旭日阳刚上了微博，写了如下的博文──

“今天出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心里到现在都很乱。网上一篇“旭日阳刚不能唱《春天里》”的报道估计大家都看了。因为种种原因，这篇报道给汪峰老师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对汪峰老师不公平，我和王旭大哥从开始在通道唱歌到后来上节目一直唱汪峰老师的歌，确实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汪峰老师也一直在帮助我们，从上海演唱会到后来的央视春晚，这些都是需要很大的心胸才能做得到的，任何人指责汪老师都是不应该的。

　　我文化程度不高，我和王旭大哥也都是很简单的人。除了唱歌，这个圈子里的许多东西我们真的了解的太少。现在出了这件事情，我只能对汪老师再次说感谢的同时，真心说一声对不起，也希望一部分歌迷或者网友，停止对汪峰老师的攻击。饱汉一斗，饿汉一口，那时候我们是饿汉，可汪峰老师当时给我们是一斗，他始终是有恩于我们的。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