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妻红杏出墙日本电影:刘小枫：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2)

刘小枫：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2)

　　美国后来还有更为精彩的杰作：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苏取得对德国的共管分制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四警察”机构共管分制日本，而是凭靠绝灭性武器独霸日本。邹谠在书中说，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这个宣言让“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页54）———邹谠教授的修辞即便在今天读来也值得玩味：美国国务院迄今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这个“庄严的保证”仍然是一个庄严的讽刺。毕竟，中国人八年抗战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苏联、英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的总和，如邹谠所说，“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所经历的苦难，只有犹太受难者在纳粹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可以比拟，如果不是更为惨烈的话”（《再阐释》，页119）。如今，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供了“国际警察”，美国的武装力量仍时不时在这个“大国”家门口炫耀航母，派军机大摇大摆从琉球飞到海南搞侦察……谁能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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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抱以期待。令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而驰。邹谠教授列举了如下事实：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少得可怜”，甚至出现“蓝衣社”这样的仿纳粹组织。人们可以为蒋介石找到这样的辩护理由：当时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纳粹德国的崛起，让蒋介石深感佩服，以为仿效纳粹党式的统治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邹谠作出的反驳是：“蒋介石从未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页44）。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至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政府的弱点做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道，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却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仍在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保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坚持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汪精卫在演讲中宣称：日本军到中国来是帮助咱们实现统一的，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不会再有连连不断的内战。汉奸文人胡兰成甚至在战后还写到：日本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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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质———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