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运莹的微博:时下中国，呼唤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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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呼唤真的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张梦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1月31日 02 版）■“知识探求”和“公共关怀”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性要素。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他既要埋首书斋进行他的知识探求，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履行他的公共关怀，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前者，那是学者；如果只顾后者，那是社会活动家。
时下中国“知识分子”多矣！自摘掉“臭老九”的帽子之后，人人都想得到这个“香饽饽”了。今天，可谓是教授满街走，博士处处有。有的人即使做了高官，也想来个博士头衔镀镀金，要顶博导的桂冠扬扬威。似乎这样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了。
而正是在这“知识分子”满天飞的时候，我们倒真需要认真辨析一下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了。
陈占彪的新著《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谓应时而发，启发我们回答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问题。
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占彪博士把中西方理论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进行了细密搜罗和认真研读，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概括和辨析，得出“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判断。在他看来：“知识探求”和“公共关怀”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性要素。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他既要埋首书斋进行他的知识探求，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履行他的公共关怀，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前者，那是学者；如果只顾后者，那是社会活动家。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以知识探求为由而放弃他的公共关怀；同样，一个知识分子也不能因公共关怀而妨碍他的知识探求。
在回答了“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后，占彪博士将他的笔触深入到“五四”这一辉煌的历史语境中去，着重探求了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个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代表的“知识分子观”。
我们知道，研究鲁迅、胡适、郭沫若的专家学者、著作论文可谓多矣，要推陈出新谈何容易。然而，从“知识分子观”的角度来将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典型进行综合和对比研究，就会让人耳目一新。于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在这本厚重的著作中得以“出土”，这也为知识分子理论建设新添了一种资源。
占彪博士从“出与入”——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的徘徊和选择、“人与政”——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对待政治的态度、“学与政”——学术研究与介入社会的关系、“文与政”——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的关系四个层面多角度展开立体论述。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化巨人的知识分子观和他们各自的特征，在占彪博士条分缕析、追根溯源、反复推敲、仔细估衡的理论剖析中，就富有层次感地凸显出来了。
举两个例子，比如，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层面看，占彪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永远是对立的和疏离的、否定的和拒绝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胡适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要设身处地地为政治出谋划策，并履行知识分子的批评使命，只不过其批评的性质是建设的，非破坏的，批评的目的是补偏救弊的，非剑拔弩张的，批评的态度是委婉的，而非鲁直的，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哀矜敬慎”的“诤士”。郭沫若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投入政治的怀抱，为政治奔走，为政治效力，所以，知识分子当是一个“衔命持笔”的“战士”。
又如，我们注意到，这三个知识分子典型同时又是学术大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与政）成为又一个重要层次，从这层关系来考察，占彪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革命第一，学术第二”的“心系革命的学问家”，胡适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学术第一，革命第二”的“疏离革命的学问家”，而郭沫若与他们不同，他主张知识分子做一种“服从革命的学问家”，那就是将学术与革命合为一体，并将学术改造成革命的利器，直接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
类似这样的结论，让人耳目一新。
值得强调的是，从全书行文可以看出，占彪博士对知识分子这样的话题保持相当的热情和激情，对那些不同于经院知识分子的，“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的真的知识分子寄予了真正的尊重和热烈的向往，但他在学术论述中并没有过多的主观论断，更多的只是客观的展示与理论的梳理。
随着学院化生存对知识分子的吸引越来越大，在“知识分子”日益增多的时下中国，真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稀少了。如殷海光所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鲁迅在20世纪初叶呼唤“精神界战士”，在“五四”前夜又大呼“真的人”，我们今天还能找得到几个呢？
时下中国，呼唤真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