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英文介绍:专制文化下，中国老百姓对腐败又恨又爱po

近年来，中国在职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中腐败高发、形势严峻，不仅引起民众不满，也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即日起执行《刑法修正桉（七）》确定的反腐新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反腐新罪名首次将受贿主体扩大到在职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乃至二奶、情人等关系人。此前，在9月19日，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外界期待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似乎呼之欲出。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还将“网络反腐”词条收入，标志着网络反腐已得到执政者的认可。

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工作最重要的工具，是反腐败的治本性措施。近几年，国内各界呼吁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遏制腐败高发的呼声高涨。网络反腐也被中国近两年的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全民反腐手段：江苏江宁区“天价烟房产局长”周久耕、江苏徐州“一夫两妻区委书记”董锋、浙江鹿城区“滞留外国区委书记”杨湘洪、深圳海事局“酒后涉嫌猥亵幼女局长”林嘉祥等一大批官员都倒在了网络反腐的利剑之下。中国现有3.5亿网民，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网。

而刑法新增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惩处腐败司法利器，反映了当局因应社会的呼声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让各界再次对中国的反腐工作充满了期待。

但是，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变，恐怕再多的反腐败措施，都是不治本的游戏。在中国，一边是高调反腐败，一边却是越来越腐败；而腐败，成为一块湖南特产的小吃臭豆腐，名声似乎很臭，但吃起来很香。老百姓虽然痛恨腐败，却形不成坚实的反腐败国民基础；往往反腐败的同时，潜意识里是自己没有腐败的权力和机会，假若有权力，可能大都选择腐败。

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体制，迫使老百姓成为了腐败现象的跟随者。不由民选的官员与不受民主监督的权力，让老百姓认定官员腐败是理所当然的假象；专制文化的麻痹作用，使老百姓认为官员腐败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数千年的封建遗传，使老百姓更认为将自己排斥在权力授与、监督、罢免的门外，是应该的，合理的，正确的，天经地义的。

如今这种现象没有根本变化。老百姓在对自己所应具有的权力的认识，处于经常性的无知状态，在改变自己的处境，获取自己的权力的意识方面，处于经常性的麻木状态。如今，中国老百姓依然将政治希望、生活希望全都寄托在“明君、贤相、清官”身上，并具有了对“明君”、“清官”的超常的等待能力；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具有超常的承受能力、忍耐能力。而极少数勇敢者的反贪行为（如，越级告状，聚众抗议，痛殴贪官，杀戮贪官等）的失败或者罹祸甚至杀身的“教训”，强化“提高”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忍耐能力，当然也增强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怨恨。在怨恨的同时，却不无羡慕，想跻身统治阶层行列。

笔者最近的一批博文，叙说民权、民主的内容比较多，有个别读者反复、变换口气地留言，居然声称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希望专制；虽然很多读者留言称其为“奴才”，但笔者以为，除了其实实在在的奴性外，却说出了国民的一种劣根性，即对掌权者与生俱来的下跪的习惯，表现出对皇权、官权的天然崇拜。

这，是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所遗传下来的软骨病。

美国多维网文评述著名学者罗深的《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一书，对作用于历史和现实的专制文化进行深层次思考：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专制社会为什么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多年？现代中国为什么又始终跳不出专制藩篱？是什么纽带使专制如此久盛不衰？其中，民众对官员腐败的无限容忍，是中国腐败盛行的重要原因。

因做官能使发财的意愿得以轻松、快捷地实现，在社会上就产生了一种榜样性的昭示作用；使得一些老百姓有了对自己或自己的子、孙，也有“当官发财”的追求和实现追求而加倍用功的动力，有了能从官吏所捞到的油水中分得一杯羹的追求及为实现追求而甘愿认贪官污吏“为娘”的种种下作行为。对于那些在尚未实现做官的梦想时就怀有“做官发财”企盼的人来说，在他们实现了梦想之日，必然也就成了他们通过弄权而弄钱的开始之时。

