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圃基地规划:太平天国败亡140年祭

方之光、袁蓉：太平天国败亡140年祭

　　太平军胜利攻占金陵，创建人间天国，这是喜剧。天京陷落，人间天国之梦在烟焰烈火中化为灰烬，“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是悲剧。

　　360年前的甲申年，公历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这支农民起义军转战15年，执政仅42天，于4月29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失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后209年，即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攻占清王朝江南重镇--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首都，建立与北方清王朝对立的农民政权，到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坚持斗争到1868年。太平军前后坚持战斗18年，转战18省，执政12年。李汝昭在《镜山野史》中说：“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0-11页）。太平军经验教训当然比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更丰富。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于1944年11月21日，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２４１页）。由于种种原因，郭老没有完成任务。今年岁逢甲申，是太平军失败140年，也是毛泽东要郭老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文章之事六十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重新对太平天国失败进行历史反思，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过去我们总结太平军历史经验教训，大多停留在肯定和否定褒贬层次上，也就是历史事实是什么和如何评价上，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为什么要以太平军形式出现及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它为什么不能跳出“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周期率，则鲜有涉及。现在略述我们的浅见，敬请史学界专家学者指正。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如中外联军干涉，内因如战略错误，泯灭文化，排斥知识等等，不一而足。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说：“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坏，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溃灭”（《中国近代史》，第138页）。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现就其内因补充如下：

　　一、“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正如毛泽东指出：“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首要原因。

　　1851年初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规定严格的五条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天国》第一册，第63页），起义军内部实行“人无私财”、“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首义诸王与广大将士过着大体平等的艰苦生活，诸王“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上下团结，“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72页），取得了围桂林、攻长沙，破武昌、克南京、转战六省的重大胜利。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领导人重犯“小胜即骄傲”的错误。攻占南京不久，和春的江南大营、琦善的江北大营即从南北两面围困天京，离推翻清王朝还远得很。洪秀全等人就认为已经到“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7页）。还说什么“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9页）。昏昏然、纷纷然，封王晋爵，营造宫殿，过着奢侈的小天堂生活，背离了起义之初与将士共患难的诺言。“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72页）。

　　1856年太平军取得一破江南、江北大营胜利后，进入全盛时期，“大胜更骄傲”。权力倾轧，勾心斗角。东王杨秀清更为胜利冲昏头脑，不满足九千岁地位，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导致了“天京王杀王”的大悲剧。韦昌辉借清君侧杀了杨秀清及其部属老兄弟2万余人。洪秀全反过来杀了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带领精锐数万人出走。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当时著名文人汪士铎说，这是太平军“自坏长城”。那时有一首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二、首义诸王迅速腐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首义诸王到天京后加速腐败。

　　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说：“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将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行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分配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义军纯洁性起了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是在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节节胜利的。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象360年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样，在犯骄傲错误的同时，也迅速腐败了。他们抛弃了与广大将士共艰苦的好传统，大搞封建等级制，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享乐腐化，追求奢侈的生活，认为天下是我打出来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情同骨肉”的兄弟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进南京后，洪、杨等诸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造天王府、东王府。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宏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影响下，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太平天国始终。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说：“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诸王则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洪秀全有88个后妃，比历代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多。

　　与诸王的豪华天堂生活相反，广大士兵则过着家庭离散，不许夫妻团聚，吃不饱，穿不暖的贫穷生活，仍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连东王也不否认，说太平军士兵认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1861年曾经访问过天京的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等城，财产多而富美色，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东渐记》，第98、99页）。

　　“历览前贤国与家，盛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到自己搞腐败而灭亡，这是太平天国留给我们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三、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

　　天京内讧后，洪秀全更迷于自己建立的上帝教，并用它来治理太平天国，任人惟亲，朝纲混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思想，往往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从陈胜、吴广篝火狐鸣起；经汉末张角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北宋王则利用弥勒教起义、方腊利用明教起义；南宋钟相利用巫教起义；元末红巾军、明代唐赛儿利用白莲教起义，直到太平天国同时期天地会利用宗教发动“反清复明”起义等。所有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中国流传的多神论宗教，洪秀全则是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惟上帝，来发动起义，以达到“奉上帝之命以打倒偶像及清朝”的目的。由此可见，上帝教是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以中为主的新宗教。

　　上帝教在起义初期，如洪仁玕所说，确实起了“蓄万心为一心”的统一思想的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一种非科学的思想。天京内讧中，上帝教已成了诸王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完全消极的思想，造成信仰危机和“人心冷淡”的恶果。洪秀全不仅没抛弃这种迷信的错误思想，反而更迷信上帝教，“一味靠天”，变成了一个宗教迷信狂，并用它治理军国大事，以致朝政混乱。李秀成批评他“信天不信人”，“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6页），是完全正确的。1864年6月3日，洪秀全临死前，还要上天请上帝派兵来保卫天京。这是痴人说梦话，可见上帝教成了束缚他至死的绳索。历史证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正如已故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教授指出：上帝教从“发动革命的工具，却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太平天国史稿》，第65页）。上帝教是不能挽救太平天国失败的悲剧的。

　　四、无视广大军民的温饱问题

　　天国领导人在起义和建设过程中，一味从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不注意发展生产，没有解决军民吃饭问题，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这对保障义军的纯洁和供给曾起过积极作用，“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0页）。进军长江流域时，又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资贼者，沿江皆是”（《吴煦档案》第一辑，第129页）。

　　占领南京后，天国领导人企图把这种人无私财的均产制度推广到全社会，显然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待百姓条例》载：“百姓之田皆天王（父）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父）之货”。“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故“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75页）。可见，太平天国要建立人间天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民仍处于被压迫剥削的最底层。《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一个二母猪五母鸡的社会，就是明证。

　　天国领导人不是从发展生产着眼，而是一味在分配领域搞“劫富济贫”。正如太平军战士所说：“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即“不贾而封殖，不耕而得饱食”（《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9页），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曾国藩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后期太平军如“行无民之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页）。天京被湘军围困二年后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国领导人没有解决军民粮食问题的结果，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经济原因。

　　综上所述，太平军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一坏于骄傲，二坏于领导者腐败，三坏于迷信，四坏于没有发展生产，以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

　　五、太平天国为什么跳不出历史上的周期率

　　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发展高峰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仍然跳不出“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呢，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太平天国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代表落后的小农的生产力，是一个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具有双重性的阶级。他们要建立的人间平等天国，仍然是以巩固小生产自然经济为总目标的旧的农业社会。个体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农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经济根源。

　　洪秀全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一样，他们开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无例外的。然而对于李岩的诛戳却未免太早了”（《甲申三百年祭》）。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说，洪秀全对杨秀清等的诛戮也未免太早了。这就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阶级根源。

　　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的政治原因，则是洪秀全搞家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历代都行秦政制”，从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中央集权统治起，封建专制统治源远流长，连绵不断，根深蒂固。这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归根到底“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不改变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然是高高在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

　　梁启超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思想原因时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中国三百年学术史》，第122页）。这就是曾国藩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思想原因，也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怪圈的思想原因。

　　最后，让我们引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彻夜长谈中的一番对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后欣慰地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转引钟沛漳著《？窑洞对？追思》）。

　　由此可见，要跳出历史上的周期率，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能跳出周期率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又逢甲申，正值太平天国失败140周年，遂撰此文以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