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日6266:郑有国:“等级”----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恶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6:38:25


  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道德的整体沦落,人们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声讨。有的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经济基础,有的说缺乏脊梁被统治者打断了。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最缺乏就是:平等与人权。“等级”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恶魔。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中,人是有等级的,人中最贵者是皇帝,皇帝是人臣之主。然后是士、农、工、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群体划分又有不同的内涵,构成不同的等级。在古代可以分为有爵与无爵,大夫与庶民,现在有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一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与贡献。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中,根本就没有平等一说。这是其一。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自己和农、工、商一样,要用知识服务于社会。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反而认为自己是服务于皇帝的,耻于与这些人为伍。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他们的信条。

  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萨义德说过“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等级本身就束缚了知识分子的行动,中国知识分子以等级思想来影响社会,社会焉能平等、进步? 二,

  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与知识,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缺乏平等意识,又愿意依附政治,委身于权贵,这是其二,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

  知识分子在委身权贵的同时,努力为权贵营造一种等级差异,制造和谐。

  孔子是第一个这样的人,孔子一生不不遗余力地为周天子营造“礼”和“等级的天下”。并希望以此努力为自己谋得一个官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奴性的本质,为权贵所赏识,后代权贵才愿意奉其为至上先师。树立一个榜样,作为天下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一点,不可谓中国权贵没有远见。

  知识分子本来是掌握知识的,他们要以超前的思想,努力影响社会进步与变革,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更愿意服务权贵利益,把掌握的文化与知识只是作为服务权贵的交易筹码。

  汉代的儒生---叔孙通,给天下初定的流氓天子刘邦,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参加天子朝贺的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仪式完毕后,刘邦深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专制帝国之下儒生的作为,党国时期,同样有这样的儒生,宣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蒋介石同样有“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感叹。文革中的“梁效”、“石一戈”无耻文人的表演也并不逊色。颇有才华的反革命分子陈伯达,那文章确实也惊世骇俗。

  三,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把主子送上极权的帝位,立即俯身跪下,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奴仆。一旦为权贵所赏识,立即转身成为权贵的奴仆。丧失自己的人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无耻的嘴脸。这是其三。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德行”,历代权贵,也不屑于尊重为他们服务的这些读书人。

  流氓天子刘邦就曾经把汉代儒生的冠帽当作小便器来用。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也属于被整顿的对象,只排名老九,并且多次把知识分子玩的面目全非。多次的检举揭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就象被人在屁股上涂了辣椒的猫一样,不断自己在舔自己的屁股。

  不但丧失人格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互检举揭发,而且,至今对于“党锢”、“反右”、“文革”并没有进行整体的反省。文革前周杨一伙依附权势,拿着大棒痛击胡风之流,转眼文革来了,也被人棒打出局了。后来一旦又被新主子用上了,不但不进行自身反思,忏悔,反而在那里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细细抖落自己的不幸。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耻和可悲,着实难以让人同情。

  反而与时俱进,继续委身新的权贵,为经济利益集团张目。

  中国肮脏的历史,哪一页不是这些读书人帮助篡改写就的?

  从人格到思想,都已经丧失。这样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尊严,还如何引领社会进步?

  在这样的一堆文化人之中,怎么可能形成一个可以影响政治或者社会思想的群体。怎么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者阶层?“文人相轻”,轻什么?当然比拼的不是知识的多少与思想的高度,而是比拼彼此委身权贵的本领高下而已。本身就没共同的思想,每天都在不断分化着成为不同权贵的服务的人,怎么可能会形成稳定的社会阶层呢?

  所以中国并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四,

  中国历史上的平等思想,没有产生于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由贫困的一无所有的揭竿而起的穷人发起的。这简直就是历史的笑话。为生活上的物质匮乏的农民,均贫富只能要的是财富的均平,而不会有思想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在缺乏思想与人格平等的社会,财富如何平等呢?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出现过平等的愿望。一次是在周天子的周朝“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一次是在满清王朝退位的,民国初年。第一次是因为领主政治的倒台,第二次是由于专制地主政治的倒台,在权力中心丧失的社会,知识分子如丧考妣地寻求依附。形成了两次我国历史上的探寻中国政治框架的讨论。而一旦权力中心形成,不管是专制的帝国政治,还是党国政治,知识分子立马委身事事。比婊子还直接、露骨。历次的中国变动,都少不了这样的“知识精英”。

  在感叹中国现实的道德沦丧与思想退步时,知识分子首先要驱逐自己内心的等级恶魔,才能真正感知社会的不幸与关心民间的疾苦。才能积累起社会的良知。引领社会思想的进步。

  自己已经生活在社会底层,还要压迫更底层的人,在皇帝面前自认自己是奴才,在皇帝阴影下马一显示出打人的嘴脸,我们见得还少吗。近代中国学者对民族性的批判,很多是可以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的。中国之灭亡,早已经灭亡在中国文人手上,我想这不会是危言耸听。

  对中国民族性之批判,不如认真反思中国文人自身,也许是更重要的。

  再看鲁迅笔下阿Q,已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了,一旦革命成功,立即想的是如何欺负一下尼姑,沾点小便宜,这种让人“怒其不争,唉其不幸”,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吗?鲁迅的生活圈子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堆中,与其说阿Q是写乡村农民,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

  我想知识分子是进行整体反思的时候了,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良心已经坏死,如何希望有美好的社会?

  (以上是拙著《中国文化批判》一书的简写,在此先行奉送读者)