在对贪官污吏的忍受和无奈中，老百姓企盼着“明君”、“清官”的到来。然而，老百姓对“明君”的企盼不仅常常是历经数代人而以落空告终；对“明君”、“清官”的企盼换来的常常是，新君更比老君昏，后继之官更比前官贪。在“明君”、“清官”老不现身或偶尔现身的情况下，老百姓只有、只能用话语来发泄对贪官的不满、怨恨；这是在和平条件下老百姓所能拥有的最大反贪武器，即所谓“嘴巴反贪”或“语言反贪”；如今流行的是“网络反腐”。对于老百姓的“嘴巴反贪”，有的皇帝和官吏使用的办法是“防民之口”即“封杀”；而有的皇帝和官吏采取的办法是，你说你的，我贪我的，让老百姓在反复叙说的繁累中，消弭反贪腐的斗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常常呼之欲出却总是不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专制制度这么根深蒂固、中国人乐于接受专制统治？其实，每个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专制思想，这种传统深入人心，从而酝酿和容忍了专制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专制思想的教育，中国人对此习惯且引为自豪。对皇帝、领袖、政府来说，当然要专制，对于老百姓来说，专制思想也满足了老百姓的虚荣心：中国的专制思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得老百姓在爱国时常常显示出民众专制情绪；如当中国周边小国臣服于中国皇帝，年年进贡，山呼万岁递交效忠国书时，中国百姓心里也乐滋滋的，以为做奴才的也无上荣耀；也会夸夸其谈自己国家如何伟大，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感到自豪，自愿沉溺于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和一个有雄才伟略的独裁领袖的得意之中。

所以，当今的专制，也是目前百姓众望所归的；如果不专制，老百姓也就没有了专制的荣耀。中国老百姓只反贪污、反贪官，心里想念的是包公，想念的是明君，渴望的是一个专制的有序的廉正的政府。

中国百姓是对官、对上有奴性，但对下又有专制性；哪怕不是官，在家里对妻子、儿女、小辈等实行专制统治；家长对子女完全当成一种私有财产看待，子女的行为严格受到父母的直接约束。官场就更盛，如一个局，局长对上是奴才，他的升迁完全是他的上司一手决定，为了升官或保住官衔就要对上阿谀奉承投上司之所好，甚至不惜用金钱美女贿赂；同时，局长对其下属处长、科长和普通职员掌握着生杀大权，经常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架势，实施独裁专制领导，习惯于下属拍马屁、接受下属贿赂。

经过几千年文化专制的独裁，中国人已经在骨子里流动着专制的血液。在专制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每个中国人专制的对象不同罢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忠孝节义”被视为一种美德，是每一个人人格的标准，实际上这里每一个字都蕴涵着“专制”的意义。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不讲道理的，就象法律那样不讲人情，是一个僵硬的衡量标准，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也。特别是忠臣的概念，就是俯首听命皇帝的旨意，旨意是否正确并不主要；有的忠臣以命上谏，中国人虽然歌颂他，但从来不会认为这是专制的错误，而习惯把一切错误归咎于奸臣。中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将关公奉为神明，关公之所以在中国老百姓中有那么大威望，因为关公是中国人忠孝节义的典范。关公在曹操金钱美女的诱惑下，毫不动摇对结义兄长和主子刘备的忠诚，至于关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坚持真理，是否顺应历史潮流，那不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关公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行经，老百姓可能认为那是一种英雄气概。张飞也被老百姓奉为神明，虽然没有关公那么名气，但他们两个人都一方面对刘备是奴才，另一方面对下属却十分专制。张飞就是被不堪忍受的下属刺死的。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御用文人，是中国的文化专制思想所造就；他们骨子里的文化专制思想也经常暴露无疑，对上阿谀奉承、沽名钓誉，竭尽文人吹捧之能；对下，对他人，对不同观点，利用或借用权力竭尽打压封杀之能。

中国的专制是历史的全民的，但专制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人类的发展一定要走向社会的民主，世界上独裁专制政府越来越少就是一个明证。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专制政权也一定会消亡。中国由于有着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但已经在民主进程中转化。中国人民群众也正在同传统的专制观念彻底决裂，也只有全民的民主思想，才会使中国步入民主社会。

回到反腐败的话题。学者罗深的《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一书说，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并吞六国，建立专制大一统的秦王朝以来，中国的官场便成了贪污的道场，中国的官吏史，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官吏贪污史。

之所以说自秦王朝建立以降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官场就是贪污的道场，中国的官吏史，就是一部官吏的贪污史，是基于以下五点：1，持续的时间长。江山代有贪官出，真可谓山河可变，官吏贪污不变；朝代可变，官吏贪污不变；具体的为官者可变，成为官吏者奉行贪污之道不变。官吏的贪污浩浩荡荡，延绵二千余年从未中断，从未止歇。2，贪官污吏遍天下。从以宰辅为首的京官，到封疆大吏，州、县官员以及各色、各等吏员，无论是文职还是武职，无论是行政官、监察官还是宦官，只要是官场中人都有不少勇于贪污，善于贪污之辈。3，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小官员相互勾结，结成盘根错节的网路，上下其手共同贪污。贪污遍于官场的各个层面各个部位，遍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贪官污吏的队伍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壮大”；北宋已是官吏之中“黩货暴敛，十有六七”，到了元代，官吏中“贪污害民者”的比率又上升到了“十之八九”，到了明、清两代，则几乎达到“无官不贪”。4，贪污的范围非常广。税款、军费、军饷、赈灾款、工程款、治水费、百姓的私产等等，只要是银子，包括可变钱之物，都敢伸手都敢贪，纵然有刀斧加身之危也绝不皱眉，绝不后退。5，贪官污吏一个更比一个狠。大官更比小官贪，后官更比前官贪，终于“创造”出了单人贪污数额的世界之最，和砷贪污数额竟然相当于清政府10年以上的财政收入。

人们可以将上述5点，与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现状做一个对比。

总之，贪污对社会造成具有灾难性、毁灭性的后果：阻碍社会发展；消蚀社会财富；败坏社会道德；引发社会动荡；导致王朝周期性覆灭。并成为中国社会堕入腐朽、落后的一个巨大推动力量。将这五点归纳起来，用今天的“说明腐败势态的学术概念”述之就是：在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官吏的贪污均处于频率高，规模、幅度大，高强度，高烈度的高频度状态。这绝对是一部可以让世界各国的贪官污吏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盖世无双贪污史。而造就这样一部贪污史的，就是专制──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专制制度建立之后，当官，就意味着踏上了快捷、轻便的发财途径；当然不是靠俸禄，因为靠俸禄是发不了财的，而是靠权柄为贪污受贿，巧取豪夺。面对这样的实际，做官和发财不仅很自然地被人们连为了一个放之于数千年而不可变，不可分割的整体：“做官发财”。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曾这样深刻地揭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检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

当“做官发财”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成为官吏们的价值观时，就有了官吏普遍贪污的可能性。而由人成为人的附属品，人格被阉割所引发的为了利益“抹尽良心横着胆”的“基因”的作用，又使官吏的贪污有了急速而高频度爆发的可能性。当然存在可能性并非就一定成真，还得看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优良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可以对这种可能性加以有力限制，使其只能间发之于一隅，间发之于一时，使其发生处于低频度状态，不至于泛滥成灾。遗憾而痛心的是，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因此，要有效反对、抑制、清除腐败，唯一靠的是民主政治体制，而不是其他换汤换药的种种举措；老百姓“网络反腐”，虽有积极意义，但也无济于事。要知道，在专制文化下，中国老百姓对腐败，是又恨又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